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志原文：http://zkui.blog.sohu.com/130726108.html思考通钢（6）：文明与野蛮的对白（前言）

――斯隆模式与陈国君模式的比较

主题：

走出去，团结起来走出去。

对于通钢工人运动的思考，是在感受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破产和通化钢厂收购，这样的相似的企业行为中人们所持的不同的态度，并且是在其间开始的。人们常常认为，现代中国的种种失误是执政集团的右倾倾向造成的，准确地说这不是正确的态度，或者说这种观点只是中国旧式农民的观点，它的典型的特点就是把自己的命运归咎于外在的力量――或者是上天，或者是皇帝，或者是圣人，总之不是自己。

社会行为，无论是经济类的，是政治类的，而所有的范畴都只能归之于文化。所谓文化，指的是社会整体的习俗和认同，它包括时代的心理与长久的文化熏陶。

其一、文化是有时代特点的，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言：“一切思想体系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即某一时代的心理。”影响现代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中国社会希望迅速崛起的心理，这种心理和大跃进时代的心理本质上是一样的，是无限膨胀的功利主义，劳资矛盾也就是在这种激昂的冲动中发生的。

中国的崛起的心理具有机会主义的特性，并不能进而形成严谨的社会建构。正因此，一个声称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的国度，它的经济学理论却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分道扬镳；一个声称是工人阶级的国家，工人们却倍受资本家的欺凌――甚至超过资本主义社会；一个声称坚持社会主义的国家，则任由一些龌龊的精英撕裂这个本来还算和谐的社会。

其二、时代心理的特点具有波浪性，而一个伟大民族的文化，例如中国儒家文化和欧洲基督文化，因为具有本质性而具有持久性。在这之前的中国社会建构是以孔子学说为理论为依据的，以“仁”为社会态度，我们现在把它称为封建制度。

所谓中国精英，是特别的群体，或者说基本上是一些雇佣性的职业者，另当别论。而中国人的内心世界，始终存有“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的想望，因此评价一个社会的合理性有两个客观的标准：

1、“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2、“民无信不立。”

中国人的一个想望和二条标准在现在依然强烈地表现着，它的实际表达，即希望不要让恶棍和强盗撕裂我们这个原来还比较理想的社会；它的标准测量出，出现李荣融们这样伟大的身姿不是一种好现象；迫使人们生存于“被”的环境不是好的环境；社会大众对出现的各种事件总是满腔愤怒不是好事情；如果总是侵害大众的利益，而不能得到人民的认同，政策固然不立，政权也处于危机之中。

美国人是信仰上帝的，但是他们能够把握自己的命运；中国人是不主张神鬼的，但是中国人自己的命运却控制外在的力量上。一切都是这样的相互相成，尤其让思考者更加深刻地体察了辩证法。

但是，这一个辩证法并不能成立，因为历史上的中国人也完全能够主裁自己的命运，许多次的起义，许多次对有道之君的选择就是证明。现代中国人的不幸，仅仅只是社会常常被一些浅表面的概念掩饰了深层次的问题，例如强国理念掩盖了民生理念

――其实国家只是一类虚构，马克思认为，工人没有祖国；列宁论证国家是逐渐消亡的。

强国理念又怎么能够取代民生理念呢？

如果失去强国作为第一理念的支持，那些精英们的什么行为不都显现出倒行逆施的本来面目。

笔者以通用文化和通钢文化作为比较，提出人性与匪性的区别，实质上企图深入思考的就是民生理念。这是一个努力，正如列宁所言：

“为了避免不自觉地对待这种现象，我们必须懂得，任何自然科学，任何唯物主义，如果没有充分可靠的哲学论据，是无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复辟坚持斗争的。”（《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

比较是有意义的，列宁说过，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作为一门学说，马克思主要的是以19世纪西欧大陆的社会现实为研究对象的。而对于近代世界相继产生的两个超级大国，即英国和美国，马克思则主要的是作为样板予以注视。

马克思这样写到：

“正象十八世纪美国独立战争给欧洲中产阶级敲起了警钟一样，十九世纪美国南北战争又给欧洲工人阶级敲起了警钟。在英国，变革过程已经十分明显。它达到一定程度后，一定会波及大陆。在那里，它将采取较残酷的还是较人道的形式，那要看工人阶级自身的发展程度而定。”（《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

马克思还写下这样的一段话：

“德国和西欧大陆其他国家的社会统计，与英国相比是很贫乏的。然而它不是把帷幕稍稍揭开，使我们刚刚能够窥见幕内美杜莎的头。如果我国各邦政府和议会象英国那样，定期指派委员会去调查经济状况，如果这些委员会象英国那样，有全权去揭发真相，如果为此能够找到象英国工厂视察员、编写《公共卫生》报告的英国医生、调查女工童工受剥削的情况以及居住和营养条件等等的英国调查委员那样内行、公正、坚决的人们，那末，我国的情况就会使我们大吃一惊。柏修斯需要一顶隐身帽来追捕妖怪。我们却用隐身帽紧紧遮住眼睛和耳朵，以便有可能否认妖怪的存在。”

工人的命运，即现代人类社会民生理念的主题，放弃这一个主题，侈谈民生是毫无意义的。

近代以来，工人运动基本上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是从一个犹太人的角度来观察社会的，上帝怜悯于犹太人的流离，于是赐于这个民族以思考的权力。当我们透过种种数据和缜密思维构成的网络，我们常常能够看到一个犹太人以及他所属于的那个民族的文化特性。正如摩西当年带着他的族人走出埃及，阅读马克思的著作，我们也常常能够感觉出这一个伟大的思想在告诉我们，走出去，团结起来走出去。

是的，要走出去，团结起来走出那一片黑暗的大森林。这一片大森林不是他人构建的，而是我们自己内心的感知，正如《国际歌》唱到“冲破思想的牢笼”。

对于陈国君模式与斯隆模式的比较，遵循的是马克思的思维方式，而不是抄袭他的文字。这一个比较，当然不只是关于两个企业的关注，是对其内在文化的探讨，尤其关注它们所反映的不同社会的文化。因为在这里，能够感觉出希望和方向，如同看到引导犹太人走出黑森林的那一盏明灯。

（待续）

壶公评论写于09－08　　发表于《壶公评论》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