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刚刚经历了多年战火的洗礼，百废待兴，国民经济在重重艰难险阻中顽强复苏，逐步朝着预期目标稳步迈进。彼时，世界局势风云变幻，为了抓住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1951年2月中旬，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中国开国元勋们齐聚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场意义非凡的会议上，他们高瞻远瞩，作出了“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会议着重强调，距离大规模经济建设正式开启，从当时算起仅有22个月的时间，必须争分夺秒，从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加紧筹备工作。同时，中央责成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即刻着手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

编制“一五”计划是一项史无前例的艰巨任务，为了确保计划编制工作能够高效、有序开展，周恩来凭借其卓越的领导才能和远见卓识，提议并在同年2月成立了一个6人领导小组，亲自挂帅，加强对编制工作的全面领导。小组成员包括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和宋劭文，他们皆是当时新中国经济、军事、政治等领域的中流砥柱，汇聚在一起，为“一五”计划的编制注入了强大的智慧和力量。

自1951年7月起，朝鲜战场的战争形势出现了新的变化和转机。战争陷入了一种胶着状态，短时间内既难以结束，但也不会朝着对我方不利的方向发展。基于对国际形势的准确判断和国内建设需求的综合考量，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果断在1952年5月作出了“边打、边稳、边建”的科学决策。这一决策犹如一盏明灯，为在复杂环境中摸索前行的新中国经济建设指明了方向。

在这一背景下，周恩来与陈云肩负重任，全身心投入，领导中财委争分夺秒，加紧研究制定“一五”计划方案。无数个日夜，他们不辞辛劳，废寝忘食，带领工作人员深入调研、反复论证。终于，到1952年6月，中财委成功汇总各大区和各工业部门上报的经济建设指标。这份凝聚着无数人心血的成果，为渴望早日摆脱贫困落后的中国人民，精心勾勒出了中国有史以来开展有计划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第一个宏伟壮丽的建设蓝图——《1953年至1957年计划轮廓（草案）》。

据亲身参与“一五”计划编制的宋劭文回忆：在这个意义非凡的草案中，对我国钢铁、机械、煤炭、石油、电力、化学、电器制造、轻纺、航空、坦克、汽车、造船等工业，均提出了细致入微、切实可行的具体建设指标和要求。同时，对重大水利、铁路、桥梁建设等基础设施领域也做出了全面系统的总体规划。

通过“一五”计划，国家拟扩（改）建与新建若干个重工业区，这些重工业区分布广泛，各具特色。以钢铁和机器制造工业为核心的鞍山、武汉、包头三个区域，将成为新中国重工业发展的基石；以石油化工、有色金属和机器制造工业为中心的兰州区域，将充分发挥当地资源优势，推动相关产业蓬勃发展；以动力设备、重型机械制造工业为中心的哈尔滨、沈阳、齐齐哈尔、西安区域，将凭借自身雄厚的工业基础，成为我国装备制造业的重要基地；以化学工业为中心的吉林区域，将为农业、轻工业等提供重要的原材料支持；以煤炭和采矿设备制造为中心的抚顺、大同区域，将保障国家能源产业的稳定发展；以机器制造为中心的洛阳、成都区域，将促进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崛起。这些重工业区的建设规划，将初步构建起我国工业建设的全新框架，形成大致合理的工业布局，为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奠定坚实基础。

然而，由于我国在制定和实施五年计划方面毫无经验可循，如同在黑暗中摸索前行的行者，迫切需要外界的指引和帮助。因此，向在计划经济建设方面有着丰富经验的苏联政府征求意见、学习他们的成功经验，就显得尤为重要。同时，为了获得苏联在经济建设方面的实质性援助，明确援助我国经济建设的具体项目，与苏联政府进行深入沟通和协商也势在必行。

在这种关键的历史节点，各项工作千头万绪，周恩来肩上的担子无比沉重。1952年7月初，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经过深思熟虑，提议从朝鲜前线回国治病且已痊愈的彭德怀留下来接替自己主持中央军委工作。7月10日，他又就自己近期的工作安排问题，郑重地写信给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和陈云等。信中详细交代了各项工作的交接安排：对于朝鲜停战谈判及反细菌斗争，除了日常工作过问外，安排章汉夫接替这两项重要工作；外交使节会议已召开一月，使节们正在各地参观，待他们月中归来，自己将参加总结并向中央汇报；政务会议将由陈云、董必武、郭沫若、黄炎培轮流主持，并且提前准备好议程，确保即使自己和陈云不在，政务会议仍能按时、有序召开；李维汉同志已商定于7月12日起休假，政务院日常工作只能暂时由齐燕铭处理，但这存在诸多困难。周恩来认为，若能在7月下旬与邓小平同志协商妥当，先发表他为政务院副总理，并于8月份来京主持政务院工作一段时间，这将是最为理想的解决方案。

此外，三反、五反运动已过去，未了事项分别请子文、一波同志主持处理，量刑之事则主要由景范同志负责。同时，周恩来还主动提出不再担任中央一级总党委第一书记一职，提议由安子文担任第一书记，杨尚昆为第二书记，萧华为第三书记。

当天，毛泽东认真审阅了周恩来的信件后，批示同意。从这一刻起，周恩来终于得以从繁杂的事务中解脱出来，集中全部精力深入思考如何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为新中国的发展绘制更加宏伟的蓝图。

然而，就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关键时刻，负责全盘经济工作的陈云却因长期高强度的工作而病倒了。陈云在经济工作领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的经验和智慧对于“一五”计划的制定至关重要。为了使陈云能按原定计划一同出访苏联，争取苏联的援助和支持，1952年7月19日，周恩来批准陈云到北戴河休息两个星期，同时主动承担起出国的一切准备工作，事无巨细，亲力亲为。

经过无数个日夜的不懈努力和精心筹备，1952年8月11日，周恩来主持制定的《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草案）》终于完稿。与此同时，他还精心起草了《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及今后五年建设方针的报告提纲》。这两个文件犹如两颗璀璨的明珠，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它们全面、深入地分析了国内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基本情况，以高瞻远瞩的视角提出了五年建设的基本任务、科学合理的指导方针和切实可行的主要经济指标。

《任务（草案）》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已经安定，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已经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已经巩固，在长期战争中被破坏的经济情况已经恢复。”“人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已胜利完成。”“如果朝鲜战争像现在这样继续下去，我们仍然需要并可能开始五年建设。”“今后五年是中国长期建设的第一个阶段，其基本任务是：为国家工业化打下基础，以巩固国防、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并保证中国经济向社会主义前进。”这些论断，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指明了方向，坚定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和决心。

1952年8月13日下午，周恩来同匆忙从重庆赶到北京就任副总理的邓小平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谈话。在谈话中，周恩来详细地向邓小平交代了政务院的各项工作，将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他。随后，在第148次政务会议上，周恩来郑重地向全体与会人员宣布：“在我奉毛泽东主席之命赴苏联访问期间，由邓小平代理总理职务。”这一决定，充分体现了周恩来对邓小平的信任，也为他后续赴苏联争取援助、推动“一五”计划的顺利实施奠定了坚实的后方基础。（1）（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