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8日，山东省济阳县的济阳论坛济阳社区济阳吧网民交警知音转载《药家鑫不该在杀声中死去》一文，：东方阿德。该文说：笔者个人所思考的是，过去我们对杀人不眨眼的国民党战犯乃至一些日本甲级战犯都能宽容饶恕，为什么就不能对药家鑫宽容饶恕？为什么一些罪大恶极的贪官污吏可以不死，一些制造冤假错案、刑讯逼供，包括开qiang致人非命的人可以不死，而一个肠子都要悔掉的药家鑫非死不可？　　

　　

　　继而该认为：两相比较，贪官最该死。贪官不死，药家鑫死，这种鲜明的对比总让人不快。相对社会进步来说，药家鑫应该不死。尽管药家鑫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恶，但是“以命抵命、以血还血”的惩戒方式未必是文明进步的标志。一个冷酷无情的药家鑫，一个不尊重他人生命的冷血杀手，难道只能换取我们的冷酷？若如此，曾经严重伤害我们的国民党战犯和日本甲级战犯都应该死。　　

　　

　　然后该得出结论是：法治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解决社会矛盾的最佳途径，也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促进社会和谐的必要手段和保障。但是药家鑫一案上，对于法庭判赔的民事赔偿，被告代理人却当众说成“带血的钱”。呜呼，被告代理人为了满足网络的口味，如此错误的引导，这对事情本身负责吗？这只能加重人们的仇恨。　　

　　

　　“比天空更广阔的是人的胸怀”。一片杀声，以命抵命，不要“带血的钱”，“药家鑫不死妻不葬” ，这看起来很正义，实际上我们偏离了生命追求的意义　　

　　

　　以上言论让我感到药家鑫的确不应该在杀声中死去，却应该在精英们的惋惜中和对底层民众和对基本的法治和道德亵渎中死去。　　

　　

　　中国的汉奸精英之所以可恶首先在于他们目的不纯。比如他们批评国家腐败，不公正，高房价、医疗教育腐败，社会的黑暗面，大家以为他们真的关心中国的民生和民主吗，真正关注那些生存在底层的民众的疾苦吗？不是。大家思考一下，有些专家教授、律师、记者是穷人吗，这些阶层的人士有多少真正理解中国的多数底层民众。他们的文章逻辑很容易归结到这样一个结论：即所有这些都是由于一党执政造成的，只要推翻目前制度这些都会解决的。其理论上和刘晓波的三百年殖民地毫无区别。对于中国的腐败，我们也深恶痛绝，认为该揭露的揭露，该法办的法办。但是我们的目的是通过治疗使国家更健康，而不是倒退。通过渐进的改革，完善，使国家实现现代化，通过不断的提升国民的教育水平和个人素质使法治深入人心。不是那些民主义和团，或有些因为一己之私故意或半故意的进行挑唆、妖魔化中国近现代史以达到某些不可告人的目的。　　

　　

　　第二可恶之处在于他们会选择性的失明和倒果为因。民主和法治是一种游戏规则，大家按照规则游戏。这一点民主精英也认同，但是中国精英的问题是对他们有利的时候坚决要求政府按照规则进行，否则就是独裁专制。对他们不利的时候坚决要求修改规则，否则就是没有人性不人道。这种投机心态在中国的民主精英身上普遍存在。作为刑事案件，药家鑫的行为应该怎样就怎样，这是法律所规定的，法庭认定其不符合宽大的条件，那就按照游戏规则进行。至于民众的不同表达那是自由，言论自由不是民主精英天天提到的吗，为何允许药家鑫发声，轮到被害者代理人发声就是网络引导了呢。按照该文的逻辑我们也很容得出一条结论：即加害者应该得到宽恕，大的方面为了世界和平，小的方面以体现仁慈。这样这个世界就会和谐了。我们不禁要问受害者的权益呢，那些善良的受害者是先被侵害的，然后才是对加害者的的惩戒，原因和结果不能倒过来。这就像中日关系，你日本屠杀了我这么多的人，掠夺了我中国无数的资源，今天一句道歉的话都没有，就让我们中国人宽恕你这个逻辑是不是太霸道和荒唐了。药家鑫案的意义在某些方面使大家看到了所谓某些普世价值观者的非普世一面，也促使我们的民众真正理性思考中国那些伪民主主义者的真是面貌。这一点我在几年前写的《贱民是什么民》的一篇文章中提到过。当时徐友渔先生给遇罗克遗作作序，其中一段话非常有意思：即地富反坏右的子弟，在上学参军等方面受到歧视，不能和普通民众一样享受平等的权利，婚姻都不好解决，只能和贱民通婚。徐友渔先生是自由主义的著名学者，对我国底层民众称之为贱民，对地富反坏右的弟子给予极大同情。我就考虑地富反坏右的子弟在中国大陆顶多占人口的十分之一吧，中国有多少人当时也就9亿人口，农村人口至少70%这里面绝大多数都是普通农民，也就是说当时至少有四亿以上的人口是徐先生所说的贱民。由此可见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所说的并非是在中国大陆的绝大多数国民中实现民主制度。其所谓的民主其实正是这些知识分子和地富反坏右子弟的民主。这与西方的民主宪政制度其实是有区别的。某种意义上他们是以民主贵族自居的。骨子里是蔑视中国民众的。我们怎么能够放心将中国的现代化、民主和法治的未来交给这些人去操纵呢。　　

　　2011年5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