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2章

　　“我可以告诉你，就是出现了割据局面也没啥大事嘛！跟蒋介石不也是打了几十年嘛！中国共产党内出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博古、张国焘，什么高岗、刘少奇，多了，有了这些经验比马克思还好。”

　　话说1967年9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经过毛泽东批准的《关于在外地串联学生和在京上访人员立即返回本单位的紧急通知》。

　　9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通讯，报道了毛泽东南巡视察的消息。

　　9月26日晚，毛泽东到京西宾馆看望参加集训会议的人民解放军三军全体成员。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先后登上主席台，会场里900多名部队干部全体起立，鼓掌声、欢呼声如雷震耳。毛泽东频频招手，他等众人稍一安静下来，突然问道：

　　“陈再道来了没有?”

　　台下应声立起一人，大声报告说：

　　“主席，我是陈再道，我来了。”

　　毛泽东朝着陈再道一摆手，说：

　　“好，好，来了就好，你坐下吧。”

　　会场里不少人悄悄议论：

　　“这是怎么回事?”

　　“乱了半天，原来主席是保陈再道的?”

　　“陈大麻子这回腰杆硬了!”

　　陈再道后来在回忆中说：

　　“现在我要老老实实的承认，有人说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个人品德方面的问题，完全是胡说八道，我自己的许多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嘛!我至死不能攻击和反对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确是一个无私的伟大领袖，他的每一个行动不管现在看来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不是从他的个人利益而出发的，都是出自一种伟大的理想和追求。他是为了主义而得罪一些人的，包括我，而绝对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这正是伟大和渺小的根本区别所在。我还记得林彪摔死后的一次会议上，我再次见到了毛主席，他对我说：‘过去的东西不要忘记，忘记了不好。那次事件，有人要往你头上栽，我就看出他们居心不良。不到一个月，那些要将你致死的人倒台了。我是杀鸡给猴看，不这样，那股风刹不住。但是你不吃点苦也不好呢。太顺利了不好，自己应该正确的认识自己，认识群众，认识文化大革命。不要老是有怨气，不好。’这些话都是语重心长呀!可惜，毛主席离开了我们，他终于走了，而我们还在。我们总想选择一个类似毛主席那样的领袖。”

　　后来，毛泽东也没有忘记陈再道。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经毛泽东批准，陈再道担任了福州军区副司令员职务。

　　且说在9月底，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康生、江青、戚本禹等人开会，召来傅崇碧，追查各地走资派大员的住处。

　　据《戚本禹回忆录》记载：“傅崇碧回忆说，‘七二〇事件’之后，总理命令他把李井泉、江渭清、王任重等三十几个老干部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保护起来。傅崇碧说的这个情况我清楚，在武汉‘七二〇事件’以后，有学生要揪斗各个大区和省、市的‘陈再道’，他们到处找这些人，却找不到他们。学生们就来问中央文革，可中央文革也不知道他们在哪里。为这件事当时我们还在中央文革的‘简报’上登了，说文革办公室要送群众写的‘批判材料’给这些人，但却到处找不到他们。总理看了这个‘简报’以后，就说，你们把材料给我，我去转交给他们。江青不高兴了，她对此很有意见。所以，在开中央文革小组会议的时候，就把傅崇碧找来问。当时的情形我还记得很清楚。可能是康生先问傅崇碧，你把这些人弄到哪里去了。傅崇碧支支吾吾不肯说。于是又有人追问他，是谁让他这么做的?傅崇碧也没有说是谁，而是用手指指上面，说，上面。这下把江青、陈伯达、康生都激怒了，一定要他说出到底是谁的命令。可傅崇碧就是不肯说。等到第二次开会，又要追问傅崇碧了，可就在这个时候，毛主席那里来了电话，说主席要傅崇碧马上过去。我估计这很可能是总理事先安排好的。”“据傅崇碧说，毛主席这次在自己住处的休息室见了他，和他谈了两个多小时。”

　　董保存在1987年12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杨余傅亊件真相》一书中，记载了傅崇碧提供的关于此次谈话的回忆材料：

　　老人家操着湖南腔问：

　　“崇碧同志，吃饭没得?”

　　“吃过了，主席。”

　　“坐下，坐下。今天找你来，是想问一问北京的情况。武斗制止了没有?”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慢慢吸着、吐着。傅崇碧说：

　　“北京的情况有所好转，但两派还在打，制止不了。”

　　毛泽东又问：

　　“朱德同志的大字报还有没有?”

　　傅崇碧答道：

　　“有，还有人要打倒朱总司令。”

　　毛泽东说：

　　“这不好。朱毛，朱毛，朱德和毛泽东是分不开的嘛!”

　　毛泽东看到傅崇碧手里拿着一卷东西，问道：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是刚出的漫画，今天下午他们才送给我的。”

　　“给我看看行吗?”

　　傅崇碧把彩色的“百丑图”递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展开漫画，见上面画了一顶轿子，刘少奇、邓小平坐在上面，下面抬轿子的谭震林双手沾满了鲜血，罗瑞卿口里叼着一把刀子……

　　毛泽东看着看着神情严肃起来，他把烟按灭，愤怒地说：

　　“胡来，这是丑化共产党的!”

　　他侧过身子，对秘书说：

　　“你马上打电话给陈伯达，告诉他，这个‘百丑图’是骂我们的，不能搞，不能让这种丑化我们的东西满天飞!”

　　秘书去后，毛泽东继续问傅崇碧：

　　“红卫兵还斗干部吗?”

　　“斗得利害。”

　　“怎么个厉害法?”

　　傅崇碧猫着腰，两只胳膊向后举着，学着“喷气式”的样子，说道：

　　“就这样，有的还在脖子上挂一个牌子，写上他们的姓名，还打了个××。”

　　毛泽东皱着眉头，又问：

　　“当年你们打土豪，开斗争会，也是这个样子吗?”

　　“那个时候没有搞‘喷气式’，顶多戴一顶高帽子游街。”

　　“就是嘛。这样搞，不好!好人搞坏了，病人搞死了。”

　　见毛泽东这样讲，傅崇碧才明白，这些情况，毛泽东并不知道。看来，他是不同意这种搞法的。他大胆地向毛泽东反映了许多情况：陈毅的夫人张茜正在生病，被造反派抓来游街，团中央的“三胡”(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也被造反派组织揪到大会上批斗……

　　毛泽东听得很认真。他随口问了几个省委书记、部长的名字，又说：

　　“他们怎么样?”

　　傅崇碧趁机把周恩来命令他转移老干部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毫不迟疑地表态说：

　　“好!总理安排得好!你们做得好!”

　　听到毛泽东这两句话，他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

　　“主席呀，要是不把他们保护起来，红卫兵会把他们斗死的!”

　　“你们做得对!”

　　毛泽东又重复了一句;转身对秘书说：

　　“告诉文革小组，不能把人往死里整!”

　　傅崇碧赶忙说：

　　“主席，可不能说是我说的。”

　　“你怕什么?”

　　他有些委屈地告诉毛泽东：

　　“为转移老同志的亊，我挨批挨得够呛。”

　　“谁批你?”

　　傅崇碧的嘴巴张了张，差点说出江青的名字，话到嘴边还是咽下去了。江青和毛泽东是夫妻呀。他改口说：

　　“戚本禹他们都批过我。”

　　“不要怕他们。”

　　毛泽东说完，准备去工作了。傅崇碧忙问：

　　“主席还有什么指示吗?”

　　“你今天反映的情况很好，很好。”

　　“我走了。”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傅崇碧回忆中所说的许多事情，并非中央文革所为。比如‘百丑图’的事，斗争张茜的事，我们就一无所知。那时外交部的运动，江青叮嘱过，一切听总理的，我们不要去插手。总理要陈伯达或者其他人去讲个话，也得征询江青的意见。只是我一直都不知道，傅崇碧竟能在主席面前张冠李戴地把我给端了出来。傅崇碧跟我的关系一直都很好。在文革中，我在工作上帮他办了不少事，解决了很多难题。不然他也不会向江青提出，要我去北京卫戍区当政委的。我想，他也不是故意要害我，他也是没有办法。自从王力、关锋被审查后，我做事就一直很谨慎，很低调。所以我不可能像他所说，在追查各地走资派大员住处的会上去批评他的。批评他的是江青、康生，他却把这些问题全栽到我的头上。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我没讲过一句话。后来傅崇碧在秦城监狱对我那么客气，恐怕也与他亏心地向主席反映情况时拿我来顶替江青、康生有关系。”

　　9月30日，毛泽东在北京会见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他在谈话中说：

　　“中国的事情有一部分干得还可以，有一部分干得不好。如果统统干得好，还搞文化大革命干什么?正是有个黑暗面，要改变。”“在去年夏季赞成我们这一道理的，赞成文化大革命的，占少数。那时，工人还没有起来，学生受压迫，左派站不起来，红卫兵刚刚冲破这个压迫。现在来看，情况就不同了，工人起来了，革命派占了多数。现在可以说，多数省革命派占了多数。”“去年上半年到今年2月，我把形势估计得严重一点，我说我们这场斗争的第一个可能性是失败，第二个可能性是胜利。”“现在可以看出一个眉目来了，第一个可能性是胜利，而不是失败。”

　　1967年9月，中央军委办事组由杨成武出任组长，成员有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张秀川。后来在10月，又增补李天焕、刘锦平为办事组成员。

　　在国庆节前夕，江青提议由张春桥替林彪起草讲话稿。后来周恩来看了张春桥起草初稿，他对张春桥说：

　　“是否把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的最新指示，通过林彪同志的讲话传达出去。这是一个重要的节日啊!”

　　张春桥说：

　　“那就突出主席讲的‘斗私批修’。这是整个文化大革命中的总纲。我陪主席视察中，主席多次讲了这几个字的含义。”

　　周恩来同意后，张春桥在林彪的讲话稿里加上了这样一段话：

　　“毛主席最近指示我们，要斗私批修。斗私，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自己头脑里的‘私’字作斗争。批修，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去反对修正主义，去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斗争。这两件事情是互相联系的，只有很好的斗掉了‘私’字，才能更好的把反修斗争进行到底。”

　　毛泽东看了张春桥写的这篇讲话稿，很高兴，他批示道：

　　“此件很好，气势磅礴，又扎实，不浮夸。是一篇一年斗争的总结文章。”

　　1967年10月1日，首都5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8周年大会。毛泽东、林彪出席了大会。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代表毛泽东、党中央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

　　“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内，由无产阶级自己发动的大革命。”“毛主席最近指示我们，要斗私批修。……我们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用斗私批修这4个字为纲，加强对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和红卫兵的思想教育。要开办各种学习班，中央办，地方办，各个革命群众组织也可以办，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这一天，张治中也被邀请到天安门城楼主席台参加观礼。此时的张治中，已经是久病缠身，体力不支，由警卫人员用手推车把他送上了天安门城楼。毛泽东主动来到张治中身边，与他亲切握手。张治中直言不讳的对毛泽东说：

　　“你的步子走得太快了，我跟不上了。我一向认为，共产党的干部都是好的，怎么一下子这么多好干部都变成‘走资派’了呢?现在被打倒的干部不止5%了吧?”

　　毛泽东听后，因话不投机，也没有言语，随后就走开了。

　　在毛泽东、周恩来的保护下，张治中在文革中没有受到政治风暴的影响，他非常感激毛泽东。1969年4月6日，张治中逝世于北京。他在临终前，写了一份遗嘱，对自己在新中国成立后受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关怀，表示真诚的感谢，并“祝愿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10月2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毛主席同首都五十万军民欢度国庆》的消息。报道中说，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有：

　　“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朱德、李富春、陈云、宋庆龄、董必武、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谢富治、江青……”

　　国庆节过后，《人民日报》发表了题目为《“斗私，批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方针》的社论。社论中写道：

　　“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在哪里?最本质的是旧在一个‘私’字上，就是从为自己、为‘私’的观点来看世界。剥削阶级的利己主义，是滋长资本主义的天然土壤，是产生修正主义的重大因素，是瓦解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和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毒菌。”

　　“我们每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派，每一个革命同志，既要把自己当作革命的一份动力，又应当把自己看做革命的对象;既要做批修的先锋，又要做斗私的闯将。如果不斗私，不革自己的命，那么，批修也是搞不好的，而且可能会被修正主义的东西所蒙蔽，甚至跌入修正主义的泥坑。”

　　10月3日，毛泽东会见刚果(布)总理驽马扎莱，他在谈起文化大革命时说：

　　“文化大革命是要部分的改造我们的国家机器。”“我只要求你(指国内干部——笔者注)一条，要把官僚架子放下，跟老百姓、工人、农民、学生、战士、下级一起，平等待人。不要动不动就训人。有道理为什么要训人，可以解释嘛，有道理为什么要骂人?”“这样不行，老百姓不同意，也要批评你，当然不会因为这些打倒你。这次1年多的一个大批判运动，可把这些干部吓一跳。”

　　他还说：

　　“无政府主义也大大发展了。有那个思潮，暴露出来好，我们就可以教育。”

　　驽马扎莱插话说：

　　“外国人讲中国乱得很。”

　　毛泽东说：

　　“乱了一会儿就不乱了，请他乱，他也不乱了，他闹够了，不闹够不行。学生、工人、农民都起来闹，这个时候差不多了。”“一个工厂为什么要分成两派，而且打得那么凶?这没有道理。他打够了，就不想打了，下面不打了，工人不想打了，群众不想打了，上面头子孤立起来了。中央讲几句话，就是给他一个下台阶的机会，讲早了不行。”“现在没有危险了，我已经走过了。打够了，不愿再打了，问题已解决了。好像身上长了一身脓疮，把脓挤出来，身体更健康了。”

　　10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整理好的《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记录稿。中共中央的转发通知及记录稿的全文如下：

　　现将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记录稿转发给你们。希望你们组织群众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以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为武器，总结前一阶段运动的经验教训，制定贯彻执行的具体措施，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阶段。毛主席的谈话内容主要有：

　　1、关于形势：

　　七八九3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

　　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像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全国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到处都在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过去一家人碰到一块，说闲话的时候多。现在不是，到一块就是辩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夫妻之间，连十几岁娃娃和老太太都参加了辩论。

　　有一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

　　2、关于大联合：

　　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有些群众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有些人当了保守派，犯了错误，是认识问题。有人说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可以变的嘛。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革命的红卫兵、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都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利于革命的大联合。

　　3、关于对待干部：

　　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要运用“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这个公式来解决我们内部的矛盾。在进行批评斗争时，要用文斗，不要搞武斗，也不要搞变相的武斗。要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打倒。正确的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巩固革命的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有些干部为什么会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的脱离了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今后要吸取教训，很好的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

　　4、关于红卫兵：

　　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了。要用我们自己犯错误的经验教训，教育他们。对他们做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同他们讲道理。

　　10月8日下午，阿尔巴尼亚总理谢胡率党政代表团到武汉进行访问。武汉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奉命前往机场欢迎。

　　杨道远在《奉献》一书中记载：“周恩来乘专机先期到达机场，钢工总、钢二司、钢九一三、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武汉造反派自1967年“二八声明”后分裂成了“钢、新”两大派——笔者注)、三司革联7个群众组织的代表朱鸿霞、杨道远、李想玉、张立国、龙铭鑫、谢华之等前去迎接。在休息室里，在等待谢胡飞机的时间里，周恩来同迎接他的群众代表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话题的中心就是联合起来成立革命委员会。迎接周恩来的只有7个群众代表，其他都是军队干部。周总理嫌人太少了，周问曾思玉、刘丰，准备了几桌?刘丰说，准备了两桌。周恩来说，范围要扩大，各组织都要多来些人。周恩来看到来的代表都是男的，就对这些群众代表说，困难的时候女同志跟你们一起战斗，现在一个女代表都没有，如果江青同志知道了，非批评你们不可。”

　　“长办联司”一号勤务员顾建棠在《生逢其时——文化大革命亲历记》一书中写道：“那天周总理在机场……只见到三钢、三新和三司革联7个组织的代表朱鸿霞、李想玉、杨道远、张立国、龙铭鑫、高玉泽(新华农一号勤务员)、谢华之(三司革联一号勤务员)……总理说：范围要扩大，各个组织都要有代表参加。这样，工造总司、新一冶、长办联司、省直红司、市直红司、中学红联、新中原和公安联司等组织的代表才受到补充邀请，都成为迟到的被邀请者。”

　　杨道远在《奉献》中写道：“在机场休息室，周恩来着重是讲武汉大联合、‘三结合’、成立革命委员会的问题。”“说到了省革委会的人选问题，周恩来问朱鸿霞：你当省革委会主任行吗?朱鸿霞连忙说，不行。周又问，杨道远当可以吗?我说当不了。周恩来听了回答后说，不是说你们不行，而是说你们现在还不行。接着周恩来背诵了毛主席的诗《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周说，李进就是江青同志。你们都是幼松，要长成劲松才能担当大任。”

　　“谢胡来了，在机场稍事休息，准备去东湖宾馆。武汉组织了几十万人，沿途夹道欢迎。车队刚出机场就走不了啦，欢迎人群秩序混乱，道路被拥挤的人们堵塞，车子无法通过，车队又转回了机场。刘丰把我们喊过去，说我们的人不注意影响，要我们去整理队伍。我去了现场，机场门口那一段队伍根本不是钢工总、钢二司的人，是中央表态时没有点到的那些组织故意想闹出点影响，所以提前抢占了机场门口这段路，有意拥挤起哄，显示他们的存在，希望在武汉造反派阵营中争得一个位置。刘丰批评我没有把队伍组织好，在外宾面前出乱子，刘丰说总理要批评你。我去见了总理，总理毫无责怪的意思。谢胡到中国几个城市访问过，他总结评价说：上海秩序好，武汉热情高。”

　　“晚上在东湖宾馆举行宴会，各个组织都增加了人数，还请了7大组织之外的造反派代表来参加，革命干部联络站的勤务员毛远耀也出席了宴会。”

　　据曹承义在《悲欣交集话文革》一书中记载：“晚上19时30分座谈会开始，阿尔巴尼亚同志，中央首长周总理、康生、李富春、刘宁一、刘晓、吴法宪，武汉军区曾、刘首长，武汉警备区司令部首长，武汉地区造反派组织工总、九一三、二司、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司革联、工造总司、中学红联、新一冶、交通联司、湖北电台、湖北日报等共20个组织的代表参加。周总理当着阿尔巴尼亚贵宾的面，在宴会前召开各群众组织座谈会，号召革命造反派‘困难时在一起，胜利了莫分开’。吴焱金还代表这些未被中央点名的各革命群众组织，作了重要的发言。我把新一冶的红袖章献给了谢胡同志和康生同志。”

　　据杨道远记载：“晚上的座谈会人比较多，钢二司有我和方保林、丁家显、王彩珠。还有些中学生。钢、新两派头头都去了。周恩来、康生还有同来武汉的其他中央首长出席了座谈会。康生很朴素，很和蔼，像个教书先生。我们都围坐在他们身边，没有太多的讲究，很随便的。”

　　“座谈会开始时，谢胡在座。有人提出，谢胡是外人，我们自己人是不是要单独开座谈会。周恩来说，谢胡是自己人，毛主席特意请谢胡同志到武汉促进大联合的，有什么话都当着谢胡说。”

　　“座谈主要是讲怎么实现大联合，中心议题是联合起来早日成立革命委员会。当时我递了两份材料给周恩来，都是关于干部的，一份是钢二司武大总部为李达(中共一大代表，1966年夏在武汉大学校长任上受到点名批判，8月24日含冤去世——杨道远原注)翻案的材料，另一份是张群英(武测钢二司战士)和新华工一起搞的姜一的材料。周恩来说，这次本来打算想要姜一和孙德枢出来工作(接待外宾)，现在你们送了材料，我就不说了。座谈中我们有人谈及七二0前的形势时说，武昌是解放区，汉口是游击区，汉阳是白区。周恩来说，没有那么严重吧。

　　如何实现大联合，钢、新两派分歧很大，都想以自己为核心。特别是成立工代会的问题，周总理故意问大家：成立个钢工代会好不好?钢派使劲鼓掌，新派不鼓掌。周总理又问：成立个新工代会好不好?新派拼命鼓掌，钢派不鼓掌。钢派要学上海工总司，搞一个组织，就是要以钢工总为核心，提出加入钢工总实现大联合;新派则要组织新武汉与钢派抗衡。周总理说：武汉不走北京道路，也不走上海道路，武汉走自己的道路，不要钢工代会也不要新工代会，成立个革命工代会好不好?大家热烈鼓掌。”

　　据顾建棠记载：“周总理在宴会上即席讲话：‘我们这次陪同谢胡同志来汉，是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特意请谢胡同志到武汉促进革命大联合。希望同志们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实现革命大联合，把革命委员会搞起来。’接着就到每一桌给大家敬酒。周总理来到我们这桌时我们都站起来，总理与我碰杯时问：‘你的名字叫——’，我说：‘报告总理，我叫顾建棠。’总理说：‘我记起来了，你是长办的。国庆10周年时，我们在人民大会堂见过面，你还是我的小老乡。林一山现在怎么样?’我回答：‘靠边站，在做检讨。’总理点点头，说：‘好。’”

　　10月9日上午，谢胡在周恩来陪同下访问了武汉钢二司司令部——测绘学院。

　　据杨道远记载：“我们得到通知后，在武汉测绘学院作了迎宾布置，到处张灯结彩，红旗招展，钢二司的人在大操场整齐列队，等待国宾到来，在外宾要经过的道路两边夹道欢迎。听到消息的革命群众也都拥进了操场，操场四周，道路两旁，校园内凡是能站人的地方都挤满了人。7252部队派了一个团在那里警卫，门口站岗的士兵手里抱着冲锋枪。我在钢二司司令部楼下大马路上等待着。车队来了，在一号楼背后我接到了周恩来，周总理对我说，到你这里了，你是主人，你去陪谢胡同志。我把柳英发介绍给周总理，我去陪谢胡同志，周总理拉着柳英发，沿操场外围大字报区走了大半圈。我陪着谢胡一边走，一边指点大字报介绍情况。拥挤的人们争相目睹首长，大字报栏中伸出了大片的热情的脑袋。看完大字报，宾主一起上了主席台。谢胡在欢迎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表示了对文化大革命的支持。谢胡称赞说：‘钢二司是真钢!’操场上掌声雷鸣，一片欢腾。谢胡热切希望我们赶快搞好大联合，早日成立革命委员会。谢胡说，你们成立革命委员会时，只要我还在中国，就一定来参加;我如果回国了，一定发电报来祝贺你们。谢胡讲话以后，周恩来指挥全场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歌还没唱完，周恩来要我送谢胡离开会场。我送谢胡回来时周恩来已经到了钢二司司令部办公室。

　　周恩来总理在钢二司司令部同我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钢二司在场的有我和方保林、柳英发、王笑林、张良栋、赵日萍、李莉、曹福泉、熊志伟等，还有几个中学生。7252部队孙树仁主任在场。在场的还有周总理的随行人员。谈话开始总理要求不要录音，并说，要录音我就不好讲了。周恩来总理讲要克服派性，尽快实行大联合。在谈到武汉实行大联合的方式时，周总理问柳英发有什么想法，柳英发回答说：以钢派为核心，就跟滚雪球一样，滚成一个大组织。周总理说：你人小派性大。周总理说要克服派性，还批评说各组织的头头派性都比较大，头头要带头克服派性，要做大联合的带头人;组织不分大小，平等联合，承认山头，尊重山头，联合起来了，最后达到消灭山头。周恩来口渴了，想喝水，可是钢二司司令部里没有开水。我们司令部的办公室简陋得很，一张桌子，两把旧藤条椅子，几个木凳子，连个开水瓶都没有。司令部各个部门的办公室也都差不多，整栋楼找不到一瓶开水。本来没有安排首长视察钢二司办公室，总理突然到了司令部办公室，我们没做接待的准备，连开水都没有，真抱歉!在场的一位女同学(中学生)从挎包里掏出一个苹果递给周恩来总理，周总理还很客气的让大家吃，在场的人都说不吃，要总理吃，周总理才把那个苹果吃了。周恩来还谈了教育革命，谈到测绘学科的情况，问我学了几年，我说5年，总理说测绘专业要学5年，太长了，学制要缩短。”

　　“在谢胡访问钢二司司令部的同时，阿尔巴尼亚的另外一些外宾在李富春陪同下去了水运工程学院，访问了钢二司新水运总部，到了‘6.24’百万雄师攻打水运的现场，特意看了百万雄师进攻时在大楼墙上打的洞。丁家显代表钢二司出面接待。

　　当天下午，在汉口新华路体育场开大会，周恩来和谢胡都在会上发表了讲话。”

　　10月9日晚，毛泽东在对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江青关于选编《刘少奇言论》报告的批示中写道：

　　“所引材料，要核准属实。”“《说明》中，不提邓小平。”

　　10月12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参加会见的有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等人。宾主落座后，毛泽东从茶几上拿起香烟请谢胡、阿利雅抽烟。谢胡很有礼貌地说：

　　“谢谢，我们都不抽烟。”

　　毛泽东打趣说：

　　“你们都讲卫生，我不讲卫生!”

　　周恩来插话说：

　　“霍查同志抽烟。”

　　“那就是我的同志!”

　　毛泽东话音一落，大厅里立刻响起一阵爽朗的笑声。周恩来又补充说：

　　“霍查同志抽的是中华牌香烟。”

　　毛泽东说：

　　“雪茄烟比较好，抽了不咳嗽。”

　　说罢，他从茶几上拿起一支雪茄烟，划着火柴点燃了，津津有味的抽起来。谢胡看着缭绕的轻烟，恳切地说：

　　“为了主席的健康长寿，建议主席戒烟。”

　　毛泽东摇摇头，说：

　　“戒烟不行!我没有那个硬气。”

　　谢胡说：

　　“如果医生要你戒烟的话，你一定会戒!”

　　毛泽东哈哈一笑说道：

　　“医生比我抽得利害!卫生人员才不那么卫生呢!”

　　众人闻言，又是一阵爽朗的笑声。笑声过后，谈话这才切入正题。毛泽东在谈到文化大革命时说：

　　“这是一次审查干部的好机会。”“我们有一部分干部不接近人民群众，也不接近下级干部，做官当老爷。对付这些人，我毫无办法，因为国家这么大，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我都没有见过，人都不认识。”“这回好，群众就整他了。”

　　“从9月下旬起，全国联合的多，不联合的少。大体上他们打够了，闹够了，我看工人、农民、学校、机关有点不想干了。我们要全面解决还得几个月，我们准备3年，到今年6月1日算一年。大体上过一段时间，乱得最厉害的地方也好办了。不痛不痒的地方不好办。”

　　“现在我们有计划的武装工人，武装革命左派。外国人讲中国天下大乱也是有道理的，不完全是造谣的。有些地方我们还嫌它乱得不够。这种群众运动打内战，这么一打，就分清了什么是左派，什么是右派。右派搞‘农村包围城市’。为什么我们不怕乱呢?因为你不让它乱，这些矛盾就不能暴露出来。武汉问题是我去闹起来的，我就不相信武汉去不得。我7月14日到武汉，一直到21日才离开。我说我捅了一个马蜂窝，他不咬人吗?他没有下决心咬我，也没有下决心咬总理。武汉问题很快就解决了。此外，还有公检法，打得厉害，我是高兴的。过去的公安、检察、法院有好人，但也有坏人。这次暴露出来了。武汉公检法不是分为两派吗?那一派垮下去了。”

　　“还有一个问题，大概明年或后年我们开党代表大会，把党重新建立起来。”

　　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经毛泽东批准的《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通知中要求说：

　　“全国各地大学、中学、小学一律立即开学。”“一边进行教学，一边进行改革。”

　　10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经毛泽东批准的《关于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通知中写道：

　　“各工厂、各学校、各部门、各企业单位，都必须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以利于促进革命三结合的建立，以利于大批判和各单位斗批改的进行，以利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10月19日，中共青海省核心领导小组在给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的请示报告中写道：

　　“我省基层单位的革命委员会已陆续建立，但党的组织均未恢复。工作中经常遇到需要党组织处理的一些问题，如过去作了处理的党、团员，有的需要重新复查处理;造反派中不少人要求入党入团等。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可否恢复党的组织生活?”

　　毛泽东在审阅这个报告时，在“可否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下面划了横线，他批示道：

　　“应当这样做。”

　　有关人员没有理解毛泽东的批示，他们在给中共青海省核心领导小组起草的回电稿中写道：

　　“这是件大事，涉及许多问题，如怎样‘恢复’?是否原有的党员都过组织生活?是先整顿领导机关的党组织再整顿下级组织，还是同时进行?支部同革命委员会的关系怎样?还有很重要的是如何吸收新党员、吸收新的血液，等等。”

　　这个复电内容显然是不符合毛泽东的批示精神，第二天就被通知作废，不准发出。第三版《毛泽东大传》实体书一套共六册，471万字全十卷重12斤，依然按成本价出售，230元包邮，淘宝网址：http://shop70334099.taobao.com 作者东方直心联系方式：13937776295，QQ：2425751303 今年是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60周年，“五一六”通知发表50周年，毛泽东逝世40周年，为此，特将毛泽东大传第三版(471万字)付梓发行，以志纪念。望各位网友广为宣传，让更多的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人们了解一个真实的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