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泄者的“魅力”

——读《“古风”犹在》有感

杨景水

　　从《徽风论坛》读到华东政法大学杨师群教授的博文《有同学告我是“反革命”》：“今天被领导叫去谈话，说有上《古代汉语》课的学生到公安局和市教委告了我，说我在上课时批评政府等内容，上面已立案侦查。真令我啼笑皆非：政法大学的学生居然还和文化大革命时的思路一样，为了告发老师为反革命，可以不择手段。可悲啊！……记得在上《古代汉语》课时，我当然会批判一些与课文有关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某些传统文化问题上如果与当今有一些关系的话，我也会联系当今和批评政府。记得下课时有二位女同学找我，愤慨地指责我怎么能批评中国文化！批评政府！甚至眼睛里已经含有泪水。这样热爱中国文化与中国政府的同学，我很敬佩，你们有这样的权利！但为什么我就没有批评中国文化和政府的权利呢？所以我告诉她们：我也有发表自己看法的权利，如果你们不愿意听我的课，以后不要选我的课就是了。不料，她们居然到上面去告我，甚至还添油加醋地加给我一些‘莫须有’的罪名。要知道，这种事情如果说它发生在清朝末年，可能还会有人相信；而要说它发生在民国初年的“五?四”时期，就不会有人相信了。你们知道那时候的青年，已经基本接受了“民主”、“自由”、“人权”的理念，所以一般不会发生这样的怪事了。而如今，却依然还会时常发生在21世纪的中国，并且就发生在中国的大学里，这就太让人匪夷所思了。想到最近中国的学校中发生的一系列怪事，我只有默默地为中国的社会和人民祈祷：什么时候中国社会才能走出愚昧？中国教育才能走上正轨？中国的学生才能比较正常的思维？”

　　但杨教授并未明说他在课堂究竟讲了一些什么话，以致被两个学生去告发他“反革命”。如果杨教授以为自己理直气壮，为何不明说呢？想必他“联系当今和批评政府”的话已够尖锐，不便公开重复，并非真正理直气壮。笔者以为，杨教授固然有“批评政府的权利”，但“批评”的目的难道不是为了建议政府改进工作吗？借此机会说清楚，不是一举两得吗，何乐而不为呢？如果果真如此，杨教授的“权利”无可非议，但遗憾的是课堂不是提“建议”的场所，也达不到改进政府工作的目的，只能是恶意的发泄！除此又能作何解释呢？从“上面已立案侦查”看，学生的告发也不会是毫无价值的。请问杨教授，利用教书育人的讲台向学生们发泄不满，意欲何为呢？

　　“想到最近中国的学校中发生的一系列怪事，我只有默默地为中国的社会和人民祈祷：什么时候中国社会才能走出愚昧？中国教育才能走上正轨？中国的学生才能比较正常的思维？”从杨师群这一个冒号、三个问号就可看出他够不够社会主义政法大学教授的素质了！

　　然而，周英杰先生不分青红皂白，甚至连杨师群的大名都没搞清楚，就在《搜狐圈子》发表了《“文革遗风”今犹在》，并以《“古风”犹在》为题登上了《杂文报》（2009年1月13日文化沉思版）的大雅之堂。竟把两名女学生“下课时”当面对老师的“指责”，与“文革”年代“怂恿乃至强迫民众进行‘检举’、‘揭发’和‘告密’……‘学生检举老师’、‘妻子出卖丈夫’”混为一谈。杨教授的博文说得明明白白，是他对学生那一番驳斥在先，领导找他谈话在后，这充分证明了学生的行为是正大光明的，与“告密”不靠边儿。如果那两位学生反过来批评周先生诬陷，周先生将如何是好？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宪法赋予的权利老师和学生都有，但老师在讲台上的任务是讲课，而不是批评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八条所规定的教师应当履行的6条义务中也没有批评政府的条款。杨教授对政府有意见应当在适当场合、以有效方式提出。而两位学生向老师提出的质疑，无论时间、地点都是无可挑剔的。这和杨师群先生所说的“民主”、“自由”、“人权”没有抵触。

　　然而，周英杰先生却很欣赏杨师群教授的发泄，而且为讽刺那两位女学生，除了使用“文革毒素”、“隔代遗传”的字眼，还和动物的性别联系在一起，本来是人，有尊严的人，却被贬为“更何况是万物之长的人呢？”这难道不是说，那两名学生还不如动物！更使人费解的是，周先生竟然用“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来描述那两名学生，是赞美吗？还是对《为女民兵题照》这一光辉诗篇的恶搞？在没搞清事情原委的情况下，就力挺发泄者，可见，发泄者的“魅力”非同小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