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通向权力之路

作者：[俄罗斯]尤里·叶梅利亚诺夫
译者：张捷
出版日期：2006年6月第1次印刷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书号：7-5447-0052-6/I·43
开本：32开
定价：￥27/册

著名历史学家叶梅利亚诺夫在大量证明文件与当事人回忆的基础上，揭开了20世纪最杰出和最有争议的国务活动家斯大林的生活和事业中的一个个谜团。撇掉围绕斯大林的一次次造神与造魔运动的历史浮沫，呈现给我们一个最真实的斯大林。作者考察了斯大林在政治上的“进化”过程，令人信服地解释了为什么斯大林总是在国家处于有史以来最严峻的时刻领导这个国家。本书是斯大林两部曲的第一部。

目 录

有可能猜破斯大林之谜吗？（代序）……………………………………………

第一部　格鲁吉亚的儿子…………………………………………………………

　　第一章　斯大林是否隐瞒了他早年生活的真实情况………………………

　　第二章　幼年从哥里得到的遗产……………………………………………

　　第三章　“我们的父亲从前是一个格鲁吉亚人”…………………………

第二部　在生活的十字路口………………………………………………………

　　第四章　宗教活动领域………………………………………………………

　　第五章　通向诗坛的小道……………………………………………………

　　第六章　离开神殿，走革命道路……………………………………………

　　第七章　科技工作……………………………………………………………

　　第八章　“实现既定目标的不可战胜的志向”……………………………

第三部　革命的大学………………………………………………………………

　　第九章　学习的开始…………………………………………………………

　　第十章　“基督履海”………………………………………………………

　　第十一章　第一件独立的工作………………………………………………

　　第十二章　无自由生活的考验………………………………………………

　　第十三章　斯大林是沙皇警察机构的奸细吗？……………………………

　　第十四章　斯大林的导师……………………………………………………

　　第十五章　在第一次革命风暴年代…………………………………………

　　第十六章　斯大林与“没收行动”…………………………………………

　　第十七章　革命事业中的帮工………………………………………………

　　第十八章　无产阶级政党内“巴库人”的无产阶级革命…………………

　　第十九章　毕业论文…………………………………………………………

　　第二十章　穷乡僻壤的传说和故事…………………………………………

　　第二十一章　革命事业中的师傅……………………………………………

　　第二十二章　如何拯救党于危亡……………………………………………

第四部　国内战争的“军事学院”………………………………………………

　　第二十三章　革命政权的负担………………………………………………

　　第二十四章　在察里津前线…………………………………………………

　　第二十五章　在混乱的国内战争中整顿秩序………………………………

　　第二十六章　保卫彼得格勒…………………………………………………

　　第二十七章　歼灭邓尼金的军队……………………………………………

　　第二十八章　进军波兰………………………………………………………

　　第二十九章　在国内战争“军事学院”里学到的东西……………………

第五部　在苏维埃的奥林波斯山上………………………………………………

　　第三十章　斯大林如何“掌握了无限的权力”……………………………

　　第三十一章　列宁的“遗嘱”………………………………………………

　　第三十二章　同列夫·托洛茨基的搏斗……………………………………

　　第三十三章　斯大林接受列宁的遗产………………………………………

　　第三十四章　同列夫·托洛茨基的第二次搏斗……………………………

　　第三十五章　反对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和列夫·加米涅夫……………

　　第三十六章　反对两个列夫和一个格里戈里………………………………

　　第三十七章　在“从张伯伦到托洛茨基”的战线上………………………

　　第三十八章　对国家进行革命改造的方针…………………………………

　　第三十九章　“谁在那里迈右腿”…………………………………………

为什么斯大林取得了胜利（代结束语）…………………………………………

有可能猜破斯大林之谜吗?

(代 序)

又是一本关于斯大林的书?难道已有的书还不够吗?对此说法可以表示不同意,因为对这个人物的研究很难说已接近于完成了,而他在刚过去的世纪的各种事件中曾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众所周知,20世纪的许多秘密,其中包括与斯大林的活动有关的秘密,还没有猜破,因此对上世纪各种事件的评价暂时还不能认为是毫无疑义的定论。还应该考虑到这样一点:对许多在世界历史上起过同样重要的作用、但生活在离我们比较遥远的时代的著名国家领导人的研究至今没有中断,而且在对他们的活动的评价中可以看到更多的共识。对他们的生平的研究常常引起以前的观点的改变,并使我们对他们和他们的时代的认识有所深化。

的确,我的许多同胞深信,有关斯大林的一切他们已经全都知道了。是这样吗?对新一代的年轻人来说,整个苏联历史已是与现在并无多大联系的遥远的过去。虽然斯大林时代离开现在仅仅只有半个世纪,但是在这个非常短促的历史时期内,社会制度、生活方式、精神价值、道德观念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而且经常可以遇见这样的年轻人,他们甚至不知道斯大林生活在哪个时代。一个年轻人在回答电台记者提出的“是谁把阿拉斯加卖给美国人的”这一问题时回答道:“是斯大林。”而在一个州的首府举行的斯大林半身塑像揭幕仪式上,电视台记者听见一个年轻人说,斯大林大概生活在18世纪。

也许年龄较大的人不会像年轻人这样无知而对斯大林有深刻的和正确的了解吧?对此也可表示怀疑。第一,应当考虑到在斯大林时代生活过的人已愈来愈少。第二,他们的记忆力愈来愈差。第三,他们的“关于斯大林的回忆”通常是那些与事实几乎毫无共同之处的很不可信的童话故事的转述。而与此同时,这些日渐衰老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他们知道的事愈来愈深信不疑,因此愈来愈不容反驳地讲述这些事,而没有发觉其中所包含的极其荒谬之处和错误。我们不应忘记,亲眼见过和了解斯大林的人已经很少了。斯大林在世时,这样的人就不多。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已到了另一个世界。不过,就是他们在进行回忆时也不是任何时候和在任何事情上都是说得很准确的。

如果读一读1941年6月21日和22日这两个紧张的日子里与斯大林一起工作的为数不多的人写的回忆录,就不难相信这一点。这两天充满着一系芯龆ㄐ缘氖录?SPAN lang=EN-US>,这些事件深深铭刻在当时所有苏维埃人的记忆里,那些掌握管理国家的大权的人似乎是应该记得很清楚的,因此他们的回忆应该是相似的。然而我们发现,每一个回忆录作者对这些事都各说各的,而文献资料证明,他们所有的人都有严重的失实之处。

朱可夫在《回忆与思考》里写道,6月21日晚他同他的第一副手(指当时的第一副总参谋长瓦图京)和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到克里姆林宫里来见斯大林,向他汇报一个德国投诚者提供的情报。“斯大林一个人接见我们。显然他很放心不下。他问道:‘这个投诚者会不会是德国将军们为了挑起冲突而派来的?’铁木辛哥回答说:‘不会的。我们认为这个投诚者说的是实话。’这时,政治局委员们进了斯大林的办公室。”从朱可夫接下去的叙述来看,斯大林办公室里的会议到半夜才结束,因为他从克里姆林宫回到国防人民委员部后做了这样的记述:“天早就黑了。6月21日这一天快要过去了。”想必在朱可夫来到国防人民委员部时,“大约在6月21日夜间12时基辅军区司令М.П.基尔波诺斯……通过高频电话报告又有一个投诚者……一切都说明,德军正在向边境逼近。我们于夜间0时30分向斯大林报告了此事”。

当诗人和政论家费利克斯·丘耶夫给莫洛托夫读了朱可夫的这段叙述后,莫洛托夫便起来反驳说:“不准确,说得不对。”据莫洛托夫说,斯大林周围的人的活动是这样的:“6月21日晚我们在斯大林的别墅里一直待到10点多至11点多。也许甚至还看了电影……然后散了……”在这之后“朱可夫打来了电话。他没有说战争开始了,但是说国境线上发生了紧急情况。或是遭到了轰炸,或是得到了别的令人不安的情报。完全可能,真正的战争尚未开始,但是形势已极度紧张,总参谋部认为必须开会讨论。至少在夜间两点左右我们已到了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办公室里……所有政治局委员都叫来了”。

米高扬在他的《事情是这样的》一书中对6月21日到22日夜发生的事作了另一种叙述。他说:“21日,星期六,晚上我们这些政治局委员们聚集在斯大林的家里(不是像朱可夫说的那样,在办公室里,也不像莫洛托夫说的那样,在别墅里。——作者注)……突然来了铁木辛哥、朱可夫和瓦图京。他们说,刚刚得到了一个投诚者的情报,说德军将在6月22日凌晨4时越过我们的边境。斯大林这一回也对情报表示怀疑,说道:‘这投诚者会不会是他们为了挑起冲突专门派来的?’……我们大约在6月22日凌晨3时才散……”

而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办公室的来访者登记簿6月21日晚所作的客观的记载证明,所有这三人的回忆都不准确。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国家领导人和高级将领在战争开始前的最后一次会面不是像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所说的那样,在斯大林的别墅和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家里,而是像朱可夫所说的那样,在他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时间一直延续到23时。同时与朱可夫的回忆相反,当时斯大林不是一个人,除他之外,办公室里还有两位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和三位政治局候补委员(贝利亚、马林科夫和沃兹涅先斯基),库兹涅佐夫和萨福诺夫也在场。朱可夫不是同瓦图京和铁木辛哥一起来见斯大林的。瓦图京根本没有来,而铁木辛哥在朱可夫到来前就在斯大林这里了,但是从办公室里出去了一会儿,然后和朱可夫一起进来。同朱可夫一起进来的还有布琼尼。一个小时后,梅赫利斯也来了。米高扬也与他自己的回忆相反,根本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他提到的斯大林关于投诚者的话,很可能取自朱可夫的回忆录。

与战争开始有关的事,写法也各不相同。从朱可夫的回忆录来看,斯大林是从他那里得知战争开始的:这位大将在凌晨4时左右给斯大林打电话,告诉他德国空军轰炸了苏联的一系列城市。朱可夫写道:“我报告了情况,请求允许开始还击。斯大林沉默不语。我只听到他的呼吸声。我问:‘您听清楚我的话了吗?’他还是没有说话。最后斯大林问道:‘国防人民委员在哪里?’”朱可夫回答道:“正在同基辅军区通电话。”

于是斯大林命令他:“您和铁木辛哥一起到克里姆林宫来。告诉波斯克列贝舍夫,叫他把全体政治局委员都请来。”

朱可夫接着写道:“……凌晨4时30分,全体政治局委员都到齐了。我和国防人民委员被请进了办公室。斯大林脸色苍白,坐在桌旁,手里握着装了烟丝的烟斗。他说:‘应当立即给德国使馆打电话。’德国使馆回答说,大使冯·舒伦堡伯爵要求接见,他有紧急的事需要告知。于是便让莫洛托夫去接见那位大使。这时第一副总长瓦图京报告说,德国陆军在进行猛烈的炮击后已在西北和正西方向的许多地段发起进攻。过了一些时候,莫洛托夫快步进了办公室,他说:‘德国政府已向我国宣战。’斯大林在椅子上坐了下来,陷入了沉思。出现了长时间的、难堪的沉默。”

而莫洛托夫对丘耶夫说,政治局夜里开会时,“在夜里2点到3点之间,舒伦堡给我的秘书处打电话,而我的秘书处打电话告诉波斯克列贝舍夫,说德国大使舒伦堡要见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于是我从斯大林的办公室出来,回到我自己那里去,我们住在同一座楼和同一层,但在不同的地段……政治局委员们仍留在斯大林那里,而我去自己的办公室接见舒伦堡——这只要走两三分钟就到了……我是在两点半或3点钟接见舒伦堡的,我想,不晚于3点钟。德国大使在德军发动进攻的同时递交了照会。他们的一切都是安排好了的,看来这位大使得到指示在预定时间要求接见,他知道战争在什么时候开始。这一点我们当然是不可能知道的……朱可夫和铁木辛哥是在3点钟之前到达的。朱可夫说他们是4点钟后才来的,他有意把到达的时间说得晚一些,是为了使它符合自己的时间表”。这就是说,是莫洛托夫在接见舒伦堡后第一个向斯大林报告战争爆发的。

然而苏联海军上将库兹涅佐夫与俄罗斯科学院院士Г.А.库马涅夫的谈话给人以这样的印象,仿佛是这位海军上将第一个向斯大林报告战争开始的。根据库兹涅佐夫的说法,他在接到德国飞机3点07分轰炸塞瓦斯托波尔海军基地的消息后,“立即拿起电话向斯大林报告战争开始了。几分钟后马林科夫给我打电话,问道:‘您可知道,您这是报告了斯大林?’‘是的,我知道。我报告战争开始了。’”

米高扬在他的回忆录里没有说他是如何和从谁那里得知战争开始的。他断定说,夜间的政治局会议在3点左右结束。散会后他回了家,“一个钟头后有人叫醒我,说:‘战争开始了!’于是政治局委员们又重新聚集到斯大林那里,宣读了关于塞瓦斯托波尔和其他城市遭到轰炸的通报”。

然而6月22日头几个小时的来访者名单又一次没有证明朱可夫、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对事情的说法属实。这些记载清楚地说明,第一,朱可夫不只是同铁木辛哥一起来的,与他同来的还有他没有提到的工农红军政治部主任梅赫利斯。第二,政治局委员中出席的只有斯大林、莫洛托夫和贝利亚,后二人是同军人一起同时来到办公室的。第三,莫洛托夫在12时05分到中央电报局向全国宣布战争开始前,并没有离开斯大林的办公室。莫洛托夫在这次讲话中说,舒伦堡是在5时30分(而不是像他对丘耶夫所说的那样,在夜里两点半或3点钟)递交宣战的照会的。可作这样的推测,莫洛托夫在接见舒伦堡后立即进了斯大林的办公室,但并不排除这样的可能:他接见舒伦堡的时间要早一些,并用电话向斯大林报告了照会的内容。

同样也很清楚,尽管米高扬和莫洛托夫在回忆时那么说,但是夜里根本没有开过政治局会议。米高扬说他参加了这次会议,后来当他在夜里大约两点钟一得知战争开始后又“立即”来到克里姆林宫,实际上他是在7点55分才出现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的。

登记簿的记载也没有证实朱可夫的下列回忆:“早晨9点我和国防人民委员来到克里姆林宫。过了半个小时斯大林接见了我们。”从记载来看,朱可夫6月22日同铁木辛哥和瓦图京再次待在克里姆林宫办公室的时间是从14时到16时。朱可夫则断言,“6月22日大约13时左右斯大林给我打电话”,在这之后不久,朱可夫并不是去克里姆林宫,而是离开了莫斯科。

如果这些重大的和不寻常的历史事件的积极参加者的回忆尚且如此不一致和不准确,那么又能指望远离这些事件以及斯大林时代的其他事件的人讲出什么来呢?然而主要问题不仅在于灌输到社会意识中的关于斯大林的知识不准确。这些知识照例都是一些极端简单化的、因此是歪曲历史真实的老调,常常被用来进行政治宣传。

斯大林生前被变成神话化的形象,这形象虽不真实,但是符合赞扬苏联的成就的要求。甚至斯大林的照片也进行精心的修饰,而画像上的他佩戴着他从来不佩戴的勋章。斯大林在世时苏联出版的书中找不到苏联历史上有任何阴暗的东西,斯大林的国务活动也同样被描绘成接连不断的正确无误的决定和行动,而“伟大的”和“天才的”之类的修饰语经常伴随着他的名字。关于斯大林的主要文献资料是他的《传略》,其中所写的他的一生的事迹担负着证明1917年革命前和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的政策完美无缺的使命。这些用来进行宣传的说法,尽管非常简单化,但是对群众的意识产生了有力的影响,促使一种固定观念的形成,把他看做一个以其天才引导苏维埃人前进并创立前所未有的功业的超凡的人。

而在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后,国内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没有出版过一本讲斯大林的书。在这次党代会上,第一次发出了严厉指责他的声音。而谴责他的是那些不久前千方百计地颂扬他的人。如果说,斯大林在世时人们把苏联的所有成就都与他的活动联系起来的话,那么在党的二十大上和在二十大之后,几乎把我们国家发生的所有坏事都归罪于斯大林。对斯大林的这种看法被一股劲儿地注入到社会意识中,同时有意回避他的生平和活动中的许多事实,这只能使他的形象进一步遭到歪曲。

不错,从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国内发表了不少回忆录,苏维埃国家的各个不同的著名活动家在其中讲述了自己与斯大林的交往,但是这些个别的描述构不成关于这位领导了我们国家三十年之久的领导人的完整印象。除此之外,西方宣传机构在“冷战”时代所散布的关于斯大林的说法是与这些回忆相对立的。这一时期西方出版的斯大林的传记不可能是客观的,因为是在一种对我国充满不可调和的敌对情绪的影响下写的,我们国家被看做“恶的帝国”和在可能爆发的核战争的过程中要加以消灭的对象。苏联领导对斯大林的含糊不清的和模棱两可的评价以及西方宣传机构散布的与它对立的否定斯大林的说法,使苏维埃人觉得当局隐瞒了与斯大林有关的“骇人听闻的秘密”。

80年代末,对斯大林的有意回避变成了一场在“揭露”斯大林时代的“骇人听闻的秘密”的旗号下吵吵嚷嚷的反斯大林运动。批判斯大林成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和苏维埃国家的有效手段,因此在几年的时间里实际上所有赞成“改革”即赞成摧毁苏维埃制度的新闻媒体都纷纷发表把斯大林说成是罪恶的产物的材料。虽然这场运动目的在于保证某些政治力量取得胜利,但是许多人觉得这场运动主要的是为了寻求历史真实,因此对它的回忆在千百万人的思想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关于对斯大林的评价的变化反映了政治局势的动荡这一点,可由斯大林的著名“揭露者”德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的书来证明。这位将军兼史学家在其1990年出版的两卷本著作《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里,痛斥斯大林是列宁的事业的背叛者。书中说,“对俄国革命来说极为不幸的是,历史违背列宁的意志和未来的利益选择了斯大林——这是官僚制度和恐怖的‘歌颂者’和‘创造者’的理想人选……斯大林愈来愈背离列宁的思想……这个独裁者对列宁主义作了自己的解释,犯下了反对思想的罪行……列宁主义的人道主义本质经过斯大林的‘改造’便丧失了”,等等。

然而总共只过了四年,这位将军兼史学家写了新的两卷本著作《列宁——政治肖像》,这一次他抨击了列宁,说列宁是“完完全全的反人道主义者和反民主主义者”。沃尔科戈诺夫写道,列宁的“反抗精神”“没有止境,不愿局限在民族的范围内,完全不作道德上的考虑……列宁不仅打算以自我焚烧来焚毁自己的灵魂,而且打算焚毁整个人类文明……他准备牺牲掉俄罗斯人民的一大部分,只要在这废墟上留下的人能活到全世界大火的燃起就行”。这么说来,既然斯大林反对列宁和背离了“列宁的思想”,那么他做的就是好事了。沃尔科戈诺夫大声给斯大林作出的判决在宣判四年后就失去了意义。显然,沃尔科戈诺夫以前在他的两卷本著作中对斯大林的评价纯粹是从政治上的考虑作出的,与历史真实毫无关系。

与此同时,如果承认我国历史上的苏维埃时期对我国人民来说是一个灾祸频仍的时期,那么就可合乎逻辑地说明为什么在这时期只有善于干坏事和进行破坏的人才能领导国家。于是斯大林被说成是全世界的恶的体现。例如,英国史学家罗伯特·康奎斯特在总结根据我国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公布的材料撰写的斯大林传记时宣称:“很难找到比斯大林更坏的现象和更可恶的人了……斯大林是一种与人类和现实发生冲突的十分活跃的力量的体现,他像那个只部分地具有人的特点的特罗利(斯堪的纳维亚民间传说中的神人,多半是巨人,通常与人为敌),或者像从另一个星球或从另一个其中起作用的是另一些物理学定律和道德规范的空间来的恶魔。这个人物企图把自己的规则强加给整个人世间。”然而把斯大林描绘成苏维埃制度具有的反人类的破坏力量的体现貌似“合乎逻辑”,实际上以不能允许的方式有意避而不谈那些能证明斯大林时代进行的创造性工作的无可争辩的和令人信服的事实,不谈苏维埃国家和斯大林本人对消灭20世纪最大的破坏力量——希特勒主义——所作的贡献。

为了塑造斯大林的虚假形象,必然要完全无视历史事实,这一点在关于斯大林的许多书籍和其他出版物中表现了出来。看来了解真正的历史会对这些作者有所妨碍,因此他们并不努力地去了解过去的事实,读一读他们的著作就不难相信这一点。忽视历史事实,成了最近十年的大多数反对斯大林的著作的一个典型特点。有时甚至单从他们的书中发表的一个看法就可明显地看出这些作者对历史的极端无知。

大家知道,甚至单凭一句话就可证明说话的人不知道他所说的事情。美国女作家卡森·麦卡勒斯的短篇小说《泽伦斯基女士和芬兰国王》的主人公勃鲁克先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发现他的音乐学校的同事泽伦斯基女士在接连不断地写自己生活中的往事。然而他很久未能揭穿她,直到她说了以下一句话:“有一次,当我站在糖果点心店前面时,芬兰国王坐着雪橇从街上过去。”勃鲁克先生知道芬兰是共和国,便得出结论:“这个女人是病态的撒谎者,这个情况说明了她的全部行为。”勃鲁克于是明白了,泽伦斯基女士从来没有去过芬兰。

在拉津斯基的《斯大林》一书(中译本改名为《斯大林秘闻》)中可以发现大量的事实错误。他断言朱可夫是战争年代的国防人民委员,就这一点就可令人信服地证明,这位剧作家在动手写这部历史著作时,从来没有认真研究过斯大林的生平和活动。第一,这一错误证明,作者不知道朱可夫这位最杰出的苏联元帅在战争时期是干什么的;第二,由于当时的国防人民委员是斯大林,那么很清楚,作者没有花点工夫了解一下他书里的主角在其一生中的最重要阶段和苏联历史上的最紧张时期做了些什么;第三,拉津斯基的说法表明,他根本没有摸过斯大林在这一时期的主要文集——《论伟大的卫国战争》,从来没有见过国防人民委员斯大林的大量命令,而如果不知道这些命令,既无法了解战争进程,也无法了解斯大林在这些年代的活动。“国防人民委员朱可夫”这句话暴露了拉津斯基对苏联历史的无知,正如“芬兰国王”这一说法暴露了泽伦斯基对芬兰这个国家的不了解一样。

小有名气的维克多·列尊可作为无视历史事实的另一个例子,此人用笔名“苏沃洛夫”写书,固执地重复着当年戈培尔宣传的说法,说什么斯大林准备背信弃义地进攻德国。列尊在他的书里说,苏维埃政府为了准备世界革命花费了大量资金和消灭了千百万人,但是希特勒于1941年6月22日对我国发动进攻,出色地打破了这一计划。列尊在他的许多书里把从事跳伞运动的苏维埃人变成了职业的空降人员,把他们的人数增加数百倍,以证明“苏联侵略”德国的准备工作规模之大。他对苏联坦克名称的缩写提出异想天开的解释,目的在于证明这些坦克是专门为在西欧公路干线行驶而制造的。他对许多苏联统帅的片言只语作任意的曲解,使之与红军打算进攻德国的说法相符合。列尊的这些和那些臆造曾不止一次地被揭露,加布里埃尔·戈罗杰茨基在《<破冰船>的神话》一书中就这样做过。

与此同时,列尊对苏联历史、对苏联领导人的活动和他们的思想政治观点(他曾大胆地进行评述)的无知,在他的《净化》一书的以下几句话里暴露出来:“1927年是十月变革的十周年。顺便说一下,正是在这一年想出了和第一次使用了‘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这一术语。在1927年之前,1917年10月的事件只正式地称为变革。”从这个说法中可以清楚看出,列尊完全不了解苏联历史,他那么放肆地议论列宁和斯大林,却没有读过他们的一本书,否则他就会知道,列宁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的一两个小时就称1917年10月25日(俄历)发生的事件为“革命”,而“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或“伟大十月无产阶级革命”)这一术语,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从1917年底和1918年初就开始经常使用(这并不妨碍他们有时称这一事件为“十月变革”)。列尊的无知使他便于编造明显的谎言,因为有了某些历史知识能妨碍他毫无节制地发挥他的想像力,正如缺乏地理知识有助于泽伦斯基女士编造她见到芬兰国王的故事一样。

还有一个完全无视历史的显著例子,这就是一本叫做《斯大林的情人的自白》的书。这本书据说是经一个叫“伦纳德·根德林”的人加工的大剧院女独唱演员В.А.达维多娃的回忆录的英译本。书的一开头就说,1932年春在大剧院的政府包厢里与斯大林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在一起的有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这时这四人已被开除出党的领导机构,因此不可能坐在政府包厢里),显然,该书作者对党的历史一无所知。而在读到书中说女主人公在索契海滨浴场“埋进沙里”时就可看出,作者又与地理发生了矛盾,他根本没有听说过这个南方城市的浴场是由卵石铺成的。

如果读者真的对斯大林“什么都知道”的话,那么他们似乎应该不接受像拉津斯基和列尊的书那样的以想像为基础的作品。然而笔者根据切身体验知道,许多读者在谈论斯大林及其时代时,往往从这些和类似的著作中汲取主要的论据。“根德林”似乎也模仿泽伦斯基女士利用了雪橇,说马林科夫常用它把那位大剧院歌剧女主角从追求她的帕斯捷尔纳克、皮利尼亚克、维辛斯基、图哈切夫斯基、亚戈达、季诺维也夫、贝利亚和斯大林那里拉走。可是许多读者仍相信这本书,他们认为“作者大概知道一些什么事”。显而易见,几十年来使劲给群众的意识灌输关于斯大林的粗俗看法,并没有白费力气。也应当考虑到,这一类书籍的印数大大超过С.谢马诺夫和В.卡尔达绍夫、В.索洛维约夫和В.苏霍杰耶夫等人用与沃尔科戈诺夫和拉津斯基完全不同的观点写关于斯大林的书的印数。

就连那些对斯大林进行了批评、但是利用了关于斯大林时代的客观的、经过科学检验的材料的作者的书,与不学无术的人写的骗人的书相比,在图书市场上也处于不利地位。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库马涅夫在其写伟大卫国战争的《功勋与伪造》一书中对斯大林作了客观的评价,指出了他的正确的行动和错误,这本真实的书只印了一千册。而列尊的几本书印数达数百万册。这么说来,读者阅读列尊的书和接受他的无知的谎言的机会,要比他们从库马涅夫的那本无情地批判了《破冰船》的神话的书中得到知识的机会多几千倍。

虽然叶夫根尼·格罗莫夫的《斯大林:权力与艺术》一书无论如何不能认为是拥护斯大林的(作者经常不断地谈到他对斯大林的否定态度),但是毫无疑问,它的作者给读者提供的是关于斯大林的文化观点、他的趣味和在这方面的政策的极有意思的和独特的材料。然而读者读到这本书(印数为五千册)的机会,也只有“根德林”的那本印了十万册的令人愤慨的粗制滥造之作的二十分之一。

关于斯大林的质量低劣的和浅陋的作品是通过覆盖面达数千万人的新闻媒体的宣传得到普及和广泛流传的。主要的电视频道搞了宣传列尊捏造的谎言的一整套节目,电视、广播、报纸几乎每天都在支撑着已形成的关于斯大林的神话,使人觉得这些神话是毫无疑义的和无可争辩的。

报刊接连不断地发表材料,重复着一个“众所周知的真理”,即“痛苦的童年”使斯大林变得冷酷无情,决定了他的“很坏的”性格。材料中说,“大家都知道”,正是由于“残酷无情”,斯大林参加了革命党,入党后主要进行抢劫和搞恐怖活动。“人所共知”,斯大林的不择手段表现在他在从事革命地下活动的同时,又为沙皇警察效劳,向他们出卖了同属布尔什维克党的同志。又是“大家都知道”,斯大林的残酷无情和毫无原则帮助他爬到了党内的最高岗位,而在党掌握政权后,又占据了俄罗斯政府中的关键位置。同时也“清楚地知道”,斯大林与领导苏联的同事们相比,显得缺乏学识、爱妒忌和贪权,善于掩盖自己的令人讨厌的性格特点,骗取了列宁的信任。然而列宁彻底揭露了他,并在《给代表大会的信》里建议把斯大林撤掉,但斯大林又一次骗过了党,被留在国家的领导位子上。(不少人深信,斯大林力图阻止列宁这样做,毒死了他。)后来,“谁都知道”,斯大林用阴谋诡计除掉了党的所有最有才能和最出色的领导人,一个人掌握了无限的权力。对斯大林走向权力的道路的这种描述,与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中的理查三世和其他暴君的形象相似(虽然没有任何根据认为,这位伟大的英国剧作家塑造的这些形象正确地反映了历史事实)。

看起来把斯大林描绘成戏剧中的暴君和拦路抢劫的强盗的作品的作者,遵循的似乎是果戈理在《死魂灵》中用讽刺的语气提出的建议:“你只要随手把颜料涂到画布上就行:一双漆黑的灼热的眼睛,下垂的眉毛,皱纹纵横的前额,搭在肩上的黑色的或火红色的斗篷,于是肖像就画成了。”同时很明显,这肖像可以完全不像所画的人。由于这个原因,可以对“众所周知的”斯大林的形象的可信性表示怀疑。斯大林是否从小就对全世界的人冷酷无情?说他的革命活动主要是抢劫银行,这是真的吗?他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当中是否特别显得愚昧无知、令人厌恶和过分地渴望得到权力?列宁是否曾想摆脱掉斯大林?斯大林战胜了他的政敌,是否由于他采取了他的知识分子对手们不善于采取的阴险狡猾的行动?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和其他问题,我们必须看清斯大林的真正面貌,不搞丑化他的真正特点的或把他当做英雄加以美化的“修饰”。果戈理不主张对浪漫主义的英雄或恶棍作公式化的描写,提出应揭示出人的性格中“最难以捉摸的特点”。这位伟大的俄罗斯作家强调指出,“当你让所有细微的、甚至几乎看不出来的特点在你面前显现时,应该高度集中注意力”。

为了照果戈理的建议去做,应当认真地考察斯大林的生活道路,而斯大林在他的批判者的作品中是作为从鼻烟壶出来的魔鬼或从黑洞洞的宇宙空间来到我们星球的外星人出现的。确实,在研究斯大林的生平时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甚至即使采取最无成见的态度,要揭示他的个性也不容易,因为缺少许多文献资料。关于斯大林的童年和青年时代的资料几乎没有保存下来。他几乎有二十年的时间处于地下、待在流放地和监狱里,没有固定的住所,不可能把与他一生中这一相当长的时期有关的物品或材料保存下来。而且他销毁了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们给他的信件,而那些人也销毁了斯大林写的信。

斯大林成为著名的国务活动家后的那个时期,文献资料也很缺乏。在苏联最高政权机关(中央政治局、组织局、书记处、各人民委员部的部委会、人民委员会、国防委员会、总参谋部等)开会时,通常不做速记记录,有时这些会议甚至不作简单的记录。

再说斯大林既没有留下回忆录,也没有留下日记。虽然他在私人谈话中常常回忆往事,但是通常都没有记录下来。他在正式的讲话和谈话中,只有在少数情况下提到自己过去的某些事实,可是又常常弄错日期。由于他不愿意让人知道他的私生活,就连他周围的人也不了解他生活中的许多方面。例如,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恰达耶夫在与斯大林一起工作了几年后,才偶尔地得知斯大林收藏手表。关于他这惟一的“爱好”照例是不张扬的。因此斯大林生活中的许多方面不为他的同时代人所知,更不用说以后的几代人了。所有这些情况增强了他这个人物的“神秘性”。

与此同时,不能抱怨缺乏有关他的生平和活动的证明材料,而这些材料是能帮助我们形成对他的明确看法的。虽然斯大林参加的各种会议没有记录,但是保存下来了他个人作出的大量决定。有时他的命令和指示是口头的,但是执行的结果显而易见,因此也可进行分析。他的个性特点表现在他的大量著作中,他总是亲自动手写这些著作,不求助于“讲稿执笔人”或其他助手。他的思维特点和文字风格反映在这些著作的词汇及其格调中。斯大林在历史上的杰出作用,使得与他的任何交往都作为最重要的事件留在许多人的记忆里,这些人常常回忆这件事,并进行仔细的分析。虽然回忆录作者许多事情讲得不准确,而且他们的评价是主观的,但是不管他们对斯大林的态度如何,在他们的印象里可以发现不少相似之处,这多半是由于他们看到的是斯大林固定的性格特征和行为特点。

既然斯大林长期在人们当中生活和工作,那么他的性格是在他周围的人的影响下形成的。康奎斯特说什么斯大林是“没有根基的人”,可是与他的这种毫无根据的说法相反,斯大林与他出生和成长的环境保持着各种各样的联系。他属于自己的人民,属于自己强大的国家,属于自己一代人以及一定的社会阶层和一定的政治运动,这一点反映在他的意识的性质、行为的类型、思想观点以及文化价值观念之中。与此同时,斯大林作为社会的领导者的活动,通常反映的主要不是他的性格特点和个人的欲望,而是社会空间和历史时间的具体条件,因而这对他的思想和行为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

影响斯大林成长的因素的多样性,在他性格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中表现出来。这一情况产生了他性格中的许多矛盾。然而只有在我们考虑到他来自人间并与人们一直有密切联系,而不是试图把他与人类隔离开来,变成神话人物的情况下,才能使他的性格特点变得比较可以理解。

与此同时,斯大林成为伟大国家的领导人这一点,不能只用他的“社会典型性”来解释。他有鲜明的个人特点,这也说明与他的会见为什么给不同的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显然,“社会典型性”与独一无二的特点的结合,使得许多代表着强大的社会力量的人士认为,只有他才能解决当时最复杂的社会问题。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在猜破斯大林这个人物之谜的同时,能够进一步接近于揭开20世纪的许多秘密,正确认识社会过程和历史过程。

为什么斯大林取得了胜利

(代结束语)

1929年4月,在20年代初成立的列宁的政治局里,在执政党的这个最高权力机关里,当年的成员只剩下斯大林一人。为什么斯大林能战胜居留在苏联政治奥林波斯山上的所有其他的人呢?

根据某些战败者的看法,他们的失败是偶然的,因为斯大林没有任何过人之处。著名的托洛茨基分子之一И.斯米尔诺夫在与托洛茨基的谈话中说,斯大林“完全是一个平庸的和渺小的人”,加米涅夫认为斯大林是一个“县一级的领袖”,而托洛茨基则称斯大林为“最杰出的庸才”。

托洛茨基在他的未完成的关于斯大林的书中写道:“他既缺乏理论上的想像力,也缺乏历史远见,更不具备预见的才能”,“在知识领域,尤其是在语言学领域,头脑不大灵活的斯大林常常寻找阻力最小的途径……斯大林的意志力也许并不比列宁的意志力要差。但是他的资质如果用百分比来表示的话,那么只及列宁的百分之十到二十。在智力方面,斯大林也有不均衡的现象:他的实际的洞察力和耍手腕的能力特别发达,而综合能力和创造性想像的能力则较差。”托洛茨基力图使人相信,斯大林的“简单的头脑”是与他的行为中表现出来的无数精神上的缺点结合在一起的,他说道:“他觉得自己是个外省人,行动缓慢,步伐沉重,用妒忌的目光左顾右盼……粗暴是斯大林的一个生理特点。”自视甚高的托洛茨基的这些议论不合情理,因为他恰恰败在了这个智力上和精神上有无数缺陷的人手下。

斯大林的敌人们为了给自己的失败作某种解释,常常反复地说,斯大林是靠进行秘密的幕后阴谋活动战胜他们的。布哈林谈到过斯大林的“阴谋行为”。托洛茨基则说“权力机关造就了斯大林”。毫无疑问,早在教会学校上学时就掌握了“灵巧像蛇”的名言的斯大林,在他需要孤立自己的政敌或剥夺他们手中的操纵杆时,表现得特别机敏。然而未必能够只用借助机关玩弄手腕这一点来解释他取得成功的原因。

科恩对这样的解释进行了批驳,他说:“斯大林的胜利不仅只是依靠政治机器获得的。就中央委员会来说,他可以指望那些在他的庇护下升上来的中下级代表们会对他表示忠诚或保持善意的中立……然而尽管这些级别较低的党务工作者已是中央委员,他们在1928年到1929年间的斗争中仅仅只起次要的作用。就实质而言,他们只不过批准级别较高的中央委员组成的一个人数不多的非正式集团早已通过的决定而已,而这个集团是由二三十个有影响的人物组成的寡头集团,其中包括党的最高领导人、参加中央委员会的最重要的代表团(首先是莫斯科、列宁格勒、西伯利亚、北高加索、乌拉尔和乌克兰的代表团)的头头们……他们作为行政官员和政治活动家,常常同总书记关系密切,然而他们多数人并不是没有头脑的政治奴才,本身都是能独立思考的重要领导人……1929年4月这些有影响的人物选中了斯大林,并使他在最高领导集团中拥有多数。”

人们作出有利于斯大林的选择,在不小程度上是由于他比他的政敌对工作要负责得多,工作做得好得多。当那些政敌们在疗养地休假和撰写关于艺术的文章时,他只好一个人处理国民经济的困难问题。斯大林的政敌们常常躲开复杂问题,更喜欢在讲台上发表漂亮的宣言。

那些常常不仅在讲台上,而且在作出苏维埃国家的重大决定的场合见到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的人,对他们的办事能力不抱什么幻想。那些人知道,托洛茨基的喧嚣一时的声望在很大程度上被夸大了,而他的组织“才能”主要表现在下那些以枪毙相威胁的命令上。罗伊·梅德韦杰夫曾引用过部队工作人员B.特利弗诺夫的一封信的片断,此人在国内战争正紧张时称托洛茨基为“最无能的组织者”,他强调说:“军队不是托洛茨基创立的,而是我们这些普通的军队工作者创立的。托洛茨基试图在哪里开展工作,哪里立即就会出现混乱。肌体内不能让制造混乱者容身,而军事正是这样的肌体。”

季诺维也夫也是一个能力很差的工作人员。托洛茨基说过:“在顺利的时候……季诺维也夫飘飘然如登天堂。而当情况不好时,季诺维也夫就倒在沙发上,这不是比喻,实际情况就是如此。”他这样说,并没有太大的夸张。托洛茨基的这一评论,也为斯维尔德洛夫的话所证明,后者曾说:“季诺维也夫——这意味着惊慌失措。”罗伊·梅德韦杰夫绝不是一个喜欢给斯大林的敌人抹黑的人,他在综合对季诺维也夫的这些和其他的评价后说:“许多非常了解季诺维也夫的人,不无根据地不仅指出他的巨大的积极性,而且指出他缺乏毅力,不择手段,喜欢哗众取宠,而且特别追求名利和爱虚荣。这是一个很少有人从内心里喜欢的人。”

梅德韦杰夫在对季诺维也夫的办事能力作了很低的评价后,对加米涅夫的能力作了更低的评价,指出,加米涅夫“作为行政领导人,更不如他们(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虽然列宁曾对他的办事能力表示过信赖,但是他没有那种工作热情,曾在朋友的圈子里不止一次地说过,如果布尔什维克不夺取政权而只限于在议会里充当反对派,那要好得多。爱奢侈享乐的加米涅夫认为,对他来说,在杜马里发表揭露性的演说,然后在劳动之余休息休息,比起解决管理国家方面的没完没了的、不让你有一刻安宁的问题来,要轻松些。

科恩在讲到党的领导成员为什么选中斯大林而没有选中布哈林时写道:“他们作出这样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无疑是由于感觉到自己与作为意志坚强的‘实际政治家’的总书记具有共同性,而性格温和、专心致志搞理论的布哈林与总书记相比,看起来也许‘只是个孩子’而已。”斯大林拥有对布哈林的巨大优势,后者曾把自己说成“俄罗斯最差的组织者”。科恩在说明布哈林对自己的这个看法时写道:“虽然这话无疑是一种夸张,但是看来布哈林很不重视自己应做的组织工作。”

一直观察着苏联最高领导人的人不能不注意到,斯大林与他的竞争者不同,总是挑各种任务的重担,为了完成这些任务,常常要进行紧张的、有时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列宁看重的正是斯大林的这些品质。

斯大林的工作热情与他的求实精神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他乐意和不同地位的人讨论有关国家大政方针的复杂问题。多伊彻写道:“他的面貌和行为体现了谦逊。他对普通官员或党的工作人员来说,要比其他领导人容易接近……他沉默寡言,有一种善于耐心听别人说话的无与伦比的本领。有时可以看见他坐在角落里,抽着烟斗,一动也不动地听一个人激动地叙说一两个钟头,只是在提问题时才打破自己的沉默。他的这一性格表明他没有以自我为中心的想法。”

许多人证明,斯大林在私生活方面对自己要求也非常严格。多伊彻指出:“斯大林的私生活是无可指摘和无可怀疑的。”他的私人秘书、后来逃往国外的巴让诺夫写道:“这位充满热情的政治家没有别的恶习。他不贪财,不爱声色犬马。除了自己的妻子外,不和任何女人打交道。”

虽然斯大林因身居要职,不可能在家庭和教育子女上花很多时间,重要的国务活动家几乎都是这样,但是他是一个模范的顾家的人,在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1932年自杀后,他尽其所能履行当父母的应尽的义务。斯大林对子女慈爱温柔,但是这并不妨碍他有时对他们很严厉,尤其当他看到他们把给予他们家的待遇当做理所当然地应该享受的东西的时候。1938年6月,他给他的儿子瓦西里学习的航校的教师马尔丁申写信。信中对儿子“被各种各样的不时地强调他是‘斯大林的儿子’的‘干爹’和‘干妈’宠坏了”表示遗憾。他建议这位教师“更严格地要求瓦西里,不要怕这个任性的家伙用假‘自杀’来恐吓和威胁。在这方面您会得到我的支持”。

根据他的内侄弗拉基米尔·阿利卢耶夫回忆,斯大林在看望亲戚时发现盒子里的巧克力糖长了霉。“于是大家都挨了他的数落:说孩子们‘过分挑食’,甚至不吃这样的糖果,说大人们没有很好地教育孩子,让国内还不太多的食物腐烂变质。”斯大林认为,他的孩子和他的亲戚的孩子不应当因为父母地位高而感到自己“特殊”。

斯大林的生活方式符合一般的对无产阶级领袖的看法,比如说,他与托洛茨基有所不同,后者喜欢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热闹的晚会,然后大家一起到莫斯科郊外去打猎。多伊彻写道:斯大林和阿利卢耶娃“住在克里姆林宫里供服务人员住的房子里的一套不大的住宅里……总书记的私生活十分平常,甚至带有禁欲主义的色彩,这种情况给了党以很好的印象,这个党的党员们有清教徒精神,因而对克里姆林宫出现的腐败和放荡的最初迹象表示不安”。

关于斯大林夫妇在斯大林成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后仍保持着这样的行为作风这一点,可由两人之间的来往信件来证明。例如,1929年9月,这时在工业学院学习的阿利卢耶娃从克里姆林宫写道:“约瑟夫:如果可能的话给我寄五十卢布来,工业学院到9月15日才发钱,现在我一个戈比也没有了。如果能寄来的话,那就好了。娜佳。”十天后斯大林从索契给她写回信道:“忘了给你寄钱。我就不等信使了,让一位今天动身的同志把钱(一百二十卢布)给你带去。吻你。你的约瑟夫。”由于这里说的数目大致相当于一个熟练工人一个月的工资,那就很清楚,他们俩没有任何积蓄。按全部情形看来,斯大林夫人甚至没有想到要借点钱。

从来往信件中可以知道,斯大林夫妇在许多情况下习惯于不求助于人。例如,斯大林在索契时没有让身边的秘书,而是让阿利卢耶娃替他找英语自学课本、冶金学和电工课本,而阿利卢耶娃也没有叫人帮助,自己找了这些书。同时,斯大林通过平常的邮局给妻子发信。有一次斯大林的信在索契丢失了,四处寻找毫无结果。

当然,他们俩的物质生活状况要比普通苏联公民好得多。但是他们一家的生活在许多方面仍与大多数莫斯科人的生活没有区别。从阿利卢耶娃的信中可以看出,斯大林一家的成员像莫斯科的其余居民一样在市内行动时都利用公共交通工具,而不用专车。阿利卢耶娃对斯大林讲了她坐莫斯科有轨电车的感受。她也把1929年底出现排队买牛奶的情况、1930年秋天人们的情绪、莫斯科的建设和莫斯科街道的状况告诉了斯大林。她还给在索契的斯大林写信说,尽管1930年10月初气温降到零下,莫斯科当局仍下令在10月15日前不供暖,她和工业学院的其他学生只好穿着大衣上课。

在阿利卢耶娃死后,斯大林没有改变生活方式。他像以前一样,只保留最必要的服务人员。警卫斯塔罗斯金回忆道:“我从1937年到1953年一直在斯大林身边工作……我敢肯定,斯大林从来未曾有过勤务兵。”雷宾证明说:“斯大林通常不麻烦别人,总是自己照顾自己。用保安剃刀刮脸,用剪子修剪小胡子。”他只提到玛特廖娜·布图佐娃,这个女人“管理近郊别墅柜子里的餐具,照看斯大林的鞋,熨烫他的上衣和收拾书房。斯大林非常尊重她,夸奖她的勤劳,甚至送给她自己签了名的画像”。

朱可夫元帅回忆道:“大家知道,斯大林生活非常简朴。饮食很简单——吃俄罗斯饭菜,有时做几道格鲁吉亚菜。在斯大林住处的陈设、衣着和日常生活中没有任何讲求排场的东西。”空军主帅戈洛瓦诺夫也有同样的印象:“我曾有机会观察过斯大林的日常生活。他的生活惊人的简朴。斯大林只有他穿的那一身衣服。他没有一套又一套的衣服。”

斯大林对自己的穿着很不讲究。斯瓦尼泽在1934年11月4日的日记里这样谈到斯大林:“要他按照季节换衣服总是很费劲,他长时间地穿着夏季服装,看样子已经穿习惯了,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一套衣服穿破了要换新的衣服时。”雷宾则说,斯大林别墅的服务人员需要耍花招才能更换快要散架的家具,或者哪怕为了让他穿新皮鞋也得这样做。斯大林总是严厉地要求给他取回来已穿破的鞋,女服务员好容易“才用鞋油将其擦亮从而掩盖住了鞋的破旧”。

费利克斯·丘耶夫根据政府警卫部队司令里亚斯诺伊将军的回忆写道,斯大林逝世后,“人们发现,他没有什么衣服可穿着安葬。里亚斯诺伊打开衣柜,那里总共只有四套衣服——两套元帅服和两套便服,一套是灰色的,另一套是黑色的。黑色的那套是毛泽东来访时强迫他专门缝制的,他一次也没有穿过。衣柜里还挂着一件短大衣——老式的、掉了毛和退了色的。‘说真的,大概已穿了一百年了。’里亚斯诺伊说。‘这大衣或短大衣像是短皮袄,他常常穿着它在花园里散步。(看来里亚斯诺伊说的是那件有名的图鲁汉斯克皮袄。——作者注)一套元帅服的上衣很脏,布满了油渍,另一套的上衣脱了线……没有缝制过新的。斯大林躺在棺材里,身上穿着旧的、但还过得去的衣服:袖子缝好了,上衣洗刷得很干净。’”

这样不讲究衣着,未必可以用以身作则推行禁欲主义的愿望来解释,即使是因为苏维埃时代领导人的私生活是不对公众公开的。斯大林的生活方式基本上符合在贫困中成长的、在教会学校学会了节俭的人的需求,这一点使他与许多过去由于自己的地位能满足任何愿望的领导人有很大区别。斯大林认为工作是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不大注意旁人看来他是个什么样子、他的衣着是否符合时兴的观念。例如,他不愿意穿新鞋是由于他的双脚患有慢性病。因此他大概更喜欢穿已经穿旧了的皮鞋。他甚至自己在靴子上打眼,好让病足舒服些。

他更喜欢便宜的和简单的生活设备。雷宾这样写到斯大林“近郊的”别墅:“别墅里没有任何游泳池或按摩室。也没有任何奢侈的东西。”虽然斯大林使用国家的汽车和住在不同的别墅里,但是这些东西不是他个人的财产。他作为国家领导人收受的任何一件珍贵的礼物,他在克里姆林宫里的住宅或各个别墅里的任何一件家常生活用品都没有成为他的子女的财产。斯大林留给他的子女的积蓄的数目也不大。雷宾说,斯大林逝世后,他的私人警卫队的工作人员斯塔罗斯金“发现了一个存折。那里存的总共只有九百卢布——这就是领袖的全部财产(而这个数目大约相当于一个熟练工人半个月的工资。——作者注)。斯塔罗斯金把存折交给了斯维特兰娜”。

空军主帅戈洛瓦诺夫把自己对斯大林的日常生活和私生活的印象作了概括,指出:“在他的私生活里没有任何引人注目的、特殊的东西。我觉得它是灰色的,平淡无奇的。看来这是因为他没有我们通常理解的那种生活。”

然而斯大林不仅作为一个把自己的一切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工作的质朴的和认真负责的劳动者而受到尊重,苏联著名的领导人还把他看做有关国家的重大问题的一系列独特的和必需的决定的制订者。科恩写道:“看来很明显,他们那样做并不是由于他手中掌握着大权,而是因为他们重视他的领导和政策。”

别的苏联学家也赞同这个意见。罗伯特·塔克尔在考虑到总书记这个职位对斯大林获得成功的重要性的同时指出,单凭这一点“不能说明那时的各种事件。希望起领导者的作用的人需要提出吸引人的纲领并能使得党的最高层感到信服”。杰里·霍夫同意他的意见,同时指出,“中央委员中总共只有百分之四十五的人是党的机关工作人员,而斯大林提出的工业化纲领对中央委员会里人数愈来愈多的经济领导人(1927年他们占中央委员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具有吸引力”。

应当考虑到,苏维埃政治奥林波斯山上的斗争要求具有相当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和随时很好地掌握有关各种内政和外交问题的信息。而且党内斗争的方向不断在改变。开头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痛斥托洛茨基背叛列宁主义,而托洛茨基指责三巨头有同样的背叛行为,但是不久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不再相互指责。开头布哈林指责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背叛列宁主义,而后者认为布哈林是偏离列宁的方针的危险的“倾向分子”,但是后来这些以前的对手建立共同的联盟反对斯大林。

在党内斗争的进程中,斯大林也不止一次地改变自己的立场。时而他谴责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前夕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攻击;时而又说列宁批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工贼行为”是正确的;时而斯大林卫护布哈林,反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批评他的“富农倾向”,并且说不会让他们见到“布哈林的血”;时而自己指责布哈林鼓励富农,要求他辞去重要职务;时而斯大林批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提出的掠夺农村的号召;时而又宣布必须向农民征收“贡税”。要弄清这些争论,不仅需要具有丰富的文化知识和对情况有很好的了解,而且需要懂得各个政治领导人的观点的真正的底蕴。为此如同霍夫所认为的那样,需要当一个中央委员,或者如同科恩所指出的那样,需要进入到党的领导集团中最有影响的人的小圈子里去。

然而仍然有一些问题同样尖锐地摆在党的精英和普通党员面前。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从它一开始就存在着可能引起分裂的不间断的党内斗争。克服了地下斗争的巨大困难和在掌握政权后处于压倒多数的非党群众包围之中的党出现分裂的可能,引起了所有党员的不安,因此“分裂分子”受到大多数党员的谴责。被认为“分裂分子”的有孟什维克、召回派、取消派、最后通牒派、左派共产主义者、军事反对派、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各种各样的“民族倾向分子”、各种各样的“信件”和“纲领”的作者,即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所有反对党的“总路线”的人。

从20年代初以来,托洛茨基就是这样的制造纠纷的人,因此毫不奇怪,各级党组织的绝大多数党员都反对他和他的支持者。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首先起来反对斯大林、布哈林和其他政治局委员,策动列宁格勒党组织“造反”,来反对代表大会的大多数代表。他们与托洛茨基这个反对过列宁、后来又反对斯大林的一辈子不安分守己的人搞联合,不遵守他们投票赞成的决议,放弃对托洛茨基的猛烈批判,这些做法只能使人更加觉得他们是不考虑大多数人的意志、竭力想篡权的分裂分子和无原则的政客。

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也以类似的方式率先起来反对政治局作出的、不久前他们投票赞成的关于采取非常措施的决议。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使人觉得他们是在暗中破坏旨在解决国家重大问题的协调一致的工作,把党拖进非建设性的争论。而布哈林同加米涅夫的谈判说明布哈林及其支持者在争夺个人权力的斗争中毫无原则。斯大林的这些反对者们违背经过协商作出的决议,把自己的“纲领”与党的“总路线”对立起来,与过去的政敌结盟,这些做法妨碍他们把动摇不定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吸引到自己一边来,后来又妨碍他们争取其余的党员的支持。

在党的绝大多数领导人看来,斯大林与他的政敌相反,体现了党的统一。这样的看法发源于他在党内的全部活动。从1903年起,他坚定地站在以列宁为首的多数人的立场上。1909年他在巴库时为党有分裂成“各个单独的组织”的危险敲过警钟。后来他一直支持以列宁为首的多数,甚至在列宁显然不同意占上风的意见时也这样做。

斯大林在20年代历次争论的过程中为了保证党的统一,不止一次地宣布准备克服分歧,寻求妥协,为了共同事业忘记过去激烈的争执。多伊彻写道:“当时许多人觉得,斯大林同其他的布尔什维克首领相比,并不是最容不得人的。他与其他两个巨头相比,在攻击反对派时更少一些恶毒的词句。他的讲话中总有一种温厚的、带点安抚的乐观的调子,这符合占主要地位者的宽容的情绪。在政治局讨论重要的政治问题时,他从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他注视着争论的过程,以便看清风向,总是随着多数人投票,除非他事先就已做到能使多数人按照他的意见行事。因此他总是能为多数人所接受。在党员群众面前,他不显得是一个有私心或个人恩怨的人。他表现出是一个忠诚的列宁主义者,学说的捍卫者,他只是为了事业才批判别人。他甚至在政治局内部说话时,也给人以这样的印象。”

斯大林在与托洛茨基的斗争中表现得很积极,同时却反对采取可能会在党员当中引起不必要的不安的严厉措施,他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相反,坚持要把托洛茨基留在政治局里。从“新”反对派形成之日起,斯大林力图阻止冲突的发展,提出在十四大开幕前达成妥协。他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总结报告里,没有讲已产生的分歧,着重讲对全党来说共同的东西。虽然斯大林在进行评价和提出指责时话说得很尖锐,但是在与“新”反对派和后来的“联合”反对派进行争论的两年里,不止一次地主张作出妥协的决定,反对立即开除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出党。

党员们看到,斯大林对待自己的政敌的做法,大致与党过去的历史上通常对待“倾向分子”一样。在对反对派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他们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后,他们可以指望会让他们留在以前的岗位上。最初斯大林不主张“割除”著名的活动家,后来只是由于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及其支持者的斗争旷日持久,才改变了惩罚他们的方法。此外,也可清楚地看到,不管对斯大林当面提出什么样的指责,如果争论在小范围内进行,并且能够做到“家丑不外扬”,那么他准备不进行计较。由于这个原因,他曾打算原谅说他是“成吉思汗式的人物”和“阴谋家”的布哈林,提出与他达成妥协。

后来斯大林的这些行动,被看做是阴险狡猾的表现,其目的是为了把自己的竞争对手各个击破,然后加以消灭。然而可以举出不少与这种说法相反的例子,说明斯大林不计较某些人曾参加过反对派,动摇过,进行过幕后的阴谋活动和说过激烈反对他的话,只要他们停止党内斗争,仍把他们留在很高的职位上。尽管赫鲁晓夫曾经是托洛茨基分子,安德烈耶夫在托洛茨基反对派里起过重要作用,斯大林仍让他们当政治局委员。虽然根据布哈林与加米涅夫的谈话,安德烈耶夫曾答应支持“右派”,但是他一直留在政治局里,直到1952年春天丧失工作能力为止。还有被认为是“右派”的加里宁以及在斯大林和“右派”之间动摇不定的古比雪夫直到去世都是国家领导人。斯大林既不力图排斥不止一次地“辱骂”过他并坚决要求把他从总书记的岗位上撤下来的奥尔忠尼启则,也不排斥时而被看做“右派”,时而又有“动摇分子”名声的伏罗希洛夫(而托洛茨基甚至认为他是将会推翻苏维埃政权的潜在的波拿巴)。只用阴险狡猾无法解释为什么李可夫与布哈林一起参加1928年到1929年反对派的发动后仍留在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位上直到1930年底。不用说,在1929年初这个职位就已经可以由许多坚决支持斯大林的人来担任。

斯大林打算与昨天的敌人妥协或忘记他们过去的动摇和说过的尖刻的话这一点,未必能用他的善良或温和来解释。很可能这出于清醒的政治考虑。第一,斯大林清楚地看到,如果党的“总路线”失败,那么与贯彻总路线无关的人手里将握有王牌。因此重要的不是把自己的敌人推下政治的奥林波斯山,而是使他们放弃自己的政治观点,使他们拥护党的“总路线”,甚至让他们积极参加统一的“班子”的工作。第二,斯大林意识到,如果把所有曾一度表现出动摇或反对过他的人都赶出领导班子,这就会使不坚定的支持者不仅变为他个人的仇敌,而且变成政府以及制度的敌人。第三,频繁地和大规模地把著名的国家领导人赶下政治的奥林波斯山,反而会证明“总路线”不稳固,损害党的声誉。党在国内的地位从来都不是绝对不可动摇的,领导集团中的不和,可能成为进行反对制度的各种发动的口实。因此甚至在与政治局过去的同事分手已成为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斯大林也竭力逐步地进行,不使之成为大批的驱逐。第四(不管这一点与对斯大林的最固定的看法如何矛盾),他并不希望周围的人在所有问题上都同意他的意见。斯大林在讨论各种问题的过程中不仅不压制持不同观点的人,而且积极地鼓励他们发表看法。这一点甚至为在他逝世后成为他的敌人的赫鲁晓夫和米高扬所承认。米高扬在描述斯大林在世时政治局会议的进程时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完全有可能发表和坚持自己的意见或建议。我们开诚布公地讨论最复杂和最有争议的问题(关于我自己,我可以完全负责地这样说),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能得到斯大林的理解,甚至在我们发表的言论显然不合他的心意时,他也能通情达理地和宽宏大量地对待。他也很重视将领们的建议。斯大林倾听别人对他说的话和提的建议,很有兴趣地听着争论,善于从中汲取能在后来帮助他作出最终的、最合理的决定的见解,因此可以说,这些决定是从集体讨论中产生的。而且经常有这样的情况,斯大林被我们提出的论据所说服,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上改变了他最初的观点。”

就连像赫鲁晓夫这样的对斯大林没有好感的回忆录作者也承认:“值得指出的是(这也是斯大林的特点),他在发怒时能造成很大的灾难。但是当你能证明自己是对的,并给他提供新鲜的事实时,他最后会理解他面前的这个人是在坚持有益的东西,会给予支持……常有这样的情况,在你坚决不同意他的意见时,如果他相信你说得对,那他就会放弃自己的看法,接受你的观点。这当然是一种好的品质。”

斯大林对党的统一的关心,使他得到了普通共产党员的广泛支持。杰里·霍夫有根据认为斯大林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强大倾向(尤其是民族主义倾向和实现工业化的愿望)的表达者”。

反对派首领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不理解党内的这些倾向和情绪,把世界革命的理论公式和纯粹是个人的政治利益与其对立起来。斯大林在说明托洛茨基的失败时,话说得与他的对手有所不同,他首先讲托洛茨基的优点:“难道托洛茨基没有取得领导的意愿吗?……难道他是一个较为逊色的演说家吗?作为一个演说家,托洛茨基比我们党内现在的很多领袖都要高出一头,这样说不是更对吗?托洛茨基尽管有演说的技巧,尽管有取得领导的意愿,尽管有才干,结果还是被排斥于联共(布)这个伟大的党的领导之外,这是什么原因呢?”斯大林认为,托洛茨基的所有优点都因他脱离普通党员而完全勾销了。他批评托洛茨基的那些瞧不起党员群众的傲慢言论,说道:“只有那些鄙视我们党并把我们党看做贱民的人才会这样说我们党。把党看做一群只会表决的乌合之众,这是党内的没落贵族对党的看法。”

而斯大林从来都是与脱离生活、但自认为是“最高的献身者”的“贵族”格格不入的。他出身于普通老百姓,从开始从事地下革命活动之时起,始终注意劳动人民的愿望,并作出反应。(托洛茨基却轻蔑地说,斯大林“只有在那些粗野、行动坚决和不受成规束缚的人当中,才变得和蔼可亲”。)

当然,斯大林的那些被他先斥为“偏离”无产阶级立场、后又斥为背叛工人阶级事业的对手也都认为自己是无产阶级利益的表达者。然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与斯大林不同,他们多半是根据书本、脱离俄国现实地了解无产阶级的。出现这样的情况,在不小的程度上是由于他们曾长期生活在国外,是在侨居国外时成为党的著名活动家的,在那里他们也脱离工人的现实生活。按照他们的纯理论的观念,只有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构成总人口的多数并且很多世纪以来已积累了阶级斗争经验的无产阶级才能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依靠这样的发达国家的无产者的援助才能建成社会主义。俄国的无产阶级不符合这些观念。

斯大林的最著名的对手们虽然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理和掌握有关西方国家工人运动的书面材料,但是没有为俄国劳动者的权利而斗争的经验。他们不大了解俄国工人的问题,对俄国无产阶级的特点只有比较抽象的概念,因此对它的潜力估计不足。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在很大程度上由于这个原因,在布列斯特谈判时期认为俄国革命的命运将决定于国际无产阶级。不相信苏维埃国家劳动人民有能力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一点,是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的联合反对派的各种纲领的基础。

托洛茨基曾写道,俄国无产阶级“是在沙皇制度和落后的资本主义的野蛮条件下形成的,因此无论如何与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不相适应”。根据托洛茨基的断言,“落后的”俄国无产阶级在十月革命中已耗尽了自己的潜力,十月革命后到来的是一个“疲惫、颓丧和对革命的结果感到失望的很长时期”。

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和其他反对派分子不同,在本国的工人阶级身上看到了巨大的创造潜力。他宣布“工人阶级的文化力量的问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之一”,“因此,凡是能够提高工人阶级文化力量的发展水平的手段,凡是能够促进培养工人阶级管理国家、管理工业的技能和本领的手段,我们都应当尽量利用”。斯大林竭力想依靠的工人阶级只占居民的少数,不过是一个人数迅速增加的少数。斯大林在十五大的总结报告中指出,从1924年至1925年经济年度到1926年至1927年度的两年内,雇佣劳动者的人数从八百二十一万五千人增加到一千零三十四万六千人,按照斯大林的计算,“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在这时期,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包括农业工人和季节工人,从五百四十四万八千人增加到七百零六万人——“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九点六”。在这两年内,大工业的工人从一百七十九万四千人增加到二百三十八万八千人——“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三”。

千百万不久前的农民村社的居民来到全国各个迅速发展的城市和企业。他们把许多关于世界的过时的和错误的观念,把对“外人”的荒谬的偏见带到了城市和工厂。与此同时,他们是斯大林所说的强大的“文化力量”的体现者。他们进入新的苏维埃生活时,在精神和肉体上具有巨大的健康潜力,具有强大的精神力量。斯大林设法促进工人阶级的“文化力量”的发展,他勉励“为纪念列宁吸收的党员”,要他们好好学习,他把普通老百姓出身的最有才能的人提拔到负责的岗位上。这些新的领导干部以及新的职员和工人没有许多因循守旧的和保守的习惯,与此同时,他们由于出身于普通老百姓,便把对民间文化的爱好、对传统的道德基础的信守和深厚的爱国主义精神带到城市生活中来。古老的格鲁吉亚家族拉季什维利的后代А.С.拉季耶夫提到托洛茨基1918年在库尔斯克讲话时说过这样的话:“爱国主义,对祖国、对本国人民、对周围远的和近的人、对渴望得到一点点小小的幸福的人的爱,自我牺牲,英雄主义——所有这些空洞的话有什么价值呢!”他的转述不至于严重歪曲托洛茨基的意思。

俄罗斯人对本民族文化成就的自豪感,使托洛茨基感到特别厌恶。他写道,俄罗斯“为它的本性所决定,要长期落后”,俄罗斯革命前的文化“只是对西方最高的模式的表面的模仿,没有给人类的宝库增添什么东西”。虽然布哈林也曾是托洛茨基的敌人,可是他也热衷于贬低俄罗斯人民及其潜力的作用,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他对叶赛宁创作的攻击上,表现在他根据革命前大俄罗斯人是“压迫民族”这一点提出的必须把俄罗斯人民、即国家的大多数居民置于不平等地位的论点上。

斯大林作为党内公认的民族问题的专家,理解民族因素的作用和意义,谴责对民族文化和爱国主义的虚无主义态度。他批驳1917年后国内广泛流行的对待俄罗斯历史文化遗产的轻视态度,认为这是对俄罗斯无产阶级的贬低和侮辱。斯大林1930年12月12日在给诗人杰米扬·别德内的信里写道:“现在全世界都承认,革命运动的中心已经从西欧移到俄国来了……世界各国的革命工人都一致向苏联工人阶级,首先向苏联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俄罗斯工人阶级欢呼……而你呢?你不去理解革命历史上这个最伟大的过程,不把自己提高到能够担负起先进无产阶级的歌手的任务,反而跑到什么洼地里,在摘自卡拉姆津著作的非常乏味的引文和引自《家训》的同样乏味的格言之间纠缠不清,并向全世界宣布:过去的俄罗斯是装满了丑恶和颓废的瓶子……‘懒惰’和渴望‘坐在热炕上’几乎是一切俄罗斯人的民族特点,因而也是完成过十月革命的、当然仍旧是俄罗斯人的俄罗斯工人的民族特点。”由于这个意见是一个格鲁吉亚人向一个俄罗斯知识分子提出的,因而更加珍贵。

斯大林作为传统民间文化的体现者,清楚地认识到,为自己的人民,为自己人民的文化和自己国家的历史而自豪,是一种强大的动力,它要比世界革命的幻想更具有积极意义。“为纪念列宁而吸收的党员”和斯大林提拔起来的人就是这样的来自人民群众中的人。他们的思想和情绪与斯大林的情绪相一致,因此他们拥护不等世界革命胜利就在自己的国家里建设实现社会公平的繁荣的社会。

他们的农民出身以及现在作为城市工人和职员的社会地位,在党在农民问题上的政策的矛盾和曲折上反映出来。他们作为昨天的农民,在斯大林批判剥削农村的方针,主张“与农村结合”、以谨慎的态度对待农民经济和重视农民时支持他。与此同时,他们离开了农村,已不受财产和市场关系的吸引。成为城市居民后,他们对还留在农村观念和繁重的农民劳动的封闭的圈子里的农民产生了一种优越感。他们乐意接受那种使他们相信城市工人优越于农村私有者的苏维埃思想,很快地变成了在农村进行深刻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的拥护者。

斯大林实行的总路线的曲折变动以及对它进行的自相矛盾的论证,归根结底反映了那些年复杂多变的和充满矛盾的现实。全国相当大的一部分居民,把“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新经济政策以及后来从新经济政策到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过渡理解为在具体历史条件下巩固苏维埃政权的地位和解决社会的重要问题的必要方法。

当新经济政策有助于国家消除国内战争造成的破坏状态时,全国所有劳动者都感到满意。然而到20年代末斯大林及其支持者开始清楚地看到,迅速壮大的工人阶级的利益与新经济政策发生了矛盾。1927年许多城市里粮食供应经常中断,加剧了工人阶级对新经济政策的不满。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政治局委员马祖罗夫在回忆20年代自己还是一个少年时的情况时说:“新经济政策带来了商业和小企业的繁荣,农民们开始生活得好一些。而工人们仍像以前那样非常困难。他们的餐桌上经常没有面包。他们的不满情绪有所发展……工人们认为:哪怕只要压一压那些把粮食藏起来的人,我们就会有粮食了。”历史学家博尔久科夫和科兹洛夫指出:“工人阶级没有成为想要保持新经济政策原则并为之而斗争的社会力量……当1927年社会问题变得尖锐起来、粮食供应出现困难时,当1928年实行‘购货本’(食品凭票供应)时,工人已对新经济政策丝毫不感兴趣了。”不过,相当大的一部分农民也不赞成新经济政策和市场关系。博尔久科夫和科兹洛夫写道:“百分之三十五的免除了农业税的农民,农村的无产者、半无产者和贫苦的人——他们是否对保持新经济政策感兴趣呢?农村贫苦的人在20年代享受的优惠和他们这个阶级特有的保障是通过国家直接干预经济而得到的。”

党的领导先是在反对托洛茨基分子以及后来的季诺维也夫分子的斗争中捍卫新经济政策,后又放弃新经济政策,这种转变在新经济政策开始出现危机时得到全国工人阶级的大多数的肯定。斯大林提出在最短期间内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这一办法,受到了居民中最活跃的和最无保障的阶层的赞同。斯大林在这一活动中取得的成就是这些阶层的成就,他的挫折和失败大多是那些作为他主要的社会支柱的人的阶级心理和社会心理造成的。

支持斯大林的,不仅有党和无产阶级,而且有具有爱国主义情绪的农民代表以及从事科研和创作的知识分子代表、军事专家和文职人员,他们认为斯大林是国家的民族利益的始终不渝的和坚决的捍卫者。

可以借口当时苏联没有通过代表制的选举表达社会观点的实际可能而对这一点表示怀疑。然而根据像皮季里姆·索罗金这样的苏维埃政权的敌人的意见,这样的怀疑不可能存在,他认为任何制度的稳定性证明它得到了居民中政治上最积极的那部分人的支持。他写道:“认为所谓的绝对的暴君能不受他的下属的愿望和压力的制约而为所欲为,是幼稚可笑的。相信暴君有‘无限权力’、有不受社会压力束缚的绝对自由是愚蠢的。”同时,索罗金还引用赫伯特·斯宾塞的话,后者断定说:“实践表明,暴君个人的意志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因素,他的威信与其余的人的意志表达的程度是相称的。”索罗金也引用勒南的话,勒南曾指出,任何社会制度存在的每一天实际上全体社会成员都在不断投票,如果社会继续存在,那么这就是说,社会的比较强有力的部分对提出的问题默默地说了“是”。索罗金在说明这些话时宣称:“从那时起,这个论断已成了老生常谈。”实际上斯大林是苏维埃社会的“比较强有力的部分”默默地选出来的。

应当考虑到,斯大林是在出现新的世界性冲突的危险和在资本主义国家开始进行军备竞赛时由执政党和苏维埃社会政治上最积极的力量选出来的。在这种形势下,第一次世界大战浪潮中涌现的政治领袖也都开始走到前台来。

罗斯福尽管身体部分地瘫痪,却重新参加积极的政治生活,于1928年11月在百万富翁巴鲁克强大的财政支持下在选举中击败了纽约州州长。不久,他成了最有可能当选美国总统的人选,这表明,世界主要的金融寡头认为罗斯福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领导人而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罗斯福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产生的许多政治家一样,把打败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目标。他在1930年中期写道:“毫无疑问,如果我们不维护昔日民主的理想和最初的目标,那么共产主义思想就会在我国增强力量。”

苏维埃政权和全世界共产党人的仇敌丘吉尔加强了自己的政治活动,他号召用强硬的手段巩固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的不列颠帝国。丘吉尔应贝尼托·墨索里尼邀请访问了意大利(并且没有隐瞒自己欣赏法西斯制度的喜悦)。后来又应巴鲁克的邀请到美国讲学。

而在这时,在各个参谋部和军事学院里制定着新的世界大战的计划。戴高乐成为未来坦克战的著名理论家之一,他这时在法国最高作战会议副主席贝当的司令部里服役,并在各个不同的军事学校授课。戴高乐的那些讲建立机动突击部队的理论著作,在法国以外,尤其在德国广为人知。不久,戴高乐的思想为古德里安和其他闪击战理论家所接受。

列强的政治活动家们并不隐讳牺牲我国利益进行有利于他们本国的重新瓜分世界的意图。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男爵搞了一个奏折,其中声称,最近十年“日本应当采取铁和血政策”。这说明日本企图征服整个亚洲或它的相当大的一部分,其中的一半在苏联境内。

这个奏折出笼前不久,1926年12月慕尼黑出版了希特勒的《我的奋斗》的第二卷,其中宣布:“德国长期以来向欧洲的南部和西部推进,我们要停止这种做法,把目光转向东方的土地……我们今天谈到欧洲的领土时,可以首先想到俄国以及它的那些与它交界的附属国。”1928年5月,在这之前谁也不认真看待的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党在国会选举中获得了八十万张选票。纳粹党人在德国有势力的工业家的支持下,到1932年7月变成了德国主要的政治力量,就获得的票数和在国会占有的席位来说,已位居第一。

世界各个主要国家政治生活内部发生的这些变化以及它们的领导人发表的对外政策的声明证明,世界已濒临一场新的、更具有破坏性的战争,这场战争是不会绕开苏联的。从1853年到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之时起,俄国就已可深信世界各个主要国家准备团结起来对付它,在反对“俄国专制主义”的旗号下采取行动。俄国曾不止一次地使许多西欧主要国家免遭外敌入侵和避免内部叛乱,而这些国家却总是想要从背后捅一刀以“报答”俄国的帮助。列强从道义上支持日本1904年的侵略,它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年代不愿帮助俄国,这些国家利用俄国内战来达到掠夺和削弱它的目的——所有这些在俄国的那些政治积极性较高的人的意识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君主政体的被推翻,丝毫也没有改变世界各个主要国家对我国的态度,它们把由来已久的对威胁全世界的专制制度的指责转移到苏维埃革命制度身上。

显而易见,斯大林之所以被选中,是由于我国的所有爱国者,不管他们的阶级出身、社会地位和政治观点如何,都认为他是一个能与世界各主要国家的最好战的和最残酷无情的政治领导人相对抗、打破他们进攻我国的计划的领导人。而我们国家的独立和千百万苏维埃人的生存本身,将取决于斯大林能否把我国变成一个具有高度防御能力的工业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