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中国贫富差距问题的唯一出路

　　

　　
巨大的贫富差距已是中国非常严重、非常危险的社会问题。英国《金融时》2004年8月17日在《贫富差距扩大，大陆成下一个拉丁美洲？》中道：“中国的北京、上海与广州等大城市的繁榮表象背后，有着高达8亿的贫苦农民；他们如果不能靠农耕勉强糊口，就会沦为都市便宜劳动力的。……，中国的基尼系数（衡量收入不平等的指标）现在已经紧追在一些拉丁美洲国家之后；许多中国观察家担心，中国迟早沦为第二个巴西。在巴西，一小群富有者居住在如堡垒般的豪宅，其外則是一大群在贫民窟挣扎求生的一无所有者。许多拉丁美洲国家都有这种情形，而且既得利益者为维持特权，仅考虑如何保障自己而不是促进经济的广泛成长。”

　　

　　其实，世界上贫富差距现象非常普遍，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存在这个问题，只是程度上不同而已。之所以在中国显得特别严重和巨大，只是中国的人口太多，过去的人民也太贫穷了。但是，贫富差距问题早已在中国存在，但为什么就解决不了呢？

　　

　　2008年3月5日，同样是英国《金融时》，又刊登了杰夫•代尔的文章《中国以拉美为鉴》，文章提到：

　　

　　“从圣保罗返回上海，我们体会到了中国‘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经济增长’模式的真正风险。如今，中国部分地区超出了暴发户式的傲慢，明显让人有一种拉美的感觉。……，政府从医疗和教育领域的退出。毛泽东时代的医疗体制远非完美，但如今，多数中国人没有医疗保险。在农村地区，我们不难发现因为医药费而倾家荡产的家庭。由于父母支付不起学费，每年有100万学生辍学。过去10年，巴西政府的医疗和教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是中国的两倍。由于中国通常被贴上成功的标签，而拉美则被视为失败的典型，因此，这一事实值得关注。”

　　

　　“令人意外的是，尽管中国的贫困人口不断减少，但其不平等程度正快速接近巴西那声名狼藉的水平。我们使用基尼系数(Gini)来衡量一国的收入分配，“0”代表完全平等，“1”代表完全不平等。巴西的官方数据如今是0.53，并且正在下降；而中国是0.47，并正在上升。（美国是0.41，印度是0.31。）”

　　

　　“中国的不平等不仅仅表现在城乡差距上，还表现在城市之内的差距上。中国城市有两类市民：常住居民，可以享受得到补贴的社会服务；较贫穷的打工者，需全额支付社会服务。中国的犯罪率远不及拉美的水平，但已经出现了紧张迹象。农村贫困人口只是在电视上看到财富；城市贫困人口却亲眼见证着奢侈的生活方式。”

　　

　　“商界精英和政客之间的亲密关系令拉美受损，但中国正创造着什么样的精英呢？在改革早期，企业家通常来自社会边缘——实际上少数人此前曾进过监狱。如今，许多人在他们的名片上吹嘘着自己在共产党内的职务。房地产行业主导着中国的富豪榜，而在这个行业，依靠关系取得政府合同是关键。”

　　

　　很明显，中国政府在面对这个问题时似乎并不怎么在意去解决，要不然《金融时》也不会在相隔4年后又再次对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进行道。中国政府除了对自己高度强权的政治管理模式颇具可以控制局面的信心外，似乎认定贫富差距是不可避免的，与其道德思想无关。中国政府所想做的似乎顶多如温家宝总理在2008年的“两会”上所要求的：今后的经济增长将更加注重公平与环保。

　　

　　其实，贫富差距作为人类面临的主要社会问题之一，并不是不可解决的。它的产生根源与解决办法都非常简单和明显，只是人们不愿意去面对而已。在这方面所谓的专家、学者和经济学家们要承担主要的道德责任，因为他们出于某种目的而没有把真相告知人民大众。稍有道德良心和经济学常识的人都会深深的体会到：“在政治经济领域，除了立场外，什么都是假的。”

　　

　　毫无疑问，贫富差距现象的产生根源于资本主义的雇佣生产劳动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下，人民要依靠为资本家或国家打工的形式来取得收入，社会经济也要依靠资本家或国家的投资才能实现发展。而资本家雇佣工人建立社会生产的前提、目标是自己获利。因此，普通人们能否为资本家工作，怎样工作，拿多少工资，获得多少收入，都要由国家或资本家根据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来决定。这样，资本家和高官们收入肯定会扶摇直上，而绝大多数的雇佣工人却只能获得较少的工资收入，不得不长期处于贫穷状态。这，必然导致严重的贫富差距！

　　

　　而且，贫穷是人民愿意被雇用的前提。因此，为了实现资本主义经济的持续发展，资本主义社会不得不确保人民的贫穷。一旦资本主义经济取得一定的增长，人们的工资水平得到一定的提升，资本主义社会就需要一种经济危机或通货膨胀的方式，变相降低人民的工资收入，从而提高资本利润率，实现资本主义经济的继续增长。

　　

　　现今发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和美元贬值所导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通货膨胀、原材料涨价等等事件的根源无不根源于于此，是世界性的大资本家们为了降低人民的收入水平，搜刮世界人民的财富，提高资本利润率，并确保其对全球经济的控制权和霸权，而人为采取的一项丧尽天良、预置人民于苦地的行动和措施。显然，在这种政治经济格局中，人民大众始终处于最不利、最被动的地位，人民的生命和财产没有保障，自己的私有财产随时可能被“大鱼”们吃掉，被突然蒸发、缩水，但却没有任何的办法和力量去改变这一切。

　　

　　任何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都促使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而当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工资水平过高而贫富差距也积累到一定程度，贫穷者无力消费，富裕者无需消费的时候，社会就会形成一种生产过剩的局面，产生形成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经济就是在这种不断的发展、危机之中周而复始、循环不断的。而自始至终遭殃的都是普通人民，人民的生活难以得到提高，普富差距越来越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民不得不永远贫穷下去，贫富差距不得不永远存在。

　　

　　可见，贫富差距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要求。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只要其经济发展方式是资本主义雇佣性质的，那么就必然存在这种贫富差距现象，人民群众就必然处于一种贫穷困苦、任人宰割的不公平、不自由境地。

　　

　　即使是资本主义高度发达而人口只有3亿多的美国，其贫富差距也是异常巨大的，而且也仍然拥有多达3千多万的人连饭都吃不饱。据没有华尔街中文网道，2007年10月12日，美国社会的贫富分化现象进一步加剧。美国国税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的最新数据显示，最富有的1%美国人占有了美国2005年全部国民收入的21.2%，这一比例大大高于2004年的19%，并超过了2000年20.8%的历史最高纪录，当时美国股市正处于上一轮牛市的顶点。而富裕程度居后50%的那部分美国人只拥有全部国民收入的12.8%，低于2004年时的13.4%，也略低于2000年时13%的水平。

　　

　　与美国相比，中国的人口太多了，而且非常贫穷，等待工作和劳动的待业人员可说是非常庞大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显然使工人们的工资难以提升；而资本家的收入却是无限上升，因此中国的贫富差距程度必然会比美国大的多。中国以与美国一样的经济发展方式发展经济，在人民富裕上显然将远远赶不上美国的水平，更谈不上失业和贫富差距问题的解决。

　　

　　而且中国经济也不可能总是保持在高速增长的状态下，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一点问题也不会出现。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一旦发生经济危机，产品过剩，生产停顿，资本家拒绝投资，社会经济萎靡不振，工人失业，工资降低，贫困的人们将更加贫困，贫富差距将会更大。

　　

　　西方少数发达国家如瑞典，其高工资和高福利以及较小的贫富差距都是建立在本身人口较少，而经济比较发达的前提之下的，是这些国家以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为基础，进行一种国际间劳动分工的产物。这些国家建立大量的跨国企业，把低价值低工资的工作岗位交给发展中国家，而把高价值高工资的工作岗位留在本国，从而减少了本国的蓝领工人数量，提高了本国工人的收入，降低了本国的贫富差距程度。

　　

　　而中国的人民在这种国际分工中由于多种因素制约只能从事一些低价值的工作，中国工人的工资水平不可能发展到像这些发达国家一样的水平。即使中国经济有条件发展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在国际上也不会有足够这样多的廉价劳动者可与中国进行这种国际劳动分工。依靠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即使经济发展到这种程度，贫富差距也丝毫不会降低，而只会越来越大。

　　

　　因此，如果中国要想消除贫富差距现象，并杜绝经济危机、克服一系列的社会弊端，就只有消灭资本主义雇佣生产方式，代之以一种新的没有雇佣的社会生产方式。只有所有权归劳动者所有的生产方式，才能消除工资与利润的分别，才能从根本上杜绝资本家与雇工之间的分别，从而消除普富差距，消除因此产生的一系列经济危机、阶级斗争、腐败与犯罪等社会弊端。

　　

　　这种所有权归劳动者所有的生产方式是客观存在的，现实和科学的，只是这显然不符合那些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获利的有权有势的人们的利益。因此，这种新的生产方式才没有得到发现和实现。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下，正是这些获利者占据了社会政治经济的主导权利，他们不想改变对他们有特殊利益的生产方式，那么人类社会就无法改变这种根本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万恶之源的生产方式。因此，贫富差距问题的根本和关键不是能不能解决的问题，而是我们社会的执政者想不想解决的问题。依靠富人们的善心发现显然是不可能的。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承认资本主义经济下贫富差距的不可避免，但却狡辩说贫富差距是正常的，而且能促进经济的增长。并谎称当资本主义经济成熟后，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是基本不变的，人民改变贫困状况的唯一办法是创造经济增长。

　　

　　美国经济学家，1971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西蒙·库兹列茨（1901-1985）就认为，分配不均是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的一种正常现象。他指出，收入差距会在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初始阶段逐步拉大；一旦经济成熟之后，这个差距就会回落。现在，全球都认同“一定程度的收入分配不均是经济发展的副产品”的理论”。世界银行所谓高级经济学家邹恒甫在其文章《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见图书：《思考变迁》，郑州大学出版社)中指出：“当然，像财富的分配是极端的不平衡的，是5％的人控制了90％的财富。其他95％的人都是弗里德曼所说的永久收入假说的对象。就像生命周期所说的，大家从借钱的过程到攒钱的过程，再还钱、储蓄、消费，基本上是要把钱花光的。这些人对社会的净财富没有任何贡献”；“影响收入分配的主要是四个比较稳定的、在较长时间内才会变化的变量：受教育程度、金融发展程度、老百姓自由程度、财富的分配；而收入分配是非常稳定的。既然这些影响变量是比较稳定的，所以世界银行、IMF等机构都认为收入分配和财富的分配比较稳定。所以，唯一能改变贫困状况的办法，不是进行收入的再分配，比如提高所得税，而是创造经济增长。只有经济增长了，这个pie变大了，才能解决贫困问题”；“分析发现，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往往能促进经济的增长”；“为了增加资本积累，让老百姓过日子就行了，应该把钱都转给资本家们”

　　

　　我们在此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些所谓资本主义经济学家们赤裸裸的厚颜无耻与其无赖般的伪善与狡辩。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们摆弄种种所谓模型和经济研究与分析，其用心无非是要告诉人们：没有存下钱就等于没有对社会净财富做出贡献；贫富差距是必然的、稳定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为了经济发展，贫富差距是必须的，人们应该把财富交给资本家；贫穷是人们自己造成的，改变贫穷的唯一办法是经济的发展；不要向资本家征税；贫穷的人民群众要安于现状，不要改变收入分配方式，不要反抗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稍有一点头脑的人都会奇怪：一个工人，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所创造的财富和价值难道仅仅能够自己生存？甚至不够盖上一栋自己住的房子？社会上90％的庞大财富都是这5％的人自己创造的？300年来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发展可谓迅猛和富有革命性，但是工人们的贫困状况改变了么？人民的贫穷困苦仅仅是由于人民缺乏教育和资本主义经济不够发达么？人和人之间的能力、智力差距就这么大么？面对贫穷，除了增加教育投入和创造经济增长外，人民真的就毫无办法和出路了吗？

　　

　　显然不是！一切都根源于资本主义的私有经济制度，是资本主义雇佣生产劳动方式产生和导致了这种巨大的不平等、巨大的贫富差距。马克思早已证明社会财富是工人劳动者阶级创造的事实，资产阶级所获得的财富是劳动者创造的，而不是他们自己创造的，是他们剥削和压迫劳动者的结果。工人们创造了一切，却一无所有；资产阶级无所事事、吃喝玩乐却拥有和占有一切，这就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经济世界的一切都要以资本家的利益为决定，工人阶级只是其利益实现的工具。工人们只有在资本家的利益得到实现，在资本家的管理和允许下，才能获得一点点不可能高的工资收入。而且，一旦工人们的工资和福利高到一定程度，资本家们就会以经济危机来降低工人们的收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重视就业、通货膨胀和失业者的社会保障问题，只是资产阶级害怕工人的反抗，而给予工人们的生活费用，是工人阶级争斗的结果。300年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事实早已证明这些小恩小惠和所谓经济发展根本不能改变工人阶级被奴役和压迫利用的地位和面貌。要想改变工人们贫穷的困苦境地，改变贫富差距的不合理现象，唯一的出路和办法是消灭私有的雇佣生产劳动制度，建立真正自由、民主、平等与公平的按劳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制度。

　　

　　在中国，经过近30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贫富差距据说已达世界之最。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为30％，而人们认为真正的数字可能高达60％，远远高于一般国家的10－20％。凤凰网7月19日在《中国贫富差距影响大局》上道：“《人民日》的一期社论说，存在收入分配不均是允许的，但是中国要抑制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以免造成社会动荡。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樊刚批驳了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了二十多年的美国律师章家敦（Gordon Chang）在其《中国即将崩溃》（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书中表述的观点（‘腐败泛滥、贫富悬殊、上层分裂、民怨沸腾，这就是中国的现状。’他表示，‘一个国家如果走到了这个地步，不垮台那才是咄咄怪事’，‘中国加入世贸后五年将出现大乱，中国政府已经没有时间应对’），但是他也承认就算中国的收入差距不是世界上仅有的最严重国家，也是最严重国家之一。”

　　

　　联合早网2004年7月18日道“据台湾《中国时》引述中央社消息，由于天灾不断，近年来整体经济渐往上提的中国，去年的贫穷人口却不减反增80万。这些温饱有问题的穷人家，人均年收入只有人民币637元 (约新币130元)不到。扶贫形势严峻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解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速度明显趋缓。‘八七’计划期间，中国平均每年解决6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进入新世纪的头两年平均每年不到200万人，去年甚至出现扶贫开发以来首次少量反弹，其中河南、安徽、陕西、黑龙江等省因自然灾害等原因，情况最突出，4省返贫人口数量超过200万人。其次，贫困人口与其他农民的收入差距拉大。2003年尚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的收入上限为637元，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则为2622元，两者之比为1比4.12，与1992年的1比2.45比较，差距进一步扩大，显示贫困群众在发展中处相对弱势地位的问题更突出。”

　　

　　很明显，中国的贫富差距已达一种严重影响中国社会问题与发展的地步，已成为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最大危机和问题。中国贫困人口不降反增的原因显然不仅仅是自然灾害的原因，这同时也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和规律。只要中国社会经济以资本主义经济为主，那么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就是无法避免的，而且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贫富差距将继续增大，也必将是全世界差距最大的。

　　

　　所以，决不能以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的方式来解决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问题。以更大程度地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方式来解决贫富差距问题，最终只能使问题越来越糟糕。资本主义经济不是共同富裕的经济，只能是少数资本家阶级的富裕和广大工人群众贫穷的经济。中国要避免贫富差距就决不能让资本主义经济占据社会经济的主体。

　　

　　同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是有条件的，想以资本主义经济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和东西方发展不均衡问题也是很艰难的。中国东部投资环境好，资本家投资可以有利可图，从而资本主义经济就可以更好地发展。在中国西部就不一样，中国西部特别是广大的乡村，消费能力低，基础条件差，工作人员素质低，思想意识落后，政府管理落后，条条框框过多，生活条件艰苦，环境、市场、气氛、条件都不如东部，资本家根本不愿意在西部投资。而且中国大陆交通方便，人员、货物流动顺畅，东部的地域广阔，就使资本家没必要在西部投资。在东部投资一样能够有来自西部的廉价劳动力，原材料，资源等，一样能达到最好的获利效果。这就使西部经济发展更加困难，特别是广大的农村地区。而东部经济发展的有利环境往往又吸引西部的资金、技术、人力、原料等，进一步加大西部经济发展的困难。除非有特殊的行业，或东西方差距扩大到不投资西部就不能最好获利的时候，或者西部富裕到有更大的市场，才能改变这样一种没必要在西部投资的客观事实。因此，依靠资本主义来发展西部经济，依靠东部或国内外的资本家们投资西部获利的方式来发展西部经济，缩小东西部发展不均衡问题是非常困难的，不够明智的。

　　

　　而且，即使中国西部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好起来，却不会给西部的百姓们带来太大的利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虽然能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使一部分人富裕起来，却不能使所有人民共同富裕起来，它带给普通百姓的利益是不大的。中国西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顶多会使少数人成为资本家，西部经济会发展起来，而西部的大多数农民们却顶多成为工人。从农民变为工人，这种变化的意义和价值对农民来说显然不大。农民们到东部去打工可能收入还要高一些，情况可能还更好一些。我们要明确经济发展的目的和意义，不能仅仅为了发展经济而发展经济。我们的目的应以使我们的人民普遍富裕起来为第一原则、目标。

　　

　　要彻底改变中国西部发展落后、贫富差距过大问题的唯一出路在于建立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以资本为本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必然以牺牲大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必然是贫富差距过大。只有以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才能使中国西部的人们普遍富裕起来，实现共同富裕的美好目标。资本可以流动、变换，但西部的人民却不会轻易的流动、变换，确立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制度，实现共同富裕，才是改变贫富差距过大，改变东西部发展不均衡的唯一有效办法。

　　

　　现实生活中，无论人民的生活有多么困苦，无论贫富差距有多么严重，更无论人民对消除贫穷、消除贫富差距的呼声有多么强烈，只要执政者不想去真正解决问题，问题就无法解决。而只要贫穷人民不去以更激烈的形式展开斗争，这些执政者对问题的解决根本就无动于衷。世界在资产阶级的控制之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延续和重复着贫穷、愚昧与落后的故事；政客们的豪言壮语言犹在耳，人民群众却依然在贫穷困苦中挣扎，贫富差距在不断加大。

　　

　　（节选本人著作：《贫穷人民的富裕之路——探讨21世纪的科学共产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