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古历史就是世界上古历史
中国五千年历史，大半不在现在中国版图上发生的 (2008-06-04 02:2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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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研究“中华文化探源工程”和“寻找黄帝工程”的学者，
致中国和埃及历史学家的一封公开信：
（1）《中国五千年历史，大半发生在外国》
(一)
朋友们，你们好！你们作好了接受新思想、新科学、新真理的思想准备吗？下面是我研究了22年的学术成果，千万不要把你们吓坏了！并恭侯你们的光临和批评！
我叫赵自强，江西南昌人，一个从事了二十二多年《山海经》、《易经》、《尚书》和《史记》研究的学者。从今日起，我准备每隔一两天，向学术界公布一些我研究世界上古历史学的引人入胜的石破天惊的学术成果。我希望大家一块来和我分享发现的快乐，也希望大家批评和讨论这些世界上最有趣的千古之谜。
我从小爱读书，喜欢思考和钻研一些历史问题，尤其一些有品味的高难度的历史问题，在这方面不客气的说，我天生有那么一股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傻劲和钻劲，因为如此，我才能一古脑钻进《山海经》等中外文献文物和古文字中研究二十二年，三次重病，一次电脑病毒，原稿全毁，后来重写五年。
一般来说，有毅力投入一项事业者，往往多灾多难。陈景润和杨乐，还有一些青年学者都英年早逝了。不是老天爷厚爱我，而是我小时学过一点中医，能自治。所以我有机会把我知道，他人不知的中国上古历史上告诉大家和国家。这样我们就有了今天近距离的对面！
在这些年里，我认真的研究了无数遍《山海经》，也用功研究了《易经》、《尚书》、《诗经》、《国语》和《史记》等经典文献，同时，我还研究了希罗多德的《历史》，埃及人的《伊浦味陈词》，犹太人的《圣经》，伊拉克人的《苏美尔王表》，印度人的《佛经》，还读了一些专家们的研究论文。
说到这里人们要问了，你研究中国上古历史，为什么还去研究“外国人”写的古籍呢？回答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这是因为我发现中外历史学家对“中华文化起源”问题早就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其中一种是，司马迁在2100年前的《史记》中提出来的：“中华文化本土起源说”，另一种是，1654年德国的“洋鬼子”，基尔什尔在《埃及迷解》和《中国图说》中提出来的：“中华文化埃及起源说”。后来还有一些“洋鬼子”，提出了：“中华文化巴比伦起源说”，以及“印度起源说”。由于这个问题，有如此多尖锐的矛盾，你想想，我们应不应该全面的研究各家的不同观点呢？
（二）
吴方先生在《闲话“比较”》一文中说：
俗话说：“什么事儿就怕比”。比较能见高低、真伪，使人开阔视野，头脑清醒。《庄子、 秋水》中写的那个河伯说，如果不见海之“难穷”，就不会望洋兴叹自家之可笑。《史记》中记载的那个夜郎的国王，只因鄙陋寡闻，才落下了“夜郎自大”的千古话柄。可见没有比较，难有 真知。比，能比出积极，向上的力量，革命者因民族的落伍而呐喊奋起。比，能引发严肃的思索。比较，作为一种认识事物的方法，渗透在生活的各个领域。
茅盾先生在《谈独立思考》一文中说： 只读正面的书，不读反面的书，和其它方面的书。《孙子兵法》有“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之语。这叫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商业有，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之语。教条主义者是独立考的敌人，它的另一个敌人是个人崇拜。
井底之蛙恐怕很难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应声虫从来没有感到独立思考的必要。前人的经验和独立思考的成果，应当是后人所借以进行独立思考的资本，而不是窒息独立思考的偶像。
恽逸群先生在《略谈“个人崇拜”》一文中说： 任何一个有才能，有经验的人，都不可能对任何事物的各个方面都认识得很透彻。因此他提出的办法，总带有或多或少的局限性。一个人的智力和精力总是有限的，不可能精通各个方面的事物，就是在他的专业范围内，也不可能都是最正确的。最符合客观情形的。有时外行的意见，会比内行高明得多。古话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这是从几千年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至理名言。把马克思宣扬成全知全能的超人，这是对科学和人类的愚弄！
（三）
有前人这么多真知灼见的指教，我们难道还不能聪明一点？基于这种经验的思考，就逼得我不能不同时研究各种不同的学术观点，它们究竟是根据什么证据提出来的呢？历史真相究竟如何呢？谁是谁非呢？对于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遗憾得很，我国历史学家只研究了其中的一个方面的材料，这就是司马迁的《史记》。而对“洋鬼子”提出来的另一个方面的材料，我国大多数学者看都没有看过，更谈不上研究。因为“洋鬼子”的“西来说”，根本就没有中文译本！
而糟糕的是，中国人翻译了那么多外国的“先进文化”进来“传教”，为什么偏偏没有“西来说”这种译本呢？这个问题不说，其实大家也能明白！因为那些极坏的“洋鬼子”，曾互相勾结组成八国联军，把清朝打得落花流水，还把鸦片弄进来毒害中国人，还逼得清朝政府割地赔歉，还把慈禧太后漂漂亮亮的圆明园烧掉了，还抢走了中国许许多多价值连城的文物，把中国弄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还说中国的老祖宗是从他们西方迁过来的，你说可恼不可恼？别说“洋鬼子”是胡说八道，就算“西来说”是真理，我们也坚决不承认！有良心的中国人怎能跟“洋鬼子”同一个鼻孔出气呢？哪不是汉奸买国贼吗？
伟大领袖毛主席曾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就是毛泽东时代搞历史学研究的最基本的原则，谁敢越雷池一步，就是中国人民的公敌，哪就要全党共讨之，全国共殊之，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这简直就象搞反革命叛乱一样可怕的“学问”，谁敢去研究呢？中国历史学家在这种强烈的“爱国”热情的支配下，自然而然的把“洋鬼子”的观点，当成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舆论工具”抵制和蔑视。
这就无形中使中国历史学家扮演了一个极不公正、极不客观，极不科学的角色！就这样，历史学的公正和真实，也就与中国历史学家无缘了。
（四）
因为这一原因，就使司马迁的观点，没有了比较对象，如此长期以往，就使中国上古历史研究停留在《史记》中瞎转。现在问题出来了，为什么说没有比较对象就会停在原地瞎转呢？因为没有比较研究，就无法知道谁对谁错，谁是谁非！古人云：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偏听则暗，兼听则明嘛！这些至理名言无论沧桑如何变化都是不会过时的，永远闪耀着真理的光辉！这就是说，比较研究应当是我们研究中国上古历史的一种基本方法。
而不可思议的是，这些简明道理，我国学者怎么就不明白呢？怎么就只研究司马迁的观点，不研究基尔什尔的观点呢？这样做不反映了我国学者的武断，以及我国传统史学的弊端吗？其实聪明的学者面对两种对立的中华文化起源说，应当象一个公正的裁判员或法官一样去“证实”或“证伪”，检验谁是真理，谁是谬误，可以说，这才是我们的任务！
但实际问题是，我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尽管我们读过《史记》，也知道我国考古发现的实际情况，有识之士甚至知道我国上古历史学问题多多，漏洞百出，司马迁的观点只得到了考古发现的殷商甲骨文和青铜器的支持！还缺乏夏朝以上的确凿物证，最关键是缺乏黄帝至周朝，这2700年的三百三十位古帝真正帝陵——这种不可缺少的过硬证据的支持！
面对这种客观事实，我们要问：黄帝至夏朝，这段中国历史是否存在呢？它是在那里发生的呢？文物证据在那里呢？关于这些基本问题，我国历史学家尽管研究了两千多年，但都局限在司马迁的观点里兜圈子，至今未有突破。而对基尔什尔的观点却不闻不问，不理不睬，表现了极大的敌意，自然就没有人去研究它；相反，还有人根据传统偏见不时的批评几句。
（五）
然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历史恰恰跟中国人开了一个大玩笑！由于我们心安理得的沉浸在《史记》里，由于我们根本不把“洋鬼子”的话放在心上，这就完全不知司马迁把中华文化起源问题弄颠倒了，也完全不知基尔什尔的理论确实是真理！这就使那些“只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的中国历史学家都跟着司马迁走上了迷茫的困境！
现在我们可能会想啊，那些愚夫子怎么就一根筋呢？一个问题久攻不克，苦苦搞了两千多年的研究还解决不了，为什么不从侧面、或反面考虑考虑呢？为什么就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呢？
说到这个问题，我们应当客观的设身处地的考虑古代和现代学者的具体处境。从历史上看，司马迁以来的古代学者因历史和科学的局限，他们根本不可能解决中华文华起源问题。而我们虽有文物和科学的支持，但思想又被传统错误和敌对情绪所左右，特别是那个“文化大革命”，你想啊，当年那些“造反派”、“红卫兵”，个个都有那么一股疯狂而愚蠢的蛮劲！个个都象着魔的宗教信徒！在那要命的当
口，谁敢从侧面或反面研究历史呢？那不是找死嘛！那不是和德国“老特务”勾结嘛！那不是想做“叛徒”、“卖国贼”和“反革命”嘛！一顶大帽子就可把你砸死，如果四顶大帽子全给你戴上，别说公安局把你抓去，既使你活在世上，背着“四座大山”也得活活压死。面对这种“残酷的阶级斗争”，你还敢越轨“胡思乱想”吗？再伟大的人物，再伟大的思想，“在无产阶级的铁拳打击下”，也没撒！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政府一改旧说，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这种形势下，我们才敢研究《山海经》，自然而然也就和基尔什尔想到一块去了。然而人们就要问啊，你怎么和“洋鬼子勾结上”的呢？这是因为我发现《山海经》就是中国夏人在埃及写的文献，里面记载的“山”，其实就是高大如山的埃及金字塔的代称，该书的主要内容记载了中国古帝埋葬于埃及金字塔里的事实。
（六）
我们再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考古学家在中国找不到完整而系统的物证可以证明司马迁的观点，相反很多考古发现的新材料不仅不能使传统理论自圆其说，出人意料的是，往往还与先前的“定论”相左，这就逼得历史学家把原先的“定论”一改再改。反复修改多了，学者们也就发现了《中国上古历史学》不可靠，不真实，不科学！
然而，问题究竟出在那里呢？我通过长期研究发现，我们的学术理论和研究方法有问题。尽管历史和科学向前发展了两千多年，但我们却还在按部就班，勤勤恳恳的照“史圣”的观点研究历史，而不知《史记》也有严重错误，也可以一分为二！由于我们固执和无知，今天还在继续充当“学术奴隶”，盲崇“伟人”！没有一个人怀疑“史圣”把我们带上了糟糕的学术死路，造成了《中国上古历史学》研究的停止不前！
但是，我们的学者决非饭桶！在困境中折腾多了，就使我们逐渐醒悟过来，发现原先的“定论”有误，这就逼得我们不得不重新研究起源问题，于是政府在本世纪初，启动了“中华文化探源工程”和“寻找黄帝工程”。
要知道，这可是经过多少代人的努力，才取得的一个小小的胜利，虽然中国学术界还未推倒司马迁这尊“代表真理的神圣偶像”，但总算勇敢的前进了一步，并用一种包含的口气承认了一个重要事实：这就是司马迁记载的“黄帝”还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所以我们必须“寻找”这种物证！
但遗憾的是，我们用老办法在中国寻找“炎黄”至夏朝的物证，总是找不到，这就逼得我们另辟蹊径，到“洋鬼子”说的埃及、巴比伦、印度考古资料中去寻找。当我们踏上新的征程，立刻就有喜气洋洋的新发现，因为“炎黄”至夏朝的历史文物，很快就在埃及找到了！
（七）
但我要告诉人们的是，在这一研究中我使用的方法，恰恰是学术界从未用过的将中埃两国文献文物和古文字进行系统比较研究的方法，这种切实的实证方法，就使很多中埃文献文物和古文字得到了相互映证和吻合，这就使我发现了中国文化的源头，确实在埃及的事实！
然而问题又出来了，这就是，我们说中国有5000年的文明史，它究竟是在那里起源的呢？又是怎样发展和变化的呢？关于中国历史上的这些根本问题，我从考古文物上看到，“炎黄”俩兄弟，确实存在
过，但他们直接管辖的地方可不是司马迁想象的中国，而是我们意料之外的非洲。具体的说来，炎帝原本是建都埃及的古帝，黄帝是建都埃塞俄比亚，也就是建都于昆仑山的古帝，他们并且通过直系亲属，如儿子兄弟等人统治世界各地，是世界的共祖。
现在问题又出来了，这就是，为什么黄帝称“轩辕”呢？炎帝称“神农”呢？埃塞俄比亚称“昆仑山”呢？这是因为在很早的地质年代就有很多圆形火山从地下深处喷发出来，把东非高原“壮”开了一条大裂谷，它就是“东非大裂谷”，这条裂谷两边的山，就是《山海经》记载的“不周山”。这条裂谷正好穿过埃塞俄比亚，所以黄帝取名“轩辕”，埃塞俄比亚的高山，取名“昆仑山”。说到底，这是因为“辕”和“仑”都象火山圆圜而得名。再说埃及，《非洲》地理说它是世界上最炎热的地方之一；黄帝弟弟建都于此，因而得名“炎帝”。同时，又因埃及土地肥沃，宜农耕，故又称：“神农”。
但由于俩兄弟长期政见不和，屡有争执，积怨太深，最后产生了战争，这次战争发生于公元前3113年。由于黄帝的势力强大，他就从埃塞俄比亚打到了埃及，所以《史记》有“黄帝北逐荦粥”之句。这里的“荦粥”就是埃及的古名和音译。黄帝战胜炎帝、蚩尤统一中国之后，就把国都从埃塞俄比亚迁到了埃及，直到夏末，这1500年，中国国都都是建于埃及孟菲斯的，所有埃及金字塔都是黄帝至夏朝各代古帝的陵墓。
(八)
后来商汤推翻了腐朽没落的夏朝之后，建都埃及南方的底比斯。《山海经》称它“氐人国”，《史记》称它“亳”。商人后来就在这里和附近反复搬迁，建都了500年，64位商帝死后都葬于底比斯西面的帝王谷。而在众多商帝中，有一位微不足道的十八岁的小皇帝，名叫：图坦卡蒙。他的陵墓1922被英国的霍华德·卡特发掘了出来，因为他的地宫里藏满了眩目的珍宝，而使这位商皇一夜之间成了震惊世界的“名星”！
再说夏朝残部，在末代皇帝“不出”的率领下，逃到地中海克里特岛，在这里经过十几代人，300多年的发奋图强，建立了“幽州国”。而这时的“戎狄”，看到“幽州人”过起了“小康生活”，就眼红起来。而这里的“戎”是谁呢？其实就是指埃及的商军，这里的“狄”又是谁呢？其实就是居住于希腊一带的共工后裔。他们先是讹钱讹物，后来要国要民，不给就打，结果把“幽州”打得国破城烂，“古公”实在寡不敌众，只好逃到耶路撒冷，即《史记》记载的“岐山”。
公元前1000年，“古公”的后人文王在殷人的压迫下，和众诸侯在埃及孟菲斯结盟反殷，推翻了商朝，这就是中国的“西周”。而西周之名是怎么来的呢？其实是纪念其祖先在克里特岛的丰功伟绩而得名。因为“西”指克里特岛在岐山之西，“周”是“洲”的同音假字，指克里特岛。西周国都建于以色列之后，其国王死后多葬于耶路撒冷王室墓地。同时，《世界历史》又称西周为“亚述大帝国”。
对殷作战胜利后，文王根据结盟协议把众诸侯按置于埃及。所以《史记‧封禅书》说：“昔三代之居，皆于河洛之间”。而这里的“三代”，即夏商周三代；“河”指埃及尼罗河西边的“西河”，“洛”指围绕金字塔帝陵的环陵河。但当年的环陵河后来多被泥沙所塞，现在只有少数金字塔还座落于大湖中间。这就是说，中国上古古人主要是生活于埃及孟菲斯的。
(九)
公元前770年，西周最后一位昏庸无道的家伙，叫幽王，他愚蠢的废皇后和太子，激怒了申、缯、西夷和犬戎诸国，故组成联军，打破西周国都耶路撒冷，杀死了幽王。战乱后，众诸侯扶其子宜臼为平王，平王迁都巴比伦；幽王次子伯服迁都土耳其，西周一分为二，这就是中国的东周。所以东周国王的陵墓在土耳其和伊拉克境内。
然而，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转折点是何时呢？那就是秦朝，它至今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历史之谜。自秦襄公救周有功，被平王封为诸侯开始。秦人的国土在那里呢？其实就是指西亚和埃及。秦人经过56年征战，消灭了“诸戎”，建都埃及。秦人在埃及共建都330年，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西秦”，秦人由于长期休养生息使它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这就是《世界历史》中的“波斯大帝国”。于是秦献公在强大经济和军事力量支持下，于公元前384年，从埃及发动了统一中国的战争，经过12年征战，于公元前373年把9国诸侯打得退入中国，并建都中国咸阳。这就是说，从公元前373年—公元前331年，这42年，秦国的疆土是从埃及到中国的广大地域。
同时这也就是说，从此中国国都正式建于中国境内！换言之，中国5000年历史，其实有2700年是建都“外国”的。或者说，一部完整的中国上古历史，其实就是一部世界上古历史。
而在这部错综复杂的中国上古历史中，最值得中国历史学家记住的是公元前331年，因为这一年秦人和七雄在中国打得难分难解，共工后裔亚历山大突然从希腊崛起，他趁秦军无力西顾之机，横扫西秦留守部队，并于这年占领秦之老巢埃及！
（十）
从此中国人再也没有回到故乡埃及去，中国古人遗留的文献文物也就这样被分开在中埃两地，埃及是黄帝至夏商的故国被历史遗忘了；金字塔是黄帝至夏帝的陵墓被历史遗忘了；底比斯神庙、帝王谷王陵是商人的神庙和王陵被历史遗忘了；埃及图画和象形文字是甲骨文金文的前身被历史遗忘了；克里特岛是夏朝残部，西周祖先故国被历史遗忘了；西周建都耶路撒冷被历史遗忘了；东周建都土耳其、巴比伦被历史遗忘了；西秦人老巢在埃及被历史遗忘了；中国上古历史被司马迁《史记》一改，面目全非！
而这些历史事实，就是中国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在北京搞的“中华文化探源工程”和“寻找黄帝工程”所要解决的真正历史问题。同时，这也是《圣经》早就提出过的：“我们从那里来”的问题，并且也是埃及学家正在研究解决的“金字塔之谜”和“埃及文化突然中断之谜”。从这一研究成果可以看到，人类关心的所有重大历史之谜和文化之谜，其实都与中国上古历史有关。
所以，一个不懂中国上古历史和文献的外国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不论他多么伟大，多么能思考，多么能写作；也不论他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摩尔根、汤因比；其实，只要他不懂中国上古古人保存的这些“人类祖谱”，他就象一个无户口、无祖籍、无祖先的孩子一样，不知自己是从那里来的！所以世界上一切搞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要想有所作为名副其实，他就必须到中国来“接受再教育”，只有如此，他才称得上一个合格的学者，不然的话，他的学术理论就是无根无据的瞎猜！关于这一点，其实基尔什尔他们早在350年前就英明的预见到了，可我们还愚蠢的嘲笑人家胡说八道呢！
（朋友们，你们已经非常幸运的接触到了中国社会科学的最高机密和学术成果！我希望你们
比我们更上一层楼，比我们这一代人更聪明！这样中国科学才能发展，民族才能昌盛，社会才能
进步啊！）
此致
敬礼
赵自强2008年6月5日于中国南昌
宅话0791—7505281，手机13330103010，邮编330008
通信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上凤凰坡5号201室
ＱＱ号码：834408317，邮箱号码：834408317@qq.com，
《甲骨文金文源于埃及图画和象形文字》 (2008-06-05 01:22:33)
致李学勤、裘锡圭、王宇信教授，
致中国和世界古文字学家的一封公开信：
(2)《甲骨文金文源于埃及图画和象形文字》
（一）
我们知道世界上的文字，原本都是从图画和象形文字逐步演变而来的文字。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考古学家发现的世界上一些最古老的民族所使用的古文字上得到证实。如古埃及人、古中国人、古巴比伦人、古希腊人、古印度人、古玛雅、印加人，他们在早期的活动中都是用图画和象形文字沟通思想的。
因而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这就是，人类上古的语言和文字，究竟是从一个地方发源起来，再辐射到世界各地去的？即一元的？还是从两个？或多个地方各自独立的互无关联的发展起来的呢？即多元的呢？这既是一个哲学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历史学，语言学和古文字学问题。从现有的资料来看，中国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多持世界上古各国的图画和象形文字是独立发展而来，没有联系的“多元论”观点。
但人们持文字“多元”发展来的理由和证据是什么呢？我们看到，面对这样一个不可迴避，也不该迴避的严肃的学术问题，中国学术界一直表现得非常鲁莽、胆怯和讳莫如深。而为什么中国学者在这个问题上会表现得如此暖昧和没有主见呢？这说来话长！但我想不外乎有这样两个原因：一是，清末民初的中国学者被帝国主义侵略瓜分中国的愤怒情绪所左右，爱国的学者根本不相信“洋鬼子”说的“中国文化西来说”是真理，所以坚决拒绝研究“敌人”提出来的问题。二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有几位学者发现中国和埃及的象形文字确实有几个是相同的，但因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出的“中国文化本土起源说”的“定论”流传了两千多年，根深蒂固，严重的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所以学者们多用“偶然的朽合”搪塞中埃两国古字相同的事实，因而没有人敢深入研究这个问题，就这样，一个发现真理的机会与中国古文字学家擦肩而过！
（二）
而这里我不能不说的是，在学术困境中，中国有几位学者发现了中国埃及的象形文字有几个相同的事实。如王晓焰在《金字塔后面的世界》一书中发现了中埃两国有水字、月字、山字、脸字、鹰字、鸡字、叶字是完全相同的。汉尼希、朱威烈在《人类早期文明的“木乃伊”——古埃及文化求实》一书中发现中埃两国有日字、屋字、嘴字、鸟字是相同的。顾正在《文字学》一书中发现中埃两国有日字、月字、山字、水字、目字是相同的。这样算来，中国学者发现中埃两国有10个相同的象形文字存在。但十分遗憾的是，最早发现这个问题的学者并非中国人，而是中国人憎恨的“洋鬼子”。
1654年，一个很有头脑的名叫基尔什尔的德国传教士，因传教到过埃及和中国，了解了中埃两国的古文字和风土人情，发现中埃两国的书法、文字和民风习俗相同，因而写了《埃及迷解》和《中国图说》两书，提出了“中华文化埃及起源说”。从此西方学者对这个课题很感兴趣，17世纪是这个课题讨论的高潮。如到过中埃两国的波兰传教士波因漠，第一个支持这种根据文字类比建立起来的假说。后来这一假说又得到法国学者胡爱、德梅兰和德经的支持。再后来持这种观点的还有日本的后藤末雄和板津七三郎等人。关于这些事实，李学勤先生在《失落的文明》，陈星烂先生在《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中都有所述。
然而问题是，这种假说是否可靠？有多少根据和真理性呢？中国学者没有深入研究，也没有一个人能够正确回答。为了从根本上证明和解决这些问题，我潜心二十二年，研究了中外文献文物和古文字，发现“洋鬼子”的假说确实不假！因我从历史学角度，研究了《圣经》，发现它开篇讲述上古历史的部分有明确的这方面的记载。关于这一点，《创世纪》说：
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作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
接着在《变乱口音》中又说：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作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作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別。
（三）
从这里我们可以想到，既然上古人类的语言是相同的，那么按理讲，上古人类使用的文字，也应当是相同的，这应当可以理解！
然而，这种根据《圣经》推理的思想，虽有一定的理由，但事实真相究竟如何呢？证据在那里呢？我带着这些问题在中埃两国考古资料中苦苦寻找证据，终于皇天不负苦心人，我真的就在中埃两国考古资料中幸运的发现了八个互相吻合的图画文字！它们就是《山海经》等文献记载的“双手操蛇神”的“操”字，“双手舞狮神”的“舞”字，古帝头顶太阳的“皇”字，人面鸟身的“魂”字，古帝骑两龙的“乘”字，多头蛇的“虺”字，兵马俑的“俑”字，古帝施恩的“照”字。通过这些比较研究，从而发现，我们只要把中埃两国这八个图画文字放到一块对照一下，立刻就会知道两者是异曲同工，惟妙惟肖的图画文字，不要什么高深的学问，一看就能明白，它们就象亲密的“父子”形像一样！
由此引发的第二个问题是，中埃两国相同的图画文字谁是“父”？谁是“子”呢？我从时间上又发现，中埃两国相同的图画文字，埃及发现的比中国发现的，在时间上总要早一两千年。从而可以肯定：中国的这八个图画文字是从埃及发源、流传过来的图画文字！
因为我们知道文化传播的规律，尤如高山流水，从早到晚，从先进到落后，从中央到地方，逐步向四方传播和发展的！并随中央的转移而转移的！这一科学规律，是不可抗拒的，也是不会随着人们的意
志倒行逆施或转移的！
这个问题研究到此，虽然已确凿的证明了中国图画文字，确实是从埃及图画文字演变而来的事实！但是，中国的象形文字，是否也是从埃及象形文字演化而来的呢？为了证明和解决这个问题」我又将甲骨文、金文和篆字与埃及象形文字进行了认真的比较研究，这就进一步发现中国象形文字的根，原来在埃及古都底比斯。因我从资料上看到底比斯神庙的墙上、画上、门上、石像上、浮雕上、方尖碑上，以及帝陵的壁画上、灵床上、椅子上、棺柩上、木乃伊上，到处可见中国古老的象形文字。
（四）
然而，底比斯为什么有不可胜数的中国象形文字呢？说到底，这是因为“底比斯”是《山海经》记载的“氐人国”！而“氐人国”是什么“国”呢？“氐人国”就是夏朝最底层的商人居住的地方。后来商汤推倒了夏朝，建都于此，所以中埃两名都有相同的音节：“氐”和“底”，因“底”即“氐”的同音假字，可通用而得名。后来底比斯发展壮大了，《史记》又称它：“亳”。最可贵的是，埃及人也承认这一事实，称它为：“喜克索”。很明显，“喜克索”即“亳”的缓读，或标准音译。再说“商”的国号为什么称：“殷”呢？这是因为64座藏在地下的商帝陵，与百座夏帝金字塔陵墓的建筑形式截然相反而得名。因金字塔的建筑形式象尖顶的大房子，所以国号称“夏”，或“大夏”。又因《夏易》把夏帝金字塔陵墓的立体俯视图都缩绘在一张图纸上，故名：“连山”；因“山”是耸立于地表之上的，故称：“阳”。相反，商帝建于帝王谷的陵墓都是深凿于地下的，故《商易》称为：“归藏”；又因它建于地下，故称：“阴”；而“阴”即“殷”的同音假字，可通用而得名。我们回到故乡埃及来，夏殷两代的国号问题就这样迎刃而解了。
由于底比斯是中国真正的商都所在地，所以它是甲骨文、金文的发源地。关于这一点，我从有限的资料上看到，底比斯遗址的文物上到处可见甲骨文、金文的原形，因此，我把它搜集到一块作了比较研究，这就发现中埃两国有266个相同或相似的象形文字存在！
如一字、二字、三字、四字、五字、六字、七字、八字、九字、十字、廿字、米字、嗣字、龢字、太字、天字、庚字、册字、ウ字、户字、巠字、小字、少字、不字、用字、几字、羌字、箕字、巳字、斗字、戉字、已字、矢字、轿字、凡字、井字、丹字、舟字、日字、田字、又字、子字、孫字、叉字、白字、百字、旦字、呂字、母字、在字、月字、口字、火字、昊字、明字、甘字、昔字、水字、山字、石字、人字、乃字、尸字、比字、从字、乙字、禾字、年字、穆字、目字、省字、见字、直字、眉字、哭字、壬字、夕字、肉字、多字、刀字、止字、世字、之字、朋字、牌字、丁字、回字、亘字、匚字、台字、入字、厂字、巴字、龟字、虫字、冠字、系字、丝字、大字、己字、阶字、免字、甲字、雨字、雷字、允字……。
（五）
这些确凿的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反复检验的证据，就证明了中国的象形文字，也是从埃及流传过来的象形文字。但必须声明一点，在比较研究甲骨文金文和埃及象形文字异同方面，我因受资料、资金和条件的局限，这就限定了我的能力发挥。我相信中埃两国绝不仅仅只有这266个相同或相似的象形文字，一定还有很多我没有发现的相同的象形文字存在。并且我还相信，后人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一定会比我更大，一定能编出一本《中埃相同古字比较字典》！这样中国人读埃及纸草书和碑文就不用外国人来翻译了！通过这一比较研究，现在可以肯定，埃及象形文字，毫无疑问就是中国失踪的甲骨文、金文、篆字的源头，或祖先！
可是千百年来，中国学术界受司马迁的“中国文化本土起源说”的熏陶，这就使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以及考古学家无不受其影响。故考古学家根据河南安阳发现的青铜器和甲骨文误认为：河南安阳即中国商都所在地，这就夸大了文物证史的作用。因为青铜器和甲骨文只能证明商朝曾经存在过，但不能证明安阳是商都；要证明安阳是商都，要等安阳发现了一系列商帝的真正陵墓之后才能成立！由于中国历史学家自司马迁以来在研究认识中国上古历史上一惯犯有严重错误，所以很多该研究的问题，没有研究；很多研究了的问题，又被弄颠倒了，这就把中国上古历史弄得面目全非，这就比没有研究更糟！后来司马迁的错误又影响到中国古文字学家，这就使中国古文字学家没有一个人真正将中埃两国图画和象形文字做过比较研究。由于我们缺乏这方面的知识积累，又不相信“洋鬼子”的话，并且还反其道而行之，横蛮无理的盲目的用象想代替证据瞎批人家一气，这怎能不错呢？毛主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其实一个学者没有研究问题，也没有发言权！因为如此，这就使中国学者遇事总是绕道走，对中埃两国相同的古文字，总是用“巧合”搪塞了事。还有些学者发現了一些事实，因顶不住世俗压力，没有敢深入研究下去。
今天我们遇上党和国家“改革开放”的好政策，在这种良好的研究环境中我们才敢“解放思想”的探索问题！由于有了这一政治上的良好的研究前提，才使我在研究中发现中埃两国有270多个相同或相似的图画和象形文字存在。可是这一研究成果却意外的告诉了我们一个难于接受的事实：即我们一向反对的“洋鬼子”提出来的“中华文化埃及起源说”是客观真理！我们一向认为是真理的司马迁提出来的“中国文化本土起源说”却是主观谬误！历史，就这样和中国学者开了一个叫人哭笑不得的大玩笑！
此致
敬礼
赵自强 2008年6月5日于中国南昌
宅话0791—7505281，手机13330103010，邮编330008
通信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上凤凰坡5号201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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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宫玉海、胡远鹏、肖兵、袁珂、徐显之、张岩、王善才教授，
致韩国岭南大学金钟汉教授，
致吕绍纲、张吉良、张其成、韩永贤、林中军教授，
致中外《山海经》、《易经》专家的一封公开信：
（3）《<山海经><易经>是中国古人在埃及写的关于金字塔的古籍》
我们从《史记》中知道司马迁读过《山海经》，因他在《大宛列传》中明确的提到了它，并坦言：“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司马迁在书的结尾，还几次提到《易经》，但却没有什么值得后人恭维的发现。
由于司马迁这位“伟人”仅仅读过，但没有认真的研究过《山海经》、《易经》。所以他不知道这两部古典文献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古老、最神奇、最独特的文献。司马迁之后，历代都有学者接着读这两部古籍，但都因历史和科学的局限，读不懂它。尽管今天大学众多，教授如云，研究者不可胜数；尽管今天的研究条件、研究资料、研究资金不知比古代好多少倍；尽管现在科学发达，眼界开扩，打开电脑可以从中国看到世界。但非常遗憾的是，学者们还戴着2100年前司马迁编织的“紧箍咒”——“中华文化本土起源说”，所以今天的中国历史学家，比古人并不聪明多少，也没有几人真正读懂这两部古籍！于是人们继续在黑暗中探索两书的千古奥秘，如从它们的写作时间、写作地点，写作内容和性质上研究。就这样，经过多少代学者前仆后继，呕心沥血的努力，才初步接近和发现了真理！
而在谈论真理之前，我们还是先谈谈学术界现在研究《山海经》的大体情况。就众家通常研究的观点而论，从时间上来说，大多数学者认为它是战国时代的作品；从地域上来说，大多数学者认为它是记载中国山川地理的古籍；从内容上来说，大多数学者认为它具有历史地理和文化源流的性质，并杂记神怪。再说《易经》，大多数学者认为它是一部夏商时代的记载算命、卜巫和哲理的古籍。并且认为古人撰著这两部古籍，在时间上、地点上、内容上没有任何联系！所以学者们进一步认为：这两部古籍的性质、特点、内含完全不同。这就是中国学术界对中国这两部最最重要的古典文献的基本认识！
然而，这些观点究竟是对？还是错呢？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和判断它呢？这标准又是什么呢？怎样才能求得正确的答案呢？对于这些基本问题，学术界至今还是一片迷茫！但我认为，这个判断我们学术对错的标准，那就是考古学家发现的与中国历史文献吻合的历史文物。我们只有把对映的文献文物结合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才能象读图文并茂的“连环图”一样读懂历史。
而历史这本“连环图”，不可缺少的两个最基本的要素就是文献和文物，如果缺少任何一个方面的资料，历史这本“连环图”就叫人难于读懂！但非常糟糕的是，我看到中国上古历史学家写的书，大多数只有一个方面的资料，这就是中国历史文献，而与这一文献对应的文物却不见。这就象一本“连环图”，只有文，没有图一样，这书怎能真正反映历史事实呢？于是作者开动脑筋想，用想象和文字来代替或填补失缺的另一半文物，而这样猜想出来的东西，往往与历史事实不符！
而有一点是必须说明白的，这就是，中国上古历史的另一半东面——文物，并非不存在，只是我们常常机械的按照传统陈见思考和研究问题，因而认为：中国的文献就是中国的，外国的文物就是外国的，中外文献文物毫无关系！因此中外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老死不相往来，都主观的孤立的在本国研究自己掌握的那一部分证据，这样一来，历史资料就被人为的分割在异国他乡，联系不上！如果我们硬要用这种僵死的固定不变的思想来研究我们从未经历的上古历史，那无疑就是自设障碍，唯心的瞎猜！
为了避免这种糟糕的失误，我们的研究就必须打破司马迁的“中华文化本土起源说”，高瞻远瞩的不拘一格的重证据、重文物、重调查研究，而不是在“伟人”的“定论”中兜圈子。实际上，不论中外文物，只要它与中国上古文献记载的事实吻合，那它就说明中国上古历史不是战国秦汉古人伪造的历史！同时，也说明文物发现的地方就是中国古人曾经居住过的故乡之一！
我带着这种思考，不局限于中国寻找物证，同时也到外国资料中寻找物证，尤其到埃及考古资料中寻找物证。就这样，我用了二十多年时间，把中埃两国文献文物反复作了比较研究，这就发现了中国上古历史文献记载的许许多多划时代的标志性的黄帝至夏代的历史文物，在埃及早就被考古学家发现了。因而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重大问题，这就是黄帝至夏朝的历史文物为什么会在埃及出现呢？为什么在中国找不到呢？这与中国历史元典《山海经》、《易经》有什么关系呢？要破译这些重大历史之谜，我们就必须从《山海经》、《易经》的性质说起。
据《山海经》记载说：该书是我们伟大的巨人祖先一一夏朝古帝大禹和其臣子竖亥和太章等夏代学者，考察、测量世界上古历史地理之后，在埃及孟菲斯写的一部以埃及为中心，以埃塞俄比亚和中美洲为亚心的世界历史地理古籍；其中《五藏山经》记载的所谓之“山”，其实就是中国古帝在埃及所建的高大如山的金字塔帝陵的简称，所以其主要性质和内容是记载中国古帝葬于埃及金字塔里的“葬经”。
为什么说《山海经》是中国古帝的“葬经”呢？因为孟菲斯是黄帝战胜炎帝蚩尤之后，直到夏末，这1500年的中国国都所在地，所以这一阶段的中国古帝死后都葬在孟菲斯对面的金字塔帝陵里。
然而人们又要问了，这一学说有何为证呢？关于这一事实，其实《山海经·中山经》明确的记载说：“凡薄山之首，自甘棗之山至于鼓镫之山，凡十五山，六千六百七十里。历儿，冢也。其祠礼：毛，太牢之具；縣婴以吉玉。其余十三山者，毛用一羊，縣婴用藻珪，瘞而不糈。藻珪者，藻玉也。（其山形皆）方其下而锐其上，而中穿之加金。”
这段文献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就是说：甘棗山、历儿山、渠猪山、葱聋山、諉山、脫扈山、金星山、泰威山、橿谷山、吳林山、牛首山、霍山、合谷山、陰山、鼓镫山，这十五座象“山”一样高大的帝陵，都是建在一条直线上的，它们绵延了六千六百七十里（当然这里的“里”，是远远小于我们今天的长度单位“里”的）。而在这些帝陵之中，最大的最值得古人纪念的是一座叫“历儿山”的帝陵，后
帝祭祀它的祭品要用牛、羊、猪三牲，胸前还要悬挂用吉玉雕制的古帝的像章，这就象文革期间中国人都挂毛主席像章的意义是一样的。因为这里的“婴”就是指古帝的头像，“悬婴”就是佩戴古帝的像章。而祭祀其它十三座帝陵，只要用一只羊和糈米就可以了，但胸前要悬挂用藻玉雕制的帝像。而这段话的关键在于：“方其下而锐其上”。这就十分准确的说明了这十五座所谓之“山”，都是下面四方，上面尖锥的形状，而这种“山”的特征，不就是埃及金字塔的特征吗？这段文献最后说，这些金字塔帝陵的中间都穿了很多铁棍之类，以悬挂金铃。这恐怕就是中国高塔悬铃的文化源头。
当我们明白了这段文献的重要意义之后，才会醒悟为什么中国古人在《山海经·海内西经》、《西次三经》、《海外北经》、《大荒北经》、《尚书·禹贡》、《穆天子传》、《吕氏春秋·求人》、《庄子》、《洛水》、《尚书璇玑钤》、《文耀钩》、《史记·夏本纪》、《淮南子·地形训》、《水经注·河水》、《山海经图赞》、《凉州异物志》等十几部古典文献中喋喋不休，反反复复的强调夏禹建筑的陵墓叫：“积石山”！原来这是教中国人千万不要忘记夏朝、不要忘记祖先、不要忘记故乡！因而这种思古之幽情，在中国历史文献中流传着！在中华儿女血液里流淌着！流淌着！直到千秋万代！直到永远！
我们看到，“积石山”的“积石”一名，同时，在埃及人那里称为：“吉萨”，在《苏美尔王表》中写作：“基什”。而“积石”一“吉萨”一“基什”三名，其实意义是完全相同的，那就是指夏禹——胡夫建造的高大如山的金字塔的古名。因为《山海经》和《诗经》称夏禹为：“武夫”。而“武夫”这个贬意词，即“胡夫”的音训，或标准的音译。所以“武夫”即“胡夫”，“积石山”即“金字塔”。这就把中国夏朝历史和埃及金字塔的秘密揭穿了！此外，我们还可以从“积石山”，这一名字上看到，它十分形象的反映了埃及大金字塔由一块块巨石堆积起来的特征。
而这一铭刻在中国人心里的，象征故乡！象征祖先！象征夏朝的伟大历史文物！它不仅值得中国人永远纪念！埃及人永远纪念，巴比伦人永远纪念，其实它值得整个人类永远纪念！因为它是中国人、埃及人、巴比伦人，以及整个人类共同的祖坟啊！所以，埃及人一中国人一巴比伦人都有相同的称乎和记载。尽管用字不同，但其音其意却是相同的。这就是语言学和训诂学上的音训、音译法则！
而更重要的证据是，《史记·五帝本纪》有“黄帝北逐荤粥”一句。从语言学和训诂学上讲，“荤粥”不就是“埃及”的音训，或标准音译吗？同时我还发现《史记·秦本纪·周本纪》记载了“盟津”和“茅津”两名。而“盟津”是什么意思呢？其实“盟津”就是周文王在这里和众诸侯结盟反殷而得名，“津”是“京”的同音假字，指首都，所以“盟津”就是埃及古都“孟菲斯”的古名。而“茅津”又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是因为夏帝在孟菲斯对面建的金字塔像尖茅一样而得名。而禹的国号“夏”又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它是因为国都附近建有许多高大如山的金字塔建筑物而得名。
由此可见，中国历史文献所载之事实，与埃及金字塔展示的上尖下方的形象，由巨石一块块堆积而成的特点，以及中埃两国相同的物名，甚至金字塔主人的名字，还有夏朝之国号的由来，都一一吻合了。由于胡夫金字塔即《山海经》记载的禹的“积石山”，这一史实被中埃两国文献文物映证了，这就充分的说明了《山海经》的准确写作时间是公元前2600年一2500年之间，写作地点是在埃及孟菲斯，写作的主要内容是记载埃及金字塔建在世界地理中的非洲，写作的性质主要是记载夏朝古帝建筑、装饰、保护和埋葬于金字塔帝陵里的“葬经”。
下面，我们再来讨论《易经》。它是在那里写的书呢？什么时间写的呢？记载什么事物的古籍呢？要正确解答这些问题，我们也必须找到一个文物作为衡量的标准。我通过二十年的研究发现，《易经》的主要内容，其实就是用中国夏帝禹和太康的身世和建在埃及的金字塔帝陵喻事，并带有祭悼古帝亡灵的性质。为什么如此看待这个问题呢？有什么物证为凭呢？我们都知道《易经》中有两幅著名的古图，名叫：“河图洛书”。而这两幅图究竟是什么东西的图呢？其实，它就是中国夏禹和太康建于国都孟菲斯对面的金字塔，以及两个皇族公墓的立体俯视图。
所以通过对《山海经》和《易经》的深入研究，不仅可以发现两部古籍准确的写作时间、地点、性质和内容是相同的，最关健的是，我们还可以通过对这两部古籍的深入研究，找到中国人的根和故乡在埃及的事实，发现埃及金字塔是中国古帝帝陵，埃及上古文明是中国古人创造的，以及中国文化是从埃及发源、迁徙过来的诸多史实！
而关于这一事实，宫玉海先生1995年在《山海经与世界文化之谜》一书中说：《山海经》记载了埃及金字塔，金字塔是大禹所建。后来陈宣红先生也有相同的说法。但遗憾的是，俩位先生受司马迁的“中华文化本土起源说”的影响太深，故一边说禹建造了金字塔，另一边又说埃及文化是从中国流传过去的。这就把本末弄颠倒了！1996年北京大学和《科技智囊》杂志社组建的易学课题组，发表了题为《河图·洛书·易经与金字塔——一项千古之谜的重大突破进程》的长篇报道，内容说：八卦、河图洛书与埃及金字塔有高度的对应的统一关系。这一不可思议的结论，是非常正确的！而据说，他们的研究方法是把“河图洛书”和“六十四卦”，直接立体化、数字化，然后通过计算而创作的一个很像金字塔的立体模型。可惜的是，他们的研究方法有很大的问题，不能为易学界所验证和接受。
在这一研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黄柏宁先生，他在《“山海经”考》一文中的观点是：有人认为中国文明受到了两河流域文明的影响，而没有想到，正是中国古人开创了两河流域和古埃及的文明。
《山海经·第十八卷·海内经》明明白白的写着，我们的“海内”就在古埃及。无论是黄帝、炎 帝、女娲、共工、颛顼、也无论是尧、舜、禹等等，他们的活动范围已达到世界各地，他们的中心在古埃及地区，有的帝王就葬在那里。对于这一深刻剖析中国上古历史和《山海经》的见解，我认为，值得学术界重视和称赞，因他不仅悟性和灵感都很好，关键是他的结论一针见血的指出了中国上古历史起源于埃及的真相！但非常遗憾的是，他没有研究过埃及文物和古文字，因而其结论缺乏埃及文物和古文字的证明。此外，还有一位值得一提的学者，那就是武钢党校的胡远鹏先生，他在1993年写的《“山海经”及其研究》一文中曾英明的预见到《山海经》研究的最终结果必“将引发一场世界史的革命乃至重修世界史”。文章说：
《山海经》的研究，经过多少代人的努力，到今天，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意义，那就是，《山海经》不仅可以证明中国上古历史的发展，地理的沿革，文字的发展，神话的产生等等，而且，通过进一步深入的研究，最新的研究成果表明，它还可以证明世界历史的起点，世界地理的变迁，世界文字的演变，世界宗教的源头等等。质言之，《山海经》不仅是一部记述中国上古时代历史地理各方面情况的书，而且是一部记载世界上古时代历史地理各方面情况的著作。
《山海经》研究的最终成果，它也许将引发一场世界史的革命乃至重修世界史。
可以说，他的这一预言是非常科学、非常有价值的真知灼见！但遗憾的是，他的灵性略次，没有通过对《山海经》的研究发现中国历史起源于埃及的史实！我们还看到，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预言，是11年之后，即2004年，由苏三先生研究《圣经》发现中国文化是从埃及和西亚迁徙过来的。据于这一发现，她在《向东向东再向东——“圣经”与夏商周文明起源》一书的“自序”中是这样阐释她的预言和研究成果的：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十分幸运的时代，它不断开阔我们的眼界，使我们有生之年可以认识到更多上帝那美丽奇妙的创作秘密。但同时我们也是遗憾的，几百年前的问号依然挂在每个人的心里：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将到哪里去？这些问题不仅属于生物学，而且属于地理学和历史学。在相对了解人类的地理位置之后，我必须说，我们有关人类历史的知识浅薄得与我们
这个时代是如此不相配。许多荒谬错误的信息充斥在我们的社会，很少一部分可能是故意人为的，但绝大多数的荒谬与错误是无奈的，因为历史需要考古资料，历史需要文献，而人类具有语言的时间却远远短于人类生存的时间，更何况不是所有的人都有留下记录的习惯——谁会知道他们的用途呢？所以无论怎样的高科技实际上都无能为力于一份理想的历史资料收集。这就是我们一直面临的难题。但也正是因为这个挑战，它才留给我们当代人一个机遇：历史大发现很可能将出现在本世纪。科技条件与前所未有的社会开放，以及人类总体的考古积累，都给我们创造了历史大发现的便利条件，历史学的新局面假如不是今天会是何时呢！至于读者，所需要的只是当初人类承认“日心说”替代“地心说”的脑筋急转弯。
我们从这几位代表时代最强音的杰出学者的观点中看到，在研究《山海经》、《易经》和《圣经》的过程中，学者们多少都发现了这些古典文献所载之真谛，即与埃及历史和金字塔有关，与中国文化起源于埃及的史实有关。通过对这些文献的研究，不仅可以给史学界开拓一条研究中国上古历史文化的新思路，并且还给史学界重新提出了“中国文化埃及起源说”的重大问题。所以研究《山海经》、《易经》和《圣经》不仅可以解放我们的思想和学术，最关健是我们可以通过对这些最古典籍的研究，找到中国和人类文化起源于埃及的根！所以人们发现和预言到，对《山海经》、《易经》和《圣经》的深入研究必然会引发一场世界史的革命，乃至重修世界史！这可谓很准确、很科学、很智慧的预言！也可以说，这是历史科学发展的必然，是新一代历史学家超越古人的宣言！而值得我们庆幸的是，这些预言在他们发表两年和十三年之后，就被我写的《世界上古历史学革命》丛书证实了！
但十分遗憾的是，二十年来，我通过用中埃两国文献文物进行反复比较研究之后，却意外的发现德国学者基尔什尔于1654年在《埃及迷解》和《中国图说》中提出来的：“中华文化埃及起源说”是客观真理；2100年前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出来的“中华文化本土起源说”是主观谬误！这就是说，中国和世界上古历史学中的许多“定论”，其实都是错误的，是必须推倒重写的！
此致
敬礼
赵自强2008年6月6日于南昌
宅话0791—7505281，手机13330103010，邮编330008
通信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上凤凰坡5号201室
ＱＱ号码：584361287，邮箱号码：[email protected]，
致王子今、张大可教授，
致中外研究《史记》学者的一封公开信：
（4）《<史记>一部移栽历史地理错误多多的伟著》
（一）
我们都知道，《史记》是一部研究中国上古历史不可缺少的伟大著作。然而，人们却不知道，《史记》同时又是一部迷倒中国历史学家象鸦片象梦幻一样错误多多的伟大著作。因为《史记》的上古部分，十分错误的移栽了中国上古历史地理，使后人陷入了不可自拔的错误泥潭中！所以我们至今还不能一分为二的看待这部伟大著作，不能正确的认识中国历史的起源问题。
由于《史记》是两千年前，司马迁将诸多真实的历史文献串在一起，再用自己的主观猜想撮合的产物，所以它的内容对错参半，真假合一，既有真理的光辉，又有谬误的污泥，这就叫我批之不忍，不批嘛，中国上古历史学就无法正确的研究下去，在大义和小节之间，我宁愿受人指责，也不愿成千成万的历史学家跟着司马迁在死路上瞎奔。因为学者一旦走上了司马迁引导的死路，那无疑是浪费青春！浪费资金！浪费生命！无疑会损害正常的历史学研究，损害科学事业的发展，损害真理的形象。由于这些理由，我宁愿得罪司马迁，得罪他的崇拜者，也不愿得罪科学，得罪事实，得罪良心。所以我们应取客观公正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批判的继承中国古代的这部难得的文化遗产！
但遗憾的是，有些历史学家就象虔诚的宗教信徒，他们仿佛都一根筋，只有一种直来直去的思想，仅仅了解司马迁伟大的一个方面的事实，而不知他另一方面犯有诸多严重错误的事实！所以历史学家异口同声司马迁伟大，却没有一个学者说《史记》有严重错误！关于这一点，我们从王子今的《史记的文化发掘》中搜集到的众家的观点上可以看到，人们说：《史记》“贯穿经传，驰骋古今”，“其文疏荡，颇有奇气”，“深于《诗》者，千古之文”，“《五经》之橐龠，群史之领袖”，“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中国史学界公认的一部伟大的经典！
（二）
然而问题出来了，既然众家把《史记》吹得天花乱坠，妙不可言，可我们为什么持这部伟大文献却解决不了中国上古历史里的实际问题呢？为什么考古学家在中国找不到《史记》明确记载的黄帝至夏朝的确凿物证呢？为什么在中国“盟津（茅津）”、“亳都”、“镐京”、“雒邑”找不到黄帝至周朝，这2700年来330位古帝的一座真正陵墓呢？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胡适、顾颉刚、钱玄同这样坚决否定中国上古历史的疑古学家呢？为什么我们现在还要搞“中华文化探源工程”和“寻找黄帝工程”呢？
我们只要想想这些问题，就会发现，这恰恰都是持人们说得“如花似玉”的《史记》观点，解决不了的中国上古历史问题。所以学术界才会出现否定中国上古历史的对立学派——疑古学派和神话学家。有了这种不可调和的尖锐矛盾存在，学术界实在再也搪塞不过去了，这就逼得我国政府下决心启动“两个工程”，从新研究和解决中国上古历史中的这些根本问题。如果这些根本问题不解决，那么考古学家发现一点中国上古历史的新材料，历史学家就得被动的修改一次先前的“定论”，反反复复的修改多了，人们就发现我们先前的许多“定论”不真实，原先的修改也只是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权移之计。所以在这种迷茫的学术困境中，我国很多有识之士才企盼“两个工程”能够解决我国历史学中的这些根本问题！
例如，葛兆光先生在《古代中国还有多少奥秘》一文中指出：
由于出土简帛佚籍，使得清代考据学的求证方法与近代疑古思潮的史学成果连带它的原则都受到了严厉的质问，更使我们从“定论”中得来的古代中国思想图景发生了裂纹，让我们重新思索古代中国文明。
通过简帛佚籍对古代中国的重新认识，现在不过是个开端，因为这里所展示的新的古代世界实在是很陌生也很深广。我国古代学术史由于这些简帛的发现使已经成为“定论”的古史系统一次又一次地面临瓦解与改写。
王玉哲先生在《中华远古史》一书中又指出：
尤其是先秦史，由于史料的残缺，坚定不移，合乎客观真理的结论是不多的，大多是一种暂时的说法，或者说是一种“假说”，因为有一些大家长期认为坚不可摧，颠扑不破的说法，到后来，由于新资料的发现，却一个个又被新的结论所取代。
季羡林先生在《历史研究断想》一文中也说：
我自认为是半个历史研究工作者。五十年来，读过很多历史著作，自己也进行过一些研究和探讨。但是到了今天……却忽然像一个小学生一样豁然开朗，认识了历史研究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历史，特别是古代史研究中的很多结论，不管看上去多么确凿可靠，却只能是暂时的假设，与真正的结论相距极远。
叶舒宪先生在《本土主义与全球化对文化认识的潜在制约》一文中指出：
（历史学）不易像自然科学那样……客观公正。由于人文性研究成果的非实验性，非量化的局限，后来的研究者不易从科学的意义上对前人的理论观点进行证实或证伪的检验，这就为主观随意性的推测与想象力的驰骋提供了广阔的余地。那种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的局面就成了人文学科研究中常见的困境……这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缺乏规范和客观标准的局限性所在。
（三）
我们从葛兆光、王玉哲、季羡林、叶舒宪，这些著名学者的话里遗憾的看到，《中国上古历史学》中的很多“定论”和“原则”，其实就像水上的浮萍一样，常常随着考古发现的文物而改变，没有一个坚定不移的客观真理存在！我们要知道，这些话意实际上已经告诉了我们，所谓的《中国上古历史学》，其实是一门非常糟糕的，很不真实、很不科学，离客观真理“相距极远”的学问！
于是人们就要问了，这门学问为什么会搞得如此糟糕呢？其问题的根源在那里呢？据叶舒宪分析说：这是因为《中国上古历史学》缺乏“实验”和“量化”，不能“证实或证伪的检验”，“这就为主观随意性的推测与想象力的驰骋提供了广阔的余地”。所以学术界产生了“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的混乱“困境”，而要打破这种混乱、迷茫和不科学的局面，就必须建立一种“规范的客观的标准”！
显然叶舒宪的这段话是正确的！但问题又来了，这个检验史学对错的“准标”是什么呢？叶先生没有说，这就要我们去想。我认为，在上古历史学研究中，检验真理的标准，那就是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此法不管史学理论是谁提出来的，也不论它有多少人支持，只要他的理论有吻合的文献文物证明，那就是真理，反之就是谬论。因为要把上古历史问题叙述清楚，唯有象“连环图”那样上图下文，环环紧扣，才能进行比较检验，才能一针见血，一目了然。这一研究方法，才能真正打破滥竽充数的学者，胡思乱想，胡说八道的自吹自擂，自欺欺人，使我们的史学研究有个大致规范和统一的标准。
有了这个标准之后，我们再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史记》，就会忽然发现这部曾被人称为妙不可言的“伟著”，其实也只能得50分！为什么说它半对呢？因为它只有一半的证据，那就是文献；还有一半的证据，文物在那里呢？司马迁没有举证。这就是说，《史记》是部照猫画虎，把收集到的史料按时间顺序抄在一本书上，再润色一下的古籍。而关键是，各种不同的古籍，究竟是在那里写的，记载了那里发生的事情呢？他不分青红皂白，凭想象全认为是在汉武帝统治的中国，这个地方发生的历史！司马迁的这一说法，是否正确呢？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完成的“证实”或“证伪”的“检验”工作。
（四）
二十二年来，我既按《史记》提出的“中华文化本土起源说”在中国寻找“炎黄”的物证，当无果之后；我又根据基尔什尔的“中华文化埃及起源说”到埃及资料中寻找“炎黄”的物证。正反两法一用，这就天赐良机，用逆向思维的方法，在埃及资料中找到了诸多“炎黄”的物证。这就证明了中国上古历史问题，关键是司马迁《史记》的问题。因为司马迁研究中国上古历史问题时，犯了移栽历史地理的错误，他用单一的文献资料，加聪明的才智，杜撰了一个“中国文化本土起源说”，使他以后两千年来的历代中国历史学家都在他的错误思想里打转，至今不能自拔。因而人们又要问了，你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他的这一错误观点呢？
因为司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明确说：
学者多称五帝，尚矣。《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者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說。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
（五）
现在我们通过研究这段史料知道，司馬迁产生“中国文化本土起源说”的错误原因是，他读了古籍之后，多次考察了汉武帝统治的中国的乡土人情，从“长者”那里听到，他游览的地方就是“黃帝、尧、舜”曾居住的地方。这就是司馬迁“周遊列国”盗听途说得来的“中国文化本土起源说”的根据。
但糟糕的是，由于历代史家具有和司马迁同样的科学和历史知识的局限，以及顾及司馬迁的伟大名声，认为他的“假说”是无需验证的客观“真理”！因此，没有人去做那种看似愚蠢的验证他“假說对错”的工作。在这种唯“伟人”之说是从的奴隶思想支配下，在外国学者提出了“中华文化埃及起源说”之后，也沒有触使中国历史学家重新思考司馬迁的“假说”是否正确。相反，我国还有一些学者盲目声讨“洋鬼子”的正确猜想。
我们从这段文献里还看到，司马迁凭借单方面的文献证据和他在汉武帝统治的中国所作的有限考察，就断定早他三千年的“黄帝、尧、舜”的故乡在中国境內！而他所例举的见闻“凭证”却是“长者称”、“风教殊”、“观周文”、“不离古文者近是”。这样一些空洞的虛浮之辞。而凭这些，司马迁就认为他“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的假说“不虛”！相反，司马迁却对那些他认为“不雅驯”的史料都“择”“并”抛弃了，这就使很多古帝真实的历史资料被司馬迁篡改和删除了！
由于司马迁不了解《尚书》、《五帝德》、《帝系姓》、《春秋》、《国语》等古籍都非中国古人在中国所著之典籍，而是中国古帝建都“外国”的埃及、耶路撒冷、巴比伦所著之文献。所以司马迁不知道，这些文献记载的皇名、人名、国名、地名、山名、水名、物名原本都在“外国”；后来中国古帝迁都，这些文献和这些“外国”的皇名、人名、国名、地名、山名、水名、物名也就随着迁徙的中国人带到了中国。所以，这些文献典籍记载的种种中国历史事件原本都是在“外国”发生的。
（六）
可是司马迁不明事理，盲目把中国古帝建都“外国”写的文献，都当成在中国写的文献。后来的史家不辨是非，就把《史记》种种“移栽历史地理”的错误，当成真理继承了下来。其实面对错综复杂的中国上古历史问题，在司馬迁那个时代，光靠文献资料，加聪明的脑袋是不可能真正说明和解决中国上古历史问题的。
因为司馬迁生活的那个时代，既没有《世界历史学》、《世界地理学》，也无《考古学》等学科资料借鉴比较。更无现代科学和通讯设备了解世界各地的山川地理和文物信息。因此司馬迁在研究中国上古历史时，就无法得到古帝遗留在故乡——埃及的各个文化遗址中的文物信息的支持。这样司马迁就发现不了“炎黄”故乡在埃及的历史事实。
遗憾的是，尽管《山海经》用文字记载了中国古帝在埃及建造金字塔陵墓葬身的事实，并且还配有相映的金字塔的图谱。晋朝的陶渊明和郭璞都见过这些“图”；并且还写了“图赞”。可是，由于历史和科学的局限，司马迁以来的史家，除了见过祖传的“图书”之外，都没有亲眼见过文物——埃及金字塔帝陵。故他们对着“图书”，却读不懂文献记载的“山”和“图”，其实就是中国夏帝在埃及建筑的高大如山的金字塔帝陵的文和图。
除此之外，在《周易》里还有两幅描绘埃及金字塔的立体俯视图，这就是“河图洛书”。我们从《夏易》残存的文字中还看到，古人称埃及金字塔文物群为：《连山》和《三坟》。
可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司马迁无法将《山海经》、《易經》记载和描绘的埃及金字塔“图文”和金字塔文物进行比较研究。这就使古代“伟人”孤立的在“图书”里猜想，不能跃升到具体的实证中去，这就无法读懂文献，认识真理。
（七）
而我们又因《山海经》中的金字塔图谱在晉朝末年失传了，以及受到司馬迁的“中国文化本土起源说”的错误影响。阴差阳错，使古今中国历史学家都无法将《山海经》、《易經》记载的“图文”和埃及金字塔联系起来对照研究中国的上古历史。因此，我们才难于接近事实真相和发现真理！而这正是司马迁以来的历代史家脱离文物，孤立研究文献，造成的遗憾结果！
然而多少代人失败的经历，教诫和触使我从反面研究非洲的文物资料，从而发现《山海经》、《易經》、《史记》明确记载的划时代的标志性的纪念黄帝的历史文物——“昆仑天柱”、“轩辕之台”，纪念西王母的历史文物——“十二玉楼”，在埃塞俄比亚被考古学家发现了！纪念“炎黄之战”的历史文物——《战场调色板》；纪念“黄帝蚩尤之战”的历史文物——《纳尔迈调色板》；纪念“黃帝娶雷祖”的历史文物——《纳尔迈权标头》，在埃及被考古学家发现了！纪念“颛顼共工之战”的历史文物——《苏丹战争岩画》，在苏丹被考古学家发现了！纪念夏禹、启、太康三帝的《三坟》——吉萨三座大金字塔！在埃及被考古学家发现了！纪念“有易杀王亥”的历史文物——《夺牛图》，在南非被考古学家发现了。以及中国甲骨文金文的原型，在埃及底比斯被我们研究发现了！这些确凿无疑的文物证据证明了：中国上古历史是发源于埃塞俄比亚一一昆仑山，然后迁徙到埃及，再迁徙到以色列，再迁徙到巴比伦，再经印度迁徙到中国来的！
通过研究中外这些对映的文献文物发现，如果没有中国上古历史文献，如果没有相映的在“外国”发现的中国上古历史文物，那我们就无法确定中国上古历史最早发源于埃塞俄比亚等“外国”的历史事实！所以研究中国上古历史，缺乏文献文物任何一个方面的资料，都会产生孤掌难鸣的困境，历史之谜也就因此难解！
（八）
这就说明文献文物两者，确实象“连环图”中的图文，在研究历史问题上缺一不可，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当然，如果有人硬要我从文献文物两者中再说谁重谁轻，我认为，文献可能更重要一点，因为文献对历史能记载得更祥细一些！所以黄柏宁读《山海经》能发现中国上古历史起源于埃及的事实，尽管他仅仅是根据文献猜想到的，缺乏相映的物证证明，但他的猜想却是那样的正确！再说我们读长篇小说，完全可以离开图领会作者的思想，重温作者的经历，并象看见真山真水一样！这些事实都说明文比图更能反映问题！但勿须质疑，一本图文并茂，尽善尽美的书，显然更能叫人明白事理！
我们再回到中国上古历史问题上来，这就是，造成司马迁认为“中国文化本土起源”的主要错误根源是什么呢？我认为，那就是古代的战争！因为战争造成了中国上古历史发生了四次跨国跨洲的国都大搬迁。如“黄帝迁冀”、“古公迁岐”、“平王东迁”和“秦公东征”。这就使司马迁远离了“炎黄”古帝的时代，远离了“炎黄”古帝的故国，远离了“炎黄”古帝的文物，故他不知古典文献记载的“炎黄”至夏商的历史和文物主要在埃及的史实！
现在我们从中埃两国文献文物上看到，一部《史记》其实也可以作一分为二的评价，应当说它既有正确的一面，同时又有错误的一面。《史记》伟大的地方是：系统的记载了黄帝至汉代，这三千年来中国上古历史，为我们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献，并从秦献公建都中国咸阳至汉武帝，这段历史都记载得十分正确，而且文笔非常优美。这些都是值得我们称道和敬重的地方！但是，司马迁把秦献公以上的历代中国古帝在“外国”的埃塞俄比亚、埃及、以色列、巴比伦建都筑陵的历史，统统误认在中国土生土長的历史。这就犯了移栽历史地理的重大错误。
（九）
而司马迁的错误，客观的讲，不是他不努力，也非他智慧有问题，而是在当时的国际环境、科学条件和文物资料的局限下，是他当时不可克服的错误！因为司馬迁生活的那个时代，既没有《世界历史学》、《世界地理学》，也无《考古学》等学科资料借鉴比较。更无现代通讯设备了解世界各地的文化遗址和文物信息。所以他无法得知古帝遗留在故乡——埃塞俄比亚、埃及、以色列、巴比伦各个文化遗址中的文物资料。这就是说，在2100年前的科学和历史条件下，司马迁不可能真正完成一部跨时空，跨国界，并且又缺乏物证证明的具有完全科学意义的历史著作。
我们再从主观上来讲，司马迁的错误，一是，受了他父亲的影响，二是，他太自负了。他从小在父亲的熏陶下，少年得志，想完成他父亲的未竟事业，写一部完整而系统的中国历史著作。于是他跟着父亲在汉武帝统治的中国考察了20余次，可谓非常勤奋。就这样，他信心足了，没有把孔子的“夏商不足正”，屈原的《天问》放在眼里。他凭着自信、智慧、丰富的文献资料、道听途说的传闻和妙笔生花的散文笔调写完“一家之言”——《史记》。
在《报任安书》中说，他要把《史记》写成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好书。当然这是他具有大智慧、大写作才能，并尽了最大努力的良好愿望。但具有这些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在兩千年前，他所处的时代既打不破国界的限制，“出国去考察”，又缺乏文物和科技资料佐证。就这样，他无法将中埃兩国文献文物进行比较研究，自然其学术成果无法得到物证的支持。所以他只能凭单方面的文献去推测过去的历史，这种推论究竟对错也无法得到验证。在2000年前，他唯一的研究办法就是努力的去读、去想、去写。但他读的文献是否正确理解了？想法是否符合真实历史？写的东西是否正确？这些关键问题，在他那个时代都无法得到验证！所以在历史和科学条件的制约下，他想“通古今之变”，是无能为力的！所以，他只能凭借单方面的文献史料加聪明才智写完《史记》。
（十）
而这恰恰开了用单方面的文献资料，加唯心的推测，撰著中国上古历史的最坏之头。从此《史记》害得他以后的历代中国历史学家都在他的谬误中打转。这就是说，司马迁实际上误导和坑害了2000年来的历代中国历史学家。
因为作为一部具有科学意义的史书，不仅须要叙史正确，同时，还须要叙述古国、古都、古帝陵墓在中国或世界上的正确地理位置。如果张冠李戴，移栽地理，就会把中国上古历史地理弄得牛头不对马嘴，面目全非。而司马迁恰恰就犯了这样一个致命的大错误，第一个把秦献公以上的中国古帝建都筑陵
于埃塞俄比亚、埃及、耶路撒冷、巴比伦的历史，统统说成在“中国土生土長”的历史。这就是他“一家”提出来的“中国文化本土起源说”的错误要害。
除此之外，《史记》还有很多附带的错误。下面，我再举几个例子来谈谈这些问题。
第一，司马迁在《五帝本纪》中犯了一个严重的删除大量古帝历史的错误。他按《国语·鲁语》所云：“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的原则，把三个不同王朝的伟大古帝：黄帝、颛顼、喾、尧、舜，合在一起称为：“五帝”。这些古帝虽然真实，但他错就错在把其他作为较小的古帝的史料都删除了，连一个名字也不留，这就使中国人错误的认为那段历史里只有这“五帝”，没有其他古帝。然而，我通过研究埃及上古历史发现，黄帝，其实是埃及第一王朝第一代法老米恩；颛顼，其实是埃及第一王朝第三代法老吉尔；喾，其实是埃及第二王朝第一代法老海泰普；尧，其实是埃及第三王朝第三代法老佐塞；舜，其实是埃及第三王朝第七代法老哈巴。现在问题出来了，原来埃及这三个王朝共有大大小小34位古帝，而《史记》只记载了其中的5位古帝，还有29位古帝被司马迁“择并”抛弃了，这就大大缩短了中国的历史沿革。
（十一）
第二，司马迁在《夏本纪》里编造了一个“关公战秦琼的故事”，硬把尧、舜、鲧、禹四人，弄到一起合朝为君臣关系。而他不知道，这四个人其实都是名震天下的天子，而且是两个不同王朝的隔了十来代的天子，他们不可能相遇，更不可能同朝为官。我们谁能想到“伟人”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呢？！
故事到此并没有结束，司马迁接着胡思乱想的把摘掉皇冠的鲧放到尧手下打工，并叫鲧去治水，结果失败了，尧一怒之下，命令舜把鲧杀掉，葬于羽山。这种瞎编乱造的故事真亏司马迁写得出来！我们从埃及历史上看到的事实真相是，鲧是埃及第四王朝开国皇帝，名叫：斯尼弗鲁，他在文治武功上多有建树，还派兵攻打过南方的苏丹，这就是《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的：“鲧攻程州之山”。第四王期是埃及最强大、最繁荣的一个王朝，禹则是埃及第四王朝第二代法老胡夫，他是接鲧的班的。
第三，司马迁在《夏本纪》里说：“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珠，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薄衣食”。这段颠倒是非的胡扯，曾使中国人认为禹是个公而忘私，勤劳朴素，艰苦治水的模范皇帝！由于这种误导使中国人对禹敬佩有加！然而历史真相又是如何呢？其实这段文献里的“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就是禹命诸侯和百姓为他建造“积石山”，即埃及大金字塔。这个工程程序是这样的：禹命人在墓地挖一个巨大的深坑，再用巨石在坑里一层一层的搭建逐级向上收缩的金字塔。当金字塔建成后，再用古代水泥——“息壤”粉刷塔面，然后用金箔包裹、金银珠宝装饰，最后挖一条渠道引河水把金字塔围起来，使陵墓座落于大湖中间。所以《山海经·海内经》云：“有九丘，以水洛之：……武夫之丘”。《海内西经》云：“后稷之葬山，水环之”。同时，这一事实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也有记载，文献说：“岐欧普斯（禹）建好陵墓之后，还用水把陵墓围起来，水是从尼罗河一条水渠中引过来的”。又说：“凯普伦（启）也不象另一座金字塔那样有河渠把尼罗河的河水引过来，而是通过人工修建的一条水道把河水引进来的；河水绕流一个岛，而他们说岐欧普斯本人便埋在这个岛上”。《历史》还批评禹启说：“埃及曾有106年是在水深火热之中……人们想起这两个国王时就恨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他们很不愿意提起他们的名字，而用牧人皮里提斯的名字来称呼这两座金字塔”。
（十二）
第四，我再说说《封禅书》的问题。司马迁在这篇重要文献中对错不分的把很多史料塞到一起，这不仅不能说明问题，相反，使他到死也不明白“封禅”究竟是怎么回事。可能他会按《周官》的说法争辩，“封禅”就是“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其实，这只是东周以来因地理变迁产生的一种误解，由于这种误解秦始皇、李斯、汉武帝、司马迁都跑到山东泰山去拜天地，祭鬼神，求风调雨顺，社稷丰登。由于李斯和司马迁这样的大学问家当时对这种祭天仪式没有异议，后来也没有学者对此提出疑问，所以这种仪式就这样被确定下来了！
然而，“封禅”的历史真相究竟是什么呢？为什么古人在《太平御览》中收集10页纸，42条“封于泰山，禅于梁父者，七十二家”的史料呢？为什么《山海经》、《管子》、《河图真纪钩》、《尚书中侯》、《礼记》、《春秋汉含孳》、《孝经钩命决》、《五经通义》、《汉书》、《续汉书》、《东观汉记》、《典略》、《白虎通德论》、《风俗通义》、《晋书》、《隋书》、《唐书》、《宋书》要不厌其烦，连连不绝的记载这种事情呢？为了正确的回答这些问题，我潜心研究了二十二年才发现，这一仪式的原始意义并非“祭天地”，而是中国古帝在埃及金字塔帝陵下祭悼先帝，要我们不忘伟大的祖先！
为什么“封禅”是“祭祖”，不是“祭山”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从《山海经》研究中发现，这里的“封”是封闭和埋葬的意思；“禅”是安息的意思。“太”即“泰”的同音假字。故“太山”即“泰山”；“梁”指“梁山”。这一点，《诗经·韩奕》记载得很清楚：“奕奕梁山，维禹甸之”。这里的“甸”，就是“建”的意思。所以这里的“太山”、“泰山”、“梁山”，都是指古帝建筑的高大如山的埃及金字塔帝陵。“父”指父亲，也是指先帝。“七十二家”就是指黄帝至夏末，这1500年来，中国历史上功勋卓著的最伟大、最值得后人纪念的七十二位古帝。因此整段史料的意思是：埋葬和安息在高大如山的金字塔帝陵中的伟大古帝有七十二位。
（十三）
此外，《封禅书》还反复记载说：“江淮之间，一茅三脊，所以为藉”，“江淮间，一茅三脊，为神藉”，“夜立白茅上，五利将军亦衣羽衣，夜立白茅上受印”。而这些史料又与古帝祭祖有何关系呢？我研究发现，这里的“江”并非我国长江的江，而是流泾埃及金字塔陵区的“西河”。“淮”是“环”的同音假字，非我国安徽的淮河，而是指《山海经》记载的环绕金字塔帝陵的护陵河。《山海经·海内经》有“后稷葬山，水环之”可证。再说“一茅”，即比喻一座埃及金字塔帝陵；“三脊”指一座金字塔，有三条可见的棱角边。这里的“籍”是“迹”的同音假字，指文物古迹。“白茅”，即用白色石灰石建造的金字塔帝陵。“神”指夏帝；“神籍”指夏帝建筑的金字塔古迹。
而《封禅书》把中国古帝在埃及建金字塔和祭祖两件事都记载得较清楚的是这段史料：“台皇……一曰：天主，祠之必于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时，地贵阳，祭之必于泽中圜丘……皆在北齐，并勃海”。这段短短文献的意思是：中国古帝既称“台皇”，又称“天主”，他的祠庙必建于高大如山的金字塔的下面，小金字塔的上面，在命运为：吉时时，建在陵区的南面；祭祀先帝一定是在湖水中间的
金字塔帝陵的下面。而这个金字塔帝陵群，就建在埃及的北面，靠近地中海的地方！
但遗憾的是，这些历史真相都因物换星移，时过境迁，故国遥远，山河全非，使中国人心目中早已没有故乡那些高大如山的金字塔帝陵的影子了。所以中国历史上最大、最基本的“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这样的祭祖大事，就连“伟人”司马迁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所以秦始皇、李斯、汉武帝、司马迁都跑到山东泰山去拜天地。事实上，他们都把山东的泰山，当成了《山海经》和《管子》等历史文献记载的“泰山”。显然他们在这里被相同的名称蒙骗了，犯了“对号入座”的错误。而实际上一个“泰山”指中国山东自然形成的大山，另一个“泰山”指中国古帝在埃及建筑的高大如山的金字塔皇陵。我敢说，直到现在中国还没有第二位历史学家真正明白“泰山”的另一种含义是指我们祖先建在埃及的金字塔帝陵的名称！
从这里我们应当反省和检讨一下，因为国都变迁，历史断裂，中国上古历史学和《史记》中到底还有多少这种似是而非的重大历史性错误呢？
此致
敬礼
赵自强2007年11月23日于南昌
宅话：0791—7505281，手机：13330103010，邮编：330008
致北京大学张颐武教授，
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巍副所长，
致研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寻找黄帝工程”的全体学者，
致中外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的一封公开信：
（60）《中国文化埃及起源说是真理，世界上古历史必须重写》
（一）
朋友们，你们好！你们作好了接受新思想、新科学、新真理的思想准备吗？下面是我研究了
22年的学术成果，千万不要被这些新东西吓坏了！博主恭侯你们光临和批评！
我研究《山海经》、《易经》、《尚书》、《诗经》和《史记》等中国先秦文献已有二十二年；同时，我也从事相映的世界上古历史研究，并用中埃两国上古文献文物和古文字进行了长期而细致的比较研究工作。从而发现了许许多多石破天惊的鲜为人知的事实。在这二十二年的艰苦研究和著述中，我基本完成了
一套长达二百万字的《世界上古历史学革命》系列丛书的著述。
第一部：《揭开大绝灭、大西洲，黄帝即埃及法老米恩之谜》
第二部：《揭开禹积石山即胡夫金字塔之谜》
第三部：《揭开中国历史文化起源于埃及之谜》
第四部：《揭开昆仑山、西王母之谜》
第五部：《揭开复活节岛巨石人之谜》
第六部：《揭开龙即恐龙，恐龙至今存在之谜》
今天我唐突的给你们写这封信，是我早在著述中胜利完成了本世纪初，我国政府命北大和中科院考古研究所联合攻关的两个大型学术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寻找黄帝工程”的研究。后来了解到你们是这两个“学术工程”的负责人，故冒昧的给你们写这封信，希望能得到你们的支持和指教。
我研究中国和世界上古历史的起源问题，所得之成果，是用中埃两国历史资料进行长期认真的比较研究取得的。这一成果确凿的证明了：埃及上古历史文化是中国古人开创的历史文化，中国历史文化是从埃及迁徙来的历史文化！这就证明了：1654年德国学者基尔什尔在《埃及迷解》和《中国图说》两书中提出来的“中国文化埃及起源说”是真理。同时，也证明了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提出来的“中国文化本土起源说”是谬误。并且还证明了黄帝其实就是埃及第一代法老米恩；埃及金字塔，其实就是中国夏帝所建的帝陵等历史事实。
（二）
我研究发现，这些历史事实，其实在《山海经》、《易经》、《尚书》、《诗经》、《国语》、《左传》、《史记》等中国历史元典中都有明确的记载。只是我们长期受司马迁的“中国文化本土起源说”的误导，将中埃两国上古历史的有机联系割断了，主观的根据现在的《世界地图》去判断中国上古变化着的历史地理，误认现在中国行政区就是中国上古古帝统治的地方；埃及行政区就是埃及上古古帝统治的地方，中埃上古是由不同古帝统治的国家。因此中埃两国学者都孤立的研究本国的文献文物，没有将两者联系起来做认真的比较研究，这就使历代史家都在“中国文化本土起源说”中兜圈子。
但不要忘记，关于中国历史文化起源问题，我国学者在清末民初就对它进行过一次大讨论。很多学者认为“西来说”可信。如刘光汉在《华夏篇》、《思故国篇》，黄节之在《立国篇》，章太炎在《种姓篇》，蒋观云在《中国人种考》，丁谦在《中国人种从来考》，陈汉章在《中国通史》，刘师培在《中国历史教科书·遗书》等文章和书籍中都有这种研究和认识。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又有一批严肃认真的学者重新研究了中国文化起源问题，再次从不同的研究角度认为“西来说”可信。如芮传明、余太山在《中西纹饰比较》；苏三在《向东向东再向东——<圣经>与夏商周文明起源》，宫玉海在《<山海经>与世界文化之谜·<山海经>关于金字塔的记載》；郑刚在《中国人的命运》；黄柏宁在《“山海经”考》；陈宣红在《“山海经”与中华文化·从“山海经”看大禹和埃及金字塔》，以及1996年北京大学和《科技智囊》易学课题组写的长篇报道：《河图·洛书·易经与金字塔——一项千古之谜的重大突破进程》等文章和书籍中都有此说！
从现有的研究资料来看，350年来，外国汉学家相继提出过：“中华文明埃及起源说”、“巴比伦起源说”、“印度起源说”。而我用中埃两国诸多历史资科进行了长期的比较研究之后，发现这些假说都有一定的证据和道理。但唯独只有“中国文化埃及起源说”，最正确、最科学！因为，考古学家在埃及发现的文物与中国历史文献记载的史实相吻合，两国的古文字还有270多个是相同的或相似的。
（三）
再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最早研究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的是孔子。他说：“夏商不足正”。后来屈原也研究了“两个工程”，因此而作《天问》。但这两位“伟人”，都因历史和科学的局限，即未经历过“西周迁都”、“平王东迁”和“秦公东征”，这三个重大历史事变，也未见过埃及的有关黄帝至夏商的历史文物。故他们都不了解中国历史地理曾作过跨国跨洲的长途大变迁！
当历史走到西汉时，司马迁接着研究“两个工程”。尽管他主观上很想实事求是的解决这两个千古之谜，写一部“通古今之变”的好书，完成他父亲的遗愿，故在汉武帝统治的中国做了20次考察研究。但在2100年前历史和科学的双重局限下，“伟人”只能凭单方面的文献资料加主观臆断写完《史记》。因此《史记》既有正确的一面，同时，也有错误的一面。一分为二的讲，《史记》伟大的地方是：转抄和记载了黄帝至汉武帝这三千年来的系统历史，为我们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献，并且秦献公迁都咸阳至汉武帝，这段历史都记载得比较正确，而且文笔十分优美。但司马迁把秦献公以上的历代上古古帝在“外国”的埃及、以色列、巴比伦建都筑陵的历史，统统记为在中国土生土長的历史。这就犯了移栽历史地理的重大错误。
如果我们用“中国文化本土起源说”指导实践，就会使我们的“两个工程”研究陷入无证可考的困境。事实上，考古学家根据这一假说，在中国至今也没有找到一件黄帝至夏末的确凿文物。特别是黄帝至周朝，这2700年来的330位中国古帝的真陵在那里？考古学家在中国至今也没有找到一座。这就使得疑古学家认为“黃帝是神话人物”、“中国上古历史是层累地造的历史”，总而言之，在疑古学家眼里中国上古历史不可靠，不真实，不科学！
相反，如果我们用中埃两国文献文物比较研究“两个工程”，那么很容易就会在埃及找到《史记》明确记载的，纪念“炎黄之战”的历史文物——《战场调色板》；纪念“黄帝蚩尤之战”的历史文物—一《纳尔迈调色板》；纪念“黃帝娶雷祖”的历史文物——《纳尔迈权标头》！
（四）
这三件在埃及出土的划时代的标志性的，中国上古历史文物确凿的证明了这样五个历史事实：一、黄帝确实是5000年前的中国历史上的开国皇帝。二、黄帝统治的中国，所建的国都和帝陵在埃及。三、黄帝原本是埃及第一代法老。四、埃及上古历史文化，是中国上古古人开创的历史文化。五、中国历史文化是从埃及迁徙过来的历史文化。
不仅如此，这里还有两个重要佐证。据《史记·五帝本纪》云：“黄帝……北逐荤粥”。但历史名词稍有一点变化，我们就不知所说何意。其实这段话意是：黄帝从埃塞俄比亚打到了北方的埃及。我们根据《训诂学》法则知道：“荤粥”即“埃及”的训诂，或标准的音译。同时，我们还从希罗多德的《历史》中看到，埃及第一代法老叫：“米恩”，其实，他就是《史记》记载的中国第一代皇帝：“轩辕”。从语言学、训诂学上很容易就可以发现：“米恩”即“轩辕”的训诂，或标准的音译。故“米恩”和“轩辕”是同一个古帝的两种不同的写法。从中埃两国文献文物的比较研究中我们还可以发现：黄帝至夏末，这1500年的中国国都是建在埃及孟菲斯的。孟菲斯对面的金字塔，就是中国黄帝至夏末诸帝的陵墓。关于这一史实，从《史记·周本纪》上又可以看到，埃及古都“孟菲斯”，其实就是周文王在此与八百诸侯会谈结盟反殷而得名；《史记》称它：“盟津”。因“孟”是“盟”，“菲”是“会”，“斯”是“士”的音训，或标准的音译。所以“盟津”就是埃及“孟菲斯”的古名。而《史记》记载的“茅津”，则源于“孟菲斯”对面有尖茅似的金字塔而得名。因“津”是“京”的同音假字，可以換用。而《山海经》反复记载的“禹导积石山”，其实就是指禹所建的胡夫大金字塔；《易经》记载的“河图洛书”，其实即埃及胡夫、孟卡拉金字塔和两帝皇族公墓的立体俯视图。特别是《山海经》、《诗经》记載了禹的异名叫“武夫”。而“武夫”实为“胡夫”一名的标准音译。再说夏朝国号，因夏帝所建巨大的金字塔而得名：“夏”，或“大夏”。又因金字塔曾是用金箔包裹得金碧辉煌的，故又称为：“华夏”！
（五）
商汤推翻夏桀之后，建都埃及南方的底比斯。而“底比斯”就是《山海经》所载“氐人国”之异名。因“底”通“氐”，即商人是夏朝最底层的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意思。后来商都发展壮大了，《史记》又称它为：“亳”。而最重要的佐证是，埃及人同时称它：“喜克索”。而“亳”就是“喜克索”的急读和标准音译。商王死后，64位商帝都葬在底比斯西边的“帝王谷”。
因“夏商”两代的墓葬形式完全相反：即夏帝金字塔帝陵高崇入云，商帝陵墓深埋地底。根据《夏易·连山》之记载，夏陵属阳；根据《商易·归藏》之记载，商陵属阴。所以商的国号称为：“殷”。而“殷”其实就是“阴”的同音假字。回到故乡埃及来，“夏殷”两代的国号问题，很容易就解决了。
而以前我们认为河南安阳“殷墟”为“商都”。这主要是因为我们从司馬迁的传统错误观点出发，同时，又受到安阳发现甲骨文、青铜器的误导。这就使我们夸大了文物证史的作用。因甲骨文、青铜器只能证明“殷商”历史确实存在过。但不能证明“安阳”是“商都”。而要论定“安阳”是“商都”，就必须等到“安阳”发现了诸多“商帝”的真正陵墓之后才能成立。
因历史学中有个不成文的规律：即古帝都城和帝陵是建在一起的。这就是说，帝都建在那里，帝陵也就建在那里。相反在那里找到帝陵，帝都也就在附近。如毛泽东的水晶棺放在北京，孙中山的陵墓建在南京，清帝的陵墓建在北京，朱元璋的陵墓建在南京，李世民的陵墓建在西安。根据这一规律，其他古帝的国都帝陵均可类推。我们还知道，诸侯都是由商帝儿子、兄弟担任的。而甲骨文记载的多是算命的祝福之辞，不是历史文献。这就反映了安阳可能是商帝儿子的领地，不是商都之事实。
但最可贵、最直接、最明显的证据是，我在中埃两国古文字中发现了七对异曲同工，惟妙惟肖的图画文字。可以说，这些相同的图画文字，只要放在一起，无需专家学者冥思苦想的去考证，就可以一目了然。所以它在证史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甲骨文、金文中还有260多个与埃及象形文字如出一辙，或相似的古字。可以说，我们只要把中埃两国的这些古字画作番比较研究，就能发现中埃两国上古文化相同的事实！这就清清楚楚的告诉了我们，中埃两国上古历史是一脉相承的关系。
（六）
我们还看到《史记·周本纪》记载说：商人推翻夏朝之后，“不出”率夏朝残部逃到“幽州”，这就是现在地中海的克里特岛。不出子孙在这里建国三百多年。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五件《山海经》明确记载的纪念夏帝的历史文物——“双手操蛇人像”，并且还在希腊发现一件《易经》明确记载的中国历史文物——“陶盆河图”。这六件划时代的标志性的中国夏朝的历史文物，证明了克里特岛和希腊曾是中国夏人活动的一部分地方。
后来“古公擅父”在“商军”和“共工后裔”的夹击下，被迫迁到以色列耶路撒冷山上。这就是《史记》记载的“歧山镐京”。周文王为纪念其祖在克里特岛作出的伟大贡献，定国号为：“西周”。这里的“西”，指“克里特岛”在“歧山”之“西”，“周”是“洲”的同音假字，可以替代。西周国在耶路撒冷建都300年，西周时代的中国皇帝死后，基本上都葬在耶路撒冷王室墓地。今天的世界史称“西周”为“亚述大帝国”。
公元前770年，西周被犬戎联军推翻后。次年，幽王長子宜臼被诸侯捧为“平王”，他将国都迁到巴比伦。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东周洛邑”。因巴比伦在耶路撒冷之东故名。《圣经》称其“南王”。幽王次子伯服在旧臣虢石父的辅佐下，将国都迁到土耳其。《圣经》称其“北王”。从此东周一分为二。东周古帝死后多葬于伊拉克和土耳其。而中国西周和东周史又基本上和犹太史吻合。《左传·襄公26年》称这一历史事件为：“楚失华夏”。《国语·晋语》云：“诸夏从戎”，“而失诸华”。
秦人因护国有功，平王在东迁时，封秦襄公为诸侯，教他收复犬戎侵占之地。说：西亚、埃及你攻下就是你的国家。秦人经56年奋战扫平诸戎，在埃及建都330年，成了当时世界上经济和军事力量最强大的国家，故秦有实力统一中国。于是秦献公于公元前384年从孟菲斯迁都西奈半岛的“栎阳”，准备东征九国。经12年征战，消灭一国，将其他八国赶入中国，并建都中国咸阳。这就是著名的“秦公东征”。世界史称：“西秦国”为“波斯大帝国”。又经过42年，即公元前331年，秦惠文王７年，共工后裔——亚历山大崛起，他趁秦人在中国和7雄打得难分难解无懈西顾时，横扫西秦留守部队，第二年占领秦人老巢埃及。并挑衅性的自称为：“大秦国”。
（七）
从此中国人再也没有回到故乡埃及去。随着日换星移，时过境迁，埃及是“炎黄”至商末中国人的故乡被历史遗忘了；埃及金字塔是夏帝的陵墓被历史遗忘了；底比斯神庙、帝王谷帝陵是商帝的祖庙和皇陵被历史遗忘了；西周国都帝陵建在耶路撒冷被历史遗忘了；东周国都帝陵建在巴比伦、土耳其被历史遗忘了；西秦国都帝陵建在埃及被历史遗忘了。中国上古历史经《史记》一改，面目全非！
纵观中国上古变迁史，我们可以看到，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如果不重新研究和正确认识《山海经》、《易经》和《史记》，不批判司马迁的“中国文化本土起源说”的谬误！“中国文化起源”和“黃帝”问题，就不可能正确的研究和解决！
因为真实的中国上古历史，不是虚构的神话，也不是秦汉古人伪造的历史，而是真实的历史。所以他是可以，也必须用文献文物来反复对照和验证的历史。而不能用文献文物反复验证的历史，是臆断的虚假的历史。从中埃两国文献文物和古文字对印吻合的史实来看，一部真实的中国上古历史，其实就是一部世界上古演变史。中国人的祖先，其实就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祖先；中国上古文献，其实就是世界各民族的共同祖谱。并且中国上古文献记载的主要的历史文物，在今天世界各地还能找到。
由于这些问题是我国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正在研究，尚未解决的难题。所以它十分重要，其意义也非常巨大，它不仅关系到中国历史的起源和黄帝的祖籍问题，还关系到国家荣誉和人类科学事业等诸多重大问题。我研究了22年，并一度完成又丢失了，后来又花了数年重写，今天重新完成后，我慎重考虑了很久很久，才抖胆将我研究“两个工程”的科学成果向你们报告，望能得到你们的指教和支持！
（朋友们，你们已经非常幸运的接触到了中国社会科学的最高机密和学术成果！我希望你们
比我们更上一层楼，比我们这一代人更聪明！这样中国科学才能发展，民族才能昌盛，社会才能
进步啊！）
此致
敬礼
赵自强2008年5月28日于南昌
宅话：0791—7505281，手机：13330103010，邮编：33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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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研究自然和研究易经的学者的一封公开信：
（6）《“太极”——科学之母》
（阴阳太极图，阴阳五层太极图）
中国古人是伟大的，他不仅创造了五千年灿烂辉煌的文明史，并且还为后人保存了大量宝贵的文献文物。同时，中国人也是遗憾的，他的伟大祖先在几千年前的“原始社会”就建立了十分先进的“巨石文化”——金字塔文化，并且将这一事实明确的记载在《山海经》、《易经》、《尚书》和《诗经》之中。可是，他的后人却读不懂这些历史文献！不仅如此，中国人还有更糟糕的地方，他的祖先在几千年前的“原始社会”，就建立了一门叫人引以为豪的理论，叫“原子论”，并绘制了两幅叫现代物理学家也望尘莫及的“原子图”，这一事实就记载在《周易》和古希腊的文献中。可是，今天的人们只知其一，却读不懂《周易》中的“阴阳太极图”。
我们知道“太极图”有两幅，一幅名叫：“阴阳太极图”，另一幅名叫：“阴阳五层太极图”。但为什么说，“太极”是科学之母呢？因为这里的“极”，就是最小的意思，而“太极”就是指世界“最小”的物质。如果用今天物理学家的话来说，这个“太极”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原子”。当然，中国古人对它还有两种称谓，即《老子》所称的“道”和“元”。而“道”是什么意思呢？《老子》又解释说：“元，物之极也”（1）。这里的“元”同“原”，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指“原子”。《老子》进一步解释说：“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2）。这是说，“原子”围统它的轨道作周而复始的运行，不会消失；而世界上的任何物质都是由“原子”组成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原子”是“天下”万物之“母”。可惜的是，《老子》没有留下“道”图。
然而，《周易》中的这两幅“太极图”，包含了怎样的科学意义呢？据我研究认为，这两幅图大致有这样八种含意。第一，它包含了阴阳对立的两种物质同处于一个物体内的原子论含意；第二，它包含了对立双方同处于一个整体内的矛盾论含意；第三，它包含了事物周期性循环的含意；第四，它包含了事物由小到大，又由大到小的日中则仄，物极必反的含义；第五，它包含了进化论和退化论的含义；第六，它包含了物质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含意；第七，它包含了物质一层一层无限可分割的含义；第八，它包含了渐变论和突变论的含义。
由于《周易》“太极图”中充满了辩证法，充满了对立统一的哲学思想，充满了现代科学的基本观念，充满了科学家研究的一切课题。并且形象的阐释了各种用语言难以表达的深刻哲理。所以当年明月云：哲学是“这个世界上最高深的智慧，哲学是无数天才一生思考的，生活的结晶”（3）。他接着又说：“大凡历史上干哲学这一行的，一般都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智商要过剩，弱智白痴是禁止入内的（大智若愚的除外），第二必须是吃饱了没事干（饭都吃不饱还搞啥哲学）。哲学有这么高的门槛，是因为它是世间一切科学的基础，如果你够历害，理论上是什么科学都可以搞得定的”（4）。
这就是说，“太极图”看是简单，其貌不杨，几乎人人皆知。其实，它里面却包含了众多深奥的科学哲理。从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科学知识来看，可以说，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无不都是由“原子”组成的东西，既使世界上最高级的人也不例外。换言之，世界上的一切东西和科学，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与“原子”有关，没有一件事情是可以超出这个范围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原子”是连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桥梁，因为如此，我们称“太极”为科学之母。
而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科学道理，现代科学家未必都知道。相反，在很早的古代，至少在五千年前中国古人就写出了《易经》，这部世界上最伟大的文献，而它的主要内容，就是论述物质微小的深层结构，以及物质变化、分裂和进化的。我们还看到，古代学者同时为这种物质起了四个不同的名称，这就是：“太极”、“道”、“元”、“原子”。尽管这些称谓不同，但它们的意义却是相同的。我们现在都知道“原子”这个概念，但有多少学者知道，“原子论”是2400年前的，《周易》、《老子》和古希腊学者提出来的呢？再进一步说，有多少学者知道，古希腊人的“原子”知识是通过学习中国的《周易》、《老子》和“阴阳太极图”取得的呢？特别是有多少学者知道，中国西周的国都是建于以色列的耶路撒冷，中希两国古代学者曾经是在一个学校学习《周易》、《老子》和“阴阳太极图”的呢？
现在我们知道，由不同物质组成的不同东西，有不同的比重、形状和表现形式，同时，它们也有不同的“周期性循环规律”。一般来讲，我们对自己身边的万事万物的表现形式和客观规律都比较熟悉，或形影不离，或都有一定的认识，甚至可以象数家珍一样一一道来。然而，深究一下，其实不然。因为很多看似熟悉的东西只要你多问几个为什么，我们就会突然发现原来的认识是那样的浅薄！大千世界是那么奥秘无穷，出人意料。不解之谜是那么叫人费猜，以至沉浸其中终生也未必能逐一弄明白。
因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发生、发展、死亡的运动规律，即各种物质表现了不同的周期性循环规律。虽然人类很聪明，能够掌握人生大约70一80岁为一个生死周期，通过实践也知道地球上的春夏秋冬轮回一次，即一年；还知道日夜变换一次是24小时，开花结果也是一年的时间，干旱洪涝的演变一次也是一年为一个周期。还有潮涨潮退、月圆月缺、日出日落、候鸟迁徙、妇女月经，甚至朝代更替、社会兴衰、科学进退、人种高矮等等等等，其实它都有一定的科学规律可寻。
所以世界太奇妙了，事物的规律太难掌握了，知识的深浅太叫人难于估量了，学问的大小太不可思议了，人这一生要思考和学习的东西也实在太多了！
然而，世界上最叫人不可理解的事情，大概就是地质史上的造山运动、大陆飘移、大冰期、大洪水、大绝灭，以及我们所说的原始社会里竟然出现了伟大的光辉灿烂的“巨石文化”等问题。其实这些问题，才是人类真正最关心的大问题！而这些问题，究竟与物质的运动和变化有着怎样的关联呢？究竟是什么力量推动了这一系列事物的发生、发展、变化和消亡呢？它们之间有没有规律可寻呢？解开这一系列谜案的钥匙是什么呢？
我们看到世界上一排排雄伟的山脉，山脉下是一条条平行的深沟巨壑，山里生长着参天大树，地下埋藏着各种矿物和动物的化石；在广阔的大草原上看到的是蓝天白羊，在无边的大海上游弋的是鲸鱼和巨轮，在极地有着白雪封冻的冰川；在海岛中耸立着高大滚圆的火山。这些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大千世界，难道它们原本就是如此？从来没有变化？或者相反，它们是缓慢演进的产物？或突然灾变的结果？对于这些自然问题，难道没有规律可寻？难道事物的变化不要条件和动力？难道我们对大自然就不能认识？为了解答这些问题，学者们前仆后继的探索着，有学者认为：地球的演变，动物的绝灭，是外因造成的，即外星碰撞的结果！但也有学者认为：地质灾变的动力在地球内部，是火山爆发造成的。
关于这些深奥的自然科学问题，我们一向认为是现代科学家研究的范围，从来没有想过，“原始而愚蠢的古人”，其实早在几千年前，甚至更早就研究过它。如我们伟大祖先研究的“原子”问题，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对于这个问题，学者们会不服气的问，那么“高精尖的现代科学”，古人怎能弄懂？然而，这可不是我的信口雌黄，胡说八道！其实对于这个问题，恩格斯和列宁都承认了。
因祖先把这一科学成果记载在书里传给了我们。遗憾的是，我们这些不肖子孙读不懂它。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不知古人在《周易》“阴阳太极图”、《老子》、《云笈七签·劫运》、周敦颐在《太极图说》、朱熹在《论太极图》，以及古希腊的留基伯、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卢克莱茨·卡尔都明确的提出了“原子论”。可是，我们受到140年前“伟人”的影响，把上古历史和上古古人看得太落后了，产生了半对半错的“生物进化论”，完全错误的“神话理论”，小对大错的“社会进化论”和“上古落后论”。有了这些要命的错误，使我们对上古古人取得的伟大科学成果视而不见，并作出了许多错误的判断，甚至连非洲和美洲那些高大如山的金字塔文物群，也不敢承认，还说是“外星人”创造的呢！
最叫人不可理解的是，世界上那么多伟大的“巨石文物”摆在那里，可是我们的科学家、教授、学术权威，在我们的大学，在我们的教课书中，还理直气壮的说：上古古人都是愚蠢落后的！事实上，他们只认识了上古矮小人种创造的落后的“细石文化”，却不敢承认上古巨人族同时创造了先进的“巨石文化”。这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有头无脑，有眼无珠的半对理论；抹煞了上古巨人的丰功伟绩，忽视了“巨石文化”的存在，胡思乱想，颠倒黑白！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都成了“伟人”的学术奴隶！所以我们既使发现“伟人”的理论有错，也不敢批判，相反，还要拿它当成真理瞎鼓吹！这就是我们现代教育体制的莫大弊病和危害！
尽管我们伟大的祖先创造了“巨石文明”和“原子论”，可他不肖的后代，认为这些东西太高深莫测了，远远超过了我们祖先的能力和智慧，而拒绝承认祖先创造的历史事实，并将这些超时代“文明”供手献给不知何方的“外星人”！这不可笑吗？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的智慧何等低下！何等糟糕！何等微不足道！因为“巨石文物”就摆在我们面前，可是我们就是说不清其中的道理，那么上古历史的复杂变迁问题，我们就更不知何故了。由于我们不知事理，不明白遥远的破碎的上古历史就保存在文献文物中，需要我们用更大的勤奋、更大的智慧、更大的勇气，才能研究发现它。如果要想再前进一步研究12000年前那次翻江倒海，天翻地覆的大灾变，那我们就要用更大的恒心去努力探索了！
由于“伟人”同时传授了一些错误理论给我们，后来教课书把这些东西作了加工修饰，这就使它具有欺骗性。在“伟人”错误理论的熏陶下，我们把伟大祖先说得和野兽一般愚蠢！可是人们却不知道，几千年前的古人就研究了“太极”、研究了“道”、研究了“原子”，研究了我们今天物理学家才能研究的尖端科学！建立了惊人的金字塔文化！但是，我们被“伟人”的伟名吓倒和欺骗了，完全不了解我们祖先的伟大力量和智慧，因而不曾想到，古人研究的问题，超过了我们的高度，叫我们都不敢相信！所以印度《佛经》说：“佛智慧如海”，“如来智慧如海”。
而“智慧如海”的古人，除了提出了“原子论”，创造了金字塔等“巨石文化”之外，他们还研究了一些什么高难度的学术课题呢？我要告诉人们的是，古人还研究了12000年前的第四纪大冰期结束而造成的世界大洪水、生物大绝灭，这一谈之色变的大灾变的成因问题。
古人认为：地球诞生以来，大约每隔1点5亿年，世界上就会产生一次不可抗拒的周期性大灾变。这种具有规律可寻的大灾变，不是外因造成的，不是小行星碰撞造成的，而是地球内部的热能造成的。而这一事实以何物为凭呢？其实，这一物证就记载在大地上的崇山峻岭之中。换言之，在地球生存的这45亿年中，世界上已经产生了30余次巨大的造山运动。
而造山运动和大灾变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呢？我研究发现，地球上的每一次大造山运动都是由地下的放射性元素和其它物质运动产生的热能积累了1点5亿年之后，产生的全球火山大爆发推动的。其表现特征是，全球各海沟会形成巨大的条形火山和圆形火山统一发生猛烈的爆炸，当这种威力无比的火山大爆发时，空前绝后的爆发力就会把漂浮在海沟两边熔岩上的“板块”，推得象火车一样飞速漂移，一下使“板块”飞移几千里，甚至上万里，把本来生活在温带草原上的猛玛象，一下送到西伯利亚的寒带去，让它迅速冻死。所以我们今天发现的猛玛象的尸体还是“新鲜”的，其肉还可以吃。这就说明了火山爆发的伟力之大，“板块”飞移的速度之快，猛玛象冻死的时间之短，甚至其胃里的草还来不及消化，猛玛象就冻成了冰棍。
由于火山爆发的伟力非常大，“板块”飞移的速度非常快，“板块”与“板块”碰撞的力量大得不可比拟，这就使一条崭新的山脉诞生了。但这并非灾变的结束，恰恰是灾变的开始。由于蕴藏于地下1点5亿年的无比巨大的热能猛烈的爆发出来，这就同时使严寒的冰川气候，突然受热而发生激变，接着狂风暴雨接踵而来。《圣经》说：连续下了40天大暴雨，再加上冰雪被炎热的火山热浪融化了，这就使雨水和冰水融合在一起形成浩大洪水。在大洪水面前，人和动物的能力不堪一击，就这样，人和动物多被洪水消灭了。顽强而幸运生存下来的少数人类，由于劳动工具、技术资料和生活物资被大洪水冲得“万不遗一”，个个灾民都成了赤手空拳的光棍，这就使社会大倒退，原先繁花似锦的大千世界，一下被大洪水冲到了“原始社会”。
这就是地质史上1点5亿年产生一次的“多米若骨牌”倒塌现象。有幸的是，我们祖先在12000年前亲身经历了这次大灾变，并把它记录了下来。可想而知，灾变前古人的科学技术经过亿万年的发展，已经非常先进了，甚至有可能高于我们现代的科学水平。尤其那时人类的生活空间是不可不说的问题，因为那时人类主要生活于现代海平面5000米之下的地方，所有的大海大洋都变成了湖泊，大陆连成一体，四极通达。而我们现在所见的却是无边无际的海洋，可是12000年前，海水多被亿万年严寒的冰川气候“干化”成冰雪堆在两极和中低纬度的高山上，变成了冰山和冰川。这就是说，那时的陆地面积非常大，海洋面积非常小。大致和今天7比3的海陆格局相反。
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事情是不能不说的，这就是动物在各个不同的地质时代，经过亿万年的冰川气候的“熏陶”，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巨型化”。例如，地质史上有2点5米长的蝎子，1米多长的蟑螂，1米长的蜻蜓，2米5的鹦鸥螺，车轮大的菊石，22米长的恐龙，以及巨型树獭，超级野猪，非常大的雷王兽，无比巨大的鲲鹏，300公斤重的巨鼠，四十米长的大蛇，20米长的鳄鱼。总之，严寒的冰川气候使各种动物都巨型化了。
再说植物，经过亿万年冰川气候的“熏陶”，也长成了高大的“巨人”。例如，我们现在看到的木贼草，只有一二尺高。可在地质史上，它曾长到12米高。再说石松，我们看到它是纤细的小草，但它在地质史上曾是45米高的参天大树。还有我们熟悉的竹子，它在地质史上大得惊人，直径可达一米，一根竹子可做几只“独木舟”。最后，我们说说冰川时代的巨人。据《列子·汤问》云：“侵小龙伯之民使短，至伏羲、神农时，其国人犹数十丈”。《河图玉版》云：“龙伯国人，高三十丈”。而这正是上古“巨石文化”作者的伟大形像啊！同时，这也是“退化论”的真凭实据！
这就是说，人类既是“进化”的产物，同时，也是“退化”的结果。气候对生物而言，正好与《物理学》上的“热胀冷缩”相反，而是“冷长热缩”。所以发现巨大动物化石的地层，这说明那个地层的时代，正是严寒的冰川时代刚结束，炎热的火山爆发时代刚到来的灾变时代。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其实只要翻翻古人留下的史料都能发现。故林在勇说：“汉文字记录的古代文献汗牛充栋，智慧成了传统，一切均有前鉴”（5）。所以我们必须勤勤恳恳，老老实实的向古人学习，尊重古人，研究文献，千万不要“厚今薄古”，或“将今论古”，把“伟人”的错误理论也当成“真理”瞎吹。
注释：
（1）（2）《百子全书·老子》第5册，第4416、4426页，岳麓书社，1993年版。
（3）（4）当年明月《明朝那些事儿》第428、344页，中国友谊出版社，2007年版。
（5）林在勇著《怪异：神乎其神的智慧》第87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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