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炎黄春秋》第二期的反毛鼓噪

一夫　

今年第二期《炎黄春秋》的一个特点是非毛化。这期打头的两篇文章：“新民主主义的命运和刘少奇的失败”（以下简称“新”文），“毛泽东发动整风的初衷”（以下简称“整风”文），是浓墨重笔的非毛化力作，李锐写的“读牟宜之诗”一文以及冯友兰“临终读毛泽东”一文也是这场非毛鼓噪中的组成部分。
“新”文不顾历史本来面目，也不顾历史问题决议，侈谈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或牵强附会，或蓄意夸大，或不顾时间、地点条件，甚至歪曲、捏造事实，严重歪曲党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路线、纲领、严重歪曲党内政治生活以及党的领袖的形象，从而形成对党和威信的严重伤害，其后果只能搞乱人们思想，促使人们产生对党的离心力，是很恶劣的。有以下三点值得注意：
一、“新”文刊登大量非毛化的言论和观点，充斥对毛泽东的指责，称，毛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这一政治动作过程是非法的”，“乃一党之法，党内行政的违宪行为”，“据开国法统而论，就是僭越的立法，非法的行政”，毛“完全是把自己置于党的组织之上，使党代会立法，集体领导变成议行合一的个人集权”，毛“对少奇同志谈话的不满，形于颜色”，“中央决策层内反对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论的毛、高（指高岗）默契形成。”毛“作为‘查档文件’（指张秀山‘查刘少奇档案’的问题）的主使，显没有受到相应的组织批评”等等。
二、攻击毛泽东在与刘少奇及中央其他领导人的关系中耍弄权术。称毛为使通过组织推行农业合作化获得合法依据，“闪烁着惊人的权术谋略，”“其要义乃使行政会议立法化和立法会议行政化，从而达到立法与行政权力集中于个人的目的”，“如此的废置国法，擅越党规已经不是合法行政、秉公求治的政治，而是以强行个人或少数人的意志为目的的谋权用术”。称毛用曲折复杂的党内斗争手段“解决”了最高领导层向他的过渡时期路线的思想统一，称毛指使高岗攻击薄一波采取的是“移花接木的手法”，指“批薄射刘”，企图推倒刘少奇。“新”文还就几十年来从盲从领袖的迷信政治到竟相作伪的谎言政治，又转变为暴力政治，是“以权术破坏新民主主义共识导致国家政治认同破裂和党内政治混乱的必然结果。”
三、对刘少奇集中了许多溢美之词，称刘“是严肃研究新民主主义的思想家，是诚实践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家”，“他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新民主主义的夭折使他最后成为一个失败的政治家”，“刘少奇在天津的讲话既使资本家提高了经营情绪，也使工人受到教育，减少了劳资纠纷，对恢复和发展生产起到推进作用”，这个讲话“为筹建新中国作了至关重要的思想、政治准备”，“起了很好的作用”。对刘的溢美，使之与实际生活中和党史中的刘少奇是多么的不一致。这样做，除去搞乱人们思想当然不会有利的效果。
“整风”文把矛头直指党和毛泽东，认为反右斗争不仅是一场阴谋，而且是违宪侵权的一大罪错。说“毛泽东作为农民革命的领袖”，是“为了急于实现他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和他在青年时代就向往的孔夫子、康有为的‘大同’乌托邦理想”；说“在党章里取消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使他很不满，嘴上不说，心怀怨气，认为是挑战他的至上权威。他对党内潜在的逆己倾向已高度警惕”，说“毛泽东作为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发动者和领导者，几乎大都包含了要排除几个‘政见不同’分子而搞成全国性运动，以形成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假象，来掩盖党内的权力斗争”，说毛故意“制造一场‘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而不是一个人打倒一群人的假象”，“这同‘宁可错杀一个，不许漏掉一个’的策略，如何区别？”并称毛“一贯视整风为统一全党思想，排队不同政见者，定于一尊的有效手段。”
李锐写的 “读牟宜之诗”一文，引牟就林彪事件所作的诗文称，“世上美名尔享尽，人间坏事君作完”，而李锐则引伸为“正是文革大树特树‘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时代。诗人借林彪之事，说更深层次的道理，享尽世上美名的绝不只林彪，做尽人间坏事的更有他人”。李锐这句发挥何所指，可以说已经是呼之欲出了。
翻阅以往出版的各期《炎黄春秋》其中反毛的文章可称家常便饭，不堪胜数。此期则集中多篇文章（不包括其他各文中涉及到的非毛内容），矛头统统集中在毛泽东身上，上纲上线，罗织罪状，竭力勾画出毛泽东的“罪名”、“罪人”形象，完全背离历史问题决议的精神，用心之险恶，令人实难容忍。而其集中攻击毛泽东的时机择于今年建国60周年之初，也是值得人们严重注意的。

《炎黄春秋》的底线解读

钟 玛　

炎黄春秋今年一月号打头第一篇由本刊编辑部撰写的文章：“新年致读者”向公众公布了一条底线。这就是这家刊物17年来始终坚持着一条“实事求是”的原则。自称17年来“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美其恶”，并大剌剌地宣称：“自信守住了这条底线”。
听其言，观其行。读了它自称信守的底线，再看看他们17年来实际干了什么，着实令人跌破眼镜。如果说这家刊物篇篇文章都背离了党的实事求是原则，难免不实；但如果一篇隔一篇地读读它的文章，说它离实事求是实在太远，恐怕并没有委曲了它。
让我们实事求是地来解读一下这家刊物的底线吧。
平心静气地说，炎黄春秋自己亮出的底线，其实际价值只是一种做秀。多年来，这家刊物绝大部分内容是热衷于就重大革命和重大历史事件做文章，热衷于围绕历史人物和历史结论做文章，只要被他们发现有什么缝隙可钻（有时甚至无可钻之缝隙）就大事发挥，大事张扬，索隐求微，无所不用其极，文章可以做到置基本事实于不顾。所谓“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美其恶”，倒应该读成“誉人丑也是美，毁人美也成丑”，无论是重大历史事件如十月革命，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要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的文章首载于这家刊物），以及革命领袖，无论是对列宁、斯大林，还是毛泽东，包括一些有定论的我国已故去的杰出的国家领导人如胡乔木等的言论及其实际活动，不是颇有微词，而是力图将其锅底翻天，恨不得将其颠覆掉完事。多年来，他们在执行“告别革命、躲避崇高、消解主流意识形态”16字诀上费了多少劲，在歪曲历史、丑化历史以至改写历史、去史灭国方面卖了多少力，所有这些，哪有实事求是之意。现在却借新年伊始，标榜自己多年来自己多么实事求是，这不是大言不惭地做秀是什么，这是解读之一。
炎黄春秋亮出这条底线也是一种试探。我们不妨设想，炎黄春秋脑子里转着这样的念头：“我亮出了底线，17年来，我一直是这样干着的，今后我还要继续这样干下去——我是下决心要信守下去的。那么，你们的底线是什么，不是说离退休人员不得担任报刊出版系统负责人吗？本法定代表人就是一位离休人员。你去年说不得担任，我今年一月号公开亮相，继续照任不误，你能奈我何？如果说不让离退休人员担任报刊出版单位负责人是你们的底线的话，你倒试着扳动得我不能？你们信守得住自己没的底线不能？”以底线试探底线，以底线还底线，看谁硬得过谁？这可能是解读之二。
炎黄春秋脑子里的念头还将这样转下去：“我敢于亮出底线，就是看准你不敢把我咋着。就像那位传说中的牛二赤膊上阵。摆出一副无赖模样，别人躲他唯恐不及，谁还敢去惹他？所以说虽然我的出路安排上了文件，但前途吉凶依然未卜。因为你并不能咋着我。按照以往的经验，你终竟不能把我咋着。我可早就摸准了你的脾气，摸透了你的底线。这几年虎头蛇尾的事可看得多了。言者汹汹，听着渺渺的事多了去了。话可以说得很正确，很冠冕堂皇，但实际措施悄然无综，实际效果几等于零。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走着瞧吧。”炎黄春秋不是说对自己的底线十分自信吗？他可真是对自己继续作为法定代表人的出路安排，十分自信，这是解读之三。
倒不能说炎黄春秋把别人底线完全看漏了眼。只是明该着管得住牛二的人，自己如果没有足够的底气，那么你的底线却真格是被别人摸了个准着。可悲的是，别人打上门来，冲着你挑衅，你只是说句把硬话，吓唬一下就算完事，等于向别人挂了不写上免战牌字样的免战牌。要说，别人也已经试过多少次了，但结果呢，每每屡试不爽，每试不出人之所料。2007年初当炎黄春秋打出了民主社会主义这竿黑幅，他们初始也未尝不是惴惴不安，说是冒着被查禁的危险，紧盯着风向……但是后果怎样呢？真应着打更人边击更鼓，边说的那句话：平安无事喽。顺顺当当，太太平平过了关，毫发无损。
既然下了规定，就要拿出足够的底气，硬起脖子硬起手腕，敢于按规定办事。真的按规定办事了，也就必定能杀杀牛二的邪气。

《炎黄春秋》在公仆、公民关系上塞私货

钟 玛　

《炎黄春秋》一月号发表“公民与公仆”短文，引用马、恩的话讲出民与公仆的关系。马、恩是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按照当时的历史条件讲的，但今天读来仍觉得很经典，很有启示。但作者引用马、恩的话，有其自身的用意。他把马、恩的话列成一个“公式”：一、公仆必须由公民直接普选产生；二、所有公职人员全部实行普通工人工资；三、公仆必须与密不可分的公民同在（当然，按作者的意思，只有直接普选产生的公仆才是与公民同在），并以这个公式来硬套焦裕禄、孔繁森这样一些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存在着一种与人民鱼水不可分关系的优秀领导干部。这样一套，且不说，焦、孔等人的工资是否与普通工人一样，他们虽分别为县委书记、州委书记，但并非由公民直接普选产生，因而就不能说与公民同在，焦、孔就算不上是公仆，即便他们明明与密不可分的公民同在，也不算。推而言之，我国的各级优秀领导干部和作为国家领导人的领袖人物，也都不能算公仆。因为他们同样都不是通过与他们是不“同在”的公民直接普选产生的。这是一个多么荒唐，完全无视中国国情，无视事实的逻辑，这也是一种概念的偷换。一大批真正的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优秀干部却不与他们服务对象——人民同在，算不上是他们的公仆！显然，作者在讲公仆与公民关系时更深层次的一个居心是要为他们推行直接普选这种西方民主造舆论。他们盗用马克思的话，塞进西方民主的私货，是他们的惯技。前些年西山会议上有人就叫嚷我国领导人不是人民直接普选产生，因而是非法的。这种论调同此文观点如出一辙。不同的无非是把“非法”说成“不是公仆”而已。

《炎黄春秋》继续鼓噪“普世价值”

钟 玛　

打开《炎黄春秋》今年第一期前七页，刊登三篇文章：一篇是编辑部文章“新年致读者”，一篇是“宪政：中华民族复兴的要求”，一篇是“普世价值：一个时代性的重大课题”。这三篇文章的位置好比一张报纸第一版的头条、二条和三条，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显然是这期刊物的重头戏，读了这三篇文章，大体可以知道这家刊物今年的走向是什么，不可小觑。先看看第三篇“普世价值”一文，此文可称是去年第12期“改革开放与普世价值”一文的姊妹篇。《炎黄春秋》所以能重槌响鼓地强调普世价值问题，说明这个问题对他们来说是何等重要。在去年那篇里，他们把改革开放成功说成是普世价值之功，而把当下政体改革“不到位、不彻底、不全面”，说成是普世价值没有得到真正落实。这种硬把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的成就打上普世价值的烙印，而且露骨地说出下一步政体改革（这是他们更大的胃口所在），还必须把普世价值贯彻下去，这无疑是一种强加，也完全是一种恶意。今年一月号的这一篇则进而要把改革开放放大到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继续，还要“实现清朝皇帝没有实现的民主”，而“民主革命要达到的目标”“都是普世价值所要求的”。这就硬把社会主义制度下为完善自身而实现的改革开放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宗旨”、“使命”混为一谈，实际是把改革开放说成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个阶段或一个步骤，这同中央的精神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关于改革开放的精神实质是完全相悖的。理论上是极为荒谬的。
以上两篇“普”文的共同特点是极力混淆普世价值的政治价值和人性价值。人的真正本性在于其社会性。而这种社会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和社会主义制度下会是一样的吗？这是一个常识性问题。但是《炎黄春秋》也包括时下持普世价值观点的别的文章却总是固执这个观点不放，喋喋不休，不厌其烦。这并非是他们笨拙，他们是在故意搅混水。这种搅混水“最得意的一招”是不顾马克思在其早期和成熟期不同历史条件、不同语境的某些谈话，加以歪曲和混淆，硬把脏水泼到马克思的头上，这是一种很卑劣的手法。他们自以为得计，但其实也是不能得道的。对于这种卑劣伎俩应该从理论上予以坚决揭露和排斥。
以上两点是《炎黄春秋》持续鼓噪普世价值的要害所在。
对普世价值的鼓噪不仅止于以上两篇文章。“宪政”一文中，在鼓吹中华民族的复兴，依仗于实施他们心目中那种资产阶级的宪政，也是竭力鼓吹所谓“法治和宪政是普世价值，是对全人类有普遍意义的制度文明元素”，以及什么“法治、宪政、人权和民主虽然先发于西方，但只要它一旦出现，它就没有地方性，只要它是个真理，它就有普遍性，只要有普遍性，任何一个民族都应该承认它”。话说得可以直白和露骨，就毋须再作什么解读了。
看得出来，普世价值是《炎黄春秋》的通灵宝贝，是他们的命根子。今后他们还将卖力地鼓噪下去，这是无疑的，这也是证明，他们是绝不会放弃这块下决心和中央唱对台戏的阵地的。
他们对自己很有信心，也很自负，他们在编辑部文章中自诩，17年来，社会影响越来越大，《炎黄春秋》还向公众公布了一条底线：“17年来，始终坚守一条原则：实事求是。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美其恶。……自信守住了这条底线。”但从近年各期内容看，他们往往背离了实事求是原则，誉人时丑也增其美，毁人时美则成为丑，并且把被毁者狠狠往死里整，他们倒是牢牢守住了这条“远离实事求是”的底线了。说到底，他们的这条底线就是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他们是根本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元化指导地位的。这是他们要“坚持和追求”的编辑方针，这在他们编辑部文章中已自白于天下了。

原载：《环球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