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杨斌推出《美国隐蔽经济金融战争》一书，成为中国的首部揭秘美国策划隐蔽经济金融战争的著作，并预见到美国将会发生严重金融危机，引发全球经济衰退。十年后，杨斌又推出《美国隐蔽经济金融战争》，在原书基础之上，又加入了近年最新研究成果，例举了新发现的证明美国隐蔽经济金融战争存在的确凿证据,揭露并识破美国通过“软战争”制造马克思主义失效的假象，进而动摇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的战略企图，对于更好地坚持并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杨斌新书《美国隐蔽经济金融战争》尚未上市，已经有许多网友预订，并多次询问新书是否到货。现在终于正式上市了，书店首发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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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雨夹雪：在美国航母剑指北京时重温杨斌教授《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

杨斌新著：《美国隐蔽经济金融战争》

封底

十年前揭秘美国隐蔽经济金融战争

准确预见美国将会爆发严重金融危机

美国施压人民币升值旨在遏制中国崛起

屈服美国压力将会陷入全面金融战争

反击美国指责中国操纵汇率的舆论战

反击美元霸权根本解决全球经济失衡

美国总统提供的“软战争”宏观证据

美国经济杀手提供的“软战争”微观证据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提供的“软战争”证据

美国中央情报局扶植新自由主义的证据

华尔街策划“没有硝烟的金融战争”证据

[封底]

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

孙子将谋略博弈、外交博弈均纳入广义战争范畴，提出“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将广义谋略博弈列在比狭义军事博弈更为重要的位置，将其称之为“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美国挥舞着威胁对中国出口征收全面惩罚性关税的大棒，目的是迫使中国接受远比关税更厉害的金融战争打击——人民币浮动升值和全面的金融自由化。中国应清醒意识到汇率武器的杀伤力远远超过关税武器，能向国际投机热钱发出金融袭击信号并为更为复杂的金融武器攻击创造条件。

美国政府高官称无人能预见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其实是他们对这样的预测有意采取置若罔闻的态度。《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十年前就预见到美国将会发生严重金融危机并引发全球经济衰退。

美国通过宽松货币政策只能制造危机缓解和经济复苏的假象，促使经济危机从“自然发作状态”转变成“人为压抑状态”，就仿佛将沸腾的水装入密封容器一样变得更加危险，最终无法压抑利滚利形成的巨大债务泡沫更加猛烈地爆发。

中国应清醒地认识到美国经济复苏的泡沫性质，利用危机缓解的短暂平静时期抓紧调整经济结构，切不可盲目轻信美国经济复苏并收购美元资产，必须做好充分准备迎接更加猛烈的金融风暴来临。

美国策划的“软战争”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攻击性，揭露并识破美国通过“软战争”制造马克思主义失效的假象，进而动摇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的战略企图，对于更好地坚持并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帮助广大干部群众认识“六个为什么”具有重要意义。

内容简介

《美国隐蔽经济金融战争》，作者：杨斌；56万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11月出版。十年前作者曾推出《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一书，成为中国的首部揭秘美国策划隐蔽经济金融战争的著作。十年来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大量披露的材料证实了作者的分析、判断。作者的新著收入了近年来撰写的重要研究成果，以及《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的主要内容，例举了新发现的证明美国隐蔽经济金融战争存在的确凿证据，包括美国总统、高官提供的“软战争”宏观证据，美国经济杀手提供的“软战争”微观证据，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提供的“软战争”证据，美国中央情报局扶植新自由主义模式的证据，美国华尔街策划“没有硝烟的金融战争”的证据等等。这些确凿证据令人信服地证实了作者的种种理论分析，向人们揭开了神秘“阴谋论”面纱掩盖下的严酷现实。作者还继承并发展马列主义的帝国主义战争理论，以及权威军事经典《孙子兵法》的传统智慧，揭示了为何在越战后特定的国际实力均衡格局条件下，战争形式必然依照孙子所论述的受经济因素制约规律，发生从赤裸裸军事侵略转向谋略攻击的创新形式变化。

作者新著论述了为何奥巴马访华后不久骤然改变了友好姿态，发动了逐步升级的全方位挑战中国核心利益的攻势，美国对华政策反复多变背后的国际战略根源，中国如何采取综合措施应对美国霸权挑战。作者新著还论述了从金融战争视角看预测和抵御国际金融危机，美国施压人民币升值的金融战争本质与遏制中国崛起战略，为何中国屈服美国压力将会陷入全面金融战和贸易战，中国如何反击美国指责中国操纵汇率的舆论战，如何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减少对美国出口依赖，如何反击美元霸权根本解决全球经济失衡等等。

作者新著论述了美国“软战争”具有的强烈意识形态攻击性，揭露了美国通过“软战争”制造马克思主义失效的假象，进而动摇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的战略企图，对于更好地坚持并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帮助广大干部群众认识“六个为什么”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杨斌曾长期留学日本、美国，归国后参加多项国家重点科研课题。该书文笔流畅、通俗易懂，适合于社会各界人士阅读。

作者简介：

杨斌：

1980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从事科研工作。

1983前往日本留学，研修国际关系学、国际贸易金融、西方国际政治理论，导师为日本前外相、著名经济学家大来佐武郎，1985年获国际关系学硕士学位。

1986年前往美国留学，研修宏、微观经济学，比较经济制度学，发展经济学，劳动经济学，以及工商管理课程。

1994年留学归国后，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作，从事经济金融安全、国有企业改革、宏观经济调控领域的研究。

2009年，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出发，研究当前中国面对的重大社会经济和国际战略问题。

参加了十多项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大、重点课题，完成科研成果三百多万字，个人撰写、发表研究报告、论文、文章数百篇，有的引起了广泛社会关注。

1995年撰文提出加强社会基础建设扩大投资需求，解决生产过剩和职工下岗困难的政策建议。

1997年撰写经济金融安全方面的研究报告，分析美国建立经济霸权秩序的谋略，策划打击国际对手的隐蔽经济金融战争。

1999年撰写专著《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论述中国应如何应对美国霸权挑战并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准确预见到美国爆发严重金融危机并引发全球经济衰退的危险，论述了中国应如何未雨绸缪防范全球危机冲击。

2008年美国爆发严重金融危机之后，撰写了一系列研究报告、论文和政策建议，论述中国如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实行谨慎甄别的信贷政策遏制楼市、股市泡沫膨胀的危害，防范、抵御美国策划金融战争向中国转嫁危机损失，等等。

目录

中国崛起必然遭遇美国霸权围堵（代序）

中国必须应对软、硬两条战线上的霸权挑战

美国施压人民币升值的金融战争本质

从软战争视角看预测和抵御国际金融危机

“华盛顿共识”是美国全球霸权战略工具

我如何意识到隐蔽战争的威胁（第一版序言）

作者访谈录：不唯洋的“老海归”

第一章隐蔽战争、经济杀手与当代帝国主义

一、美国总统、高官提供的“软战争”宏观证据

二、美国经济杀手提供的“软战争”微观证据

三、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提供的“软战争”证据

四、孙子论谋略战争与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

五、“软战争”的显著特征与软武器共振效应

六、美国通过隐蔽战争制造马列主义失效假象

七、美英高官鼓吹新帝国主义证明列宁的理论并未失效

八、美国对华政策多变与冷战思维挥之不去的深层原因

九、中国如何反击美国挑战中国战略核心利益

附录、“刚柔并济”应对美国的全球霸权战略

一、中美关系为何出现一波三折的反复

二、美国“软硬兼施”两手战略的威胁

三、“刚柔并济”应对美国霸权的挑战

第二章反击美国施压人民币升值的金融战争

一、美国制造站不住脚的借口施压人民币升值

二、坚持马列主义理论剖析美国汇率战本质

三、美国汇率武器破坏力远远超过关税大棒

四、屈服美国压力将会陷入全面金融战和贸易战

五、反击美国指责中国操纵汇率的舆论战

六、反击美元霸权根本解决全球经济失衡

七、调整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减少对美国依赖

第三章、美国谋求世界霸权的严重威胁

一、美国炸弹和同胞鲜血敲响了警钟

二、美、英两国谋求霸权的历史传统

三、究竟是本性改变还是策略调整？

四、从“硬冷战”到“软热战”

五、勿以羔羊之心度豺狼之腹

第四章、美英谋求霸权的全球隐蔽经济战

一、美英锻造隐蔽经济战的利剑

●酝酿世界经济有控制解体战略

●对东方和南方发动猛烈的进攻

二、破坏威力大于核弹全球经济满目疮痍

●拉丁美洲沦为首批牺牲品

●前苏联实力遭到彻底摧毁

●日本落入金融全球化陷阱

●亚洲惨遭金融风暴的重创

●挫败西方国家的社会改良运动

●二十年间世界格局面目全非

第五章、殷鉴不远　在夏后之世

一、超级大国的衰落：俄罗斯的惨痛教训

二、揭开俄罗斯私有化改革失败之谜

三、戳穿西方经济理论和国际组织的误导

四、前苏联为何倒退到资本主义初级阶段？

五、警惕西方动摇我们制度信心的“软战争”

第六章、剖析美国的隐蔽经济战暗器

一、隐蔽经济战的杀手锏与交叉火力

●“看不见的手”为何失灵了？

●“放开价格、管紧货币”的骗局

●“科斯产权定律”神话原形毕露

●财政、金融、外贸改革的暗器

●各种战略暗器的相互配合

二、防范美国隐蔽经济战对我国的威胁

●中国必须“防人之心不可无”

●谨防美国用隐蔽经济战袭击中国

第七章、时代呼唤富国强兵的大举措

一、迎接国内外严峻形势的新挑战

●美国谋求全球霸权的挑战

●防范全球经济大萧条的挑战

二、国民经济应进入局部动员状态

三、借鉴罗斯福新政和动员经济

四、实行局部动员经济的意义

五、实行局部动员经济的措施

六、实行局部动员经济的好处

●消除通货紧缩巩固社会稳定

●加强国防建设抗衡美国威胁

●促进我国国际地缘战略利益

●加强水利建设抵御洪灾威胁

●支援落后地区促进平衡发展

●防范爆发全球大萧条的冲击

●加速调整国有企业战略布局

第八章、世纪之交的沉思：回顾沧桑变迁

一、全球化对世界来说并不陌生

二、回顾中华民族崛起的艰难历程

三、改革开放良好环境须饮水思源

四、从战后黄金时期到新霸权秩序

五、反思二十年改革开放经验教训

第九章、迎接新世纪的经济安全挑战

一、识别和防范美国隐蔽经济战暗器

二、如何避免改革开放中的潜伏风险

三、我国改革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

●建立改革开放的“科学实验室”

●探索符合国情的完善民主之路

四、对外开放与保护民族工业的关系

五、世界贸易组织与维护经济安全

六、团结世界各国共同反对美国霸权

第十章、私有制与公有制：孰优孰劣？

一、私有制企业的利弊剖析

二、公有制企业的历史意义

三、公有制企业正是民族振兴希望

四、各类民族企业的命运戚戚相关

第十一章、现代企业制度：不模仿西方静态结果

一、伊索寓言的启示：鱼与鸟的对话

二、企业产权结构与“预算软化”之间的关系

三、企业的产权结构与法律形态的演化规律

四、企业的组织结构与经营管理的创新过程

第十二章、企业改革的关键：责任制创新

一、斯蒂格利茨谈产权与代理制

二、企业扩权与经济责任制创新

三、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发展

四、投入产出总承包的改革实践

五、关于承包制的若干争论问题

第十三章、企业产权改革：渐进性与长期性

一、两种不同的产权改革思路

二、中国式股份制改革的成绩

三、股份制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四、股份合作制的发展与困难

五、建立和完善企业破产制度

六、各种形式的企业产权重组

第十四章、再析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难点问题

一、企业的产权多元化问题

二、企业的债务负担及治理对策

三、建立和完善企业社会保障制度

四、企业的办社会负担及治理对策

五、企业职工下岗问题的治理对策

●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和生产过剩的矛盾

●经济结构调整不应单纯依靠市场机制

●关键是疏通国民经济的‘堵塞穴道’

附录、

１、《国际货币基金政策促使东欧经济恶化》

２、《保加利亚：悲惨的十年》

３、《探索解决当前就业矛盾的宏观治理对策》

４、《适当扩大经济建设规模积极改善宏观经济形势》

书摘

第一章隐蔽战争、经济杀手与当代帝国主义

2010年1月27日，奥巴马在发表国情咨文演说时誓言捍卫美国的全球第一的地位，美国高层智库首脑甚至警告美国将会通过战争手段来阻止全球权力向中国的转移。中国必须高度重视发展高科技军事技术和国防建设，确保美国无法获得像当年大英帝国一样的军事技术绝对优势，否则鸦片战争时代遭受西方列强掠夺的悲惨经历还会重演。与此同时，中国还必须警惕美国运用谋略发动攻击国际对手的隐蔽战争，因为，现已暴露出大量证据表明美国进行了运用软政策武器攻击国际对手的战争形式创新，通过隐蔽战争打击了包括前苏联甚至日本等盟国在内的众多国家。

近年来随着对此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笔者发现了更为确凿的证据表明，越战时期美国政府的最高领导人尼克松，确实采纳了西方国际专家的软战争构想，并且由美国情报机构、政府和经济界的人士，将“软战争”的宏观战略构想在微观上付诸实施，从元帅到士兵都提供了确实存在“软战争”的证据。据曾拥有跨国公司首席经济师和经济杀手双重身份的约翰·珀金斯揭露，今天美国为谋求建立全球霸权，派遣经济杀手发动的“软战争”，到达了令人恐怖的空前巨大规模，几乎牵扯到全世界的所有国家。美国中央情报局前雇员彼得·施瓦茨的著作透露，美国政府实施针对前苏联的秘密战略牵涉到最高层官员，包括里根总统、中情局长、国防部长、国务卿、政府部长等等，美国政府还设有负责策划和实施“软战争”的专门机构，里根执政时期由总统直接领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了具有协调、指挥“软战争”能力的“国家安全规划组”，统一调动中情局和政府外交、经济部门力量。

笔者所论述的运用谋略攻击国际对手的“软战争”，虽然超出了狭义的经济学和军事学的研究范围，但完全可以涵盖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广阔视野。两千年前诞生的世界权威军事经典《孙子兵法》，就是从广义谋略角度而不是狭义军事角度来看待战争。孙子将谋略博弈、外交博弈均纳入广义战争范畴，提出“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将广义谋略博弈列在比狭义军事博弈更为重要的位置，将其称之为“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中国古代军事家强调善于运用任何手段的谋攻，包括自然现象如四季变化、风雨雷电、山川地貌，社会现象如敌国内部矛盾、国情民心、商品物价，运筹帏幄的将帅善于借助自然、社会规律力量，对敌国造成的打击、破坏不亚于百万雄兵。尼克松显然重视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谋略思想，才能在《1999年，不战而胜》等政治著作中，提出要将经济联系变成捆住国际对手的绳索，将贸易、先进技术等当作武器而不是礼物，这些由美国总统亲自构想并付诸实施的国际博弈谋略，无疑符合孙子所论述的广义谋略战争博弈的范畴。

约翰·珀金斯揭露的关于美国经济杀手的大量事实，表明列宁关于垄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论述没有过时，由大银行和跨国公司融合而成的金融工业垄断财团，仍然背后操纵美国政府和国际权威金融机构，通过扩大势力范围和建立全球帝国来谋求垄断利润，由于美国花费大量金钱作为隐蔽经济金融战争的伪装，通过各种基金会慷慨资助文化交流和经济研究项目，人们很容易误以为当代资本主义已改邪归正发生本质性变化，列宁关于帝国主义、金融寡头和战争的理论已过时了，实际上，倘若人们揭开经济杀手和国际货币基金提供贷款援助的伪装，认识到国际货币基金推荐的所谓规范改革方案和贷款援助，其实就是当代美国谋求全球霸权的软战争武器，隐蔽经济金融战争乃是当代帝国主义谋求霸权的新战争形式，也是垄断资本谋求超额利润和掠夺财富的新剥削形式，就会更加体会到马列主义理论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附录、刚柔并济应对美国的全球霸权战略

该文系笔者2003-04年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一项国家经济安全重大课题时撰写的研究报告。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2001年美国国防部报告称美国的战略重点将从欧洲转向亚洲，公开宣称将中国作为头号“战略对手”，此后不久美国间谍飞机又在中国南海撞毁中国军机，激起了中国民众的强烈愤慨和爱国主义情绪。但是，笔者发现某些国内官员、企业家和学者，却表现了同中国广大民众截然不同的态度，指责中国外交部门态度强硬导致中美关系恶化，甚至指责中国军机维护主权行为引发中美冲突。笔者发现他们的子女往往在美国定居、经商，非常担心中美关系恶化影响在国外的子女，主张中国屈从美国霸权和反华舆论压力，殊不知美国右翼大肆鼓吹“中国威胁论”，通过编造类似李文和窃取核机密事件的手法，蓄意制造反华舆论并非为了冤枉某个人，而是为了通过全球霸权寻租获得长期经济利益，倘若中国遇到压力就屈从美国霸权，恰恰会让美国右翼势力感到得逞尝到甜头，反而会变本加厉地更积极推动反华。

李光耀先生曾回忆到旅美华人曾长期遭受种族歧视，但是，中国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打败了美国军队，美国人才放弃了以前的蔑视态度开始尊重中国人。中国著名经济学家高鸿业也曾回忆到，他留学美国时长期遭受美国人的轻蔑对待，他感到中国抗美援朝之后才受到了美国人应有的尊重。中国人应清醒地认识到，西方人对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轻蔑态度，恰恰来自旧中国对西方霸道的软弱无能，妥协退让并未赢得西方列强的欢心和满足，反而激起了帝国主义的更大贪欲和侵略掠夺。有些中国人正积极为李鸿章讨好、安抚西方列强的政策辩护，但是，历史事实证明日本为掠夺财富而不断发动侵华战争，同李鸿章“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政策激发的贪欲有密切关系。高鸿业先生历经沧桑深知中国人尊严的来之不易，因而不会像某些著名经济学家没有亲身品尝国耻之痛，很容易被西方慷慨资助中外文化交流所迷惑，盲目崇拜西方并主张中国改革效仿美欧市场经济模式，殊不知复辟资本主义将再次导致中国陷入软弱可欺境地。

该研究报告指出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经常“忽软忽硬”变化，表面反复无常变化背后隐藏着“软硬兼施”的攻心战谋略，能够产生强烈心理震撼引起国际对手内部发生分歧、矛盾，正像钢铁虽然坚硬不惧怕外部的硬撞击，却难以耐受反复弯折因缺乏韧性发生断裂，主张中国“刚柔并济”应对美国“软硬兼施”的两手策略，无论对美国“软诱惑”和“硬恫吓”，中国都应处变不惊、头脑清醒、沉着应对。据2010年美国民调显示，大多数美国民众不支持奥巴马连任总统，下一届总统很可能采取强硬对外政策，甚至有意表演“非理性的疯狂”来促进美国利益，中国对美国对外政策由软变硬应有充分准备。

第二章反击美国施压人民币升值的金融战争

尽管美国深知施压国际对手实施汇率升值无助于解决贸易逆差，但实践证明能够产生破坏国际对手经济的实实在在效果，因此，美国政界才不厌其烦地以消除中美贸易失衡为借口，顽固坚持毫无消除逆差成效的施压汇率升值政策，以实现其维护世界霸权和遏制中国经济崛起的国际战略。中国即使承受美国惩罚性关税也只会影响对美出口，但是，允许人民币升值就会打击中国对所有国家的出口贸易。人民币升值20%就意味着美国金融投机资本获利20%，它们当然希望继续施压人民币升值获取更多投机套利收益，这就意味着美国施压人民币升值是无止境的，倘若中国屈服于美国压力就会激发金融资本的更大贪欲。数年前美国曾经指责中国人民币汇率低估了30%，但当前人民币已大幅度升值了20%之后，美国反而施压中国将人民币汇率进一步提高40%。美国国会挥舞着对中国出口全面征收惩罚性关税的大棒，目的是迫使中国接受远比关税更厉害的金融战打击。中国应清醒地认识到汇率武器的杀伤力远远超过关税武器，汇率波动不仅涉及成千上万种商品的国际贸易，还能推动中国股市、楼市、期货等各种资产泡沫膨胀，为国际资本利用更为复杂的各种金融武器攻击创造条件。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披露在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前夜，美国华尔街重要金融机构曾在华盛顿召开了会议，主要议题是利用金融战争遏制中国经济崛起，美国政界策划对华实施金融战争攻击的幕后力量，就是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以及该委员会的掌舵人——凯洛琳•巴塞洛缪。这次会议提出由金融机构与对冲基金组建所谓的“金融快速反应部队”，针对中国发动一场“没有硝烟的金融战争”。美国金融界专家认为，一个国家金融市场逐步开放的5年到8年时间内，实施金融袭击相对脆弱的金融体系的成功可能性最大，因而未来3年到5年内是争取“延缓中国崛起”的机会。美国策划对华金融战的重点是通过施加压力和政策误导，迫使中国实行汇率自由浮动和开放资本账户政策，为美国金融投机热钱进入中国创造有利条件，同时诱迫中国实行刺激泡沫经济的宏观货币政策，向西方资本开放银行领域和商品期货、金融期货等市场，通过炒作股市、楼市暴涨暴跌攫取投机暴利，然后趁泡沫破裂之机控制中国的银行和战略行业。

美国华尔街敢于以半公开的形式策划这次会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觉得虽然已有大量类似信息曝光，许多中外学者也曾著书揭露美国的隐蔽经济金融战争，如日本著名银行家竹内宏的《日本金融败战》，美国地缘政治家恩道尔的著作《石油战争》，美国前国际金融家约翰·帕金斯的《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美国中情局前雇员施瓦茨关于里根政府瓦解前苏联秘密战略的著作，笔者十年前撰写的《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宋鸿宾先生风靡中国的畅销书《货币战争》等等，但是，这些著作关于美国隐蔽经济金融战争的披露和预警，并未引起中国舆论界和有关方面的充分警惕和重视，许多人将其视为“极左惯性思维”甚至贬低为“阴谋论”，即使美国次贷泡沫濒临破裂迹象日趋明显之后，美国还能顺利地施压中国汇率改革和人民币升值，成功诱惑中国购买了大量次贷衍生金融有毒资产，误导有关方面承诺金融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推进金融自由化政策”，华尔街金融财团纷纷成为中国金融机构的战略投资者，美国垄断企业纷纷收购大中型国有企业，渗透中国战略行业并获得许多行业的市场控制权，因此，美国华尔街金融机构才不敢于顾忌引起中国的警觉，有恃无恐地以半公开会议形式策划遏制中国崛起的金融战争。

当前美国以中国造成全球经济失衡为借口施压人民币升值，中国应动员经济理论和舆论战线的力量进行有效反击，这样彻底搞清全球经济失衡和爆发危机的罪魁祸首，才能为中国赢得道义优势和世界各国的广泛支持，迫使美国顾忌世界舆论压力停止威胁中国，不敢任意栽赃嫁祸中国并动辄威胁进行经济制裁，甚至在更强硬的右翼政客担任总统后制造战争借口。中国应提高对美出口跨国企业、环境保护和碳排放等方面的征税措施，特别是扩大中美贸易顺差并支持反华的美国跨国企业，这样比较调整汇率能够更有针对性减少中美贸易顺差，不会吸引国际热钱伪装成出口顺差和直接投资涌入中国，有利于保护环境并节省宝贵资源用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有利于降低外贸、外资依存度并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美国贸易逆差的根源是美国依靠美元霸权滥发货币占有各国财富，因此，美国同世界上九十多个国家存在着贸易逆差，其他国家货币即使升值大幅度提高了出口商品价格，也不会影响美国依靠成本近乎为零的美元弥补财政、贸易赤字。世界各国解决同美国贸易失衡问题的根本办法，是开展国际合作建立不依赖美元的国际贸易结算体系，并最终在联合国框架下建立新型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动摇美元霸权从而削弱美国经济军事霸权对世界稳定的威胁。

第三章、美国谋求世界霸权的严重威胁

该章揭示了中国正面临着美国隐蔽经济金融战争的威胁。该章揭示了美国策划“软战争”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美国遭受越南战争失败后被迫放弃“冷战”遏制战略并转向隐蔽攻击的“缓和”战略。大量历史事实证明了笔者分析判断的正确性，包括美国总统、高官提供的“软战争”宏观证据，以及美国经济杀手提供的“软战争”微观证据。美国政要坦言实施“缓和”战略的重要目的之一，是要将经济文化交流变成捆住国际对手绳索，动摇马列主义作为共产党政府的指导思想地位，因此，充分认识美国策划的“软战争”的意识形态攻击性，识破美国通过“缓和”战略制造的种种马列主义失效假象，对于更好地坚持并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帮助广大干部群众认识“六个为什么”有重要意义。

第四章、美英谋求霸权的全球隐蔽经济战

该章揭露了美国为挽救越战失败后霸权衰落趋势，策划并发动了全球规模的隐蔽经济金融战争。据曾拥有跨国公司首席经济师和经济杀手双重身份的约翰·珀金斯揭露，今天美国为谋求建立全球霸权，派遣经济杀手到世界各地发动的隐蔽经济金融战争，其规模空前巨大，令人恐怖。美国著名地缘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恩道尔，以基辛格重视的控制世界的石油、粮食和货币武器为主线，撰写了《石油战争》、《金融海啸》等一系列著作，以丰富翔实资料揭露了美国的全方位“软战争”。

该章还指出美国在全球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目的，是蓄意重演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灾难，人为制造瓦解别国工业金融体系的经济危机，打击威胁其建立全球霸权的潜在国际对手。随着深入进行研究笔者发现了越来越多的确凿证据，表明新自由主义流行同美国全球霸权战略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根据福特执政时期美国参议院调查所披露的事实，早在根本没有石油危机滞胀和“凯恩斯失灵”的1971年，中情局就资助芝加哥培养的经济学家协助密谋政变的智利军方，拟定军事政变成功后推行新自由主义模式的计划。智利、阿根廷等国都是由中情局策划军事政变开路，通过被称为“肮脏战争”的大规模暗杀清除社会抵抗，然后在军事独裁政权支持下推行新自由主义，充分表明新自由主义是美国的国际战略工具。美国一直施压中国推行新自由主义的金融自由化政策，正确认识其金融战争本质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危和百姓利益。

第五章、殷鉴不远　在夏后之世

该章论述了美国如何策划针对前苏联的“软战争”，动摇前苏联领导人信心抛弃社会主义制度，导致国家分裂和经济长期衰退的历史教训，对于帮助广大干部群众更好认识“六个为什么”，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改革方向有重要意义。该章还论述了美国如何推荐新自由主义政策误导俄罗斯改革，巧施隐蔽经济金融战争暗器造成俄罗斯经济衰败，提醒中国人必须“防人之心不可无”。笔者专著出版后不久，俄罗斯改革风向终于发生了变化，普京意识到俄罗斯改革受到了美国误导，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纠正叶利钦时代的错误，包括打击趁私有化浪潮暴富的金融寡头，在经济金融命脉领域重新推行国有化等等。

2008年俄罗斯总统大选期间，普京在回顾俄罗斯的经济改革并阐明政治纲领时，再三表示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时期的“改革”彻底划清界线。他对叶利钦时期的经济政策进行了严厉抨击，指责当年的政治家打着改革的旗号出卖俄罗斯利益，不顾百姓的疾苦，厚颜无耻、疯狂敛财。普京尖锐指出：“10年前，政治投机者控制了联邦会议和政府的关键席位，高官们为了迎合寡头而不惜损害俄罗斯的社会和国家的利益，把国家财产挥霍殆尽，腐败是他们的进行政治和经济竞争的手段，导致我们负债累累，经济崩溃，人民生活水平成倍地下降。”

俄罗斯改革的悲剧值得中国人引以为鉴，因为，当年俄罗斯许多经济学家和干部、官员，也是怀着满腔热情和美好愿望投身改革的，他们希望通过解放思想抛弃教条主义束缚，进行全面、系统的改革并建立规范化的市场经济，但难以料到由于对西方推荐的规范改革方案缺乏警惕，结果却造成了经济衰败和腐败泛滥的恶果，给国家、民众带来了巨大的社会灾难，当年许多名声显赫的改革家如今声誉扫地，甚至因给国家造成深重灾难而成为历史罪人。

美国《洛杉矶时报》2006年10月8日撰文指出，“俄罗斯从共产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引发的经济地震，使成千上万的人一夜之间陷入贫困．许多人为生计而依赖的价值观念也随之崩溃。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期间，俄罗斯的自杀率上升了近50％。俄罗斯的人口正在迅速流失。艾滋病蔓延、肺结核卷土重来、心血管病发病率扶摇直上、酗酒和滥用药物现象无处不在、自杀率急剧上扬．．．．．．。自从苏联在1991年解体以来，俄罗斯每年都减少70万人。”这意味着俄罗斯人口自改革以来减少了一千多万人，尤其令人担忧的是普京执政以来这种局面仍未根本扭转。普京上台执政以来，采取了一系列纠正叶利钦时代错误的政策，打击通过私有化掠夺国有资产暴发的金融寡头，将俄罗斯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逮捕并判处重刑，并将他拥有的私有石油企业收归国有，通过推行能源行业的重新国有化显著增强了国家财力，促使国民经济走出十年衰退的低谷出现复苏。尽管俄罗斯经济在普京时代出现了明显好转，但是，俄罗斯经济面临的一系列深层次困难仍难以解决，特别是私有化导致的两级分化格局不改变，广大民众从经济增长中获得的利益非常有限，贫富悬殊和人口不断减少的危机仍然十分严重。前些时，普京坦率指出，“俄罗斯幅员辽阔，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如果不改变目前的人口减少局面，将不再有人保护这个国家”。由此可见，俄罗斯改革推行复辟资本主义的大规模私有化，其恶果绝不仅仅过渡时期的所谓“短期阵痛”，而是长期威胁到整个民族生存的历史性灾难。

第六章、剖析美国的隐蔽经济战暗器

美国操纵国际货币基金向世界各国推荐的“华盛顿共识”政策，涉及到市场、价格、企业产权、财政、金融、外贸等诸多方面，十年前该章论述了美国推荐的这一整套所谓规范改革政策，实质上是美国谋求霸权的隐蔽经济金融战争暗器，并且深入剖析了这些政策暗器发挥作用的原理机制，如何给拉美、东南亚、俄罗斯等国造成了惨重损失。十年来“华盛顿共识”在全球造成的危害有目共睹，遭到了各国经济学家越来越严厉的抨击，2008年美国金融风暴引发了全球经济危机，“华盛顿共识”政策在全球变得更加声誉扫地，甚至曾推行新自由主义的西方政要如英国首相布朗，也公开承认“华盛顿共识”的时代已经终结了。

美国获诺贝尔奖的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深刻指出“‘华盛顿共识’政策有时也被称为‘新自由主义’政策，它是建立在‘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基础上，是十九世纪的统治阶层曾竭力推动的自由放任政策的一种复兴”。美国政府通过操纵国际货币基金推行“华盛顿共识”政策，美国中情局通过策划军事政变推行新自由主义模式，因为其本质都是美国谋求全球霸权的国际战略工具。根据世界银行２００６年的统计数据，从１９８０年至２００５年，在“华盛顿共识”倡导的金融自由化和私有化风靡全球的时期，一百零五个发展中国家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仅为０．８％，远低于二战后发展中国家推行国有化并加强金融监管的年代。斯蒂格利茨指出“国际经济组织声称推动新自由主义政策是为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但是实践表明这些政策未能带来许诺的效果，经济增长或是陷入停滞，或是少数富人才能享受增长的成果，众多国家更加频繁地爆发经济危机，过去三十年爆发了一百多次严重危机。”

令人遗憾的是，某些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和官员不久前仍然固执认为，“华盛顿共识”政策“是为了帮助解决世界各国的问题的”，是“全面、系统的规范改革方案”，是中国推进“改革开放和国际接轨的长期目标”。近年来在中国引起颇多争议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管理层收购（MBO）、国有股减持、廉价出售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改革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金融改革领域推行金融自由化政策、在美国施压下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引进高风险的金融衍生产品等等，同众多发展中国家以及经济转轨国家爆发金融危机之前，推行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存在着惊人相似，都来源于“华盛顿共识”的一揽子所谓规范改革方案。因此，如何正确认识“华盛顿共识”政策的本质与利弊得失，对于中国推进改革开放并维护百姓利益仍有重要现实意义。

第七章、时代呼唤富国强兵的大举措

美国政府高官称无人能预见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其实是他们对这样的预测有意采取置若罔闻的态度。十年前该章就指出美国面临着发生严重金融危机的危险，可能导致货币金融体系崩溃并引发全球经济严重衰退，还论述了中国应如何未雨绸缪维护金融安全并防范全球危机冲击。从软战争的视角考察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能够帮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当代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预测爆发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危险并且防范其产生的强烈冲击。

当前美欧政府、央行不断出台各种大规模的挽救经济计划，主权债务泡沫和美元债务泡沫膨胀达到了空前规模，但是，远远不足以挽救天文数字的有毒资产和金融衍生品泡沫，美欧经济尚未根本摆脱衰退并处于不稳定的震荡状态，欧洲国家主权债务危机可能导致全球危机第二次探底，即使债务泡沫膨胀一时刺激国内生产总值恢复增长，也不是实质上摆脱了经济衰退并进入经济复苏，而是从“自然发作状态”转变成“人为压抑状态”，就仿佛将沸腾的水装入密封容器一样变得更加危险，最终无法压抑利滚利形成的巨大债务泡沫更加猛烈地爆发，从这种意义上说，希腊主权债务危机仅仅是欧元区乃至全球经济动荡的小插曲。

由于美欧的脆弱经济复苏随时可能再次面临恶化形势，像大萧条时期那样出现双底或多底型经济衰退，中国效仿西方的天量信贷和财政赤字挽救危机办法，无法应对全球经济长期动荡和危机爆发越来越频繁的挑战，还会给国民经济埋下财政失衡和通货膨胀的隐患。十年前该章提出中国面对美国将会爆发严重金融危机，引发全球经济衰退和长期动荡的严峻挑战，应该建立一种常备不懈的有效应对经济危机体制，随时启动市场无法利用的闲置资源用于有益社会用途，阻断经济危机造成的乘数扩大连锁反应，抵御周期性危机冲击并维护百姓利益和经济金融安全，防止大规模失业和民众财富损失引发社会动荡。该章还论述了如何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国民经济均衡发展理论，通过摸底调查和试点确定力度适当的经济刺激计划规模，实施谨慎甄别实体经济和泡沫经济的区别性信贷政策，提出了像精确武器一样抑制泡沫和刺激实体经济的融资办法，无需实行天量信贷和财政赤字政策也能有效克服危机，对于当前中国应对美欧主权债务危机不断深化和蔓延，可能引发全球经济长期动荡的复杂局面有现实意义。

当前有些经济学家认为天量信贷是“非常时期”采取的“非常手段”，但是，全球经济动荡不会随银行天量贷款而消失，特大经济泡沫破裂将带来全球经济的长期动荡，“非常手段”不能应对长期持续的“非常时期”，甚至可能刺激股市、楼市泡沫膨胀酿成更大金融危机隐患。十年前该章明确提出中国应对危机冲击和刺激经济，“绝不应用刺激房地产泡沫扩大需求，鼓励少数富人购买多套住宅投机，这样必然步东南亚、日本泡沫后尘，重蹈我国１９９２年房地产泡沫覆辙。历史经验充分证明，人为制造股票、房地产泡沫，虽能暂时刺激虚假社会需求，最终必然造成更大经济衰退”。该章还提出了一系列严格区别实体经济与泡沫经济，既能避免力度不足又能防止经济过热的政策措施，对于当前中国采取正确方法抵御全球危机的冲击，避免天量信贷可能诱发泡沫经济和通货膨胀的负面作用，防止宏观调控陷入两难境地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八章、世纪之交的沉思：回顾沧桑变迁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从饱受同西方列强侵略掠夺的屈辱经历，深知西方宣扬的自由主义理论是不现实的天方夜谭，马克思主义理论才更加准确地反映了现实世界。但是，自从20世纪70年代初尼克松访华以来，中国人对西方国家的感受发生了变化。昔日敌视、傲慢、封锁遏制中国的帝国主义，仿佛变得友善、不吝啬并主动扩大经济文化交流，慷慨地资助中国人访问并学习西方国家的经验，列宁论述的贪婪、腐朽的西方垄断资本主义，变成了令人羡慕的“美欧发达市场经济模式”，被某些著名经济学家视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目标方向，中国人在长期斗争中相信的马列主义，不言而喻在某些人眼中已经过时、失效了，有些人不仅丧失了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甚至还重新发掘历史材料的蛛丝马迹，为当年西方列强掠夺和日本侵华大屠杀翻案。

十年前，该章结合中国面对改革道路的现实抉择，回顾了一系列重大的历史问题，论述了人们历经曲折产生的种种疑问困惑，指出如何看待历史直接关系到国家未来，对于帮助广大干部、群众认识中央强调的“六个为什么”，捍卫中国革命和改革开放的成就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古人云“亡人国先亡人史”，美国实施扩大经济文化交流的“缓和”战略，也是具有强烈意识形态攻击性的“攻心战”，隐含战略目的是误导人们无法正确看待自身历史，动摇人们对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心，前苏联领导人正是误入了美国“攻心战”的陷阱，无法正确看待历史和选择改革道路，才导致了制度解体、经济衰败和国家分裂。2010年新年前夕，笔者有幸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列宁专题文集》出版座谈会，聆听中央领导同志发表坚持马列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的讲话倍感鼓舞。党中央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而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不搞资本主义，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而不搞私有化，坚持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而不搞西方多党制和“三权分立”，坚持走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道路不动摇、不走回头路。这意味着中国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正日趋成熟坚定，尤其在国际金融危机彰显“中国模式”优势后，美国宣扬的“普世价值”、“宪政改革”、“华盛顿共识”正丧失诱惑力。中国必须清醒认识到美国“软战争”的意识形态攻击性，才能成功抵御美国“攻心战”并避免重蹈前苏联覆辙。

有些中国著名经济学家非常羡慕所谓“美欧市场经济模式”，就积极宣扬美国推荐的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将其视为中国推行市场经济改革的最终目标模式，殊不知自己应邀访问西方看到的富裕景象，其实完全不能归功于是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而应归功于西方国家在社会主义的强大压力下，被迫借鉴马克思主义而非依据凯恩斯主义理论，进行的违反垄断资本主义贪婪本性的社会改良。尽管二战后西方国家在冷战压力下推行的一系列社会改良政策，包括国有化、金融管制化、政府干预和劫富济贫的财税政策，同“华盛顿共识”倡导的私有化、金融自由化、取消政府干预和偏袒富人的财税政策截然相反，遭到哈耶克等著名新自由主义学者的激烈抨击，被贬低为浪费资源、效率低下甚至是“通向奴役之路”，但事实上，幸亏实行这些社会改良政策才挽救了资本主义濒临失败的命运，改善了旧自由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的野蛮、丑陋形象，出现了资本主义诞生数百年以来历史上罕见的 “黄金时期”。十年前该章强调中国不可盲目羡慕美欧市场经济模式，同是美欧市场经济模式也有仿佛天堂和地狱般的巨大反差，必须严格区分社会改良和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模式，对于中国抵御美国在经济诱惑下竭力推荐的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第九章：迎接新世纪的经济安全挑战

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之后，笔者同一位美国著名学者交流时，坦率地提出美国滥发美元挽救金融垄断财团，不仅威胁到美国民众财产还威胁到世界各国的外汇储备，美国迫切需要进行深入的民主改革，因为金钱操纵政治的局面正威胁到全世界人民的利益。这位美国著名学者对笔者的意见深表赞同，他说金融危机给美国民众养老金造成了数万亿美元损失，由于石油垄断财团操纵美国某些州选举，许多环境保护法案迟迟得不到通过和实施，给当地民众的生活和健康造成了严重危害。2010年美国高盛公司遭到美国证券委员会起诉，揭露出大量高盛公司在金融创新过程中的欺诈行为。尽管早有大量证据表明金融衍生品存在巨大危害，美国国会和政府却难以抵挡华尔街数十亿美元游说贿赂，在明知危害的情况下仍然通过一系列金融自由化法案。美国金融垄断财团还花费大量金钱资助经济研究，炮制出了种种欺骗公众的虚假经济理论和计量模型，证明不受政府监管的自由金融市场效率最高。据中央电视台制作的节目报道，高盛公司还将金钱操纵政治的游戏延伸到中国，能够公然从事一系列违反中国有关法规的业务，致使中国众多大型企业和私人富豪蒙受巨大损失。

十年前，该章指出西方民主仿佛是“点厨子不点菜”的民主，可供民众选择的“厨子”是靠金钱“包装炒作”出来的，尽管政客选举时能吹得天花乱坠，一旦选举结束后却可以自行其是，并不承担具体的社会责任义务，仿佛是老百姓仅仅“点了厨子”，“真正点菜”的却是金融垄断财团。当前美国受金钱操纵的民主制度的弱点暴露得淋漓尽致，这种美式民主的弱点绝非无伤大雅而是极为致命的，甚至已经威胁到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人民的财产和生存。该章还指出，资本主义的历史演化进程中，充满了为了贪婪追求狭隘的私人利益，将整个社会乃至全世界作为试验场的残酷事实。西方学者声称资本主义进行分散的私人试验，能够遏制风险相对来说社会代价较小，但事实上，资本主义将试验方向服从于狭隘的私利，充分释放出私人竞争谋利的贪婪欲望，累加起来往往会造成巨大社会破坏。近年来，全世界都沦为了美国华尔街财团进行金融创新的试验场，华尔街财团创造的次贷金融衍生产品短短数年就泛滥全世界，形成了具有摧毁全球经济巨大能量的天文数字“有毒资产”，美国政府和议会在明知金融衍生品巨大危害的情况下，非但不立法加强监管反而废除了以前尚不完善的监管法律，充分暴露了美式民主受金钱操纵并为垄断财团服务的本质。

该章还指出，社会主义制度能够摆脱阶级对立和资本狭隘私利的束缚，创造出一种社会公众“既能点厨子又能点菜”的实惠民主，确保社会公众不仅能直接“点自己现在想吃的菜”，还能“尝试各种新的做菜方式”，选拔“确实可靠的、能干的厨师”，“监督厨师”踏踏实实而不偷工减料，采用成熟方法高效率地为自己“做菜”，源源不断地“吃到越来越多的美味好菜”，满足广大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当家作主愿望。该章认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制度，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扬长避短”，探索出一种不仅能充分发表不同意见，而且还能对不同方案进行科学试验，建立社会科学的“可控制实验室”，通过实践不断掌握更多、更新的知识，有效化解改革开放中潜伏的种种风险，避免主观主义仓促推行不成熟的政策，产生不良社会后果影响领导人威信，帮助党内外消除意见分歧和统一认识，促使社会主义能够自觉调整生产关系并进行制度创新的广阔前景，源源不断转化为造福全体社会民众利益的美好现实。当前美式民主受金钱操纵弊端威胁到全球民众利益的情况下，中国进行改革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积极探索，对于全人类摆脱危机困扰并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具有深远意义。

该章还指出，中国实现改革开放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能够更好探索复杂的社会经济规律并试验不同的政策方案，对于帮助人们识别美国的隐蔽经济战暗器和陷阱，避免改革开放的潜在风险并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具有重要意义。该章指出，美国炮制的所谓规范经济学理论体系，往往隐含着各种各样的前提、假设，似乎仅仅是为了抽象演绎的需要，实际上却经过了精心筛选设计，因为这样才能证明事先安排的结论。当善良学者们沉溺于貌似科学的论证时，早已忘记了其前提假设根本是荒唐的，因而迷惑了不少经济学家纷纷受骗上当。该章认为，改革决策关系到千百万民众的切身利益，而西方的所谓规范经济理论布满陷阱，因此，经济学家不能满足于书斋式学术研究。该章提出经济学家应借鉴侦探破案的方法，不能满足于建立各种抽象理论假说，陶醉于论述市场如何美妙的数学模型之中，而必须仔细核实理论的前提假设和推理过程，反复求证其能否准确反映客观现实，因为，只有假设和推理都准确反映现实的，才能保证抓住真正凶手而不冤枉好人，才能找到促进广大民众利益的改革开放政策，而不是像俄罗斯“休克疗法”那样造成经济灾难。当前，美国鼓吹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和“华盛顿共识”政策，不仅已被俄罗斯东欧国家的经济转轨实践证明是灾难性的，而且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英国首相布朗也承认“华盛顿共识”的时代结束了，这充分说明人们切切不可盲目轻信西方经济学理论，必须进行深入科学分析以去芜存菁地借鉴其合理内容，谨防为美国的隐蔽经济战暗器和陷阱所伤害。

有些经济工作者可能对笔者的观点心存疑虑，担心怀疑西方经济学是否不利于搞市场经济？是否会冲击自己已掌握的市场经济知识？偏离西方经济学的结论是否无法到达最佳状态？其实，这种担心是完全不必要的，就像不知道商场上的陷阱诈术，很容易受骗而无法成为成熟的生意人，该章帮助人们认识西方经济学的潜伏陷阱，能够更好地掌握驾驭市场经济的知识，西方经济学关于自由市场经济才能达到最佳状态的结论，是以不存在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欺诈暴力等种种不现实假设为前提的，该章帮助人们认识到现实条件下自由市场无法达到最佳状态，可以促使人们认真思考各种经济理论的假设和推理是否反映客观现实，如何通过改革决策科学化和局部可控试验降低推行各种经济理论和政策的风险代价，如何通过改革决策的民主化让广大民众选择符合自身利益的成熟可靠方案，这样能更好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并识别隐含的各种陷阱，探索出一条充分发挥市场经济潜力并真正达到最佳状态的科学途径。从这种意义上说，笔者专著的作用仿佛是“杀毒软件”，帮助人们识别和杀灭“计算机病毒”，其目的非但不是否定计算机，而是确保计算机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帮助人们识别美国推荐经济理论和政策的隐含陷阱，其目的非但不是否定市场经济，而是为了促使市场经济更好地发挥积极作用。

第十章、私有制与公有制：孰优孰劣？

党中央强调要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而不搞私有化，有些人认为私有企业效率高并不理解中央方针的重要性。该章所论述内容对于帮助广大干部、群众认识“六个为什么”，增强对公有制企业的信心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该章回顾了私有制和公有制企业的诞生和发展历程，论述了私有制企业的历史积极作用和局限性，为何一个世纪以来未能完成实现中国工业化的历史任务，为何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历史责任落在了公有制企业的肩上。该章还着重论述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内涵和意义，指出将现代企业制度简单归结为公司制是不正确的，评价什么企业形态属于现代企业制度应依据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从这种意义上说，公有制企业正是成功完成了实现中国工业化历史使命的现代企业制度。美国著名管理学家钱德勒对现代企业制度的论述，为世界各国研究企业管理的学者所普遍接受，他认为工业革命前的传统私人企业，一般是缺乏管理分工的家族式企业，而工业革命后为适应大规模生产和销售的需要，企业进行了制度创新和“职业经理人革命”，实行管理分工并且由职业经理人负责管理。二战后西方社会迫于冷战压力进行广泛社会改良，提出“现代企业”应承担更加广泛的“社会责任”，为企业的所有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服务，包括投资者、消费者、企业职工和关联企业，还应考虑到环境保护和社会公益事业等等。中国公有制企业所具备的“现代企业制度特征”，无论是适应工业革命时代的社会生产力发展需要，还是在管理分工、职业经理人和社会责任等方面，都完全符合西方管理学权威关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定义，许多方面都远远超过了难以摆脱家族式管理的私有企业。

值得指出，二战后西方强调企业“社会责任”的社会改良，是借鉴马克思关于社会社会化的产权理论，借鉴社会主义优越性进行的有进步意义的制度创新。马克思指出生产社会化要求企业为整个社会服务，而私人产权追求狭隘私利必然同职工和社会利益发生矛盾，导致脱离实体经济的虚拟金融膨胀和欺诈投机泛滥，各种矛盾酝酿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爆发经济金融危机。二战后西方推行的许多社会改良政策，如强调企业承担更广泛的“社会责任”，实行严厉金融监管打击投机，鼓励工人维权斗争并改善收入分配，远远超出了凯恩斯的货币财政政策范围，更多借鉴了马克思的产权、金融和危机理论，因而缓和了收入分配和经济周期波动，改善了资本主义自由放任时代的野蛮形象，出现了资本主义数百年历史上的罕见“黄金时期”。但是，20世纪80年多美国策划隐蔽经济金融战争，将新自由主义的科斯产权理论作为国际战略武器，推行大规模私有化帮助垄断资本控制各国经济金融命脉。随着新自由主义恢复自由放任时代的经济政策，以效率为借口鼓吹“股东和私有产权利益至上”的科斯产权理论，自由放任时代的野蛮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病又重新回归。

二战前日本企业制造的产品质量很差，旧中国人们普遍将“东洋货”视为劣质产品，当年财阀家族垄断企业有很多办法追求利润，包括压榨职工、垄断市场和对外侵略扩张，但是，二战后日本财阀家族被剥夺了大部分企业产权，企业开始重视职工利益并实行终身雇用制，强调消费者利益、质量管理和社会责任，出现了以“丰田质量管理”为标志的日本经济奇迹。但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诱迫日本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实行浮动汇率和金融自由化刺激泡沫经济，企业重新不受约束追求最大利润和股东利益，丰田公司也不择手段削减成本并雇佣临时工，抛弃了社会改良时期非常成功的一整套管理办法，资本贪婪本性重新萌发并忽视职工、消费者利益，甚至在大量质量问题暴露后不去解决而刻意隐瞒，最终导致丰田优质汽车重新变成了劣质“东洋货”，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陷入二十年长期停滞，当年社会改良迹造就了日本经济奇迹和和“一亿人总中流”社会，今天日本媒体则将新自由主义改革称为“社会改恶”，指责其导致了“一亿人总下流”和社会经济沉沦。

日本丰田汽车事件、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充分说明中国不应盲目羡慕所谓“美欧市场经济模式”，必须严格区分二战后西方借鉴马克思理论推行的“社会改良”，以及新自由主义复辟自由放任政策造成的“社会改恶”。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扩大同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人们访问西方看到实际上是社会改良带来的成果，而被传授的却是美国竭力推荐的新自由主义，正如中国研究西方经济学的老前辈陈岱荪指出，以前中国有盲目批判西方经济学的倾向，忽视了西方社会改良时期值得借鉴的经验，而改革开放后又出现了盲目崇拜西方的倾向，特别是盲目崇拜主张复古倒退的新自由主义。

这方面中国应充分吸取俄罗斯改革的教训。前苏联酝酿改革的早期阶段，人们很羡慕瑞典的社会福利国家制度，曾将其视为理想的市场经济模式，但后来受到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的诱导，为了推行所谓“最彻底的规范改革”，又转向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方案。但是，经历了十年改革的曲折历程后，人们纷纷指责美国推荐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表面上是“最彻底的全面、系统改革方案”，实际上是搞“最原始、最野蛮的资本主义”，给俄罗斯带来了巨大的社会灾难，导致了国有企业瓦解和经济实力衰败，大规模私有化过程中腐败、掠夺泛滥，形成了操纵经济的暴富权贵、寡头阶层，巨额掠夺资产通过各种非法途径流失海外，广大民众生活困苦和社会严重两级分化，恶性传染病死灰复燃而人口出现持续下降。改革结果与期盼的反差巨大令人惊叹，但这种结局并不意外而且尽在情理之中，众所周知，新自由主义倡导者早已公开声称，他们反对社会改良时期的福利国家制度，主张恢复亚当·斯密时代的资本主义，试想依照这样的返古复辟的理论搞改革，自然只能得到最原始、最野蛮的资本主义的结果。

第十一章、现代企业制度：不模仿西方的静态结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政府官员和学者纷纷访问西方，考察了西方国家企业制度演化的现状，详细介绍了关于股份制、公司制的情况。许多学者主张国有企业改革应效仿西方企业制度模式。十年前，该章认为这种思路存在着局限性，侧重于借鉴西方企业制度演化的静态结果，忽略了其复杂的、漫长的动态演化过程。该章结合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论述，以及西方财务理论、代理理论的研究成果，从动态角度考察了企业的产权结构和法律形态的演化规律，以及企业的组织结构和经营管理的创新过程。

该章指出，人们在羡慕西方富裕生活的利益驱动之下，很容易盲目崇拜西方的政治、经济、企业制度，而忽略了这些制度产生的历史环境背景，误以为只要模仿西方就无需经历漫长的演化过程，直接获得其物质生活富裕的静态结果，就像伊索寓言中的鱼儿忽略了鸟儿进化的漫长过程，误以为只要勇敢离开大海就能自由翱翔，享受天空中和陆地上的丰富的食物一样，结果自己成为了不怀好意的鸟儿的食物。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国有企业的“产权虚置”造成了“预算软化”问题，给企业改革、市场体系培育以及宏观调控造成了困难。十年前，该章结合马克思产权理论和西方企业理论的新成果，指出“预算软化”实质上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所必然产生的代理成本，即使在股权分散程度很小的私有合伙企业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而且股份公司中的“预算软化”现象比较私有合伙企业更为严重，如果从“产权虚置”角度根本解决预算软化问题，那样只有回到“两权合一”的私人业主企业，但这意味着不是建立适应社会化生产的现代企业制度，而是倒退到实行私人家族式管理的原始企业制度。

近年来中国各地国企改革流行的管理层收购，导致许多大型国有企业和上市股份公司，逐步退化为私人家族式管理并排斥专业管理人才，某家大型医药企业改制后重要管理职位均为私人家族把持，不择手段追求暴利而忽视科学质量管理，结果因劣质药品造成了致人死亡的医药安全事故，以血的教训证明了该章揭示的模仿西方制度风险，不是空洞、抽象的理论阐述而是活生生的现实。该章指出美国推荐的新自由主义产权理论，以不现实假设为前提并缺乏实际应用意义，因此，坚持并发展马克思强调生产社会化的产权理论，能够更好借鉴西方企业理论中比较贴近现实的研究成果。美国竭力推荐的科斯产权理论和大规模私有化政策，实质上是美国策划隐蔽经济金融战争的政策武器，继续依据新自由主义产权理论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还有可能出现类似俄罗斯金融寡头控制经济局面，甚至倒退到中国解放前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时代。

第十二章、企业改革的关键：责任制创新

2004年8月28日，笔者参加了引发 “郎旋风”的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的研讨会，会上有记者责问为何经济学家对国企产权改革的公开掠夺和腐败现象集体失语，左大培教授指出他早就对国企产权改革提出了类似郎咸平的批评，但令人遗憾的是未能引起媒体和有关方面的重视。十年前该章也曾明确指出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是责任制创新，这是中国改革成功和俄罗斯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但是，中国效仿俄罗斯转向以国企产权改革为目标，可能滑向隐蔽私有化并重蹈俄罗斯失败覆辙。那次会议上某位著名经济学家反驳郎咸平为各地产权改革的辩护格外引人注意，他承认产权改革造成了痛苦代价和大量腐败现象，但他称“无论在哪个国家，国企改革都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不仅仅会引来国资贱卖的争议，而且极有可能带来社会动荡”，英国、东德和俄罗斯的国有企业改革都是如此，为向市场经济转轨值得付出这样的代价。这位经济学家虽然表达了不惜代价坚持改革的强烈决心，但是，他没有区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国企改革具有的完全不同性质，将不同国家的国企改革混为一谈将会导致改革大方向的迷失，确实“极有可能带来社会动荡”和严重的政治恶果。

笔者在那次会议上发言指出，市场转轨和国企改革的痛苦代价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中国和匈牙利推进社会主义市场改革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依据马克思的产权理论，强调调动企业职工的劳动积极性而非产权利益，企业扩权促进了职工收入增长和消费品市场繁荣，旺盛购买力支撑了不依赖出口的经济高速增长，根本没有裁员、下岗、无法报销医药费等痛苦代价，但是，有些学者将20世纪80年代国企改革贬低为“放权让利”，主张依据科斯产权理论推行深层次的明晰产权改革，片面追求产权利益导致忽视职工利益和社会利益现象，开始出现职工下岗、内需不振和劳动收入比例下降，甚至出现严重危害生命安全的矿难、有毒奶粉等恶性事件。

20世纪60年代，匈牙利依据马克思理论进行社会主义市场改革时期，市场调节和企业扩权提高了国有、集体经济比重，迅速形成了商品琳琅满目、供应丰富的买方市场，职工收入、社会保障与商品供应水涨船高，肉禽、家电、住宅人均拥有、消费数量位居欧洲前茅，全国每年有一半以上人口享受出国旅游，享有社会保障的公民从人口的38%上升到97%，根本没有出现裁员、失业、侵权和腐败现象，甚至被西方记者誉为“东方巴黎”和“消费者天堂”。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匈牙利农村改革是从个体经济转变为集体经济，新型合作社拥有规模优势并面向市场自主经营，能应用先进农业技术并进行食品深度加工，农业生产迅速增长且效率高于大多数西欧国家，产品质量优良、大量出口且从未发生危害公众安全事件，能向农民、消费者保证采购、销售的质量和价格低廉，明显越于缺乏企业自主权的集中计划时期，优越于匈牙利事件后被迫分田到户的时期，更是优越于大规模私有化导致农业生产崩溃的时期。

值得指出，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奈尔也曾提出“预算软化”、“放权让利”之类指责，批评匈牙利的社会主义市场改革没有解决深层次产权问题，但是，后来事实表明他倡导产权改革目的就是复辟资本主义。匈牙利制度剧变后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时期，市场转轨和国企私有化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代价，表明科斯产权理论同马克思产权理论相比，严重损害了广大劳动者利益并降低了经济效率。根据奥地利费塞尔公司进行的剧变后民意测验，匈牙利74%的接受测验者认为剧变前的经济制度要比现在的好，73%的人认为生活水平比过去低。2009年英国广播公司(BBC)在柏林墙倒塌20周年之际进行了一项调查，表明匈牙利多数人仍然表示赞成社会主义。中国和匈牙利推行社会主义市场改革的成功实践说明，公有制企业完全能够同市场经济结合、兼容，依据马克思的产权理论充分调动劳动者积极性，就能促进劳动者收入和社会购买力的迅速增长，就能避免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和大规模失业，就能比西方资本主义更加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潜力，就完全能消除所谓不可避免的市场转轨代价、阵痛。

第十三章、企业产权改革：长期性与渐进性

2008年美国金融风暴引发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以来，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正在成为世界舆论的热点。新加坡著名学者郑永年撰文指出，“西方国家在拯救经济危机过程中往往只有金融杠杆，而缺少经济杠杆。因为存在着庞大的国有经济体，中国政府具有金融和经济两种杠杆来实施其危机拯救计划。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一些同中国经济体紧密相关的经济体都开始出现增长的势头”。的确，西方爆发严重金融危机之后回顾改革，中国应该为坚持走自己的改革道路和拥有强大的国有经济感到庆幸，因为，全世界都已意识到这恰恰是中国成功抵御国际金融危机的优势。

十年前，该章指出中国改革已走到关键的十字路口，主张国有企业推行更为激进产权改革，直接效仿西方、俄罗斯的呼声高涨，但是，人们应该认真反思一下俄罗斯的产权改革，仔细考察各种产权改革措施的丰富实践。倘若人们沉不住气“病急乱投医”，只顾不断深化改革而不问方向，结果很可能是不激进的产权改革不奏效，而越激进的产权改革却越糟糕，结果不是跨入规范市场经济的“天堂”，而是重蹈俄罗斯激进私有化失败的覆辙。几年后各地果然兴起管理层收购和贱卖国有企业浪潮，幸亏“郎旋风”激起全国对掠夺国有资产腐败现象的强烈反对，政府采取措施制止大中型国有企业的管理层收购，中央明确提出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而不搞私有化，才避免了中国重蹈俄罗斯私有化失败覆辙的悲剧。

十年前该章指出中国坚持以公有产权为主的股份公司，虽然似乎违反了西方规范企业模式，但实际上不是坏事而是一件好事，如果中国依据马克思的股份制和产权理论，将公有产权与股份公司两种优势结合起来，发挥公有产权服从大局、配合政府宏观调控的优势，发挥股份公司广泛筹集资金、经营灵活的优势，那么以公有产权为主体的股份公司，完全能成为优越于西方私有股份公司的崭新企业，相反西方私有股份公司将会面临很大的问题。当前全球危机中西方私有股份公司的弊病得到充分暴露，美欧爆发严重金融危机后将许多大银行、大企业收归国有，是因为其公司治理结构已无力改善其混乱腐败状况。

当前西方股份公司治理结构正面临着巨大危机，特别是在金融衍生品创新的巨大诱惑力之下，股份公司的治理结构难以遏制来自内部的腐败，现在金融衍生品一次交易规模动辄就成百上千亿美元，即使高层经理在股份公司里拥有比较大比重的股权，其一年收益也远远小于一次金融衍生品作弊收益。许多少公司衍生品交易损失都涉及串谋欺诈。政府不拥有企业产权无法深入到股份公司内部，无法掌握会计审计、重大交易的详细信息。政府无论怎样监管也深入不到公司内部，仅仅从外部监管不仅成本很高而且难以奏效。政府高官、美联储本身也是垄断财团利益的代理人，即使在风险充分曝光后仍继续纵容金融衍生品投机。西方的代议制民主政体架构，现代企业制度的公司治理架构，现在都无法抵御金融衍生品创新的腐蚀。华尔街花了50亿美元游说、贿络美国国会，最后纸里包不住火，美国主流媒体都发表了文章称“华府和华尔街勾结起来把美国给卖了”。

美国在危机爆发后采取的国有化和政府干预做法，同其强迫发展中国家推行的私有化和取消政府干预截然相反，这种双重标准表露了其鼓吹“华盛顿共识”的虚伪。西班牙驻华使馆前商务参赞恩里克·凡胡尔撰文指出，“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可能结果之一是‘中国模式’的浮现。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北京共识’可能会最终替代声名狼藉的‘华盛顿共识’”。当海外学者高度重视和赞扬中国模式和国有经济的重要性之时，中国更不应忽视该章所论述的依据马克思产权理论推进本国改革的成功经验，转而依据科斯产权理论效仿俄罗斯的大规模私有化失败改革。

美国推行作为“华盛顿共识”核心的金融自由化和私有化政策，总是密切围绕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金融命脉和战略产业，首先通过私有化政策拆除国有企业形成的阻碍，再通过投资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和资本市场自由化，为跨国公司控制发展中国家经济金融命脉打开大门。对于遇到民族主义抵制较小的国家和产业领域，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会直接要求实行跨国公司直接收购兼并，对于遇到民族主义抵制较大的国家和产业领域，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会往往以产权多元化为借口，策略地先提出通过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这种看似中性的产权改革，让跨国公司间接地参股涉及经济金融命脉领域的国有企业，然后再通过各种途径包括政府双边高层战略会谈施加压力，以最终实现完全控制发展中国家的核心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目标。美国竭力推行作为“华盛顿共识”核心的金融自由化和私有化政策，发动控制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经济金融命脉的隐蔽经济金融战争，是否也会误导中国的国有企业、国有银行改革，值得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并保持警惕。

中国应该遵循马克思的产权理论而不是科斯产权理论，强调企业社会责任才能符合生产社会化的客观经济规律。考虑到私营企业和跨国公司具有不则手段谋利的贪婪本性，中国应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严格执行国家宪法规定，重新确立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特别是涉及国民经济命脉的金融行业和战略性产业，以及涉及社会公益和人民生命、食品安全的行业，对于增强中国抵御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能力，有效防止类似有毒奶粉的恶性事件发生有重要意义。许多行业在着导致市场失灵的正负外部经济效应，如房地产市场存在着诱发泡沫经济和经济危机的宏观负外部效应，企业的成本收益与社会成本收益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政府和公共企业介入矫正市场失灵才能达到最佳状态。

中国应该探索建立一种新型的公有制企业，既能充分发挥公有制的生产社会化属性，又能灵活经营并避免过于集权的弊端，公司治理应该体现广泛社会代表性和经济民主，股权结构融国有、集体合作和个人投资于一身，职工、消费者代表都能直接参与监督管理。德国的莱茵模式强调职工参与监督和经营，二战后社会改良实践中取得了不小成绩，德国私营股份公司如此重视职工参与，中国公有股份公司改革更应以此为方向。倘若在三鹿奶粉造假的事件中，广大职工和消费者作为全民股的代表人，直接参与监督企业质量管理和生产经营决策，或许就能避免导致许多婴儿死亡的悲剧，股份公司也能避免蒙受巨大损失并陷入破产。中国应珍惜公有制企业提供的无与伦比的历史机遇，即人类文明进行制度创新的历史过程中，能够摆脱私有产权追求狭隘私利的束缚，消除各个社会阶层利益之间的根本对立，创造出一个既能有效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又能充分发挥个人的主动性和首创精神，达到个人与社会利益高度和谐一致的理想制度。

第十四章、再析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难点问题

中国在推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经济学界提出了一系列国有企业配套改革思路，诸如实现企业产权结构多元化，减轻企业的债务、办社会负担等等。十年前该章指出这些配套改革思路虽然有合理性，但也一定程度上受到新自由主义产权理论影响，关键是主张企业目标是追求产权利益或股东利益，涉及职工及家属生活、福利保障等责任应推向社会或市场，倘若中国不是借鉴西方社会改良时期经验，转而效仿西方新自由主义时期的经济政策，就很可能加剧生产过剩和职工下岗、失业矛盾，不利于调整经济结构并扩大国内市场需求，不利于抵御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并弥补出口需求萎缩。

当前人们正重新反思那种推向社会或市场的改革做法，抱怨医疗、住房、教育成为了新的“三座大山”，成为了民众的沉重包袱并限制了生活水平改善，社会群体事件不断上升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个体积怨得不到关怀不断引发恶性死亡事件，袭击幼儿园、小学事件和富士康“十连跳”震惊了社会，因此，重温该章有利于从理论和政策上反思社会不稳定根源，有利于思考当前中国如何提高广大民众的购买力，更好应对全球经济危机冲击导致出口下降的困难，更好扩大国内市场、调整结构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贯彻党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精神并建立和谐社会。

关于国有企业的办社会负担和社会保障改革，该章指出，西方国家在古典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盛行私有企业不受限制追求利润的作法，曾经严重侵犯工人利益并造成社会冲突，二战后西方国家普遍进行了社会改良运动，提倡私有企业也应更多照顾工人的利益，承担保护环境和服务公众等社会责任。由此可见，现代企业制度的标志不是单纯追求利润，而是更好地兼顾职工、企业和社会的利益，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企业来说更应如此。但是，新自由主义盛行的时期，西方垄断资本主张恢复“股东利益至上”原则，西方垄断大众媒体的广泛宣传，对我国经济学界也产生了误导作用，许多人将国有企业面临的经营困难，归罪于其承担的各种社会义务，包括提供各种职工福利和社会保障。

事实上，１９２９年美国泡沫经济破灭后爆发大萧条时，私有企业提供的非工资社会福利所占比重，仅仅为20世纪70年代流行标准的十几分之一，但是，私有企业单纯追求最大利润和产权利益，忽视职工利益导致了社会购买力低下，大大加深了生产过剩危机的严重程度，导致了大批企业破产和严重社会失业。二战后西方社会改良时期，企业提供的非工资社会福利比重大幅度上升，社会收入分配改善缓解了社会矛盾和经济周期。据统计，１９２９年，美国企业职工非工资性福利费为七千万美元，占全部收入的比重为１．３％；至１９８２年，非工资性福利费上升到了２９５８亿美元，占全部收入中的比重上升到了１５．９％。

马克思曾用“相对贫困化”和“绝对贫困化”来描述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实行社会改良的时期，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有了一定提高，社会相对收入差距也获得了一定改善，有些人认为马克思的贫困化理论已经过时了，但是，随着新自由主义恢复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西方不仅出现了相对收入差距的急剧扩大，而且普通职工的绝对收入水平也呈现下降趋势。美国经济学家卢特沃克曾是反对前苏联的冷战鼓吹者，今天他认为新自由主义改革纯系一场“令人不快的恶作剧”，使得一百年前马克思经济理论的著名论断，“资本家越来越富，工人阶级却越来越穷”，虽然在二战后冷战时期似乎已经失效，今天竟然又重新变成了现实。

当年丰田公司关心职工并提供细致入微的服务，虽然增加成本却促使职工敬业并关心企业长期发展，职工也细致入微关心企业并不断改进产品质量，创造丰田汽车奇迹并为企业赢得了更多的长期利润。但是，日本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社会改恶”时期，科斯产权理论崇尚“股东利益至上”恢复了资本贪婪，重新将关心职工生活的各种措施视为企业包袱，丰田公司大量雇佣临时工以减少社会福利负担，职工后顾之忧增加并无法细致入微关心企业发展，削减成本、增加利润却埋下了长期质量安全隐患，最终导致丰田汽车声誉扫地并付出了沉重代价。近二十年新自由主义的“社会改恶”导致日本经济社会沉沦，自杀人数比较二战后的困难时期呈现大幅度上升，频繁发生故意杀人报复社会的恶性事件令人深思。

关于如何解决国有企业的沉重债务负担问题，该章指出问题根源不是国有企业产权不明晰，从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始终存在着众多体制和微观问题，但以前这些因素对国有企业债务并未产生很大影响。事实上，国有企业的高负债和国有银行的不良债权，同货币政策大松大紧以及宏观经济波动有密切关系，如1989年为控制通货膨胀实行紧缩政策，企业间债务拖欠从１９８８年仅有３２０亿元，猛增三倍达到１９９０年的1000亿元，1992—93年信贷猛增刺激了经济过热和泡沫经济，1994年全面紧缩导致企业间债务拖欠猛增到近一万亿元，国有银行也随着首次出现改革以来的严重不良债权问题。有些人认为国企债务负担的根源是产权不明晰，主张加快产权改革并推行大规模私有化，但是，2008年美欧爆发金融和经济危机之后，私有股份公司和私有银行也面临着严重债务危机，甚至比较中国企业的债务问题有过之而无不及，充分说明宏观经济波动和货币政策才是问题的关键。

当前美欧经济呈现出的微弱活力和复苏迹象，几乎全部来自政府和央行挽救金融部门的巨额注资，为了刺激一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美欧政府和央行对金融部门至少注入十倍金额以上资金，当美欧经济严重依赖输血措施时其实谈不上真正复苏。美国为挽救一个百分点的经济衰退，付出的救市代价相当于大萧条时期的54倍，美欧经济蓄积的经济危机能量远远超过大萧条时期，正处于一个随时可能喷发的巨大债务泡沫火山口之上，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只是拉开了全球债务危机的序幕，其背后隐藏着金融衍生品赌博形成的巨额银行有毒资产。2009年7月20日，美国财政部“不良资产援助计划”特别督察长巴洛夫斯基表示，目前联邦政府各项援助计划仅仅挽救银行行动的开始，未来救助银行的总金额可能高达23.7万亿美元，远远超过了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4万亿美元规模，这表明他间接承认已经暴露的问题不过是“冰山一角”。美国过去十多年来一直采用注资救市办法，但是，美欧采取凯恩斯主义的财政赤字和天量信贷刺激经济，本质上是利用新债务泡沫延缓旧债务泡沫破裂后的危机，最终无法阻止债务泡沫利滚利酿成更大规模的危机。

十年前，该章提出的处理债务危机和刺激经济融资办法，对中国今天抵御全球经济危机冲击，避免出现类似美欧的银行、企业和主权债务危机仍有重要意义。该章指出，中国应警惕美国操纵国际组织向各国推荐的经济政策，“国际货币基金为维护金融投机资本的利益，不惜动用大量纳税人的金钱向私有银行注资，以挽救金融投机泡沫破灭形成的巨额不良债权，一方面却对实质经济领域的生产企业毫不关心，任凭其在严重的市场萧条中自生自灭，甚至采取严厉的紧缩政策加速其陷入破产，上述单纯挽救银行体系的办法是‘饮鳩止渴’”。美欧政府和央行不惜巨额财政赤字借贷和发放天量信贷，目的是在笼统的宏观宽松政策掩盖下挽救虚拟金融部门，为金融垄断资本谋取暴利刺激更大的泡沫经济，并且打着稳定经济的幌子向民众转嫁危机代价损失。中国一度采取笼统的天量信贷政策刺激经济，结果导致了股市、楼市泡沫经济的过度膨胀，转而采取区别性信贷政策才抑制了房价过快上涨，充分说明切切不可效仿美欧偏袒金融投机资本的刺激经济政策。该章指出中国应采取同美国推荐政策相反的做法，不采用凯恩斯主义或货币主义的笼统宽松或紧缩货币财政政策，而是采取谨慎甄别的宏观货币财政政策，严格区分实体经济和泡沫经济形成的债务负担，实行差别性的信贷、注资、融资和债务处理政策，积极扶植实体经济部门的企业减轻负担、恢复运转，严格限制股市、楼市泡沫和金融投机活动，防止泡沫投机暴利误导信贷投向导致银行危机。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说明笼统的凯恩斯主义刺激经济政策，长期实行之后代价越来越大而效果越来越差。为了应对美欧刺激经济政策难以为继，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不断蔓延的复杂局面，该章所论述的刺激经济融资办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该章主张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国民经济均衡发展理论，继承陈云同志运用“四平”理论治理经济的经验，探索一条在保持财政平衡和信贷平衡的基础上，根据经济危机冲击造成的市场闲置资源数量，不实行可能刺激泡沫经济和通货膨胀的笼统宽松货币政策，而是发放有充分人力、物力资源保证的生产性信贷，在政府计划调节指导下专门用于启动闲置资源，解决社会就业困难实现充分就业和人力资源平衡，解决企业经营困难提高纳税能力实现财政平衡，改善企业偿贷能力实现信贷平衡消除金融风险隐患，充分启动内需转变增长方式实现外贸、外汇平衡。

美国积极误导世界各国央行发放天量信贷刺激经济，其战略目的是准备利用民众对恶性通货膨胀的恐惧，嫁祸各国央行并彻底剥夺各国的货币发行主权，推行由少数金融寡头控制的超主权世界货币，为滥发货币导致美元衰败后继续控制世界金融作铺垫。中国不应效仿美国的天量信贷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因为笼统的宽松货币政策的副作用很大，难以有效甄别实体经济与楼市、股市的投机泡沫，倘若美欧泡沫经济破裂再次引发全球经济危机之时，中国继续延续这种天量信贷政策刺激经济，就很可能同外部冲击发生共振引发恶性通货膨胀，为美国制造舆论嫁祸各国央行和主权货币提供借口。中国应清醒地认识到美国宣扬的所谓经济复苏的泡沫性质，利用危机缓解的短暂平静时期抓紧调整经济结构，建立起常备不懈抵御西方危机冲击的经济机制，切不可盲目轻信美国经济复苏并收购美元资产，不可效仿美国诱发了次贷危机的滥发信贷失败货币政策，不可长期实行西方诱发了主权债务危机的财政赤字政策，必须做好充分准备迎接更加猛烈的金融风暴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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