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评张维迎的“理性思考”（下）》 　

　　张先生的“理性思考”的内容之四，是“向前看”。他说，“要求我们实施一项改革时，必须本着‘向前看’的精神，也就是如何在给定的历史条件下，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把蛋糕做大，实现多赢，使全体民众和整个社会受益”。我同意这提法 ，但对紧接着的“ 而不是向后看，纠缠于历史旧账”，则要商榷。
对于过去的改革，尽管张先生等“主流经济学家”同主张“反思改革”的民众和一些经济学家针锋相对，并指斥“反思改革”为“反对改革”，看法相左得很，但是，张先生等实际上对过去的改革很不满意。如果说，他前面举的两个居民的社会那个例子，是从“可行性”方面批评邓小平设计的“共同富裕”的改革理想不可行，还比较隐蔽的活，那么，从现在起，“向前看”和后来的“ 中国改革的三个约束条件”就表现得比较明显了。“向前看．．．不纠缠于历史旧账”这句话本身，就包含着对过去的否定的意思，而接下来用“只记恨日本过去对中国的侵略”等例子和经济学理论为这句话作注脚，那是有的放矢，用意明显。
　　对于过去的改革，“主流经济学家”和“反思改革”者的不满意情绪，除了发泄在相互指斥外，还都批评一个共同的对象，那就是：政府。“主流经济学家”指责政府管的太宽，而“反思改革”者又埋怨政府看着民众的利益受到损失不管。这种情形，就如五十年前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讲的相似：“大家已经看见，在最近几年中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又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
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失去土地的农民和继续处于贫困地位的农民将要埋怨我们，他们将说我们见死不救，不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那些富裕中农也将对我们不满，因为我们如果不想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的话，就永远不能满足这些农民的要求。”吴敬琏说：现在反对改革的就是既得利益集团和贫困群众。这对又不对。所谓对，就是这两方面的人群都不满意；但只是不满意，还谈不到反对。而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就是毛泽东在五十年前所讲的那种道理。　　
我主张反思改革。不是说认为有问题才提出要反思，就是全是成绩，没有错误，也要经常反思。我们做了一件事，或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中，不时回头看一看有什么问题，或者还有什么不足之处，总结经验教训，以利继续前进。这就是毛泽东讲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十多年前，我给江泽民谈“实事求是”的那封中，提出不要一味地闯、闯、闯，就是要求要不时反思一下。
　　现在，要求反思改革的人们，是有一定的不满情绪和疑虑，但决不是要纠缠什么历史旧账，更没有象张先生那样，用日本侵略中国、香港警察的腐败来比拟改革。张先生在这件事上，做得很不象个学者，倒似一个狡猾奸诈之徒。他和“主流经济学家”出了那么多的主意要政府改这改那，伤害了群众利益，自己不加反思，却把责任完全推到政府身上，大力渲染政府官员腐败，说是“在我们国家的改革过程中，企业家创造价值的活动与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是常常是混在一起的，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人发表的否定企业家群体的言论会引起社会上的共鸣。”而另一方面，又说是“现在有些政府部门常常在舆论压力之下出台一些缺少任何实证分析和数据支持的政策，结果适得其反，不仅损害了百姓利益，也损害了政府形象。民众可以发泄情绪.....但......政府的政策必须理性，不能被群众的情绪所俘虏。”两面挑唆，何其毒也！而他自己却装的十分可怜，说是“在政治上处于非常脆弱的地位。”
　　对于张先生所举的例子，和改革并无什么关系，但也必须说几句。
　　现在网上一些奇谈怪论，共产党要感谢日本侵略帮助他壮大哪，是其中之一。张先生什么时候也加入在这帮人中？提出“牢记历史除了求得一时的心理平衡外，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不是理性的行为。”张先生是否对“不问姓‘社’姓‘资’、姓‘公’姓‘私’”观点，要有什么新的发展？对吴仪副总理中止访问日本，是否认为非“理性思考”呢？在小泉年复一年参拜靖国神社，日人多次登上我钓鱼岛，散布中国威胁
论，等等，张先生此时出此言，经过理性思考了吗？
　　果如张先生所说，“‘廉正公署’建立之前，香港警察队伍是很腐败的，如果没有当时的‘大赦’，香港警察队伍就不能那么短的时间内廉洁起来，也很难有香港今人日的发达”，那么，中国改革何须费那么大的劲，只要大赦天下，特别是外逃贪官（他们身上还有大笔大笔资金呢！），中国官员就廉洁了！中国社会就和谐了！中国国家就发达了！中国改革就成功了！好一个学者的“理性思考”！张先生又出了一个好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