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的复出

作者: 暂时无派

“四项基本原则”目前还是中国共产党党章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内容之一，但它已经名存实亡。其中的社会主义道路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已经被“特色”和 “创新”所取代，而共产党的领导也在实质上被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形成的“铁三角”基本架空。那么，人民民主专政（过去称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国家政权，或曰国家机器怎么样了呢？尽管毛泽东思想在人民军队中仍有强大的生命力，尽管人民解放军仍然是广大人民群众可以信赖的人民武装，但是我个人认为，要警惕中国的国家政权走向变质的道路。这个变质的过程，可能从国家政权将“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作为自己的基本点的那一刻就开始了。

长期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给人们的印象是一个理论混乱不堪、政策矛盾百出的过程。但是，三十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头看去的时候，我们不难发现，在这些混乱和矛盾当中，有一条黑线却是清晰地、自始至终贯穿其中的。这条黑线，就是私有化。否认这一点，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回避这一点，对改革开放的任何讨论和“纪念”都将毫无意义。

中国的私有化，带有鲜明的“特色”。这个特色就是，它在一开始就是为“一部分”人准备的。换句话说，改革开放的设计者和启动者，在接手毛主席领导人民经过近三十年创造和积累的社会财富的时候，考虑的并不是如何进一步为社会全体成员增加财富总量，而是如何将这笔财富经过某种手段，转换成极少数人的个人财富。这样说，在三十年前大概没有多少人信；三十年后的今天这样说，我想大概没有多少人会不信。

在原始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社会的财富总量处于有剩余却又不是极大丰富的状况。对于整个社会来说，要达到“极大丰富”，别无它途，只有提高社会生产力，不断扩大再生产，增加社会积累；而对于少数社会成员来说，却有另外一个非常简单快捷的途径：占有其他社会成员的劳动。改革开放起始时，中国的人均社会财富，相对于发达国家并不高。但是，这样一个大国，如果将其财富集中在占社会总人口1-5%的人手中，这些人在短时间内成为“不知咋吃咋玩”的世界级“大款”却易如反掌。

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都是围绕着这个目的进行的；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所有令人不解的“怪事”，从这个角度来分析时，都会让人恍然大悟。

大体上说，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改革者”们用了两个基本手段：欺骗和强力。

如果人为地将改革开放分为前后两个大的阶段，我们可以说，前一个阶段基本是以欺骗为主，以强力为辅，而后一个阶段则基本上是欺骗与强力各占其半。我们知道，到今天为止，改革者还没有宣布最后的胜利。可以预想，在最后的、他们称为“攻坚”的阶段，强力将成为主要的手段。

第一个阶段的欺骗是比较成功的，除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出现的短暂“动乱”，“改革者”们基本上做到了“稳定压倒一切”。这个成功的欺骗，除了“精英 ”们在理论上的云苫雾罩和对普通群众在经济利益上的小恩小惠外，主要得益于共产党在毛泽东时代的信誉。因为深知这个信誉的价值，“改革者”们在早期的改革理论的“创新”上是颇为小心翼翼的，具体表现在不在口头上公开放弃毛泽东思想和用模棱两可的语言包装“创新理论”。这种欺骗使被欺骗的广大工农群众，在经历下岗、失去过去的福利并在生活上陷入极大的困境后，仍然能够做到“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这些，显然大大降低了“改革”的成本。

欺骗不可能长久，随着少数人莫名其妙的暴富，人们开始产生疑问。在被欺骗的人发出疑问的时候，长时间靠谎言度日的“改革者”似乎也感到某种心理上的疲倦和不耐烦。于是，欺骗开始向撕破脸皮的强力过渡，社会上的“事件”开始增多。这些事件由平和的“上访”向激烈的“抗法”发展；由个体事件向“群体事件”发展；由利益纠纷向“无利益纠纷”发展，具体表现为大量的暴力拆迁和野蛮执法。最近，社会以上海的杨佳和四川的瓮安为我们各举了一个“个体事件”和“群体事件”的例子。

应该指出的是，即使在采用强力手段的时候，“改革者”们也没有完全放弃欺骗的手段。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将为既得利益集团看家护院叫做“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这个口号在上世纪八、九年代的那场“动乱”中曾被用过一个短暂的时间，后来不是很流行。我最近看到它的“复出”，是在上海《解放日报》的评论员文章《坚决煞住这股歪风》中。作者在文中说到：“他们（指民警）处于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的前沿，处于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线，同时也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在这里，“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显然是被认为是国家机器的首要任务。

迄今为止，“保驾护航”说仍有价值。它的价值为，可以将人们对私有化的否定和“弱势群体”对损害他们利益的行为的反抗，统统指责为“反对改革”；将为保护这个旨在为少数人某利益的私有化过程而牺牲的民警和“城管”人员，说成是保卫改革开放的烈士，从而在普通人民群众中造成一种“煮豆燃豆萁”式的自相残杀。无论是上海的杨佳事件，还是四川的瓮安事件，利益集团都是毫发无损。可以预见，在今后的一个时间内，随着“改革”难度的增大，随着人们对欺骗越来越深刻的揭露，随着既得利益集团丧心病狂的“攻关”，针对普通群众而动用国家机器的时候会越来越多。如果人们不能认清所谓“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的卑鄙本质，人民群众内部的自相残只能会越来越残酷。

列宁主义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同时，国家也担负着调节社会关系的功能。在今天的中国，国家机器已经基本上背离了人民政权的本质。不仅如此，它甚至连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调节的作用也没有起到。在所谓的“和谐社会”中，我们看到的是：每当国内单位与外商有了纠纷，它基本上是站在外商的立场上；每当工人和“企业家”发生矛盾，它基本上是站在“企业家”的立场上；每当群众和政府机关发生矛盾，它基本上是站在政府机关的立场上；每当穷人和富人发生矛盾，它基本上是站在富人的立场上。一个由共产党领导工农大众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正在，或者说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变质，变成了利益集团对人民群众专政的工具。这种状况如果不在一个短时间内有明显的改变，大规模的“群体事件”将不可避免，历史的“周期率”也将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