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产业工人成为新的贫困阶层
——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工业区见闻

新华社记者在黑龙江采访时发现，由于产业工人整体收入水平偏低，他们中的一些人已形成新的特困阶层，备受下岗失业、生病就医、子女入学等等问题的困扰。目前，产业工人因贫困导致的心理失衡等问题，正在许多家庭传播，影响国企的稳定与发展。

一、贫困成了产业工人的影子

记者近日来到中国装备工业基地——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工业园，这里聚集了中国第一重型机械集团、北满特钢集团、黑龙江化工集团等多家大型骨干企业，是典型的因厂而兴的工业区。在偌大的工业区里，记者再也寻觅不到昔日的喧嚣和繁华，街头寥寥的行人与街道两旁集堆的卖菜、卖水果小摊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摊主们一边招徕着稀落的顾客，一边向记者诉说着：下岗就面临着贫困，工厂效益不好，管不了我们了。没有保障，只能靠做小买卖，一个月挣三百元，混口饭吃。

在北满特钢集团的家属区里，记者看到大片低矮的平房。由于这几年企业效益不好，工厂仍有500多户职工住这样的房子。记者随意敲开一家房门，发现那是一间不足15平方米的小屋。49岁的聂建荣是轧钢分厂的工人，由于爱人患有肺病、儿子又得心肌炎，全家就靠他每月500多元的工资度日。聂建荣说，这与前些年相比已经好多了。他所在的工厂从2002年起，连续十五个月停工，欠工人工资达十个月。没有了生活来源，只有靠四处借钱来维持这个家。现在，工厂虽然恢复了生产，但其这些年外欠了1万多元，靠工资还债，太难了！

灰暗、拥挤的居住空间里留给记者最深印象。用木板支起的“阁楼”是聂建荣夫妻俩的卧床，一台没钱修理、因而也无法使用的黑白电视机是屋里唯一的家用电器，残破的天花板上吊着一盏15瓦灯泡。聂建荣说，通常为了省电，他家只开小灯。

二、“工人生不起病呀！”

目前，就医看病已经成了产业工人生活支出的难点，直接影响了这一群体的生活质量。“一人生病，全家贫困。在职工人如此，下岗工人更是如此！”黑龙江华安集团工会主席仲箕才这样描绘当前疾病对普通工人家庭的影响。

30多岁的齐齐哈尔市中天纺织有限公司女工只丹告诉记者，其父2001年从工厂退休时得了直肠癌，先后两次手术花了5万多元。她把自己结婚时的房子都卖了。“我和丈夫都是工人，每月挣的钱加起来也只有600多元，还要养活一个年仅三岁的孩子。除了卖房子卖地，这钱，让我们到哪去弄？”生活的压力让只丹泣不成声。

富拉尔基工铁多数企业由于效益不好，目前已无力为在职职工缴纳医疗保险，至于相当部分的下岗人员就更无人过问了。每当记者向一些下岗工人提及医疗保险时，他们只有报以苦笑：日子维持都成问题，哪有钱交医疗保险？将来得了病，能治就治，治不了就等死呗。

一位下岗工人说：“现在工人看不起病，一般只有孩子得病才去卖药或者去医院就医，至于大人则往往能挺就挺。一个家庭如果有重病人，住一次院，多了不说，就算花个四五千元也足以将一个家庭击垮！

三、“工人家庭的孩子太苦了！”

许多工人家庭唯一的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但高额的教育费用支出使他们难以为继。

北满特钢集团退休工人翁荣宽说，富拉尔基是出了名的穷地方，但教育收费却一点也不低。我孙子上初中每年的学费就2400元，这还不算每月300多元各种名目的学杂费。我们一家都是工人，如今儿子和儿媳都下岗了，找不到工作，天天吃住在我家。孙子刚上初中，学校三天两头要钱，老师说不交就让回家。我每个月退休金才500多元，连生活都紧紧巴巴，但咱就是不吃不喝，也得想办法让孩子上学呀！

齐齐哈尔市中天纺织责任有限公司女子陈丽影说，现在我们既盼孩子上学，又怕孩子上学。盼孩子上学是希望孩子有出息，怕孩子上学是因为咱实在花不起钱。为了攒点钱，我们平时都精打细算；吃菜就买最便宜的大白菜、萝卜、土豆。但到孩子开学时，还免不了要向亲戚借钱交学费。她告诉记者：新学期开始了，刚上初中的儿子因为一时交不上学费，老师当众批评，不想再上学了。“孩子是无辜的，难道就因为父母是穷工人，没有钱，应该跟着受罪？……”陈丽影哽咽着说不下去了。




这些年来，广大职工群众、尤其是产业工人生存艰难，在贫困线上苦苦挣扎着。黑龙江省鸡西矿业集团公司滴道煤矿附近有一个叫“河北”的居区，住着逾千户煤矿工人，这是该矿最大的工人家属区，住房大多是建于上世纪50、60年代，有些墙体已经开裂，破烂不堪。工人们反映，近年来，滴道煤矿一线采掘工人收入最高，月平均1000余元，而辅助工种职工月收入只有三四百元，退休职工退休金五六百元，企业内部退养人员生活费182元，工人遗属月补助金117元，而近2000名集体所有制职工自1992年以来“放假”，大多没有工资收入。矿工王星说：除了一线采掘工，这样低的收入水平养不起一家人。而一线工人，只占全矿一万多名职工的大约1/5。左手食指因工伤残的矿式于井胜，长期在井下开绞车。2003年，他每月工资收入最高的374.26元，最低的290余元，平均约330元。于师傅说：“滴道矿出产的煤质好，建国初期曾传供鞍山钢铁公司炼优质钢。去年以来，煤炭价格上涨了近一倍，可工人的工资一直停留在原来的水平。”粮油价格在普遍上涨（当地的大米价格已从每公斤不到2元上涨到现在的近3元，普通豆油从每公斤6元涨到了9元），这让原本收入就极低微的矿工家庭生活捉襟见肘，家庭最多只能勉强维持生计。而且，由于采掘是高危险行业，一旦遇到工伤事故或患上职业病，干不了一线采掘就意味着全家都要受贫困之罪。在矿区家属区有“三多”：寡妇多、离婚多和光棍汉儿多。离婚妇女王春荣说：“一个大男人连老婆、孩子都养不起，谁还跟他过日子？不离婚才怪呢！矿工生活这么苦，谁家的姑娘愿意嫁给‘煤黑子’呀？”一些中年矿工普遍反映：近些年，生存压力太大。家里上有需要尽孝的老人，下有要抚养、上学的孩子，可工作了20多年，一个男人却养不起家，感到抬不起头来。一位矿工说：“老人知道我日子苦，有病了都不告诉我。这让我做儿子的脸往哪搁？”今年40岁的矿工宋保伟于1992年受工伤，右腿骨折。因生活困难，1997年妻子与其离婚。为供养孩子上学，宋保伟一直坚持在井下工作，他拿到的最高月工资是400元。可眼下儿子要上初中了，学习费用是每年1500元。他哽咽着说：“我家每月生活费不能超过200元，否则，连孩子上学坐车的钱都拿不起了。”由于工人生活普遍贫困，未来就业安置渺茫，工人们只能把破产安置作为国家提供的最后补偿机会。但除去缴纳社会养老保险外，这安置费实在所剩无几了，有的甚至不够缴费到法定退休年龄，更不敢奢望再就业后民营企业主会给工人缴纳保险费。因此，他们普遍认为破产安置费目前已是其全家人解决现实生存困难和维持未来生活水平的全部来源。

如果人民一旦恨透了压迫的枷锁并想结束它，就不应该对人作战，而是要对私有财产作战。

推翻旧的事物就是革命；因此进步只有通过革命才可以实现。革命万岁！

————[德] 威廉·魏特林 《和谐与自由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