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国家高层领导倾诉企业退休干部的苦衷

　　

　　

　　全国数百万国有大、中企业的退休干部，分别于五十、六十、七十、八十年代，通过国家各级党和政府的组织、人事部门审批认可，至今有档可查；改革以前，企业干部与行政、事业单位干部按照相应职级交流使用；长期在企业任职的干部，是改革前国有资产的重要奠基者。令人遗憾的是，1993年5月，国家劳动部办公厅下发78号文件，以推广所谓深圳经验，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为由，将企业国家干部身份一笔钩销，不论原有职务高低，一律按普通员工对待，致使企业中层以上的退休干部待遇，不及行政事业单位同职别退休干部的1/2至1/3。

　　

　　自此，全国安定团结的局面受到严重的干扰，成千上万的企业退休干部纷纷上访申诉，强烈要求恢复政治和经济待遇。闹到2005年，国家采取补救措施，对企业退休职工的养老金进行了连续六年的微调，按《人民日》记者白天亮的文章所说，进行了“六连涨”。但殊不知在此期间，行政事业单位的退休人员待遇在无声无息中有了更大的提高，仅指生活补贴一项，多的就相当于企业退休职工一年养老金的总和。致使二者之间的差距拉得更大。

　　

　　更为甚者，在对企业退休人员待遇的“六连涨”中，制订的倾斜政策，又不考虑历史的（有的退休前还没搞高级职称评定）、现实的（因有副处级以上行政职务的干部当时待遇已高于高工，主动让指标）因素，把那些仅保留行政职务的企业退休干部排斥在外，变为被遗忘的角落。时过六年，使他们的养老金水平降到了企业底层，人格尊严受到了严重伤害。

　　

　　美其名曰的“六连涨”，但实际差距拉得更大，使不平衡的心态更为严重。退休的科技人员对“六连涨”享受的倾斜政策并不“领情”，通过各种渠道还在向社会发出呼吁，要求恢复人格尊严，向行政事业单位靠拢；七八十年代转入地方企业的军转干部，除与企业退休干部享受同等调资待遇外，政府还另外为其增加过待遇，且年终还有上千元的生活补助，对此也并未感到安抚，还在继续筹划联名上访。

　　

　　一些在企业中层以上领导岗位干了十几、二十几年的退休干部，连想起有档可查的领导干部身份被不明不白一笔勾销；在“六连涨”中，被倾斜政策遗忘，人为地被降到企业底层；与改制后国有企业老总年薪低的可达二、三十万，高的上千万元相比，又怎能不为之心寒，哀叹。

　　

　　更使人无法解释的是：口口声声说企业干部身份不存在了，为什么对企业的离休干部增加待遇时，等级又分得那么清楚；军转干部转入企业，早已融为企业干部之列，由于他们向政府诉求强烈，政府给他们开“小灶”时，也同样按原部队职级增加待遇，而企业退休干部却只能望而兴叹，这不是对企业退休干部的歧视和虐待又是什么？

　　

　　再者，行政、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已喊了几年，至今迟迟未见行动，不少专家认为，此事涉及人员多，政策性强，必须慎之又慎，“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反之，涉及全国数千万企业退休人员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就凭原劳动部办公厅一纸文件，连石头都没摸一下就过了河，这又将作何解释？

　　

　　说来说去，企业退休干部与国家行政事业单位退休干部不一碗水端平，有错不纠，采取修修补补的办法，是无济于事的，只能使政府的公信力受到损害。

　　

　　我们强烈要求，只有将企业退休干部与行政事业单位退休干部享受同一个政策对待，或落实国家原许诺过的“老人老政策”加以解决，才能实现安定团结，构建和谐社会，才能顺利进行。

　　

　　谨呈：

　　

　　

　　湖南原锡矿山矿务局退休各类干部代表：

　　李赐林　原副局长（1997年退二线，在有色系统定为助理巡视员，60年入厂，98年退休，在中层以上岗位任职22年，现社保金1727.5元；

　　

　　成瑞居，正处级，61年入厂，97年退休，中层以上任职11年，现社保金1579.9元；

　　

　　张笃生，正处级，56年入厂，94年退休，中层以上任职10年，现社保金1427元；

　　

　　蒋光初，正处级，军转干部，60年入厂，97年退休，中层以上任职13年，现社保金1706.5元；

　　

　　刘　鹤，副处级，高工，49年10月入厂，88年退休，中层以上任职10年，现社保金1628.5元；

　　

　　李传焕，副处级，49年10月入厂，88年退休，中层以上任职10年，现社保金1545元；

　　

　　王梓武，副处级，军转干部，58年入伍，96年退休，中层以上任职15年，现社保金1814元。

　　

　　贺义太，高级工程师，56年入厂，91年退休，现社保金1604元；

　　

　　龙如心，高级工程师，59年入厂，94年退休，现社保金1681元。

　　

　　

　　湖南原锡矿山矿务局退休干部代表

　　

　　

　　 二〇一〇年七月二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