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公夜话：毛泽东对改革、开放的贡献　　

　　

修自行车的师傅总能针对不同的毛病在不同的阶段选用不同的工具。对一个自称“摸石头过河”不会修车的人来说，即使选到了得心应手的工具很快修好，也不能说自己创造了某个工具，修坏了更不能把责任推到创造工具的人身上去。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的表像，我们会发现每每关键时候都是毛泽东思想这个理论工具偶尔闪闪发光。　　

一、“容许少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共同富裕”。　　

建国后走工业化道路是毫无争议的选择。雏形的乱摊子基本是需要农业产品为原料轻纺等行业。当时的农业连提供几亿人口的口粮都成问题，为工业可提供的原材料屈指可数。“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就是要牺牲部分农民眼前利益尽可能满足工业需求。在稳定农业的基础上，优先快速发展工业和城市，通过市民收入的增加和城市人口规模扩大不断提供新的就业岗位从而逐步带动国家整体实力的提高。这里面还有一个与今天不同的情况，当时农村人口年龄、性别结构不合理，青壮年男性稀缺。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下，不可能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需要消化。这种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策略是一种经济结构上的战略调整。是通过有计划、有步骤的经济实现真正共同富裕的必经阶段。　　

反观邓的“容许少数人率先富裕起来”，其理论基础是“奖勤罚懒”、解放生产力。我没有经历过大跃进时代，按现在主流学者的说法“懒汉遍地”、“饿死五千万”，显然是经不住推敲的。古语说得好“饥寒所致，则不顾廉耻”那有那么多懒汉存在？五千万差不多相当于我们身边随处可见共产党党员的总数，那要死多少人啊，至少上年纪的老人们说得没那么夸张。不过七十年代，出现了社队办企业和农民进城以实物换粮票、实物票的现象，说明工业开始有反哺农业的能力，城市人口对农产品有了多样化的需求，农业开始有了剩余产品，没必要再严格平均分配保证不饿死人。毛的政策有松动的迹象，不再搞所谓“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禁止农民侍养食用家畜提供给富裕人口政策，城市人口也开始利用剩菜剩饭养个鸡、鹅什么的改善生活。但个别城市还有打狗队存在，其出发点仍然是不容许富人的奢侈占用紧张的粮食资源。　　

生命自然法则没给毛大的政策调整机会。邓公的“勤劳致富、容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率先富裕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提法听上去也不错。但劳变成了“捞”，先富起来的恰恰是具有在分配领域一言九鼎的领导阶层及其亲属。从别人碗里、兜里巧取豪夺迅速致富本身不创造财富，何来的共同富裕？两极分化是必然的唯一出路了。　　

二、计划生育问题　　

人们习惯上喜欢把“节制生育”和“计划生育”对等起来看。计划生育准确地说应该是有计划的生育控制人口规模。毛时代是鼓励过人们生育，但后期也节制过人们生育。这都是计划生育的一部分，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中国落后的原因简单归到毛鼓励生育上了事。半个世纪的战乱过后，鼓励生育是为了解决低生产力水平下农村青壮年男性劳动力资源稀缺的问题。连部分军队都搞起军垦，可见当时社会对青壮年男性无处不缺，需要身兼父亲、军人、农民数职。五、六十年代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必然会打乱人口年龄结构的自然比例，需要在以后逐步调整。连愚公这样的傻瓜都会这么想，只是个介入时机或入场点的争论。无需那个生了很多孩子却让别人节育的“马眼粗”指手画脚。文人们只有自己利益受损，才会和政治家唱对台戏。如今的主流精英大唱赞歌、草根学者牢骚满腹，网友们还看不明白这一点吗？爱国也好爱人也好双方必须达成利益共同体，爱国只不过把是“大多数人”利益和国家利益捆在一起的代词。事实证明，正是毛泽东本人最早提出开始节制生育的，邓公南巡讲话中的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84——88年，仅仅是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口在经济紧缺环境下全部走上就业岗位，普通家庭五口人全部工作，没什么需要赡养人口的短暂辉煌罢了。对第一个高峰期出生人口的婚育年龄进行限制，只不过是一次主动修正问题。　　

　　

三、社会保障问题　　

首先是国家安全保障问题。毛时代的“两弹一星”和对亚非拉小国的经济援助以及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交好，基本上使帝国主义国家投鼠忌器，东欧的屏障也成功地阻挠了欧美资本主义势力的东扩。　　

其次，农业保障问题。依靠集体的力量大搞农田水利建设，确保了粮食常年产量稳定，即使所谓“毁林、毁草种田”、大面积开垦荒地，放弃某些人的特权，禁止用个人余粮饲养肉用家畜、幵私人小片荒、统购统销、相对平均分配食品等措施，完全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尽快提高粮食产量，不分贵贱、高低确保不饿死一个人。生存权，这才是首要的人权，和西方的所谓“普世价值观”并没有冲突。为什么在当代精英嘴里这都成了毛泽东的罪过。美国、澳洲的工业大开发，不也强制很多土著居民改变原有的生活方式，破坏了大量的原始生态环境。某些人对富裕起来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土著居民道歉津津乐道，好像他们多么民主、讲人权，这些人才是真正“吃肉骂娘”的主儿。其实和我们如今恢复草原、森林植被、保护野生动物一样，是一种有能力后的应有回馈。没有暴力、血腥，毛当年做的要比这些国家高明的多。　　

再次，工业保障问题。毛时代是以国营全民所有制为主的，受资金和资源、技术限制工业品生产满足不了人们的需求，根本也不存在销售困难的问题。所有的资源、资金、技术人员都可以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无偿调拨使用，做到“人尽其才、物尽所能、财尽其用”全国一盘棋，最大限度地提高工业品产量、质量保障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这不正是后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核心思想吗？整体上讲，并没有后来指责的“压制技术人员创造力”的可能，“两弹一星”就是依靠全国支援造出来的。后来的“星期天工程师”不过是小知识份子捞取外快的借口，不足以完全推翻毛的知识分子政策。　　

最后，公民的社会保障问题。那个时代生产力水平低下，穷人们要吃饭、社会要发展，必须有个和谐、安宁的幸福环境，激发人们的大干社会主义的热情。所有职工的住房都有所在单位廉价提供、子女就业也和现在精英充斥的文化娱乐界差不多很多家庭成员都在一个单位工作，个人利益完全融入企业，企业又和国家利益捆在一起，你不爱国行吗？由于个人的荣辱关系到一个家族在企业的社会地位，人们都能自觉地用通认的价值观约束自己的言行，手握重权的人也不敢轻易腐化、堕落。劳资双方完全是对等的利益共同体，再苦、再累也没有给别人打工的感觉。拿着很少的钱、生活无忧地享受着社会发展给自己带来日益增多的利益。93年以后的企业改制，带来的一系列劳资对抗、矛盾激化，根本原因就是我们没有找到一条个人利益和企业利益很好的结合到一起的新制度取代旧制度。要知道，即使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更多的经济危机高通胀后，他们也懂得养猪需要饲料的原理，而国内老板们仍然习惯于把工人的未来交给国家去负责，自己只想从改革中索取，未曾想过一点回馈。政府为了自身的财力保障默许不良企业法人对职工利益巧取豪夺。卖了猪饲料，才想到快没猪肉吃。如今全面开展的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开拓就业渠道，实际上就是一种无奈的补救措施。但大宗财力已经控制到私人资本手里，与虎谋皮难啊；教育和就医问题。毛时代受国力限制大学教育不是很发达，但普及性基础教育像如今的政府抓财力那般当成政治任务来抓的，每逢开学老师们会深入村间地头、厂矿街道督促每一个家长让孩子及时入学。实在穷得会免除学杂费。不需要“希望工程”照样也没有随意辍学在家的孩子。真正做到了“一个不能少”。学校也不会为经济利益容许不合格的孩子升级毕业的。现在取消留级制度无异于工厂把残次、废品推向社会，是一种极其缺德不负责任的行为。我想问那些教育界人士，你们有什么脸要求增加收入、指责市场消费中到处充斥的假、冒、伪、劣商品呢？那时学校除了学课堂知识外，经常组织学生学工、学农、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培养了一大批能讲会用的社会适用人才。可能那个时代社会活动偏多了些，我们把责任完全推到领袖身上有些不公，毕竟他不是具体事物的组织者。但如今改的完全脱离实践的应试教育，已经使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不行。近年来，鼓励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呼声越来越高。如今的教育投入、教师工资倒是涨得离谱了，反观成果少之又少。大师们是民国或文革时代培养的，年轻拔尖的人才不是自学就是海归派。科技、文化领域的创新成果远远低于六、七十年代。再说说就医问题，中国是个以农业人口为主的人口大国，毛泽东早就说过“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城镇职工不仅自己享有公费医疗，即使家属、子女也可以报销50%。大小医院全部是吃财政补贴的纯福利机构，尽管没有气派的新楼和豪华的装修，每个医院还常年外放职工活跃在农村尽可能地多催收回些农民欠款。但绝没听说过那个医院因为病人穷死在医院的惨剧。大批活跃在农村的不脱产赤脚医生，基本把一些常见病都消灭在了基层，很多地区甚至是免费做这些的。既减轻了大医院的压力，又为患者节省了大笔的食、宿、行费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医院名义上还是纯福利机构，但不断有建国功勋、劳模因缺医药费惨死在医院的报道出现，使得很多人把钱看得比国家利益更重要，不择手段地挖社会主义墙角一夜暴富。近年，国家开始部分恢复全民低保、医保举措，但覆盖范围比毛时代要小的多。　　

所谓的和谐社会，傻子都看出就是弥补改革对民众的亏欠情结。仔细观察你会发现所有的措施都是毛泽东当年使用过的理念。可笑的是那些精英，接轨时把国家接了个乱七八糟，明明是应用了毛泽东思想修正，偏说自己还是在和世界接轨呢。　　

接就接吧，一群掩耳盗铃的狗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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