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露三鹿事件背后的文化潜意识和政治潜意识　　

　　

　　——兼论文革的新文明意义

　　

　　　 潘老师　　

　　

　　

　　就三鹿（广义，含其他牌子）毒奶粉事件与中国改*开*的辩证关系看，三鹿是缩小了的改*开*，改*开*是放大了的三鹿事件。二者同一性质。　　

　　

　　三鹿和其他奶粉商为中国普通孩子生产的奶粉有毒，而为外国孩子生产的奶粉无毒（或基本上没有把有毒奶粉销售到国外）。我们不禁要问：三鹿们何以对中国孩子如此凶残，而对外国人如此友爱？　　

　　

　　从三鹿事件放大视野去看中国，三十年来，中国官员、资本家、知识精英们的所作所为，同三鹿集团的所作所为同一模式同一性质。官员们叫喊对待“刁民”要“硬气”些，奸商们把底层民众变成奴工、童工和妓女，知识精英们叫嚷“牺牲数千万下岗工人以保证少数富人的享乐”。同时，这些中国官员、资本家、知识精英对西方国家却是极尽讨好之能事，把大量的政治、经济、文化权益奉送给西方殖民者。我们不禁要问：中国官员、资本家、知识精英何以对中国民众如此凶残，而对西方殖民者如此媚颜？　　

　　

　　再从中国当前的改*开*向中国历史回溯，我们发现，晚清和国民党统治时期也是对内极力镇压，对外极力讨好。显然，改*开*与晚清、国民党统治时期秉承的是一样的文化特征和政治特征。我们不禁要问：近现代以来，国内统治集团何以对国内民众如此凶残，而对西方列强如此讨好？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在普通的中国民众中，何以也有那么多的人，对自己的同胞如此绝情——例如过去和现在的小汉奸小买办，例如往食品药品里掺假掺毒的小农民小商贩？　　

　　

　　这是一个极其严肃而极其重大的研究课题。有责任感的中国人不能够轻易放过之，而必须利用之深入探讨中国的文化潜意识和政治潜意识问题，并借助之推动中国文化和政治的进步。　　

　　

　　仅仅把三鹿事件归因为黑心资本家个人道德问题或西方国家商业阴谋是远远不够的。三鹿事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事件，它更是一个文化事件、政治事件。我们必须充分揭示三鹿事件背后的文化背景和政治背景。三鹿事件何以发生？它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文化因素和政治因素在起作用？我目前观察到的原因主要有三点：　　

　　

　　其一、最深远的文化原因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官本位意识及等级贵贱观念。官贵民贱的观念普遍渗透于社会大众心灵深处，成为中国社会的一种文化潜意识。在中国人眼中官才是人，官才是人上人；而草根百姓，则是为官所役的微不足道的贱民。因为这种官贵民贱、官民对立的二元结构，中国的官和民形成了各自独有的文化性格和行为模式。我们首先来探讨中国文化中官（统治阶级）的文化性格和行为模式：在和平时期（统治者统治稳定时期），官员们在草根百姓面前能够毫无挑战地显示出主子地位和生存优越感；但是一旦面临外力入侵且被外寇打败时，官员们的地位和处境就会发生变化：在强大的侵略者面前，官员们变成了弱者，而在国内民众面前，官员们却仍然是强者。同时官贵民贱、官民对立的文化潜意识又使官员们很难放弃自己在草根民众面前的自我优越感和对草根民众的天然的轻视感，去发动和联合广大民众抵抗侵略者。这样，中国官员们既要向外国强权摇尾乞怜，又要保持自己在国内普通民众面前的统治地位，就很自然地走上了对外投降对内镇压的道路。在对外投降和对内镇压之中，中国统治者产生了双重身份和双重人格：对外是奴才，对内是主子；对外自卑，对内骄横。他们一方面要极力讨西方强权，另一方面又残酷虐待国内民众。中国近现代以来的著名官僚集团代表人，例如慈禧、袁世凯、蒋介石等，无一不具有这样的文化性格和行为模式；近现代以来残害中国人的大汉奸、敌视中国底层革命的西化知识分子、看不起中国人的留洋学生，其潜意识也无一不带有欺软怕硬、欺内怕外的因素，也具有同样的文化性格和行为模式；当前的改*开*精英和那些制造毒奶粉、黑奴工、黑童工的凶手，也正是因为同样的文化性格和行为模式，才会对国内普通民众如此凶残而同时对西方殖民者如此媚颜。揭露这层文化潜意识，对我们理解改*开*的真面目、认知改革精英们的所作所为大有帮助。我们再来探讨中国官本位传统中民（被统治阶级）的文化性格和行为模式：中国人的人际交往， “官”是一个极重要的度量衡，如果对方是官，自然平添几分仰视，如果不是官，经常会有几分轻视。中国人的文化潜意识，把生存的权力、生命的价值和人格尊严等，大部分给了“官”。不但作了官的人能以高人一等的精英心态对待底层民众，漠视他们的存在和价值，践踏他们的人格和尊严，连底层民众对待底层民众，也经常带有相互轻视和践踏的因素，并不容易做到“亲不亲，阶级分”。官本位的文化潜意识造成了底层民众对官僚集团的恐惧感和依赖感，造成了底层民众的非主体性和非独立性，缺乏自组织的能力。在社会统治秩序正常，有官僚为他们“撑腰”的情况下，底层民众可以组织的很好，一旦外敌入侵了，官僚不为他们“撑腰”甚至镇压他们了，底层民众就很容易陷入一盘散沙的状态，各自顾各自，或者寻找新的主子，甚至相互残害。明白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近现代以来，普通的中国民众中何以也有那么多的人，例如无数的（处于社会底层的）小汉奸小买办，例如无数的往食品药品里掺假掺毒的小农民小商贩，竟然对自己的“阶级”同胞也如此绝情。因为在他们眼里，作为底层众生的自己是没有多少生命价值和人格尊严的，作为底层众生的别人也是没有多少生命价值和人格尊严的，都是可以随便伤害和践踏的对象。综合以上官民两方面的文化性格和行为模式分析，并运用之以分析三鹿事件，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三鹿毒奶粉事件实际上是典型的官（广义，指中外强权恶势力）害民、民害民事件；这一官害民、民害民事件根源于官与民对普通民众生命权利、存在价值和人格尊严的极度蔑视心理；而官与民对普通民众生命权利、存在价值和人格尊严的极度蔑视心理又同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官本位和官贵民贱文化潜意识密切相关；这种官本位和官贵民贱文化潜意识又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等级贵贱结构；要彻底消灭官害民、民害民的社会吃人现象，就要消灭官本位观念和社会等级贵贱结构。在西方，冲破官本位观念的任务主要是由资产阶级来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后，工业资产阶级、商业资产阶级、金融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精英同官僚集团分享了社会统治权。在中国，由于资产阶级和官僚集团结成利益联盟，冲破官本位（以及资产阶级统治）的任务主要由接受过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来承担，其杰出代表就是毛泽东。我们看到，毛泽东以阶级观念、群众路线、主人公精神赋予底层民众以强大的自组织能力，并在此基础上发动文化大革命猛烈冲击官本位观念以及官贵民贱、官民对立的二元社会结构，社会面貌有了较大的改观。但对国民性的改造任务远未完成，失去毛泽东之后中国民众又变成一盘散沙，从在文革中依赖毛泽东转而在改革中重新依赖官僚集团，既说明中国民众心灵深处的依赖感是多么强烈，又说明国民性的改造任务多么艰巨。　　

　　

　　其二，最近期的政治原因是三十年来“以民为敌”政治潜意识。文化大革命最根本的目标，就是为了建立平等互助、团结合作而不是等级贵贱、弱肉强食的新型社会和新型文化，其主要任务是为广大普通民众寻求主人公的地位，确证其生存权利、生命价值和人格尊严。为此必须冲破牢牢地控制着官僚集团和广大普通民众心灵世界的官本位和官贵民贱的文化潜意识（也包括崇洋媚外的民族自卑潜意识）。文化大革命的急风骤雨，使官本位文化潜意识的形象代表——中国官僚集团及其他特权人物，承受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在体制内自觉发起的大规模的猛烈冲击。但一次文革不足以摧毁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官本位观念（正因此，毛泽东才提出每隔几年就要来一次文革。今天看来，毛泽东的说法是对的，没有多次文革的冲击，官本位观念的确是冲不掉的），反而激起了中国官僚集团的强烈反弹。他们尝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滋味，意识到了人民民主专政对官僚的特权意味着什么，从而提高了对人民大众的警惕，时刻保持着对人民大众的镇压姿态。这就是三十年来一直保持着的“以民为敌”的政治潜意识。这种“以民为敌”的政治潜意识同晚清封建统治势力、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统治集团惧外欺内的心理完全一样，在对待西方列强特权和国内民众利益的态度上，他们的做法都是“宁与外寇，不与家奴”。如果说改*开*精英与晚清封建统治势力、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统治集团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前者在自己国家已比较强大时主动邀请外国强盗到中国来劫夺，而后者多少能找到国势式微而不得不主动迁就外国强盗的一点借口。总之，改*开*三十年官僚集团和特权阶层“以民为敌”的政治潜意识，无视国内普通民众的生命权力和存在价值，无视他们的人格和尊严，把他们当作可以随便蹂躏的对象，给他们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坑害国内人民的三鹿毒奶粉、黑奴工、黑童工等事件以及“量中华之物力结外国之欢心”的种种“改*开*”政策，无一不是这种政治潜意识的产物。 　　

　　

　　其三，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三十年来社会核心价值的错误和邪恶。如果一个社会偶然发生一起对自己同胞的投毒事件，这有可能是投毒者个人的道德或心理问题；如果一个社会对自己同胞投毒成风，这绝对是该社会的核心价值出了问题。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所实际践行的核心价值是错误和邪恶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误导了国家政治公平正义的大方向，误导了各级官僚和各级官僚机构行政操作的价值取向，也误导了中国社会大众对生活幸福的理解；没有经济基础人民无法生活，但金钱并不是生活幸福的主导性因素。“不管黑猫白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为邪恶者不择手段攫取私利残害他人提供了借口。“人性自私”论和“生存竞争”论把人降低到动物的水平，使人失去了自由创造的宝贵本质。“崇洋媚外”使国人自卑不堪，自虐不已，数典忘祖，践踏同胞。三十年来这些实际支配了国人思想言行的社会核心价值，显示出提倡者是多么缺乏人文素质，是多么不尊重国人尤其是普通民众的生命价值和生活意义。　　

　　

　　三十年来所有的错误和邪恶，归根到底是对中国国内普通民众生存权力、生命价值和人格尊严的侵犯。大错已经造成，邪恶十分炽盛。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有两种可供选择的办法：一种是西式民主，一人一票，言论自由，有形式上的平等；另一种办法是经过改进了的毛泽东式的文革民主，不但有形式上的民主，也有实质性的民主，也就是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企业、管理军队、管理文化教育，彻底排除官僚集团和其他强势群体通过公权或特权残害普通民众的可能性。只有确保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和所有社会成员的集体感，才能确保国民永远不会相互残害，才能确保民众永远不会为了私利而生产假冒伪劣产品和有毒食品药品。除此之外，其他什么法律、监督之类都不是最终可靠的。欧美国家的法律和监督很完善，但它把工业废品和工业毒品抛到中国的土地上污染中国环境；中国当前的法律和监督多如牛毛，但根本不起多大作用。只有改变目前人类的文明状态，才能从根本上铲除人类相残的邪恶土壤。文革文明强调对普通民众生存权力、生命价值和人格尊严的尊重，这样的社会环境不可能出现什么假冒伪劣产品和有毒食品药品；改*开*后漠视普通民众生命权力、存在价值和人格尊严，导致生产假冒伪劣产品和有毒食品药品成为社会常态。相比之下，文革的文明意义就充分凸显出来了。当然，1966－1976的文革，由于毕竟是史无前例的文化改造大事业，在寻求和确证人民大众生存权力、生命价值和人格尊严的过程中，也出现不少不足和失误，譬如误批好人、误批中华传统文化和国内外其他文化中的优良成份、对无产阶级文化（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解过于狭隘等等。但绝不可以因此而否定文革开创新文明的伟大意义。　　

　　

　　文化大革命是一个人类文明系统改造工程，包括社会制度的改造、人类文化的改造、个人心性的改造。这个改造工程漫长而艰巨，但正因为漫长而艰巨，才显示出改造者生命的主体性、能动性、自由性以及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从个体心性的角度看，一个人越自私，他的生命就越渺小，他失去的就越大。仅仅把把个人肉体当作自我的人，失去的是整个宇宙。只有胸怀宇宙，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生命，才能自觉地挑起改造宇宙的的任务。执着于自私是心性未开化的表现，种种邪恶都与心性的未开化有关。文革要借社会制度和人类文化改造的伟力冲破人类心性中蒙蔽真理的这一层自私翳障，远比道德家宗教徒个人封闭性的修行来得有气魄有境界。道德家宗教徒个人的修行仅仅能够让自己成为圣贤，而文革的社会性文化性的大修行却有可能让“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基于对文革重大文明意义的认识，我在这里还要提出三点希望：　　

　　

　　第一 ，鉴于由鲁迅、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开创和发展的改造国民性事业远未完成，希望当代的启蒙者继续提出改造国民性的文化话题，继续担负起改造国民性的重任。　　

　　

　　第二，鉴于改*开*对中华文明的巨大破坏，希望中华民族的领导者和带路人，不仅仅是工程师和技术专家，更应该是象毛泽东那样的有人文修养和文化远见的哲学家。　　

　　

　　第三，鉴于三鹿事件和其他无数残害普通民众的恶性事件其背后有着深刻的文化和政治因素，希望有政治远见和人文觉悟的治国者，不能轻易放过三鹿毒奶粉事件，而应该利用之发起一场文化大讨论、政治大讨论，以推动中国文化、政治的大反省、大自觉、大进步。 　　

　　

　　是为盼！　　

　　2008、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