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陪薛范老师在北京基辅餐厅售书签字，非常成功，预先准备的那些书在第四天即告罄，不得不从出版社再次调书。在此情况下，心情和薛老师一样，自然十分舒畅。然而我在这里要讲的是在签字售书过程中碰上的另外一件事，它让我深受感动。

　　

记得是第一天售书，晚上十点以后，餐厅的客人渐渐少了，薛老师和我们都松了口气，开始聊起天来。这时只有在餐厅入口处的那张大桌子上还有十几个人，中国人和外国人各一半，很是显眼。他们好象没有要走的意思，仍在热烈谈论着什么。

　　

不一会，一位外国女青年走到签字桌前，拿着一本刚买的薛老师新出的歌曲集来签字。她操着一口流利的中国话。我和她聊了几句，得知她是北外著名的英语专家克鲁克的孙女。克鲁克教授五六十年代就在北外工作，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我对她和她的祖父自然有一份特殊的敬意。接着从那张门口的大桌旁又过来一对外国青年男女，也是中文讲得象中国人一样，薛老师依次给他们签了字。我想，时间差不多了，大概客人们都要走了。谁想这时又有两个外国中年男子从门口那张大桌子旁走过来，也是请薛老师签字。这次，我和他们其中的一个聊了起来，下面是我们的对话：

　　

我问：你中国话说的真好。

他说：不好不好，我是在中国长大的。

我：哦，在北京吗？

　　

我这样问纯属一种好奇心，想知道他们的身份，因为我过去曾做外国专家的工作，对在北京的这些老专家多少有些耳闻。

　　

他：不是，在西安。

　　

我的心一动，西安？

　　

我问：能请问一下您的名字吗？

他说：阳和平

　　

我一下子兴奋起来。

　　

我问：你是阳早、寒春的儿子？

他：是。（指着另一位中年人说）这是我的弟弟。

　　

然后冬尼娅跑上来，和他们用西安话交谈，大家开怀大笑。谈笑之中，我拉住阳和平，问到他的父亲和母亲。我知道阳早已经去世三年了，可寒春应当还健在吧。

　　

我问：你母亲还在吧？

他答：在，就坐在那边。

　　

他指了指大桌子旁一位老太太。

　　

他说：她今年满八十六的生日。

　　

说话间，寒春女士向我们走过来，她头发全白了，戴着一顶帽子，衣着朴素，精神矍烁。我握着她的手，向她问好，表示真挚的问候。她诙谐地和大家开着玩笑，平易近人。

　　

我问阳和平：你妈妈现在住在北京吗？

他说：是的。

我：住什么地方？

他：昌平

　　

昌平是北京的郊县。

　　

我：在县城里吗？

他：不是，在中国农机院。

我：还在养牛？

　　

我问这话时多少有些开玩笑的意思，因为寒春女士的年纪已经很大了，早就退休了吧，没想到

　　

他说：是。

　　

这时寒春在旁边也点点头。那一刻我心里充满了崇敬，“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已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纪念白求恩》中的一段话。而我一时语塞，竟不知说什么好。过了一会，我问阳和平，怎么今天外国老专家都来了？

　　

他说：今天是十月革命节，所以大家来这里聚会。

　　

我迅速转过头去，没有让眼泪流下来。

　　

分手的时候，我握着寒春女士的手，我祝她永远健康。

　　

关于阳早和寒春女士，大家都知道的很多，我只想再补充一个小小的传言。寒春女士在来中国之前，在美国的芝加哥大学攻读核物理博士学位，当时她的指导老师是美国最著名的核物理学家。为了理想和爱情，追随阳早来到中国，完全放弃了学业，那是在四十年代末。从此为中国的畜牧业在中国的山沟里奋斗了一生。

　　

一九六四年，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美国人不相信单凭中国人自己的力量能够取得如此成绩，于是就有种流传，说是中国的成功，与一位美国的核物理学者有直接关系，这个人是个女的，住在中国。当然，这是在暗指寒春女士。

　　

寒春女士与中国的原子弹没有关系，但是她和阳早与中国的农民已经是血脉相连不可分了，他们把一生献给了一个理想，社会主义，在异国的土地上，在我们中间。

　　

　　

　　

（关于阳早和寒春的背景资料：http://bjyouth.ynet.com/article.jsp?oid=2941438）　　

　（原文和图片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21ad9b0100cyu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