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防左：《xxx章》，一个苦涩的中国变数　　

　　

作者 苏 杜 　　

时间 2008-12-25　　

　　

（本文大意：一 文科思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个胜利；二 理科分析：含有苦涩因子的一个变数；三 官场效应：沉默是金，金在防左；四 以左防左：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　　

　　

一 文科思维：《xxx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个胜利　　

《xxx章》事件的发生，其实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个胜利，它无可辩驳的证明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基本原理。既然三十年来的旗子是“不分社、资”，既然三十年来的实践是“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补资本主义课”，既然三十年来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的结果是私有经济占据了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既然“30年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再出发”，那么，呼吁“两党三院、官员民选、司法独立、军队国有” 的资本主义上层建筑以及自由、平等、人权高于政权的意识形态就是一个必然的逻辑。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 人民代表大会最高权力，党派参予的政治协商，以及大公无私、助人为乐、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意识形态，是适应毛时代的社会主义公有经济与集体经济的，是适应独立自主、奋发图强、勤俭建国的工农业及商业服务业体系的，前三十年的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与后三十年的经济基础一定是格格不入的。　　

　　

一面要它的党员做致富发财的先进分子，一面要他们做大公无私的模范；一面要它的各级组织及政府为私企老板保驾护航，一面要它们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一面鼓吹黑猫哲学，一面讲统一思想；一面到处结下“战略关系”，一面要网民发扬“爱国主义”；一系列自相矛盾的结果就是只能结出发财致富、为私企老板保驾护航、黑猫哲学以及“战略关系”这样的经济性果实。这并非是意识形态“力度不够”或“境界不到”，而是缘木求鱼，是要豆秧子上长出西瓜来，根本就办不到。讲《为人民服务》，背诵“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大家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以前行，现在怎么行？“共同的革命目标” 在哪里？我们的确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不假，但是为了一个发财致富的个人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大家只能是万众万心、互相提防、互相拆台。 讲《纪念白求恩》，背诵“白求恩同志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还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对工作精益求精”，以前行，现在怎么行？牺牲自己造福别人是愚蠢想法还要成为法西斯分子是当前中国最有影响的理念之一，你不想成为法西斯分子就别犯傻。还有什么发扬“做好本职工作”的“伟大爱国精神”， 难道要小白领们与农民工们“以厂为家” “以公司为家”吗？厂与家都是赵家钱家的私人资产，你凭什么以人家的家为你的家呀？你这不是成心找老大耳刮子抽吗？前三十年一个先公后私的共产党员可以带领一大片群众，一个建在连上或村上的党支部就是一个堡垒，私用一页公家的信纸就要狠斗私字一闪念，现在，在受贿从一包点心几合香烟到一百万、几千万，从贪污几十元到一个亿两个亿，从挪用几百元到挪用一个亿几十亿几百亿几千亿，在与人均收入增加一百倍一千倍一万倍可以比美的这些数字面前，在以小岗村支部书记“人不为已天诛地灭”号召天下的今天，在“北京近3成私企老板系中共党员”（新京报）、“浙江实现非公企业党组织全覆盖”（新华网）的共产党阶级新型结构中， 在中央党校“老板交友班”教室外，空谈前三十年的那些意识形态，能对上路子吗？唠叨那些前三十年指导员上党课的内容，不看岁月，不看对象，拿来给胖得气喘吁吁的“新阶层”代表与累得气喘吁吁的农民工上课，能埋怨年青人笑你“都什么年月了还说这个” 吗？毛泽东说，对牛弹琴，除了讥笑对象是牛的意思外，还有讥笑弹琴者是犯傻的一层呀。　　

　　

所以，尽管左派同志对为前三十年经济基础服务的“社会基本制度”以及意识形态恋恋不舍，誓死保卫，其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固然称得称道，我还是不得不说，只要是“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只要是“直面私有制”，只要是接着卖宅子卖地“地权改革又出发”，左派同志的这些谴责就只能是“不说白不说、说也是白说”，无济于事。一心一意地搞这样的经济建设，就得一心一意地搞这样的政治制度，西方的经济基础，就需要西方的政治制度，它比康熙乾隆、唐宗宋祖、秦皇汉武那样的政治制度进步得多。除非当了殖民地搞不成这样的经济与政制，除非再遍贴仁义礼智信让它成为中国原产的麋鹿，或者干脆指鹿为马。这很让左派同志在感情上接受不下来，但是这是规律，没有办法，只能遵循，不能单凭主观愿望想事与办事。单凭主观愿望想事就会陷入一厢情愿的幻想，反而自去以鹿为马。单凭主观愿望办事更会在事实的墙壁上碰得头破血流。如果用以律已，则害了自己，用以教人，则害了别人。两极分化，富党专政，外附强权，内兴孔孟，在中国，类似的情形有过。　　

　　

这些话，我并不是要劝左派同志应当如何如何，我没有那份资格，我只说我自己的认识。 《xxx章》，与其说它符合了一些学者的预见，倒不如说它验证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这一基本原理。从这个基本的认识出发，我才并不多么看重“阴谋论”，并不看重今天“颜色革命”明天“换装总攻”的大呼小叫。还是从这个基本的认识出发，才觉得算是看明白了《xxx章》的来龙去脉，也才有了以下的体味。　　

　　

二 理科分析：《xxx章》， 含有苦涩因子的一个变数　　

　　

《xxx章》的第1条“主张”便是“修改宪法”，按文科思维它很反动，按理科定量分析它则含有难以筛除的苦涩因子。至少，有两种“势力” 比这里的呼吁要有力得多。　　

　　

就在金融海啸已经涌现在西方地平线上的时候，执政党吹响了“土地流转”的号角，现在虽然号音渐咽，但一度甚嚣尘上的“地权变革再出发”，却将修改《宪法》等大法的呼声吹上了天。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江平是《物权法》专家起草组组长，他的看法是：“ 现在是法治社会，中央文件只能体现出一种精神。下一步，要看《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物权法》修订到何种程度，以解放受到诸多限制的农地物权。” 三农学者党国英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说：“我们要的关键是抵押权，这是市场经济的权利，但这一次看起来不会有”。为什么“关键是抵押权” 呢？这要请教的是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是他最早对新一轮农村改革做出了系统论述，是他具体制定了已经付诸实施的林权改革方案。时至今日，我国并没有“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 的真正法律。“要流转，先确权”，但于法无依。厉以宁说：“ 林权改革从一开始就避免了农田承包不能流转的缺陷，这具体反映在明确了林地承包经营权的转包、出租、转让、互换、入股、抵押等流转方式。” 很明确，林权改革并不单是将林子归了私有，而且是在无法可依、有法不依下的强行突破。 这才是主流理论家在“地权变革再出发”之时大谈林权改革的要诀之所在。十七届三中全会虽然对 “土地流转销声匿迹”，但是，“ 面对桎梏农村发展的体制、机制性障碍，三中全会已经指出了方向，具体的落实还要靠修订法律、制定新政策来解决”。即便是“土地流转”是“三农问题”的必经之路，也首先需要对《宪法》、《土地管理法》、《担保法》等相关法律作出重大的修正、修改或者修订，才有可能进行有关“土地流转”的“二次土改”。在这里，我将相关人士的言论引用得有点繁多，但少了不能说明问题，只有这样，人们才可以看出，“修改宪法”，修改其它大法，并不单是《xxx章》的第一位主张，也是党计国策制定过程中的第一主张。　　

　　

但还不够，主张“修改宪法”也一直是中国左派的高调呼声。经常浏览左派网站的民众们一定非常熟悉下边这些论述：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大众政治的伟大实践，“四大”是毛泽东时代的伟大创造，通过宪法赋予每个公民“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自由的权利，拆除自由表达民主诉求的权利门槛，资本门槛和知识门槛，是大众政治制度的首要原则，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对人类政治文明发展最重要的贡献。载有“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自由的《文革宪法》，是人类民主政治发展史上超越《五月花号文件》《拿破仑法典》等所有里程碑的最伟大的法律文件。中国的官僚买办集团之所以从宪法中删除四大自由，并且30年来一刻不停地妖魔化四大自由，提起大民主便恨得咬牙切齿，就在于他们十分清楚，一旦恢复四大自由，中央将变成强大的中央，民众将变成强大的民众，国家将变成强大的国家，他们勾结外资强取豪夺百姓、任意宰割国家的时代将会彻底结束。所以，就目前中国现实斗争来讲，恢复四大自由的宪法地位也是到了刻不容缓的关键地步。恢复四大自由，拆除网络管制的防火墙，实现领袖与民众的直接结合，是胡锦涛新政成功的关键环节。在这里，我将相关学者的言论引用得也有点繁多，但少了也不能说明问题，只有这样，人们才可以看出，“修改宪法”，修改其它大法，既不单是《零宪八章》的第一位主张，也不仅是党计国策制定过程中的第一位主张，还是网上中国左派人士的一贯主张。　　

　　

我并不想以此为《xxx章》的第1位主张辩护，也不认为这是“中国极右势力与中国极左势力”在这一点上“合流”，我只是说，对《xxx章》“修改宪法”的主张要做一点理科分析，不能单凭文科思维猛喊“就是坏！就是坏！”就完事。 这种阿Q战法，是对付不了《xxx章》“修改宪法”中所谓“主权在民原则”， “宪法是人权的保证书和公权的许可状”，“是任何个人、团体和党派不得违犯的可以实施的最高法律”这些招数的。　　

　　

为了充分体味《xxx章》中苦涩因子的滋味，我们不妨再来分析一下它的第2条“主张”。第2条的所谓“分权制衡”， 就是人们所熟悉的“立法权、司法权、执政权三权分立” 。人们为什么看得如此眼熟或听得如此耳惯呢？就是因为在此之前，我们早就拜读了执政党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教授的《民主是个好东西》，受足了薰陶，并且近日又聆听了他对中新社记者发表的《俞可平放言反腐败为下一代不怕挨骂》的谈话，接受了又一遍心态梳理。俞副局长的谈话在网上不难查阅，这里删繁就简只引其中的一点。俞副局长说：“毫无疑问，对于遏制腐败而言，权力监督至关重要。” “要进行合理的分权，对权力合理分工，有效制约。” “很多人以为权力制约与权力监督是一回事，严格地说，它们不是一回事。权力制约的前提是有效的分权，一个人不能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十七大提出要实行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的分开，要尽快建立起切实可行的机制，确保权力的合理分工，相互制约。” 《xxx章》的“分权制衡”说：“构建侵权制衡的现代政府，保证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 我们且不说“三权分立”对还是不对，如果我们说，《xxx章》在这一点及紧接着的第3条“立法民主”、第4 条“司法独立”、第7条 “公职选举”几点上与中央编译局领导的意见，相距不是很远，不能说是污蔑了哪一面吧？　　

　　

《xxx章》之第5条“公器公用”大概是中国左派同志批判火力最为集中的条款之一，尤其是其中“实现军队国家化，政党组织应从军队中退出，消除公务员录用的党派歧视，就不分党派录用” 等言论，简直立即遭到了中国左派的迎头痛骂，但是，痛骂归痛骂，痛骂不一定能解决实质性问题。如果左派同志稍稍回顾一下十七大前夕“民营企业家们激烈地竞逐各级党代表的政治现象”，想来一定会在痛骂之外，还会采取些别的办法。以下稍为介绍。　　

　　

十七大前夕，浙江的民营企业家们激烈地竞逐各级党代表成为一种“政治现象”，他们的热情和北京高层的政策密不可分。早在十六大前，2001年7月1日，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在建党8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第一次把民营企业主定位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承认了他们劳动者的身份，要求在政治上应一视同仁，平等对待。。2006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曾庆红在全国组织部长会议中再次强调，党代会代表不仅要有先进性，也要具广泛的代表性。《关于党的十七大代表选举工作的通知》则以正式文件的方式要求十七大代表中，“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即“双新组织” ）的代表要占“适当比例”。中共高层多次通过各种公开场合释放对新社会阶层人士的善意。 与中央层面相呼应，地方党代会相应增加了“双新组织”的代表名额。浙江温州市委组织部的一名干部承认，由于竞争太过激烈，温州市参加浙江省十二大的党代表名额一再增加。到北京和执政党领导人“共商国事”，成了浙江民营企业家的强烈愿望。 2007年2月27日上午9时，温州市十次党代会召开，曾宪光作为温州市“双新组织”的代表，坐上了大会主席台。一则“共商国是”的成功例子是：新雅集团此前曾在苍南龙港镇投资3.5亿元，打算在310多亩土地上建设新的生产基地，引发当地居民不满。但他在党代会上，“与所有的代表直接面对，解释了征地的问题”，事情就很快解决了。（《民营企业主竞逐党代表》2006年5月10日 《南方周末》）　　

　　

我以为，如果以这种“政治现象”来为“公器公用”作一注脚，当不会不太合适。 中国左派同志批判说，要党组织退出军队就是要“改变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就是要“取消军队的毛泽东思想军魂”，不让“党指挥枪”，然而，当“党组织”本身就成了“公用” 的“公器”， 有产的“新阶层”纷纷登堂进入室时，“党组织”退出军队还是留在军队，对于保持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对于保有军队的“毛泽东思想军魂”，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吗？继续“党指挥枪”，将“新阶层” 骂得狗血喷头，一个劲地要追究他们“原罪” 的中国左派不害怕吗？　　

　　

反革命的《xxx章》之第6条“人权保障”，第9条“结社自由”，第10条“集会自由”，第11条“言论自由”，第12条“宗教自由”， 通观其“主张”黑线，我以为大致就是它在“我们的基本理念”中所阐述的“主权在民，还权于民”的那一套。然而，一提到“还权于民”，难免让人们又一次想起了关于“地权改革再出发”。 最早将十七届三中全会主题词点破的人是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对十七届三中全会的理解各有偏差，对解放思想的理解更是五花八门， 在8月31日湖南省委召开电视电话会议上，围绕“坚持科学发展、加快富民强省”这个主题，张书记要全省人民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他说，解放思想就是要打破既得利益，还权于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石小敏也说，只有还权给农民，才是解放思想的根本。在《xxx章》一连数条的反动“主张”中，我们又检出了难以剔除的苦涩因子。这些苦涩因子也许像目前国奶中的三聚氰胺一样， 不过保持在“限量值标准”之内，学者解释起来就是“不应该存有但存有得更应该”，但仍免不了让人们浮想联翩。　　

　　

我不再想在《xxx章》之第8条“城乡平等”，第13条“公民教育”，第14条“财产保护”，第17条“环境保护” 这几条上花费太多的笔墨了，有执政党理论家的“城乡一体综合改革” “学有所教” 以及《物权法》 《环保法》，诸位尽可以自己去比较；我想以较多的篇幅来说一下其第18条“联邦共和”。这太重要了。 “分裂祖国，汉奸卖国”“团结起来，保卫祖国” 的愤怒声讨主要是对“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这一点而发的。那么，在这一点上人们能不能也会“检测”出苦涩因子呢？ 　　

　　

暴发过“伟大爱国主义运动”的北京奥运与北京残奥过去时间并不长，人们应当记得，台湾代表团打出的牌子是“中华台北”，而以前的牌子是“中国台北”。一字之差，却可以推断出还应当有一个“中华大陆”。血浓于水，“中国”在血色中悄悄地退出历史舞台。　　

　　

戊子四月，海南博鳌风光无限。中国商务部长陈德铭与当时还未走马上任的台湾“副总统”萧万长会晤之后，商务部的新闻稿中无端的出现了“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的用词。萧万长“准副总统”大怒而抗议，陈部长大愧而认错，商务部立即修改新闻稿，“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销声匿迹。“一个中国”之下，确有“一中各表”之争，处于几代不行、十几代人也不行、可能要几十代人才行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贯彻三十年改革开放验证了的“不争论”原则，“搁置”一个中国之争议，真是让人们“引出遐想无限”。 其中包含了怎样的“大智慧”民众自然难明“真相”，但要评为“通过平等谈判与合作互动的方式寻求海峡两岸和解方案”之一举，此举与“两岸双方秉持建立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赢的精神”，所谓“和平而不统一”，实无矛盾之处， 我想不至于就是“分裂祖国，汉奸卖国”吧？ 　　

　　

北京奥运“圣火传递”期间之所以爆发了“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西藏达赖集团的破坏与捣乱。然而，就在海内外青年学子街头革命的同时，与达赖的谈判的脚步却从来没有停下过，甚至在达赖一再表示不与中央政府谈判的情形下，中央政府还是报以“仁至义尽”，直至不久前，中国政府与法国的萨克齐闹得沸反盈天。 为达赖掀了中欧峰会的桌子虽然显示出了中国政府的强硬，但达赖为什么也不算是不硬，仍然让国人感到有些不解。　　

　　

新疆的热比娅没有多少好说的，她在支持恐怖分子杀人。不过，我要问的是：布什一次又一次地接见她，称她是中国维吾尔民族真正的代表，我们为什么与布什还是那么称兄道弟？　　

　　

“分裂祖国”的“卖国汉奸”是极应惩办的，“保卫祖国”也极应“团结起来”，改旗易帜，要变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华联邦共和国，更应给予迎头痛击，不过，为了彻底消灭“卖国汉奸”，这些虽然在“允许限度值”之内的苦涩因子也得剔除干净，不能存有就是不能存有。一个人要得上肾结石虽然要一天喝上几十升三聚氰胺含量在限量值之内的国奶，但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千里之堤却极易毁于蚁穴，这是不能不提及的。　　

　　

我很担心有耐心将这篇文章读到这儿的读者会责我以为《xxx章》作辩解，但我仍要将意思说完整。要打倒《xxx章》，单是“汉奸”“走狗”地大呼小叫是不管用的，外加马克思怎样说、毛泽东怎样教导也是不够的。中国左派是尊崇鲁迅的，他就主张辱骂与恐吓不是战斗。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正确的，但这是我们用来教育民众（这个说法不太准确，权且一用）和党的干部及政府官员（也不太准确，民主人士的官员得除外，权且一用）的，不是用来说服《xxx章》一伙的。如果承认我们有教育民众的责任，若要我们的民众听得进，心中服，就要将道理说清楚，将事实摆明白，将《xxx章》一伙的恶毒之处揭露无余，让民众们觉悟起来，感奋起来，一块来斗争。中国左派中很有些得风气之先的同志，早就看出了《xxx章》一伙挑动民众与“中央集权” 闹对立、分裂国家的阴谋，这对教育民众就更有利了，将自己掌握的实据揭露出来，民众就会立马觉醒，啊，原来是刘晓波们捣的鬼，原来是他们喝了我们的血汗，这样，那一伙反动分子就会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倾刻灭顶而不能自拔；但在我，却只能将自己以为的《xxx章》中的苦涩因子检示出来，除此，我就只能是像党的干部、政府官员及党校教授一样地沉默了。　　

　　

三 官场效应：沉默是金，金在防左　　

　　

党的干部、政府官员及党校教授在《xxx章》面前的沉默引起了坚定支持中共与“中央集权”的中国左派的愤怒。“为什么分裂分子能这样疯狂行动？为什么只有我们民间的反对揭露声音？为什么我的揭露文章在主流论坛被删除？谁是大忽悠？谁是暗中的双簧？为什么这样明显的疯狂分裂中国事件只有我们民间在反击？媒体为什么装傻？政府在做什么？中央在做什么？” 他们这样怒斥道。　　

　　

是啊，这真是一种奇怪的现象，中共与“中央集权”在遭受到史无前例的攻击，但是也好像在保持着史无前例的沉默，尤其是以构建特色理论为己任的党校教授们，颇为一致地对此不发一言，包括“强坛”在内的官话主流论坛上，竟然能屏蔽到一个字也不涉及。　　

　　

　　

中国左派为之冲锋陷阵而得不到相应的回应，这是应该愤怒的，但是我要告诉你们，如此一致的沉默是必须的。道理是简单而明显的：要从根本上批判《xxx章》中的西方民主政治之类，就要讲民主、平等、自由、人权的阶级性，就要讲政权的阶级性；而要讲阶级性，即使复辟不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也难免受到“阶级斗争为纲” 的影响，一不小心就会倒退进毛泽东思想的陷阱，展开本文第一节中那样的文科思维，得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结论，那就势必会动摇特色理论的基点，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动手不动口”，既不允许《xxx章》成事，抓他几个带头分子，更不能让“阶级斗争为纲”死灰复燃，“纪念三十年”从不放松对前三十年的否定与批判，这是既不倒退也不易帜的好注脚。　　

　　

中国左派以为“团结起来保卫中央集权的时候到了”，但是，“倒退没有出路” 的路障横垣在通向保卫“中央集权” 的战途中， 这是执政党最严厉的告示。 对“倒退”的系统轰炸与对“易帜”的一片沉默充分说明，“决不倒退”与“也不易帜” 并不是半斤八两的。请记住邓小平同志的教导：“ 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这是沉默之金的金之所在。中国左派誓言铿锵地保卫“中央集权”，坚决要充当防止“军阀混战”的防火墙，甚至自行清理门户打击“极左势力”，但仍然得不到回应者，其诀窍也在这里。 　　

　　

谓予不信，再过几天便是毛泽东115诞辰，看看执政党与“中央集权”有何表示，是不是也“热播刘少奇故事”一样地“热播毛泽东故事”。　　

　　

四 以左防左：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最好的办法就是“以左防左”。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皇帝拉下了马，将全国二号走资派逼得直说“永不翻案”，“人民民主的大众政治写下了人类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页”，直到现在，中国左派还是一个劲地在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但是，我以为，即便文化大革命有一百个好，“就是好！就是好！” 这一点也不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虽然是要解决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虽然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斗争，但是，它毕竟是触及人们灵魂而不是皮肉的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也就是政权并没有改变条件下的继续革命，对于绝大多数的人来说，是个破除旧思想、旧观念、旧习惯、旧风俗的问题，是个树立与坚定无产阶级立场、观点、世界观、人生观的问题，它更多地表现在灵魂深处而不是胳膊腿上。即便是对于头号或二号走资派来说，也有个要他们心服口服的问题，人家不服，或不真服，只是翻了翻白眼，咧了咧下巴，这一方就高喊“就是好！就是好！”，逼得对方只会说“永不翻案”， 怎么能好得了呢？当然，他们也许会永远不真服，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那也要让民众明白他们花岗岩头脑到底花岗岩在什么地方，不能阿Q般地得胜回朝。毛泽东后来说，“永不翻案靠不住”，许多人理解为这是对“二号走资派”个人政治品质的批评，但我更认为是对“就是好！就是好！”这种风气的批评。毛泽东早就说过，宣传马克思主义要宣传得好，使人愿意接受。不能强迫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只能说服人接受。要人家服，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压服的结果总是压而不服。以力服人是不行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但是，这种批判，应该是充分说理的、有分析的、有说服力的，而不应该是粗暴的、官僚主义的，或者是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的。历史的可惜是，左派也有左派的发展规律，不是毛泽东的谆谆教导能管束得了的，“就是好！就是好！”的风气终于扶摇羊角，蔚为大观，卷起泥鳅无数，渐渐在历史之途上形成了一个支点。　　

　　

记得仿佛有人说过，如果谁给他一个支点，他就能撬动整个地球。果然，有了“就是好！就是好！”这个支点，有人就轻而易举地撬翻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而开始了又一个天翻地覆的三十年。在纪念这个三十周年之际，思想起来，真是有点感慨系之！　　

　　

中国左派“就是好！就是好！”的另一面是“就是坏！就是坏！”。像喊“就是好！就是好！”不准别人问一嘴究竟“好”在哪儿一样，喊“就是坏！就是坏！”也容不得别人问一嘴究竟“坏”在何方。无论是谁，问一嘴究竟“好”在哪儿“坏”在何方，并非总是居心叵测，要与你唱反调，大多数情形倒是想弄明白“好”在哪儿要跟你一块干， 或想搞清楚“坏”在何方同你一道打，结果被一顿“就是好！就是好！”或被一顿“就是坏！就是坏！”给吓跑了，反而帮了对方的忙，这就是毛泽东曾批评过的为渊驱鱼、为林驱雀。中国左派的这个历史脾气很要不得。中国右派很了解中国左派的这个历史脾气，避其锋芒，静观其变，“以左防左”，常收到满意的效果。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说句中国左派一定不爱听的话，最好是改一改自己的这个历史脾气，学一学中国右派的长处。现在中国左派不是在痛批和平演变吗？要中国成为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势力，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就对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寄托了希望，时间过去了半个多世纪，才收到了目前这种效验，其心性何其耐且韧也！如果中国左派一会儿拒敌于国门之外，一会儿捉奸于方城之间，幻想着总有一役可以毕其功，那实际上是不仅办不到，反而会白费许多气力，给了对方太多的机会。有时候，在左派网站上常看到一些小网民的贴子，激愤于农工受难之烈，感慨于左派讨檄之缓，以为单发几张贴文毫无用处。然而，讲课的讲，作文的作，如果让人一听就能听明白工人回家待业，一看就能看得懂农民外出打工，究竟各是怎么一回事，单这一项就为GDP贡献了多少个百分点，为改革开放积累了多少物质财富，这怎能说是没有用处呢？如果有谁讲课也好，作文也好，能将政府门口上访工人、哭诉农民背后的“中国极左势力”以及政府院中的“中国极右势力”揪出来置于光天化日之下， 一则还工农大众一个一穷二白，二则让大家都明白斗争大方向，那功德就更无量了。我是没有资格冒犯中国左派的，如言有不当，敬希鉴谅，实在的因由只有一个，话到嘴边，不吐不快罢了。文化大革命中“唯我独左、唯我独革”那种嘴脸我实在是不想再看到了。但是，弄好了，这种争论对参与者是有益的。我反对不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