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81年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进行了一场伟大的革命，数百万仁人志士在这场革命中付出了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最终这场革命缔造了一个伟大的新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让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的新国家。

30年前，同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个伟大的国家和人民再次进行了一场伟大的改革。到目前为止，这个国家已经成为一个外汇储备排名世界第一，GDP排名世界第四和市场潜力最大的全球性大国。

今天当我们回顾历史，重新研究这场革命和改革的根本目的的时候，发现它早已经被开国先贤们完美地总结下来了，这就是铭刻在中南海门口的五个鲜明大字：“为人民服务”。这是我们制度设计的灵魂，也是指导我们一切政策和法规设计的出发点，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的最根本的出发点。

大国之所以成为大国，不是因为它具有完美的制度，而是因为它具有不断追求完美制度的能力和意愿。今天我们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不是为了歌功颂德，而是为了“为人民服务”这个根本目的而精益求精。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主动寻找政策与法规设计上的漏洞和差距，把那些可能导致一个大国走向腐朽的东西找出来加以彻底否定和抛弃，这对我们国家在未来3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能更加健康地继续成为一个大国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

这是一个伟大的项目，需要众志成城，万众一心。但是作为一只“蝴蝶”，我能做的只是抛砖引玉，仅以此文奉献给我所热爱的这个正在建设和谐社会和创新型国家的大国。

一、 由现象引发的反思　　

近年来，我看到了很多值得思考的现象：

现象一：总理问大学校长们：“为什么中国的大学培养不出大师级的人才？”校长们回答：“中国教师的整体素质不行，需要大力引进高素质的人才，提高教师的学历层次”。然而过不了多久，某著名院校的两位“高素质”的引进人才却被“末位淘汰”了。　　

现象二：07年税收申报截止日期到了，全国应纳税的600万人中只有不到170万人的进行了申报，而税务总局的解释是：“登记在册的180万人中已经大部分完成申报，所以政策的执行是成功的”。

现象三：高校BBS推行实名制以来，校园BBS变“和谐”了，因为上校园BBS的学生大幅度减少了。而与此同时，没有推行实名制的校外甚至国外的BBS上的中国高校学生人数大幅度地增加。

现象四：最近银行业协会叫停了跨行查询收费，有学者却说这是闹剧的开端。

现象五：央行宣布：电话欠费纳入信用记录 将影响贷款。与此同时，没法办理异地电话停机的很多中国人都将因为停机期间的电话欠费而面临信用危机。

现象六：　2007年5月24日　，财政部官员对媒体称：“近期没有提高印花税的消息。”随后　5月30日　“半夜机叫”，股市印花税突然提高200%，股指应声大跌。

现象七：针对广大网民对“ATM机提款案判决”的质疑，工行行长对记者说：“工行是弱者，希望大家为工行说话”。

现象八：2001年，专家们提出国有股减持10%用于社保基金的政策，结果导致股市很快由繁荣变成漫漫熊市。

以上现象，有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让人看了之后如梗在喉，如刺在胸，却又无法一下子说出个道理来。其实在这些现象后面隐藏着一个深层次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一种观念，一种腐朽过时的正在干扰着这个国家政策的制订、修改和执行的观念。正是这个原因，引发了我对改革开放30年以来政策与法规设计方面一系列问题的深刻反思。这些问题包括：政策设计观念对于大国的兴衰具有什么样的影响？判断政策是否腐朽的标准是什么？中国未来的政策与法规设计机制应该如何构建和选择？

　　

二、大国兴衰中的政策设计观念问题　　

回顾历史，古今中外，从汉唐盛世到罗马帝国的崛起，从欧洲工业革命到美国世纪的到来，每一个大国在走向强盛的过程中，都伴随着一个强有力的先进政策设计观念作为支撑。比如汉朝的崛起归功于文景之治中所采取的“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的黄老治术；唐朝的崛起归功于贞观之治中“以民为本”的思想；罗马帝国崛起的背后则是深入人心的罗马公民权观念；欧洲工业革命伴随着“自由、平等、博爱”的政策设计理念；美国世纪的到来则离不开起决定性作用的罗斯福新政，其中的政策设计理念是以“使人们能够重返工作，使我们的企业重新活跃起来”为目的的“救济、复兴和改革”。这些导致大国崛起的先进政策设计观念归纳起来有三个特征：第一，它们是符合最广大人民利益和国家最高战略利益的；第二，它们是有利于减少社会冲突，增加社会和谐的；第三它们是符合当时的时代发展规律的。

反过来看，古往今来的大国，在衰落时也通常伴随着一个失败的腐朽政策设计理念。以前苏联的崩溃为例，休克疗法和精英主导的政策设计理念是那个年代最流行的说法，休克疗法的本质是以牺牲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为代价，快速达到改革目标的一种改革思路。而精英主导改革的本质，则是精英阶层寻找绝对权力转化为绝对腐败的途径。至于罗马帝国的衰落更是来自于暴政思维，在这种思维的主导下，罗马皇室荒淫无度，行省总督横征暴敛，贪污腐败，兵匪横行，小农破产，沦为隶农，最终导致罗马帝国的衰落。归纳起来看这些腐朽的政策设计观念也有三个特征：第一，它们的出发点是为了特权阶层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第二，它们是以牺牲一部分人甚至是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的，是增加社会冲突，减少社会和谐的；第三，它们是不符合当时的时代发展规律的。

由此可见，先进的观念可以造就一个大国，腐朽的观念可以毁灭一个大国；先进的政策以民为本，腐朽的政策以少数特权者的利益为本；先进的政策导致和谐，腐朽的政策导致冲突；先进的政策符合时代发展规律，腐朽的政策违背时代发展规律。

　　

三、人性的弱点与本位主义观念的危害性　　

那么腐朽是如何造就的呢？从政策制订的实际过程看，可以说是腐朽的观念造就了腐朽的政策专家，腐朽的政策专家又造就了腐朽的政策机制，腐朽的政策机制最终造就了腐朽的政策执行结果。

判断一项政策是否腐朽的首要标准，是看其是否存在不当需求。不当需求来自于人性的弱点，而人性的一个重要弱点就是：喜欢从不当的个人利益出发，贬低自己不擅长的领域和抬高自己擅长的领域，故意歪曲事实，达到损人利己的目的。就拿治病来说，针对一个自己无法解决的病，很多西医医生往往会对病人说中医也没办法，即使有中医治好的案例摆在面前，他也会拒绝承认。这种基于人性弱点而产生的不当需求，我们称之为学科本位主义观念，一种为了一亩三分地的个人学术利益需要，而失去客观公正的学术道德与责任的观念，正是由于这种观念的存在，“中医是伪科学”这样的伪命题，才会得到很多富有这种鲜明人性弱点的人支持。

当学科本位主义者同政府或各机构组织内下级单位的局部利益需要相结合时，就会形成以追求部门利益最大化为根本目的的部门本位主义观念。无论是学科本位主义还是部门本位主义，一旦以政策法规的形式上升为国家意志或组织整体行为，就会导致损害国家或组织最高利益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腐朽机制产生。这种以政策专家身份参与政策法规讨论与制订，并误导国家政策的本位主义学者，便被广大人民群众痛恨地称之为学贼。学贼的特征通常是智商很高，带有权威的光环，拥有话语的垄断权，不仅擅长用哗众取宠的语言避重就轻地赢得掌声和支持，也擅长用歪理邪说和朝三暮四的手法误导领导、愚弄群众，具有极大的欺骗性。但是学贼通常都掩盖不了三个典型的人性弱点：一是极端个人主义，为了不当得利和不可告人目的，可以弄虚作假，不择手段；二是辩论问题时喜欢就人不就事，转移焦点，混淆视听；三是只能靠形式主义做文章。

学贼虽然是个别的，但对国家的危害却是很大的。一个基于腐朽的本位主义观念的学贼对政策的误导，绝不亚于一万个腐败分子带来的损害。对学贼来说，通过出个馊点子来拿一点咨询费是容易的，但是造成的全局性损害却是灾难性的。比如代表银行利益的某些学者为一项关于房贷提前还款收费的新政策提供咨询，收费本身对自己有利，就说是国际惯例，表示可以支持；而收费的前提是固定利率，对自己不利，就说是中国国情不能支持。结果学者们自然是拿钱走人，而该政策一旦出台却不知要使银行利益集团从广大老百姓身上榨取多少不当得利。

学科本位主义者对政策的误导不仅体现在政策的制订环节，也体现在政策的修正与听证环节。建立科学有效的政策法规听证机制和纠错机制，本是解决本位主义思想错误影响的根本途径，但也是最容易受到本位主义者破坏和阻碍的领域。比如，当某条错误的法规在现实中造成非常荒唐的后果后，某些学者在评价时往往只谈违法者或执法者的错误，始终不愿意正面回答“当法律错了的时候，怎么办？”这个问题，相反惯用的语言却是“这条法律本身是没有错的，出发点是好的，问题是出在执行的环节”等云云。所以彭宇案、ATM机取款案所反映出来的法律本身的问题，到现在迟迟不能得到解决；所以才有色厉内荏的所谓法学专家站出来义正词严地指责那些打出“飞车抢夺者当场击毙”标语的警察违法；所以即使是因打死了人大代表而暴露出明显漏洞的城管法规问题，也居然会有学者为之进行避重就轻的辩护；所以到目前为止，只有收容遣送制度是因为孙正刚事件导致民愤极大而被实际废除的。再比如“取消五一黄金周”的听证中，一些学者为了拿点部门的咨询费，不惜在网络问卷调查上再次玩弄朝三暮四、避重就轻的伎俩，规避反对声音较高的“取消五一黄金周”的直接调查，把广大网民当猴耍，然后再将这种经过强奸之后民意调查作为上报决策的依据，误导政府通过。结果08年五一黄金周的运输压力一下子转移到春运上，使得春运压力出现前所未有的增加，再加上大雪冰冻灾害的影响，08年春运被迫崩盘。

然而，一个腐朽的机制正如一场大雪灾，没有人能在其中独善其身。即使是那些支持它，甚至制订它的人也将最终受到损害。学科本位主义者对政策的误导，类似于文艺流氓对女明星的玩弄，文艺流氓为的是个人的性趣，学科本位主义者为的是一亩三分地的学术利益，文艺流氓说着动听的谎言，学科本位主义者打着正义的旗号，文艺流氓造成了强奸广大粉丝感情的既成事实，学科本位主义者造就了损害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腐朽机制。但是东窗事发之后，无论是学科本位主义者还是文艺流氓，他们都将面临身败名裂，人人喊打甚至“追杀”的后果，过去的“四人帮”和今天“艳照门事件”的始作俑者就是最好的证明。

彻底整治本位主义观念在政策法规设计与制订环节中的错误影响，还是任由其泛滥发展，是国家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必须作出的最根本和最重要的战略取舍，虽然这是最复杂也是难度最高的取舍。作出这样的取舍，之所以艰难，是因为人性的弱点是普遍存在的，包括本人在内都不可能完全避免和克服，所以这一方面需要每个人，特别是做学问的人，能经常发挥伟大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及自我反省的精神，闻过则喜，作到吾日三省吾身，努力做一个有良知的学者，避免成为狭隘自私、祸国殃民的学贼；另一方面国家要从机制上入手，通过建立科学严谨的利益机制和约束机制，尽可能地引导和保证每个参与政策设计的学者站在国家最高利益和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立场上，客观公正地提供科学严谨的建议。

　　

四、“基于冲突”的政策设计观念与苛政的成因　　

判断一个政策是否腐朽的第二个标准，就是看其是否增加社会冲突。中国的根本问题在于惟恐天下不乱的人太多。当今世界上有很多人都希望中国乱，海外有各类反华组织和势力，有“一运一功”，有“疆独”、“藏独”等分离主义势力，台湾有“台独”，但是这些都成不了气候，并不为惧。真正值得我们担忧和害怕的，应该是国内那些持有“基于冲突”的政策设计观念的本位主义者。

基于冲突的思想就是通过增加社会冲突（比如过度竞争，高税率，强行下岗，强制拆迁），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甚至大多数人的利益来换取社会整体效率提高和“政绩”的一种机制设计思想。这种思想从本质上讲是腐朽的，是包括社会主义在内的一切理想社会都反对和唾弃的一种社会形态。由于历史的原因，这样的思想在过去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也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有不得已的原因，但它绝对不是也不应该是改革开放的最终目的。而当这种带有腐朽基因的思想成为本位主义者的政策工具时，它就不可避免地进一步演化成一种与民争利的“苛政”思想。

任何一个腐朽的政策建议，都有一个光面堂皇的理由，不会自称苛政，但是却掩盖不了与民争利的本质。现在的很多政策，都是打着杀富济贫的名义出台的，但是杀富济贫的本质，是剥夺穷人致富的希望，却冠以公平的外衣。按照杀富济贫的逻辑，穷人一旦变富了也会被杀，所以杀富济贫的本质还是一种与民争利的苛政思路。以个税为例，在国外，发展速度快的发达国家和地区都是采取低名义税率，即使是发展速度慢的发达国家采用的高税率也是跟高福利保障挂钩的，而中国在福利不高，发展速度很快的情况下，采用高达45%的最高边际税率就是一种很不科学的个人所得税率。这样高的税率，只能让富人选择逃税或者避税，同时也增加了穷人致富的难度和成本。而为了维护这一不合理的个税体制，而强行推行以惩罚为手段的个税申报制度，更是一种劳民伤财的增加社会冲突的腐朽政策。再以正在酝酿中的物业税政策建议为例，光面堂皇的理由是为了降低房价，本质目的却是增加国家税收，税收的来源本质是让已经拥有房产的人，还要为自己的房产向国家交纳租金。显然这是政策设计中的一种不当得利，而且在国家当前财政收入比较充裕的情况下，还是一种国家并不必需的不当得利。此外，这项政策的后果将是把房产这一本来社会稳定器的属性，转变成一种增加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因为对于未来的失业者来说，失业意味着失去房产。这样的政策建议不是苛政，还是什么？

既然是苛政，权力部门为什么还要不遗余力地去怂恿国家推出呢？原因在于，苛政的本质是权力部门扩大寻租空间的工具，是滋生腐败的土壤。例如，高名义税费下的税收体制，可以让绝大多数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处于事实上的违法状态，因为不逃税和避税实际上是不可能生存的，过去政策设计中的一税（国税）轻，二税（地方及特权部门苛捐杂税）重，三税（各种名目繁多的收费）是个无底洞，就是一个例子。但是这反而为税务部门的寻租行为提供了合法的外衣和渠道：经营者通过让渡部分利益换取税收征收上的“优惠”，两者“互惠互利”，损失的却是国家的税收。而一旦经营者拒绝提供这种“便利”，有关部门还会在法律容忍的范围内，借助名义税负远远高于实际税负的条件，根据名义税率严格征税，对经营者进行打击报复，比如最近发生的某地方税务部门逼走外资的事件。再比如，现在有一个恶劣的趋势是，很多管理部门正在不断以规范和加强管理为名，染指那些利润相对较高的市场新机会，在每个行业中，只要企业能赚点钱花，第二天就有新政策出台加强管制。前不久信产部和广电部联合出台的《视频网站国有化令》，就是一个打着光面堂皇的理由行与民争利之实的典型。中国的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创业难，难就难在各种税费太多太杂，创业成本尤其是创业的交易成本太高，近些年来有上千万个体工商户停业破产就是证明。创业的企业少了，就业的渠道也就少了，反过来又增加了提高就业率这一政府工作的难度。

由此可见，虽然苛政猛于虎，但是对大多数人的苛刻却往往能为少数人带来利益。这种利益可能是微不足道的，是一亩三分地的小利，但是对整个国计民生造成的损害却是广泛的、深入的、持久的，甚至是灾难性的。按照系统论的观点，部分支体的溃烂腐败弄得不好会导致整个机体的溃烂腐败甚至败亡。因此国家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必须作出的第二个战略取舍就是：要么按照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在政策设计中真正把基于“冲突”的“与民争利”的腐朽观念，彻底地转变成基于“和谐”的“让利于民，放水养鱼”的先进观念，要么让“冲突”政策泛滥发展成为制度性的灾难。当然，作出这样的取舍也是很难的，因为它需要国家和包括税务机关在内的政府各部门，在正当得利和不当得利之间做出取舍。放弃与民争利的思想不是要让政府放弃征税的正当权利，而是要让政府把用杀鸡取卵方式获得的不当得利，转化成通过放水养鱼方式获得的更多的正当得利，正像取消农业税带来的好处那样。借用06年《美国竞争力计划》中的一句话就是：“政府的作用不是去创造财富，而是创造某种环境——在这样的环境里，企业家兴旺，思想拓展，技术达到新的境界。”所以希望相关部门能够站在国家最高战略利益的高度，切实转变观念，从零和博弈的“冲突”政策设计思路转到共赢共生的“和谐”政策设计思路上，多一点宽容，少一点苛刻，让政策设计制订更加符合人的天性。

五、过时的工业经济时代思想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障碍　　

判断一个政策是否腐朽的第三个标准，是看其是否违背时代发展的规律。今天的中国正处于工业经济时代向网络知识经济时代迈进的阶段，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要求，决定了我们必须要按照网络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规律来设计和制订政策。然而，我们今天的很多政策，包括新出台的一些政策，还是停留在工业经济时代的设计思想上。

在工业经济时代，资源是稀缺的，用的人越多，资源就越少，这个规律是工业经济时代政策制订的依据和前提。所以很多政策如：竞争上岗，末位淘汰，专业分工，产权保护，行业管制等都是工业经济时代的产物。但是在网络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作为一种资源，不再是稀缺的，用的人越多，知识不仅不会减少，反而会越用越多。知识可以作为消费对象、投资对象或生产成本进入社会经济周转，咨询、金融、法律等完全依赖于知识的生产活动被独立出来，成为专门的行业。这个规律是知识经济时代政策制订的依据和前提，但是遗憾的是我们今天的很多政策，还是被本位主义者们简单粗暴地按工业经济时代的那套照搬过来，造成了很多荒唐可笑的结果。

在企业激励政策方面，以竞争上岗为例，在工业化生产组织中，岗位与稀缺的生产资源挂钩，实行竞争上岗是有必要的，但是在岗位与知识资源相挂钩的科研教学单位中再实行竞争上岗，就显得非常荒谬了，这充分显示了这些单位政策设计和制订者的无知和形式主义作风。再比如末位淘汰，在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实施末位淘汰是可以找到量化依据的，但是在知识密集型的教学科研单位中，实施末位淘汰由于很难找到科学的量化依据，结果往往成了形式主义主导下的无原则淘汰。淘汰的规则是由上级领导根据自己的喜恶按需制订的，结果被淘汰或者被排末位的往往是最好的员工，因为不把最好的员工淘汰，下一个被淘汰的就该是领导自己了。实际上当年IBM曾经末位淘汰了三个人，一个到了INTEL，成了INTEL的总裁，一个到了微软成了微软的总裁，一个到了思科，他的名字叫钱伯斯。今天最好的IT企业，如GOOGLE、思科和微软都没有采用这种腐朽的过时的人事政策，而是采用更符合知识经济时代规律和以人为本精神的团队考核机制，产生的业绩往往以指数级速度增长，远远高于同行中那些实施所谓的“减员增效”的末位淘汰制企业。当实施末位淘汰制的北大光华学院的管理者在末位淘汰了最好的两位教授之后，也终于在07年底品尝了这种腐朽机制所带来的恶果——全体教职员工一致对他说不！北大光华的这个教训实在是对正在盲目跟风效仿的其它院校的一种无情嘲弄，它证明了任何违背知识经济时代规律的“冲突”政策，只能带来分裂，不能带来团结；只能阻碍进步，不能取得成功；只能成为形式主义者和本位主义者的游戏，不能成为发扬求真务实精神和创新精神的土壤。它也再次证明了“一个腐朽的机制最终也会损害到支持它甚至制订它的人的根本利益”这一颠簸不破的真理。

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打击盗版制造者是必要的，但是打击盗版使用者就未必正确了。实际上，通过打击盗版使用者来保护知识产权的政策是在延续工业经济时代的思维方式。实践证明，这种方式是行不通的，如果真是按照这种方式严格执行的话，阳光和空气都将不再免费，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将因侵犯微软的版权而被投入监狱，这是非常荒唐的。遗憾的是，还有少数学者在为这个荒唐的法律后果喝彩和辩护。再比如对于电信垄断部门禁止用户使用ADSL共享上网的不合理做法，公安部门往往积极地甚至越权地给予保驾护航，而对于因工地爆破受到影响的居民们事关生死的诉求却不闻不问。这些都是典型的过时工业经济时代法规在本位主义者操纵下的执法错位。

在行业管制方面，两部委联合颁布的《视频网站国有化令》，不仅体现了部门本位主义对政策发布权利的滥用，也体现了工业经济时代行业管制思维方式对中国互联网产业发展的阻碍。在校园BBS实名制出台过程中，那些工业经济时代思维模式的本位主义政策制订者，由于不懂得“人们在现实中用真名说假话，在BBS上用假名说真话”这一网络知识经济时代的客观规律，导致实名制BBS实施一个死一个，不仅没有如想象的那样达到加强管理的目的，反而把本来可以管理到的网民推到了管不到的其它BBS，也葬送了高校BBS这一有效的群体创新活动平台，给网络知识经济时代的中国高校科研创新活动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和破坏。

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营造创新友好的环境，尤其是需要营造符合网络知识经济时代规律的创新友好的环境。一个创新友好的环境首先是建立在尊重知识、尊重规律的基础上的。为什么美国的教育政策可以使最低工资吸引最优秀青年从事教师工作，可以使最优秀的人才不愿意离开教师队伍？为什么末位淘汰制淘汰不出中国的F22？原因就在于创新需要的是兴趣和热情，而不是生存的压力。基于生存压力的创新是不可能持久的，也是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原始创新和大师级人才的。此外，创新也是不可以标准化的，用标准化的形式主义手段去规范创新，只能是对创新的扼杀而不是促进。目前有的高校搞的教学评估不是把主要精力放在抓特色教学、抓创新上，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到如何用简单、量化的标准来“规范”教学科研活动上，不管理由有多么的光面堂皇，但是实际上已经对正常的教学科研活动造成了破坏性干扰和阻碍，并被形式主义者利用成为操弄“政绩”的游戏工具。

所以，国家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必须作出的第三个战略取舍就是：要么学会按照网络知识经济时代的规律制订符合时代需要的政策，要么继续按照工业经济时代过时的思维方式制订不符合时代需要的政策，然后坐视国家创新能力与国外的差距越拉越大。作出这样的战略取舍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说不难是因为掌握网络知识经济时代的规律本身并不困难，难的是真正地按照这种规律去制订政策和执行政策。这就需要懂得这个规律的政策制订者和执行者本身不仅是创新型人才，也必须是创新友好的管理型人才。然而现实中创新型人才往往并不等于创新友好的管理型人才，所以这就要求每个制订政策和执行政策的创新型人才都要加强自身的人文修养，懂得如何克服自身的人性弱点，避免其对自身政策设计思维的影响。国家在选拔人才时，也要注重考核他的创新友好程度，并制订相应的科学合理的激励措施。

六、大国政策设计机制的科学构建和选择　　

为了使我国在未来3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继续保持繁荣昌盛的大国地位，我们有必要选择和构建科学的政策设计机制。这个新机制的根本任务在于保证出台的政策符合最广大人民的需要和国家最高战略利益的要求，符合增加和谐、减少冲突的目的，符合知识经济时代的规律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同时有效地克服本位主义、基于冲突的政策设计思想、过时的工业经济时代思想等三个腐朽观念对政策设计的影响。

三个腐朽观念相互作用也相互依赖，但首先克服本位主义的影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因为本位主义是导致社会冲突，减少社会和谐的根源，也是阻碍中国由工业经济时代迈向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思想枷锁。本位主义思想不能克服，对后面两个腐朽观念的克服就会失去了意义。要有效地克服本位主义，就必须建立政策出台前反复征求民意的科学机制，除了继续加强各级人大、政协、各民主党派等重要民意平台建设外，关键还要建立让民意得到充分表达的网络平台。这样的平台应该允许辩论，允许每个参与讨论的人都获得充分的话语权，包括用匿名说实话的权利，只有这样才能使理越辩越明，才能使决策者们真正深入地了解民意，了解客观事实。此外，基于本位主义目的，采用策略性调查问卷等形式主义手腕来强奸民意的类似做法也是必须严格加以禁止的。

过去判断改革开放中一切工作得失、是非、成败的标准有三条：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现在看来，还应该再增加两条：是否有利于建设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是否有利于创新。只有这样，克服后面的两个腐朽观念的影响才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具体来说，就是要在今后的政策设计指导思想中，融入科学发展的和谐观念和正确认识创新规律的观念；要在政策设计专家的选择上，尽可能优先选择那些具有创新友好特质的学者作为政策顾问，这样的人应该是善于虚心听取意见的，而不是刚愎自用的。要在征求民意的过程中，尽可能地采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与广大意见提供者建立创新友好的互动关系。要在政策设计过程中，尽可能地分析评估政策中是否存在不当需求，是否存在不符合创新规律特别是网络知识经济时代创新规律的问题。要充分估计所设计的政策的可执行性，以及在执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扭曲和偏差。通过实践的检验，制订相应的纠错机制，因为一个有漏洞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一定会严格地朝着漏洞最大化的方向去执行的，比如城管打人、股市再融资恶意圈钱、税收及国有土地部门中的权力寻租等问题。要尽可能充分地估计政策的成本，避免因为打击少部分人的不当得利而损害大多数人的正当得利，比如以家庭为单位进行认证的二套房房贷新政，就是在打击少部分炒房者的同时，也损害了大多数需要正常换房的家庭的正当利益。此外，在科学设计制订政策方面，我们也应该认真学习借鉴一些先进国家的经验，如新加坡的反腐经验，芬兰的廉洁经验，美国的农业补贴政策，瑞典的福利税收政策等。

现在国务院机构改革的实施方案中提出了“三权制约”的原则，即“决策、监督、执行”的三权制约。现在看来三权中最关键的是监督，监督不仅是对政策的执行情况的监督，更应该是对政策决策情况的监督，不仅是对政策执行效率的监督，更应该是对政策执行效果的监督，总之要让监督在中国未来的大国设计政策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过去30年，我国的改革开放基本上是靠摸着石头过河，而今天只要我们下定决心，在克服腐朽观念影响的基础上，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建立起科学的大国政策设计机制，今后的改革开放就一定可以从摸着石头过河转变为看着石头过河，这将是一件富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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