“坚决反对”与“毫不动摇地坚持”

　　

　　黎阳

　　

　　2007．10．16．

　　

　　据人民网北京10月16日快讯：今天15：00，教育部部长周济在十七大新闻中心召开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我们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

　　

　　万岁！有教育部部长大人这句话，“教育产业化”是非之争应该算有了一个明确的结论：所谓“教育产业化”的的确确是不折不扣的“麻子进门——坑人到家”。对这种缺德带冒烟的祸国殃民的“产业化”的“坚决反对”应该说是顺民心合民意的“英明决策”。

　　

　　然而这也顺便引出了几个问题：

　　

　　1．如此坑人的“教育产业化”是怎么来的？显然不是“改革开放”前的东西，而是以“改革开放”的名义提出来的。换句话说，以“改革开放”的名义冒出来的东西未必就都是好东西。否则“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岂不就成了“否定改革”、“反对改革”、对抗“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

　　

　　2．“教育产业化”是谁的主意？谁拼命鼓吹的？谁不遗余力推行的？谁从中谋取了暴利？该不该把这些人的名字全部公布于众？聪明人不是从不摔跤，而是不再同一个地方摔两跤。也就是说，摔了一跤至少得长点记性，从此躲开让人摔跤的地方。同样，吃了亏上了当，难道不该让大家都记住那些出馊主意的，从此别再听信这些人的信口开河？惹不起躲得起还不成？这种要求难道很苛刻吗？

　　

　　3．教育部部长的这番话似乎让人弄不大清楚“教育部部长”与“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关系：到底该听谁的？因为“教育产业化”是上了“中共中央、国务院文件”的。比如：1992年6月16《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第（八）条规定：“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重点是：……四、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全局性、先导性影响的基础行业，主要是交通运输业、邮电通讯业、科学研究事业、教育事业和公用事业等。”——明确把“教育事业”划入了“第三产业”。

　　

　　1999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第11条规定：“发展教育产业”——明确规定了教育属于“产业”。现在并未听说“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上述文件不算数，只见教育部部长一个记者招待会上的一句话就推翻了以前的“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文件，这让人很有些摸不着头脑：到底谁说了算？如果以前的文件今天一个部长一句话就能推翻，那今后的文件呢？

　　

　　
附文：

　　

　　哪些人哪些媒体鼓吹教育产业化

　　

　　
一、谁提出了“教育产业化”

　　

　　我们知道“教育产业化”并非国粹，而是泊来品。数十年前，美国斯坦福大学开辟了学校工业园，使教学活动、科研成果与工业园的发展双向互动，彼此推进，最终形成了世界一流的技术和知识密集型工业开发区，这就是“硅谷”。对这一成功的案例，有人提出了“教育产业化”这一概念。之后，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和英国的剑桥大学等，也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了“教育产业化”的尝试，开辟了一些既有社会效益，也有经济效益的研究项目，如新型材料的运用、制造业的技术革新、人工智能的研究和发展、生物化学的广泛应用等。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所谓的“教育产业化”是指“教学科研成果与生产相结合，从而尽快的转化成为生产力”的一种成功尝试。

　　

　　而传入我国的背景是在亚洲金融风暴之后，面对国内持续经济消费低迷、通货紧缩状况，亚洲开发银行汤敏博士在1999年2月19日的《经济消息》中提出，若3年内使我国高校的招生量增加一倍，达到年招生量200万人的水平，并一律实行全额收费，学费每年1万元，其它费用4~5千元，高校可每年多收学费200亿元，在校消费约为40亿元，再用我国的产出乘数来匡算，这240亿元可拉动1000亿元的投资与最终消费。

　　

　　以上两条信息至少说明两点，其一、国际名校在推行教育产业化的进程中，绝没有动摇学校传播知识、追求学问的神圣地位，更不是构筑其商业地位。而我们许多地方、许多学校的教育产业化似乎恰恰相反，几乎已将产业化等同于“商业化”。而教育具有的公共属性和公益性，才应当是教育的本质属性。 其二、招生扩大化并不能增长国民生产总值，它只不过是把老百姓手中的钱转移到了某些人的手里而已。汤是一个高高在上的“金领”，根本不了解我国的国情，他的主意简直就是一个“馊”主意。

　　

　　二、我国教育与各国教育消费的比较

　　

　　据资料显示：在所有发达国家中，德国对本国和外国的大学生一律免费就读。英国在1998年才开始试行收费办法，在此之前一直是免收学费；法国只收取少量的注册费；只有美国和日本实行适当收费的办法。具体费用水平是：公立大学大约每年3000美元左右，私立大学标准较高，日本约需5-6千美元，美国的私立大学每年约需2-3万美元。

　　

　　看来，我国的大学正是把眼光瞄准了美国和日本私立大学的收费标准，恨不得一步到位，向这个标准看齐。可是，他们忘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区别：美、日两国的人均GDP 是中国大陆的几十倍，而大学学费不过是其中的5%-10%，一般的家庭都可以承受。

　　

　　在发展中国家中，与中国大陆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同样是人口大国的印度，就值得我们借鉴。在最著名的尼赫鲁大学，每学期只需交108卢比学费和260卢比的住宿费（两项合计只相当于人民币70元左右）。

　　

　　再看学费与人均收入之比，更令人瞠目结舌。我国2002年城市和农村的人均收入分别为：7703元、2476元。也就是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全部只够勉强维持一个大学生一年的学费；而农村则需要3个人的纯收入才供养得起一个大学生。而且必须有一个前提：全家人一年到头不吃不喝。

　　

　　去年联合国人权调查员托马谢夫斯基对我国的教育作了近半个月的考察。她表示，中国几乎属于世界上对公共教育投入最少的国家之一。中国每年的教育投入只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二，远远低于联合国建议的百分之六的标准。她说，中国政府只承担了学校开支的53%，其余的费用则转嫁到学生头上。即使托马谢夫斯基对我国教育投入的数据偏低，（据教育部长周济讲，我国近几年里教育投入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5%，增加到3.41%，教育经费投入将占到GDP的4%。）我们也不指望靠教育产业化来拯救中国的教育。教育是什么？教育是对个人对社会都有益的一种带有公益性的事业。政府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不应该主要由市场来解决。

　　

　　三、 教育产业化就是教育民办化？民办化就是贵族化？

　　

　　傅文说“要提高中国的教育水平，就要改革中国的办学、招生、考证制度，这恰恰不能停止教育产业化的进程。相反，必须把教育的产业化进行到底：教育部门不仅要还学校自主招生、自主聘教、自主授课、自主定价的权利，更重要的是，还要解除对民间办学的诸多限制，把‘鼓励民间办学’作为教育的基本国策。” 傅文其实并不新鲜，《南方周末》（2004-01-15）载薛兆丰文就曾谈到一模一样的观点：“中国的教育问题，与其说是产业化造成的，不如说是产业化不彻底造成的。要真正地、长远地提高中国的教育水平，就必须鼓励民间办学”傅文在这里给我们开出了拯救教育的良方，那就是教育民办化，教育产业化就是教育民办化。姑且不说傅文的天真，考察一下国外发达国家美日诸国，又有那一个国家是完全民办化了的？我国解放前也是国家办学为主，教会及其他私立机构为辅。不知傅是天外来客还是什么？如此不知国情和世情还奢谈什么教育！

　　

　　教育产业化，也就是把教育当作产业来办。鼓励社会办学，这听起来似乎是不错的，至少这样能引起竞争，增加入学机会，提高教学质量，但产业化的教育成本不也都分摊到学生的身上了吗？一些私立学校越修越豪华，豪华就是身份的标志。所谓教育产业化就是教育贵族化。如果考重点中学差几分，没关系，一万元一分，几万元保证孩子入学。可是中国普通老百姓一年能收入多少？我在上文已引用有关数据，这里不再赘述。从幼儿园的赞助费开始到大学毕业，一个孩子的教育费用是否和父母收入相当？我知道很多父母为了那些林林总总的费用在孩子毕业后债还没还清，包括我在内。我就是教育产业化的受害者。我的女儿读了一所非常普通的大学的服装艺术系，每年的学杂费和其他费用就两万多。如今才读了两年多，我已负债累累。我还是所谓的中学高级教师。我不知道今后怎么办？教育在中国，越来越变成一种奢侈品。我们的“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表现在哪里？难道只让有幸出身在富裕家庭的孩子才可以享受优质教育？只是打着“受优质的教育，可以成为白领、公务员”的旗号就可以肆无忌惮的巧取豪夺百姓的血汗钱？这种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改革究竟有多大好处？到底是受益人多还是受害人多？教育产业化的畸形发展会带来什么影响？我不知网友傅祖洪身价多少？可能属于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吧！所以站着说话不腰疼。

　　

　　刚刚看到一个统计数据，我国的大学生占适龄人口比例为４％，相当于现代化标准10%—15%的32%（平均为12.5%），只及世界平均水平的22%，居世界第79位。在这样的现实基础上，我请问网友，贵族化的产业化是教育发展的正确方向吗？

　　

　　四、中国政府从没把教育产业化作为政策

　　

　　其实傅文不值一驳。除了明里暗里想搞钱的那些人外，有几个高唱“教育产业化”的人是真为百姓计？好在新一代领导人头脑清醒得很。这种清醒是建立在对我国国情的基本估量之上的。针对海外媒体提出的所谓“中国教育产业化”问题，教育部长周济在１月６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2004年首场记者招待会上指出：“中国政府从来没把教育产业化作为政策，一定要坚持社会公益事业的属性”。他还指出，“不能把教育同其他产业、教育同企业等同起来，如果政府提倡教育产业化就会导致追求教育投资利润的最大化，会对教育社会功能产生负面影响，也会削弱政府的宏观调控和保证社会公平的作用”。

　　

　　周济还说，“我们一方面特别强调教育是一个崇高的社会公益事业，同时我们也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因为教育是一个重大的系统工程，中国也是发展中的初级阶段，因此教育投入还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推进大力发展民办教育，推进教育成本分担，但是这跟教育产业化概念是完全不同的。借此机会就此说明”。

　　

　　在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前，一切为“教育产业化”张目的口号都是可笑的。在我看来，“教育产业化”不仅是个彻头彻尾的“馊”主意，而且是个祸国殃民的坏主意。

　　

　　
争鸣：质疑茅于轼“高质量教育可以高收费”

　　

　　
龚明义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茅于轼先生为教育乱收费说话了。

　　

　　读了他在10月2日南方周末上发表的《反对教育乱收费的另类思考》，笔者第一感觉是，茅先生对重点学校（高质量教育）的高（乱）收费，充满了理解和同情，反映了现实生活中业已存在的富人教育经济观。认真拜读此文之后，笔者认为，此文不仅是表达了一次“理性的谬误”，而且是对全民坚持的教育公平愿望的公开挑衅，对法制维护的社会公平原则的公然反动。因此不揣浅陋，卷袖作文，予以反驳。

　　

　　茅于轼先生在文中旗帜鲜明地表示，对教育乱收费整治多年，见效缓慢，“原因是这个问题在政策上存在一定的片面性。我的意见是，首先要承认义务教育之外的教育可以而且应该适当收费，其次才是反对乱收费。只是反对乱收费，就容易把应该收的费也禁止了。” 什么是“应该适当收费”呢？茅先生没有明确的表述。

　　

　　但是，他接着写道：“要想解决增加教育经费总量问题，除了增加政府拨款之外，更应吸收社会资金投入……其实，这条路是畅通的。因为正在富起来的许多家庭很愿意为孩子化钱买教育，但要求是高质量的教育。所以教育经费不足的问题可以解决，办法就是教育收费，特别是高质量的教育（哪怕是初中以下的教育），都可以收费；同时，把节省下来的钱用于贫困地区的教育拨款。这样做不但有利于效率，也有利于公平。这种收费不但不应该算是乱收费，而且它恰恰解决教育经费不足的主要办法。”

　　

　　这里且不说茅于轼先生观点前后矛盾。他先说：“我的意见是，首先要承认义务教育之外的教育可以而且应该适当收费，其次才是反对乱收费。”后面又说：教育经费不足的解决办法，“就是教育收费，特别是高质量的教育（哪怕是初中以下的教育），都可以收费。”事实上，茅先生宣传的观点就是，从小学、初中的义务教育到高中、大学，一切“高质量的教育”都可以实施高收费。

　　

　　是不是像茅先生说的那样，有了高收费后，就能省下经费帮助贫困地区发展教育呢？事实告诉我们，可能性极小。今年9月3日人民网道，据一些教育专家保守测算，十年来全国教育乱收费总额超过2000亿元，收费者均为“高质量教育”重点学校，但同期贫困地区教育并无明显的改善，目前我国仅农村家庭经济困难的适龄儿童少年有2000多万，这还不包括需要资助的城市青少年和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如此巨额的高收费到哪里去了呢？又产生了什么效益呢？近些年来的教育质量状况与社会各界对教育行业的看法，确实值得我们的相关专家，包括茅于轼先生在内的经济学大家去认真分析研究。但有一点笔者敢于断言，存在问题的根子绝对不是“高质量教育没有实施高收费”。

　　

　　茅先生还十分肯定地说，“有人反对高质量的教育高收费，认为这对穷人不公平，因为穷人也应该享受高质量的教育，这种意见似是而非。”因为“我们不得不承认，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存在贫富差别的”。不错，市场经济条件下确实存在贫富差别，但并不是说，因为存在贫富差别，就应该允许公共教育也对等存在同样的差别。富人有钱，他们可以自由地支配自己的财富，可以高薪聘请名师辅导自己的孩子学习文化知识，甚至可以专门建一所学校培养自己的孩子。全国各地近年来不是出现了不少私立贵族学校吗？富豪们的孩子可以到那里去求学啊！而公办重点学校，是公民共有的优质教育资源，主要是靠政府和国家所给予的优惠政策培育出来的，无论从法理上还是从情理上，都不能把公共的优质教育资源去让极少数富人优先享用，更不能听任少数重点学校凭借手中掌握的公共优势资源去自己发财谋利！

　　

　　“首先让穷人有机会成为富人，同时用各种政策让收入分配更平等一些”，是茅先生为穷人开出的“药方”。这个“药方”看似关心穷人，其本质上是让穷人永远成为受施舍的对象。众所周知，现在是知识经济时代，一个人与他人的知识差距，基本上就决定了两者间的财富差距。更不用说，任何一个中国读书人都知道古人总结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知识改变命运，如果剥夺了穷人受教育的公平权力，无异于堵塞了他们脱贫致富的主要通道。去年有网友问茅先生：“我觉得在中国致富只有两条路，一是您有个好爸爸，二就是抢。还会有别的方法吗？”他回答说：“对个别人这两条路是可以致富的，但是使得其他人受损，不是全民致富之道”。（2002年10月23日搜狐名人有约）难道让富人侵略穷人的平等教育权，就是“全民致富之道”吗？

　　

　　富人教育经济观的危险在于，它让金钱至上的观念统治了教育，破坏了我国教育“有教无类”的优秀传统，而且“有钱却学习上很糟糕的学生”，必然要破坏优质教育资源（茅先生认为对此“不必担心”），是一种倒退；同时，学校认钱不认人，会导致许多教育资源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一些优秀适龄青少年因贫穷而失去受教育的机会，这两个方面对人才培养当属灾难性的打击。观察人类文明史可以发现，许多对社会发展有突出贡献的伟人都出自于贫寒之家。温盖特说“如今居住在纽约的名人当中，竟有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从农村来的。这种情况不只是纽约如此，像伦敦、巴黎、柏林这样的大城市，也是如此。”日本知名作家德富芦花说过，“只知积财的国家终究要灭亡”，同样的道理，优先认钱的教育对国家的繁荣富强也会是有害无益。

　　

　　说老实话，如按茅先生的理论，让“有钱的人有更多的机会上好学校”，让穷人通过政策实现“收入分配更平等一些”理论变成实践，对中国的教育事业和中国的社会进步也绝非福音。中国历来有“富不过三代”的规律性现象，由于相当数量的富人对子女娇生惯养，其子女也或多或少的存在骄横自大的毛病，如果在此基础上又赋予这样的人以知识特权，不难想象我国的知识领域和整个上层建筑领域会出现什么样的景象。再者，从古至今，穷人都不是绝对逆来顺受的，哪里有不平哪里就会有反抗，当穷人看到自己的受教育平等权遭遇侵略后，他们必定要与富人对抗，如此必然要阻碍民族与社会健康和谐发展。

　　

　　
　　茅于轼先生在2000年1月4日发表的《百姓需要正义》一文中说得好：“群众的观点和专家学者的观点有区别，并不能说明谁对谁错，群众对专家们的见解并不能提出反驳的理由，但专家面对群众强烈的道德情操也无法拒绝。我们的社会终究主要是由群众组成而不是专家组成的。群众的要求是无法抗拒的……谁能将正义提供给人民，谁就能得到群众的拥护。为政者不懂得这一点将是危险的。”同样，一个学者忘了这一点，他的理论也是危险的。希望茅先生不要这样对富人情有独钟！

　　：2003年10月09日人民网

　　

　　反对教育乱收费的另类思考
　 　
　　　　□茅于轼（天则经济研究所）

　　

　　近来教育系统正在对教育乱收费展开整治，对此我很赞成。这个问题已经存在多年，也整治了多年，可是见效缓慢，原因是这个问题在政策上存在一定的片面性。我的意见是，首先要承认义务教育之外的教育可以而且应该适当收费，其次才是反对乱收费。只提反对乱收费，就容易把应该收的费也禁止了。
　　义务教育不应当收费，这一点大家都同意。可事实上，除了学费其他各种费仍然在收。一些穷困地方连学费也在收。原因很简单，政府没钱。在总经费有限的情况下，应该优先照顾义务教育。说得极端一点，如果一万块钱可以培养一个大学生，也可以培养十个义务教育阶段初中以下的学生，那么当总经费有限时，这一万块钱应该用来培养享受义务教育的学生。大学生的学费应该尽量由学生自己出，不应当侵占义务教育的经费。
　　这样的分析纯粹是理论上的。事实上，一方面我们不但不能保证义务教育所需的经费，另一方面又花了大笔钱办大学。要等全部义务教育的钱统统都落实之后，再来给高等教育拨款，这在事实上是有困难的。只不过对拨款的先后顺序应该大体上有一个原则，这一点是不错的。首先要照顾义务教育，尤其是穷困地区的义务教育，必须在思想上一致起来。
　　以上的讨论完全是建立在假定教育经费总量有限的前提下，把钱用于此，就不能用于彼，这是一个内部资源配置的问题。要想解决增加教育经费总量的问题，除了增加政府拨款之外，更应吸收社会资金投入到教育中来。其实，这条路是畅通的。因为正在富起来的许多家庭很愿意为孩子花钱买教育，但要求是高质量的教育。所以教育经费不足的问题可以解决，办法就是教育收费，特别是高质量的教育（哪怕是初中以下的教育），都可以收费；同时，把节省下来的钱用于穷困地区的教育拨款。这样做不但有利于效率，也有利于公平。这种收费不但不应该算是乱收费，而且它恰恰是解决教育经费不足的主要办法。
　　有人反对对高质量的教育高收费，认为这对穷人不公平，因为穷人也应该享受高质量的教育，这种意见似是而非。我们不得不承认，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是存在贫富差别的。解决的办法，首先是让穷人有机会变成富人，同时用各种政策让收入分配更平等一些，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市场经济的这种安排，否则带来的祸害更大。无论是国际的经验，或者我们自己的经验，都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市场经济绝不是完美无缺的，它只不过是在各种可行的经济中比较起来是最好的而已。
　　但是教育毕竟和其他的消费不同。穷人没有钱坐飞机，只好坐火车，不必为此担心。而有天分的穷人子弟没有钱上大学，我们也应该设法帮助他们，所以才有了各种奖学金和教育贷款制度，而且这些制度正在变得越来越普遍。热心教育的人士应该在这方面多做工作，而不是鼓吹不分贫富大家都要上好学校，绝对公平永远做不到。
　　有钱人有更多的机会上好学校，学校也希望多收钱。钱多了校舍可以扩大，设备可以完善，教师工资也可以增加。没有钱这一切都是空谈。不必担心，好学校会被虽然有钱却在学习上很糟糕的学生所占满。如果这样的话，它就不再是好学校了。所以学校也会挑选学生，并向学习好的穷孩子开门。这就是要有良好的分数，结果就是按照考分的分数线和高收费双重标准录取。从表面上看就是考分高的可以低收费，于是分数变成值钱的东西。这并没有什么不合理，相反是一个自然演化的结果。但是我们想不出一个更合理的替代办法。从公平的概念出发，对这种现象可以提出强烈批评，但是确实没有更合理而且可行的办法。
　　对高质量的教育高收费，有没有一个限度？这个问题基本上可以由市场来解决。因为教育不是垄断产业，竞争是很充分的。只要有竞争，收费的高低就将受制于竞争的约束。当然这是在理论上，实际情况就可能比较复杂，特别是教育质量很难准确判断，因此容易发生假冒伪劣。这和其他商品并没有不同。现在所谓的乱收费恐怕主要就是指这部分质量差、收费高的学校。解决的办法是把各种力量联合起来打假，特别注意教育信息的沟通和发布，使之尽量透明化。除了硬件，如学校建筑、师资力量、教育设备等之外，各种比赛的成绩、考试的分数、著名教师的流动等信息也都要公之于众。此外，还可以考虑开办专门评价教育质量的纸，让学生和家长能够知道每个学校的教育质量，让假冒伪劣无藏身之处。现在由于禁止高收费，也就是对价格设定了限制，竞争就不可能公平。结果反而造成腐败，既不凭考分，也不凭学费，而是靠后门入学，这样做不但良莠不分，还会伤害积极性。我们应该明确，反对高收费不是禁止质量高的学校高收费，也不是对收费额设置上限，而是查处低质量却高收费的行为，是反对教育的假冒伪劣。
　　反对乱收费是对的，但是更应该强调教育可以收费，应该收费，让更多的资金流入教育行业。至于什么是“乱”收费恐怕很难准确定义，所以我们应该注意，只是简单地提反对乱收费，结果恐怕是副作用大于正作用。

　　

　　2003-09-30 《南方周末》

　　

　　义务教育也不能搞平均主义
童大焕
讨论教育乱收费应该首先承认一个最基本的现实，也是任何社会都改变不了的现实，就是教育资源客观上存在差距。由于优质教育资源有限，不管用什么方式都无法做到平均分配，更无法做到排排坐吃果果———人人有份。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日前在《南方周末》撰文《反对教育乱收费的另类思考》，提出：整治教育乱收费，除了增加政府拨款之外，更应吸收社会资金投入到教育中来，办法就是教育收费，特别是高质量的教育（哪怕是初中以下的教育），都可以收费；同时，把节省下来的钱用于穷困地区的教育拨款。如果只是简单地反对乱收费，结果可能会副作用大于正作用。
此论一出，引起网上激烈争论。有人情绪激动地斥之为“现实生活中业已存在的富人教育经济观。此文不仅是表达了一次‘理性的谬误’，而且是对全民坚持的教育公平愿望的公开挑衅，对法制维护的社会公平原则的公然反对。”
讨论教育乱收费应该首先承认一个最基本的现实，也是任何社会都改变不了的现实，就是教育资源客观上存在差距。按照绝对公平论者的观点，任何人都有权平等地享受高质量的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但现实是优质教育资源有限，不管用什么方式都无法做到平均分配，更无法做到排排坐吃果果———人人有份。也就是说，不管怎么分配这部分优质教育资源，都意味着存在巨大的不公平。那么我们只能退而求其次，寻找一种向现实妥协的相对公平的分配办法：让优先获得优质教育资源的人付出一定的代价。这个代价可以是经济上的，也可以不是经济上的（如综合素质或成绩优异）。
教育资源不平衡的形成有很多原因，比如过去我们一味地集中力量办重点校、示范校、城市乡村不同的教育投入体制，以及学校、教师不同的努力探索并由此形成的不同校风等等。如果我们在教育的收费管理体制上不承认这种不平衡，一厢情愿地试图用强制性的行政力量抹煞这个不平衡，则会造成新的社会不公，并且在教育行业中形成新的平均主义“大锅饭”，打击广大教职员工的积极性创造性：反正干好干坏一个样，都是国家平均拨款，都是同行业平均工资。那么，这对我们的教育事业是福还是祸呢？
如果允许优质教育资源适当收费，那么，好学校可以用这笔钱来扩大再生产，校舍可以扩大（甚至到各处办分校），教师工资待遇可以增加，工作的积极性创造性可以提高，无形中也使社会的优质教育资源不断扩大，使越来越多的人有机会享受到越来越好的教育。其中的关键问题，不是好学校该不该收费，而是收来的钱该如何花才合理合法。现在的很多好学校之所以成为好学校，相当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其在历史上受到种种政策倾斜和财政优惠，如果现在把收的费都“据为己有”，成为一校的私产，显然不公平合理。我们应该法定一个合理的分配方案：多少比率用于扩大再生产，多少比率用于教职员工福利，多少比率上缴财政，专项用于教育统筹，支援贫校弱校的建设。这样，既有利于效率（好学生上得了好学校，也是其中的效率之一，对个人和社会都有利），也有利于更好、更快地实现公平。
不必担心这样做会使好学校被富家子弟占满。好学校固然需要富家子弟的钱，但好学校同样需要、甚至更需要优秀学子的高素质，后者才是好学校的灵魂所在，否则它就不再成为好学校。而优秀学子固然有一部分是富家子弟，但更大部分则是平民子弟。这样就会形成按照考生素质和高收费两条线的双重录取标准，并列双行。
公立学校的管理，比较复杂。最尖锐的矛盾是如何保证义务教育中政府义务的纯粹性，同时又能保证优质教育资源的合理分配和自身发展的积极性。特别是一旦开了收费的口子，会不会变成大部分学校都跟风收费，从而使义务教育名存实亡？因为现在的教育资源总体上紧缺。用行政的办法，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解决的办法是：政府要保证足够的教育投资（我们国家法定的 G DP的4％或联合国建议的6％），用这些钱不折不扣地实施义务教育。对于少数国家允许适当收费的公办学校，不仅要减少拨款，而且要从学校的收费中提取一定比率用于教育统筹。这样，国家就可以把节省下来的钱和提留下来的钱用于更多的义务教育投资，从而创造出更多更好优质、免费的教育资源，根本上改变教育资源紧缺的状况，使公民平等的受教育权得到更好的实现。
用道德家的尺子，要求绝对公正，社会便绝对没有公正也永远没有公正；用经济学家的算盘，用现实妥协的办法追求公正，则优质教育资源有不断扩张的内在动力，同时政府又能获得更多的钱来投入教育，从外部环境上增加优质教育资源，从而尽可能快地缩短教育公平的路程。
当然，我不同意茅于轼先生关于收费“恰恰是解决教育经费不足的主要办法”的基本论断。因为义务教育是国家义不容辞的义务。
2003年10月13日中国青年

　　

　　
张维迎：中国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学费太低

　　

　　
　 南方都市 　

　　

　　我过去讲过一句话，“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因为学费太低”。什么意思？世行的研究、欧洲的研究都发现，我们用低学费的办法实际上补贴的是富人，而不是补给穷人。如果我们把学费适当地提高，然后规定学费多少比例必须用于助学金，这些问题就可以很好地解决。我们不要按计划经济统一的标准，就像有钱人和没钱人看一样的医生，出一样的钱，这个结是解不开的。教育也是这样。

　　

　　

　　

　　从教育内部来讲，教育部可分为两块，一个专门管中小学义务教育，另外成立一个组织管高等教育，是不是更好？中国的大学像现在这样管下去，最多会变成OEM(国内大学帮国外大学招生，在国内学一段时间，然后转到国外，以此维持生存)，给人家代工。很多做得不死不活，北大、清华可能支撑一阵子，但也可能支撑不了很长，就是因为管得太死。

　　

　　
国际经验证明，为什么美国的大学可以独占鳌头？就是因为在欧洲政府管得很死，在法国想当教授要经过教育部考试，都是以政府为主。而美国是靠竞争，各层次的大学分开，有州立的、市立的，还有私立的，各种类型的大学，研究型的和非研究型的都分开。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的大学分不开层次，我就不要你的人，只要自己的人，都是自我循环。而美国的情况是，越这样越活不下去。在哈佛大学拿不到终身教职的人其他大学抢着要，因为总比自己原来的要好，这样才有人读你的大学。

　　

　　
所以，中国的高等教育一定要本着推进竞争机制、废除政府管制这样一个方向往下走，如果不是按照这个方向走，无论怎么修修补补，可以把学费都免了，我保证会越来越糟糕。这个学费都哪去了？都出境去了。如果我们自己做好，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人在大学时期，甚至高中就出国了。现在大家看，被北大和香港大学同时录取了，人家宁愿去香港大学，也不来北大。对于我们做大学的人来讲，危机感很强。我们大学的问题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如果不放在整个大的环境下考虑，我们这样做肯定会出问题的。

　　

　　
(节选自张维迎在2006年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上的发言稿，原载4月27日《上海证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