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离开我们33周年了。33年前我在心目中认定毛主席伟大，但其中受教育（有人称之为“灌输”）的成分更多一些。今天我再说毛主席伟大，已经是经历了社会巨大变化之后发自内心的认识了！因为我看到，由于背离了毛主席的路，人民已经被抛进万劫不复境地，国家民族陷入深渊，社会一切几近失控，一场民族灾难也许就在眼前！　　

毛主席生前的成功，单从他的个人角度看，包括政治正确（立场）、唯物主义的世界观、领导能力、人格魅力等（即立场、观点、方法），也包括他的斗争艺术。斗争艺术，宽泛地看可以包括三大法宝（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支部建在连上”的政治工作原则，军事思想（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伤其十指、注重消灭有生力量、战略全局意识、唯物辩证法等）、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我觉得目前指导我们继承毛主席政治遗产这场斗争，最需要强调的是统一战线思想和理性战斗精神。　　

统一战线的思想对中国革命成功的最大意义在于政治方面。延安时期面临国民党的吞并阴谋和武力进攻，我们在军事斗争的有力配合下，坚持有理有力有节的斗争，获得了国内外最大范围的政治支持，使得蒋介石处于孤家寡人境地。（周恩来、董必武等在斗争前线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重庆谈判就是这种斗争艺术的集中体现。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后，统一战线有了新的内容和标准，比如在敌后实行的减租减息，比如西安事变逼蒋抗日。统一战线为我们党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建立工业化基础，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毛主席的统一战线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随着形势和革命进程变化而变化。“《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按照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三个阶段，毛主席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变化和党的政策应有的变化。即便是对于最反对革命的买办资产阶级，毛主席仍可以看到他们的利用价值，因为他们“是以不同的帝国主义为背景的”。土改中对于最反动的阶级——地主阶级也是这样。　　

思想阵营划分的根据只有人的思想。但人的思想不可能一刀切，总有穿插交互（在不同的问题上有不同的穿插交互），大的一致之下总有小的分歧。要想组织起最有力的战斗营垒，就必须具有宽阔的胸怀，切实做到“求大同存小异”，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有一种倾向是不允许有不同声音，形成一种无形压力，愿意听人家讲违心的话，另一种是倾向一旦听到不同声音就跳起来大张挞伐。反对这两种倾向，就要求我们牢固树立大局意识，统一战线意识。郎咸平在“郎顾之争”中为维护国有资产起到了良好作用，打击了那些暗掏国家财富的精英。他的讲话为很多人了解和参与这场保卫战做了普及知识的工作（比如我自己）。仲大军也是一位在“郎顾之争”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学者，但是他在一次演讲中因为一些观点不受大家认可，场面弄得很尴尬（有的话已带有了人身攻击的味道）。我觉得如何与这样的人“求大同存小异”，需要胸怀，也需要智慧。在另一个层面上，像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等文艺界人士，只要不是一贯站在反人民立场，对他们偶然出现的错误的批评要讲究方法、态度（比如运用“一分为二”观点首先肯定成绩）。这样做保留有团结他们的余地，比较有利于人民的事业。对正面、负面的文艺作品，都不应该以一两部作品判断人的立场和价值观，只应做就事论事的评论，同时表达希图其改正的愿望。原则要坚持，但也要给人家认识和改正的时间。我们的事业需要团结千百万人加入，不可以“四面出击”。1989年以后逃到西方的那些人在全世界制裁中国的浪潮中显得力量很微弱，重要原因之一是内部分裂倾轧。这个另类的例子也可以为我们借鉴。　　

另外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发扬理性战斗的精神。作为一个合格的战士，要具有正确的政治是非观，要有战士的激情，但是还要有理性的战斗精神，要坚持做韧性的战斗。这方面我觉得郭松民等可以引为榜样（郭老师的“60年事实与逻辑”显然是下了一番功夫的很好的总结，可以作为投向卖国、误国精英们的利器）。面对登峰造极的腐败，层出不穷的社会不公，“愤青”很多，但如何把自己的愤慨化作切实的努力奋斗？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回答好的。我读过张宏志的“还清白于毛泽东”一书。此书材料丰富，但是在摆事实的同时，画蛇添足地用了过多的激愤评论。这些评论非但未能增加，反倒是极大地削弱了该书的力量。（与之观点相左的张素华《七千人大会之后》一书，表述极平静，读者看不出任何倾向性，很值得前书作者借鉴）。激情与理性究竟应该如何掌握？标准只有一个——效果。过多的激愤伤害宣传效果。　　

中国思想领域斗争，形势虽然很好，但仍然很危险，大多数民众不清楚自己的根本利益在哪里，需要进行怎样的斗争，尤其在发动群众上还需要遵循正确的方针政策，做出艰苦的努力。毛主席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这一番告诫对于我们目前的斗争，具有重大意义。照此做了，也许正是对他老人家最好的纪念。　　

本人阅读量有限，了解情况难免片面，以上观点欢迎批评指正。　　

（20090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