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肠辘辘的孩子

　　

1986年春天，对他们家来说，那仍还是青黄不接的日子。

在没上完第二节课的时候，他就饿了，肚子里咕噜咕噜地叫，叫一阵子之后，他就会感到胸部烧得慌。他正在上初中二年级。他们那里的人也说是七年级，是从上小学一年级算起的。为什么那样说，他也不太明白。那时，他十五六岁的样子，虽然发育较晚，但也是正在发育的时候。早上吃不多，他就感到饿得快。

下了第二节课，他们要到操场上去做操。做完操后，他们就会跑到寝室去。像其他男孩子一样，他也忍不住吃一点儿。有时吃半个煎饼，有时会忍不住吃掉一整个。但是，他又不敢多吃。多吃了，他的口粮就支撑不到星期六。

不是把地都分给他们了吗？怎么还会挨饿呢？只有骗子才会说分地就能吃饱的。在分地的前一年，他们队在种麦子的时候和春天施了不少化肥，加上那年风调雨顺，他们的麦子的产量有了飞跃性的提高，他们家破天荒地分得了四五百斤麦子。可是，很快就把地分了。农民们自己种自己收，有钱的多买化肥；没钱的就糊弄着种。

分队的时候，他父亲抓阄抓回来一张旧木犁、一个施大粪的耧、一个破木轮、一口用石头打的牛食槽，还有一点儿破破烂烂的碎东西。要自己种地了，就要有自己的地排车，他的父亲托人买了青岛轴承，自己家打兑了一些木头做了车盘子；他的父亲也与几个邻居合伙买了耩地的耧。总之，他们不得不慢慢地置办单干所需要的农具。他们的乡亲也都是这样。但是，他们家没有什么底儿，孩子弱小，大人也不强壮，只能凑合着过。他们家一直是紧巴巴的。

把土地分给农民自己了，农民是得要交承包费的。那时他家六口人的土地共约五六亩，每年承包费就要四百多元。除了承包费，他们还要交提留，每人五十，又要三百。一年六七百元，把大部分的粮食卖掉才够上面的数。没有其它来钱的门路，只靠种那些地，交了上面要的，他们就所剩无几了，甚至连粗粮也不太够。到了秋天，冬天和春天，他们家就主要吃地瓜面的煎饼。

那时，他的姐姐已经不上学了。她好像也没有读书的天分，就糊弄着上到五年级就完了，并没有去考初中。那时上初中又要考了，竞争很大，就是去考她也难考上。他的弟弟比他小几岁，在村里上小学。他在离村约二十里地的乡中学读初中，每星期六下午回来，到星期天下午再带着干粮回学校去。在冬天和春天，他就带煎饼，用包袱包，带一些咸菜，再带一些糊盐（他的娘用一点葱花和一点儿油给他炒的盐，用来冲开水喝）。

如果要吃饱，他得要吃五十多个煎饼，甚至得要六十多个才行，可是他给自己算得很清楚，只带四十几个。有时四十八个，有时还要少一些。他总觉得自己是吃闲饭的，没有理由多吃一些。实际情况是他们家里的粮食也不太够，有些捉襟见肘。为了让他上学吃煎饼，他的家里其他人就为他省着。他们在家里喝玉米糊糊吃地瓜什么的。他的爹娘对他说要吃饱，他们在家里什么都好说。可是，他感到于心不忍，就有些精打细算，不浪费。

还在村里上小学的时候，他就多愁善感了。把地分了之后，每年夏天都是逼他的父亲交钱的时间。他家很穷，他老爹到亲戚邻居家也很少能借到钱。催钱的小分队就会把他家的那辆破自行车和地排车拉到村委去，甚至还会牵他们家的羊。他的父亲本来就身体虚弱，脸色棕黑，在走投无路的时候蹲在地上想办法，脸憋得更黑了。那些时候，他就害怕，害怕他们家的顶梁柱倒了。他就有些恨逼他父亲的那些人。1984年的夏天，他考上了初中。那个夏天，他的父亲又被揉搓了一阵子。开学了，他想到他的父亲受难的样子就害怕，心里紧紧的。前两个星期回到家里的时候，他就不愿回学校去，就哭。他的父亲更着急，头上真冒汗。他父亲总盼望着他的这个上学还行的儿子好好读书，以便能跳出农门。他父亲说：“你在家里也弄不钱来，等秋后粮食下来卖了钱就能还上了，你怕什么？”他怕他的暴脾气的父亲揍他，他更怕他的父亲因他不安心上学更着急。他不再哭泣了，在忐忑不安中，他又去上学了。五年后，他可怜的父亲不治而终，死不瞑目！

那个春天，他们正学着社会发展简史，他们的政治老师一直在唠叨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他们那些十几岁的孩子们就非常信他的。

他们要到十二点才能下课。课间操时吃的那点儿东西很快就不管事了，他的肚子很快就会又叫了，他就吞咽口水。

到了那年夏天的时候，有人发觉他的眼皮有些虚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