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砸碎的，我们必将修复——未来三十年中国文化展望

　　一个大国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崛起，必将伴随着本民族文化的发展。不过从古今中外的经验来看，后者的崛起往往会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性。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哈韩”和“哈日”族在中国的出现，比起韩日的电器、汽车进入中国至少晚了20年，美国在19世纪80年代就已经成为全球第一经济大国，但直到半个多世纪后的二战，文化上的“哈美潮”才跟着美国大兵和可口可乐的脚步席卷全球。

　　随着中国政治经济的迅速发展，在未来三十年，中国的文化发展也必将出现新格局。我对这三十年变化的预测，可以概括为精神上的“三个摆脱”、文化资源上的回归，以及国家认同危机的解除。

　　精神上的三个摆脱

　　中国国门被西方人的炮弹打开之后，中国人在精神上逐步形成了几重枷锁。三个摆脱是针对三重枷锁而言的。

　　第一重是国民劣根性的枷锁。外国殖民者和中国精英不断告诉国人，我们中国为什么打不过西方，因为我们人种有问题，我们具有精神的、道德的劣势，西方人具有种族的、精神的、道德的优势。总之，我们普遍具有国民劣根性。

　　未来的三十年，随着中国与国际社会交往的日益深化、互相了解和尊重不断增加，利益的纠缠和博弈也在不断增加。中国人将会亲眼看见西方国家不是一个道德的存在，而是一个利益实体。那种乌托邦式的崇拜将会不攻自破。

　　第二重枷锁是“西方文化崇拜”。鸦片战争失败以来，我们的精英群体认为西方文化具有优势，中华文化则是腐朽的、没落的，必须彻底根除，只有学习西方文化才有出路。于是“五四”一代送给我们一个秘方：全盘西化。“五四”以后，中国的道路大致上就是按照这个秘方走的，越走越出现强烈的“西方文化崇拜”。

　　英国学者汤因比在跟日本学者池田大作聊天时说过，迄今为止所有人的经济优势，无论是国家内部某个阶级的经济优势，还是国际社会某些国家的经济优势，都是通过掠夺和剥削他人而实现的。在全球化的过程之中，中国人正越来越明白这个道理，日后将不会像“五四一代”那样，将西方社会的富强理解为文化优势所致。

　　第三重枷锁是“西方国家崇拜”。后毛泽东时代，为了鼓励中国摆脱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思想，中国的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共同编造了西方国家的乌托邦神话。于是，国人对于西方社会由“五四”时期的“文化崇拜”发展为上世纪80、90年代的“国家崇拜”。这种“西方国家崇拜”观念在今天依然统治着许多人的大脑。

　　这重枷锁是西方殖民者为了奴役东方殖民地人民而特意打造的，有的殖民地人民从来不曾认领之（比如中东社会和拉丁美洲社会），可是中国人从梁启超开始就有点相信我们确实具有某些国民劣根性，“五四一代”更是从殖民者手里接过这道枷锁，十分虔诚地戴在自己的脖子上，而且主动地越勒越紧。

　　鲁迅一辈子最主要的文化工作，就是让国人相信，我们中国人在精神上、道德上、教养上确实不如西方种族，确实具有国民劣根性。我们的语文教师，结合鲁迅的作品，这样给青少年一代灌输国民劣根性学说和逆向种族主义思想，已经灌输了大半个世纪。

　　至今为止，深受“五四”文化熏染的咱们这几代人，对这样的谬论依然深信不疑。但是，在中国崛起过程中成长起来的80后、90后们，将不会认领这种枷锁，他们必然起而将这样荒唐的精神枷锁砸碎。

　　文化资源上的回归

　　砸碎了上述三重精神枷锁，中国人将会明白，文化权利是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组成部分。中国要想成为世界大国，必须仰仗自己的文化屹立于世界。所以，往后的三十年，必是中国社会向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回归的三十年。“五四一代”所砸碎的，我们必将修复。

　　中国的人文文化和道德文明，以周代为起源的话，一直到康有为、梁启超时代，指导中国人的生活长达三千余年。戊戌变法时期，康梁在主张学习西方社会的器物和制度的同时，坚定地捍卫中国的精神文化。

　　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的岁月中，虽然梁启超于1902年写过《新民论》，一定程度地接受了西方殖民者对于中国国民性的若干诬陷性描述，但是他很快就觉悟过来，不再从文化优势方面解读西方势力的扩张。尤其是他考察过一战刚刚结束的西方社会以后，更是对西方文化完全失望，转而一头扎进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企图从中国文化中寻找挽救世界的良方。

　　康有为更是从不间断地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资源，以拯救中国的覆亡。他甚至参照西方以基督教为国教的经验，积极主张将儒学宗教化，要求政府以儒教为国教，以此拯救中国、造福世界。他成立孔教会，主持祭孔仪式，号召读经，都是为了借助中国的文化认同，维系中国的凝聚力，与一切正在掠夺或窥伺中国大地的虎狼国家博弈。

　　当代“文化民族主义”思潮的代表性学者康晓光的一段话，可以用来赞颂康梁师生二人。康晓光说：“一百多年后，重温他（康有为）的那些文章，我们不但能够感到一种高瞻远瞩的伟大智慧，还能够体验一种不可战胜的自信、博大恢宏的气度、死而后已的责任感、对理想的无限忠诚、挑战社会潮流的无畏勇气和对历史使命的自觉承担。”

　　“五四一代”逆康有为思想而行之，实际上是精神崩溃后慌不择路所致。如果说他们当时那种惊世骇俗的选择还有若干现实的理由，今天，我们如果还要沉溺在“西方崇拜”之中，实在找不到一丝借口。文化上我们唯一的正道就是回归中国文化的正统，在某种意义上回归康梁之道。这将是往后三十年间文化运动的主旋律。

　　至于“融合中西”、“贯通古今”之类的格言，当然也不可不提及。因为简单的复古之路，世界上从来不曾出现过。

　　国家认同危机的解除

　　在解决文化回归的同时，往后三十年将会化解目前的政治认同危机，出现较好的政治认同和国家认同。

　　当下各类观念和思想之纷乱，恐不亚于战国和“五四”时代。这种纷乱不但造成了政治认同的危机，甚至造成了民族和国家认同的危机。

　　“五四一代”的思想遗产，给几代中国人造成了巨大的离心力，许多学富五车的精英人物，他们的知识结构、人生哲学、思维方式、讨论问题的立场，都是西方的，他们的言论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代表西方利益。中国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因此隐藏着深刻的危机。

　　三十年之后，当中国崛起为世界大国甚至主导性国家之后，中国的政治凝聚力将会大大提高，中国的民族认同危机将会大大缓解。

　　当这一切问题得到解决的时候，正是今天的“80后”、“90后”、“2000后”成为中国社会主体人群的时候。那时候，正好是鸦片战争发生两百年纪念日。两百年的苦难和屈辱毁灭了几代人的幸福，但是没有毁灭这个伟大的民族和国家。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经过两百年的生死煎熬和拼搏，将会把猖獗一时的西方文明约束为一种地方文明。当“80后”、“90后”、“2000后”也像我们这一代一样退居社会边缘的时候，也就是再过30年，他们的后代将会使中华文明成为地球上的主导性文明。

　　（文章代表个人观点）

【作者： 摩罗 来源：环球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