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读书》之变？

——《南方人物周刊》第91期“谁的《读书》”专题评点

郑渝川

主要观点：《读书》曾经大众化过，就像许多文学杂志包括诗歌杂志曾经的风靡和普及，那时候的杂志都是为了普通人而办，然而如今审美疲劳加上阅读疲劳，杂志报纸一类的出版物除了极个别机关刊物，只可以细分受众和市场。想一招鲜，已经难以吃遍天，《读书》的新编者确实应当改掉杂志文字晦涩的毛病，但是如果将“复兴”的主意打在重新回归“大众化”这个基点，恐怕要出大问题。笔者认为，《读书》一旦通俗化，读者肯定更愿意上豆瓣网。

《南方人物周刊》第91期“谁的《读书》”专题其实显得很仓促，虽然拉拉杂杂采访了不少第一、二代《读书》编者和追捧者，然而汪晖、黄平等第三代编者的声音缺失，或许正如报道里提到的那样，“敏感时刻，汪晖、吴彬等关键人物，最终没有接受访问”，但实际上当事者不便言说，不见得就不能找第三代《读书》的追捧者。以致于如果没有对《读书》这本杂志有过长期关注的读者，看过这一期《南方人物周刊》很可能会形成这种印象：《读书》1979年创刊，一直都到1996年的第一、二代编者时代，都是代表着兼容、自由的办刊风格，文章好看好读；后来汪晖、黄平任主编，《读书》似乎变成了“好战”、“晦涩”、新左派的舞台；不久前，汪晖、黄平二人被解职，很有点出版方拨乱反正的味道。

汪晖、黄平二人担当主编的十一年，《读书》的风格确实有了很大的变化。此之前，《读书》最早以《读书无禁区》名扬天下，出版家担当编者，并不过多的将自己的认识观点渗透到杂志选编过程之中，当时在官话套话还十分流行的思想界显得新潮，并且贴合了当时在学术历程和政治生涯中齐头并进的知识分子的阅读需求：立意深、观点持正、敢说真话、文字浅显。笔者手中至今保存着1988、1991、1992、1994年总计数十本《读书》，许多文章都很好，但是拿其优点与早期的《南方周末》相比，都会发现至少肤浅了一些。笔者十分奇怪，1990年代的《南方周末》真正一纸风行天下，《读书》的风雅和浅显那么不觉得惭愧，那些口口声声说着只看1996年之前《读书》的人难道就不觉得自己的阅读观、公民观和知识面出了点问题吗？

如果说《读书》在其创办后的前十年，为了适应大批返回工作岗位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需求，而刻意营造简简单单说道理、评新书的做法还是可以接受的，那么在改革步入深水区、社会转型急剧加快的1990年代，《读书》第一、二代的风格更像是现在《万象》杂志的小学版，当时许多把持思想界话语权的人居然满足于如此低层次的阅读和思考，居然满足于与大众关心格格不入的书斋空谈，确实也能够让我们大开眼界。

实际上，《读书》的主办者三联书店方面并不否认，当初聘请汪晖、黄平二人担当杂志主编，正是基于推动杂志转型的考虑。《读书》到现在，发行量下降，但毕竟在读者心目中仍保持着相当地位；如果不转型，在十年来激增的传媒竞争压力面前，绝对只能是死路一条，或许汪晖、黄平他们策划的评论，在一、二代编者手中会变成“观点荟萃”谁也不得罪、浅显综述假装超然、幼稚散文“外行看热闹”。

在《南方人物周刊》此次专题中，有人指名道姓批评汪晖、黄平办刊“新左派”的倾向，近几年的《读书》确实刊载过不少反思全球化、西方民主等专题的文章，但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明显就是传说中的新右派的学者文章。无论作文的晦涩，还是学术观点的分野与对立，有的人不公正的将这个责任推到汪晖、黄平身上，这是不公允的，这两个问题都是中国学界普遍的问题，都是《读书》第一、二代作者、编者和追捧者亲手教出来的弟子所为。有人说，学者不能过于圈子化、阵地化或派系化，这个看法很好，可是学术界的始作俑者是谁呢？

《读书》曾经大众化过，就像许多文学杂志包括诗歌杂志曾经的风靡和普及，那时候的杂志都是为了普通人而办，然而如今审美疲劳加上阅读疲劳，杂志报纸一类的出版物除了极个别机关刊物，只可以细分受众和市场。想一招鲜，已经难以吃遍天，《读书》的新编者确实应当改掉杂志文字晦涩的毛病，但是如果将“复兴”的主意打在重新回归“大众化”这个基点，恐怕要出大问题。笔者认为，《读书》一旦通俗化，读者肯定更愿意上豆瓣网。

如何看待《读书》之变（续）
——第140期《南都周刊》相关报道评点

郑渝川

主要观点：凡是自己言论不占优势的平台都会被定位为“专制”和“不包容”，新自由主义者本身又何尝包容过他人，何尝包容过呼吁限制资本、防范权贵交易的声音？

《读书》1996年后遭到批评，最大的原因反而不在于其倾向批评新自由主义和介入现实的风格改变，而在于这种倾向还不够坚定。

有些人嘲笑《读书》（文字晦涩），自己写的文章却比《读书》上的文字更加显出语言表达能力的低水平。

新自由主义者们对汪晖被“突袭”撤换而“弹冠相庆”，看来这些人不仅有对民众苦难的“选择性失明”，而且做事风格中也有对自由、权利概念的“选择性剥夺”。

我们看不懂《读书》在很多时候来源于我们阅读、思考、实践的心态不够平和、太过浮躁，我们太习惯于快速读懂文章并演练功夫，坐板凳十天都嫌太久，哪里有心思去平静、客观、深刻思考？这就造成我们思考的不成熟不完善，导致利益表达不充分不准确，最后导致利益纷争。

新自由主义者总是说汪晖之前的《读书》多么的好，这是因为那个时候的《读书》不突出介入现实、不反思历史，对自由主义没有质疑和杀伤力，这当然是受到他们欢迎的。

正文：

上周，笔者写了篇《如何看待<读书>之变》，文中曾经提到第91期《南方人物周刊》关于《读书》换帅一事的专题报道有所偏颇：过多选用对1996年后《读书》面貌和汪晖编辑风格不满的人、言，而当事者汪晖等人及他的辩护者则终归没有发出声音。

实际上，对于那些批评者而言，《读书》杂志组织策划深度介入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课题、刊发批评新自由主义观点和实践的文章，虽然同期也刊发了相当数量的新自由主义观点的作品，但是前者重而后者轻，或者说前者影响巨大而后者被人嗤之以鼻，所以这些新自由主义批评者就认为《读书》杂志失去了包容性，变成了“一派学者的言论阵地，而排斥其它的不同观点”。这其实是很不负责任的一种言论，源于新自由主义者只认为自己说得对，所以要求凡是自己言论不占优势的平台都会被定位为“专制”和“不包容”，新自由主义者本身又何尝包容过他人，何尝包容过呼吁限制资本、防范权贵交易的声音？

一本杂志有自己的观点倾向很正常，就算是通俗的《读者》和《青年文摘》，也有潜在的、稳定的价值评判取向；就算是新自由主义者也不能否定的《时代》、《经济学家》，明确坚定的观点倾向已经很多年不变。《读书》1996年后遭到批评，笔者反而认为最大的原因不在于其倾向批评新自由主义和介入现实的风格改变，而在于这种倾向还不够坚定。此外，杂志上好些文章文辞晦涩确是不容否认的问题，不过这样的问题是许多学院派知识分子的通病包括新自由主义者也通常会犯这个毛病，有些人嘲笑《读书》，自己写的文章却比《读书》上的文字更加显出语言表达能力的低水平。当然，曾经有学者说那种写法是故意的，要不然说太明怎么能够公然混淆是非、强词夺理的维护资本争夺民利呢？

2007年7月27日出版的第140期《南都周刊》继续深度报道《读书》换帅一事。这一期专题报道最显著的价值，有汪晖首次接受采访细说被换缘由的访谈报道，有一名新自由主义者刘军宁的访谈报道，此外，就是1996年《读书》聘用汪晖等人的主推者、前三联书店总经理董秀玉在肯定汪晖在任11年《读书》业绩的基础上，发出的呼吁：“为什么现在党不给知识分子扣帽子了，有些知识分子自己反而要给不同观点的人扣帽子，并一副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样子？我真的搞不懂。”

汪晖在接受采访时解释了被换缘由及前后故事，其实前段时间诸多媒体已经对被换过程做了详细报道，汪晖在11年《读书》主编的职位上属于兼职，现在三联书店方要加强管理、清理兼职，汪晖等人本来也没什么意见，只不过在当事人多次提出要留出过渡移交的程序和时间的前提下，有关方仍搞“突袭”战，不仅显其狭隘和个中蹊跷，而且暴露出不尊重人的外行管理水平。实际上，一直鼓吹所谓自由、权利的新自由主义者，起码应该在这个问题上表明自己的态度，同样旗帜鲜明的对“突袭”战风格表示反对，但是实际上从第140期《南都周刊》、第91期《南方人物周刊》以及其他进行详细报道的媒体上，我们看到的，是新自由主义者们的“弹冠相庆”，看来这些人不仅有对民众苦难的“选择性失明”，而且做事风格中也有对自由、权利概念的“选择性剥夺”。

在汪晖等人被换之前，《读书》汇编了一套六本的十年精选，其实这十年的《读书》我早已珍藏，但是我还是将汇编精选后的丛书买了回家。坦率讲，很多时候，我以及我身边的很多朋友都看不懂《读书》的很多文章，但现在集中起来看汇编就会发现，在不排除文字晦涩这个缺陷基础上，我们看不懂《读书》在很多时候来源于我们阅读、思考、实践的心态不够平和、太过浮躁，我们太习惯于快速读懂文章并演练功夫，坐板凳十天都嫌太久，哪里有心思去平静、客观、深刻思考？这就造成我们思考的不成熟不完善，导致利益表达不充分不准确，最后导致利益纷争。

笔者认为，汪晖在接受《南都周刊》采访中的言论也并非全部正确，幸好他本人在采访中也承认和接受这一点。在这个问题上，同期报道中，新自由主义者刘军宁的就显得独断和牵强得多。刘军宁说他不知道近十年《读书》都做了什么，然后又陈词滥调的说之前的《读书》多么的好，实际上前三联书店总经理董秀玉已经说得很明白了，汪晖之前的《读书》已经走到不得不转型、不得不改变的地步，以前那种大杂烩、缺乏内在逻辑伦理的编辑框架已经难以适应思想界的转型分化，《读书》不改变几乎没有机会活到现在，哪里是刘军宁说的那样好？当然，汪晖之前的《读书》不突出介入现实、不反思历史，对自由主义没有质疑和杀伤力，当然是受到刘军宁等人的欢迎的。

《南都周刊》在访谈中曾经问到自由主义者忽略或关注较少全球化问题、“三农问题”，刘军宁简单两句“我们也出过书、也写过文章”也应付过去。当事记者可能没对这个既定问题引起足够重视，也就放过去了。其实，访谈后面刘军宁大谈特谈的左右冲突，其兴奋点都来源于记者轻易放过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搞不清楚的问题。刘军宁没有说错，自由主义观点曾经提出要让农民有土地的所有权，相关文章相当蛊惑人心，但是别忘了这一点是为了推动土地的资本化、集中化而服务的，土地集中到极少一部分人手中，这只能到特权官僚和买办资本的手中，农民与土地、土地收益脱离，最终局面是土地为资本所控、鼓励土地兼并收买、大量农民进城实现高度“繁荣”的城市化，我们试想一下，在中国这样的国情下，那样的局面一旦实现，能同时保证民生福利吗，能保持社会稳定局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