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科学发展观”问题

2005年6月

引言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党中央第一次提出“科学发展观”这个口号。《决定》中是这样讲的：“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现，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同时具体提出了“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经济与社会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统筹对外开放与国内的发展)的发展战略与指导方针。从此之后，“坚持科学发展观”、“以科学的发展观统领一切”等等口号，便响彻了全党和全国。

我国的理论界和宣传战线上，在大力宣传党中央领导同志所第一次提出的这一科学发展观的时候，主要有三种不同解读的提法：一种是讲“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或者讲“以人为本为本质与核心的科学发展观”；一种是讲“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一种是讲“五个统筹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至于对由党中央领导同志在我党历史上第一次提出的这种科学发展观，也包括对上述三种不同解读与提法的科学性的论述，理论界的说法见仁见智，也并不都是一致的。有的同志主要是从党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意义上来讲科学发展观的：有的同志则主要是从重视人的全面发展的意义上来讲科学发展观的；有的同志则进一步从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最根本、最正确的指导思想与指导方针这一更加普遍性的指导意义上来讲科学发展观的；还有的同志则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与核心的意义上、从统领马克思主义全部著作内容的活的灵魂的意义上来讲科学发展观，从而进一步提升到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的重要地位上来评价科学发展观了。国内发行量很大的《参考消息》，在十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就曾以《“以人为本”——引领中国的新发展观》为通栏大标题，报道了世界媒体对于我们党提出的这个新口号与新方针的密切关注与反响，同样引起了世界各国政要与舆论界的广泛瞩目。

在这些年里，我国社会里逐步地形成了一种带有普遍性的惯性社会现象，就是每当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一个新的观点、新的口号与方针，宣传理论界就会跟着掀起一波又一波的大轰炸式的宣传浪潮，大家争相进行具有高度政治历史意义的无限拔高式的论述与评价，因而那些力求实事求是地恰当地科学地评价其理论与政治意义的声音，总是会被那些大捧特捧、大树特树式的无原则的政治性颂扬的声浪所淹没。党中央领导同志十六大之后关于“五个统筹”发展战略与方针的提出，关于这个“新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同样出现了这种捧颂式的大轰炸宣传的局面。本来，党中央领导同志根据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所长期积累起来的问题，所面临的新情况与新问题，针对性地提出“五个统筹”发展的战略与方针，这都是正确的，然而这种庸俗化的大树特树式的捧颂式的宣传，反而把一个正确的发展战略与方针给扭曲了。有人说什么：“以人为本”为本质和核心的新发展观的提出，是党中央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伟大发展。还有人说什么：以人为本或人本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和核心，是统领马克思、恩格斯全部著作内容的活的灵魂，渗透于其文字背后的浩瀚的精神海洋中。这就更加出格了。正象列宁曾经指出的，真理在被夸大之后就会走向谬误，就会出现偏差和错误，甚至会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十分严重的危害和损失。事实上，这种情况在我国早已见怪不怪了。因而，我们党的领导同志迫切需要冷静下来认识这些问题，在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基础上，充分展开广泛深入的讨论和争鸣，使我们对这个问题能有一个比较正确而科学的认识与看法，这无疑是具有极大的理论意义与政治意义的。从这个意义上看问题，我也想谈谈自己对于“科学发展观”问题的认识与看法，愿与我国宣传理论界的同志们一起来研究和讨论这个问题。

一、什么是发展观，什么是科学发展观呢?

我们讲科学发展观时，首先就应当摘清楚发展观的理论内涵问题，即发展观是什么的问题，进而才能进一步搞清楚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涵义，亦即科学发展观是什么的问题。我们今天有些同志，动不动就把我们党和国家所提出的某些关于发展的战略与方针，就认定和宣传为什么可以在涵盖一切的意义上讲的那种科学发展观，一种带有超越一切发展的那种超级性质的科学发展观，这种任意提升和拔高性质的宣传，它所反映的恐怕也只能是一种主观自命式的真理论，而绝不会是那种真正属于客观真理的科学发展观的真理论。

那么什么才是我们所讲的发展观呢?

这里，我们首先应当搞清楚什么叫发展，或者发展是什么的问题。我国1979年以来出版的《辞海》的三个版本的解释都认为：从哲学意义上来讲，发展是“指事物由小到大、由简到繁、由低级到高级、由旧质到新质的运动变化过程。．

同样地，我们讲发展观也应是从这个意涵或意义上来讲的；从本来意义讲，发展观也就是人们关于对客观事物(万事万物)运动发展变化及其规律性的最基本的观点与看法。

《辞海》上把发展观就定义为“关于宇宙发展的见解”。

这两个定义用的主词不同，一个是“宇宙”，一个是“客观事物(万事万物)”，其实我讲的这个定义同《辞海》的定义在内涵上是完全一致的。《辞海》的定义是从广义上讲发展观的，它那里所讲的“宇宙”所指的也就是万事万物，是关于宇宙间万事万物运动发展变化的最基本最一般规律的见解，也即关于万事万物发展的最基本的观点与看法。

因而在这里，我们还必须去正确地认识和区分广义的发展观与狭义的发展观的不同，即我们关于宇宙间万事万物的带有共性普遍性的发展观与关于具体事物类和种的带有个性特殊性的发展观的不同，正确认识和区分共性普遍性与个性特殊性的关系，正确认识这两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要看到，一方面，共性普遍性是从个性特殊性中抽象出来的，共性普遍性即寓于个性特殊性之中，没有个性特殊性就没有共性普遍性；另一方面，共性又只能是大致地包含着个性特殊性的普遍性，又只能是大致地代表着个性特殊性的普遍性，而不能同时地包含和代表个性中的一切特殊性。所以，我们在讲发展观时，除了承认关于宇宙间万事万物的发展观、即关于宇宙观的发展观外，还应当同时承认关于事物的类和种的各不相同的发展观的存在；世界上的事物是多种多样的，即多元的，因而反映不同事物种和类的运动发展变化规律的发展观也必然是多种多样的，是多元的。并且单就广义的发展观——宇宙观来说，我们也不能说只有一种，不同的社会阶级也必然会有不同的宇宙观即发展观的存在。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绝对不会只存在一类、或一种、或一个关于发展的观点与看法，我们也绝不能把我们关于某一类和种的事物发展的观点与看法，就提升和认定为终于被我们发现的涵盏一切发展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科学发展观，这只能被看作是一种不仅很幼稚，而且还带有点狂妄症的可笑的认识与看法罢了。

那么，什么才是科学的发展观或科学发展观呢?

首先，我们这样提出问题的重要意义就是说，我们绝不能盲目地把无论什么人和无论什么样的关于发展观的观点与看法，都认为是科学的发展观。很显然，我们这里所讲的科学发展观：就应当指的是人们关于对事物的内在矛盾、内在本质及其运动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及其历史发展趋势的正确的和科学的观点与看法，就应当指的是人们关于对某一事物种和类的以及对于宇宙发展的正确的和科学的观点与看法，只有这种性质的发展观，我们才能称之为科学的发展观或科学发展观；否则是不能称之为科学发展观的。我国是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因而就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来说，只有坚持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方向道路的发展观，才是唯一正确的科学发展观，其他任何意义上的发展观都不能认为是科学的发展观。(关于这个问题上的理论是非，我们将在以下几个问题的论述中再进一步进行论述)。

二、关于发展观与发展战略与方针的区别与联系

我们从理论上搞清楚什么是发展观和什么是科学发展观的问题之后，接着还应当进一步搞清楚我们所讲的科学发展观与我们在发展中所具体采取的实际的发展战略与方针的区别，而不能将那些本来属于发展战略与方针范畴的东西也混同为发展观，特别是混同为一种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科学发展观来看待，那同样是十分荒谬和错误的。

为了能够真正从理论上比较深入地讲清楚这个问题，我这里首先讲一个哲学上关于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划分与区别的问题。一般地说来，理论理性所指的是属于人们认识客观世界事物内在矛盾、内在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范畴的东西；而实践理性则属于人们运用理论理性所获得的这种对于客观事物内在矛盾、内在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为指导，所具体制定的改造客观世界事物的指导原则、指导方针以及计划与政策范畴的东西。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是一个客体主体化(物质变精神)和主体客体化(精神变物质)的过程，理论理性反映的是认识世界(客体主体化——物质变精神)的过程，实践理性反映的是改造世界(主体客体化——精神变物质)的过程，理论理性是人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观点与看法，实践理性化是人们在理论理性指导下形成的改造客观世界的对策与方针。我们党过去经常讲的关于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提法，这里所讲的“理论”就是属于理论理性范畴的东西，而“路线、方针、政策”则属于实践理性范畴的东西，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是不能混同为一回事的。理论理性的最大特点，就是它的相对的稳定性或稳固性，因为它所揭示的客观事物的内在矛盾、内在本质及其运动发展变化的规律性都具有相对的稳固性或稳定性；而作为实践理性范畴的路线、方针、政策、计划等等，便都是要随着事物运动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客观的情况与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它们并不具有象理论理性那样的稳固性或稳定性。同时，理论理性是具有最高指导意义的东西，理论理性是实践理性的指针；实践理性则是理论理性的具体体现，是理论理性向实践的飞跃的桥梁，理论理性只有化为路线、方针、政策性的东西，才能转化为实践，才能完成由理论到实践的飞跃。这就是它们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在前面我们已经讲到了，发展观是关于揭示客观事物的内在矛盾、内在本质及其运动发展变化规律性的东西，是属于理论理性范畴的东西，因而它同样具有相对的稳固性或稳定性；而发展战略与方针则属于实践理性的范畴，它所讲的是我们关于具体地实际地改造客观世界所采取的对策与方针，因而它必然地要随着事物运动发展变化过程中客观的情况与条件的变化而不断改变，是要因势而变动的；科学的发展观是我们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与方针的根本指针，而正确的发展战略与方针则又是科学发展观在发展中的具体贯彻与体现，是我们将正确的发展观的指针化为发展实践的桥粱。所以，尽管我们必须把我们所坚持的科学发展观始终同我们发展的具体的实际条件相结合，但它并不同时要求我们也象发展战略与方针的因势改变那样去随时随地地改变或放弃，这就同我们党所坚持的唯物辩证法的指导原则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原则一样，它并不要求也绝对不允许我们可以随着革命斗争实际情况与条件的改变而改变或放弃。比如我国在建国后几十年的发展中，尽管我们党所坚持的关于走社会主义方向道路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观并没有改变，并且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我们党所长期遵循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根本指导原则与方针也没有改变，但是，我们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所分别采取的具体的发展战略与方针，却并不都是一样的，是不断有所改变的。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们党又改而采取了市场社会主义方向道路的新发展观，同样地，在此后的发展中，随着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所遇到的新情况与新问题，我们的发展战略与方针也分别有几次不同的调整与改变，党的十六大之后，新一届党中央所提出的“五个统筹”发展的新的发展战略与方针，则是又一次新的重大调整与改变。这都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我国经济与社会的不断发展与前进，我国所面临的发展的情况、问题以及内外条件都跟着改变了，如果我们发展的战略与方针不跟着进行调整和改变，就必然会贻误发展的机遇，甚至会严重阻碍发展的前进，这都是显而易见的。但我们关于发展战略与方针的这种调整与改变，并不等于也不要求把我们党所坚持的走社会主义方向道路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观也要跟着改变，并不等于我们党要跟着改变我国发展的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这同样是显而易见的。

根据以上我们所进行的关于发展观同发展战略与方针之间区别与联系在理论上的分析和论述，我们再来看看我国理论界关于科学发展观的那三种提法，很显然，只有第一种提法才属于发展观的范畴，因为它涉及到一个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历史观与发展观的问题；第二、第三种则属于发展战略与方针的范畴，而不能也将其混同为发展观来看待，因为我们无论是讲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提法，还是讲“五个统筹发展”的提法，那都应当属于发展中所采取的对策与方针性质的东西。至于第一种提法，即“‘以人为本’为本质与核心的科学发展观”的提法，它是不是就是一种真正科学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发展观呢？它是不是就是一种涵盖一切的和具有普遍属性和普遍指导意义的那种科学发展观呢?这就又是一回事了。我们在后边的论述中还要专门去具体地回答这个问题，这里就不展开讲了。

三、发展观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是多种多样的而不是只有一个

在马克恩主义者看来，凡真理都是具体的，而从没有什么抽象的真理的存在。同样地，我们讲发展观时也一样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从来也不会有什么抽象的发展观的存在。我在讲第一个问题时，即已讲到广义的属于普遍意义与范畴的发展观，与狭义的属于具体的特殊意义与范畴的发展观的区别，说明发展观应当是多元的即多种多样的，而并非只有一个。这里，我再具体地分析和说明一下这个重要问题。

首先，从广义上讲发展观，即从宇宙间万事万物运动发展变化的普遍规律的意义上讲发展观，这也就是我们在前面所讲的那种作为世界观或宇宙观的发展观，就是人们关于客观世界、关于宇宙发展的观点与看法，这也就是我们在哲学意义上所讲的那种广义上的发展观。并且，社会上的人们所持有的这种广义上的发展观也不可能只有一种，而必然会有多种存在。概括地讲大致有三种：一种是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即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一种是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发展观；一种是机械唯物或庸俗进化论的发展观。我们认为，在这三种发展观中，只有唯物论辩证法的即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才是真正唯一正确的科学发展观。我们在定义唯物论辩证法时，就认为它是研究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人们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我国出版的《辞海》就把辩证法简要地定义为“关于普遍联系和发展的哲学”。伟大革命导师列宁也曾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即发展学说”，是一种“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列宁：《国家与革命》单行本第74页)《辞海》里讲的“发展的哲学”，列宁这里讲的“发展学说”和“发展论”，也就是发展观，是同义的。列宁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才是唯一正确的科学发展观；其它两种形式的发展观，即唯心论形而上学的发展观，机械论和庸俗进化论的发展观，就都不在科学发展观之列了。

但是，广义的发展观，并不等于也并没有涵盖了和包括了一切发展观的内容和形式，尽管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或发展观是具有最普遍和最广大指导意义的科学发展观，但它同时又只是研究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的那种科学发展观，因而它并不可能同时地涵盖和包括了研究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人们思维发展的特殊规律的全部科学内容，并不同时涵盖和包括了研究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各别事物种和类的发展规律的内容在内，我们固然必须始终坚持运用唯物辩证法这种广义的科学发展观去指导人们对于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人们思维发展的各别种和类的特殊规律的研究，但又绝对不可以等同或者取代人们关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各个方面种和类的特殊发展规律的研究，把唯物辩证法也等同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其它方面种和类的特殊规律，那显然是十分错误的。

其次，如果我们讲的是人们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发展观，这便就是我们常常讲的这个历史观的重要问题了。在这个意义上讲发展观即历史观，同样地大致也有三种关于人类社会的各不相同的发展观即历史观；一种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也即唯物史观；一种是唯心主义的历史观，也即唯心史观(历史上的神本主义的历史观和人本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历史观，也都属于唯心史观的范畴)；一种是机械论的或庸俗进化论的历史观。同样地，在这三种历史观中，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才是人类社会唯一正确的科学发展观。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立是马克思的两大伟大发现之一。唯物史观的创立，正象列宁所指出的：从而使社会科学变成了科学，实现了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唯物主义历史观始终是社会科学的别名。唯物主义并不像米海洛夫斯先生(俄国民粹派的代表人物，——引者注)所想的那样，‘多半是科学的历史观’，而是唯一的科学的历史观。”（《列宁选集》第一卷第10页）

第三，如果我们是从狭义的意义上，即从具体事物的种和类的特殊规律的意义上讲发展观的，那我们对于不同事物不同种和类的发展观即其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的具体概括，也就不可能是同一的和一元的；换句话说，也就不可能只有一个共同意义的或唯一意义的涵盖一切的唯一的科学发展观了。

比如，我们如果讲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观点与看法，即其科学发展观(这是马克思的第二大发现)，那它所指的便应当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由资本剩余价值规律所决定的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占有制之间矛盾运动发展规律的科学发展观，便应当是资产阶级同与它根本对立的作为资本主义掘墓人的无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发展规律的科学发展观。即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那种科学发展观了。

再比如，如果我们讲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发展观，那它所指的便应当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沿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方向道路发展与前进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那种科学发展观。

再比如，如果我们讲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在坚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方向道路条件下的总的发展规律的科学发展观，那它就应当指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四项基本原则与方针条件下的那种科学发展观，而不是那种不问姓社与姓资的只要发展生产力而不要社会主义方向道路的发展观，不是那种坚持“国退民进”式的私有化发展方向道路的发展观，一句话，不是那种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发展方向道路的发展观。对于前一种发展观，即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与方向道路的发展观，我们也可以将其概括为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方向道路的发展观；对于后一种发展观，即放弃党的四项基本原则与方向道路的发展观，我们也可以将其概括为走资本主义复辟道路的发展观。毫无疑问我们党当然必须坚持前一种发展观，因为只有它才是社会主义国家唯一科学与正确的发展观；而必须坚决地反对后一种发展观，因为它是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拉向复辟倒退的反动的发展观。

至于我们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发展、农业发展、教育发展、文学艺术世展、体育卫生发展、国防建设发展以及其它种种方面的发展的观点与看法，即关于这诸多方面具体的发展观与发展战略与方针的看法，那就又是一回事了。它们各自又必然具有其自身发展中各不相同的特殊规律性，因而除了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发展方向与道路这一共同点之外，我们党同样绝对不可以对它们采取同一性质的发展的指导原则与方针。比如，我们的同志就绝对不可以把我们党关于文学艺术发展的观点与看法，把我们党关于文学艺术发展的根本指导方针，也等同于并贯彻到工业的发展和农业的发展中去，也作为我们党指导国家工业发展和农业发展的发展观与发展的战略与方针，我相信甚至连小学生们也应当懂得，那样做显然是十分愚蠢和可笑的了。

四、怎样认识和评价我们党的领导同志现在所讲的这种“科学发展观”呢?

在经过以上几方面理论上的论析之后，我们现在便可以回过头来再去回答这个已经被我国理论界几乎炒神了的“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问题了。

首先，我们绝对不可以认为，好象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就只有或者只能有我们党的领导今天所讲的这样一种科学发展观的存在。我们也绝不能认为，这个科学发展观也只是由我们党的领导在党的16大之后才第一次创立的，因而在党的16大之前，在中国在世界也就不可能还存在别的什么种和类的科学发展观了。我们也绝不能认为，只有我们党今天所讲的和坚持的发展观才可以算作是科学的发展观，因而我们党过去所讲的和坚持的那些关于发展的观点与看法便都只能被看作是非科学的发展观了。毫无疑义这都应当是不言自明的道理了。我们应当在肯定这一重要认识的基础上，在这个重要前提下，再来评价我们党的领导同志今天所讲的这种“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问题了。

我们在本文的一开始已经讲到了，现在理论界和宣传战线上关于“科学发展观”的提法，主要有以下三种：一种是讲“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或者讲“‘以人为本’为本质与核心的科学发展观”；一种是讲“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还有一种是讲“‘五个统筹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此外，还有人讲“‘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还有人讲“‘以人为本’的五个统筹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很明显，这后两种提法，实际上是对前三种提法的某种组合起来的提法，因而可以分别划归到以上三种提法之中，这里就无须再去单独论析了。

从总的评价来说，如果我们是真正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看问题，那么这三种提法便统统都是错误的，是站不住脚的。至于有我还特意地把他们的提法说成是什么我们党终于发现了的或者第一次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发展观，那就更加荒诞不经了。我们应当特别注意到，这三种关于引领中国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提法，都绝口不讲它们是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方向道路的发展观，还是走资本主义方向道路的发展观?是不问姓社还是姓资的，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些论者离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方向和道路却在那里津津乐道地讲什么“以我为本”的本质和核心，讲什么“五个统筹”式的协调发展，他们究竟要把中国的发展引领到哪里去呢?！这便只能是一个大问号了！

关于第二、第三种提法，我在讲第二个问题时实际上就已经指出过了，那应当是属于发展战略与方针范畴与性质的提法，是不可以同发展观混同为一回事的。只有第一种提法，才应当被看作是一个属于“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发展观范畴的比较复杂一些的问题，似拟单独加以论析。因而在这一部分中，我先集中地谈谈关于对第二、第三种科学发展观提法的批判性的观点与看法。

首先，我们先假定按我国理论界现在的这两种提法讲科学发展观也是可以的。可是这些同志从而就应当回答和论证：你在讲“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才是唯一正确的科学发展观，那我若讲“全面、协调、快速、稳定、可持续发展”时，那是不是就不是科学发展观了呢？！同样的道理，你如果讲“五个统筹发展的发展观”才是科学发展观，那我若讲六个以至七个统筹以上的发展时，比如我在你那个“五个统筹”发展的基础上再加上“统筹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统筹两种再生产”的发展的内容时，那是不是从而就变成为一种地地道道的非科学的发展观了呢?！很显然，我们无论谁也不敢这样荒谬地去论定和回答，因为我们在理论与实践的道理上都是无法自圆其说的。所以，我们绝对不可以象我国理论界现在这样断然地将此类绝顶荒谬提法的观点就命之日科学的发展观，甚至还说成是由我们党的领袖们第一次创立的唯一科学的科学发展观，你怎么能说服党和人民呢?！”

其次，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之前，我国在各个历史发展时期以及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上，都从没有提出过现在这种科学发展观的口号与方针，并且在各个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都曾提出过各不相同的发展战略与方针，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党和国家当时所坚持的发展观，就都不是科学的发展观了呢?!或者那时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也包括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主要领导同志在内，他们就都不懂得、都不知道什么叫科学的发展观呢？！比如我们党在一五时期所坚持的“一化三改造”的发展战略与方针，在第三届全国人代会上周总理代表党中央所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发展战略与方针，以后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毛主席又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发展战略与方针，那是不是都是在没有科学发展观指导之下而提出的发展战略与方针呢？！而如果我们党那时也有一个作为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科学发展观的存在，那它又是怎样一种性质的科学发展观呢？！我们今天总不能说毛主席和周总理那时的正确领导，是因为他们在当时就已经提前学习了由我们党现在的领导人所首创的这个“以人为本”为本质和核心的科学发展观吧？！即使是在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在我国的几个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所提出的发展战略与方针，也都是各不相同的，这是不是就证明一直到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之前，在我们党尚未提出现在这个提法的科学发展观之前，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党所坚持的发展观也都不属于科学发展观的范畴了呢?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党和国家究竟有没有一个科学发展观作指导，如果有，那又是怎样一种性质与范畴的科学发展观呢?

同时，我们都应当知道，在国家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在大力推进“国退民进”式的大规模私有化的转制改革的条件下，在民营经济、外资经济等私营经济大发展的条件下，在工业经济领域里国有经济的比重已经大幅度下降到25％以下的情况下，竞争和无政府状态的发展规律无疑将会在我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还是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都将会是如此，国家经济发展中周期性的波动都将是必然要出现的，是无法避免的，这都是不依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国家的宏观调控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迟与减缓周期性波动的发生及其破坏作用，固然可以使经济在过热虚涨时实现软着陆或硬着陆。但并不能防止和消灭这种周期性波动的发生。至于让万千的国内外的民营资本企业也遵循和恪守国家所制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与方针，也遵循和恪守国家的“五个统筹发展”的战略与方针，国家想借助其宏观调控的政策杠杆，切实地做到领导全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切实地做到领导全社会“五个统筹”地有机地发展，那显然是不可能的。

其实，我们党的领导同志所提出的这种发展战略与方针，这种“科学的发展观”，还仍然是沿袭着我国过去传统计划经济的原则与方针，只可惜这种全面统筹协调发展的发展战略与方针的社会经济条件已经不存在了，因为这只有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为主体的计划经济的条件下，这五个统筹之下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才是可能的;而在私有制为基础，为主体的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这样的发展口号与方针便只能是空谈而已。

我们的领导同志实际上并不懂得、并没有真正地认识到，作为市场经济本质属性的一个最为根本的经济法原则，就是追求企业自身利润即其投资资本剩余价值的最大化，资本是绝对不会改变自己的贪婪的本性的，因而它也是绝对不会老老实实的遵从我们党和国家现在所讲的“五个统筹”下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那么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客观经济规律与发展方针的。因而国家除了对国有经济继续有效地实施其五个统筹下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外，也企图对万千的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同样地实施这种五个统筹下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方针，单单靠党和政府宏观政策的引导、调控和制约，是根本达不到这个目标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的周期性过热和过剩，总是要通过生产力的周期性的破坏从而达到其“协调”发展的，这是经济规律的客观必然性，是不依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资本灵魂的入木三分的生动描述，就曾非常深刻地向我们揭示了这一点：“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资本论》第一卷第829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面对资本的这种疯狂追逐利润(剩余价值)最大化的贪婪本性，国家固然可以对违法的犯罪的资本依法进行制裁，但你又怎样使它遵从和执行国家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五个统筹发展的战略和方针呢？！国家真能统筹得了他们吗？！

因而在有一位不赞成讲科学发展观在国我、在世界上只有一个的学者认为，我们应当把党中央领导同志现在所讲的这个科学发展观还必须放在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条件下来解读．他特别强调地指出，如果更准确一点讲，它更应当是一种“‘竞争选择’的发展观”。他说：市场经济本质上是—种竞争性质的经济，因而我们也一定要从市场竞争规律的意义上来认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发展现。他说：生物界的生存自由竞争规律是“物竞天择，优胜劣汰”，而人类社会的生存自由竞争规律则是“人竞社择，劣胜优汰”。因为在人类的自发的竞争和发展中，作为逐利欲很强的人们的自发的竞争和选择必然是其利益的最大化，他们可以为此而不择手段地攫取个人最大的利益，甚至不惜去伤害他人的和社会的利益，这就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剖析与描绘的资本疯狂地逐利的那个敢于伤天害理的灵魂那样。因而作为一个国家与社会的发展来说，作为一个国家与社会的领导者来说，就一定要自觉地最大限度地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和其领导作用，最大限度地制约和克服这种自发竞争发展所带来的极大的破坏作用，就应当在整十社会的竞争发展中加进去一条强力选择的原则；扶优限劣、扶弱济困、扶德除恶、扶善灭奸。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政府的选择，选择就是我们的方针，就是我们的发展观。他说，我们这些年里的发展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和失误，并不是失在了“竞争”二字上，而是失在了“选择”二字上。说得更尖锐一点，有些时候我们党和政府的选择恰恰是扶了劣、扶了强、扶了恶和扶了奸的，我们出台的改革政策往往扶了私而打击了公，扶了强而打击了弱，扶了个人的发展而打击了社会的发展，扶了现在的发展而打击了未来的发展。扶了资本的发展而打击丁劳动的发展，有的地方的领导甚至扶了黑牡会，在这种情况下，那还能发展好吗?那还能不出问时题吗?所以他说：我们要能够做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能够做到五个统筹那样的全面协调发展，关键在于“选择”二字上。他同时认为，也不要轻率地相信我们的领导者能提出这样一个“选择”的口号就一定能做得到，就算已经做到了，这也是不能划等号的。我认为，这位学者同志讲得是很有道理的，我也是百分之百地赞同他的。

五、“‘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就是一种唯一正确的并且是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科学发展观吗?

现在我们再来讨论我国理论界关于科学发展观的第一种提法，即关于“‘以人为本’为本质和核心的科学发展观”的提法。对此，我在前面的论述中已经讲到过了，它固然应当被看作是属于发展观范畴的一种提法，但是，你如果从而就认为这个提法就是一种真正科学的和正确的提法，就是属于一种具有普遍理论指导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发展观，那就大谬不然丁。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以人为本”的提法，只有在相对于“以神为本”和“以物为本”的有限的意义上才能予以肯定。并且这种肯定，也完全是限定在神的地位和因素同人的地位和因素相比，物的地位和因素同人的地位和因素相比，究竟何者为第一的基础上的，并且还应当是在根本否定神的存在即无神论的意义上来讲的，而不是无条件的和广义的。因而有人把“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也当作为我们党的具有普遍理论指导与实践指导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发展观，那显然是十分错误的。

首先，持这种观点的同志，你们必须回答这样一个关联性质的重要问题。如果真的象你们所认为的那样，只有“‘以人为本’为本质和核心的发展观”才是唯一正确的和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科学发展观，那么我们党过去所一直坚持的“以民为本”为本质和核心的发展观，那是不是就不是一种科学的发展观了呢？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们所一贯坚持的“以民为本”的即“民本主义“的革命思想和革命原则，建国以来我们党所一贯坚持的“以民为本”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与前进的纲领和路线，从而也不科学和不正确的了呢？

其次，大概主张“以人为本”这一口号与方针的共产党员领导同志们也都应当知道，在阶级社会里人是划分为阶级的，在这种社会的情况和条件之下，我们党究竟应当是以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为主体的广大劳动人民为本呢，还是应当以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的资产阶级、剥削阶级为本呢？究竟是应当以革命阶级为本呢，还是应当以反动阶级为本呢?或者干脆不分革命的人和阶级还是反革命的人和阶级，不分是好人还是坏人，都一起共同为本呢?因为大家都是人，你若不把社会上所有的人都包括进来，在你的嘴里无论怎样念念有词地讲什么“以人为本”，也无论你讲得有多么好听，人们都会感到你其实是在那里骗人哩!实事求是地讲，你其实恐怕对有权、有钱、有势的中国上等公民要看得更亲更重些，而对广大劳动人民特别是那些下岗职工和上访求助求救于政府的广大弱势群众，就不怎么亲爱了，你很可能还会把他们看作是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呢!你们有些人，恐怕傍大款有积极性，傍工人农民、傍下岗职工则是没有积极性的!

第三，大凡知道近现代世界思想史发展的人们都知道，人本主义、人道主义的思想，是十五世纪初发端于意大利的欧洲资产阶级文艺复兴运动中，以及在其后的欧洲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各国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们所提出的哲学的与政治的重要思想，是欧洲各国新兴的资产阶级进行反封建革命斗争的重要思想武器。他们用人本主义的哲学去反对中世纪的神本主义的宗教哲学与经院哲学，用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思想来反对中世纪的专制主义。这一哲学在德国的古典哲学家费尔巴哈那里得到了最高的发展。费尔巴哈就是用他的“人本主义”的哲学和“人本主义”的政治思想来反对中世纪的宗教和神学，来反对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神本主义的经院哲学。他认为上帝是人的本质的异化或外化的形式，上帝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上帝是人造的，因而上帝是不存在的。他不但以“人本主义”的思想批判和否定了中世纪神本主义的反动思想，同时主张人人生而平等，都享有平等地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但他同时又看到，人们的这个生来就应当拥有的追求个人幸福的平等权利，在个体之间又往往是相冲突的，是会引起矛盾和斗争的。他面对着他那个社会上到处都存在着的人们在争取其平等的幸福权利的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他这个哲人实在也想不出什么治世和救世的良方，因而便提出他那个解决这一问题的很著名的多少带有点说教性质的治世救世的政治口号与主张，这就是“博爱”。他认为，只要每一个人都能合理地节制自己，都能对人以爱，都能爱所有的人，从而就可以化解和消除这种人们在追求各自生而平等的幸福权利过程中的矛盾和斗争。他十分虔诚地提出的这种“克己爱人”，这种“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就叫人道主义。很显然，连同费尔巴哈自已也知道，他的这种“自由、平等、博爱”的政治口号与主张，也只能是一种十足的空洞的说教而已，那种人人都能合理地节制、克制自己，都能对人以爱，都能爱所有的人，都能“博爱”的社会景观，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幻想着依靠这种社会中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和实现的“博爱”，去消除人们追求平等幸福权利过程中的矛盾和斗争，这只能是一个哲人的笑谈或笑料罢了！费尔巴哈的晚年就是在贫困和孤独中度过的，他自己也没有得到人们和社会的博爱！

费尔巴哈的失足之处，他的人本主义哲学的致命之处，就在于他并不懂得人的社会性，他完全是从人的自然本质即类本质出发来认识人的，完全是从抽象的超阶级的人、从抽象的超阶级的人的本质和人类理性出发，来提出问题与认识问题的，这就不能不使他在社会领域里又回到了唯心主义的泥坑中去了。费尔巴哈自己就把他的哲学概括为“自然主义哲学”，因而他的唯物主义哲学就必然地在进入社会领域时止了步。

因而，马克思、恩格斯在评价费尔巴哈哲学时，一方面充分肯定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在当时所起到的巨大的革命性的解放作用，另一方面又坚决地批判了他在历史观与道德观领域里的唯心主义的谬论：“他作为一个哲学家，也停留在半路上，他下半载是唯物主义者，上半截是唯心主义者；…”对于费尔巴哈关于“自由、平等、博爱”的种种说教，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这是他哲学中最为庸俗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很尖锐地批判费尔巴哈，说他破了一个神的宗教，又树立了一个“关于爱的宗教’。恩格斯曾用带有讥讽的口吻批判说：“可是爱呵，——真的，在费尔巴哈那里，爱随时随地都是一个创造奇迹的神，可以帮助他克服实际生活中的一切困难，——而且这是在一个分成利益直接对立的阶级的社会里。这样一来，他的哲学中的最后一点革命性也消失了，留下的只是一个老调子；彼此相爱吧，不分性别、不分等级地互相拥抱吧，——大家一团和气地痛饮吧！”恩格斯在批判费尔巴哈的道德论时，也同样十分辛辣地指出：“简单扼要地说，费尔巴哈的道德论是和他的一切前驱者一样的。它适用于一切时代、一切民族、一切情况；正因为如此，它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不适用的，而在现实世界面前，是和康德的绝对命令一样软弱无力的。实际上，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而且也破坏这种道德，如果他们能这样做而不受惩罚的话。至于那要把一切人都联台起来的爱，则表现在战争、争吵、诉讼、家庭纠纷、离婚以及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最高限度的剥削中。”(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暗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单行本第3l-32页)

从以上我们关于近现代思想史发展的回顾中，从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人道主义历史观与道德现的评价与批判中可以看出，人本主义、人道主义的历史观、道德观——发展观，根本不是什么科学的发展观，从它在历史上提出时就不是一种科学的发展观，在历史发展到了今天之后，它不但不可能变成为一种科学的发展观，它甚至已经变成为一种地地道道的反动阶级的历史观垃圾了。我们党的领导同志，怎么可以把这种资产阶级的人本主义、人道主义的历史观垃圾又捡了起来，就充作指导我们党前进与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呢?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严重泛滥的今天，在人们一波又一波地批判马克恩主义教条主义的滚滚浪潮面前，你们即使也怀疑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在今天已经失去了指导意义，但也不能求救于资产阶级的先哲和拜资产阶级的哲人为师吧?!

六、“以人为本”为本质和核心的发展观，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发展观吗?

自从“‘以人为本’为本质和核心的科学发展观”的口号与方针提出来之后，有人跟着就发表文章评价和指出，认为这种科学发展观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发展观，并且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他们甚至说什么：“通观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细细品味就可以发现，人本主义或以人为本是统领其全部内容的灵魂，渗透于文字背后的浩瀚的精神海洋。”(参见《当代思潮》2004年第二期《关于“以人为本”的对话》一文)这些“讴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刺耳的话一经听到，就令人感到十分地恶心，十分地惊异和震惊。在社会主义的中国，似这等奇谈和怪论，竟然也有人破于招谣过市，你是连想都不敢想的！这分明是在公开地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谣言，是在那里公开地侮辱马克思和恩格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有义务有责任站出来，为已逝去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进行避谣和正名！

首先，稍稍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同志都应当知道，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创立，直接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费尔巴哈人本主义、人道主义历史观的伟大成果。马克思、思格斯在从青年黑格尔左派转向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时候，也曾受到过费尔巴哈人本主义、人道主义思想的影响，但是当着他们建立了自己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之后，在他们发现了阶级斗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之后，就立刻清算了这种影响，从而就与之彻底决裂了。

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他1845年写的《关于赞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于1845年一1846年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就开始彻底批判和清算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了。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发表四十二年后的l888年写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曾把他们在哲学上(主要是历史观上)的这一重大转折，作了非常深刻的历史性的论述，并同时具体地叔述了他们当时对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人道主义哲学的十分犀利、十分深刻的批判。自从他们的这一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创立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而就以他们所新创立的这一唯一科学的历史观为强大武器，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许多人散布的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人本主义、人道主义的反动的历史观与道德观，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和斗争，十分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它们的反科学反社会主义反工人阶级的反动本质。

马克思、恩格斯曾无情地批判过的这些人本主义与人道主义的代表人物主要有：阿·卢格、卡·海因岑、卡·格律恩、海尔曼·克利盖、海尔曼·泽米希、米啥伊尔·巴枯宁等人。他们曾戏称这其中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阿·卢格“是一个‘人道主义’的卢格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425页)他们在批判一心追随“人道主义”的阿·卢格先生的卡·海因岑时进一步十分尖锐地指出：“可怜的海因岑！这个大人物现在对美国，对‘盛情贫乏的美国佬’，以及对仿效美国佬，而不去致力于‘社会的人道主义化’、不为阿·卢格在政治上和社会上的伟大发现而感到欢欣鼓舞的‘美籍德国人’，充满了人道主义的愤怒。”“海因岑只不过想在美国佬中传播费尔巴哈和阿尔诺德·卢格的学说，以便使他们‘人道主义化’而已。”(《马克思致恩格斯》(1851年8月3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350-351页)

另一个人本主义、人道主义的狂热鼓吹者海尔曼·泽米希曾发表文章，胡说什么，“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归根到底都消融在人道主义中了”，“在人道主义中一切关于名称的争论都解决了。为什么要分什么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呢?我们都是人！”对于泽米希的这些反动谬论，马克思、恩格斯曾用讥讽的口吻批驳说：“我们的作者(指海·泽米希)这样驳倒了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之后，就给我们揭示出两者的最高统一——人道主义。从这时起，我们进入了‘人’的境地，从此我们这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全部真正的历史就只在德国展开了”。“为什么要分什么人、兽、植物、石头呢?我们都是物体！”历史发展的三部曲：“古代——素朴思想，中世纪——浪漫主义，新世纪——人道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50-55l页)

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巴枯宁时指出：“‘正义’、‘人道’、‘自由’、‘平等’、‘博爱’、‘独立’——直到现在除了这些或多或少属于道德范畴的字眼外，我们在泛斯拉夫的宣言(指巴枯宁的《对斯拉夫的号召》一文——引者注)中没有找到任何别的东西。这些字眼固然很好听，但在历史和政治问题上却什么也证明不了。‘正义’、‘人道’、‘自由’等等，可以一千次地提出这种或那种要求，但是，如果某种事情无法实现，那它实际上就不会发生，因此无论如何它只是一种‘虚无缥缈的幻想’。”(恩格斯《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325-326页)

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克利盖和格律恩之流时则讲得更加尖锐。克利盖和格律恩之流把费尔巴哈关于人本主义、人道主义的“爱的宗教”发展到了极致的地步。马克思、恩格斯谴责他们“把共产主义变成关于爱的呓语”，变成“一些华丽的标记，如‘全人类’、‘人道’、‘人类’等等，这只会使一切实际问题变成虚幻的词句”，“作为一个真正的爱的使徒”，“他不仅欺骗自己，而且也欺骗历史”。他们十分尖锐地指出：“由此可见，这里克利盖是在共产主义的幌子下宣传陈旧的德国宗教哲学的幻想，而这种幻想是和共产主义截然相反的信念，即对‘共性的圣灵’的信念，这正是共产主义为求本身实现时最不需要的东西。”(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l卷《反克利盖通告》)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特别注意揭露和批判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以及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内部的机会主义者，揭露和斥责他们复活并利用人道主义的反动理论来歪曲、篡改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无耻勾当。

早在1859年8月，恩格斯在他写的《卡尔·马克思积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文中就指出：“新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引者注)不仅必然遭到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对，而且也必然遭到一群想靠自由、平等、博爱的符咒来翻转世界的法国社会主义者的反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17-118页)。1875年，在批判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哥达纲领》时，恩格斯又指出：“用‘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来代替‘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这是很成问题的。……把社会主义社会看作平等的王国，这是以‘自由、平等、博爱’这一旧口号为根据的片面的法国看法，这种看法作为一定的发展阶段在当时当地曾经是正确的，但是，象以前的各个社会主义学派的一切片面性一样，它现在也应当被克服，因为它只能引起思想混乱，而且因为已经有了阐述这一问题的更精确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0-3l页)

1878年lo月17日，马克思在致费·阿·左尔格的信中指出：“在德国，我们党内，与其说是在群众中，倒不如说是在领导(上层阶级出身的分子和“工人”)中，流行着一种腐败的风气。同拉萨尔的妥协已经导致同其他不彻底分子的妥协：在柏林(通过莫斯特)同杜林及其‘祟拜者’妥协，此外，也同一帮不成熟的大学生和过分聪明的博士妥协，这些人想使社会主义有一个‘更高的、理想的’转变，就是说，想用关于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女神的现代神话来代替它的唯物主义基础(……)。”“几十年来，我们花费了许多劳动和精力才把空想社会主义、把对未来社会结构的一整套幻想从德国工人的头脑中消除出去。从而使他们在理论上(因而也在实践上)比法国人和英国人更优越，但是，现在这些东西又流行起来了，而且其形式之空虚，不仅更甚于伟大的法国和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也更甚于魏特林。当然，在唯物主义的批判的社会主义出现以前，空想主义本身包含着这种社会主义的萌芽，可是现在，在这个时代以后它又出现，就只能是愚蠢的——愚蠢的、无耻的和根本反动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17-418页)

1892年7月，恩格斯在他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版第二版序言》中，曾十分愤慨地指出：“现在也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从不偏不倚的高高在上的观点向工人鼓吹一种凌驾千一切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之上的社会主义，这些人如果不是还需要多多学习的新手，就是工人的最凶恶的敌人，披着羊皮的豺狼。”(《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77页)

马克思恩格斯并且向我们揭示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从革命走向反动的历史轨迹：“……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第一形式，即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的‘人道主义’，在进一步的发展中怎样变成了天主教的耶稣会精神。我们这里同样看到，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完全成熟了的第二种形式在十八世纪变成了现代耶稣会精神，变成了俄国(恩格斯在本文中称之为‘欧洲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的‘沙俄帝国’——引者注)的外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4页)

从我们以上引证的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创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过程中，以及在唯物史观创立之后对于资产阶级人本主义、人道主义理论的进一步的深入批判，足以说明人本主义、人道主义的世界观与历史观是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历史观绝然对立的两种根本不同的世界观与历史观。马克思、恩格斯甚至指出：在唯物主义的批判的社会主义出现以前，人道主义还算是一种有革命意义的思想(指它的反封建反神学的进步作用而言)，而在唯物主义的批判的社会主义出现以后它又出现，“就只能是愚蠢的——愚蠢的、无聊的和根本反动的”，它甚至可以成为沙俄帝国手中的一种外交斗争的武器。因而谁如果再向工人鼓吹这种“凌驾于一切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之上的社会主义”，“这些人如果不是还需要多多学习的新手，就是工人的最凶恶的敌人，披着羊皮的豺狼。”我们对于今天中国与世界上的人本主义与人道主义的鼓吹者，也只能或者更应当像恩格斯那样去评价他们：“这些人如果不是还需要多多学习的新手，就是工人的最凶恶的敌人，披着羊皮的豺狼。”

同时，我们还可以从中得出一个很重要的结论，就是那些认为马克思主义和人本主义、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人本主义、人道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是相通的，认为人本主义、人道主义是统领马克思主义全部著作内容的活的灵魂，是唯一科学的发展观，这不仅是荒谬绝论的，而且简直是在那里肆无忌惮地和极其无耻地在造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谣言，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极大的政治侮辱和陷害，实在可恶得很！

历史发展的无数实事不断地向我们证实，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人道主义的无害改造，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把共产主义人道主义化，这正是工人运动中所有机会主义叛徒们背叛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共同的轨迹。第二国际各国的机会主义叛徒们是如此，当代苏共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叛徒集团和戈尔巴乔夫叛徒集团的小丑们也是如此，中国的机会主义叛徒们也必然是如此。赫鲁晓夫就曾说什么：“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最人道的意识形态”，“共产主义是人道主义的最高体现”。戈尔巴乔夫则把他那种“新思维”式的马克思主义就归结为一种“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因而我们中国的机会主义叛徒们把他们今天所创新发展了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归结为人本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1963年1月26日，周杨同志在他所作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的重要讲话中，曾对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以苏共为核心的现代修正主义叛徒们所散布的人道主义和异化论的反动理论，进行了系统地批判。对周杨同志的这篇重要讲话，毛主席曾作了总计达2l处的重要修改(详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第400-410页)，而后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应当说，周杨同志这篇重要讲话中的思想，也是代表了毛主席的。周杨在这篇重要讲话中曾经十分尖锐地指出：“在哲学方面，现代修正主义和老修正主义一样，都是用主观唯心主义来代替唯物主义，用庸俗进化论和诡辩论来代替革命的辩证法，用资产阶级虚伪的‘超阶级’的人性论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的学说。”他井且指出：“现代修正主义者彻底抛弃了历史唯物主义，他们用资产阶级的人性论来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代替科学共产主义。他们放下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旗帜，举起了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旗帜。他们把所谓‘人道主义’的概念和科学共产主义的概念等同起来，把科学共产主义完全融合于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之中。”他指出：“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是两种根本不同的世界观。我们坚决反对用抽象的人性论和博爱的说教来代替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反对把共产主义说成是人道主义，反对把人道主义置于共产主义之上。”他指出：“现代修正主义者热衷于‘人道主义’的时髦口号，来掩饰他们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背叛。他们口口声声说‘一切为了人’。请问，为的什么‘人’呢?他们对革命人民并不爱，对劳动群众并不爱，他们爱的是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首脑人物。他们害怕人民，害怕人民革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产阶级所鼓吹的‘人道主义’，风靡一时，流派虽多，但大都是反映着腐朽的、没落的、垂死的垄断资产阶级的苦恼、恐惧和绝望，并且用来作为帝国主义对世界人民实行核讹诈的思想麻醉剂。现代修正主义者所谓‘人道主义’正是和现代西方反动资产阶级的这种人道主义一脉相通的。”他指出：“现代修正主义口中的人道主义，不但对科学共产主义说来说，是一种大的反动，就是对于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说来，也是一种反动。”周杨同志还特别强调地揭露和批判说：“现代修正主义者和某些资产阶级学者企图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人道主义，把马克思说成是人道主义者，有些人则把青年时代的马克思和成熟的、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马克思对立起来。他们特别利用用马克思早年所写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中关于异化问题的某些论述，来把马克思描写成资产阶级的人性论者，竭力利用‘异化’概念来宣扬‘人道主义’，这当然是徒劳的。”(以上引文均引自《红旗》杂志1963年第24期)

在今天，我们若是把周扬同志在这篇重要讲话中所揭露和批判的风行于当时国际共运中的人道主义反动理论，同今天风行于我国的反动的人道主义理论相对照，同《当代思潮》刊登的那篇《对话》的观点相对照，它们又何其相似乃尔，简直如出一辙。六十年代的机会主义者和今天我国的机会主义者，他们一样地把青年时代的马克思和而后成熟的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马克思对立起来，把马克思描写成一个资产阶级的人性论者，一个人道主义者的忠实信仰者，以此来为他们所鼓吹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反动理论作遮丑布，来欺骗党和人民，并由于他们立场的反动从而导致其人格和灵魂的恶性扭曲，甚至不惜公开地造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谣言，实在卑劣之至！

七、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也即发展观，究竟是以什么为本的，它的本质和核心又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认为，作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完全是以社会为本的，而不是以人为本的，因而在一定意义上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之为一种“社本主义”的伟大革命理论，而绝非我们今天有人所认为的那种“人本主义’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与历史观，特别是作为一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革命哲学，它的出发点是人类社会，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即其社会关系(首先是生产关系)，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发展的关系，以此出发来研究人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而不是从“人”出发的，不是从那种抽象的“人”的本性本质出发，从那种普遍的人类理性和永恒的真理与正义出发，来研究人类社会的。他们是以社为本的，而不是以人为本的。他们认为：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及其社会本性，而不是相反。

马克思、思格斯从来都认为，那种抽象的超社会、超阶级的人性和人的本质，那种抽象的超社会、超阶级的人类理性、永恒的正义和道德，那种抽象的超社会、超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东西，都是根本不存在的，都是十足的骗人的鬼话。马克思在他写的被恩格斯后来称之为新世界观萌芽的第一个天才的文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十分深刻地指出：费尔巴哈并不真正懂得人的本性和本质是什么，他根本不懂得“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费尔巴哈“撇开历史的进程，孤立地观察宗教感情，并假定出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类个体”，“所以，他只能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所以，费尔巴哈没有看到，‘宗教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而它所分析的个人，实际上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52页)这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从社会出发、从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矛盾出发，来研究人和人类社会的，而不是从抽象的作为“类本质”的“人”出发、从抽象的人的本质、人类理性和永恒的真理与正义出发来研究人和人类社会的，因而它是一种唯物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而绝非唯心主义的人本主义的理论。

其次，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从来都是依据“以民为本”的原则，而不是依据“以人为本”的原则而立论的，因而它也可以称之为一种“民本主义”的伟大革命理论，而绝非什么“人本主义”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从来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在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上，是英雄们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劳动人民)创造历史，这历来是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信所一直争论不休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则性问题。马克思主义从来认为，历史是奴隶们(劳动人民)创造的，英雄人物只有在他们站到劳动人民一边的时候，才会对历史的发展起重要的推动作用。他们是通过人民而对历史起推动作用的；离开了人民，他们是一事无成的。同时，马克思主义从来都认为：腐朽没落的反动阶级和反动派从来都是历史前进的阻力，而不是历史前进的动力。因而，马克思主义从来都是站在世界上最大多数劳动人民一边，为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群众的解放利益而斗争的，从来都坚持的是民本主义的革命路线，而非那种超阶级的人本主义的路线。马克思主义历来把革命的群众路线，即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依靠人民群众的路线，当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条最根本的政治路线。所以，我们又必须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与发展观，又完全是一种“以民为本”的历史观与发展观，它完全是“民本主义”的，而非“人本主义”的。

第三，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从有文字以来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争取自身解放的伟大革命理论，阶级斗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和核心，因而它在理论和实践上又必然是以无产阶级为本的，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与伟大革命学说，而绝非什么人本主义、人道主义的理论。

我们天天讲要实事求是，因而如果我们大家都是在讲真话、讲历史的事实，那我们就都应当承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也包括毛泽东同志，他们中还从来没有哪一个曾说过他们的革命学说和革命理论是“人本主义”的或者“以人为本”的，更没有讲过他们学说的灵魂或精髓是“人本主义”的或者“以人为本”的，他们从来都一致地认为他们的学说和理论是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阶级斗争的革命学说和革命理论，是革命无产阶级所进行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在理论上的表现，这同《当代思潮》登的那篇《对话》的作者所讲的是有天壤之别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他们于1848年写的《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自有文字以来的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认为阶级斗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认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站在这个观点上解释历史的就叫作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占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76页)因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从来就不谈什么抽象的和涵盖了一切人的那种“人本主义”或“以人为本”的思想，从来都是把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革命阶级和劳动人民看作是历史和社会前进的唯一动力，从来都是以革命阶级和劳动人民为本的，从来都不把阻碍历史前进的反动没落的阶级看作是历史的动力，从来都不以反动没落的阶级为本的。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本身就是以无产阶级走上革命斗争历史舞台为前提的，因而我们这里如果说得更准确一点：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以社为本”和“以民为本”的，它在根本上又完全是以无产阶级这一人类历史上最革命的阶级为本的，完全是以革命无产阶级为本的，这才应当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统领其全部科学著作内容的活的灵魂，这才是其本质和核心。

马克思、恩格斯在定义他们所创立的科学共产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就十分明确地指出：“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00页)。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为什么不讲“共产主义是关于人的解放的条件的学说”呢?这正是因为他们的科学共产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完全是以无产阶级为本的，而不是以人为本的，更不是以资产阶级为本的。

列宁讲：马克思主义是“关于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创造者无产阶级所负的世界历史使命的理论”，是“革命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理论和策略”(《列宁全集》第2l卷第28-30页)。列宁选样讲的根据，同样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完全是以无产阶级为本的，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是关于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的伟大理论和策略，而不是关于人的历史使命、关于人的革命的理论和策略，更不是关于资产阶级、剥削阶级的历史使命以及关于他们反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革命的理论和策略。

斯大林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关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的科学，是关于被压迫和被剥削群众革命的科学，是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中胜利的科学，是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科学。”(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斯大林文选》第559页)斯大林这里讲的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四个科学”的定义，我们同样地连人本主义或以人为本的影子都看不到，更何谈统领其全部内容的活的灵魂了。

我们都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科学理论，是由其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重要部分所组成的十分博大而精深的科学理论体系。我们在这三个重要组成部分的科学理论体系中，能否找到其人本主义或以人为本的灵魂和本质呢？恐怕这同样会是很难很难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全部科学理论的哲学科学基础。它在哲学理论上也完全是以作为无产阶级世界观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本的，而绝不是以什么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的唯心历史观为本的。它在各社会阶级中，也完全是以革命无产阶级为本的，完全是作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而出现的，而绝不是以任何别的阶级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出现的。马克思就曾说过：“哲学(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一引者注)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引者注)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他认为德国人的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4页)。这说明，在马克思自己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完全是以无产阶级为本的，而绝不是以人为本的，更不是以资产阶级为本的。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经济学基础，它是马克思把他所创立的唯物史观运用到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研究的最伟大的成果。如马克思所说：它的任务“是揭示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社会，一一引者注)的经济运动规律”(《资本论》第一卷第11页)。马克思正是从其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出发，进一步揭示了资本剩余价值来源的历史秘密，从而科学地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进而从经挤的必然性上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为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其经济学的科学基础。所以恩格斯说：“《资本论》在大陆上常常被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任何一个熟悉工人运动的人都不会否认：本书所作的结论日益成为伟大工人阶级运动的基本原则，不仅在德国和瑞士是这样，而且在法国，在荷兰和比利时，在美国，甚至在意大利和西班牙也是这样；各地的工人阶级都越来越把这些结论看成是对自己的状况和自己的期望所作的最真切的表述。”（《资本论》第一卷第36页）所以，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时看作是无产阶级的经济学，而从没有看作是关于人的经济学或关于资产阶级的经济学。所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理论上它完全是出马克思的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为本的，而绝不是以什么人本经济学为本的；在社会各阶级中同样也完全是以无产阶级为本的，而绝不是以人为本的，更不是以资产阶级为本的。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完全是建立在马克思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学说基础上的伟大科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它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伟大科学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科学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的伟大科学理论，就是无产阶级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科学理论。因而它同样不是什么关于人的发展或者以人为本那样的社会主义理论，更不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理论。它在理论上完全是以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为本的，而绝不是以什么人本主义、人道主义或者“以人为本”那样的理论为本的，它在社会各阶级中也同样是以无产阶级为本的，而绝不是以人为本的，更不是以资产阶级为本的。

因而，我们现在完全可以说，那些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和核心是“以人为本”的，马克思主义是与人本主义、人道主义相通的，人本主义、人道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说法，纯粹是一堆屁话而已，是我们党内一些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资产阶级政客们所散布的一堆无耻的政治鬼话和政治谣言罢了！把马克思主义进行人道主义的无害改造，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人道主义化，用人本主义、人道主义来取代马克思主义，来颠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来全面复辟资本主义，这就是他们这帮机会主义政客们的反动目的所在!

最后，在我们进行了以上七个方面的论述和评析之后，现在便可以做一个总的结论了：我们党现今关于种种科学发展观的口号与方针的提法，特别是关于“‘以人为本’为本质和核心的科学发展观”的口号与方针的提法，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反动货色，是彻头彻尾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性质的东西，因而是必须坚决地彻底地加以抛弃的！正象恩格斯早年所指出的，向党和人民鼓吹和散布这种种的反动观点的，也许他们确属是我们党内还需要多多学习的新手，也许他们就是那种披着羊皮的豺狼，是我们最凶恶的敌人！今天，我们党内确实有不少的同志们，也包括党的中级、高级领导者在内，很可能是上当受骗的，他们确实需要认真地补一下学习国际共运的历史和学习马列基本理论知识的课，以便从根本上搞清楚这方面的理论的与路线的大是大非问题，而不能再闹这类关于“科学发展现”的笑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