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卢沟桥事变,七七事变是哪一年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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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城西南10余公里处的卢沟桥制造了一起争端,日本军国主义由此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
1、七七事变前后的战与和
这天傍晚时分,日军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由中队长清水节郎率领,在卢沟桥西北龙王庙附近开始举行夜间演习。晚上10时半左右,演习中止,日军开始集合,突然附近响起几声枪声。日军随后便以一名士兵失踪为借口,要求进入卢沟桥东的宛平县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城官兵的拒绝。很快所谓失踪士兵便归了队,但日方仍不罢休,要求调查该士兵失踪的原因,并硬说最初的枪声是中国军队放的。
宛平县长王冷斋给予有力驳斥。日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向冀察政委会提出入宛平城检查的要求,扬言要以武力保卫前进。同时日军第一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自北平命令驻丰台的第三大队长一木清直率一个中队赶赴卢沟桥。另一方面,日方通过冀察政委会的日本顾问樱井德太郎与翼察政委会代理委员长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北平市长秦德纯联系,要他承诺不调遣二十九军部队,驻苑平县城部队不外出,防止事态扩大;日军增派的部队到达卢沟桥后,与原在该地演习的第八中队一起构成对宛平县城的包围。
8日凌晨4时许,日军相继在宛平县城东门和西门外挑衅;稍后,牟田口在电话中下达攻击的命令,一木清直即率日军向卢沟桥附近永定河河堤上的中国军队阵地发动猛攻。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二百一十九团(吉星文团)第三营(营长金振中)官兵奋起抵抗,卢沟桥的战争由此开始。
这就是“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事过7年之后,1944年日军战况日益恶劣,牟田口(这时他已升任中将,担任侵略缅甸的第十五军司令官)追忆当年亲手挑起战争的情况,常常对入说:
“大东亚战争,要说起来的话,是我的责任,因为在卢沟桥射击第一颗子弹引起战争的就是我,所以我认为我对此必须承担责任。”
由于日军“在卢沟桥打第一枪”而引发的这场战争,是几年来日本在华北的种种侵略活动的继续和大升级,也是多年来日本要独霸中国的野心的总爆发。
中国政府得知卢沟桥事变的消息后,外交部即向日本大使馆提出口头抗议,要求日本政府约束军人,不使事态扩大。行政院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从庐山命令宋哲元积极准备,就地抵抗,如果谈判,须不丧失主权;同时派孙连仲等率军援助河北。
日本政府决定事件不扩大,就地解决。而在现场北平,松井太久郎与秦德纯经过谈判,于9日晨达成关于双方停止射击、各回原防、卢沟桥由河北省保安队驻守等三项口头协议;所谓原防,中国方面认为应指冲突前原驻地点,即日军为天津、丰台,中国军队为宛平城内;日方却引申为要中国军队从卢沟桥附近永定河左岸(东岸)撤出,这成为双方的一个重要争执点。
10日,日方由松井向中国方面提出新的条件。11日,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与松井签订协定,内容为:
一、第二十九军代表向日本军表示遗憾,处分负责官员,保证将来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二、中国军为避免与日本军在丰台过于接近而容易引起事端,改以保安队在卢沟桥城厢(宛平县城)及龙王庙维持治安;三、彻底取缔抗日团体。这是中国方面为避免冲突扩大而对日方的极大妥协、忍让。
但由于日本军国主义不想熄灭战火,而要火上浇油,致使争端走向扩大化。
2、日本缘何大规模增兵?
在7月8-11日中日双方在北平进行上述一系列交涉期间,卢沟桥附近两国军队间的交火仍时起时停,而日本上上下下各军事部门则纷纷行动起来:
在华北,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派步兵旅团长河边正三率在天津的日军主力前往丰台。在东北,关东军一接到卢沟桥事变的消息,就召开会议,认为“乘此时机应对冀察给予一击”,随即派出两个混成旅团及空军部队一部向承德、古北口、山海关等地集结,又派幕僚进关与中国驻屯军联络,陈述强硬意见。
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主张“利用这一事件推行治理中国的雄图”,并以第二十师团的一部作好随时出动的准备。
在东京,陆相命令京都以西各师团原定应于10日复员的步兵联队二年兵延期复员,这等于增加了4万兵力。这一切都发生在卢沟桥事变的第2天。又过了3天,到11日下午,日本政府接连召开首、外、陆、海、藏五相会议和内阁紧急会议,在内阁会议上通过了陆军方面的提案,决定把关东军和朝鲜方面先已准备的部队赶快增援在华驻军。
傍晚,发表《关于派兵华北的声明》,宣称日本政府已“下了重大决心”,决定采取一切必要指施,向华北派兵。而此时,参谋本部已下达命令要关东军两个独立混成旅团及空军部队一部派往华北,要朝鲜军第二十师团开进华北,这些部队都编入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的指挥之下。
这样一来,日本实际上进行了扩大事态的具体军事部署。接着又进行了舆论动员,当晚首相近卫文麿将新闻通讯社、政界、财界的代表人物依次召到首相官邸,就对华关系进行煽动,要求支持政府的决策,从而在日本国内掀起了一股侵华高潮。
受命进入华北的各军中,关东军第一混成旅团(旅团长酒井镐次少将)向顺义集结,第十一混成旅团(旅团长铃木重康中将)向高丽营集结,朝鲜军第二十师团向山海关、唐山、天津集结;它们成为卢沟桥事变后日本派到华北的第一批部队,这时日本把卢沟桥事件引起的事态定名为“北支(华北)事变”。
日本政府在宣布出兵华北的同一天(11日),任命香月清司中将为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接替病危的田代皖一郎(旋即去世);12日,香月到天津任所。13日向陆军中央部提出中日两军冲突的情况判断报告及正进行的准备,即:中国驻屯军连同第一批派到华北来的部队,应于20日前后完成必要时在战略上能一举歼灭第二十九军的基本配置,做到随时可以开始作战行动,在此期间,驻屯军将严密监视中国军队是否进入卢沟桥附近永定河左岸地区。
此外,驻屯军还拟向冀察政委会提出一系列具体要求,包括彻底镇压共产党的策动、罢免排日要人、北京市内不得驻扎军队,而由保安队担当警备,等等,如果得不到满意答复,则将要求解散冀察政委会,二十九军撤离冀察。这时中日两军的冲突时断时续。
15日,中国驻屯军进一步拟定作战计划,报告中央部,预计第一期作战为迅速“讨伐”当地二十九军,首先向永定河以西“扫荡”北平郊外的中国军队;第二期进入保定、任邱一线及石家庄、德州一线。
16日,日本陆军中央部训令中国驻屯军司令官,要他“最低限度”实现如下各要求:
要宋哲元正式道歉;处罚负责人,并罢免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中国撤出八宝山的部队等。训令规定以7月19日为期限,如届期其要求不见实施,“即停止现地谈判,并对二十九军进行讨伐”,日本国内将动员所需的部队派往华北。随着日本军事当局这一系列策划部署,对华战火扩大的危机与日俱增。
3、中国方面的强硬态度
日本帝国主义的挑衅和进逼,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同声愤慨。二十九军官兵的抗战,受到人民的热诚拥护和支持。民族矛盾的急骤上升,促进了国内各种政治势力的团结。日本越强横,中国越坚决。7月8日,中国共产党立即发出通电,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
17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等同国民党代表蒋介石、张冲、邵力子等在庐山举行会谈,讨论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等问题。
同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提出解决卢沟桥事变的四点立场。
“(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事变的解决,而且“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仍抱此希望;但同时声明“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面对日本扩大战争的危险,中华民族挺胸屹立,准备抵抗。
在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后,宋哲元在天津、北平继续与日本谋求和平解决,并采取了一系列削弱战备的措施以表示其诚意。
南京政府也向日本提出消除危机的办法,建议确定日期,双方同时停止军事行动,将已派出的部队撤回原地,用直接交涉或请第三者斡旋、调解、公断等方式解决纠纷。日本对所有这些和平诚意及倡议一概不予理会,它借口事件应由当地解决,要排除中央政府的干预,并一面极力阻止中国军队向北方增援,强指中央军进入河北为“违背”《何梅协定》,一面按原计划加紧军事部署、7月20日,由关东军及朝鲜军派到华北来的第一批部队全部在预定地点集结完毕,北平附近的日军以大炮猛烈轰击宛平城和长辛店。
中国政府再作和平努力,要求英国等在中日间进行调解,遭到拒绝。日本把战火扩大到平津之间的廊坊,由此斩断了和平的希望。
25日下午,日军第二十师团的步兵一个中队、机枪一个小队和通信兵一个班借口修理军用电线,从天津开到廊坊,占领车站,并到站外修筑工事,与当地驻军二十九军三十八师一一三旅发生武装冲突,遭到中国军队的猛烈打击。日军大批增援,并派飞机轰炸,26日占领廊坊,隔断了平津之间的交通。
4、占领平津
廊坊之战结束后,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即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诬指中国军队在廊坊对日军进行了“非法射击”,要求宋哲元将驻卢沟桥及八宝山附近的第三十七师部队在27日正午以前撤至长辛店;将驻北平城内的第三十七师撤至城外,和驻西苑的第三十七师部队一起,于28日正午以前移往永定河以西之地;然后将这些部队陆续运往保定。
上面通牒是26日下午3点半左右由松井面交秦德纯代收的,当晚日军又在北平挑起武装冲突。晚7时许,两个中队的日军分乘20多辆卡车由丰台开到广安门,强行要求入城。当其约半数开进城门时,守城的二十九军官兵开枪射击,双方发生战斗,后来日军还是全部进了城,这就是所谓“广安门事件”。
宋哲元拒绝了香月的最后通牒,27日通电全国,揭露日军连日无端攻击,当天凌晨“又围攻我通县驻军,进逼北平”,“日日增兵,处处挑衅”,宣布“我军为自卫守土计”,要“尽力防卫”。
同一天,日本陆军首脑部向香月清司下达新任务,要他“负责讨伐平津地区中国军”,另外命令日本国内的第五、第六、第十等师团增援华北。28日,日中国驻屯军发表对中国军队“出师讨伐”的声明,并集中兵力从西、东、南三面向北平近郊南苑大举进攻。日军事先进行了炮轰和飞机编队轰炸,将中国军队营地的工事摧毁,守军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和一三二师官兵顽强抵抗,使敌人遭受相当伤亡。
日军在攻占南苑后,又迂回包抄北撤的中国军队,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及大部官兵英勇牺牲接着,日军又于同日占领了西苑、北苑、沙河、清河,控制了北平周围的要地。
日军侵略行动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北平。28日午后1时,香月清司命令松井向宋哲元转达敦促书,声称“为使北平城内免遭战祸,敦劝立即将全部部队撤离城内”。当晚宋哲元派人到松井处,表示接受日方“敦劝”。他随即与秦德纯等离开北平,撤往保定。29日,北平城内中国军队也全部撤离;日军兵不血刃,控制了古城北平。30日,在日本的操纵下,成立了伪组织北平治安维持会,以北洋政府时期的旧军人、汉奸江朝宗为头目,不久就任伪北平市长。
日军在占领北平近郊的同时,在通州遭到一场始料所不及的打击,28日午夜,伪冀东自治政府的保安队宣布起义,向通州日军兵营等处发动猛攻,将日本特务机关长细木繁、伪政权的日本顾问等200多名侵略者消灭。起义部队还逮捕了汉奸殷汝耕,准备押送北平;由于二十九军已经撤走,起义部队得不到接应,后辗转撤往保定;途经北平附近时,激战中殷汝耕逃脱,重入日军手中。
通县起义军在同日军展开激烈战斗时,驻天津的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及武装警察也奋起抗战,向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海光寺日军兵营等地发动袭击。日军出动飞机轰炸,又调遣关东军紧急增援,才免于被歼。中国军队于30日撤离天津。8月1日,天津也出现了日军卵翼的伪治安维持会。
5、从七七到八一三
日军占领平津地区以后,战争一时沉寂下来。日本中国驻屯军在等待日本内地3个师团的到达和集中,而日本统治集团中一部分人则估计中国势将屈服,于是着手为此进行准备。8月初,陆、海、外三省首脑连日谋划,于6日、7日相继制定《日支(华)国交全盘的调整案要纲》和《日华停战条件》,企图由此转用和平手段来实现其当时的侵华目标。但平津的战争既已打响,和平的道路就已堵死,中华民族正万众一心,用自己的血肉构筑民族的新长城,与日本侵略者做一场最后的决战。
7月23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号召实行全国抗战,反对对日妥协。29日蒋介石向新闻记者说明,平津之战只是日本侵略战争的开始,决非战争之结局,国民只有“一致决心,共赴国难”,国民政府将“发动整个之计划,领导全国一致奋斗,为捍卫国家而牺牲到底”。31日发表告抗战全军将士书,重申和平已经绝望,只有抗战到底。8月初,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邓小平去南京参加国防会议。7日,国防会议决定全面抗战,采取持久消耗战略。
与此同时,日本在中国南方开辟了新的战场。卢沟桥事变发生时,日本在上海驻有第三舰队及3000多名陆战队。从7月中旬起,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中将即不断向国内陈述意见,说明开辟侵华南战场,攻占上海、南京的重要性,要求秘密派兵上海,占领机场,对中国突然袭击。
8月8日,长谷川清下令“迅速作好应付事变的准备”,并作出军事部署。9日下午,在上海虹桥机场发生了一起事件:日本海军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夫与一名水兵乘车企图闯入虹桥机场,守卫机场的中国保安队加以阻止,大山等开枪打死一人,他们两人也为中国保安队击毙。
事件发生后,日本一面表示要以外交方式解决,一面开始增派军舰来上海。双方谈判进行中,12日夜日本首、外、陆、海四相会议,决定向上海派遣陆军部队。当夜11点55分,日本军令部总长伏见宫博恭王向第三舰队司令官发出放手行动的指示。
13日上午9时15分,日军一小队从虹口进至横浜路宝兴路地段,射击我守军,继用小炮轰击。中国守军奋起还击,淞沪战争由此开始。第二天,中国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以抵抗日本无止境之侵略的决心昭告全世界。
淞沪战争开始后,在地面成斗之外,又开展了激烈的空战。
14日,日本出动飞机轰炸广德和杭州的飞机场,中国空军在杭州应战,击落敌机3架。同日,中国飞机对上海日军阵地进行了轰炸,并炸伤日军旗舰“出云号”。15日,日机深入轰炸南昌及南京的飞机场。同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为膺惩中国军队的暴戾,以促使南京政府之反省,今即采取断然措施”。
17日,日本内阁正式决定“放弃迄今所采取的不扩大方针,探讨并执行战时态势下所必需的各种准备对策”。9月2日,日本宣布将“北支(华北)事变”改称为“中国事变”。这表明日本帝国主义挟其军事实力,要在全中国大动干戈了。
4日,裕仁天皇向第七十二届帝国议会开幕式发表敕语说:
“今朕之军人,排除百难致其忠勇,是不外一促中华民国之反省,从速确立东亚之和平”。“朕望帝国臣民鉴于今日之时局,忠诚奉公,和协一心,以赞襄达成所期之目的。朕命国务大臣向帝国议会提出特关时局紧急追加预算案及法律案。卿等克体朕意,努竭和衷协赞之任。”
在裕仁敕命下,临时议会通过追加20亿日元巨额临时军费的决定,相当于日本政府当年全部,岁出预算总额27亿日元的75%。
从“七七”到“八一三”,短短5个星期之间,日本侵略者把战火从卢沟桥畔扩大到平津地区,从华北扩大到华中,原来的局部挑衅发展成了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这场不宣之战,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严重的亡国危机;抗战御侮,救亡图存,成为中国各阶级各民族最紧急的共同任务,中国全国范围很快就出现了团结抗日的局面。
8月下旬,在西北的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改称第十八集团军),以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下辖一一五、一二O、一二九3个师,八路军各部随即东渡黄河,开赴山西迎击敌人。9月,国共两党继续谈判。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地位。
至此,国共第二次合作宣告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这是中华民族夺取抗战胜利的基本保证。针对敌人全面侵略,中华民族展开了一场全面抗日的大决战。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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