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已经与“发展、快速、现金、富裕”等等词汇构成了一个近乎完美的梦境，与“改革”一样，成为中国当代史的关键词。　　

　　一　　

　　开放从来都不是抽象的开放。和西方世界不一样，中国的开放，必须依据这个巨大的社会经济系统的独特本体性质来进行。在改革开放前，这个系统至少在四个方面区别于其他经济系统：　　

　　A中国是个社会主义国家，其所有制主要形式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　　

　　

　　这一性质决定了，中国的开放必须立足于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所有制性质来进行。　　

　　

　　毛泽东同志指出：　　

　　

　　“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7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7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所有的企业都是私营企业，那么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显然不是。中国的开放必须能够确保社会主义性质。在政治上要与资本主义国家严格划清界限，而充分利用西方的资金和技术。否则就不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　　

　　B中国是个有经济主权的独立国家，而不是任何一个国家、阶级或个人的领地或殖民地；　　

　　如果中国的所有主权都掌控在外国某个人或某个阶级的手中，中国还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吗？显然不是。主权在别人手里，那么我们就会受人控制，丧失主动权。经济主权表现为经济实体在多大程度上服从国家主权控制，如果大多数经济实体不能服从主权的控制，那么就是“失控”。毛泽东同志一贯主张在对外交往中要掌握主权，在《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一文中，他指出：　　

　　“我们不能学国民党那样，自己不动手专靠外国人，连棉布这样的日用品也要依赖外国。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文中，毛泽东又说：　　

　　“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我们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35页）　　

　　

　　

　　C中国是个东方国家，具有独特的东方文化特征，并为大多数中国人所认同； 　　

　　

　　 　　

　　

　　试想如果所有的公民都信奉西方文化和宗教，那么中国的东方文化特征还能存在吗？中国具有与西方乃至地球上的其它国家不同的东方文化和思维特征，因而拥有它独特的价值。这个文化的价值观为大多数中国人所认同、是中华民族对世界的独特贡献。开放意味着外来的文化进入，内在的文化特征将与外来文化产生竞争和融合，趋同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对外国先进文化和技术有选择的学习则充分体现我们的经济主权，毛泽东同志就告诫我们：　　

　　

　　“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74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D中国是个人口多而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　　

　　这一性质就决定了我们在对外贸易中必须高度关注我们的资源能否支持对外交往中对资源的需要。对外的交往必须要从改善这个国家的人民福利出发，节约资源、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从中获得比较利益。　　

　　从1949年到1978年，新中国正是基于我国这四点性质进行对外开放的。　　

　　二　　

　　作为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同志清醒地认识到对外贸易的重要性：　　

　　“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现在已经开始做，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正在互相竞争。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35页）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美国纠集许多帝国主义国家及其仆从国家军队，发动侵朝战争，企图占领朝鲜，进而进攻中国。另一方面，美国等14个资本主义国家，在巴黎成立了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封锁、禁运的组织——“巴黎统筹委员会”，尤其将中国作为封锁的重点，并使封锁逐步升级，开始对输入中国的物资和驶往中国的船只控制，取消所有已经核准出口驶往中国的特种许可证，受管制的物资达2100余种。美国还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对中国实行禁运的提案，致使参加禁运的国家达36个之多。以至于毛泽东同志说：　　

　　“比如上海吧，解放以后本来是开放的，现在却被人用美国的军舰上所装的大炮，实行了一条很不神圣的原则：门户封锁。”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507页）　　

　　

　　蒋介石的海军也参与了对中国大陆的封锁。从1949年到1955年，先后有16个国家的二百多艘商船遭到蒋介石海军的拦截。　　

　　

　　针对以上情况，新中国是否就关上大门了呢？没有。毛泽东同志说：　　

　　

　　“为了使我国变为工业国，我们必须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经有四十年了，它的经验对于我们是十分宝贵的。大家看吧，谁给我们设计和装备了这么多的重要工厂呢？美国给我们没有？英国给我们没有？他们都不给。只有苏联肯这样做，因为它是社会主义国家，是我们的同盟国家。”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01页）　　

　　

　　毛泽东主席亲赴苏联，与斯大林的多次会谈，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并签订苏联贷款帮助中国建设的协议，年利率仅为百分之一，这是十分优惠的。后来，苏联又帮助中国援建了156个大项目，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工业化的进展。　　

　　

　　可见，新中国在建国之初便敞开国门发展与世界友好国家的往来。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进出口总值仅为11.35亿美元。毛泽东积极实行南北开放的策略，对外经济合作重点转向苏东，进而利用西方国家的矛盾，与北欧一些国家（如瑞典、丹麦、芬兰）建立了经贸关系。同时，以香港为基地与美国、西欧的一些国家进行经济合作和开展贸易往来。1951年我国进出口达19.6亿美元，同资本主义国家贸易额达9亿美元。并提出了“对日五年一亿英镑贸易问题”的设想。　　

　　

　　新中国还在广州开办进出口交易会，拓展对外贸易渠道。“广交会”创办当年，两届出口总额８６８７万美元，约占当年全国创收现汇的２０％。１９５７年到１９６５年，广交会艰苦创业，奠定了未来的发展基础。统计显示，从１９６６年春交会至１９７７年秋交会，到会客商由６５３３人增加到１７３７０人，国别地区由６１个增加到１１０个。从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７７年，广交会累计出口成交２１４．３９亿美元，占同期全国出口总额４１．５３％。其中１９７２年、１９７３年，分别占当年全国出口总额５４．３７％、５１．０１％。　　

　　

　　1971年，由于我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特别是毛主席1972年2月邀请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敲开了美国的大门，打破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封锁。　　

　　

　　我国的进出口总额增长更快。1972年上升到63亿美元。1973年比上年增长74%，达到109•8亿美元（其中，进口51•6亿美元，出口58•2亿美元）。1974年比上年增长32•7%，达到145•7亿美元。（见《陈云传》第1407页，第1433页）对外贸易的结构也发生巨大变化，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进出口占75%，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进出口只占25%。　　

　　

　　（《陈云传》第1406页）　　

　　

　　到1978年，中国进出口总值发展为206亿美元。　　

　　以上的事实表明，1949到1978的29年时间里面，中国不但没有自我封闭，反而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独立自主地扩大开放。　　

　　三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1979年，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福建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深圳、珠海、厦门试办经济特区。1979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1984年4月，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这14个港口城市。1985年2月，增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三角区为经济开放区。　　

　　　1994年1月11日　，国务院作出《关于进一步深化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我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目标是：统一政策、开放经营、平等竞争、自负盈亏、工贸结合、推行代理制，建立适应国际经济通行规则的运行机制。　1996年4月1日　，我国对4000多种商品进口关税进行大幅度削减，关税总水平降至23%。 　1996年12月1日　，中国开始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八条款，实行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　2001年11月10日　，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WTO)第四届部长级会议通过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法律文件，我国成为世贸组织新成员。中国将享受多边贸易体系多年来促进贸易自由化的成果，享受多边的、稳定的、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中国享受的权利有助于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但中国也必须承担相应义务。　　

　　在扫除了对外贸易的许多体制障碍以后，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日益融合：　　

　　

　　　　　　　　　　　　　　　　　　　　　　　　　　　　　　　　　　　　

　　

　　　 2007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从1978年的206亿美元猛增到亿美元，增长了104倍。其中，出口总额从98亿美元增加到亿美元，增长了124倍；进口总额从109亿美元增加到9560亿美元，增长了87倍。1979-2007年进出口贸易年均增长17.4%，其中出口年均增长18.1%，进口年均增长16.7%。

　　

　　与此同时，利用外资也大幅增加：　　

　　

　　从外商直接投资情况看，1983年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仅9.16亿美元，2007年已达到748亿美元，24年增长了81倍；截止到2007年底，全国外商直接投资累计超过7700亿美元，年均增长速度为20.1%，远高于同期我国国民经济增长速度。

　　

　　2007年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748亿美元，加上金融领域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合计约835亿美元，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5.4%，占发展中国家的19%。我国从1993年起已经连续15年成为吸收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统计局告《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伟大转折》，　2008年10月28日　，：统计局网站）　　

　　上述统计表明中国经济与外界交往和联系是在不断扩大和加深的。但从另一方面看，中国社会经济一方面在享受开放带来的好处，但同时也在接近某种限度。　　

　　四　　

　　人类社会经济系统是否是开放的系统？如果这个系统是开放的，是否有一定的限度？　　

　　

　　1969年，伊里亚·普里戈金(Ilya Prigogine)教授普里戈金提出了一种新的热力学理论——“耗散结构理论”。在他看来，不管是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乃至社会的、经济的系统，他们都是一个远离平衡态的非线性的开放系统，不断地与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远离平衡态是指系统内可测的物理性质极不均匀的状态。通过热力学的分析，他认为，开放系统会通过自发的对称破缺，从无序进入有序的耗散结构状态。　　

　　任何一个人类社会经济体都是开放的，开放是任何人类经济系统的基本属性之一。与开放相统一，封闭也是任何人类经济系统的属性。“耗散结构理论”隐含了一个前提就是任何远离平衡的系统是它的子系统有机联系的整体，它与周围的环境或其它系统存在明显的边界。如果不存在这样的边界，系统与周围环境或其它系统是融合的，那么系统就没有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的必要，系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这就是说，系统的封闭与开放是辩证统一的。系统依据一定的边界将自身与环境和其它系统区别开来。系统的开放不是无条件，无边界的；系统的封闭也不是绝对的。开放是相对于一定封闭的开放，封闭是在一定开放条件下的封闭。所以，开放是相对的。没有封闭就没有开放，“开放与封闭”是一定程度上的“开放与封闭”。当我们说某种程度的开放的时候，就实际上肯定了某种程度上的封闭。　　

　　开放与封闭是如此的统一，开放可以被认为是某种程度的封闭，它是作为极大值的“绝对开放”和“绝对封闭”的之间摆动的相对值。但是在这个数轴上还存在一个维持系统性质的阈值。这个阈值就是开发的限度，超过这个限度，系统的性质将发生改变。因为系统开放度超过这个限度，系统与外界将发生不可控的融合，外界因素通过开放的界面进入系统内部，通过部分质变的不断积累，达到整体性质的转变。　　

　　五　　

　　许多现象已经表明，中国的开放已经触及开放的限度。　　

　　一、对外贸易依存度过深：　　

　　根据相关数据测算，全球平均贸易依存度2003年接近45%。其中，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为38.4%，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为51%，我国2004年和2006年的外贸依存度为68.44%和65.51%，高出世界平均水平较多。　　

　　

　　（程恩富：《五个提升促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国经济周刊》2008年第11期）　　

　　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意味着，外界经济的任何变动都将通过外贸途径传导到国内，影响到国内的经济稳定。同时依存度过高，也就把经济增长和改善的主动权转交国门之外，国内的经济调控措施将失去效力。　　

　　二、外资对我国市场控制加深，经济调控逐步丧失自主性。　　

　　

　　由中国并购研究中心出版的《中国产业地图》一书指出，中国每个已开放产业的前5名都由外资公司控制。在中国28个主要产业的三资企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外国投资企业决策和销售“两头在外”，可以自主决定企业的生产经营，就使得我国的经济调控自然失去效力。　　

　　

　　自1993年以来，外资在我国市场上的占有率呈直线上升趋势，到2004年已接近31%，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2.25%。　　

　　

　　从产业市场控制层面来看，我国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资料表明，截止到1995年底，在517个小类行业中，外资市场占有率超过30%的就有133个行业。在133个行业中，外资市场占有率介于30%—40%的行业有50个…　　

　　

　　2004年，我国工业39个分行业中，已经有9个行业的外资市场占有率超过了40%，4个行业过半，其中，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和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等两个行业的外资市场占有率甚至超过了70%。　　

　　

　　（：李孟刚蒋志敏李文兴，《中国产业外资控制告》，文章发于：新浪）　　

　　

　　三，定价权丧失，利润流向国外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吴越人认为：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出口持续高速增长，1978年至2004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增长了55倍，年均增长16.7%，远远超过同期GDP的增长速度。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外资企业的出口增长。　　

　　

　　他估计　　

　　

　　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已经超过了5000亿美元，以10%的利润率计算，每年汇出的利润在500亿美元左右。　　

　　

　　（《中国过度“外资化”的危险》，《中国证券期货》杂志2005年5月号）　　

　　

　　美国《华尔街日》最近道说，　　

　　

　　“Wanda无线鼠标是罗技公司最畅销的产品之一，在美国的销售价大约为40美元，其中，罗技拿8美元，分销商和零售商拿15美元，Wanda零部件供应商拿14美元，生产地中国从每只鼠标中仅能拿到3美元。负责营销的公司在加州弗里蒙特，这里450名员工的薪水比中国苏州装配厂4000名中国工人的薪水总和还要高出很多。”　　

　　

　　以大豆和大豆加工也为例。目前，ADM、嘉吉、邦基、路易达孚等跨国公司占有了中国进口大豆量的80%。而全国仍在开工的97家成规模的大豆加工企业中，这些外商独资或参股的企业年加工能力已占全国大豆总压榨能力一半以上。《中国经营》　2008年1月6日　道：　　

　　

　　现在我国大豆产业的外来投资者大都是跨国粮商，他们投资我国大豆加工业是以销售“洋大豆”为前提的。“如ADM收购了华农集团湛江油脂厂30%的股份，却取得了其70%的原料采购权。这说明跨国粮商并不想利用我国大豆加工企业来赚钱，更不想冒大豆加工业的风险，只是想通过参股来获得进口大豆的话语权，把我国大豆加工业作为变现国际贸易利润的一个环节。” 　　

　　

　　就这样，进口大豆取得了中国大豆市场的主导权和定价权，国产大豆只能根据进口大豆的价格进行定价，据黑龙江粮食市场信息中心多年的观察，国产大豆一般在进口大豆的港口价的基础上降低250元左右定价。　　

　　

　　（《跨国粮商的阳谋：中国大豆的退化路径》，《中国经营》，　2008年01月06日　） 　　

　　

　　另外，外资企业也在通过各种途径避税，将大量利润转移至国外：　　

　　外资企业亏损面大的情况普遍存在。外资企业账面亏损目的就在于避税。目前外企避税主要有6大形式：购销两头在外，通过“高进低出”将利润转移到境外；虚增投入固定资产设备价值提前收回部分投资额，且虚企业年度折旧费用，使企业迟迟未能进入获利年度；以支付专利、专有技术、商标、商誉等特许权使用费、销售佣金、回扣等形式将利润汇出境外；集团内部实行上、中、下游产品的多环节提取支付特许权使用费；以支付网络维护、广告、咨询等劳务费用转移利润；利用资本弱化，通过关联企业资金融通提供贷款支付利息或不收取利息等形式转移企业利润。　　

　　有数据表明，外企在中国平均亏损达51%－55%，年亏损金额逾1200亿元。另据国家统计局统计结果显示，今年1—4月份，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的利润（1075亿元）下降幅度为3.5%。对此，国家税务局官员认为，亏损企业2／3属于非经营性的原因，意在避税。保守估计，我国一年流失的外资企业税收已达300亿元。　　

　　

　　（高 白：《看合资企业是怎样转移利润的，《经济与社会观察》2005第14期）　　

　　四、跨国公司在华“造污”问题严重　　　

　　

　　 　2006年10月30日　《中国信息》道：　　

　　

　　2004年以来，有33家在华知名跨国公司因违法违规排污被各地环保部门曝光，其中包括5家2006年“世界500强”企业。　　

　　

　　 五、外资涉及大量贪腐案件　　

　　

　　 　　

　　

　　 有道称，中国在最近10年至少调查了约50万起腐败案件，其中64%与国际贸易或外商有关。世界银行更估计，每年向发展中国家出口金额的5%─500-800亿美元都流向了当地的腐败官员。　　

　　

　　（中国调查50万起贪腐案：64%涉外商，新华网）　　

　　

　　六、对外贸易资源消耗巨大，资源对外依赖深重，环境成本高昂　　

　　

　　中国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目前占世界GDP的约5%，然而却消耗了全球三分之一的煤炭丶钢铁和棉花，以及将近一半的水泥。2005年，中国的煤炭消费量（20亿吨）比美国丶印度和俄国的总和还要多：十年前，中国还是一个完全的石油出口国，而现在已经变成了世界上第三大石油进口国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王玉庆　2004年12月10日　在“环境与循环经济国际研讨会”上提到，中国万元GDP能源消耗相当於世界平均水平的3至11倍。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资源榨取性的过度消耗甚至浪费的基础之上，并往往以牺牲环境和牺牲後代的机会获得。对於中国目前所面临的生态环境窘境，中国环保总局承认：中国45种主要矿产15年後剩下6种，5年以後 70%以上的石油依赖进口；无论在全球范围内还是局部范围内，中国都是世界上最大的污染者之一。空气和水的污染物浓度都是世界上最高的，这损害了人身健康丶也造成了农业收成的损失。根据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和世界银行最近的告，空气和水污染使中国损失了5.8%的GDP。　　

　　

　　中国不仅自身资源消耗巨大，而且还越来越依赖进口资源，一旦发生战争，那么经济命脉就直接让渡给外国，经济崩溃不可避免。　　

　　七、对外经济技术依赖性提高　　

　　

　　有人这样概括在中国的外国投资商：他们拿出30%的资本，拥有50%的股份，拿走了70%的利润，中国的资本只能拿30%利润。而对OEM这种贴牌生产，有专家估计，外国人拿走了92%的利润，中国最多拿到8%。　　

　　

　　1990年以来，中国允许另外一种外国直接投资模式出现，即从中外合资转向外国独资。现在，外商独资企业占在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65%，而且它们主导了中国高科技产品的出口。与合资企业相比，独资企业更不愿意向中国企业转让技术，而且独资企业也没有象外资企业那样受合同约束而必须与中国合分享技术。为了占据中国市场更大份额，它们极力对自己的技术保密。　　

　　六　　

　　对外开放不能没有限度，开放不能触及社会主义的、经济主权的、东方文化、资源环境价值的底线。　　

　　系统的性质是由内在的主要子系统和构成成分的性质的决定的，当子系统和成分在一定量的规定性上同质，那么系统在整理上就将表现为这样的质，这种量的规定性就构成了一定的限度。当我们说生产资料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是主要的所有制的形式的时候，我们必然认可“主要”是某种量的规定性，一旦这个所有制不是占“主要地位”的时候，那么这个所有制特征就改变，而无论人们是否认同。　　

　　毛泽东同志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时候提出：　　

　　

　　“量变和质变是对立的统一。量变中有部分的质变，不能说量变的时候没有质变；质变是通过量变完成的，不能说质变中没有量变。质变是飞跃，在这个时候，旧的量变中断了，让位于新的量变。在新的量变中，又有新的部分质变。”“在一个长过程中，在进入最后的质变以前，一定经过不断的量变和许多的部分质变。在社会领域，还有个主观能动性问题。如果在工作中不促进大量的量变，不促进许多的部分质变，最后的质变就不会很快来到。”　　

　　

　　（龚育之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P163~164）　　

　　

　　在这个谈话中，毛泽东同志从哲学意义上阐明了系统的质变起源于量变，而量变同时是部分的质变。而量变的一个是系统的开放造成了一些外部异质因素进入系统内部，并引起系统内部一定量的子系统的质变。　　

　　如果没有开放，质变就丧失了前提条件。这个所谓的条件之一就是系统的开放超过必要的限度。小于这个限度，系统的性质可以得以保存，而超过这个限度，系统就为性质的改变创造了条件。以我国当代各地域方言为例，方言的形成得益于在我国古代较长的时间内，各地相互之间交通不便，较为封闭的环境有利于各地有地方特色的文化风俗方言的形成。而随着现代社会的开放，各地相互交流频繁，相互融合，地域文化风俗方言必然受到强势文化的干扰，而有的风俗和方言开始因为没有继承人而逐渐衰落。可见开放为交流创造了条件，也为强势文化的进入创造了条件。　　

　　同样，就中国这一独特的人类社会经济系统而言，如果处于不可控的开放条件下，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东方文化特征、主权国家性质和资源可持续性，就会受到强势社会经济体的干扰。因此，我们不得不对开放加以某种限制，不得不使开放处于可控的范围内。　　

　　

　　我们必须确保开放以下性质不变：　　

　　自主性——我们必须理解“谁开放？”、“向谁开放？”，中国这个社会经济系统必须自主地开放而不能放弃其主权，开放的主导权由其他系统掌握，或受制于人；　　

　　可控性——我们必须清楚界定“开放度多大”，“开放什么？”。在自主条件下，社会经济系统必须能够控制开放的程度和领域；　　

　　有利性——我们必须知道“为什么开放？”，始终明了开放的目的是什么，社会经济系统开放能获得什么，是否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需要关注的；同时开放是有成本的，开放的收益应该在一定程度上补偿开放的成本，开放不能掏空系统内部资源。　　

　　安全性——开放是否意味着就是被替代或同化呢？系统内部的各子系统和各原子开放，不意味着内在各子系统和原子被外在的因素所替代，也不能导致系统的残缺和退化。系统内在的子系统主要功能不能因为开放而丧失或者退化，这样的开放才是对系统健康的发展有益的；　　

　　可持续性——开放是否可持续？系统开放是基于一定的资源和物质条件，中国社会经济的资源禀赋能否支持开放？如果开放耗尽了所有的资源和物质条件，该社会经济系统必将崩溃，这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开放不能不考虑可持续性。　　

　　只有自主、可控、有利、安全和可持续性的开放才是正确的开放。　　

　　 正当中国不断扩大招商引资的同时，美国总统布什于　2007年7月26日　布什签署了《外商投资与国家安全法案》(the Foreign Investment and National Security Act of 2007 “2007 Foreign Investment Act” or “FINSA”)。　该法案最重大的特点就是设置了更为严格的条件来限制外资收购美国资产，以此来维护美国资产和国家安全。　　　

　　

　　据称：　　

　　

　　《外商投资与国家安全法案（FINSA)》对外资进入美国予以了全方位的要求和限制，并对外资并购涉及的国家安全问题给予了全新的诠释：除传统的“国防安全”外，还包括所有“如遭到破坏或被外国人控制会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的系统和资产”，如银行、供水、关键技术、基础设施等，而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的数目在不断增加，已从1988年的8个扩大到2003年的11个，并增加了5类若受到攻击可能对生命和民众信心产生严重损失的“关键资产（包括有形和无形资产），尤其受外国政府控制企业的任何交易。除此之外，外资并购如果威胁到美国在关键技术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或影响美国的本土就业，都将被视为威胁国家安全。　　　　

　　美国的监管机构使用一套几乎完全不透明和主观的标准来确定外资并购是否影响美国国家安全，而外国资本持股美国企业低于10%，无须经由“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 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审查，所以基本上任何超过股权比例10%的并购交易都不可能通过审查。以致在现实中外资并购的交易都控制在10%以内，　　

　　

　　（曾可为：《学习美国先进经验，加强监管国内外资》，载于网站，　2008-5-27　　）　　　

　　 我们是否认为美国是在把大门关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