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26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关于加强金融宏观调控情况的告时提到了通货膨胀，“总体来看，未来通货膨胀形势有可能出现交替和反复。在政策把握上需要特别谨慎”。看到这则新闻，有一种危机感。　　

　　其实经济已经下滑，不仅统计数字表明经济增长率已经回落到9.9%，进一步的事实更是令人担忧。温州和珠三角企业的停产关闭，重庆300万民工的返乡潮，股市的不断下跌，都已经很充分地说明了发自美国的危机正在影响中国。当务之急，是如何应对即将来临的出口下降及其连锁反应的更大影响，因为，继金融危机的冲击之后，必然来临的是实体经济的不景气，而中国外贸依存度非常高，受到巨大的冲击是不可避免的。　　

　　可是我们的央行行长，竟然还在警惕通货膨胀！这说明了什么？　　

　　这说明，通货膨胀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因素。因为，中国的收入分配恶化，哪怕撇开通货膨胀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不说，仅因为有一部穷人无力承受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就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巨大威胁。因此，一个十分有特色的现象出现了，在经济面临下滑风险的时候，中国的央行行长在警惕通货膨胀。这个现象，使人不得不担心滞胀的出现。　　

　　这担心是有根据的。因为，消费率已经降到不足40%，随着世界危机的进一步发展可以预料还有可能进一步下降。固然政府支出可以增加，固然鼓励投资的政策可以推出，但消费如何提升，始终是个难题。在收入分配恶化的前提下，政府的转移支付未见得能解决问题。一个国内消费率过低而不得不依赖国际市场需求的经济，在国外的需求下降时，必然只好用宽松的货政策剌激经济，确实有可能出现滞胀。　　

　　我们已经看到，美国有类似的问题。美国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是事实，美国人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让美国人对未来无比地乐观，并且用低利率鼓动美国人消费甚至透支消费。结果我们也看到了，发生了由次贷危机引爆的金融危机。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美国的人均收入较高，因此哪怕收入分配不均，对通货膨胀的承受能力，应该当于中国。因此，美国可以集中全力应付经济下滑的危机而不必过多地考虑通货膨胀。　　

　　我们却不行。人均收入较低情况下的收入分配恶化，使得我们的政策被挤压在通货膨胀和经济下滑的狭小缝隙中无法施展，想要两全，实在困难。　　

　　由此看来，很多事是不能学美国的，学也学不到。

　　如何走出这个困境呢？“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非常艰难的一件事。我只能从原则上说，必须改善收入分配并在收入分配改善的基础上降低对出口的依赖，舍此别无他途。而要做到这一点，首要的是思想认识问题，必须坚决批驳国内那些极力鼓吹新自由主义的不符合中国国情的主张，把中国的发展和改革真正转移到和谐社会的方向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