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王彬彬对刘禾的批判
也谈王彬彬对刘禾的批判
2010-07-25 17:59:48 来自: 金刚伏魔
最近比较关注汪晖-朱学勤涉嫌抄袭事件。前几天恰好看到董健谈汪晖事件的文章，其中说到王彬彬对刘禾的批判：
董健：刘禾在前年也被批评汪晖的同一个人王彬彬批评过。王彬彬在《文艺研究》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指责刘禾学风不正。王彬彬的这篇文章写得非常扎 实，对刘禾的批评下笔狠，说她的学问是“花拳绣腿”，举的例子也全是过硬的例子，刘禾完全没法反驳。比方说，刘禾误以为“科学”一词是中国古代就有的，而 实际上是日本人翻译过来的。我们都知道，刘禾还有一个“新左派”的背景，加上她也被王彬彬批评过，所以她支持汪晖并不奇怪。 （http://finance.sina.
董健对刘禾参与汪晖事件的诛心之论是否成立，我不想多说（我认为平心而论，是可能成立的，但是追究这种无凭无据的动机之类，并拿动机的“不纯”作为否定其言行的理由，没什么意义）。只说看了这段话以后，我对这篇“非常扎实”的文章有点好奇，把王彬彬的文章找来翻了翻，并对照刘禾的书和其他一些资料核对了一下。发现有些话，不吐不快。
王彬彬文可见下面的链接：
王彬彬：花拳绣腿的实践（评刘禾《跨语际实践》的语言问题）
http://www.douban.co
应该说王彬彬这篇文章，相对于写汪晖的那篇要好太多了，举出了不少实打实的例子，并引经据典加以反驳，相对而言也算得上“扎实”，如果全盘改写一下，可以说是不错的学术批评文章。但该文采取的却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抓住这点，全盘否定”的手法。整篇文章，找出了十几处刘禾的问题或疏漏，其中大部分是对部分字词考据的错误，但是用的却是“花拳绣腿”，“拼凑之作”，“学术骗子”，“不具备起码常识”这种对全书彻底否定，对作者人格肆意攻击，就差没使用脏话的攻击性语言。让人看了不由感到反感。
我认为，就学术批评来说，有多少证据，说多少话。你要彻底否定一本著作，必须从其根本结构，论证，思路等方面出发，指出其根本或主要的问题，绝不能在书中找到几个不影响内容主体的硬伤，就把该书骂得一钱不值。即使要指出个别硬伤，也要指出上百个以上，达到触目惊心的程度，才有能否定全书的论证价值。当然，即使要彻底否定，是不是一定要使用“学术骗子”之类涉及人身攻击的用词，也可以再讨论。但无论如何，王彬彬找出的问题是不足以支撑其近乎谩骂的攻击的。
譬如就董健所说的“科学”问题，出自以下这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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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汉语。在附录“回归的书写形式外来词：源自古汉语的日本‘汉字’词语”中，列有“主义”一词。刘禾认为古汉语便有“主义”这个词，她举了两个 例子： “一、《逸周书•谥法解》：‘主义行德曰元’，谓谨守仁义。二、《史记•太史公自序》：‘改犯颜色，以达主义，不顾其身，为国家树长画’，谓对事情的主 张。”刘禾对这两处“主义”的理解恐怕都是在望文生义。按我的理解，“主义”在这两个例子中，都不是一个词。“主义行德曰元”中的“主义”，应是主张、张 扬“义”之意，“主”在此作动词用，与“行”相对。至于太史公自序中的“以达主义”，则是让主上达到“义”的境界之意。王利器主编的《史记注释》对“达主 义”是这样解释的：“致主上（指汉文帝）于义。达，致，使之……”。（7）刘禾认为是日本人从古汉语中借了“主义”一词，去译英语的后缀“-ism”，然 后“主义”便作为“-ism”的译语返回中国。实际上，古汉语中根本没有“主义”这个词。是日本人把“主”和“义”这两个汉字组成一个词，去译 “-ism”。所以，“主义”不是什么“回归的书写形式外来词”。类似的牵强附会，并非个别。在这份“回归的书写形式外来词：源自古汉语的日本‘汉字’词 语”词汇表中，我还惊奇地发现了“科学”一词。迄今为止，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的研究者，都不认为今天在中日两国普遍使用的“科学”一语，源自古汉语，而一 致认为是日本学者当初在译“science”时，创造了这个词。当“科学”一语初入中国时，中国人也不认为这说法我们古已有之。“科学二字，为吾国向所未 有，盖译自英文之沙恩斯science”。（8）而刘禾却认为“科学”在古汉语中指“科举之学”。当然，她举了宋代陈亮在《送叔祖主筠州高要簿序》的话为 证：“自科学之兴，世之为士者往往困于一日之程文，甚至于老死而或不遇。”刘禾解释说，这里的“科学”即指“科举之学”。我们知道，古汉语中有“举业”一 词，专指科举之事，从来未闻将“举业”称为“科学”。至于陈亮这句话中的“科学”，是“科举”之误。古籍中繁写的“举”和“学”很相似，于是陈亮这句话中 的“自科举之兴”就被误认作“自科学之兴”了。检索一下《四库全书》，或者查阅一下中华书局出版的新旧版本《陈亮集》，就能明白这一点。当然，误认的不是 刘禾，是《汉语大辞典》的编纂者。刘禾编纂“附录”时，大大依赖这《汉语大辞典》。“科学”一词的所谓“古汉语用法”，就是照抄《汉语大辞典》。《汉语大 辞典》弄错了，刘禾也就跟着错。其实，只要稍有古汉语感觉和知识，就该觉得古汉语中不大可能有“科学”这样的词。退一步说，即使中国古代确有“科学”一 说，那也是极为罕见的，罕见得很少有人知道。说日本人就是借用了古汉语中极为罕见的“科学”二字去译“science”，让人难以置信。毕竟，“科举之 学”与“science”风马牛不相及，再怎么“意译”也“意”不到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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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举了两个例子：“主义”和“科学”，并嘲笑其望文生义，牵强附会等等。但王彬彬没有告诉读者的是，刘禾这里编了一个长达27页的表（404-430），汇编了一两百个词汇。我没有一一核对，但是扫了一眼，觉得大部分是没有问题的。刘禾好象不是学古汉语的科班出身，本书的主题也不是讨论某些词汇的古汉语渊源，有一些错讹难免。何况王彬彬自己也指出，刘禾列表中的一些引文，依据的是《汉语大辞典》，难道说《汉语大辞典》的编撰者也是望文生义，不懂装懂么？
我也不清楚王彬彬是怎么发现这两个词的问题的，是随手翻来，一眼就看到了呢，还是吭哧吭哧对照了上百个词才找到这两处？如果是前者，至少也太过偷懒，不去检查其他词汇的正误，未免以偏盖全，如果是后者，那只能说做人太不厚道，纯粹为攻击而攻击了。
其他几条与之相类似，都是在几百条词汇的汇编中找到两三个有问题的，然后挑出来大加讽刺挖苦一番。于是刘禾不但古汉语不懂，日语不懂，而且现代汉语也不 懂。看了这样的批评，真让人觉得建设难而破坏容易。你辛辛苦苦查找好几种语言的资料，编出了成百上千词汇的表格。但总难免有错误，只要被人按图索骥抓到一点错误，于是你立刻就沦为连话都不会说的可怜虫。
实际上积极的学术建设和消极的学术批评之间的不对称性，余嘉锡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辨证》的序言中已经指出。稍通国学者都知道，余嘉锡在该书里指出了纪昀成百上千个错误，有的甚至十分离谱，按照王彬彬先生的逻辑，大可以称之为狗屁不通的学术骗子了。但是余嘉锡却实事求是地总结说：
余治此有年，每读一书，未尝不小心以玩其辞意，平情以察其是非，至于搜集证据，推勘事实，虽细如牛毛，密若秋荼，所不敢忽，必权衡审慎而后笔之于书，一得之愚，或有足为纪氏诤友者。然而纪氏之为《提要》也难，而余之辨证也易，何者？无期限之促迫，无考成之顾忌故也。且纪氏于其所未读不能置之不言，而余则惟吾之所趋避。譬之射然，纪氏控弦引满，下云中之飞鸟，余则树之鹄而后放矢耳。易地以处，纪氏必优于作《辨证》，而余之不能为《提要》决也。
我并不认为刘禾的工作能和纪晓岚相比，但是至少涉及到海量字词来源等语言现象的考察辨证，这是专门的语言学家，词典学家也感到为难的苦差事，但为了讨论一些问题，又不得不为之。刘禾的工作，质量上或许不无问题，找出一些毛病来指正也无不妥，但是“易地而处”，王彬彬也未必能做得更好，抓住字词上的讹误做某些全盘否定的指摘，这是既不合理，也不公允的。
王彬彬可能也感到单单几个字词的考据去否定人家全书，未免过于单薄，于是试图从较为抽象的理论层面上对刘禾有所批驳。但据我看来，王彬彬的批评只要脱离字词的层面，稍微涉及到较为复杂的逻辑思考和理论推断层面，就立刻显得思维混乱，问题百出。譬如以下这个王彬彬大加发挥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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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禾《跨语际实践》研究的是“中——日——欧”之间的“跨语际实践”。而这种实践过程，在她的逻辑链中却被大大地简化了。在刘禾看来，在中日两 国，以某几个汉字去译某一个西方词，是很偶然的。例如，在论及“个人主义”这一译语时，刘禾强调：“意义的历史偶然性要求我们把个人这个范畴作为历史的范 畴来研究。”（13）应该说，某几个汉字组成的词在辞典中成了某个西方词的法定般的对应语，当然有着某种意义上的偶然性。但偶然中又有着必然。有一个问题 是刘禾必须注意的，那就是无论在日本还是在中国，当初都曾有过相对于某一个西方概念，有多种译语共存的现象。多种译语共同对应某一个西方词，也就意味着并 没有哪一个译语能够定于一尊。张三觉得此种译语最好，就用此种；李四觉得彼种译语最好，就用彼种。某些西方概念的多种译语共存，甚至长达几十年。多种译语 共存时期，也就是多种译语竞争时期。到最后，某一个译语胜出，其他都被淘汰。这最终胜出的译语，是经过众人反复比较、权衡后选择的。这在“生存竞争”中最 后活下来的强者，终于作为某一个西方名词的惟一对应语进入了辞典。而之所以是这一个译语最终留下来，当然必有其理由。例如，刘禾在书中大做文章的“个人主 义”一语，在日本就有一个很复杂的形成过程。据日本学者佐藤喜代治、斋藤毅、柳父章、远藤好英等人研究，英文的“inpidual”，在日本就有过 “各殊之人身”、“一个人”、“独一者”、“独个人民”、“个个人人”、“人别”、“一个人民”、“个体”、“各个”、“人民各个”、“各自体”、“各自 个个”、 “各员各个”等多种译法，最后才固定为“个人”。（14）可见，“个人”后来在辞典中成为“inpidual”的惟一对应语，并不是很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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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于译名的偶然性和必然性没有研究过。也不知道是否刘禾主张译名的确立是“纯偶然”的（请注意：王彬彬并未证明这是刘禾的观点），更不反对王彬彬“偶然中又有着必然”的说法。但是必须指出，王彬彬举出的这个例子，完全是没有任何说服力的。王彬彬错误地将“有一个很复杂的形成过程”这一点当成了“之所以 是这一个译语最终留下来，当然必有其理由”的证明。
错误的根源，在于王彬彬大概以为，“偶然性”就是指随便选择一个翻译，一下子就定下来，而只要指出译名的选择有若干竞争的对象，有一个“定于一尊”的复杂过程就否定了其偶然性。这个说法是很肤浅的。要知道偶然性也可能体现在译名的选择层面：或者这个是权威说的，那个是出自当时一本流行书，因而传开，或者某些留学生积极推动，或是某本权威词典偶然选中了一个译法，等等。总而言之，“有一个很复杂的形成过程”并不能证明这个形成过程是理性主导的，优胜劣汰的过程，更不能证明保留下来的译名一定是最好的。完全可能一个译名的决定更多是出自外部理由而非语言自身的理由。而外部理由相对于语言自身而论，就是偶然的。譬如大陆和港台的很多译名就不同。除去不同的政治社会环境以及和西方文化的交流程度不同外，在语言本身中能找到什么根据呢？
至于王彬彬所说的个人主义这个例子，我也看不出“inpidual”这个词翻成个人，比起个体，个员，各个之类有什么特别优越的地方。事实上，inpidual的原意是“不可分割者”，往往并不表示“人”，单从意义来说，翻译成“个体”更合适，这个例子大概恰好可以说明王彬彬所要说明的反面，即翻译往往被偶然性所左右，而并不在意思的恰切。
王彬彬还有一些批评是正确和错误交织的，也即是说，他指出了刘禾一些疏漏和片面的地方，但是却不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的观点只构成对刘禾的提醒和补充说明， 而是将对方的观点扭曲为明显、完全、彻底的错误命题，将自己补充性的说法当成是逻辑上的反例和正面的驳斥以夸大其重要意义。譬如以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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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章里，她就写道：“在现代汉语中安营扎寨的欧洲——日本外来语，初来乍到时往往要与直译（音译）进行竞争。……有些新词语最开始是外文词语 的汉语直译，或者至少是和欧洲——日本对同一词语的意译或外来词译法同时存在。不久以后，翻译占了上风，取代了直译。”（19）刘禾把日本人的译语与中国 人的译语之间的竞争归结为意译与直译（音译）的竞争，是一种常识性错误。中国人自己的译法，也主要是意译。例如，“治家之道”、“国政”、“理财”等数十 种中国人对“economy”的翻译，也与日本人的译语“经济”一样，是意译。“经济”对种种 “economy”的中国译法的战胜，不是一种意译战胜了许多种直译，而是一种意译战胜了许多种意译。“经济”是这样，其他许多译语也是这样。为什么是日 本译语“经济”最终战胜了五花八门的中国译语，就因为“经济”译得最好，最准确（20）。其他所有战胜了中国译语而最终进入汉语辞典的日本译语，都可作如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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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禾在此确实没怎么提日本人和中国人不同意译的竞争，至于其他地方有没有提我不清楚。不管怎么说，王彬彬强调这个刘禾忽略了的方面是有一定意义的。但是他很快就在字里行间将刘禾的观点扭曲成了"刘禾把日本人的译语与中国人的译语之间的竞争归结为意译与直译（音译）的竞争",这是很荒唐的逻辑跳 跃。仔细读一下刘禾的原文（见原书49页），发现基本谈的是音译和意译的优劣问题，以及意译取代音译在汉语中的根源，至于日本译法和和中国译法的关系只是 顺带提到，也绝未在日本译法和意译，中国译法和音译之间划等号。王彬彬在这里恐怕是自己树了靶子自己打。
为了矮化刘禾的观点，王彬彬也片面夸大了他所说的意译的成分，说“中国人自己的译法，也主要是意译”，甚至说“其他所有战胜了中国译语而最终进入汉语辞典 的日本译语，都可作如是观”。对于刘禾提出的大量词语音译的问题则避而不谈。实际上刘禾在附录F和G里举出了几百个极为重要的音译词（440-463）。 其中许多，如麦克风，巧克力，雪茄等甚至保留到了今天。具体音译和意译谁多谁少，需要量化分析，笔者不敢妄断，但是从最起码的归纳法逻辑来讲，你单单举出 两三个意译的例子，是不可能胜过人家举出的几百个音译的例子的。
另外，在上面这段话中，王彬彬本人的错误和妄论也是很明显的，比如对“经济”这个译名的分析，说“为什么是日本译语“经济”最终战胜了五花八门的中 国译语，就因为“经济”译得最好，最准确”，就完全没有理据，恐怕是犯了笔者上面提到的错误：将过程的复杂性当成了理由的充分性。实际上经济的本意是“经 纶世务，救济黎民”（所谓“经世济民”），和“行政”也差不多，和商品生产交换活动没有直接关系，完全谈不上“最好，最准确”。
有时候，这种歪曲和矮化到了足以令有头脑的读者无法忍受的程度，譬如这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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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禾的全部目的，就是要揭示在“翻译”中怎样体现着“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权力关系”。为此，她在跳过中日多种译语共同竞争这一环节的同时，又把 近现代的翻译孤立和封闭起来，仿佛其他语言通过翻译进入汉语，是破天荒头一遭，是亘古未有的新奇事。她甚至做出如此可笑的议论：“请设想一下这样一种状 况：人们用中文完全是为中国的学术受众从事历史研究。人们使用的语言难道不是已经被新词语的新理论（这自然是拜中西百年碰撞之赐）彻底污染了吗？” （23）在刘禾看来，在“中西百年碰撞”之前，是没有“新词语新理论”进入中文的，因而中文是没有被“污染”的，是很纯洁的。——这又犯了一个常识性错 误。按理，刘禾不应该不知道，人类语言的融合，是古已有之和极其普遍的现象。至于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翻译大潮是魏晋时期对佛经的翻译。在这次翻译大潮中， 汉语就明显地被“污染”了。不少新的词汇和典故，如“盲人摸象”、“唾面自干”、“刹那”等，通过对佛经的翻译进入了汉语。不过，刘禾犯下这样的常识性错误究竟是出于无知还是一种策略，同样值得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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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夸张地说，这段话我琢磨了有五分钟，都没搞明白从原话中是怎么得出“刘禾看来，在“中西百年碰撞”之前，是没有“新词语新理论”进入中文的”这个极其简单的“常识性错误”的。为了保险起见我翻了刘禾的原书，都没看到这样的说法。最后我不得不认为，王彬彬完全曲解，或者说好听一点，误解了刘禾的意思。
刘禾在这里说的是：近代与西方的碰撞，导致汉语被“污染”。不论对这个命题怎么看待，很显然都无法得出“之前汉语从来没有被污染”的结论。从逻辑 上严格说来，之前汉语有否被污染，和近代西方新理论新概念的传入是否是污染汉语，是毫无关系的两件事情。从历史事实上看，佛教词汇传入中国，本身就经过了 中国化，到了明清时期，已经被完全吸收进了中国语言和文化，成为汉语内在的组成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将汹涌而来的西方-日本语言词汇视为一次更大的，更具有威胁性的污染，是很自然的事。无论如何，王彬彬那种上纲上线的批判都无法成立。
当然，王彬彬犯这样的理解和推理错误，“是出于无知还是一种策略，同样值得怀疑”。
所以，董健说，这样的文章“刘禾完全没法反驳”，倒也没错。我是完全能理解刘禾。刘禾甚至没法回应。首先，不可否认，王彬彬确实指出了刘禾的一些问题，如果改叫 “商榷”之类，语气和缓一点，我想刘禾会很大方地回复，承认自己的错误，甚至表示感谢。但是王彬彬却将这些问题用来对刘禾的书作整体的否定和诋毁，甚至有 人身攻击的地方（如“学术骗子”），这样就叫人完全无法回应：如果针锋相对地顶回去，确实有一些错误给人抓住了，难免被说成是“老羞成怒”；如果承认错误而不做反驳，又会让人认为自己做贼心虚，默认了是“学术骗子”；如果承认错误但又为自己辩护几句，也会让人觉得认错不诚心，态度有问题。至少王彬彬之流可以乘机死缠烂打，纠缠不休。这是个无解的悖论。
王彬彬的做法，与其说是学术批评，不如说是现在网络上常见的骂战：你写错一个字，我就说你没上过小学，字都不认识；你算错一个数，我就说你小学数学都不会，是文盲是白痴；你对某句话理解有误，我就说你是火星人，中国话都看不懂……这些做法，有时候也的确能让对手狼狈不堪，无法回应，取得了骂战的“胜利”。但是却破坏了正常的，相互尊重人格的讨论环境。
有人说，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这话本身是没错的。但是王彬彬的这些做法，抓住他人的小错而说成是大错，不断通过语言游戏歪曲对方的原意，自己树靶子自己打，以及将正常的学术批评和近乎谩骂的网络语言结合起来……恰恰是让对变成了不对，让错变成了不错，又让不对变成了对，让不错变成错。这样，就将本来简单清楚的问题变成了污浊不堪的一片浑水。稍微爱惜羽毛的人都不愿意去蹚。王彬彬的同事董健先生可能以为王彬彬胜利了，刘禾不敢说话了，自己这方面又赢了。可是我们不得不说：王彬彬们的这种胜利，恰恰是中国学术建设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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