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国崛起”与愚蠢小猪的讨论（一年前旧贴）

因为最近上网不及时，没有很快整理出这些旧贴，现在重整一下贴上来吧。

那是一场关于技术力与货币力的关系方面的讨论，我的主要观点是，日本所谓的技术强国的重要推动力是攫取的战争赔款和侵华掠夺的资财，这完全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资本积累的两个手段“战争和掠夺”的原理的，同时它也完全是事实。

中国的崛起肯定不能走战争这条路，但通过开放和贸易积累崛起的力量是必经之路。因此需要改革开放和努力发展。

下面的贴子删除了即景式的现挂，内容都是原文的一部分，主要是三组贴子。

一，《等着愚蠢小猪贴出这个问题：中日两国之间货币力的转移和比较》 [草桥关民] 于 2005-08-27 21:06:22上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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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猪先生以技术立国的论调当然不错，日本是成功的，但中国也在不断地强化自主知识产权的开发与保护。有些贴说中国是不要技术的，这不是实际客观的。应当说中国正在以自己的方式寻求着“技术力”的成长之路。因此，否定中国某个具体环节上的措施，并把它放大为国策，很可能例证上讲的是事实，宏观上出现的是虚妄。比如买船与租船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它涉及到的是买斧子砍树造房子和造斧子砍树造房子的关系问题，这只是一个达到并不是太远大的目标的途径上的区别，如果把它放大到整个国民经济架构当中去，就会否定许许多多我们正在自己造着的榔头、锯条、砍刀和大镐。它不是全面的。因为一个以造船为题材的话剧，有那么一句批判“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台词，就把这件有客观选择背景的具体的权衡看成是全局的路线，本身就不是客观全面的。这些都是次要的，我这里等小猪再贴出的是，如题。

为什么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认为中日技术力之比较，根本就离不开货币力的比较。一个半世纪以来特别是前一百年，日本靠侵华的战争赔款和在华掠夺的巨大货币力，搞了很多年的高额教育投入以成就了科技的知识能力，搞了一百来年的战争生产成就了工业化的基础，它的起步的第一推动力是侵略和掠夺，相对中国来说，是个此消彼长的关系。中国的货币力大量转移到了日本，使后者有实力开发技术力；因为贫血的中国又被削去了半个肝脏，就算真的走技术强国之路，也没有货币力的支撑；日本因为有这个货币力的突然大量涌入，小国的暴富后的发展可是以得风得雨，在生活消费之余有大量的能力发展技术力，而中国还在全民为吃一口饭挣扎。

在这样的一个起点上，再经过后来的多次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获得赔款和日夜不停地把中国的物产（当然还有劳动力）运回日本，上百年的这种敲骨吸髓，日本通过侵略的强大是建立在中国的被侵略的贫困基础上的。这一段历史应该是研究两国技术力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如果不看这一段，只就当前看两国技术力现行道路进行比较，那就是建立在沙滩上的楼房。

小猪先生所说的对社会科学也要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可检验可重复”的方法判断经济学等是不是科学，是不是神学，想法很新鲜，但我老人家始终不敢认同。因为社会科学是有机运动的样式，与自然科学（比如数学化学物理）的无机运动的样式在这一点上毫无相同之处。如果用这个办法检验一个经济发展思想是不是“科学”，那是根本行不通的。比如小猪推出的日本的技术力，我认为是侵华的直接成果。那么我们现在是不是讲中国要提高技术力，最初的推动力也要去侵略掠夺它上百年？不这样就是不可重复，那么我们在当今世界潮流和平发展的主题下提出的和平崛起就不科学，或者说日本的侵略暴富发展技术力的成功道路因为在当今世界上重复的可能性很小就成为了神社里的神学。

技术力的前提是取得足够的货币力，而货币力的取得方式就有各种不同，侵略可以，贸易也可以，两者没有什么同质性，既不是唯一，也有的是不可重复。

同样，就算是二战两国都从废墟上重建，也仍然有个国际支持的环境和国民中百年来知识存量的作用的问题。完全否定社会科学的特殊性，生硬地用其它学科的定义套说，本身就不是科学的。比如我们承认某动物是卵生的，因此就否定胎生的是生命，是不是很滑稽？

还回到本题上来，我的意思是说，因为前期看的不细，不知道小猪先生是不是把技术力产生和发展的第一推动力货币力的中日国际转移有所表述，所以想麻烦小猪再贴出来，如果原来有的话。有什么用处呢？就是说，研究中日两国的技术力对比，不能截取目前的这一个切片，用一个已经展翅腾飞的小鸟的姿态否定正在努力忽扇双翼同时用双脚蹬地即将腾空的仙鹤的姿态笨拙不雅。而应该看到技术力的前提货币力的积累，日本可通过战争获得，中国则不再可能；所以在目前中日比较这个切片中，我们看到日本没有货币力积累的方式，只看到了它技术力发挥的方式，而我们中国货币力积累的方式只能是在惠人的同时节衣缩食苦苦积攒，不能象日本一样通过杀人然后大船大船地往家运真金白银。同时我们的货币力的使用，也不可能像日本一样不用顾及生活的耗费而只可以关注发展科技甚至总想膨胀军事，而只能还要拿出很多货币力来解决民生，在人民生活安定、国家军事安全、国民教育提高等这几根细细的钢丝上平衡。

因此说，目前中国采取的一些提高货币力的做法是必不可少的，没有生活用品农副产品出口换汇，就没有技术的进口资金，而在中国已经很落后的技术水平基础上，靠一切自己动手从头开始追赶，犹如别人的车在不断加速度快跑，而我们还要从为0的初速度开始去追，很可能是相差越来越远。因此，刷盘子并不能完全否定，简单否定中国现在的一些看上去是“刷盘子”的具体做法（我指的不是根本思路）容易，但找到比它更有效的货币力积累方式才行，因为目前参与国际市场的能力而言，我们正在从刷盘子向掌勺子过渡，当然我们也是一边刷盘子一边读书，所以，刷盘子它是一种现实的货币力的积累方式。它的存在并不影响同时有读书的存在。所以我以为，中国现在的引进外资就是必不可少的货币力的引进方式，只不过我们是和平的对等的甚至是惠人的，而日本当年的货币力的引进的以杀戮为手段的强掠而已。

没有第一货币力的推动，整个技术产业国力的多米诺骨牌是不会倒掉的。

二，《愚蠢小猪先生的理论还得不断完善》 [草桥关民] 于 2005-08-29 21:46:54上贴

小猪先生答复我老人家的贴子说得不错，回答了货币力之于技术力的重要作用这个问题，尽管他后来又反问“货币力是技术力的必要条件吗？”也无碍他实际对于货币力作用的承认。一，日本通过战争掠夺获得技术力的货币力支撑，他承认了；二，他补充了日本关于取消士的待遇转移国内货币力用于国内技术力的资料，等于承认了货币力的不可缺少；三，他补充了日本关于重税盘剥增加货币力用于技术力增长的资料，再一次承认了货币力的支撑作用；四，他同意战败后名誉货币力的减少而通过人才和技术的存量转化为潜在货币力是中兴的主要支撑力量。这就够了。至于他最后否认货币力是技术力的必要条件的结论，是他自相矛盾的表示。

日本货币力支撑技术力发展，最突出的是战争掠夺。这个问题没有分歧，不再赘述。

那么在当今社会，中国肯定是不能走战争转来货币力的道路了，而且主要是中国人从来就没有这个传统。但是，通过贸易的方式是必然的，它的获取是提升技术力的一个根本渠道，没有这一点，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就不可能做到既稳定又发展。货币力的取得当然还有一个方式，就是节衣缩食。在改革开放以前，一些大的工程建设特别是农林水儿，以工代赈以劳代资的事干得不少，比如我老人家那地方过去年年派劳工根治海河，每人不过是发二十多元钱，到了工地上管吃管住，一个冬天下来河套挖去不少，其产出大大高于货币投入的应有数，这一“代”替，仍然是一种货币力的物化。这种对个体劳动力来说没多少技术含量的事是可以的，但在新经济时代要是用这种办法，是有劲也使不上的。所以，我们在不断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同时，不断调整建设方向，压缩非生产性建设项目，这是通过内部调整集中货币力的一个方式。没有前者，则社会不稳；没有后者，则无以提升技术力。这说明什么？没有货币力就没有技术力。

小猪先生提出“中国没有货币力的时代，却能够义务教育，发展各种科学技术，不觉得很奇怪吗？”这是对货币力的误解。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从来是有货币力保证的。在中国整体比较贫穷的时候，发展科学技术也从来不是无本生意，资金的投入是侧重的（限于时间不再查奉科技投入的资料），就算是平调物料，它也依然是货币力的物化。所以小猪先生提出的问题根本无助于他解答我老人家关于中日之间货币力转移和取得的比较问题。小猪先生的意思不过是说，在中国整体货币力不足的时候集中货币力用于发展各种科学技术也是做得到的，这本来就没有什么争议，也从侧面证明了我老人家关于货币力是技术力前提的定义的无比正确。

日本货币力支撑技术力发展，最初是国内分配制度的调整，这也是它的初动力。没有这个初动力，日本也没有力量侵略中国，也就不可能获得更大的货币力。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科教片，有这样一段表述：在日本实际战败的一场战争中，清朝完全不必给予战争赔偿，结果腐败的大清仍然赔以巨款，连日本人都大出所望，也使列强看到了大清的无能，所以引来更多的侵略和外国的所谓在华利益。如果当年大清不给小日本儿那笔赔款，它肯定还是没有那么大的货币力来发展技术力，也就没有力量再通过侵略获得更大的货币力发展更大的技术力。这说明什么？说明日本在货币力积累上的刻意和成功奠定了技术力进一步提升的基础。

下面延展一下话题。说说技术力与富裕的关系。小猪先生说：“日本靠掠夺起家是不可重复的，但靠发展技术力走向富裕却是可以重复的。”他前半句同意了我的观点，那么我也同意他后半句的观点，尽管我还可以说“但靠出卖资源走向富裕却是可以重复的”，比如卖石油的那些国家，但我不这样说，因为中国没那么多东西可卖，走技术力致富是现实可行的。

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富裕要靠技术力中的保卫力捍卫才能持久，或说富裕本身必须包含保卫力。

我举个郑和的例子。郑先生在十五世纪搞了一个雄冠全球的豪华游艇旅游船队，其时大明技术力已是世界第一。不论从生产生活奢华用品的生产，还是军备，无人可敌，以致于他和旅行团在带有并不太多的火力配备的条件下仍然把强大的海盗打得灰飞烟灭，所到之任何一个国家无人敢跟老郑动粗。那么，这个旅行团干了什么呢？广布圣德，广散千金，些许贸易收账还不足维持自身的简单再生产，而只能靠大明的财政支撑。以我老人家比较出位的怪想，如果当时老郑摆那些随船武力用于掠夺，弄些粗瓷大碗以每只五十两白银的价格卖给他国，返航时用几亿两黃金白银压舱，回来以后用这些银两生产红衣大炮，火铳快枪，征兵练勇，再造大船，再给朝上君臣发些津贴，给百姓人等减些税赋，搞得大家一致支持郑和尚的旅游船队如此投入产出，然后再七下东洋，八下南洋，九下北洋，举全球之白银，结大明之欢心，则不会有小鼻子色目人什么几国联军进北京的故事可谈。可是老郑不这样，千金散尽之后，弄些南洋稀罕木头压舱，回来给木匠糟蹋着玩儿，什么雕个花栏呀盖个棚厦呀打个四十八条腿儿的家俱兀的，最后咋样？这个富裕中没有足够的武备，还不是让看了这些雕樑画栋直眼红又带不走的洋鬼子一把火烧球的了事。对此，相爱者王原先生专写过一个相声，说中国的历史其实就是一个字：烧。从秦始皇烧书到项老大烧阿房，再到洋鬼子烧圆明园，嗯，就是这么回事。

善良的郑和尚慈悲为怀，不事扩大再生产，等新皇上一上台，就废了这个项目，货币力用在公款旅游上，向来就是不得人心的。可见，货币力必须通过技术力保障国家安全，必须有引而不发的张力，才是有保障的发展。

我再举个例子。中国当年也是有些技术力的，建了些工厂，日本鬼子一进来，如何？拆巴拆巴运回了日本。仍然能够说明上述观点。小猪先生关于上海上世纪初的繁华说明中国货币力用向不准，正好也是对洒家观点的一个证明。我说这些，只不过是说明我老人家始终是重视技术力的，这也是洒家当年当工人老大哥得出的感受。那么我在此前提出的货币力是技术力的前提，与此次提出的技术力的用向，都没有否定小猪先生关于技术力重要性的意思。

那么我老人家想说明的是什么呢？就是货币力的积累方式是多样的，是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但有一条是不能否定的，就是货币力本身不能保证它的存续，只有技术力中有足够的国家安全保障，才是二力得以真正保障的要义。于是这就再次回到了日本掠夺货币力和技术力的问题上来了：要么战争掠夺，要么有足够的实力防止被掠夺，这是我提出中日货币力转移这个题目的目的。我老人家一贯反对过度包装和过度消费，就是觉得人不能总是一个造粪的机器，自己创造点财富留给后代，还要给后代留下保卫财富的能力。

结论：一，货币力始终是技术力的前提，没有不花钱的物品，除非你有数学那种把没有物资基础随便印票子的花纸头当做外国人认同的货币的幻想；二，货币力的取得是多样的，和平时代既要通过贸易获得货币力，也要注意通过把握用向集中货币力；三，忽略日本当年掠夺获得技术力的推动力的货币力的事实，等于忽略技术力中关于富裕保护的用向，则是自己养肥了猪等着给别人拿走杀；四，技术力中应当包含保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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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愚蠢小猪先生及有关先生的几声探问》[草桥关民] 于 2005-09-03 20:27:22上贴

一， 我一般爱看重播 （略）

二， 关于小猪理论的几个探问

也列个提纲。
1，关于货币力的定义。

2，货币力是技术力的前提。不讲货币力只说技术力，中日两国之间的相比就不会客观，既抹煞了日本侵华的经济意义，也不能对一个靠技术力起家一个反之而衰落的历史看清楚，同时更大的不利是找不到“可重复”的道路。

3，日本的技术力的底牌就是货币力，在大战年代是通过掠夺形成的巨大的货币力。在和平年代是通过贸易形成的巨大货币力。中国的货币力在大战年代是通过被掠夺失去，在和平年代要通过贸易积累。

4，货币力和富裕必须用国家安全保障力或扩张力来保障。

5，中日甲午战争在一定程度上是“买船而非造船”上的比拼，更说明货币力既是技术力的支撑，又是军力的支撑。

6，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不能简单地用自然科学的可重复去定义。

先说这些。开说。

三， 也就是1，关于货币力的定义。

货币力的提出，来源于我老人家对小猪先生刷盘子还是读书当中的疑问。

愚蠢小猪说货币力是我的发明，其实货币力算什么发明，不过是顺着小猪先生技术力往下延展了一下。我说说定义。

我所指的货币力，是用于发展技术力的支付能力。在战争及准备时期，它很大程度上可以直接表现为军费。它可以是货币，也可是货币的转化形式。它的取得，可以是自身的经济发展的积累，也可以掠夺，还可以是获赠。

货币力不是货币的全部供应能力，跟M0M1兀的没直接联系。它不是国家货币政策的内容，仅限于技术力的相关讨论。

货币力不是购买力，不是生活资料和非生产性固定资产的价值反映。

货币力不等同于国家外汇储备，不是简单的贸易收入，不用于技术发展的货币与之无关。

如果哪些先生还不明白，这个概念可改叫做技术货币力。

四，货币力是技术力的前提。不讲货币力只说技术力，中日两国之间的相比就不会客观，既抹煞了日本侵华的经济意义，也不能对一个靠军力起家一个反之而衰落的历史看清楚，同时更大的不利是找不到“可重复”的道路。

一般经济学和生活常识告诉我们，在有货币交换的社会中，干什么事都要有资金来源。比如吃饭要有饭费，坐车要有交通费，基建要有固定资金，技改要有技术资金，科研要有项目经费。

那么，一国的技术力的取得，必然要有相应的货币力量支撑。或财政分配，或民间征得，或境外进入包括掠夺。没有钱办不成这件事。如果确定了非常完善的技术力发展规划，不落实资金，那你是白说一句。

日本取得的技术力的货币力最初是国内分配的调整，这一点小猪先生基本给出了。他说：“本来封建时代的日本就很穷，税负很重，这些税负主要供养武士，就是日本的‘士农工商’等级序列的最高一层。明治维新是武士推动的，‘尊王攘夷’。但武士们自我革命，‘士农工商’四民平等，通过秩禄处分，武士的奉禄被取消了。国家才可以集中大量的财力投资和补助现代工业。”这说明日本明治维新重要的是进行了财政支出的分配调整，把原来空耗在非生产方面的资金用在生产建设上。

我认为中日技术力之比较，根本就离不开货币力的比较。在日本获得侵略的最初能力并通过战争得到第一笔赔款之后，这种格局就开始形成了。一个半世纪以来特别是前一百年，日本靠侵华的战争赔款和在华掠夺的巨大货币力，搞了很多年的高额教育投入以成就了科技的知识能力，搞了一百来年的战争生产成就了工业化的基础，它的起步的第一推动力是侵略和掠夺，相对中国来说，是个此消彼长的关系。中国的货币力大量转移到了日本，使后者有实力开发技术力；因为贫血的中国又被削去了半个肝脏，就算真的走技术强国之路，也没有货币力的支撑；日本因为有这个货币力的突然大量涌入，小国的暴富后的发展可是以得风得雨，在生活消费之余有大量的能力发展技术力，而中国还在全民为吃一口饭挣扎。

在这样的一个起点上，再经过后来的多次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获得赔款和日夜不停地把中国的物产（当然还有劳动力）运回日本，上百年的这种敲骨吸髓，日本通过侵略的强大是建立在中国的被侵略的贫困基础上的。这一段历史应该是研究两国技术力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如果不看这一段，只就当前看两国技术力现行道路进行比较，那就是建立在沙滩上的楼房。

这就是说，日本在取得了侵略的最初货币力之后，又通过战争取得了继续侵略和发展技术力的高能货币，多得让日本人直蹦的巨额赔款。没有这些，它再怎么重视技术，也不会发展这么快。这一点也可以从此后的探问中看出来：日本最初集中货币力干了什么？是发展真正的民用技术工业吗？不是，是军备呀先生。

技术力的前提货币力的积累，日本可通过战争获得，中国则不再可能；所以在目前中日比较这个切片中，我们看到日本没有货币力积累的方式，只看到了它技术力发挥的方式，而我们中国货币力积累的方式只能是在惠人的同时节衣缩食苦苦积攒，不能象日本一样通过杀人然后大船大船地往家运真金白银。同时我们的货币力的使用，也不可能像日本一样不用顾及生活的耗费而只可以关注发展科技甚至总想膨胀军事，而只能还要拿出很多货币力来解决民生，在人民生活安定、国家军事安全、国民教育提高等这几根细细的钢丝上平衡。

五，日本的技术力的底牌就是货币力，在大战年代是通过掠夺形成的巨大的货币力。在和平年代是通过贸易形成的巨大货币力。中国的货币力在大战年代是通过被掠夺失去，在和平年代要通过贸易积累。

撇开小猪先生关于日本把财力集中到工业上的论证，看看其它旁证材料，又会得出所谓技术力的本质最先不是重工业，而是军备也就是我老人家前贴提到的“国家安全保障能力”，用于侵略，则是国家扩张力。资料表明日本在这方面力度很大：“1890年后，日本以国家财政收入的60％来发展海、陆军，1893年起，明治天皇又决定每年从自己的宫廷经费中拨出三十万元，再从文武百官的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补充造船费用。举国上下士气高昂，以赶超中国为奋斗目标，准备进行一场以“国运相赌”的战争。”由此可见，所谓技术力云云掩盖了军力的扩张，用一个大和零式与汉阳造的对比简直就是避重就轻。

再看战后日本货币力的取得：日本是战争的最大受益者，得到了价值1亿两白银的战利品和2.3亿两的赔款。这笔巨款相当于日本当时7年的财政收入，日本朝野对此欢欣鼓舞，外相陆奥宗光高兴地说：“在这笔赔款之前，根本没有料到会有几亿日元，本国全部收入只有8千万日元，一想到现在会有3亿5千万日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和私人都觉得无比的富裕！”

这些飞来横财，用在了教育工业特别是军工上，有这样的货币力，后来技术力多么多么的提高，奇怪吗？要真的没有这些财力日本能发展到今天，那才叫奇怪呢。不仅如此，它还用来掠夺和摧残中国的工业，看看上海区县志里虹口区一个小地方：“四、经济统制机关
1.儿玉机关
民国30年设于百老汇大厦(今上海大厦)内。隶属日本海军总参谋部情报部。首任机关长儿玉誉士夫。其任务是通过经济手段掠夺战略物资，并进行谍报谋略活动。在浙湘鄂设有40多个“收购点”。民国32年，强行“收购”华商工厂各类机床。五兴机器厂被“收购”4台铣床，价值约合400两黄金，儿玉机关付款只有20两黄金，为原值的5%。若华商不愿接受“收购”，儿玉机关就在看中的机床上挂张牌子，上写“本机械是海军第一经理部儿玉机关所属，任何人不得移动，如敢故违，按军法处治”。接着强行搬走。
2.华中振兴公司(中支那振兴株式会社)
民国27年，设于乍浦路文监师路(今塘沽路)口。首任总裁儿玉谦次。下辖15个子公司和2个组合，均为八一三事变后以一业一子公司成立的国策会社(公司)，大多设在区境，是日本统制中国产业，实行“以战养战”的机构。以日本法人来控制中国法人，采取“军事管制”、“委托经营”、“中日合办”、“租赁”、“收买”等形式使日本强占中国企业合法化。
3.日本兴亚院华中联络部
民国28年，设于北四川路底汉璧礼男童公学(今复兴中学)内，是直属日本内阁对华殖民机构兴亚院的派出机构,对上海和华中的主要产业和所有重要物资的生产、出售和使用实行严厉的统制。未经其批准，不得变更或移动。也兼搞情报工作。”当然还有那些中国各地的矿产资源，被整列整列的火车日夜不停地运到日本那个弹丸之地，它发展起来还奇怪吗？

当然还有它掠夺其它国家的：“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除了对中国的疯狂掠夺外，还在东南亚其他国家进行抢掠。根据《环球时报》报道， 1940年，裕仁天皇命令日军从菲律宾、新加坡、马来亚、荷属东印度（今印尼）和法属印度支那掠夺的部分财宝通过船队运回日本。”“1942 年，美国海军在洋面上巡逻，击沉了大量日本运输船，比如，被击沉的日本‘阿波丸’运输轮竟装有黄金40吨，白金12吨，工业金刚石15万克拉。美军的巡逻使得为数众多的黄金等贵重物品无法通过海上运回日本。为了保护掠夺财富的安全，日本天皇命令‘山百合’迅速将这批财宝登记注册，埋藏于菲律宾全境175处的‘皇家藏宝点’。”

日本的技术力就是这样腾飞起来的。

这都是些个案，整个侵略战争到底日本发了多少战争财，有谁做过清算？这与洒家前些天一直呼吁清查的日本侵华档案一样，全都是得益者心知肚明心照不宣的事情。由此我也想到过，为什么日本这样一个负罪累累的国家，这样一个不知反省的民族对罪行再缄其口呢？为什么一些日本人、日本企业闭口不谈发战争财的事呢？那就是因为不知有多少人和企业有血债在身、有横财就手，他怎么可能告白富裕是怎么来的、这些技术力是怎么来的呢？

愚蠢小猪先生答复我时也说过“靠发展技术力走向富裕却是可以重复的”这样的话，我想他说的富裕与日本外相的富裕论不会是一个东西，否则我们现在就肯定不会有什么富裕可言。

所以我说，目前中国采取的一些提高货币力的做法是必不可少的，没有生活用品农副产品出口换汇，就没有技术的进口资金，而在中国已经很落后的技术水平基础上，靠一切自己动手从头开始追赶，犹如别人的车在不断加速度快跑，而我们还要从为0的初速度开始去追，很可能是相差越来越远。因此，刷盘子并不能完全否定，简单否定中国现在的一些看上去是“刷盘子”的具体做法（我指的不是根本思路）容易，但找到比它更有效的货币力积累方式才行，因为目前参与国际市场的能力而言，我们正在从刷盘子向掌勺子过渡，当然我们也是一边刷盘子一边读书，所以，刷盘子它是一种现实的货币力的积累方式。它的存在并不影响同时有读书的存在。所以我以为，中国现在的引进外资就是必不可少的货币力的引进方式，只不过我们是和平的对等的甚至是惠人的，而日本当年的货币力的引进的以杀戮为手段的强掠而已。

我说这些，不是否定发展技术力是强国之道，而是讲发展技术力的货币力的积累在和平的时代的中国只能通过和平发展的方式比如贸易方式取得，在实力确实不足的时候，出卖劳动力换取技术是不得已的事情。一亿条裤子换回多少机器，那是你现实的工业结构造成的，还要容得我们改善，等有能力了我们也用机器换裤子穿。如果现在连出口轻工产品换汇进口设备和技术的路子也要嘲笑和堵死而后快，那么我们的发展是快还是慢了呢？

我理解有些先生对自主开发的急切心情，但是对一些技术引进消化吸收自主创新的路子怎么就那么不可行呢？这样就是刷盘子就不能空忍吗？刷盘子或许不可避免，但刷盘子以后的货币收入一定要保证用于读书和发展技术力，那么刷盘子是不为罪过的。如果不这样，非要我们一切项目特别是国外已经很成熟和先进本可引进的也都要我们从白纸画图做起吗？按后者的路子是快了还是慢了呢？多一条腿走路怎么就这么容不得呢？

中国的经济发展路子不是完全没有问题，比如发展技术力的货币力投入和教育都要大大加强，要把消费力转化到货币力上来，这些做得还不够，但毕竟是在做着，比如一直在清理非生产性建设项目楼堂馆所，比如宏观调控对重复建设痛下杀手，也是不能完全视而不见的。

小猪先生的见解很好，就是系统地作为战略地提出发展技术力。接下来我想，也许必要的产业政策导向还要坚持，同时也可以考虑采取行政手段，把财力和智力更多地调整到这方面来，强制发展技术力，包括剥夺过度消费财力，在这方面确实不能全靠市场去调节。没有这些内容的《刷盘子读书》，不能说不是一个缺憾。说这些不是不要技术力的发展，而是要实事求是地关注到我们可行的货币力积累的局限性，不要拿发过战争财技术力积累已经明显高过我们的历史阶段的做法否定我们现行的做法，连一个后起直追的机会也不给。

六、中日甲午战争在一定程度上是“买船而非造船”上的比拼，更说明货币力既是技术力的支撑，又是军力的支撑。

中日海军中从西洋购置的大舰之比是9：11.
日本军舰中巡洋舰以及更大家伙的有11艘是西洋人造的：
二等船旁列炮铁甲舰三： “比睿”由英国赫文（Milford Haven）船厂建造， “金刚”由英国Earles船厂于1878年1月建成。 扶桑 由英国Samuda Bros船厂（Samuda Bros Poplar）878年1月建成。
穹甲巡洋舰六：吉野 英国阿姆斯特朗兵工厂（Armstrong,Elswick）建造，“吉野”于1892年1月3日开工，1892年12月20日下水，1893年9月30日建成。同级舰“高砂”。
松岛、严岛在法国地中海船厂（Forges et Chantiers La Seyne）建造。
浪速、 高千穗由英国阿姆斯特朗兵工厂（Armstrong，Walker）建造。
千代田 英国J.Brown工厂（J Brown Clydebank）建造。
撞击巡洋舰 ： 筑紫 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Armstrong，Elswick）制造，和北洋海军的“超勇”、“扬威”为同级姊妹舰。
巡洋舰：筑波 原英国海军殖民地警戒舰“马六甲”号（“Malacca”），在英国殖民地马来亚的Moulmein,Burma船厂建造1871年7月1日被日本购入。
大清北洋水师近似的大家伙中有9艘是西洋人造的：
铁甲舰二：定远、镇远 每艘造价620万马克，由德国坦特伯雷度（该地二战后划归波兰，现名什切青Szczecin）的伏尔铿(Vulcan)造船厂建造。
防护巡洋舰：济远，（穹面钢甲快船） 德国坦特伯雷度的伏尔铿(Vulcan)造船厂建造。与铁甲舰“定远”、“镇远”同批订购。
装甲巡洋舰二：经远、来远 德国伏尔铿（Vulkan）造船厂建造，造价共计1739761两银，二舰为同级姊妹舰，该型舰是德国造舰史上设计制造装甲巡洋舰的开始。
防护巡洋舰二：致远、靖远（穹甲快船、steel protected cruisers） 英国阿姆斯特朗（Armstrong）公司建造。
扬威、超勇 巡洋舰（ 碰快船） 英国阿姆斯特朗（Armstrong）公司承造，后船体部分转包给米切尔（Mitchell）船厂建造。

是不是可以看出，所谓战争能力来自于本国的技术力有点靠不住？这些大家伙都是购买或出资由洋人造的，从这个横截面上看，中日两国当时拼什么呢？拼的是自己的技术力吗？显然不是，是货币力。它不是拼谁的银子多，而是看谁有多少用在军力上。那场海战胜负原因很复杂，我老人家同意萨苏的观点，大清之败是综合因素，这里不多说它。单就西洋通过此战前卖军舰给两国这一点上看，从大舰化这一点上看，显然不是一个自己的技术力的比拼，因为那些个自造的小船儿不是比拼的重点，而中日两国都不具备造大舰和火力的能力。

是不是如果一国一定要靠自己造船就战胜另一国买船？为什么那么讲究技术力的日本也要买针对中国舰的船？这说明买还是造要看当时的需要，明明自造的不行，一上阵就散架，也一定要造而不买吗？我看谁也没有那么傻。作为长远打算，当然要发展自己的造船能力，这是一个过程，用时期性的目标否定现实的紧要选择，根本就是一个榆木脑袋瓜子才想出来的主意。再比较一下，当年我军条件不具备的时候，不但不造枪，也不租枪，还不买枪，只会抢枪----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嘛。红军八路军不会因为自己不会造枪就不打仗。那么是不是说这就是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租不如抢呢？等有能力了，我们也办兵工厂嘛。我老人家前几天看过八路军兵工厂的旧址，一个大峡谷，很有感受。能造的时候不造一定不行，但就是能造的时候也不能完全排除买，用可能的造否定必不可少的买，本身就不是一个实事求是的态度。

就购舰和火力改良而言，两国的货币力明显投入有差距。日本开始是恐惧中国的大舰，因而加紧购置：“日本因侵台未能得手，痛感海军软弱，遂向英国订购了“扶桑”、“金刚”、“比睿”三艘军舰。

日本海军完成了海军扩展计划，其中包括专为对付北洋海军“定远”、“镇远”二铁甲舰而购造的“岩岛”、“松岛”、“桥立”三艘海防舰，向英国订造了当时世界上航速最快的巡洋舰“吉野”号等，中日海军的差距日渐缩小，中国在前些年争取到的海军发展优势被扯平了。
”

同时，日本为了扩建海军，采取了集中货币力的种种措施：“明治三年(1869年)五月即订下“二十年海军扩张计划”，按部就班，逐步实施，而将其海军纳入正轨。十五年(1882年)，又提出“八年造舰计划”，将其舰艇大加扩充。十九年(1886年)及二十四年(1891年)，再继续调整，以期可以与中国海军对抗。在海军经费方面也相应地不断增多，从明治四年(1871年)的50万日元，增至明治二十年(1887年)的1000万日元，军米20万石。注33除此之外，为了扩充海军经费，其政府并发行”海军公债”，追加海军预算，征课华族累进税，鼓励陆海军及驻外人员捐献每月部份所得。甚至明治天皇亦先后拨出宫中用费60余万元，充作海军经费，以示倡导。”

而大清，这方面失误多多。王家俭先生在《甲午海战挫败的几点反思》中说：“再次是财政问题：近代化的海军，不论是船炮的配备，以及人材的训练无不需要大量的金钱加以支持。西方的海权国家，常将其海军与航运及海外贸易相结合，以海军保护其海上的交通和商业的安全；以海外贸易的税收作为海军活动的经费，故能互为配合，相得益彰。可是，反观中国则不然。盖以直至清末的中国，依然保持着一种以田赋为主的财政结构，经济也是以农业为主，工商业并不如西方之发达。以故全部的岁入，每年亦不过4千万两左右，为数实在相当的有限。此一数目，在于常时期或可勉为相抵或略有剩余，如道光十八年(1838年)之岁入为4127万余两(库平)，岁出为3620余万两，两抵余额，计有500余万两。注6但如遇非常时期，则其余额即将大减。如鸦片战争时期，道光二十年(1840年)尚可余320余万两；至二十一年(1841年)即下降为120余万两，二十三年(1843年)更下降到35余万两，其财政的拮据可想而知。注7迨及光绪年间，财政收入虽以海关及厘金约6000万两而较前增加，然而军费、防费、赔款、偿债等支出亦加浩繁。财政左绌右支，困难万端。有时尚可勉为收支平衡，有时甚至出现巨额赤字。以光绪十七年(1891年)为例，是年岁入是8960余万两，而岁出则为8930余万两，已经将要亮起红灯。注8再过十年(1900年)，各省岁入相抵，即不敷一千数百余万两。而在此情形下，尚要支付庚子大批的赔款，更是如同雪上加霜。清代末年的财政如此，要想再发展一支强大的新式海军，其困难已不难想象。”

就这样的货币力，还要为各种内耗所削弱。军费用做盖园子，李、张、左都各自建立舰队，形不成拳头，结果哪个也不超强，作战还不协作；海军投入时断时续，还要由各地征缴；炮速落后还有炮少弹，还有实心弹，打过去跟石头无异，生生把热兵器弄成了冷兵器。等等。这就是财力没有变成货币力的现象。建海军一事大清见事早，不持续，动作慢，起个大早赶个晚集，白白起到了刺激敌手赶超的作用。

有人说，中国赔款有的是钱，为什么不用来建军备呢？2.3亿两白银肯定能打败日寇呀。要不为什么说腐败呢，那个大清其实赔款何止这些，整个下来10亿两赔给列国，没现钱就赊账，还要给人家利息。典型的有钱买棺材没钱买药吃。这就说明，货币力的集中是多么重要，别说10亿两，就是再多的银子不用在褪节上，最后也是给贼准备着。

说到这里，我以为我说明白了：结论一，用于技术力或军力的财力亦即货币力，必须强制集中，足够投入。否则，你有再好的技术力理念，也是白搭。结论二：所谓技术力云云也是分阶段性的。有时要靠引进，真正有能力了才能自主发展技术力。在落后时引进并不为错，超越历史阶段片面强调一切都白手起家会越落越远，但忘记在引进的同时发展自身的制造力和创新力肯定不会有出路，“永远跟在别人后面爬行”。结论三，造船的实力都不足时就拼买船的实力。没有一个造船一定胜过买船的定律，是买是造，要看需要。结论四，适用性、有效性和可控性是社会科学的要义，其基点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果按物理公式去看待社会事务，那叫做机械主义。

四，《再提货币力：否认日本通过掠夺中国致富强国的事实是没有良心的》 [草桥关民] 于 2006-09-18 20:13:35上贴

我老人家一直认为，所谓日本强大，发展技术，勤奋努力，有团队精神，创造了经济的奇迹进而强国强军打败中国，完全是为日本涂脂抹粉。身在日本多年的愚蠢小猪为了兜售一本小书，为此与我老人家抬杠，是我因此看透了这位博士，卖字还是首要的。还有一些派性分子，为了把改革开放说成是不搞技术，也舍大义而顺风接别人唾沫星，把积累和强国的关系割裂开来，应和日本发战争财侵略中国的恶行，客观上为日本侵华张目，已经臭不可闻了。我之所以坚定地认为，日本以战养战和战后崛起、中国放弃战争赔偿是慷后人之慨，就是基于日本一直把侵华掠夺当作富国和灭绝中国的手段这一事实。可以看看，日本当年是怎么搞货币力的。

以日本对中国的这样疯狂的掠夺而言，我们连基本的战争赔偿都不要，以致于日本都因此不承认战败，以致于日本因此还有更大的财力再一次迅速崛起，使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靠劫掠中国的财富支撑起来的野心勃勃的无悔战犯之国，对其充满挑衅的拜鬼行为无奈地抗议，使我们为了发展还要忍受一些无知的派性分子的冷言冷语，这就是什么报怨之德和高瞻远瞩吗？

我以为，清偿所有被日本鬼子劫掠的财物不是只看钱财不看政治，而是更远地看到了政治经济军事关系的前景，收回被强盗抢走的这是天经地义，收回被贼寇损坏的赔偿这是理所应当，因之而使得我们不再穷过强盗，使贼寇不能再用掠夺来的财力物力再行掠夺，是对人类正义的责任。我始终认为，如果我们收回所有被掠走的和应获偿的，小鬼子还有什么财力向我们夸耀“先进”？还有什么能力拜鬼挑衅？还有什么本钱向中国示威？对强盗的献媚式的宽容就是对人民的犯罪，历史会证明这一点的。所以，否认日本通过掠夺中国致富强国的事实是没有良心的，为日本再次威胁中国而放弃获偿也是不明智的。

下面转两篇文章

日本经济奇迹的误读
日本战后的重建并非完全的白手起家，尽管战败，但掠夺式的战争依然给他们储备了足够多的财力

“8•15”，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再次在国际上掀起波澜。

在人们普遍将目光集中在参拜一事上时，另一个与之相关的话题也重新受到关注：现代日本的经济奇迹究竟是否得益于、多大程度上得益于由其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

二战中日本的掠夺

在人员和科技方面，日本在战争期间借用巨额军费，培养了比战前多得多的工程技术人员。二战末期，由于战线过长，日本有很多十四五岁的娃娃兵和文科大学生、甚至文科教授被迫加入日军作战而被击毙；但日本数万工科大学生却未上战场而被保存下来。

日本的工程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例如零式战机的设计师等被安置在安全的地方，绝大多数均未被击毙而活到了战后。这为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奠定了决定性的基础。

在经济方面，据日本的统计数据显示，从1931年“9•18”，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14年间，通过直接抢劫和滥发伪钞，日本几乎榨干了包括日军未占领的新疆、重庆在内的全中国多年积累的财富。由于日军的暴行极为突出，日军的掠夺反而被忽略。当时的南京，大多数日军官兵的裤腰带上都穿着50到200个金戒指。

日本滥发军票，用一张废纸对日军占领区的中国人进行疯狂掠夺和金融诈骗。“9•18”之后，日本在中国东北通过伪“满洲中央银行”大量发行伪“满元”，于张家口设立伪“蒙疆银行”，发行伪“蒙疆券”。1938年3月又在北平设立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伪“联银券”，在上海设立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伪“华兴券”。1941年1月，又在南京设立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伪“中储券”。日本在关内建立的银行共有20多家。

日本侵占中国大陆，完全是靠掠夺中国人的财富来支付巨额战争成本，并未损耗自己国力，这种以战养战的方法，日本在亚洲其它国家也广泛应用。

依日本政府的记录，日本在中日战争与太平洋战争的战费，共达7559亿日元(如依消费者物价指数换算，约为现在的170万亿日元以上)。此庞大战费的大部分，即利用日本所操纵的“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和“中央储备银行”所发行的通货纸币支出。日本政府根本不需国库支出，结果，在战争终了时华北的通货膨胀，几达日本国内的130倍。

日本陆军的秘密机关、第九技术研究所第三科进行中华民国“法币”的伪造工作。制造的伪钞总额约40亿元。中日战争爆发的1937年法币发行额为14.8亿元。从中国抗战开始到武汉失陷的国民政府战费只有10亿至15亿元，而国家行政经费则只有7亿元而已，合计不过17亿至22亿元。由此可知第九研究所制造的伪钞，对中国的掠夺有多严重。

另外，日本官方还用鸦片掠夺中国财富，单是蒙疆银行，到1945年时，鸦片收益就超过4.2亿日元。

投降前，日本的掠夺越发疯狂。溥杰的妻子“爱新觉罗浩”的传记称,“满洲国的金块”，在苏联大军进入前夕，被空运到日本。又据朝日新闻记者大久保泰的《支那派遣军和平交涉秘录》，日军于1945年8月12日，将正金银行上海支店的一箱箱金块运上日军驱逐舰。而9月底，日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仅仅将3吨金块交给何应钦，其余的金块下落不得而知。

日本保守党政治的枢轴自由党，其战后的创党资金，是日本海军在上海的儿玉机关长儿玉誉士夫从中国大陆带回的钻石、白金等所资助。依当事人岩田幸雄的记述:“在8月15日的前一天，我使用朝日新闻社的飞机，将值钱的物资运送到日本内地。因终战时军机不能用，而朝日新闻社的飞机在机体上画着绿十字，可以说是‘救星’。但起飞之前一直担心，因为虽选了金条、白金、钻石、翡翠等轻而值钱的东西运载，然而还是怕堆载过多而使飞机飞不起来。”

甚至日本投降后仍没有停止掠夺。依前台湾总督府主计课长盐见俊二的回忆录《秘录——终战前后的台湾》，在日本投降后的1945年9月，大藏省和日本银行仍以专机运送了大量的台湾银行券到台湾，因飞机满载纸币，同行的作者还要坐卧在纸币上。此纸币用于支付在台湾的日本官吏，薪水预付到翌年3月份，以及包括到翌年3月为止的退休金。日方此举竟然得到麦克阿瑟司令部的许可。这自然加剧了台湾的通货膨胀，而成为1947年“2•28事变”的原因之一。

日本真的被炸成焦土了吗？

战争末期，美军司令官李梅在马里亚纳群岛共拥有约385架B-29，279架超级空中堡垒轰炸东京，称为东京大轰炸。然而只是摧毁了约25%的建筑。接着285架轰炸机轰炸名古屋，也只是摧毁了约25%的建筑。

过了两夜,经过维修人员日夜的抢修,李梅又派出了300多架B-29轰炸大阪——以人口和工业生产而言,此为日本第二大城市。结果又是摧毁了约25%的建筑。李梅的第四个轰炸目标是神户,是李梅所发动最猛烈的一次空袭。307架B-29摧毁了约33%的建筑。

1945年3月的最后一次燃烧弹空袭行动、3月19日对名古屋的第二次攻击，由290架B-29轰炸机来执行。由于耗尽了所有燃烧弹的库存量,故每三架轰炸机中就有一架没有燃烧弹，结果只是摧毁了大约9平方公里的面积。到3月下旬,第二十一轰炸司令部的燃烧弹库存耗尽,在此后的三个月的空袭中,没有再实施过燃烧弹轰炸。

而在战争后期，德国每天要遭到千架以上的毁灭性轰炸，1943年，英国皇家空军就向德国首都投下4.9万吨炸药，威力超过两颗原子弹的总和。1945年2月13日对德累斯顿的轰炸，行动由阿瑟•哈里斯指挥，轰炸持续了14个小时，805架英国轰炸机投下了2558吨炸弹，美国还派出450架B-17轰炸机前来增援。

所以当时东条英机认为,与盟军对德国的攻击相比,对日本的攻击可说是“微不足道”,实际上,日本面临的是每周一次来自两千多公里外的100来架B-29的袭击。如果这么一件“小事”就使日本人民失去信心的话,那么,要实现“大东亚圣战”的目标是绝对不可能的。

美军第二十一轰炸司令部进行过一次袭击，目标是东京的中岛飞机工厂。159架B-29空投了500吨高爆炸弹,尘埃落地,却发现中岛飞机工厂完好无损地耸立在原处。共875架轰炸机作完八次这样子的轰炸后,中岛飞机工厂仅遭受到4%的破坏。

美军航空军最优先轰炸敌方的飞机工厂或发动机工厂的行动,虽然使得其中一家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还有一家被迫大量减产,但是却没有任何一家因此完全丧失生产能力。

日本29%的飞机生产任务是集中在东京大阪和名古屋工业地区的各级签约厂商完成的。后来,日本官员说,燃烧弹空袭摧毁了这些小型工业,使“生产严重受损”。然而，即使这些工厂完全被毁，日本航空工业仍有71%保留下来。而那些投向东京湾的船坞和仓库的炸弹中大部分都偏离了目标。在战争结束后,美国战略轰炸研究小组将早期B-29作战的失败,归因于天候不佳。况且远程飞行需要大量汽油,只能携带较少的炸弹。

所以轰炸对日本工业的破坏虽然严重，但日本工业的大部分都保存下来，并没有被夷为平地或全部化为焦土。

日本依然发了战争财

整个战争中，日本的财富(他们自己称“国富”)有了惊人的增长。1937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GDP)只有66.6亿美元(精确值)，低于当年中国的GDP136亿美元(估计值)；然而日本1944年GDP高达175亿美元，在7年战争间实现了和平时期可能需要几十年才能达到的经济增长。

数字精确是日本的特色之一。战后日本精确统计了其本土的经济损失，损失的每一座工厂、每一栋民房，甚至每一幅字画都做了精确统计，结果是日本“一般国富”损失额达25.4%，数字是巨大的，但是还远不能跟中国等受侵略国家的损失相比。另外，日本基本上逃避了对中国、朝鲜半岛和东南亚的巨额赔偿。

结果战后的日本工业基础虽然不及美国大规模轰炸前1944年的水平，但和1937年相比大约高出一倍，和1931年“9•18”时相比高出更多。日本国民生产总值(GDP)也从中国的一半，赶上、甚至略微超过了中国。

所以，从总体上折算起来，战败的日本在经济上还是大赚了一笔。难怪日本部分人士也认为日本战后绝不是什么白手起家，日本的现代化工业体系、教育体系和富裕的经济是建立在日本“战争财”的基础之上的。

（中国新闻周刊 本刊特约撰稿/远林）

南京大***期间日军掠走6千吨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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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武士》一书由美国两名专家斯特林•西格雷夫和佩吉•西格雷夫历时18年调查采访而成。该书英文原版在2001年首次出版，该书揭露了日本当局掠夺亚洲价值几十亿美元的财宝，并将其藏匿在菲律宾。战后，日本和美国等串通一气，私自吞下这批财宝，并把部分财宝作为进行冷战的资金。其中文版由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研究中心集体翻译，著名人士王选译校。在昨天的座谈会上，王选坦言，她是在2001年，在美国参加一个会议时无意中得知这本书的，当时就很惊讶，这样一段与中国人利益密切的历史，在美国已经出书了，在菲律宾等地也被拍成了电影，而中国国内包括研究这个的历史专家却闻所未闻，于是决定把它翻译成中文。王选称，当时她拿到的都是打印件，满满的好几个袋子，在办公室里放了半年。校译的工作量是非常大的，她每次去南京就住在学校的招待所里，一住起码一个星期。当她刚刚把稿子改得差不多了，作者又打来电话，说又做了大量的修改，结果她只好重新再来。这本书校改完，她的视力都下降了许多。

　　但王选也称，她的这点付出与该文作者比，就太微不足道了，恐怕没有一位作者如《黄金武士》的两位作者这样，终日担心会遭到谋杀，因为他们的作品妨碍了一些国家的国家安全。为世人揭开了20世纪隐藏时间最久、掩盖最深、波及范围最广的秘密。如今，该文的作者一直隐居在法国，几乎切断一切通讯，联系只能靠电子邮件。

　　日本皇室亲自策划掠夺

　　该书作者调查发现，日本对南京进攻开始之前，裕仁天皇将其叔父朝香宫鸠彦派到中国，以接替生病的松井石根将军指挥作战。朝香宫鸠彦不但酗酒成性，更是偏执。在南京城外一接受指挥权，他就给他的助手发布命令说，现在是“给他们中国兄弟一次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教训”的时候了。在随后的南京暴行中，日本军队***了30万毫无防御能力的军民。2万至8万名各个年龄段的妇女被无数次强奸，包括儿童、少女和老太，许多被开膛剖肚。男人、妇女和儿童遭受如此野蛮的暴行令世界感到震惊。

　　金百合计划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实施。1937年，日本军队蜂拥中国沿海，之后向南京挺进，参与的部队众多。日本的统治者担心因为各指挥官争夺战利品，在钱财方面失控，为了控制整个局势，日本最高统帅部开始了金百合行动，由天皇的弟弟秩父宫负责。该行动的时间所以被外界知道，是因为日本最高统帅部—————大本营自身是在1937年11月在东京的皇宫中成立的，也就在南京大***即将开始的时候。

　　“黑吃黑”大肆掠财

　　《黄金武士》披露，在南京，金百合行动的第一批执行者是宪兵队。被调遣来的宪兵特别行动小队四处搜查，扣压所有中国政府的财产，炸开银行的库房、抢劫富家及中产阶级的商人和其他人士的黄金、宝石、珠宝、艺术品和货币。1000多年来，南京一直是一个富裕的城市，许多有钱有地位的中国人在南京城里有别墅，在近郊有其他不动产。在这一阶段，秘密宪兵至少收集了6000吨黄金。对这个问题的历史研究显示，官方报道的掠夺数量往往只是实际数目的一个零头。

　　书中写道，宪兵小分队忙于洗劫房屋———搬走家具、镜子、地毯，装箱，通过铁路运往日本。金百合别动队———日本特务机构的精英则把注意力集中于银行老板、行业协会首领、连锁当铺老板及帮派头目，所有这些人的身份事先都早已弄得一清二楚，“三合会”头目和黑社会的老大特别被盯住，他们中有人逃出城后，亲属被拘留作为人质。金百合行动出于贪欲也出于需要，1937年，日本黄金储备因为战争开支已减少一半。因此，日本皇室成员亲自为抢劫物编制详细目录，随后将这些物品装上铁路货车和卡车，由参与金百合行动的军队贴封守护，运往上海。沿途的日本军官对冒犯皇室的事情都会三思而后行。

　　首饰被铸成金锭运回日本

　　为了监督掠夺物最后的登记造册及运回日本前的贴封，必须由皇族成员来完成，这已费了秩父宫九牛二虎之力。这些战利品从上海直接船运日本，或由火车、汽车运往满洲处理，稀有金属进行分等，其他的首饰被融化后，重新浇铸为统一尺寸的金锭，然后再运回日本。在这个阶段，有数名皇族成员参与监督和执行任务，其中包括天皇的兄弟朝香宫、秩父宫、三笠宫和竹田宫等人。

　　南京大批珍贵藏书也被掠走

　　该书还披露道，在南京成为废墟时，中国珍贵藏书、文件等还被日军严密保护。后来，曾有1000多名日本专家来到南京，为日本皇家图书馆优先挑选最珍贵的物品，天皇曾亲自过目最珍贵物品的目录。选中的物品都被一一编号和打包，用300多辆卡车把这些箱子运往上海，然后装船。这些书的一部分被用来建立位于东京的东亚研究所、东方文化研究所、东亚经济研究所、东亚地方病研究所、大东亚图书馆等。战后，美国经过调查后确认，日本至少有17处地方存放这些战时抢来的书籍，其中有日本皇宫、皇室内宫、靖国神社、东京科学博物馆、东京美术学院、早稻田大学、东京帝国大学和庆应大学。美国占领当局的结论是，日本有300万册从中国各地图书馆抢来的珍贵图书和手稿。日本仅归还了大约16万册，不足6%。

　　一些日本大亨也在疯狂抢劫

　　文章称，当金百合行动队在全力以赴地抢劫中国最好的艺术品和文物的时候，一些日本大亨也在干同样的勾当，其中包括住友公司的总裁，他专门搜掠中国古代青铜器。他收藏品中绝大部分是在1937～1945年“中国事变”的8年中得到的，其藏品是世界上最好的。另外，在南京大***开始之前的6个月，日本军方还专门派遣黑社会老大儿玉誉义夫到中国，专门打劫中国黑社会的不义之财。

　　6000吨黄金数量是首次披露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南京大***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称，关于《黄金武士》中提到的日军在南京的抢劫，目前研究南京大***的专家们都可以通过一定的史料来佐证，之前，他们在研究时也注意到，日军对南京城疯狂地掠夺，在一些史料中也有记载，如在南京鼓楼附近，一位日军看中了一具中国女尸手上的金手镯，立即用屠刀将该手剁下。但这些都是零星的记载，6000吨的被掠黄金量还是首次披露，作者为第三国人应该是很客观公正的。现场的专家也称，当时南京的黄金主要收藏在民间，日军从民间大肆掠夺，收获肯定不菲。

　　日本应公开二战档案

　　王选称，《黄金武士》出版后，有个奇怪的现象，针对该文没有一篇批评的文章，甚至是日本的右翼势力。因此希望中国史学界学者能够关注它，来研究它，希望该书能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让更多的中国学者把一些个案一一整理出来。座谈会现场，南京大***研究专家孙宅巍、王卫星等也表示，在二战期间，日本天皇曾经派其叔父到中国抢劫财宝；日本掠夺中国财宝至少包括直接的战争行为、黑吃黑的“黑社会”行为和打着民间搜集幌子的行为；战争期间，日本掠走的中国财宝不计其数，至今只有极少部分归还中国。强烈呼吁，要求日本政府公开二战期间的所有档案资料，公开日本进行战争和通过战争掠夺财宝的真相。

　　《黄金武士》梗概

　　作者冒着生命危险，耗时18个春秋写成《黄金武士》，为读者揭开了20世纪一个令人震惊的秘密。二战期间，日本一直在秘密实施所谓掠夺亚洲各国财宝的“金百合计划”，战败投降前夕，在日本皇室成员亲自组织安排下，数以万吨计的黄金被分成175份，秘藏菲律宾各地。战争结束后，美国很快掌握了山下奉文黄金的秘密，但是为了政治需要，美国同日本一起掩盖了这一真相。半个世纪以来，这批黄金不断被挖掘，并被用来建立了许多秘密“反共”基金，开展“肮脏”行动。作者指出：“整个秘密驱使腐败分子滥用贿赂基金，而且直到今天，这一恶习像癌细胞一样不断繁殖。围绕贿赂基金，一个全球范围的网络已经形成。官僚、政客、间谍和将军们已经沉溺其中。……那些从中获得好处的人和机构正在通过各种手段甚至包括暗杀来掩盖这一秘密。”另外，本书还为我们道出了日本至今为何不肯向二战期间的战俘和劳工做出赔偿的真正原因。

　　本书作者斯特林•西格雷夫和佩吉•西格雷夫是美国著名畅销书作家，同时也是我国广大读者较为熟悉的著名学者，曾出版引起世界轰动的《宋家王朝》、《马科斯王朝》和《大和王朝》等大作。令人吃惊的是，几部作品问世后，作者都不同程度地遭到了生命威胁甚至谋杀。《黄金武士》是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推出的又一力作，耗时18个春秋，为世人揭开了20世纪隐藏时间最久、掩盖最深、波及范围最广的秘密。———摘自该书译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