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话听起来有点玄，怎么可能？当然我这么说是有它的前题的，那就是“只要按现有宗旨和社会价值取向发展下去”这个前题，中国必然回到袁世凯时代，除非改邪归正。下面我就再把话说明一点，也算本人此生第一次预言未来事物。

为什么说是三十年，而不是二十年，也不是五十年？又为什么说是袁世凯，而不是其他皇帝？我想回答这些问题需要从哲学角度来加以阐述，一切预言都是建立在哲学基础之上的，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有24个著名预言，后来一个个被验证是极其准确的，因为毛泽东是伟大的哲学家，他是从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矛盾运动的规律来预言一切的，所以才那么神奇，那么准确！

首先我来回答为什么是三十年？大家掐着手指算一算，再过三十年你多大？我想50后的人们那时已年过八十，在度他们生命的过剩余时光了，60后的人们已年过七十，不可能再从事生产和社会活动，70后的人们进入花甲之年，全部从工作岗位退下，那时的社会才真正叫落入80、90后之手，轮到他们来治理了。对此可能有人要问，难道你说80、90后在三十年后承当不起那时这个国家的重任？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只要照此发展下去，这帮被当今社会物质化、金钱化、时尚化、西洋化、享乐化了的孩子将永远是“孩子”，别指望他们会有什么改变，仔细回忆一下，在他们身上，我们这个社会完全没有施以任何形式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民族主义、政治思想教育，这一切统统被卖国求荣派和资改派从教材中拿掉了，现实生活中则更是打着灯笼火把也找不着几个活典型。相反，贪污腐化、卖国求荣、弱肉强食、投机倒靶、道德伦丧、骄奢淫逸的活教材却充斥着全社会，随处可见，正直他们成长的黄金时期，却接受着这样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你让他们拿什么来对这个国家的未来负责？“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然而他们只能是次要责任人，主要责任人还是其前两代人，也就是40、50、60包括70后身上，“冤有头，债有主”，关于责任划分问题，本人历史博文《我为80、90后来说公道话》中已经阐述过个人关点，这里不再重复。真等到那一天再来论责任的话，恐怕为时已晚，所以我已提前发表过自己的观点。

那么，又为什么不是现在，也不是未来二十年呢？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怎管导致80、90后孩子接受不良教育的是这个社会，是他们的家庭与学校，也是40、50、60后的人们所编辑给他们的。同时也因为如此，这三个年代的人们终究是从毛泽东时代走过来的，或多或少还幸存一点爱国主义、英雄主义、人民思想的基因，他们其中一部分虽已走向了反面，背离了当初，成了人民的敌人，但他们中间还有一部分在为这个国家和民族呐喊，为它的人民奔走相告，体内还流着革命前辈战斗的血液，对这个正一步步再次向“袁朝”（袁世凯朝代）挺进的国家起到‘延缓’作用，或是一种制衡作用，一支反抗力量无形地存在于这一社会，这支力量就是当今中国的左派和仍然觉悟着的那部分中国人民，但这只局限于对中国右派的对抗上，无法影响到今天的80、90后头上去，因为中国右派力量已超过左派，他们已牢牢控制着一切宣传媒体、出版、法律和规则权，也直接控制着对80、90后的教育特权，俗话说“学坏容易学好难”，在左右思想并存的中国社会，直接影响着今天中国青少年还主要是右派思想，因为“享乐主义、金钱欲望、自私自利”这些纯物质化的右派思想是来自于人类的天生，很容易被人接受，而左派的爱国爱民思想，却必须通过树德教育才能形成，比较抽象，没有物质那么具体，因此对青少年来说，很难形成这一后天兴趣，所以左派思想在授理上基本上处于弱势，“思想再好也不能当钱花”，80、90后他们就是这么想的，于是就有了“雷锋是脑残、鲁迅是变态、李清照是淫妇、岳飞抗金不算民族英雄“之系列说法了，可以说中国资改教和右派的思想已深深地影响着80、90后的孩子们，这种影响还在继续，而且在不断加深，本来就不平衡的（右派占主要分量）的左右天平只可能一天天越加失衡，中国今天还暂时未做亡国奴和免强保持“社会主义”这块招牌的背后，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在起着它应有的作用，那就是“左派力量”，当这股力量越来越被内外勾结的反动派们削弱而且几趋消亡时，正好是三十年后的今天。当今中国的右派们，他们毁掉了民族的勤劳勇敢、正义善良、艰苦朴素之精神之后，又控制着中国的下一代，这个民族一但出现‘富贵接种、虚荣接代、钱棒接力’的局面，来个‘纨袴子弟’执位，那就可以说已经进入了“准袁世凯时代”，我们现在离它还有多远？

先看看袁世凯的身世吧，地主、官僚、军阀世家，纨袴子弟，投靠淮系军阀，扑灭“壬午兵变”，崭露头角，编练“新建亲军营”，镇压“开化”派，“总理交涉通商大臣”，甲午战争中临阵脱逃，督办新军，出台控制士兵办法，混入维新运动，两面派手法，出卖维新派，纳义和团于血海，接任直隶总督，继承李鸿章衣钵，编练北洋军，镇压景廷宾起义，创建巡警，维护帝国主义侵略权益，乘辛亥革命爆发之机东山再起，攫取民国总统职位阴谋活动，策动“请愿共和”，逼迫清帝退位，鼓动兵变，就任临时大总统，裁减革命军队和“军民分治”，对革命党领袖大施骗术，操纵党争，暗杀宋教仁，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就任正式大总统，恣意破坏民主制度，袁记《约法》产生，创建巡警，特务警察恐怖统治，封建专制思想泛滥，“祀孔”、“祭天”，接受日本“二十一条”要求，“国民代表大会”骗局，人民反帝制怒潮高涨及护国战争爆发，袁之皇帝梦破灭，最后‘尿毒症’死去。

对比当今，总觉得已经回到了少年袁世凯的成长年代，也更象为培养未来83天皇帝做准备的年份，不是吗？“财富论英雄”最利于繁衍纨袴子弟，镇压异己、扑灭革命派火种，承接傀儡权位，举黑旗，恭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武装占领，投机夺位，篡党夺权，分散打压正义力量，抱帝国主义的大腿来实现少数人的财富增长，依凭掌控的媒体机构而大肆忽悠人民群众，愚弄百姓，破坏社会主义的民主，取缔社会底层的话语权和上访权，祭孔拜天，封建礼教死灰复燃，大肆贪污腐败，骄奢淫逸、丧权辱国。这样的社会土壤里，栽培出众多袁世凯是情理之中的事。也许万幸的是，它同时也促成了另一类人物的形成，那就是敢于掀翻“人肉筵席”的毛泽东式人物，因为事物是发展变化的，矛盾在不停地运动并转化着。人类社会的历史有时就和大自然的一年四季一样，春夏秋冬，周而复始！

我还真不希望等来这么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