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再次制造假新闻为虎作伥！

　　昨天，《中华读书报》无视三联书店关于《读书》编辑部“改组方案”尚未通过合法程序正式发布的事实，发表了“三联书店负责人”的采访，通过采访，把三联换《读书》主编的“企图”硬生生宣布为“事实”。
　　　　　　
　　这一次，《新京报》学乖了，等到《中华读书报》的采访发出，在今天刊登“《读书》换帅，吴彬接任执行主编”的大标题报道。
　　　　　　
　　问题的实质性在于，三联书店党委书记等人企图改组的方案，尚未得以有效、合法、合乎程序的方式正式公布，整个事件是他们自己在自说自话。
　　　　　　
　　因此，《新京报》是在继续制造假新闻！
　　　　　　
　　严重的是，《读书》编辑部编辑不计个人安危（从6月21日《新京报》刊登“《读书》酝酿换帅”的假新闻之后，《读书》各位编辑已经受到党委书记张伟民等人的种种威吓），用拒绝出席的方式，抵抗党接管《读书》。由于《新京报》和《中华读书报》联手的助纣为虐，这一泣血之抵抗势必被媒体所散播的“既成事实”所消解。
　　　　　　
　　《新京报》和《中华读书报》，作为媒体， 你们的责任不是全面报道事实真相吗？
　　　　　　
　 《读书》编辑部拒绝党委书记的改组企图，致使其改组方案无法通过，双方正在紧张的僵持之中，这一事实，你们为什么不去调查，不去报道？
　　　　　　
　 《新京报》一向以什么自居？追求中国的自由，民主，法制化，建立公民社会；报道真相，反对专制，反映民意，难道不是你们这家“自由主义”报纸 的自我标榜吗？
　　　　　　
　　这一次，为什么你们（以及《中华读书报》）却不去报道《读书》编辑部的“民意”，而是急不可耐地宣传“官方版本”？
　　　　　　
　　这一次，“民意”为什么如此不在你们眼里？
　　　　　　
　　唯一的解释，你们在利用媒体可以传播信息的优势，要把一种假相散发出来，以掩盖正在发生的真相， 掩盖正在发达当中的“民意”！
　　　　　　
　　你们为民立言，反映社会真实的标榜，是可以随时捡起来又放得下的！
　　　　　　
　　《新京报》，再质问你一遍，你一向以标榜西方社会的言论自由自居，这一次却如此紧密地站在专制一边，你何以对天下？
　　　　　　
　　这一次，你《新京报》为“官方”（其实是领导层中的某些把握权力的利益者）鞍前马后，甘做专制的马前卒，先是造风起势， 从开始就比官方还急不可耐，不惜赤膊上阵，先是制造后是传播假新闻，真是用心良苦！
　　　　　　
　　请天下诸君记住今天：正是由于《新京报》和《中华读书报》的为虎作伥，助纣为虐，《读书》编辑们泣血之抵抗，毁于一旦！
　　　　　　
　《中华读书报》之黑，黑于地狱；《新京报》之恶，恶于凶鬼！

加里曼丹：读书真的要换主编了？感想如下——



　　1、此前新京报的问题，主要不在报道“传闻”，而是在于版面严重的倾向性，特别是对李少君的采访，是匪夷所思的硬伤。由此，在事情尚不明朗的阶段，利用大众媒体的优势制造舆论，参与到对《读书》的合围中，帮助“酝酿”变成现实。即使读书真的换人，也不意味着该报报道的就是“事实”，因为他们是此事实的制造者之一，没有资格摆出受冤枉的面孔装无辜。此外，该报还没有向被歪曲的李少君道歉，这与读书是否换人无关，涉及的是一家媒体的道德底线。
　　2、读书编辑部一共没几个人，大多数抵制三联领导召集的会议，体制内有这样的强项令，可敬。
　　3、读书换主编，除去那些要开酒庆祝的，想必还有一种意见，觉得这是三联的家务事，老总在权力范围内，炒下属（当然那两位主编有并非三联的下属）鱿鱼而已，这简直是天经地义的事嘛。这种思路，忽视了读书这本杂志的特殊性，也最容易、最方便地掩盖了事情的本质。想必这是三联的领导们甚至更高层的人最希望听到的声音，可以避免许多尴尬和争议。
　　4、预测一下换人的理由。
　　读书引发的思想层面的对立和论争，恐怕是最根本的理由，但很难摆到桌面上，那样在舆论上会比较麻烦。
　　读书这十一年，发行量基本稳定，在9至12万间浮动，且高于从前，所以发行量的理由不够充分。当然，也可能三联期待更高的经济效益，那恐怕单靠卖杂志就不够了，还需要在软硬广告上做文章。那时的读书是什么面貌？等着瞧。
　　最容易给出的理由是，两位主编都不是三联的人，不合新闻出版署规定。用体制的力量将读书改头换面。
　　回顾读书近一个月的风波，有个苗头闪露出来，一向敌视读书的自由派和一度容忍它的官方体制，有意无意地形成了一股合围读书的力量（是否巧合以我目前所知还无法判断），从不同的方向施压，相当地意味深长。
　　当然，我们的体制，可能根本不需要给出任何理由，也不需要走什么民主程序。这种事，天天上演，对媒体行业更是家常便饭。
　　5、假如换主编了，读书什么样目前还不好说。要看编辑部人员的状况，是不动、微调还是大换血。变化是肯定的，但在舆论策略上，比如接受媒体采访时（新京报一定会赶快行动吧），恐怕不至于将这十一年全盘否定，人文色彩要强调，取长补短之类的平衡论调或者也需要。
　　6、假如换主编了，还看不看读书？
　　坚决抵制没必要也没意义。一本杂志值不值得看，总要看了再说。
　　而且，十一年来读书播撒的种子，即使没了这片田地，也能在别处开花。即使这样的刊物没了，它所追求的声音还是会从社会变化的各个缝隙中透出来，损失在于，失去了一个有基准的平台，水平可能高下不齐。
　　读书也是应运而生，是中国的社会变化和一些对变化敏感的人造就了这本刊物的特殊地位，造就了它的发行量、影响力，以及广泛的讨论和争议，这始终是它的荣耀。回顾这十一年，无论你怎样看待它，都很难绕开它。
　　对读书的敌视和批判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十来年的批判潮流如此单调乏味，新左和看不懂而已，没能催生一种和它有同等质量的批判思想。当消费文化，包括那种骨子里供消费的人文精神占据主流的时候（其实已经占据主流了吧），会有人怀想这十一年的读书。
　　无论结果如何，向现《读书》编辑部致敬，为他们一次次的坚守和抗争，为他们十多年来的辛劳和努力，也为我自己的收获和成长。

《读书》换帅 吴彬继任执行主编定位不变

http://book.sina.com.cn 2007年07月12日 10:58新京报
　　本报讯 (记者张弘) 昨天出版的《中华读书报》刊登了三联书店负责人的采访，其中透露，汪晖、黄平先生不再担任《读书》杂志执行主编；由三联书店副总经理、副总编辑潘振平任《读书》杂志主编，《读书》杂志资深编辑吴彬任执行主编、李学军任执行副主编。潘振平曾任黄仁宇著作系列、《陈寅恪的最后20年》、《陈寅恪先生全集》等学术著述的责任编辑。
　　在报道中，三联书店负责人称，本月初，经三联书店领导班子研究决定，汪晖、黄平先生不再担任《读书》杂志执行主编。三联书店还表示，《读书》的办刊宗旨和定位不变。
　　三联书店负责人还对汪晖、黄平的工作进行了肯定，认为在两位学者主持下，《读书》坚持了既定的办刊宗旨，杂志的论题与社会现实联系得更加紧密。
　　记者随后联系了三联书店副总经理樊希安和《读书》现任执行主编吴彬，两人表示不方便发表意见。
　　访谈：换帅因改制需要，《读书》宗旨不变
　　本报讯 据《中华读书报》报道，三联书店负责人近日就《读书》杂志主编人选变更接受采访，就有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记者：最近有媒体和网站在议论更换《读书》杂志主编问题，三联书店对此有何考虑？
　　三联书店：大家知道，《读书》杂志自1996年起，聘请社科院学者汪晖、黄平先生兼任执行主编，负责刊物的编辑工作，一直延续至今。目前，三联书店面临中国出版集团整体转制的新形势，集团对各出版单位的管理和要求都更加严格。《读书》是中国出版集团主管、三联书店主办的一份重要期刊，应当符合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期刊主编须由主办单位现职人员担任的规定，避免刊物编辑工作与其他工作特别是经营工作脱节。为此，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就优化《读书》杂志管理方式问题，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进行了深入的调研。
　　记者：三联书店打算如何调整《读书》杂志的管理方式，今后谁来主持杂志的工作？
　　三联书店：提出研究这一问题，完全是基于优化管理方式的考虑，以便适应中国出版集团和三联书店转制的需要，全面加强《读书》杂志的内部建设，改善经营管理，规划和促进《读书》的长远发展。最近，我们就此与汪晖、黄平先生多次进行了协商。
　　本月初，经三联书店领导班子研究决定，汪晖、黄平先生不再担任《读书》杂志执行主编；由三联书店副总经理、副总编辑潘振平任《读书》杂志主编，《读书》杂志资深编辑吴彬任执行主编、李学军任执行副主编。
　　记者：《读书》更换主编后，对刊物今后的发展有何设想？
　　三联书店：我只能说点原则的意见。首先，《读书》是一本以书为中心的思想文化评论杂志，这一办刊宗旨和定位不能变。其次，《读书》要一以贯之地坚持解放思想、勇于探索、独立思考、兼容并包的办刊理念和品格，成为广大知识分子和读者讨论研究问题的园地。第三，《读书》既要“固本”也要“求变”。一个刊物，只有创新求变，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记者：您能否谈谈对汪晖、黄平两位学者主持《读书》杂志编辑工作的评价？
　　三联书店：概括地说，他们的工作做得很好，富有成效。在两位学者主持下，《读书》坚持了既定的办刊宗旨，杂志的论题与社会现实联系得更加紧密，讨论的深度和广度有了新的拓展，发展了一批新的作者和读者，进一步扩大了《读书》在国内外的影响，等等。当然，他们的工作也不是完美无缺的，正如汪晖先生所说，他从没觉得《读书》是理想的或完美的。我们也注意到一些读者对《读书》的意见。汪晖、黄平先生主持《读书》杂志编辑工作取得的成绩和发生的变化，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
　　声音
　　周实:人文刊物最核心的是思想
　　我认为，人文刊物最核心的就是思想。学术是不能离开思想的，大众也需要思想。最好的状态是学术、思想和大众化融合在一起，这样读者面比较广。当然，不能因为大众的原因而降低思想的含量和高度。思想是人文的脊梁骨，如果把这个脊梁骨抽调或减弱，这个刊物就软弱无力了。
　　思想性和大众化一点都不矛盾，但是学术和大众有一定的隔阂。这里就是一个语言问题，你能不能用和一般人说话的形式，讲得更明白一些，不用那种生造和所谓“学术性”的语言。如果你写文章就是为职称服务，那你写学术文章就行，如果你写文章想让你的思想和学术让更多人看到，那你就要写通俗———实际上，这一点是最难的。(周实,《书屋》前主编)
　　刘兵：学术化与大众化有一定冲突
　　是有人批评汪晖、黄平时代的《读书》不好读，但是，选择什么样的主编，就会造就什么样的刊物。如果换了一个主编还维持原来的风格，那也是不可想象的。注重现任主编的长处来办刊物，这才是有意义的。而且，这些年来的《读书》注重学理性，也起到了它不可替代的作用。
　　学术化、思想性和大众化确实有一定冲突，一本刊物不可能同时很好地满足这几个方面。把其中一方面做得很好的刊物都不多见，按照任何一种方式，只要能体现你的价值，把它办好，都是允许的。一般刊物换了主编，你不喜欢这种风格，你可以看其他刊物。(刘兵,清华大学教授，《读书》作者)（采写 张弘）

三联书店负责人受访：《读书》换帅因改制需要

2007年07月12日 11:39 来源：新京报
　　据《中华读书报》报道，三联书店负责人近日就《读书》杂志主编人选变更接受采访，就有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记者：最近有媒体和网站在议论更换《读书》杂志主编问题，三联书店对此有何考虑？

　　三联书店：大家知道，《读书》杂志自1996年起，聘请社科院学者汪晖、黄平先生兼任执行主编，负责刊物的编辑工作，一直延续至今。目前，三联书店面临中国出版集团整体转制的新形势，集团对各出版单位的管理和要求都更加严格。《读书》是中国出版集团主管、三联书店主办的一份重要期刊，应当符合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期刊主编须由主办单位现职人员担任的规定，避免刊物编辑工作与其他工作特别是经营工作脱节。为此，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就优化《读书》杂志管理方式问题，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进行了深入的调研。

　　记者：三联书店打算如何调整《读书》杂志的管理方式，今后谁来主持杂志的工作？

　　三联书店：提出研究这一问题，完全是基于优化管理方式的考虑，以便适应中国出版集团和三联书店转制的需要，全面加强《读书》杂志的内部建设，改善经营管理，规划和促进《读书》的长远发展。最近，我们就此与汪晖、黄平先生多次进行了协商。

　　本月初，经三联书店领导班子研究决定，汪晖、黄平先生不再担任《读书》杂志执行主编；由三联书店副总经理、副总编辑潘振平任《读书》杂志主编，《读书》杂志资深编辑吴彬任执行主编、李学军任执行副主编。

　　记者：《读书》更换主编后，对刊物今后的发展有何设想？

　　三联书店：我只能说点原则的意见。首先，《读书》是一本以书为中心的思想文化评论杂志，这一办刊宗旨和定位不能变。其次，《读书》要一以贯之地坚持解放思想、勇于探索、独立思考、兼容并包的办刊理念和品格，成为广大知识分子和读者讨论研究问题的园地。第三，《读书》既要“固本”也要“求变”。一个刊物，只有创新求变，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记者：您能否谈谈对汪晖、黄平两位学者主持《读书》杂志编辑工作的评价？

　　三联书店：概括地说，他们的工作做得很好，富有成效。在两位学者主持下，《读书》坚持了既定的办刊宗旨，杂志的论题与社会现实联系得更加紧密，讨论的深度和广度有了新的拓展，发展了一批新的作者和读者，进一步扩大了《读书》在国内外的影响，等等。当然，他们的工作也不是完美无缺的，正如汪晖先生所说，他从没觉得《读书》是理想的或完美的。我们也注意到一些读者对《读书》的意见。汪晖、黄平先生主持《读书》杂志编辑工作取得的成绩和发生的变化，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