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东方企业家》的记者韩巍转引秦晖的话说“中国现在反倒是自由主义在说福利，新左派在说执政效率，这不是很滑稽的事情嘛”。中国究竟谁在几十年如一日地呼唤提高工农待遇？谁又在鼓吹与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谁又是前几年才刚刚觉察到自由派应该从新左派手中抢夺“公平”的大旗？看来某些自由派学者为了欺骗无知记者、为了维护自己声誉，已经无耻到不惜造谣的地步了。

答对《反热钱战争》的六个质疑

张庭宾

说明：8月5日，我收《东方企业家》的记者韩巍发来的一封邮件，他在读完《反热钱战争》一书后，提出了六个疑问，我给予了回答，因为它们是公众性的问题，我征得了他的同意后，将疑问与解答发表如下：

张庭宾老师：

您好，我是《东方企业家》杂志的记者韩巍，和您读《货币战争》一样，两天一夜的时间，我读完了您的新书《反热钱战争》。

尽管我同样供职于财经媒体，但我学新闻出身，工作后才接触金融知识，了解不多。您的这本著作让我很系统的回顾了人民币升值、热钱进入中国的历史，读来很让我倒吸了不少口冷气，您书中字里行间透漏出的对祖国发展的焦虑很有感染力。

我想简单的说下我对您新书的几点感想吧，同时也有我的困惑，想请你回答。

张庭宾：小韩，很高兴你能够在二天一夜的时间里读完了《反热钱战争》，这是对它的一种肯定，因为我写它的时候，就告诉自己，它的主要任务捍卫和尊重国人金融货币知情权和决策权，因而能让最多的人读懂它，喜欢读它是个前提。

你提的六个问题，很好。是我预想中的，均属于读者可能提出的有代表性的问题，因此这种交流就具备了公共传播的价值，这是我们财经媒体人的职责所在，我在下文中做一个简要的回答。

问题1：我觉得您有可能过分夸大了格林斯潘对热钱的号召力，当我们知道结果往前推原因时，常常容易陷入线性因果判断，而简化原因的多样性，格林斯潘曾经在1996年反复说“非理性繁荣”，1998年又开始说科网泡沫，但是两年后才真正见识了美股的泡沫破裂，对美国他的影响尚且如此，不要说千里之外的中国了，我想格老的言论也许并没有给热钱那么大的方向感和杀伤力，在这点上，他甚至不如周小川行长的只言片语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影响力大。

张庭宾：这种夸大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必须承认，认识世界的前提是——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存在就是合理的，否则就会陷入不可知论。基于这样的前提，我们可以反向推论，5.30的中期调整和10.16之后的漫漫熊途必有理由，当然其动力机制是复杂的，博弈是激烈的。这种情况下，就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即A股拉升大盘股和做空主力行动的高度一致性，这在书中提供了一些线索。工行2006年最后两个月涨108%，很快又被打掉32.7%；5.30后6天跌掉21.5%都不是偶然的。有证据或进行逻辑推测，这是热钱主力所为。而这么高的行动一致性，没有一个热钱军团认可的舆论领袖的统一信号，也是难以做到的。

从当时的舆论信号看，国内研究机构和股评家在5000—6000点是一边倒地唱大牛。我们是不断升级警告风险的，但我还没有自大到自以为能影响当时市场的程度。那么，通过排除法，最有可能的舆论变向的支点就是海外舆论，而海外舆论中最有影响力的是格老。如果格老的发言一次是偶然，那两次就不可能是偶然那么简单。

这是最合理的解释。强调一点，在《反热钱战争》中我无法保证我的每一个判断都是正确的，并有事实证明的。但我会尽量找到最合理的解释。

至于，格林斯潘对美国股市的影响力并不大，那是因为，他当时是监管者，是热钱军团的对手，现在他已经是德意志银行的顾问，已经不是对手，不排除是合作伙伴了，因此他会得到热钱的拥护，力量反而会变得更强大。

至于央行的影响力并没有你估计的那么大，比如每次加息应对股市不利，但遗憾的是，去年来的几次加息后，A股第一天和第一周都是上涨的。

问题2：阅读《美元大崩溃》的时候拜访过北师大的钟伟老师，他同意中国应该增加黄金储备，现在的600吨实在是太少了，但是对美元是否会崩溃，他很坚定地说，这是杞人忧天，因为很多事都是建立在“信任”上的，当我们不信任一种货币时，即使是黄金又能怎样呢？引起我的联想是，百年前的晋商票号，只要有票号的印，即使是破铜烂铁也可以卖出真金白银的价钱，我不知道您怎么看这种“信任”，我不相信“热钱”也是铁板一块，我相信他们之间也是有利益纠纷的。

张庭宾：钟伟老师是我学术上的朋友，也是我尊敬的学者之一。但在黄金的问题上我们是有分歧的，包括向松祚先生，当然这并不影响我们的学术探讨，基于追求真理的反复真正的讨论是通向真理的必由之路。

中国的黄金确实太少，参照美国和欧洲的黄金储备，中国黄金储备至少应在3000—5000吨。过去几年中，我一直做一个噩梦，即美元或欧元，或美元欧元联手宣布重新与黄金挂钩，老纸币每10美元（甚至100美元）换一元新美金，那么中国怎么办？30年改革开放积累起来的财富一晚上都可以缩没了。当然，这是极端的情况，但并非不可能发生，我们能够侥幸地希望美元道德自律吗？

这里的关键就是你所说的“信任”，你还会信任美元吗？如果说仅仅过去三年，你手中的美元只能买到过去1/3的粮食，如果它从1970年代以来一直在贬值，你还会继续信任它吗？美元背后没有任何真实物质价值的抵押或担保，它唯一的保证是美国国家的信誉，但是如果这个国家信誓旦旦地说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攻打它造成伊拉克成千上万的无辜贫民死亡，最后占领后没有发现一点点证据，你还能相信它吗？

如果按照美国或西方的经济或金融学的观点和余威，我们可能比较容易惯性地认为美元仍然很强大，但是如果从社会发展的战略高度来看，美元已经是日薄西山，这是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的不同，经济学家看的是小循环，社会学家看的是大循环，小循环必须服从大循环，从社会发展大周期来看，美国正进入帝国的衰退周期中，而且很可能是加速衰退阶段。

问题3：周五参加您的新书会后，下午去天则经济研究所听讲座，讲座人是货币政策委员会的樊纲。您在书中反复说，人民币的负利率，我听樊纲讲座，他说他屡次建议央行恢复保值储蓄，我想知道如果真得人民币储蓄开始保值了，这又会带来什么影响呢？

张庭宾：加息或保值储蓄需要配套政策，比如加息1%，那就应该人民币贬值2%，并降低1%的存款准备金，如果按照这个思路操作，这样会有什么后果呢？1，对股市短期影响不大，因为加息一收与储备金一放对冲了。长期利好，因为这会大大增加上市公司的生存和发展空间；2，楼价会下跌，跌到30%也是正常的，也是合理的；3，对宏观经济是利好的，可帮世界工厂渡过难关。4，居民储蓄得到公正的待遇。

问题4：我曾经看过《经济学人》的文章，文章大致意思是说，世界上每年开采的黄金数量有限，现货市场又不多（不知道IMF那2800吨黄金还剩多少），按照您的建议，民间采购实物黄金，这里面其实是有安全边际的问题，1980年代黄金达到800美元，现在仍是800美元，但是1980年代的购买力比现在高出何止数百倍，想想那会我父亲的工资换算下才只有8美元啊，现在我挣得也有800美元了，所以我想即使现在黄金翻10倍，到8000美元，比起30年前的购买力，我总觉得还是有不可比的地方。

张庭宾：那说明，假如你父亲那时候买了黄金就很不幸，而你现在买黄金就很幸运。因为现在的黄金实在太便宜了。之所以这么便宜，是美元的刻意弹压所至。但问题是目前纸币阵营内讧，欧元挑战美元，必须要裁判，它只能是黄金，但他们俩也不会让黄金太嚣张，如果金价涨的太快，威胁纸币的共同利益，也会联手把裁判打的鼻青脸肿。《反热钱战争》出版了,它再次指出了纸币热钱的命门--黄金,热钱很可能严厉地打压黄金一次---越是命门,它们越要震慑别人的进攻.

这时候，欧美元争霸，鹬蚌相争，我们为什么不能做一次渔翁呢？中国人都来买黄金，就是成为渔翁，为什么只有西方人可以做渔翁呢？中国人为什么不可以，风水轮流转，现在也该轮到苦了二百年的中国了！

问题五：看到您文字字里行间的爱国情怀，我心里是很佩服的，因为我想我做不到那么“爱国”，按照您说得，如果国家有在汶川地震后的动员能力，上下一心的对抗热钱，我们中华民族就有机会用中华文明拯救堕落的西方文明。

我怀疑的是我们中华真得有文明吗？文化大革命，简体字改革让多少大陆学生阅读不了古代经典著作呢，其实做个小调查就可以了，我上学时（01年），即使是学中文的班级，读过四书五经的人，都没有一个，通读过《论语》的人屈指可数，就我们这样的文化传承，谈什么中华文明啊……就像向老师那天讲座时说得一样，美国有两项遗产：宪法和它的教育。中国在这两方面的现状，说自己的文明，我们国民自己都会笑的，我们不是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实用主义的国度吗？柏杨说这是一个染缸，没有信仰的国度，我想如果让没有信仰的中国人去做热钱投机反倒很合适，如果世界沦落到用这种文化去拯救，就没得说了……

张庭宾：我爱国，就我个人而言，是我从小学到大学，没有掏过一分钱的学费，全是国家出的，因此，我必须用我学到的知识回报国家和社会，除非我的知识已经不再有价值。你2001年毕业，应该是自费大学，你爱国的程度轻一点，是可以理解的。有位名人说过：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而要问你为国家做了什么。这是对个人说的。但是应该有另一句话匹配它：不要问青年爱不爱国，而要问国家为青年们做了什么。这是对国家说的。任何平等的爱都是双方共同投入的，人与人之间如此，人与组织，人与国之间也是如此。

现在的中国是开明的，没有人可以强制要求另一个人爱国。但是，人是一个单位的人，一个国家的人，一个人类的人。就像你的单位那样，它如果发展健康兴旺，你也会是受益者，当然你可以选择跳槽，但它的成本很大，在国与国之间跳槽的成本更大，即使跳了，能不能受到重用，是否获得信任，是否要回头与你原来的单位作对，这都是心理上的煎熬和成本。

至于你对中国文化精华缺乏信心，我觉得反映了当今中国教育的失败，个人以为，当前中国的大学教育，是各行业中最失败的领域之一，和中国足球有得一比。当然它也有好处，就是逼得我们的大学生自己去求知，求解，得到的东西会更珍惜，更深刻。令人痛心的是，很多80后、90后的学生会迷失，会沉沦。当然先要说明的一点是，西方文化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尤其是美国式程序公正公开透明的现代制度体系的建设，这也是当今中国最欠缺的地方。现在主要领域还是我们要向西方学。每一种文明都有它的精华，需要优势互补，熔炼一体，才能创造人类新文明的升级。

中华文明的优势是在“原代码”上的——即儒的人与人的和谐竞争；道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释的人的肉体和心灵的和谐一体。它不适合于战争与扩张的17-20世纪，但适合于人类已经进入封闭地球村时代的21世纪。再说一点，中医就是人类最高明最顶尖的系统论。对于中华文明的精华，现在很多中国人不了解，不是因为它没有价值，而是它的价值没有被世人认识到。中国儒、释、道的精华只有隋唐盛世的大国自信的精英才匹配领会它的神髓。宋以后，帝王官僚一代不如一代，不断阉割它们的精华，将儒、释、道不断奴化，庸俗化，蜕变为泥雕木偶，蜕变为愚民工具，就好象钻石被一层层泥污给包裹。现在于丹讲论语，很好，是启蒙的开始，开始洗去泥污，钻石开始闪光，很多人骂她，不知出于什么心理。好在现在中国人是识货的，于丹走红了。当然道和佛比儒深奥的多，难讲的多。

现阶段的中国正处于另一个可以与盛唐相比拟的伟大时代的开端，也是5000年来的第二个，催生它的力量，促使我们去发现它的力量来自于我们的迷茫和痛苦，苦闷与煎熬，包括我们金钱财富的惨痛损失。当然我们要能打败热钱，否则一切都是空谈。

这就是我们的幸运和不幸，就像陶土被放进熔炉，只有两种结果，一种是被烧成精美的瓷器，一种是被毁为炉渣，没有第三种的可能。中国（CHINA瓷器）也一样，你我也一样。

问题六：您在书中列举了盖茨和林行止的例子，我理解您想证明他们再也不过“异化”人生了，可是您可能忽略了一点，西方很多人是有宗教信仰的，他们的捐赠制度很完善，对比中国，我们的富人会捐钱吗？我们的大学有多少私人捐献呢……林行止的例子，我也想过，那天下午与某某某老师，某某某老师交流时，他们说到拉美化的问题，意思大体是：社会主义在全世界仍有号召力，因为社会主义的理想永远是浪漫的，公平正义的。拉美仍在向左走，因为他们不知道向左走的后果，而中国在70年代已经明白“左”的后果，那种回忆不会让中国重蹈覆辙了。但那些没有经历过那场浩劫的人，他们总会怀疑，我们改革的方向是否错了。
香港社会很“异化”，人们经常加班到很晚，这点我很赞同，但是我觉得那是福利经济学完全没有体现，正如秦晖老师总结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之争时说得那句话：他们在争什么呢？为什么不想想自己的基础有那些是一样的呢？中国现在反倒是自由主义在说福利，新左派在说执政效率，这不是很滑稽的事情嘛（大意）。我8月底会去香港大学读一个财经新闻的项目，我想，也许亲身体验那边的生活，会让我思考的更清楚吧。

张庭宾：西方人捐赠制度很完善，也有很多西方富豪捐钱，这是事实。而中国的富人也开始在起步，我想提醒一点是，捐钱的人大多是善富，是自己创造财富也带动员工和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我很少看到通过权钱交易得来的财富会被捐掉，因为它们得到的时候冒了极大的风险，捐出去同样要冒大风险。

我想强调的是，捐款不在于多少，而在于捐的钱相对于捐款者的财富的多寡，捐的时候他有多少夸耀自己功德的炫耀。在这次汶川大地震的捐款中，中国人的慷慨世界都被感动了，最感动我的是一个残疾乞讨者的捐款人，他第一天捐了5元（他当天所有乞讨所得），第二天又专门捐了100元，这或许是他财富的很大部分。当然盖茨的捐赠很令人敬重，不光是他捐出了自己几乎所有的财富，更重要的是他以身示范，让更多的人重新思考财富的意义。

至于你说的左派、右派、新左派、新右派等等，我都是尊敬的，因为一个人如果为了自己的信仰而坚持，那都是值得尊敬的。我不反对为本集团利益光明正大地谋利益，不同集团应该公开博弈。我反对的是，打着公众的旗号谋私利，因为前者是一个开明社会中的正当行为，后者则构成虚伪。至于自由主义者说福利,我没有太明确地感受到,看一看,前一段时间给劳工涨工资,新劳动法推出,谁在反对就明白了.

我不属于以上任何一派，因为我在书中提出了基于立体思维方式的“大象社会”的构想。在立体思维中，左派、右派、中间派这些平面思维方式的概念了，就像红灯、绿灯、交警在一个立交桥的体系一样，已经难以找到它们的位置了。这种公正、公开、公平、统一，各归其位，各行其道的“立交桥社会”，正是中国防止向极左的计划封闭社会倒退，向极右的权贵资本主义陷落的最好保障。

我不同意将拉美化陷阱等同于滑向社会主义的看法。拉美化是典型的权贵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社会主义是以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回归，以社会公民的共同利益、幸福最大化为回归。而资本主义是以资本阶层，特别是垄断资本寡头或权贵资本集团的利益最大化为回归的。后者的方向发展到疯狂状态时，则也是对市场经济的反动，比如最近美国屡屡改变市场游戏规则，已经将市场的尊严弃如鄙履。当然我们离规范的市场经济的距离仍然很大，政府对市场经济干预太多，这是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改革的主要方向。

最后谢谢你的问题，不知以上的回答能否使你满意。

另因为你提的六个问题，都具有很好的社会公众属性，我希望你能够同意我将之公开发表。

张庭宾

200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