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过后加深理解毛主席
卫旗
（2006.9.8）

三十年前的九月九日下午，我正在从南方的一个城市开往北京的列车上，那时我已过“而立”之年。突然列车上的广播喇叭里传出低迴、凄凉的哀乐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沉痛地播发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 — 毛主席在当日凌晨逝世了！顿时火车车箱里鸦雀无声，接着就有人哭泣起来，特别是有一位中年妇女控制不住自己，号啕大哭了很长一段时间。我自然感到形势严峻，但是当时没有受到哭声的感染，没有掉泪。
毛主席一直是我崇敬的伟大人物，为什么听到他去世了我没有流泪呢？也许是那一年听到的噩耗太多了 — 周总理去世了，朱老总去世了，唐山发生了大地震，……过多的伤痛会使人的情感麻木。然而，这不是主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是当时政治局面动荡，使我对毛主席产生了许多的不解。
被世人称道的周总理，在我的心目中，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楷模，人们都能理解他。他逝世的噩耗传来时，我曾伤心地痛哭。从客观上讲，无论是个人的智慧、才华、文韬武略，还是为国家和人民建立的功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群体里，毛主席都是首屈一指的。但是当年我对他产生了不解：邓小平已经郑重地承认了他的错误，保证永不翻案，中央文件都向党内传达了，而且主持工作后抓的又是大多数人渴望的恢复秩序、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怎么能说他是要翻案，否定文化大革命呢？毛主席为什么总是把马列主义理论看得比现实的政治经济局面更重要，一再强调如果不搞懂无产阶级为什么要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就要出修正主义呢？早在“五四”运动的时候，就打倒了“孔家店”，为什么到了社会主义，还对封建社会的儒法之争那么重视，搞什么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呢？毛主席在他的晚年，是不是思想脱离了社会的现实？
从那时候起三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中国的翻天覆地，世界的风云变幻，都是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三十年来，从国内到国外，从“社会精英”到芸芸众生，对毛主席的评价和态度真可谓千差万别，莫衷一是。是与非，爱与恨，尊与贬，扬与弃，争相交锋。社会状态的嬗变，意识形态的激荡，对我的思想产生了无可名状的冲击，使我不得不反复去思考毛主席。随着时间的流逝，很多文献资料得到了披露，很多历史真像得到了澄清。正是这样的大环境，使“毛泽东”三个字在我的心目中终于变得清晰明朗，不再有模糊，不再有不解，不再有犹疑。现时现地，毛主席在我心中最鲜明的形象，是一位坚强不屈的战士、一位大智非凡的学者、一位诲人不倦的导师。

坚强不屈的战士
许多真赞成和假赞成毛主席的人，都说毛主席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这样的评价，重在强调毛主席的领袖地位和作用。然而作为一个革命家和领袖的先决条件，必须是忠诚、坚决、勇敢、不怕牺牲的革命战士。毛主席终其一生，最宝贵的品格和实践，就是一个这样的战士，一个彻底的反动派的造反者，为了人民的事业，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早在1911年，当辛亥革命的火焰蔓延到长沙时，18岁的毛泽东毅然投笔从戎，当了起义新军中的一名列兵；几个月后，革命的果实落到了袁世凯的手里，他以为那场革命已经结束，就退出军队，去走别的路。在湖南第一师范，为反对校长张干和省议会要学生缴十元杂费，毛泽东是学潮中的一名“尖兵”，改传单，发檄文，迫使张干辞职。及至到了“五四运动”前后，毛泽东参与组织《新民学会》，激扬《湘江评论》，发动学潮，抵制日货，反帝爱国，请愿驱张，南北奔波，无一不表现出一个忠勇战士的意志和品格。毛泽东在《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里说：“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毛泽东为了人民的生存权利，天不怕，地不怕，不信鬼神，不怕官僚军阀，不怕帝国主义，不怕地主资本家，始终和人民一起向他们斗争。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走上了共产主义战士的道路。他抛家舍已，参加建立共产党，组织工人运动，发动农民造反，与列强、军阀抗争，一往无前。面对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对北伐革命的背叛和对共产党人的屠杀，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革命队伍中的所有忠诚战士一样，没有被吓倒，被征服，坚强地“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毛泽东穿起了草鞋，“霹雳一声暴动”，带领工农革命军，上了井冈山！在湘赣边界，在龙岩上杭，在武夷山下，在风雪赣江，在会昌城外，毛泽东的足迹踏遍了关隘密林，山山水水，唤起“枯木朽株”，踊跃百万工农，他听到了黄洋界炮声的喜讯，闻到了战地黄花的芬芳，看到了风卷红旗的壮美，享受了横扫千军的喜悦，在马背上哼出了一首首抒发豪迈战斗情怀的不朽诗篇。
作为一个战士，毛泽东从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从1921年到1949年，经过28年的风雨征尘，他从湖南走到上海，从上海走到广州、走到三湘大地，从武汉走到井冈山，从中央苏区走到延安，从陕北走到西柏坡、走到北京，终于干完了他一生中的第一件大事：打倒了蒋介石，赶走了帝国主义。在西柏坡，他规划了革命胜利后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他清醒地认识到，“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他预见到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进攻的危险，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告诫。因此，在离开西柏坡向北平出发的时候，毛主席对周恩来诙谐而坚决地说“进京赶考去”，“我们决不当李自成”！从毛主席进京到他逝世，经过了将近28年；从他逝世到今天，过去了30年；共和国57年的历史证明了毛主席、周总理这些人实践了自己的诺言，继续革命，没有当“李自成”，而另外一些人却当了“李自成”，并且当了“李自成”的人却反过来指责没当“李自成”的人错了。
作为一个战士，毛主席痛恨、鄙视那些曾经革命一阵子，转而又背叛革命、反对革命的家伙。1939年，毛主席在延安模范青年大会上作《永久奋斗》的讲话，举了几个反面角色，说“三十年前的汪精卫，二十年前的康自情、罗家伦、张国焘，他们都很英勇，但是都有一个缺点，就是奋斗比较差，没有‘永久奋斗’的精神。”毛主席还说：“永久奋斗，就是要奋斗到死。这个永久奋斗是非常要紧的，如要讲道德就应该讲这一条道德。”“有一些人，他们嘴上道德、气节乱喊一阵，但在政治上是不坚定的，中途会变节的，这是无道无德。”过了24年，苏联赫鲁晓夫集团背叛马列主义，搞修正主义，毛主席痛斥他们是“蓬间雀”，“苍蝇碰壁”，“蚂蚁缘槐”，“蚍蜉撼树”。又过了13年，毛主席批评还在走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主席作为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领袖，从没有安于现状，止步不前。早在1950年代，毛主席就号召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时候，必须发扬“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精神，发扬为坚持真理而“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的五不怕精神。毛主席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宁肯“跌得粉碎”，再“上井冈山”，也要革命到底。他是共产党人永久奋斗的模范。
毛主席讲过“盖棺论定”，但是毛主席盖棺后至今也没有真正地论定，争论大得很。我认定他是一个不屈的战士，虽然他身上有缺点和创伤。他为人民的利益战死了，苍蝇们对着他的“缺点和伤痕，嘬着，营营地叫着，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 事实告诉我们，战士和苍蝇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唐朝诗人白居易曾作《放言》诗：“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我就是照着白居易讲的方法，来认识毛主席和那些“苍蝇们”的。

大智非凡的学者
毛主席是个有大学问的人，这一点在他活着的时候恐怕少有人怀疑，连他的敌人也不能妄加非议。1945年毛主席在重庆谈判期间，书赠柳亚子《沁园春•雪》，传抄发表后，国民党阵营内的反动文人搜尽枯肠，写出来的那些驳词，没有一首能与毛词比肩，这充分证明了毛主席的超凡文采。尤其是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创造性地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但是在毛主席去世后，不知道从哪里刮出来阵阵阴风，污蔑、诋毁毛主席“不学马列，只看线装古书”，“专门研究帝王驭权术”，“不懂经济”，“不懂科学技术”，“闭关锁国”，“夜郎自大”，好像毛主席是个不学无术的昏庸的凡夫俗子似的。但是，放出这些阴风的宵小们也太不自量力了，毛泽东是那么好诋毁的么？
毛泽东博学多才，世人皆知；他不仅博学，而且是位大学问家，也许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集哲学家、政治学家、军事学家、文艺理论和教育理论家、诗人和书法家于一身的大学问家。
毛泽东是哲学家，在哲学方面，他读过孔子、老子、庄子、墨子、张载、王船山、李卓吾、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还读过黑格尔、费尔巴哈，更读过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毛泽东对古今中外哲人的著作思想并不盲从，而是分析批判地吸收，加以总结和提高。就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哲学著作，他也认为“关于从实践到感性认识，再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的道理，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讲清楚，列宁也没有讲清楚”，更遑论老、庄、墨、张、王、李、严、康、梁？毛泽东概括说：“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毛泽东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他的哲学著作《实践论》（1937）、《矛盾论》（1937）、《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1963）、《关于人的认识问题》（1964）都是不朽的篇章。毛主席为了解决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问题写下了这些著作，其中阐发的关于哲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规律和基本方法永远不会过时。
毛泽东是历史学家，他不仅熟读中国的历史典籍，包括《史记》、《二十四史》、《资治通鉴》，而且也熟悉世界历史，对法国大革命、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甚至古希腊的城邦制度，他都很了解。毛泽东对人类历史本质的理解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他还用诗的语言《贺新郎•读史》诠释这种历史理论，容易使人深信不疑。
毛泽东是政治家，他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新中国的外交制定了完整的、正确的思想和政治路线，这些思想和政治路线，主要反映在他的下述著作中：《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6）、《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新民主主义论》（1940）、《为人民服务》（1944）、《论联合政府》（1945）、《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1946）、《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53）、《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论十大关系》（1956）、《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两个中间地带》（1963）、《赫鲁晓夫的日子不好过》（1964）、《同斯诺的谈话》（1965）、《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6）、《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谈话》（1967）、《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1969）、《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1970）、《关于三个世界划分问题》（1974）、《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要点》（1974）、《毛主席重要指示》（1975—1976）。毛主席身前、身后的社会实践已经、正在、并将继续证明他在各个历史时期所制定的思想、政治路线在总体上是完全正确的。
毛泽东是世界级的军事家和战略家，这一点毋需赘言。他的许多关于人民战争的军事著作，不仅是人民解放军军官和士兵的学习教材，而且是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国家和人民的斗争武器，甚至各国的反动派、帝国主义国家的军界、政界人士也要研究一番。1965年毛主席会见斯诺时讲道：“他（指肯尼迪）提出特种战争、局部战争，……有消息说，他也看我写的军事文章，这可能是真的。当阿尔及利亚问题不得解决的时候，阿尔及利亚人问我，我的著作他们利用，法国人也利用，怎么办？”“我说，怎么利用？我根据中国的经验写的书，只能适用于人民的战争，不适用于反人民的战争。”
毛泽东是文艺理论家，同时也是教育理论家。无论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时期，他对党的正确的文艺理论和路线、教育路线和方针的形成、制定和贯彻，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抗大应当学习什么？》（1938）、《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1938）、《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改造旧艺术，创造新艺术》（1946）、《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1956）、《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1957）和1950、1960年代对教育方针、教育改革和文艺革命的一系列指示，都反映了毛主席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改造和重建与人民的事业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理论思想，对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化教育事业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毛主席对教育的关注，甚至到了课程设置、教材、教学方法、考试方法、招生方法这些微观的层面，很多见解非常独到、深刻、精辟。
党内外的右派们最诟病毛泽东的是借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出现的错误和接着的三年经济困难，把毛抹黑成完全不懂经济、不懂自然科学的卤莽的空想家，这种拙劣的伎俩一时蒙蔽了许多不明真相的善良的人。讥笑毛泽东不懂经济的人，完全不顾下面的事实：毛泽东早在领导井冈山武装斗争时，就千方百计与“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食盐、布匹、药材等日用必需品，无时不在十分缺乏和十分昂贵之中，……有时真是到了极度”的困境作斗争；在中央苏区，他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特别是在受王明路线排斥期间，主要的工作就是领导苏区的土地改革和经济建设，有力地支持了土地革命战争（《寻乌调查》（1930）、《分青和出租问题》（1930）、《关于加强春耕工作的意见》（1931）、《长冈乡调查》（1933）、《才溪乡调查》（1933）、《必须注意经济工作》（1933）、《我们的经济政策》（1934））；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对我们的经济封锁，使得我们没有办法，只好自己搞，致使我们各个根据地都搞生产。”（《同斯诺的谈话》（1960））“自力更生”的方针就是毛主席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提出来的（《关于财政预算问题给林伯渠的信》（1941）、《关于财经建设的基本方针给谢觉哉的信》（1941）、《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1942）、《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1945））；解放战争时期华北解放区土改中发生的“左”的偏向是别人主持工作时发生的，但却是由毛泽东亲自指导纠正的（《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48））；到了建国前夕，毛主席就高瞻远瞩地号召全党：“我们的同志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至于解放后头几年国民经济的顺利恢复，更是在毛泽东的亲自领导下进行的（《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1950）。
对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出现的短期的高指标、共产风、浮夸风的错误，毛泽东负有领导责任，并且他也承担了责任（《在中央扩大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但在中央领导层里，正是毛泽东首先在1958年下半年敏锐地察觉了在实践中发生的违背价值规律和商品交换法则的共产风，以及浮夸作假，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过大等问题，并不遗余力地加以纠正（《关于读书的建议》（1958.11.9）、《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1958.11.9—10）、《记者头脑要冷静》（1958.11.21）、《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1958.11.23）、《一个教训》（1958.11.25）、《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1959.2.27）、《郑州会议纪要》（1959.3.5）、《党内通信》6封（1959.3.9，3.15，3.17，3.29，4.29，5.2））。对毛泽东提出的这些正确思想和措施，很多地方的各级领导转不过弯子，以至在1959年郑州会议期间的河南六级干部会上，出现了“许多”批评毛泽东“右倾和倒退的意见”（《郑州会议期间给刘少奇、邓小平等的三封信》1959.3.1—2）。正是由于毛泽东的紧抓不放，到1959年庐山会议前，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的问题基本得到了遏止。
毛泽东决不是一个自然科学盲，他的自然科学知识面（姑且认为是科普知识吧）之宽，特别是对自然哲学的理解可能会使许多科技专家学者自叹弗如。毛泽东年轻时就读过达尔文关于物种起源的书，读过严复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这在当时的中国，算是很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了。1940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讲：“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马克思主义包含有自然科学，大家要来研究自然科学，否则世界上就有许多不懂的东西，那就不算一个最好的革命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包含有自然科学”这个说法，也许有的科技工作者不赞成。但是事情确实是如此。只要去读一下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就会知道这些著作里不仅有大量的自然科学知识，而且有作者所处时代最新的自然科学研究成果。作为哲学家的毛泽东，不可能不关注自然科学的研究动态。1956—1957年期间，国内遗传学界的不同学派之间出现很大争论，赞成苏联米丘林、李森科学派的人粗暴压制赞成美国摩尔根学派的人。毛泽东知道此事后，坚决支持在科学问题上实行“百家争鸣”的方针，认为摩尔根遗传学派的理论有道理，于是把北京大学教授李汝祺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一文转载到《人民日报》发表，转载时毛泽东替李汝祺的文章重拟题目“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将原题改为副题，并且写了编者按。毛泽东对基本粒子结构的哲学理解又是一个表明他有科学素养的例子。1960年代我国科学家提出的基本粒子层子模型，就是在毛泽东关于基本粒子结构的观点的启发下研究出来的，致使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美国著名粒子物理学家格拉肖在1978年的第七届粒子物理专题国际会议上提出一项建议：当夸克之类的粒子一旦被发现并得到证实，应该把它命名为“毛粒子”。1970年代，毛泽东多次接见著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李政道，毛在询问和讨论宇称守衡与不守衡的概念时表现得兴趣盎然。毛泽东在1958年写的《七律•送瘟神》中的诗句“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就包含了关于地球自转、公转和地球的直径，宇宙星体的自然知识。总之，说毛泽东完全不懂经济和自然科学，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毛主席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大学问家，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一生手不释卷，博览群书，饭可以少吃，觉可以少睡，但是书不能少看。在湖南省立一中上学的时候，他嫌学校的课程有限，决定自修，寄居湘乡会馆半年，广泛涉猎十八、十九世纪欧洲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书籍，读了严复译的亚当•斯密《原富》，孟德斯鸠《法意》，卢梭《民约论》，约翰•穆勒《穆勒名学》，赫胥黎《天演论》和达尔文关于物种起源的书，还读了一些俄、美、英、法等国的历史、地理书籍，以及古代希腊、罗马的文艺作品。井冈山时期，由于战争环境、敌人的封锁和交通阻塞，红军中书籍奇缺，1929年11月底，毛泽东在给中央写的报告中要求“除请中央将党内出版物（布报，《红旗》，《列宁主义概论》，《俄国革命运动史》等，我们一点都未得到）寄来外，另请购书一批（价约百元，书名另寄来）”，“我们望得书报如饥如渴，务请勿以事小弃置”。在红军行动时，每克敌县（市）城，毛泽东要求做的一件大事，就是找报纸和图书。毛泽东到了晚年，仍然“每天看两本大参考，了解世界情况”；眼睛得了白内障，看不了书，就请别人帮助读书、读报、读文件；毛泽东临终前念念不忘的还是读书：“（1976年9月）八日这一天，毛泽东看文件、看书十一次，共二小时五十分钟。他是在抢救的情况下看文件看书的；上下肢插着静脉输液导管，胸部安有心电监护导线，鼻子里插着鼻饲管，文件和书是由别人用手托着。”
毛主席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大学问家，更重要的原因是他有正确的学习方法：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调查研究，不断总结经验。这也是他为全党树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风。
毛主席对做学问的认真严肃、一丝不苟的态度，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他说过：“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从一件“小事”可以看出他对做学问认真到什么程度。1938年11月8日，毛主席将他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第一部分的修改稿交给《解放》编辑部负责人徐冰时，附信告诉他：整个政治报告须三四天工夫才能修改完毕，第一部分先付排，请你们校第一、第二遍，我自己校第三、第四遍。毛主席在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对日军作战，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紧张的时候，亲写、亲改自己做的政治报告，印出前还要亲自作最后的校对，而且要校对两遍！毛主席在晚年还说：“做工作要靠自己亲自动手，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那么大的权。我的秘书只搞收收发发，文件拿来自己选，自己看，要办的自己写，免得误事。”我是一个大学教授，不得不心怀惭愧地承认，我这个专做教书和技术研究的人，现在的治学精神远没有毛主席这样严谨。我也不禁疑问，现在的文化知识科学技术界，有多大比例的人在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工作？有多少大小官员亲自写，亲自改报告、文件、文章？
正因为毛泽东是一位知识渊博、阅历丰富、文采飞扬、认真负责的大学问家，他写的文章和谈话言之有物，富于哲理，平易近人，生动活泼，就很吸引人，让人能看时受到启发，看后掩卷深思。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为了深入理解毛主席，我经常带着疑问翻阅五卷《毛选》、八卷《毛泽东文集》和十三卷《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使我对毛主席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非毛化”以来种种正式的、流言蜚语的关于毛的“错误”甚至“罪恶”的指责，在我的脑子里基本得到了廓清。

诲人不倦的导师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给毛主席戴了“四个伟大”的头衔：“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不管他出于什么目的这样鼓吹，在客观上，毛主席在世的时候确是无人能望其项背的党、国家、军队的最高领导人，起的作用就是“导师、领袖、统帅和舵手”，至于伟大不伟大，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毛主席心里像明镜似的，1970年他在会见斯诺时就说，嘴里喊万岁的有三种人：真的，随大流的，假的。1965年毛主席和斯诺谈话时，说得更彻底：“在一些人看来，我是坏人是定了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不赞成我”。过去三十年中，中外右派们的表演，对毛主席的这个论断投了“赞成票”。
毛主席从他的心脏停止跳动的那一刻起，他就彻底“辞去”了“领袖、统帅、舵手”的头衔，因为新的领导人接替了他的位置，领导党、国家和军队了。惟有毛主席的著作还存于世间，愿意读其书的人仍可以学习他；毛主席的思想和精神还留刻于人们的脑海中，信奉他的人们仍可以感悟他。此时，毛主席就成为百分之一百的“导师”了。
毛泽东终其一生，除了领导人民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精神采取行动进行革命和建设，更大的作用还是“先当人民的学生，后当人民的先生”。到了晚年，他考虑更多的是当老师或教员（Teacher）。他说：“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那么，毛主席留给后人的最宝贵的教导是什么呢？我反复阅读他的著作，最深的体会有三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是最宝贵的因素；尊重客观规律，尊重辩证法，人们的主观认识要和客观存在相一致；党内的矛盾和斗争，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和斗争，是党和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为党，为全体党员和干部确立的根本宗旨。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根本区别，不是追求个人和小团体的升官发财，而是立党为公，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而奋斗，即使为人民的利益而死，也是死得其所。毛泽东有六位亲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被敌人杀害，还散失了几个子女，令人信服地证明毛主席言行一致，为实行党的宗旨率先垂范。毛主席一生都在教育党不要离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创建红军初期，他教育干部、战士克服雇用观念、享乐主义等个人主义思想；抗日战争时期，他教育抗大的青年学生下三个决心 — “第一个决心是要牺牲升官，第二个决心是要牺牲发财，第三更要下一个牺牲自己生命的最后的决心！”；在社会主义时期，他要求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的修正主义分子，直到临终前还劝导老同志要继续革命，知识分子不要脱离普通劳动者，不要作“工人贵族”。然而，当我们今天看到自命“精英”的人们成了社会的主人，人民不给他们高官厚禄就违背了“客观规律”，社会就不能“发展”，我们又当作何感想呢？
正是因为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毛主席才历来把人看作世间最可宝贵的因素，坚持奴隶创造历史的历史观，反对英雄史观。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称赞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七十的贫农是“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完成民主革命大业的元勋”。毛泽东首倡在红军中废除雇用制和军阀作风，把党的支部建在连上，在红军中成立士兵会，“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繁琐的礼节，经济公开”，以对起义的农民、工人、旧军队的士兵，甚至被俘的官兵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使他们懂得为自己为人民打仗的道理，从而保证红军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坚持武装割据而不溃散。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毛主席又倡导了“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拥军爱民，拥政爱民”的优良传统，在解放军里实行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等一系列原则，其思想核心正是以人为本，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解放后，在农村大力开展扫盲运动，兴办基础教育，提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规定干部要参加劳动，要扫除官气，“谁有真理就服从谁，不管是挑大粪的也好，挖煤炭的也好，扫街的也好，贫苦的农民也好，只要真理在他们手里，就要服从他们。如果你的官很大，可是真理不在你手里，也不能服从你。”毛主席就是要使广大人民群众从旧社会造成的愚昧落后的状态下解放出来，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历史首创精神，主宰自己的命运。毛主席和人民群众心连心。1959年，他在读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的谈话中，记载着这样的内容：“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部分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这与时下一些“精英”拼命鼓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一切领域，都必须由他们来把持，而劳动人民只不过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不啻是天壤之别！彻底地为人民服务，说到底，就是让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
毛主席对人的重视，还表现在他重视对人的思想的转变和改造。他常说人人都需要改造，包括他自己。即使是对坏人，也要重在改造思想。1950年代，我国政府对日本战犯、对溥仪、对国民党战犯成功地实行了一个不杀，教育改造的方针；1960年代，毛主席提出了要依靠群众力量，把地、富、反、坏分子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为新人的方针。有一件事，可以反映毛主席是如何地重视改造人的思想。1964年，毛主席根据一个下放干部的反映，得知北京市北苑劳改化工厂的劳教分子胡芷云坦白了问题，不但没有得到宽大，反而受到延长劳教一年的处分。他指示公安部查明问题。当公安部查明所反映的问题完全属实，并对胡芷云的问题重新处理，按期解除劳教，拟适当安置工作后，毛主席说，有些人只爱物不爱人，只重生产，不重改造，把犯人当成服劳役的，只有压服不行。还说，人是可以改造的，就是政策和方法要正确才行。正是由于毛主席的正确政策和方法，在他领导的时期，我国的社会治安良好，犯罪率在世界上是属于最低的。
毛主席对党和人民另一个伟大的思想理论贡献，就是教育了几代共产党人学习并掌握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和克服形形色色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修正主义和形而上学。
毛主席在《关于人的认识问题》中，语重心长地谈他投身革命、认识中国革命规律的过程和经验：“我搞政治也是一步一步来的。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上了七年学堂，以后当小学教员，又当了中学教员。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就没有听说过，只知道拿破仑、华盛顿。我搞军事更是这样。我搞过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的宣传工作，在农民运动讲习所也讲过打仗的重要，可就是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去搞军事，要去打仗。后来自己带人打起仗来，上了井冈山。在井冈山先打了个小胜仗，接着又打了两个大败仗。于是总结经验，总结了十六个字的打游击的经验：‘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谢谢蒋委员长给我们上课，也要谢谢党内的一些人，他们说我一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而他们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可是这些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却使白区损失百分之百，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正如毛主席后来在批判“天才论”时所说的，他确实不是天才。毛主席只不过把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结合得好，才创造了中国式的列主义 — 毛泽东思想。现在的“精英”们天天批评毛主席犯了大错，而他们才是正确的，可是正是这些“正确的精英们”使在毛主席领导下建立起来的城市全民所有制经济丧失了百分之八十，农村的集体所有制经济丧失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我们党真正在理论上、思想上走向成熟，是在延安时期。为了吸取党在历史上犯的几次右的和“左”的路线错误的教训，特别是清算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教条主义路线错误的影响，毛泽东在理论上作了极大的努力，用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总结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发起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工作，使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在党内深入人心，全党形成了空前的团结，党的面貌焕然一新，加快了革命胜利的进程。在社会主义阶段，毛主席一如既往，不厌其烦地教育党员和干部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倾向，在实践中不断认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他主持收集全国各地的典型材料，选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亲自为书写序，为每篇材料写编者按语，供农业合作化的指导者们阅读。1956年在作《论十大关系》讲话之前，毛主席花了几个月时间，一个一个地听取中央34个部委的工作汇报，认真思考和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毛主席突破照搬、照抄苏联的经济建设模式，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走自己的路的重要里程碑。1960年代初，毛主席推动在全党重新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求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的主要负责人都要到工厂、农村、部队、学校去蹲点，抓典型，解剖麻雀，以求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相一致，很快扭转了全国的困难局面。直到文化大革命当中，毛主席对普遍发生的形式主义、形而上学也是不断地批评和纠正，如批评派性，批评“大树特树绝对权威”，“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批林、批孔、批走后门三箭齐发”、“金要赤足，人要完人”等等的“形而上学猖獗”。总之，毛主席在他投入建党、建军、建国的一生中，始终努力把马列主义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正确的思想方法向全党灌输。
毛主席是导师，还体现在他努力使全党和他一起认识并掌握党和国家发展的规律。对党的发展，他说：“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 “建立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是很不容易的。”“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为了使党员、干部接受这些道理，他的方法就是反复地讲党史，讲党的历史上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即路线斗争的事实，让人信服。仅在建国后，毛主席对党的高级干部和外国共产党的负责人，就十几次比较详细地讲了中共历史上发生的路线斗争，并且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今后还会发生“十次、二十次、三十次（路线斗争），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果然，在1980年代，又有“四项基本原则”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矛盾和斗争，连任的两个党的总书记被撤消职务，甚至发生了几乎分裂党、动摇国本的政治风波；1990年代至今，被一部分党员、干部、群众概括为“资改派”和“社改派”路线的斗争就没有停止过。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活生生的事实。难道我们能否认毛主席揭示的党内斗争规律的正确性吗？
毛主席生前一遍又一遍地向全国人民宣传他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他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他不断地告诫：社会主义要战胜资本主义，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得容易些，宁可看得困难些。毛主席在世的时候，大多数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对他的这些教导都是漫不经心，以为这仅仅是理论问题，或者是政治家们要考虑的问题，而不是现实的、紧迫的、广大干部群众面临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当时有几个人能够想象有一天中国的人民公社能被解散，国有企业被卖给私人、外国人？现在，原苏联、东欧资本主义复辟的事实，中国部分资本主义化的事实，已经证明了毛主席是正确的。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这是客观规律。毛主席就是掌握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这个真理的少数人之一，因此他顺理成章地成了人民的导师。君不见，被争取自身权益和社会主义光明前景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干部视为思想导师的，在中国除了毛泽东，还有第二个人吗？
1965年，毛主席是这样回答斯诺的“下一代将怎样”的问题的 — “我也不知道，那是下一代的事。谁知道下一代干些什么事，无非是几种可能：一是把革命继续发展；一是否定革命，干坏事，跟帝国主义讲和，把蒋介石接到大陆上来，同国内百分之几的反革命站在一起，这就叫反革命。”毛主席看问题，具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的洞察力。这种洞察力，来源于对马列主义的透彻理解，来源于对中国和世界的历史与现实的深入研究，来源于把马列主义理论和实际情况的紧密结合。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毛主席在总结那场战争的经验时，把马列主义比作观察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的望远镜和显微镜。马列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和阶级分析的方法，也是毛主席观察社会主义社会的望远镜和显微镜，他总是希望中国人民也能拿起并运用这个望远镜和显微镜。历史已经证明，他身后的“下一代”分成了两个阵营，一个阵营要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另一个阵营要倒退回去走资本主义道路。一方面，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正在迅速崛起的资本家阶级，官员队伍中存在着严重的行贿受贿和贪污腐败，社会其他阶层中时刻发生着各种经济的和刑事的犯罪，思想和道德的颓废和堕落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等等；另一方面，广大人民群众在不断地为社会公平、正义、自身权利的回归呐喊和抗争。这一切现象只有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才能给予正确的解释和概括，其他的一切言不及义的“与时俱进”之说，只不过是掩盖事物本质的欺人之谈。我要感谢导师毛泽东，他的教导使我在历史的逆流滚滚而来时，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清醒，没有上假马克思主义骗子们和反革命的当。
毛主席好像料定了“尊孔”还会在中国出现，所以他在“批林”的时候还发动了“批孔”。我现在对毛主席的思想逻辑是这样理解的：既然孔学 — 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学说被历代封建统治者为维护他们的统治尊奉了两千年，既然蒋介石举起反革命屠刀时也以尊孔为旗帜，既然孔学是林彪搞反革命政变的一个思想基础，既然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还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那么为什么中国的右派一旦得势，他们不会用孔学作为他们的思想武器呢？毛主席发动批孔，实际上是在给人民种牛痘，打预防针，提高免疫力。这样做还真有一点用。时下当我们听到有人大声疾呼把儒学树为“国学”，声称学生背诵四书五经就是发扬“传统文化”，当我们从电视屏幕上看到曲阜的“官方祭孔”画面时，也就不会感到吃惊了！

毛主席不但是革命的现实主义者，而且是革命的乐观主义者。他虽然一再提醒人民要准备走曲折的道路，但也始终说“前途是光明的”。1964年，毛主席在修改周恩来总理的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时，加了下面一大段气势磅礴的话：“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毛主席的豪迈气慨当年感召了亿万革命人民投身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今天，我们重温毛主席的教导，倍感亲切，倍受鼓舞，一扫心头积压的被那些整天只会对人民允以小惠的鼠目寸光的机会主义者制造出来的萎靡之气，坚定了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决心。当前，摆在一切关心祖国命运，赞成四项基本原则的人们面前最紧迫的任务，就是立即投入对新自由主义以及所谓“新西山会议派”的战斗，揭露他们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险恶用心、卑鄙手段和造成的严重恶果，使广大人民逐渐觉悟起来，重振创造历史的主人翁精神，掌握自己的命运，告慰伟大导师毛主席，还有他的战友和同志们的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