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刘日新

　　内容提要: 国有企业遍布工业、农业、建筑业、运输和邮电、商业粮食和外贸、城市公用事业等六大部门。由于资料的缘故，本文对国有企业的研究，限于国有工业企业。

　　前言——国有工业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过去——国有工业企业叫国营工业企业，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经过３０年的蓬勃发展，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现在——国有企业经过２０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一些重要产品产量名列世界前茅。但现在相当大一部分国有企业陷入困境，其固有的地位岌岌可危。

　　将来——国有企业面临两种改革开放观、两种发展观的选择，预测其将来有两种前途：

　　或者垮下去，面临灭顶之灾；或者搞上来，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重振雄风。

　　前言——国有工业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我国国有工业企业经过建国５０年来的发展变化，迄今在国民经济中仍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官方文件说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新闻媒体说是共和国的“长子”，我们的通俗说法是“老大”。曾经一度提国有企业要发挥“主导”作用，后来着眼于搞活整个国有经济，不再提国有企业、而提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不管怎样，根据最新的统计资料（近年来国家统计局也不全面发表国有企业的有关统计资料了。），１９９７年国有工业企业共计９．８６万个（其中大中型企业估计共１.８万个，大型企业只有４５００多个），企业个数虽然只占全部工业企业个数792万多个的１．２％，但在国民经济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第一，容纳了大量职工。国家在过去长期实行高就业、低工资的劳动工资政策，国有企业是一个主要的就业部门。１９９7年国有工业企业职工共有４０４０万人，是我国工人阶级的基本队伍，占全部工业职工人数６２１６万人的６５％，占全国职工总人数１４６６８万人的２７．５％。(2)１９９７年国有工业企业职工的工资为２５８８亿元，占全部工业职工工资总额３８３１亿元的６７．６％。(3)

　　第二、提供了国计民生所需的工业产品。1997年全部工业的工业总产值按当年价格计算达113733亿元，其中国有企业为29027亿元。(4)现在轻纺工业部门生产的吃、穿、用、行等日用消费品，能满足12亿多人口的生活需要；重工业部门生产的钢铁、能源、机械、化工等产品，能满足全社会不断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国有企业适应对外开放日益扩大的规模，迄今仍是出口的主力军。

　　第三，积累了巨额资产。据财政部统计，１９９６年末国有工业企业拥有固定资产原值２９４４６．９亿元，占六个国有部门固定资产原值总计５０４２８．２亿元的５８．４％。(5)

　　第四、是国家财政收入的源泉。１９９７年国有工业企业上交利税总额为２９０７亿元，占全部工业利税总额７６０２亿元的３８．２％。(6)１９９５年国家财政收入为６２４２亿元，来自国有经济（主要是国有工业，还包括农业、建筑业、运输业、商业等）的收入为４４４１亿元，占比重为７１．１％。(7)

　　第五，是加强国防的后盾。我国是屹立世界东方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反抗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需要大力加强我们的国防。经过５０年建设，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作后盾，我们的国防军工早在六、七十年代就能发射“两弹一星”，现在更可发射洲际导弹。在国有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国防力量大大增强了。

　　一、国有企业的过去

　　１、国营工业的企业个数和发展速度。

　　从１９７８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这以前国有企业过去的状况是怎样的呢？前一段时间有人故意贬低前３０年，下面将从一些数字、事实来看看国有企业在前３０年是怎样发展壮大的，对构筑我们共和国经济的大厦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国家统计局没有公布过１９４９年、１９５２年国营企业单位的个数。１９５７年国营工业企业共计４．９６万个，占全国乡以上工业企业总数１６．９５万个的２９．３％。到１９７８年国营工业企业增为８．４万个，占全国乡以上工业企业总数３４．８万个的２４％。(8)

　　国营工业企业在前３０年发展速度比较快，以１９４９年国营工业总产值为１００，到１９７８年增为４１．6倍（全部工业为39•1倍），平均每年增长１３．７％（全部工业为１３．2％）。分阶段看，恢复时期速度最快，国营工业平均每年增长３４．６％（全部工业为３４．８％）；“一五”时期国营工业平均每年增长１９．２％（全部工业为１８％）；六十年代调整时期工业曾出现负增长；“文革”期间工业速度降低，国营工业平均每年增长７．４％（全部工业为８．５％）(9)

　　这里需要单独指出国营工业在“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１９５８－１９６０年三年“大跃进”，国营工业企业由于合并扩大规模，个数有所减少，由１９５８年的１１．９万个，至１９６０年减为９．６万个；占全国乡以上工业企业单位总数的比重，由１９５８年占２６．３万个的４５．２％，下降为１９６０年占２５．４万个的３７．８％。(10)

“大跃进”三年国营工业平均每年增长３８．２％，全部工业为３２．８％。速度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但是好景不长，从１９６１年开始大跃退，经过五年调整，到１９６５年经济形势才好转。(11)工业主要产品产量，当时虚报浮夸不可信。几十年来已经国家统计局反复核实。以钢产量为例，由于大办钢铁，产量直线上升，到１９６２年又急剧下降。

　　现将几种主要工业品的产量列表如下：(12)
　　　　　　钢(万吨) 煤(亿吨) 纱(万吨) 糖(万吨)
１９５７ 　　５３５ 　　１．３１ 　　８４．４ 　　８６
１９５８ 　　８００ 　　２．７ 　　１２６．２ 　　９０
１９５９ 　１３８７ 　　３．６９ 　１５３．１ 　１１０
１９６０ 　１８６６ 　　３．９７ 　１０９．３ 　　４４
１９６２ 　　６６７ 　　２．２ 　　 ５４．８ 　　３４

　　“大跃进”期间突出政治，只讲政治帐，不算经济帐，不计成本，不问效益。所以国营工业企业这段时间没有财务指标的统计，这是一个教训。

　　前３０年总的来说，工业发展实行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政策，工业的部门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建国初期轻纺工业占比重在７０％以上，重工业占不到３０％；而且主要是采矿和生产原料的工业，机械制造业很少，主要是只能担负修理和装配任务的工厂。经过３０年建设，我们建立了部门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有了较为发达的冶金工业、电力工业、煤炭工业、石油工业、化学工业、机械制造工业（包括过去没有的现代化冶金设备制造业、采矿设备制造业、发电设备制造业、飞机制造业、汽车制造业、拖拉机制造业）等新兴工业部门。到１９７８年，在工业中轻重工业的比例为４３．１％和５６．９％，在重工业中原材料工业和制造工业的比例为４７．５％和５２．５％。(13)

　　八十年代曾有人批判优先发展重工业，说什么这是“历史的误会”；搞“以钢为纲”，不如搞“以塑代钢”。这是狂妄加无知。试问没有以钢铁为基础的冶金工业的发展，怎么可能发展化学工业，生产出塑料等化工原料呢?

　　前３０年工业主要产品产量成倍地、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地增长，使我国工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把重工业和轻工业几种主要产品的产量列表如下：(14)

　　　　　　１９４９　　 １９７８　　 增长倍数
钢（万吨） １５．８ 　　３１７８ 　　２００．１
煤（亿吨） ０．３２ ６．１８ １８．３
电（亿度） ４３ ２５６６ ５８．７
原油（万吨） １２ １０４０５ ８６６．１
纱（万吨） ３２．７　　２３８．２ 　　　　６．３
化纤（万吨） ０ 　　　　　　２８．５　　 无数倍
机制纸（万吨） １１ 　　　　４３９ 　　　　３９
糖（万吨） ２０ 　　　　　　２２７　　　　 １０．４

　　现在可能有人认为１９７８年钢产量３１７８万吨，没有什么了不起。我认为，应当历史地来看这个问题。经过３０年建设，我国钢产量达到这个水平，由居世界第２６位上升到第５位，这是很不容易的。想当年苏联卫国战争前1９４０年钢产量只有1８３２万吨，但打败了一个武装到牙齿、动员了整个欧洲经济实力的法西斯德国。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到八十年代末，除西德钢产量超过４０００万吨以外，英、法、意等都在２０００万吨左右。所以，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估价我们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前３０年在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较快增长（１９５０－１９７８年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７％）的同时，物价也是比较平稳的。从１９５０－１９７８年，零售价格指数平均每年只上升１．１％，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这期间还爆发过两次通货膨胀：一次是１９５１年，由于抗美援朝战争引起零售价格指数上升１２．２％；另一次是１９６１年，由于“大跃进”引起零售价格指数上升１６．２％。(15)由于治理及时，措施得当，通货膨胀一两年就被制止住了。

　　２、国营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益 在前３０年工业增长速度比较快，物价比较平稳的同时，工业的经济效益也比较好。现在人们往往说过去只追求产量、速度，忽视经济效益，这或者是无知，或者是出于偏见，受西方经济学欺骗的影响。西方经济学攻击社会主义公有制，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所谓公有制缺乏效率，说什么只有私有制才效率高。因此，要通过改革把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我们前30年国有企业的实践，用事实驳倒了这种谬论。下面把国家统计局去年公布的几个主要年度国有工业企业的资金利税率这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指标（每投入１００元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所获得的利润和税金）列表如下(16)

１９５２ ２５．４％
１９５７ ３４．６％
１９６６ ３４．５％
１９７０ ３０．６％
１９７５ ２２．７％
１９７８ ２４．２％

　　我国同过去苏联只轻工业盈利、重工业不盈利不一样，我们不但轻工业效益好，重工业效益也好。如１９７８年轻工业资金利税率为５４．１％，重工业为１８％。这样，工业对增强国家财力起了重要作用。１９５０年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为15•3％，１９７８年提高到３７．２％。(17)

　　３、国营企业取得的巨大成就

　　国营企业在前３０年经过艰苦创业和不断发展，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打下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现将１９５２年末和１９７８年末国有企业积累的固定资产列表如下：(18)

　　　　　　　１９５２ 　　１９７８ 　　７８为５２的倍数

全部国有企业年２４０.６亿元　４４８８.２亿元 １８.７倍
末固定资产原值

其中：国有工业１０７.２亿元　３００２.２亿元 ２８倍
　　　　　　　　　　
所占比重　　　　４４.６％ 　　 ６６.９％

　　前３０年国有企业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的突出贡献，概括地说，表现在“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并且通过大小三线建设，“建立了若干个不同水平、各有特点、各自为战、大力协同的经济协作区”。这是１９７０年９月中共中央九届二中全会印发的“四五”纲要（１９７１－１９７５）提出的任务，后以中共中央名义通知各地执行。七十年代中期取得的这一成就，１９７８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得到了党中央的确认。１９８１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肯定了在工业建设中取得的这一重大成就。这是我们党数十年来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梦寐以求的愿望。毛主席早在１９４５年《论联合政府》中就提出：“就整个来说，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80页。

　　周恩来总理在１９５６年“二五”计划建议的报告中提出：“ 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主要要求，就是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基本上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周恩来《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报告，1956年人民出版社第40—41页。）

　　１９５９年中央转发的１９６０－１９６７年八年设想的基本任务提出，“建成全国的独立完整的经济体系。”我们有了这样一个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就能够生产各种主要机器设备和原材料，基本上满足扩大再生产和技术改造的需要；也能够生产各种消费品，适当地满足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的需要。

　　前３０年为什么能够取得当代世界罕见的如此重大的成就呢？主要原因：

　　首先，领导正确。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建国初期，毛主席就提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经济发展战略构想。接着又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这就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就要新建、改建、扩建国营企业；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要把私有制改变为集体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使社会主义公有制成为我们国家的唯一的经济基础。这样，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完成国家工业化，才能大幅度地生产各种工农业产品，改善人民生活，增强国防力量，巩固人民政权，防止资本主义复辟。１９５６年，毛主席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基本思想；提出“以苏为戒”，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中几个关于部门和地区的关系等问题；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明确提出走“中国工业化的道路。”１９５９年，毛主席提出了按农轻重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的原则。６０年代贯彻“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还有，在工业内部，实行以钢为纲的政策；在农业内部，实行以粮为纲的政策，这些都对国有企业和整个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其次，制度先进。当时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最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全民所有制经济即国营经济是最重要的公有制经济，集体经济是另一种重要公有制经济。１９５４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营经济是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力量和国家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国家保证优先发展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是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或者是劳动群众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半社会主义经济”。《宪法》还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先进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调动了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当时国营企业的职工普遍有一种自豪感。当家作主的责任感激发了他们的劳动热情，使生产不断高涨。

　　第三，计划指导。前３０年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较长时间以来理论界流传一种观点，说什么僵化的计划体制把什么都管得死死的，似乎计划经济是“万恶之源”。这是西方哈耶克新自由主义的流毒。哈耶克疯狂反对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污蔑计划经济是“通向奴役的道路”。中国的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那时国家经过综合平衡，制定国民经济计划，实行宏观管理，促进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与苏联的计划不同，１９５９年毛主席提出按照农轻重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避免经济发展比例失调。国营企业是基层计划单位，供产销相互衔接。国家计划对企业并不是什么都统得死死的。“一五”计划时期和六十年代调整时期是计划经济比较规范的时期，国家计划管理的工业产品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也不过6０％左右。国家计划有多种形式，对国营企业实行直接计划，对非国营企业实行间接计划。直接计划要下达到企业，对中央直属企业下达的计划任务比较全面，指标多一些；对地方国营企业下达的计划任务比较简单，只有几项指标。中央和地方实行全国一盘棋，统一计划，统一步伐。国营企业把完成国家计划当作自己的光荣职责，这样，国家、企业和职工群众同心同德把国民经济推向前进。生产发展了，人民生活普遍改善。如“一五”时期国民收入年均增长8.9%，居民消费水平年均提高4.2%。(19)当然这种计划制度也是有缺点的，“一五”后期特别是六十年代调整时期就发现，工业、基本建设等方面存在集中管理过多的问题，束缚了企业和地方和积极性，不利于生产的发展。所以，“一五”后期就开始对计划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

　　二、国有企业的现在

　　1、国有企业现有的企业个数和近20年的高速发展国有企业在近20年至今，是怎样发展变化的呢?1997年全国乡以上工业企业由于原有企业规模划小和新建了一些企业，工业企业个数由1978年的34.8万个增加到53.4万个，其中国有工业企业个数由8•4万个增加到9.86万个，占比重由24%下降到18.4%。(20)(同8) 国有企业近20年以历史上比较高的速度向前发展。1997年全部工业的工业总产值为1978年的15.9倍，平均每年增长15.7%；其中国有工业为1978年的4.5倍，平均每年增长8.2%。其中“七五”时期(1986—1990)全部工业平均每年增长13.2%；“八五”时期(1991—1995)平均每年增长22.2%(1992年高达24.7%，1993年最高达27 3%,1994年仍达24.2%)；“九五”前两年(1996—1997)平均每年增长14.8%。(21) 工业速度这么高，老一辈领导人也为之担心。邓小平同志接见外宾，谈到我国工业发展速度太快时说，“听起来可喜，但有不健康因素。”陈云同志对工业每年增长百分之十几、廿几，也说：“这样高的速度，是不可能搞下去的，因为我们目前的能源、交通、原材料等都很难适应这样高速度的需要。”“说到底，还是要有计划按比例地稳步前进，这样做，才是最快的速度。否则，造成种种紧张和失控，难免出现反复，结果反而会慢，‘欲速则不达’”。(《陈云文选》第三卷第351页。)

　　2、经济过热引发三次通货膨胀由于工业速度过高引起经济过热，于是在近20年间爆发了三次通货膨胀，现列表如下(22)

　　　　　　　　零售价格指数 消费价格指数
第一次1985 　　　　88%　　 　 9.3%
第二次1988 　　　18.5% 　　　　18.8%
　　　1989 　　　17.8%　　　　 18%
第三次1993　　　 13.2% 　　　　14.7%
　　　1994 　　　21.7%　　　　 24.1%
　　　1995 　　　14.8% 　　　　17.1%
　　　1996 　　　 6.1% 　　　　 8.3%

　　面对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问题，国民经济不得不治理整顿。为此，“八五”计划的基本任务之一是，“努力保持社会总需求和社会总供给基本平衡，在控制通货膨胀的前提下，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促进经济的适度增长。”“九五”计划规定，“把控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特别是1993年7月中央实行宏观调控的16条措施后，经过三年多努力，好不容易才使国民经济“软着陆”，把通货膨胀抑制住，经济发展速度才逐步转入正常轨道。

　　3、工业大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近20年由于贯彻党的一个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四项基本原则，一个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和一系列发展工业的方针政策，工业获得巨大发展，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成倍增加，在世界上排名的位次大为提前。

　　工业主要产品产量的增长情况(23)
　　　　　　1978 　　1997 　　增长倍数
钢(万吨) 　　3178 　　10894 　　2.4
煤(亿吨) 　　6.18 　　13.73 　　1.2
电(亿度) 　　2566 　　11356　　 3.4
原油(万吨) 10405　　 16074　　 0.5
纱(万吨) 　　238　　 560　　 1.4
化纤(万吨) 　28.5 　471.6 　　15.5
机制纸(万吨) 439 　　2733 　　5.2
糖(万吨) 　　227　　 703　　 2.1

　　我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位次的变化(24)
　　　　1949 　　1978　　 1996
钢 　　　26 　　　5 　　　 1(10124万吨)
煤 　　　9 　　　3 　　　　1(14亿吨)
电 　　　25 　　　7 　　　 2(10813亿度)
原油　　 27 　　　8 　　　 5(15733万吨)
化纤 　　26 　　　7 　　　 2(375万吨)
棉布 　　　　　　1 　　　　1(209亿米)
糖 　　　　　　　8 　　　　4(640万吨)
电视机 　　　　　8 　　　　1(3542万台)
(原注：资料来源——联合国《统计月报》1996年9月，1996年栏为估计数；中国1949年栏原油为1950年，化纤为1960年。1996年括号内产量的资料来源同注(23)〖ZW)〗

　　4、国有工业比重大幅度下降

　　现将建国以来工业部门各种经济成分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列表如下：(25)
　　合计 国有工业 集体工业 公私合营工业 个体工业 其他工业
1949 100 　　26.2 　　0.5 　　1.6 　　　　23.0 　　48.7
1952 100 　　41.5 　　3.3 　　4.0 　　　　20.6 　　30.6
1957 100 　　53.8 　　19.0 　　26.3 　　　0.8 　　　0.1
1965 100 　　90.1 　　9.9
1978 100 　　77.6 　　22.4
1985 100 　　64.9 　　32.0 　　　　　　　　1.9 　　　　1.2
1990 100 　　54.6 　　35.6 　　　　　　　　5.4 　　　　4.4
1995 100 　　34.0 　　36.6 　　　　　　　　12.8　　　　 16.6
1997 100 　　25.5 　　38.1 　　　　　　　　17.9 　　　　18.5
(*注：国家统计局在历史上对各种经济成分的分类几经变更。上表最后一栏“其他” 包括私营工业、港澳台资和外商投资工业。)

　　从比重结构变化的技术上分析，国有工业比重大幅度下降，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近20年实行改革开放，在所有制结构上，贯彻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政策。这样，个体、私营、外资经济就在工业部门从无到有迅速地发展起来；二是在速度上，个体、私营、外资工业的发展大大快于国有工业的发展，于是国有工业的比重就下降，个体、私营、外资工业的比重就上升。

　　从理论政策上说，国有工业比重大幅度下降，主要是受西方经济学产权理论的严重干扰。八十年代前期，原籍波兰的英国学者布鲁斯来华散布，改革要使“所有制多样化”，特别是“国有制也要多样化”，说什么国有企业并不是最好和理想的形式。八十年代后期，美国著名学者密尔顿•弗里德曼来华，会见过我们的主要领导人。他公开提出“中国改革向何处去?”唯一的出路是“私有化的市场经济。”九十年代前期，休克疗法改革的设计师哈佛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来华，指手划脚地说：“中国改革抓产权抓得对，”“私有产权要占50%以上”。“当前中国的财产法仍然含混不清。”此时，所谓科斯定理更是甚嚣尘上，什么只有产权明晰化，才能提高效率。公有制产权不明晰，出路只有私有化。我国理论界对西方的产权理论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产权理论，对它保持高度警惕，坚决反对私有化。例如，已故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指出，“对于西方经济学，我们一度进行过盲目的批判；现在又存在着一种危险，即盲目的推崇。盲目推崇会带来很大的问题”。休克疗法是美国一个年轻的大学教授发明的，并被推销到原苏东国家。原苏联采用得多一些，结果出了问题，不幸而言中，真的‘休克’了。”“休克疗法得到了一些西方国家政府的支持。这里恐怕有政治意义，即希望你赶紧变，变得不能恢复到原来的样子。……这很值得我们注意。”(*陈岱孙《正确对待西方经济学》，原截高鸿业主编《西方经济学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一书，199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2页。)

　　理论界另一种态度是积极响应，大力推销。如有的著名学者趁机信口开河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说过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生产资料是公有制，这就为私有化在理论上大开方便之门。有的公然说，公有制是手段，不是目的，发展生产力才是目的。有的似是而非的说，公有制企业与市场经济是不能衔接的，出路就是改公有制为私有制。这样，公有制就成了改革的对象，特别是国有制首当其冲。我们的实际经济部门的一些同志受国内外错误理论的影响，面对八十年代后期国有工业的比重平均每年下降2%以上，他们竞然说“无须忧虑”；说什么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主要在素质，不数数量。他们提出，国有企业的比重将来保持在20%至25%就可以了，欧美国家的数据可以作为我们的参照系。眼看工业总产值中国有工业的比重在不断下降，有的就发明用国有资产来统计的办法，把同外国合资的中方资产也包括进来，算作国有工业企业。这样搞，一些本来比重下降的地方于是也变得比重上升了。简直是玩数字游戏!起初，按产值、按资产两种办法计算的比重都公布，后来只公布按资产计算的一种比重了。《1998年中国统计年鉴》地公布了按当年价格计算的1952—1997年的工业总产值和近20年的指数，和1985、1990、1995、1997按经济类型分的工业总产值结构，再找到更早的历史资料加以对比，我们就发现1997年国有工业的比重只占25.5%，还低于1949年的26.2%，这是多么触目惊心啊!国有工业在整个工业中的份额倒退了50年，1997年还不如1949年。当然，绝对规模是增大了(1997年国有工业工业总产值为1949年的186.8倍，平均每年增长11.3%。)如果把整个工业比做一块蛋糕，现在比过去是做大了，但其中国有部分却缩小了，这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假如按照目前这种态势发展下去，国有工业每年比重下降4—5%或更多一些(1994年比重为37.3%，比上年下降9.7%，是下降最多的一年)，到2000年，国有工业的比重恐怕只有百分之十几，那还有什么公有制为主体、国有企业为主导!而现在限制和缩小国有工业的舆论和做法并没有得到制止，如报刊仍在鼓吹国有工业应当从竞争性(盈利的)行业退出；“大企业股份化、小企业出卖”这种俄罗斯休克疗法的做法，仍在不声不响地进行。特别是对国有小企业出售成风，“一卖了之”，半卖半送，名卖实送，有的地方公开宣布已经成了“无国有企业县(市)”了。中央再三提出要全面理解、正确贯彻党的十五大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方针，抵制各种错误言论的误导，刹住这股出售国有企业之风，可是许多地方置若罔闻。他们还自诩为在按照邓小平理论办事，其实这完全是一种借口。邓小平同志早在1978年就提出：“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1984年他又明确提出：“基本的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归集体所有，就是说归公有。”1986年在《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谈话中，再一次指出：“我们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增加全民所得。”(*《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33页；第三卷第91页；第195页。)

　　由此可见，发展壮大公有制经济，首先是国有工业，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国有工业比重如此大幅度下降，是同邓小平理论背道而驰的，是违背社会主义改革的方向的。当前迫切需要大力扭转这种趋势，决不能把这当作改革的成绩来吹嘘。 5、国有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益下降 在改革开放初期，党的十二大确定长期经济发展战略时，提出要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基础上，实现经济总量翻两番。但是，由于客观上改革开放以后国有企业的外部环境起了很大变化，主观上对国有企业的管理放松了，致使经济效益每况愈下。

　　下面把20年来独立核算国有工业企业的资金利税率列表如下：(26)
1978 24.2%
1984 24.2%
1988 20.6%
1990 12.4%
1992 9.7%
1995 7.2%
1997 6.3%

　　国有工业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由于国有工业的经济效益下降，影响国家财力的增强。近20年可以说是一个经济发展很快，而财政却相对削弱，赤字不断扩大的过程。现在把有关指标列表如下：(27)

　　财政收入（亿元）国内生产总值(亿元)财政收入/国内生产总值(%)〖〗财政赤字(亿元)
1978 1132 3624 31.2 +10
1984 1643 7171 22.9 -58
1988 2357 14928 15.8 -134
1990 2937 18548 15.8 -146
1995 6242 58478 10.7 -581
1997 8651 74772 11.6 -582
1998 9853 79553 12.4 -981

　　对20年来财政的问题，财政部长项怀诚说：“国家财政在改革开放中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也积累了 一些矛盾和问题。突出的表现是‘两个比重’偏低，国家财力明显不足。1997年全国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1.6%，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为48.9%，其中，中央本级财力（中央税收收入加上地方上缴收入，减去中央对地方的返还和补助）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只有28.8%。这种收入分配格局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入不敷出。中央财政赤字从1979年的98亿元扩大到1997年的558亿元，增长4.7倍；中央财政债务规模由1982年的84亿元增加到1997年的2477亿元，年均增长25.3%。债务余额已达6000多亿元；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债务收入占同期财政支出的比重）已从1982年的11.9%上升到1997年的55.7%。即使如此，国家分配和运用的财力，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相比，仍有较大的距离，一些基层政府甚至无法保证正常发放工资和必要的办公经费。(*《人民日报》1998年12月21日第十版，项怀诚文章《改革中的中国财政》。)

　　由此可见，目前财政困难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过去说我们的财政是“吃饭财政”，现在“吃饭”也保不住了，靠借债度日，有人说成了“叫花子财政”。

　　6、目前国有工业困难带来经济生活中的主要问题 概括起来，这些问题主要有； ——生产停滞。去年全部工业增加值增长8.9%，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只增长4.9%，到了历史最低点，而股份制企业增长11.9%，外国及境外私商投资企业增长13.7%，私营及其他经济增长19.6%。

——开工不足。目前纺织、煤炭、冶金、石化、建材、机电、轻工等行业的生产能力普遍过剩，如冰箱、彩电、空调等家电设备的利用率低 于50%。

——失业增加。去年城镇登记失业人数达570万人，失业率为3.1%。全国共有下岗职工多少，没有发表官方统计数字，一般只讲就业压力加大，估计下岗人数至少在1500万人以上。

——销售困难。先看内销：去年工业产品销售率与前年持平，均为96.49%。消费品零售总额去年为29153亿元，比前年增长6.8%，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比前年下降2.3%，而私营及个体经济则增长14.9%，外资及其他企业增长8.7%。前年消费品库存积压已超过一年的零售总额，去年不知道又增加了 多少。一些工业企业为了抢占市场，竞相降价，于是爆发“价格大战”。再看外销。去年外贸出口1838亿美元，仅比前年增长0.5%。今年第一季度出口372.7亿美元，与去年同比下降7.9%。

——产品积压。去年末工业企业产品的库存达6094亿元，比前年增加320亿元，增长5.5%。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商品房，1997年底累计已空置7048万平方米，其中商品住宅空置5284万平方米；去年投资建设又峻工5506万平方米，不知空置多少。 ——亏损增加。国有工业不少行业出现全行业亏损，去年全部工业亏损额达1556亿元，比上年多亏22.1%；其中国有企业亏损额达1023亿元，比前年的839亿元增加21.9%。国有企业亏损要靠国家财政补贴，近几年每年都在360亿元左右，这是财政的一个沉重负担。 面对经济生活中的这些问题，国家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增加财政投入，扩大基础设施，以拉动经济增长，官方明确这是特定条件下的特定政策。经济学家认为，这是学美国在30年代罗斯福新政的措施。众所周知，罗斯福新政是30年代美国解决空前的经济危机所采取的措施。那末我国经济是不是也发生了了经济危机呢？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去年采取的借债搞基础设施建设，收效如何？应当说是有效果的，但并不理想。 去年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为28457亿元，比上年增长14.1%，未完成增长15%的调整计划；其中国有投资增长快（完成15662亿元，增长19.6%），非国有投资增长慢；新增投资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工业行业结构调整升级缓慢。目前国有企业改革的对策，似乎也有些失灵。纺织工业被选为国有企业改革的突破口，主要对策是压锭限产。由于地方利益驱动，按下葫芦涨起瓢，1996年至1997年全国在一些地方淘汰了465万锭，在另一些地方又新增了444万锭，实际只压了21万锭。1998年进展情况较好，全年共压512万锭，减人66万人，减亏26亿元。1999年一秀度压了78万锭，减人10万人，减亏6.5亿元，进度明显放慢。看来三年压1000万锭子，减人120万人，减亏60亿元的目标，是一个艰巨的任务。煤炭工业的改革，实行大矿下放、小矿关井压产的措施，从1998年11月到1999年2月，已关井12万处，压产3000万吨，由于涉及地方利益和农民的切身利益，上报的关井数有虚报的，下达关井的通知也未达预期进度(截至今年2月止只下达通知1.4万份，只占应送数的20%)。看来今年要完成关闭小矿井2.58万处，压产2.5亿吨，也是不容易的。

　　7、国有企业陷入困境的原因为了克服国有企业的困难，不能就国有企业谈国有企业，必须深入分析国有企业陷入困境方方面面的原因，才能对症下药，解决问题。首先，对改革开放的政策不能动摇。前面已经论证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早就提出，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

　　国有企业的困难，是关于发展公有制经济，壮大国有企业的方针政策没有得到认真贯彻落实造成的。近20年社会生产力是发展了，但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却相对地被削弱了。这与传入的西方经济学、特别是美国的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有很大关系，他们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公有制首先是国有制当作改革的对象，与邓小平同志的指示背道而驰，是完全错误的。前几年理论界发表过许多论战文章，这里不多说了。其次，不能归咎于国有企业本身。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即国有制具有无比的优越性，这不但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所论证，也为几十年来国有企业的发展实践所证实。国有企业的职工、管理(厂长)、技术(工程技术人员)、设备等方面的总体水平一般要高于乡镇企业、个体私营企业、甚至“三资”企业(他们的设备多是国外第二手设备，有的甚至是国内淘汰下来又由香港进口的)，只要条件具备，他们在竞争中是会大显身手的。那么国有企业陷于困境，究竟是谁为为之，孰令致之?我认为，这不是任何个人造成的，任何个人也没有这么大的能耐。当然，某些决策人是有责任的。主要是多年来一些具体政策的影响，使国有企业面临的困难越来越大。主要是：

　　第一、留利政策。国有企业的改革是从放权让利开始的。1979年7月国务院颁发《关于国营企业实行利润留成的规定》，在保证利润的大头上交国家、由财政集中使用的前提下，留给企业一部分，适当扩大企业的自主权，用以发展生产，搞福利和发奖金。这对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促进工业的发展，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后来由于理论的误导，把我国财政也看成同原苏东国家一样，凡是社会主义国家都是高度集中的(实际上我国财政集中的程度并不高，比原苏东国家和西方国家要低得多，(参见注(17)、(27))，似乎让利可以无止境。于是企业的自主权，要求由“有限主权论”扩大为“无限主权论”；企业独立，要求由“相对独立”变成“绝对独立”。起初这是受南斯拉夫的“企业自治论”的影响，后来进一步受西方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企业制度”的影响。物极必反。1981年全国3.6万家企业实行利润包干，1988年95%的企业推行承包制，在上交利润上(1978年企业上交利润占财政收入的50.5%，到1987年减至2%)把国家包死，致使财政收入停滞，财政只好减少对企业的支援(包括增拨流动资金和挖潜技术改造资金)，甚至减少国家的基建投资和国防费用。这样由企业“挖国家”，变成国家“卡企业”。现在把改革头10年财政收支中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及其对国家基本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影响列表如下：(28)单位：亿元

　　　　　　　　　　1978　　 1980　　 1981　　 1987　　 1988
1、 国家财政收入 　 1132　　 1160　　 1176　　 2199　　 2357
其中：来自国有企业 　985 　　1007 　　1017　　 1621 　　1688
　　　　占比重 　　 87%　　 86.8%　　 86.6%　　 73.7%　　 71.6%
2、国家财政支出 　　1122　　 1229　　 1138　　 2262 　　2491
其中：基本建设支出 452 　　 346 　　 258 　　 522　　 495
　　增拨企业流动金 　66.6 　　36.7 　　22.8 　　12.1 　　9.6
挖潜改造资金
和科技三项费用 　　　63.2 　　80.4　　 65.3　　124.9　　151.0
　　　　国防费　　　 168　　　 194 　　168　　 210　　 218
3、收支差额 　　　　+10.2　　 -68.9　　+37.8 -62.8 　　-134.0

　　第二、信贷政策。1980年开始，以财政拨款形式下达的进行固定资产建设的基建投资，改由银行贷款，由无偿使用改为有偿使用。从1981年起，凡独立核算、有偿还能力的企业，都改为“拨改贷”。这样，全社会基建投资总额中，来自财政预算的投资所占比重大幅度下降，由1978年的77.6%，下降为1997年的5.8%；在全社会更新改造投资总额中，来自财政预算的投资所占比重，也由17.9%下降为0.9%。(29)

　　国有企业所需流动资金，过去除由企业自行增补外，还由财政拨给定额流动资金，“四五”、“五五”计划时期达200多亿元，1978年为67亿元；(30)

　　八十年代初，改为企业、财政、银行三家抬。1984年由财政增拨给的不到10亿元，基本上都改为银行贷款，企业使用需付利息。这样，就切断了国家与企业在资金往来上的关系，企业实行负债经营。企业负债率高达70—80%，企业背负着沉重的利息负担，一些厂长说：“我们是为银行打工。”

　　第三、税收政策。1980年起，部份省市和行业搞“利改税”试点，即将国营企业上交利润改为征收所得税，本意说是进一步扩大企业自主权，克服“吃大锅饭”的弊端，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稳定增长，促进经济增长。1983年，国务院批转《关于国营企业利改税试行办法》，规定有盈利的国营大中型企业，根据实现的利润，按55%的税率征收所得税。税后利润分别采取递增包干上交、固定比例上交、交纳调节税等办法，上交国家一部分，其余留归企业使用。有盈利的国营小型企业，按八级超额累进税率征收所得税。而对乡镇企业，所得税率一般为33%，“三资企业”为15%，它们还有许多减免税的优惠，实际税率要低得多。直到1992年税制改革，国有企业所得税率才改为33%。在这十来年，国有企业对税收不堪重负，使之在市场竞争中不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因此，才有“吃饭靠老大”(指财政税收主要靠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1978年财政收入来自国有企业的占87%，1995年仍占71.1%)，“优惠向老外、向老乡”的说法，连美国著名学者弗里德曼对此也说，优惠的反面是歧视。长期对国有企业实行歧视、打击的政策，国有企业怎么能搞活呢?

　　第四、价格政策。近20年来我们的价格改革取得很大的成绩，现在绝大部分商品由市场定价，国家定价只占一小部分。80年代价格改革是逐步放开的，实行调、放结合的政策。对消费品价格以放为主，1983年就放开了510种小商品的价格。对生产资料价格以调为主，一段时间还实行价格双轨制，即同一产品有计划内、外双重价格。这种价格政策，就产品来说，对轻工业、制造业等加工工业有利；对重工业、对能源、原材料等基础工业不利。就地区来说，对沿海地区有利；对内地(包括东北地区)不利。就所有制来说，对乡镇企业、“三资”企业有利，对国有企业不利。因为这样，实际上是通过价格机制把一部分利润从重工业转移给轻工业，从基础工业转移给加工工业，从内地转移给沿海，从国有企业转移给非国有企业。这种改革的成本，完全由国有企业来承担。通过价格改革，国有企业做出的无形贡献，恐怕比某些有形贡献还要大，只不过没有引起我们的经济学家和领导人的注意吧了。 第五、开放政策。近20年对外开放取得了巨大成绩，现在已经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外贸进出口总额，由1978年的206亿美元增加到1998年的3240亿美元；其中出口1838亿美元，国有企业仍然是出口的主力军，共出口968亿美元，占比重52.7%。(*据人民日报1999年1月12日电讯。)

　　利用外资，从1979年到1998年实际使用累计为4072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为2657亿美元；加上今年1—4月实际使用102亿美元，累计达4174多亿美元，批准的“三资企业共33万家。(*《人民日报》1999年5月21日电讯：《我国已批准三资企业33万家》；其中累计合同外资金额5839.14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776.93亿美元，这两个数字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累计数字不一样。本文引用的数字，是《1998年中国统计年鉴》第637页上截至1997年的数字，加上1998年统计公报的数字。开放的地区，正从沿海向内地扩展。总之，对外开放，弥补了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扩大了就业队伍，增加了财政税收，带来了一批先进实用技术和管理经验。但是，在看到对外开放的正面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要看到负面的消极作用。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没有过时，从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都证明资本主义的本质没有变。我们不要被外国资本家的某些外交辞令所迷惑。外商到中国来，其目的不是帮助我们搞社会主义现代化，而是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把我国变成他们的原料产地、销售市场、投资场所、廉价劳动力的来源和瓜分势力范围的对象。

　　基于以上认识，就要看到在我国工业的59个行业中，现在都有外资企业进入。过去，主要是国家投资搞了重复建设；以后，是乡镇企业搞重复建设；现在，是外资搞重复建设。资本主义搞竞争，从来就是“大鱼吃小鱼”。现在外资企业正在“吃”国有企业，挤我们的民族工业。我们利用外资，外资也正在利用我们。一些原来顶顶有名的国有企业经过“嫁接”改造，性质起了变化，不姓“国”了，已不再是国有企业了。李岚清同志1995年主编的《中国利用外资基础知识》承认：外商已经控制我国的彩色显象管、微电机、小汽车、程控交换机、光纤电缆、电梯等行业。国家计委主任陈锦华在《中国经济导报》1996年2月4日的文章中说：跨国公司已对中国的移动电话、程控交换机、计算机、电子元件、轿车、机床、录象机等产品形成垄断局面。此外，外商还控制了我国的合成橡胶行业、轮胎行业、啤酒行业、洗涤用品行业、医药行业、摩托车、自行车、照相机、空调、洗衣机、冰箱等行业。现在国有企业原有的市场被挤占，生产能力放空，许多厂子处于停工和破产边缘，大量职工不得不下岗转业。原来一些重要的产业规划，如七十年代搞的3000多万辆自行车定点规划，八十年代搞的汽车工业“三大三小”定点规划，现在全都给外资企业冲垮了。这样，国有企业处于困境是不难理解的。

　　三、国有企业的将来

　　了解了国有企业的过去，把握了国有企业的现在，就不难预测国有企业的将来。 根据50年来的经验，国有企业走向将来，将面临两种改革开放观、两种发展观的选择。为了便于叙述，先讲两种发展观。无论前30年，还是近20年，都经历过两种发展观(*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202、 375页；参见《陈云文选》第三卷第248、311、351页。

　　一种是急于求成，欲速不达。五十年代的“大跃进”——大跃退。是其先例。八十年代的经济过热（高速度、高通货膨胀、低效益）——治理整顿，是其近例。九十年代的又一次经济过热（更高速度、最严重的通货膨胀、更低效益）——宏观调控，是最新的例子。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当前，象这样的发展道路是走不得的，也是走不通的。另一种发展观，是稳扎稳打，稳操胜券。前30年中“一五”时期、六十年代调整时期，是成功的先例。近20年改革开放的前六年（1979-1984），经济发展较快（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9.2%，国有工业平均每年增长9.5%），物价稳定（零售物价指数平均每年只上升2.8%），效益较好（独立核算国有工业企业的资金利税率在24%左右），是成功的近例。从当前国有企业面临诸多困难的实际出发，选择这条路子是比较合适的，具体要求是：

　　1、发展的方针。还是提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为宜。“八五”计划曾经指出：“这条方针是长期正反两个方面历史经验的总结”。美国八十年代经济持续七年增长，也得出持续、稳定这样的经验。尤其是我国当前比例失调，迫切需要调整结构，恢复被破坏的平衡，需要强调经济协调发展。现有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方针，因为重点强调是快速，多年的实践证明，快速就不能健康；不健康，快速就不 能持续下来。

　　2、发展的速度。中长期规划设想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以5%左右，国有工业以不超过10%比较恰当。（当然，这是一种没有水份的速度）实践证明，发展速度与经济规模密切相关。如恢复时期，工业规模不大，速度曾高达34%以上；“一五”时期规模大了，速度在18%就很不错了。现在我国的经济规模与过去比，可以说是家大业大了。1998年国内生产总值按美元计算，已达9600多亿美元，在世界排名已上升到第七大国。如果每年增长5%，已超过西方发达国家发展最快的美国理想的速度一倍（美国设想最佳的速度为每年增长2.5%，从长期看，不容易做到。）。假如这样持续稳定发展下去，到下个世纪中叶，我 国的经济实力将由现在大体相当美国的11%多一点，达到相当那时美国的一半左右，居世界第二位，我们的国家将真正富强起来了，这将是一个令举世称羡的了不起的成绩。

　　3、发展的基础。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企业为主导，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可靠经济基础。这个定性要求，相应要求作出定量安排。社会主义公有制 经济与多种经济成分（个体、私营、外资企业）的 比例大体七三开为宜；在公有制经济中，国有企业占50%左右，集体企业占20%左右。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保证经济发展的基础壮大牢固起来。从方法上讲，“一五”计划对各种经济成分的发展作出定量规划，是可资借鉴的。当然，现在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同那时是不一样的。

　　4、发展的目的。从理论上讲，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从当前的实际情况讲，生产相对过剩，必须扩大消费，以加快再生产的循环与周转。现在学美国30年代罗斯福新政扩大基础设施建设，以解决生产资料过剩的问题；但我们对消费资料不能学当时美国把粮食棉花就地销毁，把牛奶倒在海里。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应当提高广大中低收入阶层居民的收入水平，以解决吃穿用等普通商品的大量积压问题。当然也可以学当前美国对高档耐用消费品试行赊销，推行个人信贷等办法来扩大消费，但这只适用于占人口少数的高收入阶层，作用毕竟有限。关于两种改革开放观，邓小平同志在八十年代初期就提出来了，(*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4、229页)江泽民同志在九十年代前后也多次强调过。(*参见江泽民《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89年人民出版社，第11页)一种改革开放观，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认为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一种改革开放观，是背离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要求中国“全盘西化”， 实质就是资本主义化，把中国变成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在近20年来，两种改革开放观在不断磨擦、碰撞和斗争。根据当前经济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和国有企业面临的困难，按照正确的改革开放观、需要对一些政策进行调整，以保证优先发展国有经济。

　　1、 税收政策。首先，实行公私税负一律平等的政策，取消对国有企业（“老大”）的岐视政策，调整对乡镇企业（“老乡”）和外资企业 （“老外”） 的优惠政策。马克思说：“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资本论》第一卷第103页)实行公平税负的政策，在理论上是站得住脚的。然后，按各种经济成分在产值（或增加值）中所占比重承担税收任务。这样，实行公平的原则，国有企业的沉重负担立即减轻了。如1998年近1万亿元财政收入，国有企业不是像以往负担70%以上，而且按产值中所占比重25.5%承担税负，这样就可减少税负约4500亿元，国有企业就马上搞活了。

　　2、财政政策。目前我们的财政困难已经到了极点。但财政困难并不是因为经济萎缩造成的。决定财政的是经济。现在经济大大发展了，只要采取坚决的恰当的财政政策，肃清“财政赤字无害论”、“通货膨胀有益论”等流毒，马上就可以使财政充裕起来。那种主张改变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既要管吃饭，又要搞建设的财政，也学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样搞什么“公共财政”，取消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职能，是完全错误的。实行真正积极的坚决的财政政策，大力开源节流，加强征管，堵住一切减收增支的口子，第一步，尽快把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98年的12.4%提高到“四小龙”25%的水平，我们的财政收入就可以增加一倍，达到近2万亿元。这样，不仅可以消灭赤字，还可还清一切债务，改变靠借债度日的穷日子。第二步，在下个世纪前几年把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进一步提高到30%，大体恢复到1978年的水平，或者接近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一般在37-40%以上），这样 就可以稳步做到收支平衡，并有较大结余。那时国家有了强大的财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可以办成几件改变中国面貌的大事，也有条件大力支援国有企业重振雄风。

　　3、信贷政策。国家银行贷款要确保优先满足国有企业的需要，这是无可挑剔的。上层建筑维护并巩固自己的经济基础，这是天经地义的 ，任何社会概莫能外。“一五”时期把“国家保证优先发展国营经济”，载入了《宪法》。现在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发展壮大国有经济，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对固定资产投资，现有贷款全部改为国家投资， 即由八十年代的“拔改贷”改为“贷改投”。对流动资金，不再主要由银行贷款并收取利息，改为主要由财政拔款。国家作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对自己所属的企业扩大再生产增拔所需的定额流动资金，是理所当然的。

　　4、开放政策。首先必须明确，以自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这是我们立于不败之地的经过历史检验的重要经验。邓小平同志在《我国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中提出：“我们一方面实行开放政策，另一方面仍坚持建国以来毛泽东主席一贯倡导的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必须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主要靠自己的艰苦奋斗。”并且一再强调，“中国的经验第一条就是自力更生为主。”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406页)根据这个历史经验，总结近20年对外开放的实践，我们不能开放无边，把发展经济的希望寄托在对外开放上。我国经济的发展，面对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作为一个现在拥有12亿5千万人口，96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经济规模已居于世界第七位的社会主义的大国，必须以国内市场为主。不能象那些小民岛国国家一样，“贸易立国”，以国外市场为主。象头号发达的资本主义大国，拥有近2.7亿人口，937万平方公里土地，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万多亿美元的美国，对外贸易在世界首屈一指，每年有几百亿美元资本自由流出流入，但经济发展仍是以国内市场为主，外贸只占 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0%略多一点。我国八十年代一些经济学家鼓吹发展外向型经济，官方对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提出“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 。到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加上连续六年经济增长速度缓慢回落，面对重重困难，官方才提出扩大内需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把扩大内需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性方针和基本立足点，把经济发展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参见《人民日报》1979年1月12日署名文章《扩大内需：一项重要的战略方针》。作者郑新立，是国家计委的发言人)由此可见，深入认识我国的基本国情，掌握正确的政策，是要通过反复实践才逐步达到的。既然如此，为了给国有企业未来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关于对外开放的政策，要从国家的全局利益出发作某些必要的调整；不能只从部门或地区的利益出发，把开放作为政绩来改核，强迫达到局部利益的目的。

　　对外贸易：在出口方面，面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普遍衰退，美国经济尽管前一段时间一枝独秀，增长较快（去年增长3.9%），但今年下半年将放慢经济的脚步。这样，我们不能把经济的增长寄希望于国外市场。近几年内经过努力开辟新的市场，实现出口多元化，保持现有的出口规模1800多亿美元不再下滑，已是很不容易的了。进口方面：应当严格控制，凡是国内能生产的就不要进口，我国不能单纯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商品销售市场，让洋货抡占了国有企业的市场。已经失去的部分市场，应当采取措施有步骤地收回失地。我国不能无条件地加入世贸组织（WTO），要从国家、民族利益的立场考虑一下利害得失。即使是西方发达国家这些世贸组织的成员国，也经常爆发贸易战，保护本国的利益。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更应学会保护自己。利用外资：不能再盲目相信西方新自由主义了，让外资自由放任地流入，多多益善。我国目前资金过剩，银行存大于贷，有钱贷不出去；又已连续多年资本流入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对此有人以此自夸，炫耀开放的成绩。殊不知美国既有资本流入，又有更多的资本流出，在他们那里资本是自由流动的。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在资本大量流入的同时，基本上没有多少流出。我们不能单纯成为发达国家的投资场所，成为他们攫取利润“最舒服的地方”。(*日本丸红公司的老板大资本家春名和雄说：“资本愿意流向最舒服的地方”)否则，便会像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指出的变成殖民地经济了。

　　总之，我们应当努力避免选择错误的改革开放观和发展观，使国有企业免遭灭顶之灾。我们应当坚持正确的改革开放观和发展观，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按照十五大精神，开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新局面，使国有企业不断发展壮大，重振雄风，保证在下世纪 中叶实现第三步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民主、富强、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 (1999年9月)

注：资料来源均为国家统计局：
一、《1998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1)P.17，(2)(3)P.20，(4)(6)P.4，(8)(10)P.18、19，（13）P.8，（16）（26）（35）P.53，（25）P.23。
二、《1998中国统计年鉴》(2)P.38，(5)（18）P.35，(7)P.272，(19)P•38、347，（21）根据P.433工业总产值环比指数换算成定基指数计算得出。（22）P.301，（23）P.469、465、466、467，（24）P.921，(25)P.29，(27)（28）P.55、269，1998年数摘自财政部长项怀诚1999年3月6日在九届二次人代会上所作的预算报告。
（29）P.191，(30)P.275。
三、《国民经济统计提要（1949-1979）(9)(11)根据P.116数字计算得出。（12）（14）P.138、139、147、149、152，（16）根据P.25、26，83、84计算得出。
四、《国民经济统计提要（1949-1988）》（25）P.81。
五、《国民经济统计提要（1949-1989）》(8)根据P.43、44计算得出。（15）根据P.102、103计算得出，（17）根据P.23、24，83、84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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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作者新书《国有工业企业改革及其比重问题研究》中一部分，该书2007年12月出版，定价15元，书店有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