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反了吗？

何满子

　　前 言
　　　　下面这篇短文，是应一家杂志的约稿。编辑来索稿时，我向他说明了我要写的内容，他欣然同意，还作了助兴的鼓励，说这些日子捧张爱玲连同其夫胡兰成的起哄实在太不像话，是该谈谈这问题，以正视听。 原以为不会有问题的，不料稿子拿去半个月后，编辑满纸尴尬地退了回来，说上面不让发。议论某些事和人常有关碍，这我懂。但没想到大汉奸胡兰成和他的老婆张爱玲也碰不得，特别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举国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之际，附逆的丑类容许大肆吹捧，而相反的意见却不容问世，这不是反了么？
　　　　稿子既然写了，白费这点劳动我也颇不甘心，于是寄给一位路道广阔的朋友，让他代为介绍给别的报刊发表。哪知辗转数月，原稿仍被退了回来。这表明，连附逆的丑类也碰不得已是相当广泛的市场行情。这不禁使我沮丧而且有些愤懑：中国人难道连日寇侵略、汉奸肆虐这段逝去未久的国难、国耻史也竟已置之脑后了么？
　　　　我本来也不特别关心张爱玲和胡兰成被追捧这档子事，记得前些年，“捧张风’’春云初展时，也正是在《文学自由谈》上，我发表过一篇《不以人废言和知人论世》的小文章，里面提到了这对宝贝儿。这些年来，文化市场大面积滑落，垃圾文化充斥，各种肉麻当有趣的奇闻怪事已见惯不惊，令人连发议论的兴致也已鼓不起来。这回之所以又对张爱玲和胡兰成这对宝贝儿议论起来，是感于江苏省社科院前文研所所长陈辽先生的盛意督促，是他触动了我的良知之故。
　　　　我与陈辽先生只在多年前的几次学术讨论会上碰过面， 素无交往，也从不通音讯。上年八月间，他忽然给我来了个电话。素不通问的他突然来电话，很使我吃惊。他在电话中连寒暄的客套也没说，劈头就告诉我：据台湾《联合报》7月31 日的消息，上海某大学（姑隐其名）将于十月间召开“张爱玲围际学术讨论会”。他说，际此抗战胜利六十周年，为这祥一个附逆文人、大汉奸的老婆开会纪念，不是对爱国主义精神的嘲弄，民族气节的挑衅么？呼吁我作点反应。我人微言轻，有什么能为呢？受了陈辽先生正义而热忱的鼓动，我的良知驱使我写了这篇被一再退回来的短文，现在再一次寄给《文学自由谈》，看是否能让我“ 自由谈”一下。
　　　　
　　　　 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张爱玲热”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年， 全国人民正以爱国主义的热情纪念这一洗雪了民族百年耻辱的时候，居然有人热闹非凡地纪念起附逆文人张爱玲，而且还连带着让大汉奸胡兰成也以正面形象出台，岂非对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精神的挑衅，民族气节的嘲弄？
　　　　张爱玲是汪伪政权中央宣传部政务次长胡兰成的老婆。在敌伪时期，她一面在南京陪着胡逆周旋于周佛海、林拍生等汉奸头子之间，一面又在上海走俏于敌伪统治下的文坛。在敌伪圈子里，她和胡兰成自然是一对才子才女，但在浴血抗日的人民和呻吟于敌伪凌虐下的百姓眼里，这两人分明是一对狗男女！直到1945年“八一五” 日寇宣布投降，汪伪政权作鸟兽散，胡兰成逃窜到愠州时，张爱玲还痴情地赶去和胡逆共命运。只是固为这逆贼已经另姘上一个伪军宫的小老婆，张爱玲才哀怨地和他告别。 如此痴恋一个丧失了民族大义的逆贼的女人，其品格、其灵魂难道还须费词解说么？
　　　　 上海解放后的头几年，张爱玲还混迹于一群小报文人之间窥测方向，可是当时上海滩上谁都知道她的来历底细，她自知无法混下去；加上逃窜到台湾的胡兰成原图在台北的一所大学中混迹，却被台湾学人胡秋原等人在报端揭露声讨，胡逆只得灰溜溜地逃到他认贼作父的“宗主国”日本。一种兔死狐悲的忧惧促使张爱玲仓皇去了香港，以后又流寓美国侨居，老死异邦。
　　　　 平心而沦，张爱玲确也有点才情。她的处女作《天才梦》刊出于《西风》杂志，其成名作《沉香屑》刊出于鸳鸯蝴蝶派杂志《紫罗兰》。这是一个象征性又是实质性的遇合，她是道地的“西风派”和“鸳蝴派”的混血作家。比起前些年大大走红于大陆的同型作家琼瑶来，张爱玲要高明得多。琼瑶尚且有成堆成片的“粉丝” ，张爱玲有大批“张迷”自可想见。琼瑶只是受宠于中学生水平的一挡人之间，而张爱玲则在不少学者和准学者之间相当风靡，这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归 ‘‘功”于美籍华裔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的蓄意吹捧。《小说史》推出于冷战初期中美尚未建交之时，是为美国情报机构提供的了解中国的清况资料，以学术著作的面貌推行其反-共-反华的观点。当然其中也有歪打正着的部分，如阐述了被国内冷落了的沈从文的文学成就，显扬了在中国只注意其学术成就的钱钟书的小说《围城》等。但其主旨却在于颠覆“五四”新文学以来的鲁迅传统。书中胡扯“ （鲁迅的）殊荣当然是中-共的制造品” ， “鲁迅被认作一个受人爱戴的爱国反（蒋）政府的发言人，对共-产-党非常有用。甚至于从未轻易赞扬同辈的毛-泽-东，也在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向鲁迅致以最高敬意”“捏造出一个神话”（夏著《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二章）。为了贬抑鲁迅和中国新文学，才蓄意 ‘‘发现” 出“西风派”和“鸳蝴派”小说的张爱玲来与之争席。匪夷所思的是，国内居然有些学者、准学者竟将夏志清的反-华谬论奉为玉旨纶音，跟着起劲地叫卖张爱玲，可谓咄咄怪事。报载这部《小说史》已在大陆出版，我当时看的是台湾版，不知大陆版中是否己将那些反-华反-共和贬抑鲁迅的文字删掉。
　　　　据悉，由于几位正义人±仗义执言，明理的有关当局已经停止了陈辽失生所告知的那个‘ ‘张爱玲国际讨论会”。 但怪事却层出不穷。正在抗战胜利六十周年之际，这个汉奸老婆原来和胡兰成的“香巢”，坐落在上海南京西路常德路口的常德公寓（旧称爱丁顿公寓）赫然挂出了“张爱玲故居”的招脾，俨然将这汉奸老婆当作伟人来供奉了。至于南北报刊对张爱玲、胡兰成连带对夏志清《小说史》的吹捧叫卖，更是如火如荼，什么叫丧心病狂？这就是。
　　　　中国人民遭敌寇的屠杀，遭汉奸的蹂躏刚过去60年，人们竟会如此健忘，这，这，这，该说什么好呢？
　　　　 2005年 l1月
　　　　
　　　　后 语
　　　　 重读了这篇到处碰壁的退回来的倒霉短文， 我仍以为纯是一个正常的中国人本着良知的发言。始终理解不了连附逆文人也碰不得的道理。在文中所提到的那个“张受玲国际讨论会”被杯葛后，网上有位批评家曾说，这是“政治压倒文学”。胡扯！这里仅只是“政治”吗？这里面有百年中国的灾难史和屈辱史，有亿万人民的血泪，有抗争和背叛的斗争，有民族气节•••• 内客沉重得不胜载负 。
　　　　 我不反对“不以人废言”之说，但更重视‘ ‘知人论世” 。容许的不等于要提倡。关于张爱玲，我曾在《中国爱情小说史略》的第五章第六节《传统爱情小说的余波》中给予评价，她确是“西风派”和“鸳蝴派”的佼佼者，足以代表那与 “五四”新文学对垒的旧文学阵营的中坚。但它代表的是该退出历史舞台的陈旧的文化。不宜宣扬叫卖，在年轻的一代中扩展“张迷”的阵营。至于在杭战胜利六十周年之际来大肆宣扬，则更该追问一下居心何在了 。
　　　　 2006年2 月 ，上海
　　　　
　　　　（原载〈文学自由谈〉2006年第2期）

警惕我们的“话语暴力”
2006-05-19 作者：邵建
　　
■邵建

　　
　　今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化语言？写作是进入公共领域的一种活动，这种活动应该是文明的，而以骂为表征的话语暴力在任何意义上都是一种反文明。如果这是一种共识，那么我们就应该自觉地用文明和理性的语言来说话，用以狙击我们身上由那种历史积淀而导致的蛮性遗留。
　　
　　
　　
　　邵建:现任教南京晓庄学院人文学院，著有《文学与现代性批判》等。
　　
　　《文学自由谈》2006年第2期有何满子先生的杂文《这不是“反”了吗？》，题目就让我一震，震惊地读完后，居然读出了这样一个词汇表:狗男女、蓄意吹捧、颠覆、胡扯、反华谬论、丧心病狂、大肆宣扬、居心何在……。这样一个充满“话语暴力”的语词阵容，让我“心所谓危，不敢不言”。
　　
　　文章是因为“张爱玲热”引起的，这是一个已经持续多年了的文化/文学现象，其来有自，又原因复杂。对这一现象持任何看法应该都可以，唯独不应该的是张口就把人家骂成“狗男女”，虽然这一骂何文是借自“人民”和“百姓”。但，“张热”热的是文学，“狗男女”肯定是在文学以外。从文学以外说话并非不可以，但它为什么不可以是说理的呢？骂，除了泄愤，还妨害说理。所谓骂不容理，理不纳骂。不妨模仿一次龙应台，何满子先生，请用道理说服我。
　　
　　当然，何满子先生肯定有他的道理。只是道理也不是唯一的，在一个多元的社会，很多道理具有多元性。比如何先生就认定“张热”得力于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的“蓄意吹捧”，而这样做是为了“颠覆”五四新文学的传统，因而夏的语言不过是些“胡扯”，甚至是“反华谬论”。幸好我手上有香港中大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看来看去，以为这是一本学术书，不是政治书。而何的评论，倒和学术无关，其中的词汇全是政治性的，而且是攻击性的。尤其“反华”之说，殊难成立。试想，一个立意为祖国新文学传统作传的人，怎么可能是反华的呢？何况该书到底在哪里反了华，文中无从说明。至于和自己观点不同，就是“胡扯”、“谬论”、“颠覆”，这样一种文化习惯似乎也太独断。谁都不是真理的化身，你至少得用理性分析而不是话语攻讦才有可能说服人。
　　
　　文章最后把南报北刊对张爱玲和夏志清的“吹捧叫卖”痛责为“丧心病狂”，又由于这些发生在抗战胜利六十周年之际，因此何先生就认为这不仅是一个的“大肆宣扬”的问题，问题更在“居心何在”。文章戛然而止，但谁都知道这种诛心式的“居心”是指向哪里、又将置人于何地。
　　
　　惜乎哉！为文如此。从题目到行文，从语词到语气，一种久违的感觉，那么挥之不去。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你用一套什么样的语词说话，直接表示你拥有什么样的思想资源，同时也显示你接受的是什么样的文化熏陶。何先生的文章，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一种由来已久的文化承传。它在四十年前达到极盛，但这个极盛又远源于四十年以前，亦不绝于四十年以后。这就值得我们注意了。因此，我面对或反对的不是何先生一篇文章，而是面对和反对一个百年来“话语暴力”的历史脉络。
　　
　　早在五四时代，钱玄同率先就把当时的文化保守主义骂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从此，1920年代的“法西斯蒂”、“封建余孽”，1930年代的“洋场恶少”、“叭儿”“走狗”，不绝如流，且越流越大。仿佛是蓄势，终于山洪般地爆发了“牛鬼蛇神”和“残渣余孽”。今天的“狗男女”不过是这种文化惯性的一路下行。这就带出了一个问题，今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化语言？写作是进入公共领域的一种活动，这种活动应该是文明的，而以骂为表征的话语暴力在任何意义上都是一种反文明。如果这是一种共识，那么我们就应该自觉地用文明和理性的语言来说话，用以狙击我们身上由那种历史积淀而导致的蛮性遗留。
　　
　　何先生文章最后说，他纯是本着“良知”来发言的，我愿意相信这一点。但，因“良知”而引发的胡适指出过的“正义的火气”却十分危险。因为在胡适看来，“‘正义的火气’就是自己认定我自己的主张是绝对的是，而一切与我不同的见解都是错的”，并进而指出“一切专断，武断，不容忍，摧残异己，往往都是从‘正义的火气’出发的。”我从何先生的文章中看到了胡适所言的针对性，因此录下胡氏这段话，以赠何满子先生和我们大家。

貌作公正状的话语诫条
2006-06-06 作者：何满子
——答邵建《警惕我们的“话语暴力”》

　　
　　■何满子
　　
　　邵建先生的《警惕我们的“话语暴力”》刊发后，我们收到了何满子先生的这篇文章。本报历来倡导争鸣，并尽力为心平气和有理有据的批评提供园地，虽然也理解批评有时难免火气，但初衷毕竟是希望批评应该是建设性的。
　　
　　关于何满子与邵建的争鸣，或大而言之，关于批评(包括“话语暴力”)，如果您也有话要说，不妨来稿，三言两语也行，毕竟当下的批评怎么看也不能算“寂寞”的。——编　者
　　
　　邵建先生的《警惕我们的“话语暴力”》一文，是指名道姓地冲着我来的。按他的教训，我该敬谨恭聆、克服自身的“蛮性遗留”才是。但不幸忽然想起了鲁迅的一段话:“所以你无论遇见谁，应该赶紧打拱作揖，让坐献茶，连称‘久仰久仰’才是。这自然也许未必全无好处，但做文人做到这地步，不是很有些近乎婊子了么？”(《且介亭杂文二集·再论“文人相轻”》)暂时还不想“近乎婊子”，倒想来揭穿一下此文是装得悲天悯人其实是有所偏袒的貌似公正的扯淡。
　　
　　鲁迅这段文字中提到“婊子”。同样是鲁迅说的:骂良家妇女为“婊子”，是诬枉与污蔑；但指操皮肉生涯的娼妓称“婊子”，则是说的真话。说真话怎能与“话语暴力”等同呢？这道理我还是第一回领教。对于敌伪统治时期走红于政坛和文坛，高踞汪伪中央宣传部政务次长的胡兰成、张爱玲夫妇，难道必须毕恭毕敬，颂之为“神仙眷属”，才算温柔敦厚，剔除了“蛮性遗留”么？在抗日人民和沦陷区饱受敌伪凌虐的百姓眼里，这对汉奸夫妇无疑是一对狗男女，这也是实话实说，不料，骂了一下汉奸，竟会伤了一些人的心，实在匪夷所思。比如在南京晓庄学院任教的邵建先生却硬要归之于“话语暴力”。我清楚地记得“晓庄”的创建人，抗战时期名为“育才学校”校长陶行知先生1942年在重庆抗建堂的演讲。他谈抗战形势，提到汪伪政权的汪精卫、周佛海等人时，就斥之为“民族败类”、“衣冠禽兽”。试问:“禽兽”和“狗男女”有什么差别？难道邵建先生认为“晓庄”创办人，他的同行前辈陶行知先生也有“蛮性遗留”？也是使用“话语暴力”，也该“警惕”么？
　　
　　邵建先生大概是深受“温柔敦厚”的“诗教”或曰“儒教”的濡染的。但他说“‘张热’＋热的是文学，‘狗男女’肯定在文学之外”云云，将文与人切西瓜似的切割了开来，似乎又忘了儒教的亚圣孟老夫子的训教。《孟子·万章下》曾说:“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文与人怎么能截然分开？何况“论世”，200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当此敏感的时会，公然大肆宣扬附逆文人连带叫卖其汉奸丈夫，说这是对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精神的挑衅，对民族气节的嘲弄，难道不是义正辞严的实话实说么？如果不是有正义人士的干预，有关当局的明智制止，便会召开“张爱玲国际讨论会”，演出有汉奸胡兰成以正面形象亮相的话剧《张爱玲》，那岂不是远远超过鲁迅在《且介亭末编·这也是生活》一文中所说的“连义和拳时代和德国统帅瓦德西睡了些时候的赛金花，也早已封为九天护国娘娘了么？”这不叫“丧心病狂”、“居心叵测”，又能叫什么呢？连中国人自己也如此眷爱和“皇军”合作的人物，则日本右翼政要自然要掩盖血腥侵略的罪责，胡扯进军中国是什么“大东亚共荣”，小泉纯一郎之辈便更可肆无忌惮地参拜靖国神社了。逻辑推演的结果难道不是这样的么？
　　
　　貌作公正的邵建先生还要责令我“请用道理说服我”。敬谨对曰:我摆都是事实，难道“道理”是事实之外的什么玄之又玄的？“胡扯”么？——对不起，我又用“暴力话话”了。
　　
　　我所说的无一不是事实。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的确确是冷战初期中美建交前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所组织的了解中国的材料，其目的就是反华反共的。最初版本是英文本，有李欧梵的中译。其主旨就是颠覆中国“五四”新文学以来的鲁迅传统。邵建说它“不是政治书”，我愿再重复引用一下我在拙文《这不是反了么？》中曾引录的该书第二章(李欧梵中译)的文句，看是学术还是政治？
　　
　　(鲁迅的)这种殊荣当然是中共的制造品。在中共争权的过程中，鲁迅被认作一个受人爱戴的爱国反(蒋)政府发言人，对共产党非常有用。甚至从未轻易赞扬同辈的毛泽东，也在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觉得应该向鲁迅致以最高的敬意……捏造出如此一个神话。
　　
　　瞧，这是学术还是政治？
　　
　　不是我自卖自夸，在拙作《中国爱情小说史略》(香港、台湾的商务印书馆版易名为《中国爱情与两性关系——中国小说研究》)第五章第六节《传统爱情小说的余波》里，曾专门论及张爱玲，称她是“鸳蝴派”和“西风派”混血作家中的佼佼者，肯定其才情。完全不涉及她和汉奸胡兰成等政治性事件，连她五十年代在香港所作的拙劣的反华反共小说也略而不提，自认为是很平恕的。比一比上引夏志清的以自身的政治立场妄贬鲁迅，读者自可公鉴。
　　
　　话语的情绪化问题自可讨论，恶劣的话语作风也可以斥责。比如，人们曾批判过“文革”时期的造反语言之恶劣和文化污染。但邵建先生此文的关键之处，是以悲天悯人大义凛然的架势，在一件理应同仇敌忾的事件中，以话语为题目，袒护其心欲偏袒的对象，将庄严的主题转移而扯淡之，其用心的深曲在此。
　　
　　邵文的后半部分追溯了他所谓的“话语暴力”的渊源，指名道姓地点了“五四”前贤钱玄同，也不点名地列举了鲁迅的许多用语。这使我不禁受宠若惊，我原来是秉承了我所崇敬的这些前贤的余绪，区区实在不敢高攀。至于文末大夸胡适，则胡适应是反“话语暴力”的圭臬人物了。手头恰好有一本长江文艺出版社近年新出的《百年百篇经典杂文》，选有胡适的《差不多先生传》一文，倒真是平和冲淡的，但文末咀咒中国为“懒人国”，把亿万中国人都斥为“懒人”，似乎也不够温柔敦厚，和“话语暴力”是挨边的。可见除了装聋作哑以外，凡要发言，都是难逃触犯邵建先生的诫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