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社会权贵的革命自觉性和药家鑫事件　　

许 晓 黎　　

众所周知，革命是权势和利益的再分配，革命产生的条件-----就是必须存在具有权益变革自觉性和权益变革被动性的两个对立的社会群体，革命并不是任何社会阶层独有特性，而是不同阶层共同具备的斗争形式。那么，谁革谁的命？也是社会阶层谁更具备革命自觉性的问题。　　

所谓革命自觉性，就是社会阶层对利益变动的主动性的强弱，一般说来，社会掌控者不会自觉放弃社会权益，因此都不具备革命自觉性。同时，社会被掌控者对社会权益变动愿望就相对强烈，也就自然具备了革命自觉性。这是完全相反的对应关系，一方的革命自觉性越淡漠，另一方的革命自觉性就越强烈。　　

现在右派认为，西方民主是革命的延续，是最文明的革命方式，西方民主是真正的革命吗？我认为，判断革命形式的优劣，主要看这种革命自觉性在社会中的实现能力。如果说西方的民主方式是一种革命，那么，其实质就是希望对立的社会阶层能够在同社会时期中，同时具备革命自觉性。也就是说，在权益分配上，掌控者和被掌控者同时具备革命自觉性，这种情况能够出现吗？　　

一、革命自觉性不能共生　　

在先期革命活动中，一些无产阶级革命领导人，如列宁、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刘少奇、李大钊、陈独秀等等，无一不是来自于社会高层或者贵族阶层，于是有人就认为，我们可以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现行体制下让权贵们进行自觉革命，其实，教授完全忽略了一个事实，以上这些先行者参加革命的时候，无一不是与其家族进行了割裂，净身出门，他们首先革了自己的命！在后来的革命生涯中，他们抛弃锦衣玉食，吃糠咽菜，粗布农活等等，其已经由权贵变成了无产阶级，因此，这一现象的实质还是无产阶级在革命，而非右派们鼓吹的权贵不放弃自身资产的所谓自觉革命。　　

有人认为南非曼德拉用坐牢与权贵抗争，为黑人请命，是一种放到天下皆准的革命方式，首先对曼德拉的勇气和毅力表示敬意，但是我认为与其说曼德拉是革命者，还不如说其是抗争者，或者不彻底革命者，曼德拉的抗争行为与无产阶级革命有本质的区别，为什么？　　

　曼德拉确实在为黑人这个群体争取更多的权力，但却不是社会掌控权，而更多的是消除种族歧视和争取种族自由平等的权力，这是一种对奴隶制和封建制度一种抗争，曼德拉成为总统，也符合资本主义的体制，作为资本主义的权贵们当然认可这种抗争。这种从人类最基本的种族生存权过渡到虚伪的西方民主制度，弱势群体并没有取得社会掌控权，曼德拉也将为资本主义权贵服务，甚至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权贵，由此曼德拉无疑成为了不彻底革命者。　　

与曼德拉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不同，无产阶级革命是争夺社会掌控权的斗争，这是一种更加先进的革命理念和方式，这是翻天覆地的真正革命行动，是一种不可调和的彻底革命方式，那种试图依靠权贵的怜悯之心和施舍般的假慈悲，来取得革命成功，显然是可望不可求的，就算我们把牢底坐穿，也不能够换来资产阶级的慈悲，更不要奢谈革命成功。　　

因此，自觉革命犹如骑手拿着竹竿上的胡萝卜在马头前面晃悠，马无论如何奔跑，都无法将胡萝卜吃进嘴里，其实际意义就是权贵们总是说希望在前面，事实上却永远无法实现，权贵的自觉革命是等不来的。　　

西方民主的实质就是隐化强、弱阶层的对立形势，就是制造一个权贵阶层可以产生自觉革命的假象，就是淡化弱势群体强烈的革命自觉性，从而达到永久掌控社会权益的目的。　　

综上所述，革命自觉性不能共生，西方民主形式就是弱势阶层的革命自觉性的麻醉剂，就是强势阶层掌控社会权益的青春剂。　　

二、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权贵自觉革命　　

当下的中国，一些官员、教授、权贵、精英在大力鼓吹革命，他们自诩为中国西方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仔细研究一下，我们不难发现两种不同，一种是与先期的革命者不同，他们都特别在乎钱和权，都是在积极敛财的同时具备了革命的自觉性；另一种是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权贵缺乏革命自觉性不同，社会主义的权贵具备了强烈的革命自觉性，为什么在资本主义社会弱势群体中出现的革命意识会在中国的权贵中自觉出现呢？　　

事实上在当下的中国，权贵精英确实收敛了高于人民几百倍，甚至几千倍的社会资源和财富，他们俨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方面都具备绝对掌控权，那么是什么样的压迫让这些社会的实际掌控者迫切要求革命呢？　　

从奴隶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权贵一直处于社会高层，具有绝对掌控权，完全不具备革命自觉性，在社会主义异军突起的世界政治风云中，权贵终于完成了对革命自觉性的深刻认识。　　

社会主义权贵的革命自觉性恰恰说明，几千年来社会掌控力从权贵手里转移到了广大人民的手里，权贵不再完全具备社会掌控权，或者说社会掌控权受到了极大的约束，这就是社会主义体制的必然结果。在社会主义体制下的权贵即使掌握了绝对掌控权，他们也无法安心的睡觉，因为他们这种掌控在社会主义体制下是不合法的，这种对人民从心里发出的忌惮被社会主义体制合法化，因此他们看上了西方民主的欺骗性和虚假性，也只有西方民主才能让他们毫无顾忌的永远掌控下去，也只有西方民主才能把那种对人民的忌惮彻底消除，也只有西方民主才能让他们真正的凌驾于人民之上。　　

三、药家鑫事件的人性丑恶　　

药家鑫事件，本身就是一件人性恶的充分展现，本身就是从人性极端自私发展到丧心病狂的恶劣行径，这种在关键时候爆发的人性卑劣是需要一个时代来自我检讨的，更是需要精英们高度一致的深刻思考的。　　

然而，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李玫瑾分析说，因为他弹钢琴，手习惯了向下连续动作。把一种深藏的骨子里面的恶劣行径，淡化成日常生活习惯，这种偷梁换柱的强盗逻辑，为什么会从一位代表正义的高级警官嘴里面说出来，确实匪夷所思。　　

药家鑫，成长的苦恼能够成为杀人的理由吗？你开着车，看来应该是首先步入小康生活的一份子，你应该处于十三亿人的前列，你的苦恼还有大多数依然挣扎在温饱线上的人们更加迫切吗？如果因生活的苦恼就可以杀人，那么全国十三亿人，人人都有理由光荣的成为杀人犯，如果说生活、学习习惯是导致杀人的摇篮，那么人人都必须去杀人。然而，几千年来，十三亿人中，只有药家鑫认为生活的烦恼杀人是可以原谅的，也只有李玫瑾认为因为生活习惯杀人是天经地义的，一个毫不珍惜他人的生命，却拼命想保住自己罪恶的生命，一个毫不同情遇难者的警官，却在公众面前极力维护杀人犯，为什么？　　

李玫瑾说出如此弱智的话，国人大不必惊诧，她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她既然敢出来公开的说，早已经将脸放到了口袋里面，为什么如此，在当下文人沾满铜臭的时代，国人心里面都是明白的，她自己也是明白的。　　

药家鑫和李玫瑾让我想起孔乙己，从当初的窃书不算偷，发展到现在弹钢琴杀人不算杀，孔乙己要是活着，一定会无比感叹和倍感欣慰以及相当震惊，感叹的是自己偷书被打断了腿，现在弹钢琴杀人无罪，真是生不逢时；欣慰的是自己的理论终于不但可以偷书，还可以杀人，而且还是杀人无罪；震惊的是过去的文人是要脸不要钱，现在的文人是要钱不要脸，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这绝不是一个偶然，任何时代总有跌宕起伏，普通人可以随波起伏，因此社会需要正确的引导，而不是误导，这既是做人的良知，更是一种社会责任。然而，当下作为社会精英人士却一而再的堕落到做一个普通人都没有资格的地步，甚至已经不能称其为人。　　

我们看看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在各种改革浪潮中，个人鲸吞大量的国家和社会资源这种行为，把人性对资本的贪婪展现得淋漓尽致，由于人性的恶，不管下岗职工的死活；由于人性的恶，强拆还有人居住的房屋；由于人性的恶，高筑医药费见死不救等等。　　

众所周知，人类所有的理念都来自于人性扩展，其实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就是人性是善是恶的继续扩展。　　

从资本收割到先期消费，从一夜暴富到一文不名，这是用贪婪赎买人性最后一丝善意，这是对人性的恶进行放纵，他们认为人性本来就是恶的，所以他们容忍深度的恶，容忍看不见的恶，容忍虚伪的恶。　　

从大公无私到先人后己，为人民服务使共产主义更像一种修行，这是用自我奉献精神诱导人性最大的善意，其实质就是人性本来是向善的，所以要完全的消除恶，消除制度隔阂的恶，消除伪善的恶。　　

药家鑫的死刑判定将是对人性善恶的生死判定！药家鑫的死刑判定将是对社会权贵精英民主最好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