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振：为什么不能忘记毛泽东

http://www.sina.com.cn2009年12月23日11:02 央视网

　　作者：陈振

　　无意间看到《毛泽东1949》一片的预告片，第一句话劈头而来：“一个你不能忘记的名字”，接着字幕出现“毛泽东”三个大字。突然，像打开了一扇闸门，我的心里泛起难以描摹的滋味。在这个不易动情的年代和岁数，这种突如其来的感动已经很久没有遭遇了。

　　电视片的宣传词总是要夸张些的，但是这句“不能忘记”却还不够到位。因为毛泽东不只是一个不能忘记的“名字”，而是中国人不能忘却的过去，他已然超越了那个叫做“毛泽东”的人，而成为了某种象征。

　　就这样，因为一句“不能忘记”的宣传词，我难得坐下来，陪母亲一起看电视片。每看完一个故事，甚至解说词还没有完全结束，母亲就不断唠叨着：“毛主席真伟大，真伟大。”

　　母亲当年是“红卫兵大学生”，曾经坐着火车到北京串联，参加了毛泽东第六次接见红卫兵。问她见到毛主席没有，她哂笑着：“哪里看得见，都是人。”问她是不是像老电影里的年轻人那样激动得掉眼泪，她简单地回答说：“没有，没有的。”便不愿意再多说了。

　　“文革”是那代人心头的一块伤疤，像母亲这样曾深陷其中的人，总是背负着某种“共谋”的包袱和耻辱感。青春时代的狂热是不能随便触碰的尴尬情景。

　　“毛主席49年的时候多英明啊，就是‘文革’搞错了。”看完第四集的那个晚上，母亲忽然说了这么句话。

　　对毛泽东的复杂情感是否不只缠绕着母亲呢？

　　我出生在70年代，对毛泽东惟一的直接记忆就是1976年的举国哀悼，模糊记得身边的很多大人都在哭。入场前，外婆千叮咛万嘱咐：“千万别闹。”她的眼神从来没有这样严厉，所以，惊讶是毛泽东留给我的第一印象。他是我们什么人？为什么会让这么多陌生人哭呢？

　　上学后，课本上开始出现毛泽东的文章，和鲁迅的文章一样，都是要背诵的。什么“人固有一死”，什么“愚公移山”，觉得很没有意思。

　　我们这一代人是跟随改革开放一起成长的，颠覆和不安几乎贯穿了我们的青春记忆。像“走下神坛的毛泽东”这样的畅销书名，倒是加深了我对毛泽东的印象。同学少年都喜欢指点古今，提到毛泽东时永远只说一个字“毛”，仿佛那是某种深刻的疏离。为了区别于父辈们谦卑的态度，“毛主席”这三个字是不能轻易说出口的，否则会遭到同学的耻笑。“不要跪着仰视”，这是那个时代谈论毛泽东时最时髦的话语。

　　从狂热的崇拜到褒贬不一的争议，毛泽东曾是中国人难以排遣的情结，但这些年关于毛泽东不再是热门话题了，似乎他也和许多历史风云人物一样，难免落入沉寂的命运。不过，这种沉寂仍旧是与众不同的，也许是一种更为理性的沉淀，总会在机缘凑巧时，重开思潮之门。

　　对我来说，《毛泽东1949》就是一个小小的机缘。如此细腻地讲述1949年的毛泽东，还是第一次看到。虽然没有什么耸人听闻的轶事，但是平实中别有一番情怀。确实，1949年是毛泽东个人最好的年华。56岁，经历了我们所不能体会的困苦，看起来很健朗，而且自信，因此谦逊而真诚。斗智斗勇的战场和政界，大大小小的开国事务，还有家务事，他哪一样都没拉下，游刃有余，不急不躁。即便在最棘手的和平谈判期间，他还能跟老乡刘斐开玩笑。光看看他那一年的批示，就知道他有多忙，又有多从容。我虽然没跟着母亲喊“伟大”，但钦佩之情也是实实在在的。

　　不过，更触动我的却是片子中的一些小细节，展露了毛泽东作为人的侧面。当看到毛泽东牵着小女儿的手散步，看到毛泽东给杨开慧家写的家信，看到他进北平后睡不惯软床，不由得我对这位逝去多年的伟人产生一份亲近感。忽然，我意识到，不论是母亲曾经的崇拜还是我曾经的批评，其实都离他很远。

　　也许有一点我和母亲一样——真的很有趣——我贪婪地享受着关于毛泽东的每一个画面，每一个亲笔写下的字迹，每一张照片，每一段老式录音机里的声音。他那农民式的质朴，孩子一样的笑容，锐利的眼神，实在有一种不可抵御的魅力，你甚至无法分辨它源于何处。我自认为这不是崇拜，甚至连追捧都谈不上，而是一束穿越岁月累积的光芒，就像看到久违的亲人一样。你明知道他不是完人，他曾经做过错事，却发现还是深深地爱他。

　　爱和崇拜不同，也与批评无碍。说小了，是基于对自我的反思，说大了，是因为对民族和历史的认同。

　　人到中年后，我发现自己会在不经意间引用毛泽东的话。“就像毛主席说的，世界上就怕认真二字。”“就像毛主席说的，要学会十个手指头弹钢琴。”“就像毛主席说的，这是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时也有打趣的成分，但真是脱口而出。“毛主席”这三个字，说起来十分顺口，而且有几分崇高感。

　　不知道是怎样发生变化的，早已忘记了。日常生活总是琐细而卑微的，我们并不那么了解自己。

　　回想起来，当年对毛泽东评头论足之时，都忘了一个最基本的道理，如果不真正了解一个人，如何有权力去批评他？那时，真正熟悉毛泽东生平和著作的年轻人并不多。毛泽东就像青年必须叛逆的“父亲”。年轻人即使不懂他，也要喊上几句，否则就无法摆脱自己的幼小和附属性，无法成长。

　　毛泽东是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之一，是那个时代的共产党群体的代表，称他是新中国的“父亲”也许不够恰切，但可能反映了某种社会心理的源头。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在新中国母体上的一种成长，而不是完全的决裂。我们对过去那段历史的态度，可能就集中体现在对毛泽东的态度上。一百年的民族独立之路，民主的真正内涵，融入世界与保有传统的两难抉择，后发展国家的道路模式，等等。这些纠缠我们多年的话题，虽然还是没有最终的答案，但至少我们不再那么决绝地宣称非此即彼。对过去，我们终究要学会宽容。因为历史从来不是哪个人导演的。即便像毛泽东这样的伟人，也只是历史中的一个角色，他无法预知自己的行为将带来什么样的结局。

　　不可否认，对中国人来说，毛泽东确实不是一个普通的人，虽然他不再是神。他曾经把中国拉到一个新的轨道上，他的身上积攒了中国人的很多品性，他已经不知不觉地凝固成了一座历史的雕像。今天我们并没有跪着，却必须仰视他。

　　记得刚到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年，去天安门参观，自然是要去毛主席纪念堂的。本来只当作旅游的惯例，但在排队等候时，心竟然砰砰直跳。一走进大厅，人群忽然变得鸦雀无声，不是强迫的悲伤，而是自发的默契和敬意。从没有经历过的肃穆气息扑面而来，弄得我有点想哭。说实话，对毛泽东的遗体并没有太深的印象，倒是这种奇特的庄严感成了生命中的独特体验。后来，每次路过天安门，都会看到毛主席纪念馆门前的长龙，一年比一年长。

　　虽然已经是纪念毛泽东116周年诞辰了，但是如何评说这位历史人物，仍然没有头绪。因为他的身上承载了太多的过去，而每一个中国人都生活在他留下的今天之中。我们很难从理性层面认清他，因为他渗透在我们的血脉之中。

　　我们不是不能忘记他，而是无法忘记他。

顾岳：文献片《毛泽东1949》引发的思考

http://www.sina.com.cn2009年12月23日11:04 央视网

　　作者：顾岳

　　在2009年末，一部历史类纪录片的播出也许并不是很重要的事件，在电视节目泛滥的今天，很少再会出现当年《话说长江》播出时万人空巷的局面。

　　但《毛泽东1949》这部电视片之所以让我产生注视，是因为我感受到创作者的某种敏感，正好凸显了三个长期困扰我们的问题。一是关于影像，在真实和美之间的徘徊；二是关于物化的思想(印刷品、文件等)，在厌弃和珍爱之间的力图平衡；三是关于历史，在恰当诠释和过度诠释之间的挣扎。

　　《毛泽东1949》这部电视片一共有三百分钟，分为十集。基本上按照历史编年的线索来安排情节，把毛泽东在1949年的主要活动和重要思想梳理了一遍。通过这种梳理，也就把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后的主要事件带引了出来。用毛泽东这个核心人物来切入1949年这个关键年份，是一种值得称道的角度。比起泛泛而谈1949年，要深切和扎实很多。特别是考虑到毛泽东本人对中国观众的影响力，推出这个题目本身就是一种聪慧的选择。

　　这部电视片给人的总体印象是舒缓有度，颇有些优雅气质的。当然由于优雅，偶尔也会显得高高在上，缺乏和受众之间的亲密感。但本文的用意并非评议这部电视片本身，而是通过这部片子，探讨历史类纪录片创作中的一些诡辩式的问题。

　　一、真和美的紧张

　　从影像诞生之日起，真实和美之间的抉择，也许就成了人类前所未遇的新课题。影像诞生前，包括文字、绘画、雕塑等在内的表达手段，都不曾面临如此严峻的拷问。美的第一位置从未遭受质疑，真实是需要隐藏和忽视的，因为它与我们琐屑卑微的日常生活等同。

　　而影像，按照苏珊 桑塔格的说法，“对主题采取了坚定的平均主义的态度”，也就是“万物皆‘真’”。虽然她是针对照相机拍摄的照片所说，但套用到电视影像上也无可厚非。至今仍占据一席之地的“自然主义”纪录片，始终追求真实(逼真)。“从别人认为丑陋或不感兴趣的东西中寻求美和恰当——古玩，质朴或平凡的物品，城市废墟。”当然，最重要的是“贫穷、歧视、不公正”等等，这些人文主义的经典话题，仍旧是这类电视片的意旨所在。

　　综观今天的电视节目，似乎正往两个相反的方向走去。一是追求形式化的美，像《故宫》这样的节目，美到忽视了必要的趣味性和思想魅力。而日益盛行的形象片更是典型案例，不再靠语言来修补影像的片段式断裂，只要求给予观看者某种强刺激的感官印象。与此同时，电视的另一个方向却是在追求某种“真”。这种真和自然主义纪录片的真还有差别，如果说后者的真带有强烈的价值倾向的话，那么目前一些电视节目的真几乎是在复制日常生活，家庭丑闻、隐秘的心理问题、个人生活的小窍门等等，仅仅是茶余饭后的一种延伸。

　　中国的纪录片曾经一味追求真实的外在形式，但是很快就放弃了。在经过“自然主义”的探索之后，大部分纪录片回到了真实和美的跷跷板的中心点上，虽然这个落点并不稳定。

　　在历史类纪录片中，这种不稳定尤其突出。中国的电视人似乎对“不够赏心悦目的资料片”情有独钟。强调美感的真实再现虽然也开始越来越多地进入历史类纪录片，但仍非主流。这虽然跟中国纪录片低廉的拍摄经费以及相关规定(伟人的纪录片不得采用真实再现)有关，但本质上还是说明一部分中国电视人对“真实”的追求，超过对美感的需要。形式化较强的电视片(比如一些优秀的历史类短片)虽然也不时出现，但并不能影响这种主流的真大于美的倾向。

　　这种倾向带来的问题是影像品质的相对粗糙。即使在具备美感塑造条件的当代景物的拍摄中，也停留在“看到了，拍到了”的新闻式要求上。在很多历史类纪录片中，我们往往会对画面的随意和技术含量的缺乏感到不满(包括这类电视片必须的蒙太奇剪辑手法的使用，也不免差强人意)。

　　关于真实和美的关系，在中国的历史类纪录片中，似乎空前紧张。

　　不知《毛泽东1949》的创作者是否意识到，他们将这种紧张关系表现得淋漓尽致。虽然该片也非常珍惜老资料的独有性，不厌其烦地展现每一个细节，但在当代场景的拍摄中，却一改以往的粗糙和随意，相当注意美感。比如西柏坡的画面，是我所看过的相同场景中最有设计感的。而双清别墅的拍摄更是调用了轨道、小摇臂和专业的灯光设备，对光影、构图和运动轨迹都相当讲究。

　　于是，大量嘈杂的老资料和精心构建的当代画面，组成了该片影像的两个极端。当然，创作者也注意到了两者之间的跳跃与不和，因此充分调用多媒体手段，采取多种形式加以弥合。应该说，在美感的追求上，该片在同类电视片中，是可圈可点的。但是，由于无法使用真实再现的手法，该片对老资料的使用还是略显冗杂。再加上创作者似乎有意回避现代人对历史场景的参与，所以使得空镜头总是太空。而缺乏人类气息的形式美，累积多了也容易造成审美疲劳。

　　二、文献档案带来的尴尬

　　文献片其实是一个很“中国”的专用名词，在英语中，纪录一词就有文献之意。而中国之所以出现文献片这一特殊语汇，除了汉语具有更强的表达能力之外，更因为这类片子起源于档案研究部门对电视片的参与。

　　档案文献作为影像的叙事依据并不是新鲜事，但是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确实有点特别，因为影像在根本上是排斥印刷品、文件等等这类思想的物化形式的。这种特别也许跟中国的档案管理制度有关。由于一般民众很难接触到这些档案文献，因此这类本应在档案馆阅读的公共物件，反而成了影像的小小特权。

　　但是，对文献的过分僵硬的使用，也成为这类电视片的观赏障碍。随着中国电视节目的日益丰富和网络信息的日渐充盈，观众对荧屏上出现的档案文献的兴趣逐渐降低(除非以特别的形式感造成新的诱惑，比如北京电视台的《档案》栏目)。

　　《毛泽东1949》在文献的使用这方面可谓发挥到了文献片的极致，大量的档案文献、报纸和逐字逐句的宣读，满足了特定的观看者对隐秘事件的好奇心。不过，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创作者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得意于这种“特权”。作为专业人士，他们对影像与书面文字之间的矛盾心知肚明。所以，我们看到该片采用了两种方式以消解这种矛盾，一是靠叙事的强制性引导或趣味性诱导，让观看者将注意力集中到文字上，暂时忽略影像欣赏的感官需求；二是发挥多媒体的功效，对所有的文字材料都采用多角度多路线的运动方式，尽量模拟影像。

　　这种努力是否成功，人们可能会各执一词。但从根本上说，影像是排斥大规模的书面文字的，即便此次尝试有成功之处，也并非长久之计。

　　如何使用文献档案，恐怕仍是文献片创作者需要应对的一个挑战。

　　三、是否过度诠释

　　历史学从来就不是关于真实的学科，完全“民主化”的历史叙述不曾存在过。这不仅受技术条件所限，更是由于人类需要为自己构建身份的确定性。完全没有解释和参与的过去只是一些碎片，不足以支撑人类的自我认同。历史是由经过诠释的特殊事件串联起来的整体。

　　也因为历史的这种特性，使得所有关于历史的叙事都会面临诠释的难题。不诠释不是历史，但过度诠释又会落入影射史学的泥沼。

　　过度诠释是上面提到的这类文献片的通病。在某些文献片中，我们无奈地听到了照搬的教科书语汇，而且不绝于耳。照搬便意味着对思考权的放弃，是一种可怕的平庸。

　　《毛泽东1949》是力图抛却这种平庸的。他们使用了很多个性化的说法，以显示和教科书的决裂。比如对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的阐释，对《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的叙述等等，虽然完全符合正统史学的要求，但没有照搬的嫌疑。这显然是下了一番功夫的。

　　但是，个性化的说法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过度诠释的困扰。由于这类电视片的主要观点不容质疑，所以个性化的语言只能是某种修饰和缓冲，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个性化诠释。个性化并没有改变过度诠释的老问题，只是尽可能地拉近了和观看者的距离。

　　也许是由于诠释占据了太多时间，所以该片忽视了即使在正统史学的视野中也值得拓展的其他空间。在该片中，我们看到的侧面足够清晰，却不够多样化。全片围绕毛泽东在1949年的活动，选择国共两党的斗争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智慧作为主体内容，而关于当时中国的社会风貌、社会心理和造成变局的历史渊源，却没有恰当的精粹的信息。从这个角度说，该片虽然在个性化的说法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尝试，但在个性化的视角上却建树不大。

　　其实，转变视角是一种巧妙的迂回，能在不违背主题的前提下，避免令人生厌的过度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