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看到茅于轼签名支持将中国分裂成联邦制国家的宪章后，我就不再相信这个人了。

在这个由海内外动乱分子联名签署的宪章上，茅于轼的名字排在最前面。一个很有名望、历经风雨八十多岁的老人，不可能不看这个文件的内容便签上自己的大名，也不可能不知道这个宪章是要干什么。但他还是签了，而且做了带头的旗手，名字被放在最前面。老人家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带着一帮动乱分子向“自由民主”奋勇前进了。

这个由海内外动乱分子纠合在一起发起的，为在1989年事件20周年搞点事的文件，文件内容很明确，政治目的也很明确：公开颠覆社会主义、颠覆人民民主专政、颠覆共产党、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将中国分裂成美国式的联邦制国家，建立美国式的自由民主制度。在303人的签名名单中，茅老与这些动乱分子站在一个队伍里，而且站在最前面，为再来一次动乱加油助威，为在中国搞一次颜色革命摇旗呐喊。

我本以为茅老不可能参与这样的签名，会公开的否认，但他没有否认。看来茅老确实是在这个文件上签名了。

茅老总近发表了关于18亿亩耕地红线没必要的重大研究成果，引起强烈反响。一个签名颠覆中国政权的人物，能安好心吗？后来一看，这个研究是受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的研究项目，就更让人怀疑此人的用意了。一下是茅于轼在自己博客上对此的一些看法，原文。看一看这位老先生是怎么忽悠中国人的。

2008-12-27|为什么18亿亩耕地红线没有必要？

为什么18亿亩耕地红线没有必要？

茅于轼
2008年12月26日 星期五

2008年12月24日，天则所发布了“粮食安全和保护耕地”的研究成果。有约二十名记者参会。今天各方面的报道已经出来了。同时我的邮箱里收到不少骂我的信。内容十分简单：“老不死”，“王八蛋”，“汉奸”，除了骂人没有任何话。我知道，这个研究成果得罪了一些人的根本利益，可又讲不出道理，只好用骂的办法。当然，我不会计较骂人，更不会对骂。反右和文革时我听的骂多去了，比这个更难听的有的是。

对一种商品进行管制，对有权管制的人而言是有巨大利益的事。有了管制就必有审批，于是就有以权谋私的机会，可以权钱交换。当然，有些管制是必要的。但是由于顾虑粮食安全而对耕地设下不许逾越的红线是完全不必要的。正因为此事涉及巨大的利益，所以有这么强烈的骂人声。不然的话，蛮可以冷静地讲理。现在理又不足，就只好骂人了。用骂人来发泄因为非法利益被揭穿导致的心头之恨是很自然的。

有些人反对我们的研究结果，不是有利害关系，而是对粮食问题缺乏认真的思考，对跟粮食安全有关的数据没有研究。下面是一些最基本的事实。改革以来的三十年，人口增加了45%，粮食增产了60%，而耕地却在减少。这是有统计数据可查的，不是想象出来的。这一铁的事实说明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无关。粮食产量取决于许多因素，耕地只是其中之一。我们的研究包括如何用其他投入要素，如劳动力，化肥，农业机械，灌溉等代替土地的机会，要投入多少其他要素能替代一亩土地。

拿全球的粮食供求情况看，世界上有很充分的粮食供应。在过去的五十年中，人口增加了一倍半，人均粮食消费增加了17%，但粮价下降了一半。说明粮食相比于五十年前越来越丰富了。全球粮食供求的总形势，和许多其他大多数商品一样，是需求决定产量。或者说，有多少需求就能够生产出多少粮食。万一我国的国内粮食供给不足，可以从国际市场获得。日本消费的粮食中有40%靠进口，南朝鲜60%靠进口。我国这么多年来有进有出，基本平衡，不需要靠进口。（平衡中没有包括大豆，只计入大米，小麦，玉米）

万一需要进口，会有问题吗？有人问中国13亿人，靠进口谁有能力满足我们的需要?这正是反对取消红线的人所提出的理由。根据我们的研究，我国生产的粮食有高有低，但是上下波动只有三四个百分点。百年一遇的粮食供给不足，也只有消费量的11%，约合五千万吨。如果全部靠进口补足，要用外汇约100亿美元，不到我国一年出口创汇的百分之一。所以我们有足够的钱从国际市场买粮食。现在全球的粮食生产为23亿吨，其中粮食的国际贸易量为5.3亿吨。如果中国进口五千万吨，不到全球粮食贸易的十分之一。并不会对全球的粮食市场造成太大的冲击。

粮食生产有高有低，所以要有适当的储备。按照联合国的标准，储备粮应该是年消费量的14-17%。这从是多年来的经验得出来的。我国因为有过大饥荒是经验，所以储备粮特别多，估计达到40%左右（粮食储备是国家机密，我们只能从各种来源的数据猜测），超出联合国标准的两倍。粮食储备并不是越多越好，因为储备有损耗，有成本。过高的储备是不必要的，也是不经济的。如果拿石油储备做比较。我国石油消费中有一半靠进口，但是我们几乎没有储备。而粮食不需要靠进口，却有40%的储备量。比较这两个数可以看出我国政策中严重的轻重失据。

18亿亩红线的数目完全是拍脑袋出来的，没有经过任何经得起检验的研究。有人质问说，如果你能够算出国家需要多少土地，你也能够算出国家需要多少牙膏，多少鞋，多少汽车等等。那我们可以回到计划经济了。这话很不错。说明我国的决策部门还有不少计划经济的思想。这对国家可是一个危险。

几年前国务院还发布过规定，要求冻结农用土地，不许可将农用地改作它用。这就更荒谬了。一块土地作什么用，要看它周围的环境，它本身的条件。怎么能说，不论什么情况永远是用作农用最好呢。事实上这种错误规定根本无法实施。全国已经有无数的耕地改作了它用。唯一的不同是每次改变土地用途都要经过复杂的审批。主管审批的人有了以权谋私的机会。当然，我相信大多数人没有以权谋私，但是他们的劳动说得好一点，也是无效劳动。市场能够最有效地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市场远比官员聪明得多。即使聪明的官员也只能从市场得到必要的信息来处理这一类问题。

为什么必须取消这条红线？因为它极大地阻碍了我国城镇化的进程，极不利于加速农民进城，解决三农问题。因为一个错误的计划经济决策而延误了国家最重要的工业化和城镇化。现在我国大约有六亿城里人，有七亿农村人。在未来的三五十年中将有大约六亿人要进城，农村只需要一亿农民就够了。也就是说，三五十年内城市人口要翻番。这样的城镇化不占用农用地怎么可能。难道让加倍的人口仍然挤在原有那些土地上。可以肯定18亿亩的红线要不了三五年就要突破，除非我国的城镇化没有进展。

18亿亩红线的事关系到国家的重大发展途径，天则经济研究所作为一个有独立见解的民间研究所，有责任发出自己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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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老认为，“我知道，这个研究成果得罪了一些人的根本利益，可又讲不出道理，只好用骂的办法。”在茅老的眼里，骂他的人第一没水平，讲不出道理；第二是有利益，靠审批土地发财。看茅老这样的推断，我估计茅老确实已经老糊涂了。网上骂茅老的人太多了，哪可能有这么多靠土地发财的贪官，纯粹的胡诌。

茅老的另一个结论就是谁不采纳他的建议，谁就是贪官。茅老认为，“对一种商品进行管制，对有权管制的人而言是有巨大利益的事。”因此国家对耕地设置红线目的是为了让官员以权谋私，而不是为了保证粮食生产。对耕地放弃不管，才是为了保证粮食安全。又一个胡诌。

不要小看茅老的胡诌。这个研究成果不是国家安排的课题，不是为中国政府论证粮食安全措施。他与动乱分子混在一起的身份，已经决定了他说话根本没有人会理，不会有任何意义。如此的研究成果除了说明“设置耕地红线是为了以权谋私”，“不听从我的研究报告温总就是以权谋私”这两个结论，不会达到任何目的。茅老拿了美国人的钱煽动反政府，水平确实很高。反对我的意见，你们统统是贪官。温总如果不采纳他的意见，便是为了让官员以权谋私。

至于茅老的分析论证结论，我想不必用说多少道理反驳。举几个简单例子就行了，2007年到20008年上半年，中国粮食生产大丰收，但亦然出现了农副产品价格猛涨，通货膨胀。原因何在？因为美国人用玉米造石油，预计粮食出口减少，导致全球粮食价格大幅度上涨，出现全球性的粮食短缺和通货膨胀。很多国家粮食价格上涨近两倍，一些穷国家出现饿死人的情况。中国的粮食价格受国际市场影响也大幅度上涨，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但好在中国粮食库存充裕，尽管粮价上涨，但手里有粮心理不慌。

中国有13亿人口，一个国家的人口总量相当整个欧洲、美洲、非洲的人口总数。只要中国的粮食产量稍有下降，足以造成全球恐慌，远比美国人减少玉米出口的危机可怕。根据去年到今年上半年的经验，如果出现粮食供应短缺的消息，全球粮食价格便会大幅度上涨，各国都将为保护自己限制粮食出口，因此涨价也买不来粮食。即使有人愿意卖给你粮食，上千万吨的粮食也没法运输。

粮食生产对中国来说，是比石油更重要的战略资源。石油不足可以省着用，粮食供应不足则会饿死人。如果中国出现粮食供应短缺，没有人有能力支援中国，当然更大的可能是，有些人趁机发中国的财。

茅老太会胡说了。他说，“这一铁的事实说明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无关。粮食产量取决于许多因素，耕地只是其中之一。”事实上是，中国的粮食亩产量是世界上最高的，已很难再增产，不可能再靠提高单产增加产量，而只能靠增加耕地面积增加产量。中国过去靠精耕细作和改良品种提高了粮食亩产，不等于今后仍有这么大的潜力。

茅老还说：“全球粮食供求的总形势，和许多其他大多数商品一样，是需求决定产量。或者说，有多少需求就能够生产出多少粮食。万一我国的国内粮食供给不足，可以从国际市场获得。”粮食生产根本不是需求决定生产。粮食生产周期最少一年，不可能随价格上涨增加产量。如果期待美国人为中国的粮食需求扩大种植面积，更不可能。近几年来，由于美国用玉米造石油，造成全球粮食危机，受到全世界一致痛骂。非洲国家人口增长很快，全球粮食供应危机越来越严重。期望靠进口解决中国粮食供应问题，是傻子都不会相信。

茅老还说，“百年一遇的粮食供给不足，也只有消费量的11%，约合五千万吨。如果全部靠进口补足，要用外汇约100亿美元，不到我国一年出口创汇的百分之一。”看了这段话，我感觉茅老根本不像经济专家。因为他算经济帐的水平太差了。如果中国出现五千万吨的粮食供应短缺，一是你根本不可能从国际市场上买来这么多粮食。2亿吨的粮食贸易量是相对平衡的，你要进口五千万吨，没有人会给你留五千万吨等你购买，必须以高价抢购。而且即使高价也抢购不来这么多。别的国家人也要吃饭，尤其是发达国家粮食基本靠进口，给你五千万吨，这些国家就会饿死上亿人口。

100亿美元更是一个傻瓜算法。如果中国缺少这么多粮食,国际粮价最少上涨10倍,得掏1000亿美元。1000亿美元的钱也不是掏不起。只是到时国内的物价上涨将因粮价上涨十多倍，通货膨胀达到300％以上。全世界都会因粮价上涨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也可以算是小事。即使有人给你5000万吨粮食,你怎么运到中国?哪里有那么多运粮食的轮船将粮食运给你。看了茅老算的帐根本没有科学性，也没有可行性，根本不敢相信这是一个经济学家算的帐。

其实他的根本问题不在于算帐，不在于政府有没有必要设置红线。他的根本观点在于依靠国际市场解决中国的粮食供应问题。他要冲击的不是关于土地的红线，而是为美国人要求中国开放农业市场摇旗呐喊，他要的是中国农民的命，要的是给中国制造农业危机。

这个名为“粮食安全和保护耕地”的研究课题，既不是为了保护耕地，也不是为了粮食安全，而是为了让中国向美国开放粮食市场。农业是中国的命脉，是社会稳定的基础。美国农民人均上万亩土地，中国人均只有一亩半土地，是靠精耕细作增加产量、增加收入。因此中国的粮食价格远高于美国的粮食价格。人均一亩半地的中国农民，根本不可能竞争过人均上万亩地的美国农场主。如果允许美国粮食自由的进入中国，中国农民的粮食就彻底卖不动了，精耕细作就划不来了，整个中国农业就会垮掉，农民就没有出路了。而中国农业垮掉了，能靠得上美国人解决中国的吃饭问题吗？

每个国家都知道农业的重要性，因此关于农业问题的国际谈判谈了几十年也没有结果。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更应重视保护农业，是必然的。茅老的天则研究所拿了美国人的钱，便忽悠中国人开放农业，可叹可悲。

我过去以为茅老是个经济学家。看了那个签名后，才知道他是个动乱分子。再看了这个研究成果后，我感觉是什么？一个老奸巨猾的汉奸！

不过美国人选错了对象。这个人已经失去了中国人的信任、中国政府的信任，让这个忽悠中国人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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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一下文章是茅于轼发表在《南方农村报》上的一篇文章。本来是介绍印度学者对中国的印象，但作者却偏了题，一多半的文字成了他个人对中国政治的看法。此文中流露的信息让人一看便知其本性。他参加的这个会议仍是由美国人组织的，从这篇文章中也不难看出他在印度讲了一些什么。

茅于轼：中印学者的互相纠偏

2008-09-23 09:15:12　来源: 南方网(广州)

通过交流发现对方学者所想的完全和自己所想的不同，而且截然相反。印度人之所以向往中国的文革，是因为他们认为文革的特点是平等，而印度缺的就是平等，所以向往文革；类似地，中国缺的是民主，所以中国学者特别向往印度的民主。

作者：茅于轼，经济学家

今年3月27，28两天，在美国纽约的“新学院”(New School)召开了中印学者交流会。

这次会议讨论的主题是“繁荣与平等”，有印度，中国，美国三方面的学者约百余人参加。这是一个更大项目的阶段性总结。该项目有中国，印度各六名学者经过两年的相互访问，交流沟通，形成各自的观点。然後拿到一起来讨论。这时又邀请了更多的外来学者参与。我就是受邀请的外来学者之一。在正式会议之前已经有三天的双方学者的交换意见，我虽然没有参加，但是听到他们交换中所发生的辩论，使我感到非常有兴趣。

使我和其他几位中国学者吃惊的是，印度学者普遍羡慕中国的文化革命。而使印度学者吃惊的是中国学者普遍羡慕印度的民主。通过交流发现对方学者所想的完全和自己所想的不同，而且截然相反。印度人之所以向往中国的文革，是因为他们认为文革的特点是平等，而印度缺的就是平等，所以向往文革；类似地，中国缺的是民主，所以中国学者特别向往印度的民主。可是双方都没有注意到事物的两面性，只看到了自己所向往的事物的好的一面，没想到还有坏的一面。

我去过印度两次，虽然时间不长。但是从表面上也能看出，在印度人与人严重的不平等。在大城市里存在着大批流浪的乞丐。他们并不是偶然不幸流落街头的，而是几代人的生活习惯。路边窝棚就是他们的永久居住地。他们的孩子也不上学，在街上讨生活。这在中国是极少见的。大家知道印度的种姓制，人们被自己的种姓限制在某一个社会阶层中，永世不得改变。这种根深蒂固的人与人不平等制度已经存在几百年，现在还继续存在。

印度男女的不平等也非常显着。除了少数白领阶层，一般百姓中女性受很厉害的歧视。出嫁要支付巨额嫁妆，做父母的往往溺杀女婴，造成人口中男女性别比严重失调。

由于社会中的严重不平等，印度有很顽强的毛派组织，他们追求平等，甚至不惜诉诸武力。政府用武装围剿，他们就转入地下。在底层知识分子中毛的思想颇有影响，并进而波及到中上层知识界。

从中国实践极端平等的经验来看，其代价是巨大的。一般的革命是富人换班，少数穷人变成了新富，大多数穷人还是穷人。但是中国的革命是追求绝对平等。全都变富人既然不可能，就得全部变成穷人。所以1949年中国革命的以後三十年,把中国改造成了穷人国。全国没有一辆私人小汽车，没有一家拥有自己的住房。取消了富人,如果穷人真能得利倒也还值得。可是结果是穷人更其受罪。几亿农民常年吃不饱，更不用说三年灾荒死了三千多万人，其中绝大部分是穷人。中国支持穷人的政策是口惠而实不至。

当然政策的本意不会是欺骗穷人，可是其真实的结果是穷人吃足了苦头。穷人响应党的号召，参加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又在三年灾荒中死掉几千万，得到的是一个吃不饱的生活。一些有良心的老干部看到老区仍然那麽困难，人民做出那麽大的牺牲，落得这麽一个结果，不禁泪下。

穷人的悲惨命运是和暴力实施平等有关。绝对平等必定对贡献多的人强制剥夺，把他们所创造的财富剥夺给穷人。所以它包含着财富创造的不平等，它打击能够创造更多财富的人。结果是全社会财富创造能力的削弱；社会趋于贫困化，经济濒临崩溃，这就是文革结束时中国的状况。适当的从富人手中转移财富给穷人不但可以，而且应当。但是必须遵循大家同意的法律程序，它一定不可以是通过暴力的，像中国的土改和文革那样，通过发动群众，开斗争会来实施的。

暴力实施平等的结果,还不仅仅是社会的贫困化，而且是假借平等的名义实施暴力，人权被严重侵犯。所以文革时冤狱遍地，许多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社会矛盾积累到极大，变成一个一触即发的爆炸性的社会。中国的这些经验教训印度人没有看到，连我们自己也有许多人不清楚。

至于我们所羡慕的民主，印度人并不感觉这给他们带来多少好处。我们往往以为有了民主，百姓可以监督政府，贪污腐化就可以绝迹。可是印度的现实告诉我们，他们的贪污腐化情况不比中国好多少。大家知道，民主是一个低效率的制度，坏事固然干不成，好事一样难办成。中国政府能够集中力量建高速公路，核电站，修飞机场，扩宽马路，虽然闹出一些侵犯人权的事，但建设确实比印度顺利，而且成效显着。印度至今基本没有高速公路，连大型超级市场都没有。首都新德里的马路高低不平，飞机场设备陈旧，地铁至今刚刚通车，这些和北京比就差远了。这使我们想起一句名言：民主是一个不最坏的制度（不是“最不坏的制度”）。印度在这些方面虽然不及中国，但是他们绝不会发生三年灾荒那样的惨剧。他们也发生过粮荒，但饿死的人不及中国死人的百分之一。也就是说，最坏的情况是不会在一个民主制度的国家里发生的。

虽然民主制并不理想，但还是值得我们追求。不过不要盲目乐观，以为只要有了民主事情就好办了。它可不是万灵药。民主好不好要看配套的条件。我们比较许多民主国家，菲律宾，印尼，南朝鲜，日本，可以看到同样的民主制，有很不同的政治经济後果。问题在其他条件的配合。我们在追求民主的同时要努力创造民主配套的条件。这是一篇大文章，值得我们思考并为之奋斗。

(本文来源：南方农村报 作者：茅于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