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花夜行军

近一个月来，频频听到关于“感恩”和“不感恩”的消息。一是某国家直属师范院校的校长，在开学之际给校内千余名免费师范新生写信，告诫他们一定要怀一颗感恩的心走出家门，走向社会。一是在某市工会组织的“金秋助学”中，由于五名贫困大学生不知“感恩”——具体表现为不和资助者联络，被取消了受资助的资格。一是在某省，一位妇女好心收留的大学生，不仅不“感恩”，反而杀害了这名妇女，并强奸了她的女儿。

针对这些“不感恩”事件，社会学家孙立平提醒我们注意，“在一个贫富分化已经是一个事实的社会里，我们究竟应当如何对待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关系。”一向是佩服孙立平老师的，但对他的这一友善提醒，却难以苟同。因为一旦根据这一穷人和富人的关系在今天大大成问题的既定解释，事情发生的逻辑就变得异常简单：“穷人”太穷，以至于需要“富人”资助，“富人”呢，即便不是为富不仁，也需要那种被感恩的优越感，穷人则由此仇富，也仇视社会，于是社会上的贫富关系进一步恶化。

在今天，中国社会的贫富分化，自然确凿无疑。不过，把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归咎于这样一种既成事实的“原罪”，对于“穷人”和“富人”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却未尝不是一种失之简单的取巧之法。这样的解释，总是有意无意诱导我们去相信，在这个社会上，已经有了固定的“富人”和“穷人”，他们之间的战争如果可以避免，那也只是因为富人们自觉的努力。然而，问题恰恰在于，果真如此吗？在这一系列不感恩事件中，社会矛盾激化的逻辑当真如此简单吗？问题的症结当真在于“富人”可笑的施恩心理，和“穷人”进一步的去道德吗？

究竟是“谁”需要“感恩”？这样的追问一旦展开，我们就不难发现，真正需要被感恩的，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从事实上讲，都绝不是中国社会中真正的“富人”阶层。一则，即便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慈善事业从来都是为整个资本运转而展开的优质服务，却从不是为某一个穷人特设的款待。越是健全的慈善事业，就越能让资本家和作为食利者的“富人”从中获益。因此，任何一个具有资本主义理性的“富人”阶级，尤其是在他们初兴之时，都不会斤斤计较那份可笑的道德感，撤销和捣毁这一慈善之举，以至于失去自己更为可观的长远利益。二则，不幸被纠缠到这个问题中的中国“富人”，似乎并不必需要太多的举证，就可以撇清关系。就在几个月前，美国福布斯杂志宣布，由于慈善事业还未成为中国企业家的共识，自2007年起取消中国富豪慈善排行榜。而一份相关调查则显示，在中国，慈善事业有近七成是民众的捐赠。尽管这些报道的落脚点，往往在于批评中国社会慈善机制的不到位和不健全——不难看出，这样的批评大都怀了对“富人”最大的善意的揣测，不过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即便在慈善机制不到位不健全的情况下，一般民众的捐款和慈善行为，也远远踊跃于那些有名有姓的真正“富人”。而从网上爆出的那些“不感恩事件”来看，无论是被杀的中年妇女，好心的白领人士，还是其中最最有名的孙俪母女，恐怕都不能算是这个社会中真正的“富人”，顶多只能算是日子过得不错甚至也只是一般的打工人士、普通百姓。如果在现有的社会分析中，这些人也只能被划入孙老师企图批评的中国“富人”的行列，那么“阶级斗争”的“原罪”不仅被一再地扩大化，而且这一扩大化将直接模糊贫富的界限，无端利用并放纵了人们“相对贫困”的心理状态。于是，只要是对社会怀着爱心、有一点同情心且愿意贡献者，不论其实际能力如何，在这样的社会批评里，统统成了“富人”，要替那些真正的“为富不仁”者挨“阶级斗争”的板子。而“穷人”的不道德也一并在这一“扩大化”中暗暗得到理论的支持，由此变得不可避免。

既然如此，那么要求“感恩”和需要“感恩”的究竟是“谁”呢？当社会慈善的主力不是那些真正的富人，而是大多数百姓之时，我们应当看到，一场中国社会自发的保护运动正在贫富差距越来越悬殊的改革进程中悄然发生。而由此产生的“感恩”要求，既不属于个人道德的范畴，也不属于社会的既定规范，而是由这一社会自发的保护运动所产生的一种对道德的必然要求。显然，在这一系列事件中，相关的捐助和感恩的要求，不仅涉及资助者，主办单位，也包括了绝大多数在网上积极发表意见的网友们。在新浪网其后的调查中，83.21%的网友认为“应该取消，不知感恩的人很难期望他们将来回馈社会”，有8.76%的网友则认为“不应该取消，既然主动资助别人，主观上就不应图回报”。真正把这样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及其相关的言论与行为聚集在一起的，早就不是简单的贫富落差和固有的道德义愤，而是在这一轮新的社会保护运动中必然产生的对某一种不同以往的道德的必然要求，尽管实际上这一道德的要求本身并不那么容易确定。因此，无论是对“感恩”的强烈需求，还是对于“感恩”的激烈否定，都只有在这一社会保护运动中，才能够被真正理解。正如通过对英国资本主义发生过程的研究，波兰尼指出，在资本的力量恣意发生时，任何社会都将自发地产生一种保护运动，企图与资本的肆虐相抗衡，寻求整个社会的平衡与整合。一旦挣脱开贫富二元的固有对立，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一系列不感恩事件中，真正推动这事情的发生发展乃至各方议论的，正是这样一场企图在社会断裂之中保护社会的全民运动。

然而，波兰尼同时指出，在历史上，这些自发的社会保护运动，往往形成与资本相配合的双向运动，其最终的结果是帮助资本主义完成它对于社会的整体改造。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要数英国当年的《济贫法》。在此法案之前，贫困并不可耻，乞讨也只是生活方式的一种，英国的工场也因此找不到合适充足的劳动力。在此法案之后，“贫困”成为“穷人”头上一种可耻的烙印，在这一烙印下，人们被强有力的羞耻心和道德感改造着，终于成为符合市场要求和深受资本家们欢迎的“劳动力”。

这一段过去的历史，恰好可以帮助我们更方便地理解这一“不感恩事件”的讨论所特有的两难问题。应该感恩吗？那么这样的意见所树立的，正是一种全然不同于社会主义传统的新道德和新的社会规范，在这一道德和社会规范中，“富裕”成为一种德性，而“贫穷”则是一切耻辱的来源。不应该感恩吗？那么这一说法，也在树立一种新的行为准则，在这一准则中，人们重新回到赤裸裸的弱肉强食的起点，“富裕”不再是德性，而只是一种有待剥夺也必须奋力保护的能力，“贫穷”也不再是耻辱，而是成为不得不抢夺别人的正当理由。面对这一是否感恩的问题，无论哪一种回答，都不会给中国社会带来什么美好的将来，要么是一个小部分人压迫大部分人，要么是所有人之间的战争。

好在在悲观地指出这一类社会保护运动的困局的同时，波兰尼也曾经这样提醒后来者，社会保护运动的盲目性和国家政策性的武断干涉，并不是不可变更之事，整个过程也并非不可扭转的必然。尤其是对于正处于这一社会保护运动发生过程之中的人们而言，他们仍将有所选择。

那么现在，此时此刻，我们恐怕正处在这样的选择的当口。一旦认清了“不感恩事件”作为一种社会保护运动的征兆，认清了它所引发的道德问题与其说是提供了既有的选择，不如说是恰恰证明了当下这两种既有的惯性选择同样的不可行，那么问题也就成了必须重新厘清这一由是否感恩所征兆出来的社会保护运动，到底企图把我们引向哪里？我们是继续忍受这两种同样不可行的惯性的道德选择，还是应该寻找别样的出路？

值得指出的是，较之于济贫法的时代，这个时代有着异常发达的媒体所带来的集体参与。而这，既能贡献现时代里社会保护运动中最为盲目的力量，也将提供重新观察、理解乃至扭转这一运动基本方向的巨大能量。在此情景之中，中国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和相关国家政策的变更，是否始终局限于运动自发产生时的最初冲动，是否具有不断观察这一社会保护运动的自省能力，也就成为这一时代的关键所在。而这其中的第一步，就是放弃孙立平老师这样的观察，放弃对于“富人”和“穷人”的定见。因为历史恰恰告诉我们，我们所处的，正是一个重新阐释和规定贫富的时代，任何以为早有定见的解释，都不过是诱人放弃选择和定义的责权，诱人在时代中弃浆的塞壬的歌声。

2007-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