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董藩说了“4000万”论和“对高学历者来说，贫穷意味着耻辱和失败”这两句名言之后，受到广泛的质疑，董教授做了以下回应：“那仅是对我学生讲的励志的话，他们基本都进商界”；“等到学生四十岁时四千万估计只相当于今天几百万”；“我可接受自己不富有但不能容忍学生贫困”；“我的学生素质较高但仍需鞭策”；“我的财富观是富不傲穷，贫不妒富”；“祝天下爱钱人都发财共同富裕”。

　　

　　
　　我相信董教授的诚意和善意。相对某些只顾自己、只顾自己家族利益的精英人士来说，董藩教授比较无私，比较关注他人利益，这应该给予肯定。董教授“不能容忍学生贫困”的胸怀也是值得称道的。当年温家宝同志大学毕业的时候，他的老师肯定不会向他们灌输“4000万”论，不会对他们说“对高学历者来说，贫穷意味着耻辱和失败”这样的话，否则，温家宝同志也不会写血书要求到西藏去工作。过去的年代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现在呢，教育围着财富打转，教育为人民币服务，甚至政府都在为人民币服务。大气候如此，董教授又何错之有？所谓此一时、彼一时，是时代造就了温家宝那一代人，时代也造就了董藩教授这样的一批人。董藩教授实实在在是时代的产物。

　　

　　
　　董教授“不能容忍学生贫困”，说明他有同情心，有关注他人的胸怀。但这种胸怀仍然显得狭窄，尽管董教授跳出了自我的圈子，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他的学生，投向了“基本都进商界”的那些优秀人材，甚至投向了所有的高学历者，但他的眼界仍然是比较狭隘的。董教授把贫穷的线划到了4000万元，可是他知不知道对于农民、农民工、下岗失业的企业职工、对于被称为“蚁族”的那些“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这些人终其一生劳作也积累不起40万元、甚至积累不起4万元，其中最悲惨者，甚至在贫病而死之后还要欠下巨额的债务？

　　

　　
　　董教授“祝天下爱钱人都发财共同富裕”，愿望良好，而且，这与某人鼓吹的“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状态是很有必要的”相比，境界高多了。但是，董教授只关注少数人的成功和发财，完全无视农民、农民工、下岗失业的企业职工、对于被称为“蚁族”的那些“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这些人终其一生劳作也积累不起40万元、甚至积累不起4万元，其中最悲惨者，甚至在贫病而死之后还要欠下巨额的债务的现实，所谓“祝天下爱钱人都发财共同富裕”是不是显得苍白、甚至虚伪？

　　

　　
　　董教授主张“富不傲穷，贫不妒富”。这当然符合当今的主流观点。对于富人，目前有两种不同的评论。一是认为富人有功，正是因为有了富人，才有人投资办实业，穷人才有就业的机会，劳动力才有出路，劳动者才有生存的机会。公众应该感谢富人才对；二是认为富人有罪，正是由于居于少数的富人占有了绝大多数的社会财富，而且很多财富是通过掠夺和垄断而占有的，才造就了这么多的穷人。人间所有的丑恶和不公平都是由于贫富差距造成的。—— 对这两种不同的观点，本文无力给予评价。但我觉得在这个问题面前，党和政府不能置身事外、无所作为。否则，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就完全没有必要了。

　　

　　
　　遥想1921年的时候，虽然不能做到“富不傲穷”，但却普遍的“贫不妒富”，而且普遍的笑贫不笑娼。那时候主流们告诉百姓贫富差距天然合理，“包身工”之类天然合理。“往日穷人矮三寸”，穷人受欺压再也正常不过了。那时候中国没有“过度福利”，中国的劳动者没有8小时工作制，没有社会保障，没有劳动保护。而且，市场不相信眼泪。任何工厂和企业都不“养懒汉”。所有这一切，和现在的主流们所向往和歌颂的情况完全吻合，那么，如果当今主流们生在那个年代，他们一定会说中国共产党完全没有成立的必要。

　　

　　
　　然而，中国共产党毕竟在1921年成立了，而且走过了90年的战斗历程。所以我认为，董藩教授虽然是时代的产物，但也只是时代的支流产物，只是时代的过渡产物。社会发展是有规律的，社会发展的规律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有些人可以活跃一时，却只是历史上匆匆的过客。因为社会发展的规律是不可抗拒的。历史将会证明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