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前变革的空前挑战
——谢韬和李锐给我们的启示

鉴明

谢韬和李锐联袂而出，在《炎黄春秋》杂志上，挥舞“民主社会主义”与“真正的民主主义”旗子，招摇过市，引人注目。
众多同志的批判文章揭示，他们歪曲马克思、恩格斯，诋毁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跪拜伯恩斯坦、考茨基和陈独秀，在理论上是虚伪荒谬、不堪一驳的，其实际效果也只能是最后葬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别无选择的。
既然如此，这两位有学问有地位的中国共产党的老干部，又为什么竟是那样“理直气壮”，其热汹汹，肆无忌惮，有恃无恐呢？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这套货色，除遭到众多批判外，也有不少人以为真是什么“理论创新”，很有见解，因而赞不绝口，奔走相告。
更有甚者，一些理该“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的有关部门和领导者，对这等明目张胆的反共反马克思主义嚣张宣传，至今依然无动于衷，麻木不仁，听之任之，不置一词。这又是为什么呢？
如此咄咄怪事，岂不发人深思？

一、“空前的社会变革”

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又一次明确“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后，强调指出：“特别要看到，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
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到底是什么样子，什么性质，什么后果，什么趋向，意义何在，对谁有利，又为什么“特别要看到”……，所有这些，这个决定中都语焉不详，使人不得要领。然而，人们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每时每刻都直接感受到这种变革的影响和压力，无时无刻不在那里议论、思考和探讨，只是由于立场、观点、方法的不同，对之见仁见智，众说纷纭。谢韬和李锐的高论，就是其中突出的一种。与此同时，中国的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在国际上也理所当然地受到莫大的关注。
早在1990年第2期《思想政治研究》上，就有文章指出：“社会上出现‘虚无缥缈的共产主义，似是而非的社会主义，羞羞答答的资本主义，时隐时现的封建主义’之讥。”
此后十几年的社会变革，在新中国历史上，更是空前未见，深刻异常。反映于舆论，自然也是前所未有。
2004年，李译厚发表于第5期《读书》上的文章宣告：“一百年特别是近二十年来，中国的‘变局’已日趋明朗，资本主义的现代社会和失去英雄的散文生活真正来临。”人们不再有信仰，传统和革命传统遭到怀疑，人们憧憬着新世界。“但现实带来的新世界却首先是物质生活方面的，不再是何种思想或社会乌托邦而是 ‘向钱看’的现实利益，成为告别革命之后的历史新篇，而且愈演愈烈。历经一百年的无数折腾，中国开始真正进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有人兴高采烈，有人满腔气愤。”
是年秋，在巴黎举行的第4届国际马克思大会，专门设有中国论坛。“有关中国问题，一共开了三次会。参加的人员除了法国的学者外，有英、美、德、加及东欧的学者。中国学者的发言主要介绍和评述中国状况。有意思的是这些外国学者对中国学者发言的提问。”“提问者对中国问题有研究兴趣，甚至有论文发表。他们无一例外地肯定中国经济取得了伟大成就，但是中国却‘复辟了资本主义’。”“过去，我们更多地知道来自国际思想界右翼的指责，……此次国际马克思大会，中国学者亲自感受了一次来自国际思想界左翼的指责。”（2004年10月21日社会科学报载许明：《正视误读》）
这年9月29日，俄罗斯《独立报》发表题为《中国：大庆之年的新重点》的文章，其中说道：“对于进一步推进改革来说十分危险的是，官方广泛宣传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逐渐失去了社会主义因素，主要致力于发展市场关系。”
2006年9月，在“第三次改革开放大争论”中，深圳徐景安投资顾问公司董事长徐景安，出了《中国走向》一书，既不完全否定“左派”，也不完全肯定“右派”，取了一个执中公允的立场。他认为：“冷静地理性地思考，现中国既不够格资本主义，也不够格社会主义，换一句容易接受的话，就是初级阶段，既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也是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既往，“我国照搬苏联的模式，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在没有解决效率之前就强调公平，这只能是平均的贫困。”“国民经济陷于崩溃的历史事实教训了我们，不得不补资本主义的课。于是，放弃计划经济，改变一大二公，实行改革开放，引进资本主义。今天，我国的经济目标、经济制度、经济政策、经济理论无不以西方资本主义为蓝本、为参照。由于历史条件，我们实行的是早期资本主义。对农民工实行超经济剥削，工资很低，加班加点，十多人挤一间房。社会主义者有理性愤怒，这哪是社会主义？可是，农民工却认为，这总俺农村强，竟喜欢受剥削。何止农民工缺乏‘阶级觉悟’，整个中国都如此，甘愿当世界工厂，欢迎资本主义剥削。我们明白，中国只是得到了一点加工费，大头被人家拿走了，但这总比没活干强。我们只能忍受早期资本主义的屈辱和痛苦。”
难怪，同年10月26日英国《经济学家》周刊的文章中一言概之：“世界第一大共产党国家中国看上去不像是马克思所希望建立的那种社会，倒像是他所批判的那种社会。美国共产党的全国组织者利贝拖•德拉•皮亚纳冷淡地说，中国对利润的狂热追求‘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讨论课题。’”
今年伊始，美国《时代》周刊1月22日这期的封面文章《中国：一个新王朝的开始》，使我们一些主流媒体神魂颠倒，以为它是“少见地为中国崛起‘欢呼’起来”，表明西方“实际上已经接受中国的崛起。”他们引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华裔高级研究员黄靖之说：“就《时代》周刊的报道来说，它体现了美国乃至西方主流社会的一种普遍看法，就是认为中国目前的发展大致符合西方的期待，比如经济的市场化，社会的进一步开放、政治的进一步制度化和透明化、中国领导人越来越倾向于改革开放政策。因此，《时代》对中国的赞美是由衷的。”美国《华盛顿观察》主编陈雅莉则更是一语破的：“经过近30年的接触，一些美国人发现，中国的发展道路与美国有许多相似之处。”
紧随此后，我们见到了谢韬和李锐的奇文高论。其中最精要的，正是谢韬如下一段论断：“中国没有在苏东巨变中垮台，这要归功于邓小平在这之前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当改革开放路线得到大多数人支持，取得主流地位以后，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邓小平和他的主要助手胡耀邦等领导顶住‘复辟资本主义’的指责，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包产到户，废止近乎单一的公有制（1978年公有制比重占99.1%），实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把资本家请回来了，把先进生产力请回来了。读者可以看到，这一系列新政策属于民主社会主义，但为了避免‘修正主义’之嫌，我们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在江泽民主持下，又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废止计划经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02年加入WTO，与世界经济接轨。胡锦涛主政伊始，2004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保护私有制的重要条文载入宪法，这标志着中国踏上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以上引述，挂一漏万，但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共同点：国内国外的众多论者，并不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为这不过是个托词。而且他们是那样振振有词，咄咄逼人，有关方面既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这到底是他们的一相情愿，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际中根本没有说服力？无论如何，我们“特别要看到”中国“空前的社会变革”之时，特别要注意这一变革造成的这等影响和后 果。这些，都该是我们观察、思考、研究和探讨当今中国问题时的出发点和立足点。这也正是谢韬和李锐给我们的第一个启示。

二、“思想观念深刻变化”

2003年初，为了颂扬江泽民功绩，凌志军写了《变化——1990～2002年中国实录》一书。书中有说：“尽管邓小平一再声明，中国人民不会忘记毛主席的贡献， 毛主席的画像要世世代代挂在天安门城楼上，还声称自己倡导改革开放的灵感主 要得益于毛的‘实事求是’。但是，毛的灵魂还是渐行渐远。毕竟，邓小平的伟力 和魅力不在于他和毛的相同之处，而在于他与毛的不同之处。”
两年后，又有库恩著的《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问世。这个美国银行家 写道：“问题的关键是，如果没有对20世纪50～60年代毛泽东的共产主义思想进行的改革，那么今天的中国看上去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当江泽民“发现19世纪的两条原则在2l世纪行不通时，他明白必须加以改变。第一条是一味强调阶级斗争的专政理论，第二条是国家应当拥有一切生产资料。阶级斗争和公有制观念起源于19世纪中叶的工业化时代，不适合于21世纪初的信息时代。今天知识产权和商业企业是国家的真正财富，而知识型工作者和企业创始人是经济的推动者。江泽民必须为党创立一个思想，把新的社会阶层囊括其中，否则就无法顺应时代潮流，很快就会失去合法地位。”
上述中共中央决定中所言“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莫此为甚。这就是说，中国社会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首先是党的领导人的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党的指导思想深刻变化。这是中国空前的社会变革的思想根源。谢韬和李锐等等，之所以那样“理直气壮”，其根源也正在于此。
这一点，从本文前面的引述中，已经可以觉察。这里再作粗略勾画，求见端详。
1992年10月，邓小平“南巡”后召开的中共十四大，由江泽民主持，第一次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列入党的纲领。同时，又在“部分修改”的党章的总纲中，删去了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以及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述。
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一个极其重大的信号。
于是，1995年，李泽厚与刘再复在香港出版了《告别革命》一书。他们否定和诋毁一切革命，认定“从原始社会到奴隶制、封建制，再到资本主义制度，起推动作用的不是奴隶革命、农民革命，而是努力发展经济的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和资本家。”“为什么我国在20世纪会选择革命的方式，为什么在改良方式与革命方式的辩论中，主张改良的总是失败，主张革命的总是胜利，这真是令人叹息的百年疯狂与幼稚。”“胡适和李大钊关于‘主义’和‘问题’的辩论，终于有了一个结果，看来，还是不能靠李大钊的‘根本解决’办法，而应靠‘一点一滴的改良’。批判胡适这句话，真是很大的错误。”
于是，1996年第2期《东方》发表了李锐的文章《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其中宣称：“可以说，从马克思到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都过分强调了阶级斗争的作用；所有无产阶级革命家，从俄国到中国，对马克思主义都有不少误解和曲解。迷信精神变物质、上层建筑改变经济基础，苏联失败了，斯大林失败了，毛泽东也失败了。列宁所痛斥的第二国际，在北欧、西欧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倒是注入了新的血液，也影响到北美，使资本主义并没有到‘垂死阶段’，资本主义生产力尤其科学技术的作用，还在发展进步中。马克思设想的缩小三大差别，首先体现在这些国家。”
1997年7、8月间，即党的十五大召开前夕，根据江泽民5月29日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国经济时报》以对一些头面人物专访的形式，做足了“主要是防止‘左’”的文章。他们或是提出要以“邓小平理论”作为是否马克思主义的“座标系”；或是倡导“第三次思想大解放”（第一次反对“两个凡是”，第二次不问姓“资”姓“社”，这一次不问姓“公”姓“私”）；或是把社会主义归于“社会公正+市场经济”这一公式等等。
1999年5月20日，号称“曹破产”，认定“人间正道私有化”的曹思源，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东亚研究中心发表演讲，大谈“中国政治经济改革走向”。他说，从中共十五大报告分析，“据我预测，中国将要发生的一个巨大变化就是，中国共产党将要改名为中国社会党。”他号召“大家共同努力来推动、促进中国共产党改名，我们展望十六大，期待十七大。根据我的预见，大概经过一两次代表大会的努力，这个事情也许可以办成。”
2001年，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系统论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此前，6月26日晚，他批示将两篇《共产党宣言》序言，“速同（我驻）法国使馆报来的欧洲社会党和共产党兴衰的材料一并印发”给有关领导同志，强调：“现在来看，革命导师以自己的理论从来不抱教条主义态度，总是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和革命实践的经验，不断完善和发展他们的理论。”这份由中国驻法大使写的《法国社会党与共产党兴与衰的启示》，认为回顾法国社会党兴和共产党衰的历程，对深入领会江主席‘三个代表’思想大有裨益。”大凡有三。一曰，“‘识时务者为俊杰’。保守、教条就会被边缘化，甚至被淘汰。”“江主席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我党结合世纪之交的国内外形势特点，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建党学说作出的最新贡献。”二曰，“江主席把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置于‘三个代表’之首绝非偶然。……当今社会谁代表先进生产？……一是掌握先进科技的知识分子，二是具有现代管理经验、组织能力和经营手段的企业家中高层管理人员，也就是在发达国家已成为社会主体的中等收入阶层……中国的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中等收入阶层脱颖而出。这是中国社会进步的产物。……
如何正确认识、充分估量中等收入阶层的作用和影响，并从党的指导思想和组织建设上努力加以体现，是落实‘三个代表’，特别是落实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一个重要课题。”三曰，“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之后，只有代表中等收入阶层利益，才能更有效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因而也能较好体现代表多数，社会党后期之‘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在这点上胜过法共。”“现在，江主席总结我党执政50多年的经验，结合我国现代化发展的实践，及时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表现出更具时代特点、有更广泛的包容性和代表性，为中国社会各阶层先进分子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天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至此，民主社会主义，岂不呼之欲出？
难怪，2004年第3期《随笔》杂志发表的李锐的文章，重新强调了他八年前所论，认为：“第二国际所属政党，百年来坚持马克思学说的正确方面，没有对资产阶级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通过议会斗争、工人运动，走改良主义道路，从而推动了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不断变化，这也可以说是遵循着马克思预言的航标不断前进”。“我们一直高举马列主义大旗，其实，马克思的理论体系的基本观点是有错误的，包括唯物史观和劳动价值论这两大马克思主义的基石，以及从而得出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策略等。……列宁在同第二国际的争论中，将马克思主义作了一些更加片面的理解。……斯大林、毛泽东，以及第三国际的政党执行的都是列宁主义，即凭暴力革命取得的政权乃不受法律约束的无产阶级专政，‘马列主义’成为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成为专制独裁的手段，全民都得遵守。”所以，他的文章是《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再认误〉的出版说几句话》，认为此书“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全面的修正。”“从修正马克思的各种理论和学说出发，到创立新的理论和学说，许多学者都在做这件大事。”
又经过三年的酝酿和发酵，在党的十七大行将召开之际，谢韬破门而出，大事宣扬“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也就不足为怪了。你看，“社会民主党人既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又代表全社会的共同利益，有广泛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不是挑起阶级冲突，激化社会矛盾，而是把社会各阶级团结起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在社会财富总量的不断增加中，调节分配，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共同富裕不是让有产者变成无产者，而是让无产者变成有产者；不是让富人变成穷人，而是让穷人变成富人。这是社会民主党人治理国家的总的思路。这个崭新的思路比我们曾经奉行的‘阶级斗争’劫富济贫的思路高超百倍，前者是共同富裕，后者是共同贫穷。”试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岂不也是这类“崭新的思路”吗？岂不与之同出一辙吗？所不同的是，它美其名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而谢韬直白之曰“民主社会主义”而已。更要命的是，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于“民主社会主义”，不过是“邯郸学步，匍匐而归”，“东施效颦”，反见其丑罢了，又安能与之论战，更不用说战而致胜了。谢韬们之所以肆无忌惮，有恃无恐，不也正是有鉴于此吗？
不仅如此，此次和谢韬联袂而出的李锐，又向前大进了一步，连“新民主主义”也不能容忍，也加以讨伐，而认定“并无新旧之分的真正的民主主义”了。
综上所述，一目了然，伴随中国“空前的社会变革”的“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寻根溯源，归根结底，就是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到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还是别的什么主义？这是谢韬和李锐给我们的又一个启示。

三、空前的挑战

50年前，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
“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无论在全人口中，或者在知识分子中间，马克思主义者仍然是少数。因此，马克思主义仍然必须在斗争中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
50年来，我们都是毛泽东的预见和告诫的见证者。而且，由于毛泽东辞世30多年来中国空前的社会变革和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我们看到，这种斗争越来越复杂、曲折、激烈、尖锐。
当年，毛泽东认定：“现在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具有优胜的条件。政权的基本力量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劳动人民手里。共产党有强大的力量和很高的威信。……
现在呢？现在这些优胜的条件还剩几何？我们面对的是什么局面？
君未见，反共反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真正的民主主义”等思潮，在国内外权势集团和有产者的大力支持下，连番不断地、一波又一波地兴风作浪，里外呼应，合力围剿，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共戴天，非欲连根铲除、取而代之而决不罢休，把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弄得一片乌烟瘴气，令人窒息。
君未见，奋起与这些反共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斗争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得不到应有的支持和声援，反而被视为旁门左道，打入另册。而近三十年来，一直在那里不断“构建”、大树特树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面对这些反共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疯狂挑战，却又如阳光下的雪堆巨人，销声匿迹，无影无踪。
这种严峻形势、可悲局面，在新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
2004年9月，85岁高龄的联邦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在其《未来的强国》一书中说道：“中国在最近几十年中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经济和技术进步，经济增长速度在世界上独一无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但中国也面临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以及意识形态真空或缺乏精神支柱的问题。”
这不正是我们必须正视的无情现实吗？
这不正是我们必须应对的空前挑战吗？
这不就是谢韬和李锐联袂而出，给我们的最根本的启示吗？

（2007年4月15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