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三大缘由　　

　　

　　 ——纪念毛泽东诞辰116周年　　

　　冬 春　　

　　1966年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胆略，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展开了防修反修捍卫无产阶级政权的大决战。　　

　　

　　纵观古今中外的政治大舞台，有哪一位政治领袖能大智大勇，敢于不惜毁灭自己一生的巨大成就去实践“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政治哲学；又有哪一位政治领袖，有如此宽广博大的胸襟，怀着强烈深沉的超越意识，以千古罕见的人格魅力，召唤和引导人们造“新秩序”的反，革自己的命。只有真心实意为人民服务的领袖毛泽东，这位政治巨擘才敢，才能，才会。　　

　　

　　毛泽东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毁掉自己艰苦创业建立起来的大厦，而无视个人荣辱、毁誉发动文化大革命捍卫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有以下三大缘由：　　

　　

　　一 美国和平演变的攻势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是在帝国主义用武力消灭不了社会主义制度，但又绝不甘心社会主义国家存在和发展的背景下出笼的。其目标是企图用和平的手段推翻共产党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恢复资本主义一统天下。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德国等法西斯国家被打败了，社会主义的苏联则变得更加强大，影响也越来越大。美国对此十分恐惧不安，随着战争的结束，华盛顿随即着手制定对付苏联的战略策略。当时美驻苏使馆代办，号称“苏联通”的乔治·凯南，受国务院指令，日夜奋笔疾书，写成《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在文章中写道：苏联老的一代正在消失，一旦斯大林逝世，内部可能发生长达十几年的自相削弱的斗争。”“如果作为一种政治工具的党的团结和效能遭到破坏的话，苏联可能在一夜之间就从一个最强的国家，变成一个最弱的最可怜的国家。”“美国有能力大大增强苏联在执行政策时受到的压力……这种趋势最终必须导致苏维埃政权的瓦解或逐步趋于软化。”凯南认为，苏联的“软化”趋势出现以后，西方就可以“期待一个新的俄罗斯”，它“将容许经俄国早日建立同我们所熟悉的那种私人企业相类似的制度”。凯南阐述的对苏政策的战略目标，就是要促使苏联和平演变，实行资本主义。凯南的文章受到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总统杜鲁门的赞赏，并在美国的《外交》季刊上公之于众。　　

　　

　　继凯南之后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也提出了在中国搞和平演变的战略设想。1949年美国扶蒋反共政策失败之后，国务卿艾奇逊致函杜鲁门总统，提出了通过支持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来促使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和平演变成资本主义国家策略。艾奇逊所说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是第三种政治势力。二战后，中国有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美国存在幻想，他们容易被美国的某些甜言蜜语所欺骗，以为不经过长期的斗争，帝国主义也会和人民的中国讲平等，讲互利；并幻想中国走英美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道路。他们是艾奇逊的“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艾奇逊企图利用这些人来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1]　　

　　

　　抗美援朝胜利后，中国与美国经过朝鲜战场上的较量，国际形势也发生重要变化，美国政界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单纯依靠武力是不能征服新中国和社会主义的，今后用武力对付社会主义已不是主要的方法，而应当主要实行和平演变的政策。这一论调的代表人物是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从1950年到1954年间，他在一些文章、讲演和著作中，提出要把和平演变作为美国对付社会主义的主要战略方针加以推行。杜勒斯特别强调，资产阶级的政治家不要忘记共产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威胁，并树立最终战胜共产主义的信心。杜勒斯主张向社会主义发动和平攻势。他认为，经过中美的较量，用武力对付中国，对付社会主义的方法正遭受到一种“无法挽救的失败”[2]他还批评说：“那些不相信精神的压力、宣传的压力能产生效果的人，就是太无知了。”[3]1954年他进一步断言：向社会主义“发动真正的和平攻势的时机已经到来”，要求“利用我们所能想到的最有效的和平时期的方法”，“大胆地、有力地”开展行动。[4]杜勒斯还认为对社会主义国家灌输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是对社会主义实行和平演变的主要途径和方法。他通过分析中国、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所面临的实际困难，认为社会主义的“解放”通常是来自内部，而且“更容易来自内部”。[5]据此，他提出“要把希望、真理和自由的前景带给那些成为共产党囚徒的人民”，以日益加重“共产党内部的困难”。他相信，“在信仰希望以及和平工作的压力下，共产党的统治……就可能很快走向崩溃”。[6]事实证明，以杜勒斯为代表的国际敌对势力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就明确提出了对社会主义实行和平演变的战略。　　

　　

　　正当国际敌对势力妄图用种种手段扑灭蓬勃兴起的社会主义时，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秘密告”， 批判斯大林，波兰、匈牙利事件的突发，东欧国家与苏联离心的倾向，一系列事件，无疑给反动派阵营打了强心剂，使他们看到原来社会主义阵营并不是铁板一块，无懈可击；攻破堡垒并不完全依靠外部的飞机大炮。他们认为共产主义的“丧钟”已经敲响，新的反共潜流已在共产党阵营中涌动，因此制定了适应新形式的战略与策略。被誉为有“先见之明”的杜勒斯根据匈牙利事件的教训，于1957年4月23日在纽约发表演说，明确提出和平演变的六项政策。他在同年6月的一次讲话中攻击中国共产主义“是一种要消逝的现象”，美国的责任“是尽一切可能使这种现象消逝”。7月2日又说：“如果他们（即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继续要有孩子的话，而他们的孩子又有孩子，那么他们的后代将获得自由”。言下之意，社会主义国家到了第三代、第四代人时，就会被西方国家和平演变过去。　　

　　

　　肯尼迪在1957年也指出：“在总统的徽章上，美国之鹰的右爪抓着一根橄榄枝，左手抓着一把箭，我们打算给两者同样的注意”。[7]所谓橄榄枝，便是用和平演变的方式对付共产党国家。他讲话的意思，即是告诉人们，美国要把和平演变和武力对付社会主义阵营作为它的基本国策。肯尼迪为了使杜勒斯提出的和平演变战略更加完善，提出要有确定实施和平演变的具体措施，并制定实行这些措施的计划。为此，他提出巴特尔法的修正案，建议授权美国总统对“铁幕”后面的国家提供具体援助，其目的是向共产党国家的政府提供一套更加灵活的经济工具，以推动和平演变的进程。　　

　　

　　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对和平演变的战略研究费尽心机，他们根据社会主义阵营中各国的不同历史、现实，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方案：[8]　　

　　

　　第一，要用“和平的方法”促使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逐步变化”，一个是促进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同西方建立良好的关系，使这些政权逐步改变；另一个是把共产党政权内部的自由化分子、亲西方分子，安插进共产党政权内部，使“共产主义从内部垮台而幽然死亡”。　　

　　

　　第二，鼓励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同西方“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积极合作”，从而使它们放弃实现“全世界共产主义化”的目标。他们认为苏联是使全世界共产主义化的最大麻烦，所以他们诱使苏联放弃共产主义理想，诱使苏联对社会主义其他国家的自由化不闻不问，最终社会主义的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将不复存在。　　

　　

　　第三，他们认为东欧是社会主义阵营“铁果里面的脆弱部分”和“潜在的炎症根源”，通过东欧可以把“西方的原则，西方的风格和西方的趣味”“灌输到苏联去”，以“影响苏联内部的演变”。从东欧打开突破口，再通过东欧影响苏联，最后对付中国，通过这三部曲，最后瓦解国际社会主义阵营。　　

　　

　　第四，要用各种各样的手法去实施和平演变战略。肯尼迪在1958年指出：“现在没有必要侈谈大规模复，这只能使赤色集团巩固起来，我们现在必须找出分裂它的办法”。[9]为此他们设想用9种方法来穿透壁垒：①“制定单独的政策方针以符合经济需要和迎合各地共产党人的民族主义本性”；②“可以用一些经济让步换取意识形态方面的进展”；③“在保持坚定和任何场合下都不对苏联的压力让步的同时，对苏联领导人目前宜于采取一种在坚定的基础上友好交往的政策……促进共产主义世界内部的分歧”[10]；④“通过民族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压力来腐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好战的一面，将是一个逐步的演变过程”[11]；⑤利用一切文化和经济联系，“与共产主义社会进行最广泛的接触”，“实现和平渗透”，尤其是把这种渗透“直浸入到官员之中”；⑥“设法同共产主义集团中的知识分子，最后同中上层政治家建立广泛联系，以期逐渐影响他们对意识形态的拥护”[12]。⑦利用东欧与西欧“有着共同的欧洲特性”和“宗教历史”，实行“统一欧洲的政策”，“逐步把修正的共产主义吸引和融化于西方世界”，“其目的不应该是使东欧国家一个一个地从苏联集团中分裂出来，而是鼓励整个苏联集团同欧洲其他国家建立更密切的关系”[13]；⑧“……用拒绝贸易的办法来影响共产党的经济、军事和政治方面的决定和能力……”目的“在于削弱共产党国家的经济或军事力量”，“使他们蒙受最大可能的经济压力”[14]；⑨“对共产党中国实施全部禁运的政策迄今为美国所坚持的立场，同时，美国政府建议其他自由国家也采取同样的立场”[15]。除此以外，美国“想通过不给北京外交承认的作法”来消除“共产主义在中国的统治”。　　

　　

　　综上所述，西方帝国主义集团已经形成了有理论、有策略、有步骤、有方法的和平演变共产党世界的战略体系。这些对于中国共产党和其领导的国家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严峻的考验，对于时刻关心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毛泽东来说，则是需要他在领导党和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所全力思考并进行艰辛探索的一个重大问题。始终站在历史潮头的毛泽东，有着很强的政治敏感，他是第一个提出防止和平演变的共产党领导和国家领导人。为了防止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对中国实施和平演变，不使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变质，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发动和领导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意识形态领域防变的伟大决策。　　

　　

　　二 苏共修正主义的出现　　

　　

　　1917年俄国的十月革命，破天荒地第一次在世界五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起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新社会，实现了劳动人民千百年的梦想，使全世界受压迫受剥削的劳动人民看到了希望。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社会主义国家如雨后春笋般地在世界各地涌现，社会主义国家由苏联的一枝独秀，变成了繁花似锦。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两军对垒，已经势均力敌，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100多年的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然而，天有不测之风云，1953年3月5日，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苏联党和国家的杰出领导人斯大林逝世。不久，赫鲁晓夫篡夺了领导权，他在苏共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在没有兄弟党代表团参加的情况下，也没有经苏共中央全会讨论，用突然袭击的手段，在1956年2月24日深夜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告》。赫鲁晓夫在《秘密告》中，对斯大林进行了全盘否定，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切错误都归咎于斯大林。赫鲁晓夫突然大反斯大林的恶劣表演，使各国共产党为之震惊，也使苏共中央委员们感到不可理解。因为在苏共二十大前两个月，即1955年12月为纪念斯大林诞生76周年，在《消息》上曾刊登了斯大林的大幅照片。就是在苏共二十大开幕式上，赫鲁晓夫还建议全体代表起立悼念斯大林，而且在赫鲁晓夫作的政治告中还称斯大林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旗手，然而没过几天，在这个会议上，又是同一个赫鲁晓夫作的《秘密告》，对斯大林的评价来个180度的突变，一点不讲斯大林的功绩，对斯大林进行全面否定与诋毁诬蔑。赫鲁晓夫随便玩弄权力的下流表演，在人类政治史上也是少见的。　　

　　

　　众所周知，斯大林在青年时代，为反对沙皇制度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斗争，在参加了苏共中央的领导工作以后，为准备1917年的十月革命而斗争，以后为保卫十月革命成果又作了英勇的斗争，在列宁逝世以后的近30年中，为建设社会主义、保卫社会主义苏联，发展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而斗争。在斯大林领导时期，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大大地向前发展。所以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不仅是否定他个人，而是以此达到否定苏联共产党，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十月革命的成果，否定共产主义运动。　　

　　

　　赫鲁晓夫的“秘密告”，把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作为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要求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共同遵守，企图用议会道路代替十月革命的道路，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基本原理。他借口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企图削弱或者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削弱或者否定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集中制，削弱或者否定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又借口反对教条主义实际是修正马克思主义。他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之间的界限，否认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界限。他想利用苏共和苏联的地位称王称霸，为所欲为。他想在国际舞台上，特别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指挥一切、操纵一切、主宰世界，各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应该服从他的指挥，而把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引向资本主义轨道。　　

　　

　　赫鲁晓夫的秘密告，为西方帝国主义帮了大忙，为他们找到了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借口。西方的舆论一致认为，赫鲁晓夫提出的斯大林问题是“比十亿吨的原子弹更强的反对共产主义的武器”，美国政府决心要利用赫鲁晓夫的秘密告“进行一次重大的宣传攻势”。1956年6月6日，就在苏共二十大结束不久，美国的《纽约时》指出：“美国政府正在把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的秘密诉状当作重大事件”。“美国之音”是素来不花时间道苏联领袖们的讲话的，但是从国务院前一天发表它所得到的演说稿本以来，这家电台却不断用43种语言播关于赫鲁晓夫先生的演说的长篇道……显然，这里的政府决心要利用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一系列残暴行为的说明来整苏联制度，其中也包括目前的苏联领袖们进行一次重大的宣传攻势。[16]1956年2月26日，杜勒斯说：“这是一个异常重大的时刻。苏联领袖们正在修正他们的方针，昨晚闭幕的苏联20次代表大会改了苏联共产党的信条。这种改变在长期看来可以在国内产生重大影响，并且可以在俄国国内建立强有力的自由主义文化的势力”。1956年6月21日，杜勒斯在基瓦尼斯国际第41次年会上发表演说时说：“我不想在这里一一列举苏联共产主义独裁的许多弊病。但是，我确实希望提醒大家注意目前的苏联共产党首脑赫鲁晓夫先生最近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起初是秘密演说中所透露的事情。这是一个暴君对于暴政提出的罪证最确凿的诉状。它本身就足够所有自由国家的人民避开这种独裁，象他们避开瘟疫一样”。[17]《纽约时》更进一步攻击说：“在斯大林罪恶的背后并且使得这种罪恶成为可能的是这样一种制度，这种制度使得他可以把自己奉作神明，而把他王国里的所有其他人都视为粪土。这种制度是集权主义，如果苏联人民想要肯定以后不会再出现斯大林或斯大林主义的继承者的话，他们必须把这种制度当作他们攻击的目标”。[18]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通过军事威胁的冷战未能遏制社会主义在全球的影响，朝鲜战场上血与火的较量未能使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俯首称臣，这一切曾使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感到沮丧，甚至失去战胜社会主义的信心。自从赫鲁晓夫公开批判斯大林，波匈事件的突发，东欧国家与苏联的离心，气息奄奄的反动派在冥冥之中看到了希望。他们意识到社会主义的“铁幕”也不是无法渗透的铜墙铁壁。新的反共潜流已在共产党阵营中涌动。他们加紧制定适应新形势变化的战略和策略。杜勒斯曾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如果我们教会苏联的年轻人唱我们的歌曲并之舞蹈，那么我们迟早将教会他们按照我们所需要采取的方法思考问题”。苏联修正主义的出现，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加紧了实施和平演变，“来进行一场解放人灵魂和思想的世界性战斗”。其用意就是要用资产阶级思想占领社会主义思想阵地，实现颠覆的目的。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在1960年6月14日这一天望着太平洋彼岸国家，以“自由世界”代言人的身份宣布：我们必须立刻动手有步骤地慎重地制定计划：从出现在铁幕上的任何裂缝中培养自由的种子。苏联“修正主义”的恶劣影响使毛泽东反和平演变的重点转向“反修防修”，而且由思考转向行动，并有具体的部署。　　

　　

　　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不但给帝国主义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提供了炮弹，而且使社会主义阵营产生了混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舞台上风云突变。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落伍者有之，沉沦者有之，迷茫者有之，忧虑者有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遇到二战后第一次大危机，社会主义阵营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重挑战。毛泽东在1957年1月18日作的《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苏共二十大代表大会大反斯大林，这以后，帝国主义搞了两次反共大风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有两次大的辩论风潮。在这几次风潮中，欧洲美洲有些党受的影响和损失相当大，东方各国的党受的影响和损失比较小。”[19]　　

　　

　　苏共二十大以后大力推行修正主义的直接恶果是导致波匈事件发生。苏共二十大以后波兰社会各界，特别是知识分子要求改革的呼声日甚一日，批评的声音也此起彼伏，而波兰党行动迟缓，未能迅速制定联系群众的行动路线，于是波滋南斯大林机车车轮厂职工代表提出增加工资，批评工厂的失误和缺点，而在厂领导和省委负责人会议上，有人指责工人罢工是“带头闹事”。于是工人气愤地举行了罢工上街游行，最后汇成约有20万人的浩荡游行大军，高呼“提高工资，降低赋税”，“俄国佬滚出去！”“我们要自由的波兰”等口号。一些人冲击监狱、放出全部犯人，一部分占领检察院和法院，抢走部分枪支，冲击公安局大楼等。最后发生武装冲突。波兹南事件不仅在波兰，而且在全世界都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工人阶级第一次大规模地抗议自己的政权，引起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和领导的深思，从中吸取历史的教训。而匈牙利事件是美、英、西德、奥等帝国主义势力，勾结匈牙利反革命势力，利用匈牙利人民内部矛盾造成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匈牙利事件如午夜惊雷炸响在布达佩斯，震撼着全世界。其影响几乎波及到所有共产党人。作为有远见的政治家毛泽东在匈牙利事件后，认为斯大林这面旗子不能完全砍倒，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消极影响，远不止对他个人的评价失当，更重要的在于有些人会借此，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诋毁与否定，匈牙利事件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毛泽东说：“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匈牙利事件产生的原因是官僚主义、脱离群众，工业方针错误，工人减薪，资本家简单被打倒，知识分子未被改造，反革命没有镇压”。毛泽东面对波匈事件的严酷教训，为巩固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开始实施了一系列新的战略决策。　　

　　

　　赫鲁晓夫上台不久，公开大反斯大林对中国的影响也相当大。王力先生在他的反思录中说：“1956年，在全世界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就是苏共二十大，这对中国也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使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20]他又说：“为了更深一层正确评价毛泽东晚年的功过和是非，必须历史地客观地研究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毛泽东在1956年下决心创立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学派。毛泽东国际战略决策的变化，对中国问题战略决策的变化，影响最大的是在1956年。1956年4月，苏共二十大以后，在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大变化。苏联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这事有二重性。从积极方面来说，对我们中国有很大的好处。在毛泽东和他的战友看来，我们中国从指挥棒下解放了。1949年，中国是从有形的、西方帝国主义侵略和统治下面解放了。1956年，中国是从苏联斯大林那种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形式、用社会主义阵营的形式控制下获得了第二次解放。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老早就不是听他的。要听他的话，就没有中国革命的成功。但是，中国又不能完全不听他的，1949年中国还不能算是取得了真正完全的独立。而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他们自己不要斯大林了，他揭开斯大林的盖子了，赫鲁晓夫也需要我们的支持。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才得到了真正完全的独立。这个中国第二次解放的意义，不亚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那些捆住了我们手脚的无形的枷锁，无形的绳索，统统地打破了”。[21]王力这里用“第二次解放”有些偏颇，不太准确。因为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从来就是主张独立自主的，从来没有完全听命于任何一个外来的上帝，从来就是走着一条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的道路。　　

　　

　　毛泽东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战略家，在帝国主义掀起反共高潮，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修正主义思潮翻滚的时候，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本利益，为了捍卫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政权，他是第一个站在马列主义立场上公正评价斯大林的伟人。正如王力先生所说1956年以后：“毛泽东要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创立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学派，创立不同于苏联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学派，要创立新学派，在中国发动新的思想启蒙运动。对于过去的旧的东西，中国不但要从旧社会的那些封建主义的、帝国主义残留下来的影响中，还要从苏联教条的影响当中取得思想大解放。所以，1956年在中国所发生的问题，是整个人类历史上的、世界历史上的、中国历史上发生的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1956年就提出，他不当国家主席，同时也不当党的主席。他要干什么？他就是要创立新学派，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22]毛泽东坚持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则立场，遭到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修正主义集团的憎恨。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进一步恶化。特别是1958年4月苏联国防部长致函中国国防部长，提出苏中两国共同建设一座大功率的长波发无线中心和一座用于远程通讯的特种收无线电中心。中国方面的答复是苏联提供技术帮助，中国提供全部费用并拥有所有权，两国根据协定共同使用。苏联方面坚持在使用器材和时间上各占50%，被中国拒绝。后来苏联驻华大使根据苏共中央的指示，向毛泽东提出苏中两国建立一支联合潜艇舰队，又遭到毛泽东严词拒绝。中国政府认为苏联的上述两个建议都是苏联力图在军事上控制中国的企图。　　

　　

　　赫鲁晓夫看到在中国搞联合舰队、长波电台不可能，就大骂毛泽东，并且部署一系列的反华行动。1959年6月，苏联政府通知中国政府，中止执行苏中两国在1957年10月签署的国防技术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1960年，苏联政府照会中国外交部，苏联方面决定将全部在华专家在同年8月末以前撤回苏联，并带走全部技术资料。不但如此，苏共中央多次利用其他国家共产党召开党代表大会的机会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如先后利用保加利亚、匈牙利、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德国等党代会攻击中国共产党，从而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中苏两党两国的论战和分裂愈演愈烈。1962年苏共在中国西部新疆伊犁塔城地区制造了策动边民外逃事件和流血暴乱事件的反华颠覆活动。[23]同时曾策划对中国进行野蛮的核打击。　　

　　

　　苏联修正主义集团蜕变成社会帝国主义的严峻现实，使毛泽东思想上发生变化，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中国的社会主义红色江山永不变质。　　

　　

　　三 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形成　　

　　

　　中国一定要搞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是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这一理想目标，在1949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不但被各个代表所赞同，并写入起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中。1954年，中国历史上空前的由人民行使权力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建设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又被着重地写进宪法中。毛泽东指出，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总章程，是一个根本大法。用宪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明确的社会主义前进轨道，沿着这条轨道，就能迅速地朝着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道路迈进。但是，愿望不能代替现实，社会的发展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践中，由于党内领导，特别是高级领导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不同，每人掌握大权后，采取的思想路线方针措施不同，导致了党内出现走社会主义道路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与斗争。一部分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党内当权派，就必然形成集团化，在党内组成掛着共产党员招牌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1.党内产生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主要原因　　

　　

　　第一，共产党内存在着广泛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基础。共产党的最高纲领选择了共产主义，但是，并不是每个共产党员都从内心里同意并坚持这种选择。正像毛泽东说的那样，我们的社会主义，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是从旧社会脱胎出来的，它必然有旧社会留下来的痕迹，许许多多旧东西，并不因为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它就完全消灭了。如经过土地革命解决了农民土地问题以后，但我们还是被小农经济、被小生产的汪洋大海包围着；它一方面是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一方面又是保留封建制度的土壤。列宁说：“小生产每日每时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毛泽东从革命实践中已经清楚地看到，不断滋生的资产阶级必然在党内各级领导中寻找他们的代理人。例如，1955年曾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二书记张平化回忆的1962年夏季和北戴河会议就是一个很说明问题的例证。1962年，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会议的主题是如何尽快恢复农业生产问题。会议前半段，由于毛泽东正在中南和华东地区调查研究，刘xx主持会议。这时，他作为共产党的第二把手，在中国农业遇到困难时，不是指引广大干部坚持农业集体化的社会主义道路，而是引导中国农业走向“单干”的资本主义方向。在他亲自领导下，中南局的起草小组夜以继日地工作，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搞出了推行“单干”、“包产到户”的实施政策。《关于试行“产量责任制”的办法》草案初稿，正准备印发给与会同志征求意见时，毛泽东结束了南方的视察工作，来到北戴河。这时的毛泽东看上去精神很好，对形势抱着乐观的态度。1962年8月9日，毛泽东召开了中心小组会，听取前段会议讨论的情况汇。刘xx和中央局的书记们介绍了会议讨论的情况。刘xx说：由于前几年刮“五风”的影响，生产力受到了严重破坏，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遭到很大的伤害，要想恢复到1957年的生产水平，没有三五年，甚至七八年时间，是难以恢复的。有的省领导同志介绍了不少县、社、队试行“包产到户”和“产量责任制”的增产情况。毛泽东听完汇后，很严肃地说：“什么‘产量责任制’，什么‘包产到户’，统统都是单干。搞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都不要，一年就会分化”。“两极分化会越来越严重，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一边富裕，军、烈、工、干四属和五保户这边就贫困。”毛泽东在北戴河又说：“搞包产到户还是搞集体生产。这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问题”。“我们有些同志，遇到困难不是向马克思那里找答案，而是向资本主义那里找答案。”毛泽东还说：“有的同志在前几年‘大跃进’时说‘一片光明’。我说要一分为二地看形势，他们听不进，现在他们不讲‘一片光明’，只讲‘一片黑暗’，思想混乱，对集体经济丧失信心，于是提出单干，全部或大部分单干。据说只有这样才能增产粮食，否则就没有出路。我看单干这股风是从上面刮下去的，越往上层这股风越大”。并指名批评了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张平化回忆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还说：“包产到户，还是农业集体化，这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如果无产阶级不加强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走到资本主义的斜路上。包产到户，短期内可能会增加一些粮食，时间长了，就会两极分化，资产阶级就会重新起来，剥削劳动人民”。“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客观上就是阶级斗争。现在有些人不愿意承认它。”　　

　　

　　又据张平化回忆，毛泽东在1965年重上井岗山时，曾对他说：“我们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这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上述真实事例说明，在我国广大农村有相当部分农民，甚至中高级领导干部，对单干私有制很感兴趣并抱着很大的幻想。　　

　　

　　在广大农村是这样，在思想文化领域里资产阶级思想也处处显现。如1950年底和1951年初，几个大城市上映了一部电影《武训传》，讲的是一个乞丐。他靠着乞讨，筹款兴办义学，想让更多的穷人家的子弟能够上学读书的故事。其实这是一个骗局，在封建制度下，只有地主阶级能够垄断文化，办学校。被剥削压迫的广大农民是很难有受教育学文化的机会。被剥削被压迫的广大农民要想在文化教育方面翻身，办自己的学校，只有推翻地主阶级的政权，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权。但是武训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却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为了取得宣传封建文化的阵地，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卑膝之能事。这种丑恶行为，却被拍成电影进行宣传，也许是借武训来宣传自己的主张吧。更为严重的是电影放映之后，引起不小的轰动，几乎场场满座。而且北京、上海其他一些地方的刊发表了不少赞扬的文章，作了许多过高过分的评价。有人说，武训“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劳动人民企图使本阶级从文化上翻身的一面旗帜。”有的还说，“武训兴学之革命意义，是和太平天国有相同处，都是为了劳动人民的解放。”有人甚至说武训“典型地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勤劳、勇敢智慧的崇高品质”等等。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然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24]虽然毛泽东领导了对《武训传》的批判，但是意识形态的东西，想通过一二次批判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以致后来发生用资产阶级观点指导社会科学研究、压制新生力量，置之不理“小人物的文章，甚至把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称之为爱国主义影片，演出低级趣味的文艺节目等等。”上述大量事实证明这些都是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形成的思想基础。　　

　　

　　第二，共产党内存在着一定的资产阶级社会基础或曰一定的资产阶级社会力量。这种力量主要是以下几类：　　

　　

　　其一，被打倒的剥削阶级。这些人在旧社会是政治经济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对劳动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压迫，过着“朱门酒肉臭”的寄生生活。新政权建立后，这些剥削者被剥夺，他们从天堂被打到社会的下层，他们对共产党有着刻骨的仇恨，时时梦想复辟变天。不但他们这一代想复仇，还教育他们的子子孙孙，世世代代要仇，妄图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这也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在新中国成立60年的今天，当物权法颁布后，有些人竟指责共产党过去打土豪分田地是违法，要求退赔，这不是典型的反攻倒算吗？正像列宁所说的名言：“资产阶级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而凶猛十倍，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阶级就必然存在着复辟的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　　

　　

　　其二，在“三反”、“五反”、农业合作化、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等历次运动中，失去既得利益的阶层。这些失去各种不同利益的阶层不会就此沉默降服。他们做梦都想拿回失去的利益，但靠他们本身又没有这个力量，于是他们就企图在共产党权力核心内找到他们利益的代理人和愿意为他们说话的代言人。党内有些人就迎合他们这些思想，于是这些人名义上是共产党的干部，实际上已变成党内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力量。　　

　　

　　其三，在广大农村，共产党一部分基层干部，乱用权力，以各种方式欺压农民，实际上变成新的恶霸。这部分中国最基层的“官”，在解放以后的历次运动中都是运动的动力，他们绝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又是领导干部，上面又听他们的。俗话说：“上面千条线，底下一根针”，中央的各项政策落实的情况好坏，最基层的“官”起着相当大的作用。上大学时参加“四清”工作队，当时一位公社（相当现在乡）副社长，在社员大会上作告，他信口开河讲了一上午，最后总结说：什么是中央的政策？我说的话就是中央政策！当时同学们听了哈哈大笑，笑他把自己说的话都敢当成中央政策。几十年过去，我们才明白这位副社长说的话很有道理。事实上不管党中央、国务院政策怎样规定，而基层“官”如何贯彻执行又往往是另一回事。正如老百姓常说的：上级的经是好经，下面的歪嘴和尚一念就歪了。社会主义建设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有些基层“官”常常敢于歪曲党的政策，忽左忽右，形左实右。有些人对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理想并没有兴趣，相当一部分官员主要是想为自己在任期间多捞点名利而已。　　

　　

　　其四，共产党的同路人。革命大潮到来时，抱着各种目的人都被卷进革命洪流。到了革命的一定阶段，有的人一旦实现了个人目的，就不想再革命了，特别是有的当了官，有了权力，就极力维护自己的权势，并千方百计想办法把自己掌握的权力世袭下去，子子孙孙世代为官。这些人灵魂深处的真实想法，如历代农民起义领袖一样，是打倒皇帝，自己当皇帝；打倒地主，自己还要当新地主。什么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等他们统统没兴趣。还有一些是被眼前的物质利益蒙蔽的一部分人。以上这些人都是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形成的社会基础。　　

　　

　　第三，党内走资派的推波助澜。在社会主义过渡期间，某些情况下实施一定的资本主义措施，是必须的，让资本主义有适当的正当的发展，也是为了完成民主革命目标的需要。如解放初期的土改、互助组、初级社等都是资本主义措施，实践证明应用这些措施是正确的。但是，对资产阶级的存在，发生和发展，必须要有领导、要有限制，要控制一定的合理度。因为资本主义措施的目标是向资本主义发展，它是建立、维持、扩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建立并巩固生产资料所有者以及直接生产者之间支配与被支配关系的具体方法。如果社会主义国家，在过渡时期内长久持续地实施资本主义措施，最终必然走上少数人富有的资本主义道路。所以，在土改、互助组、初级社以后，毛泽东积极领导农民组织高级社和人民公社，否则，就会出现向资本主义过渡，而不是向社会主义过渡。毛泽东认为，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发展互助合作，才能迅速地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农村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可以增产，但由于中国人多地少的国情，将会出现两极分化等等严重问题，中国农民只有走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之路，才能实现长久共同富裕的目标。但是，党内走资派对资本主义措施不可能限制，而是千方百计推波助澜，不遗余力地推行资本主义措施，从而实现向资本主义过渡的目的。　　

　　

　　2.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构成：　　

　　

　　其一，混进共产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就是在不同的革命阶段混进党内的一些投机分子、变节分子、反革命分子、阴谋家、野心家、特务、奸细等等，这些人为了在革命队伍内部隐藏下来，也会在口头上赞成革命，甚至表现得非常激进。社会上的阶级敌人一有风吹草动，这些被革命大潮冲进来的反革命分子就会立即迎合，兴风作浪。　　

　　

　　其二，党内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打倒帝、官、封的民主革命时期，有不少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参加革命，其中许多人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些人中的多数，经过几十年的革命斗争考验，抛弃了资产阶级世界观，接受了马列主义，树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先锋战士。当然也有的在革命低潮时，离开革命队伍，甚至投入了敌人营垒。还有一部分人是随着革命洪流勉强地走过了民主革命的路程，但是由于立场和世界观并没有得到根本改造，这些人就是毛主席说的：“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这种人头脑里，仍然是资产阶级王国，不相信能实现共产主义，不赞成共产党的最高纲领。他们是跑到共产党内来找出路的，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不过是共产党民主革命时期的同路人。这些人在民主革命时期，对党的最低纲领是赞成的，也表现出一定的积极性。因为这时只革别人的命，而且同他们的某些利益是完全一致的。民主革命胜利后，确实给他们带来了不少既得利益，有些人还当了共产党的大官，掌了大权，感到心满意足了。但是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们不愿意再继续革命了，不愿意为党的最高纲领奋斗了，再也不能和党一同前进了。他们向往的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追求的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25]为了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他们就千方百计阻挡革命继续前进，经常埋怨车子开得太快了，总是在那里开倒车，由不想革命到反对革命，由资产阶级民主派转变为走资派，由党的同路人转变为社会主义的“拦路人”。　　

　　

　　其三，共产党内的蜕化变质分子，即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但是在革命胜利掌权以后，却在不拿枪的敌人糖衣炮弹面前打了败仗，成为资产阶级的俘虏，蜕化成为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如刘青山、张子善等人就是这方面典型的代表。　　

　　

　　上述三种人是党内外资产阶级利益的代理人和代言人。　　

　　

　　3.建国后毛泽东与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日益尖锐　　

　　

　　新中国建立后，党内走资派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一直干扰与破坏毛泽东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　　

　　

　　建国初期，毛泽东为了带领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积极倡导农业集体化，而党内走资派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想方设法搞垮集体经济，推行“单干”。　　

　　

　　我们知道，高级社组建之初，拥有生产器具的农民将器具卖给合作社。在这个阶段，分配是按劳力的付出，社员的资本不再参与分配。税在分配之前先行扣除，将收入的一部分则放入公积金作为投资生产之用，其余的则根据社员当年的劳动付出来分配，因此，就分配而言，高级社就是社会主义措施，所以，毛泽东多次号召共产党出来领导组织高级社。可是，从高级社一开始成立，党内走资派就极力倡导“三自一包”。　　

　　

　　所谓“三自”是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一包”是包产到户。每个农户从国家承包一定的生产配额，超过配额的农产品，则由农户自己在自由市场上出售。从1956年开始，刘xx及其支持者就不断鼓吹“三自一包”，有时候还强迫进行。“三自一包”形成的后果是：扩大自留地是鼓励农民把心血放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由市场的推行则便利自留地农产品的销售；自负盈亏则将核算单位从生产队转到个体农户。“三自一包”的提倡者认为，这样的物质刺激是为了鼓励农民扩大生产。事实真是这样吗？问题的实质是：“三自一包”提倡私人资本的积累并让这种资本参与分配，这种政策如果长期实施下去，个体农户将取代生产队成为核算的单位。个体农户如果能在自由市场卖出产品而获利的话，他就可以投资在新的生产设备，用这些来赚取更多的利润，而那些经不起亏损的农户则有失去全部家当的危险。分配方式也就会变为拥有资本者可以随生产的扩大而从产品里得到越来越多的分配。“三自一包”用物质刺激来提高生产只是表面现象，其实，骨子里是打算以此来将过渡方向从社会主义转向资本主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到底是向社会主义过渡，还是“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发展资本主义？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其政治告中就明确指出，革命胜利后，国内的基本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要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而“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　　

　　

　　关于在城市斗争中依靠谁的问题，毛泽东尖锐地指出：“有些更糊涂的同志认为是依靠资产阶级”，“不是帮助国营企业的发展，而是帮助私营企业的发展”。毛泽东说：“我们必须批判这些糊涂思想。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他还说：“单有国营企业而没有合作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也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此，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两个务必”的指示。毛泽东的这些指示，已经明确了共和国未来的发展道路，而且中央还通过了相适应的决议。可是刘xx跑到天津，宣布了自己的“建国纲领”。这就是放手发展私人资本主义，鼓励资本家大胆地剥削工人。在天津工商界座谈会上，他竟然鼓吹“今天中国资本主义还是在青年时代”。“剥削在一定的条件下是进步的、正当的、合法的”，“今天资本主义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剥削的越多功劳越大”等等。为资本家加油、鼓劲。　　

　　

　　我国东北农村于1948年大部分完成了土改，但经过一年的发展，开始出现了两极分化，产生了新富农。1950年，东北局请示中央组织部，中组部请示刘xx，即党员允许不允许雇工，允许不允许成为富农……刘xx不经中央讨论，不经毛泽东同意，私自作主答复如下：“现在是私有制社会，党员生产发展了，要将财产交出去也交不出去，将来实行集体化时，将自己的财产交公。这种富农党员也是好党员。因此，即使东北将来有一万富农党员也不可怕。党员便不可能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等等。　　

　　

　　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刘xx对扩大资本主义措施很感兴趣，而对于社会主义的实践却横加指责。这突出地表现在从1951年3月至8月，围绕山西省在晋东南老区试办十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展开的一场争论。山西省委提出：“对于私有制基础，不应该是巩固的方针，而应该是逐步地动摇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刘xx一开始就支持华北局否定山西省委的意见。他先是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批评山西省委的办法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是实现不了的”。接着，在华北局更严厉、更系统地批评山西省委，说什么“将来实现社会主义，不是先从农村，而是先从城市，即先工业国有化，然后才是农业集体化”。富农要求参加互助组，“领导上应采取不干涉态度。将来富农要以阶级的姿态出现的，甚至有些村支部、村政权会被富农操纵……，没关系。这就是‘养肥猪政策’。养肥了将来更容易剥夺它。现在富农固然有剥削，但也有好处，能稳中农、有利于社会生产。现在农村阶级分化，正是将来搞社会主义的基础。”“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不可轻易地动摇、削弱和否定农民的个体所有制”。后来山西省委用十个农业合作社丰产增收，吸引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鲜活事实，上华北局、中央，刘xx仍然在告上批道：“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企图把这一广大农民创新的社会主义措施扼杀在摇篮之中。　　

　　

　　这场争论开始毛泽东并不知情。后来毛泽东发现后，把刘xx、薄一波、刘澜涛找去，明确表示不支持他们的意见，而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毛泽东针对刘xx“先有机械化，后有合作化”的论调说：“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阶段，则中国的合作化，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制基础，也是可行的。”就这一问题，后来薄一波回忆当时情况说：“毛泽东讲的道理把我们说服了”。显然，这是假话。因为当时，不论刘xx，还是薄一波，他们的思想仍然固守在“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上，仍然把新中国的富强寄托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上。他们的思想感情一直在城乡资本主义一边。在酝酿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过程中，薄一波在修改的新税制中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主张，实际上是通过税收，促进资本主义发展。新税制未通过中央讨论，就在《人民日》上进行公布，同时发表了题为《努力推行修正了的新税制》的社论和《全国工商联筹委会拥护修正税制》的道。修正税制的通知发布之后，引起物价波动，抢购商品，私商观望，思想混乱等现象。这一情况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他批评说：“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定，修正税制事先没有告中央，可是先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新税制同正在酝酿成熟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同正在采取适当步骤逐步地消灭资产阶级思想是背道而驰的。”　　

　　

　　“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是刘xx路线的纲领。1951年3月，刘xx在为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起草的《共产党员标准八项条件》讲话中，提出了“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构想。《条例》的第二条说：“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它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在将来要为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最终为实现共产主义制度而斗争。（新民主主义革命一般地不破坏私有财产的制度，但社会主义首先要在工业中然后在农业中破坏私有制）”。一般不破坏私有制的思想贯穿于他这一时期的文章告和批示中。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所以，对城乡私有制的态度问题，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也是两种世界观的不同表现。　　

　　

　　1956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农业合作化切断了城市资产阶级发展的后备军，使其孤立起来，不得不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但是资产阶级还存在，国内的主要矛盾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刘xx在这个伟大胜利面前，突然改变了面目。他由极力扶植城乡资本主义势力发展，变为抹杀它们的存在，抹杀它们同无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创造所谓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来掩盖这一矛盾和斗争，继续推行他的资本主义路线。他在“八大”的决议里做手脚，说什么“我国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解决”，“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完成”，今后我国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1957年反右斗争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社会基础，对于这一胜利，刘xx在听取杨献珍等人的汇谈话中说：“整风就是要强调同一性。处理的方针可以着重它的同一性。我们没有必要先强调斗争性，故意地、人为地使斗争激化，使斗争紧张起来，似乎要创造斗争的样子，我们才舒服，好像我们就有那么一种嗜好，不斗一下不过瘾。可以采取妥协的办法嘛。这样一种方针，我们不少同志是不晓得的。”刘xx在反右斗争的激战中，强调同一性，主张采取“妥协”的方针，其目的就是否认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　　

　　

　　1958年，中国出现了全民热烈建设的社会主义的高潮。高潮中形成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毛泽东站在大跃进的潮头，指导这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他一方面大讲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干，要当促进派；一方面也发现了宣传上的浮夸风和高指标风。他对当时新华社、人民日负责人说：“提口号，定指标要留有余地。”并提出要召开全国纸总编辑会议，讨论新闻宣传如何改进。当时的宣传部长陆定一竟以“夏天太忙，秋后再说”，使毛泽东的提议落空。他们“忙”什么呢？刘xx、邓xx在这场运动中，从原来的一贯右的立场，一下子变成“左”，他们煽动运动中的浮夸风、高指标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其中尤以煽动“共产风”为甚。从1958年4月至8月北戴河会议前，刘xx先后到北京、天津、山东、河北等地，大讲“到将来我们到共产主义不要多远，十五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十五年等于三四个美国。再有四十年、五十年中国可以进入共产主义”。[26]1958年7月2日，刘xx在同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工人座谈时说：“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钢铁、煤炭明年就可以超过，电要慢点，多几年，大概五年，五年不行，七年，其他大都是二年三年。十五年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他并派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到河北省徐水县搞一县一社的试点，县委书记受到鼓舞，立即宣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人民日》即以《徐水人民公社颂》为题，道了这个“五风”的典型。毛泽东主持北戴河会议，制定了《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对“五风”第一次提出批评。　　

　　

　　刘xx、邓xx等根本不接受批评。他们审定的人民日社论《高举人民公社的旗帜前进》，打着贯彻决议的幌子，继续推行他们的“共产风”、“穷过渡”、“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思想。更为恶劣的是他们把决议中关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时间或更长一些时间”有意删去，而这句话是毛泽东特意加上的。社论在决议公开发表的前一周发表。这是他们对抗决议，坚持“五风”思想政治纲领的突出表现。刘xx不止发表社论，他还继续到河北、河南、江苏等地宣传他的“共产主义”。他公然篡改北戴河决议关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五个条件，提出他自己“穷过渡”的五个条件，竟把拆散家庭也列入其中，要公社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搞集体宿舍、男女老幼分居等。刘xx在这些地方的活动，《人民日》都作为重要新闻加以道，流毒全国。　　

　　

　　毛泽东发现后，十分着急，一面身体力行，到河北、河南视察，一面组织调查组，到刘xx视察过的地方再调查，并从1958年11月初的郑州会议起，下决心纠正“五风”。而刘xx把持的宣传口，就是迟迟不转变。到1959年6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指出1958年三大错误即计划过大、指标过高；权力下放过多；公社化过快。并且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要求纸宣传要转过来，刘xx在会上却提出：“不能马上转，不能全面转，而是要逐步地转。”毛泽东要刘xx抓一抓人民日，刘xx以“管的事情很杂”为由拒绝了。由于“五风”迟迟得不到纠正，干部中的思想混乱了。恰在这时，彭德怀从右的方面攻击大跃进。这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代表了党内资产阶级势力。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所有制改造和反右派斗争以后，一方面从右跳到“左”，在大跃进中竭力鼓吹“五风”；另一方面又抓住“五风”中的问题，向党发难。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下，毛泽东清醒地看到“左”是形，右是质，对于直接暴露出来的右，如不批判会造成严重后果。面对这种“左”右夹攻，毛泽东1959年在庐山明确指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并第一次向人民揭示这种“昨日功臣，今日变祸首”的党内斗争的特点，指出人们之所以感到惊奇，不认识，不理解，是因为“人们不知道他们的历史变化，不知道他们历史的复杂和曲折”。　　

　　

　　1958年11月，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提出不当国家主席，但没有指名让谁来当国家主席。这个提议使大多数不知内情的与会者感到愕然。经过一阵沉默之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xx说，都不提，我提刘xx同志当国家主席。当时没有人表示不同意，毛泽东本人也没有表示反对，这样大家鼓掌通过。在1959年4月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大会上，刘xx当选为国家主席。这就为他们组成资产阶级司令部提供了重要条件。　　

　　

　　1960年困难年代来临，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利用获得的权力，从鼓吹“五风”的“左”的立场，一转跑到右的立场，极力否定大跃进，夸大当时的困难，还含沙射影地栽赃毛泽东同志。而困难检验了人，检验了当权者的面目。在困难时期毛泽东不顾年事已高，亲自下基层调查制定人民公社60条，安定农业和农村，调整国民经济，而且不吃肉，喝玉米糊同人民群众共渡困难，并且以自我批评的精神，认真总结经验。而邓××钻在当时的某干休所，聚众打桥牌。几年间，除出差之外，每周三、六晚上，每星期日下午、晚上都是他们打牌的时间。座上的常客除万里外，就是称“教授”的吴晗。每打到深夜，由北京饭店以高级菜饭、茶点侍候。邓××打到兴致处，竟然说：“打桥牌也要鼓足干劲。”引来满堂哄笑。1961年毛泽东动员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身为总书记的邓××阳奉阴违，开着专列在京郊顺义，以调查研究为名，行对抗之实。他还把桥牌桌搬到专用列车里，把吴晗从城里叫来，陪他终日打桥牌。最后把一般工作人员从村子里搜罗的一些材料，拼凑成所谓“调查告”，发回北京，再用电转给正在外地做实地调查的毛泽东。1961年7月21日，邓××在黑龙江省委会上讲到大跃进时说：“超越了阶级”，并气势汹汹说：“凡是办不到的，不管原来哪个人说，站不住就改。顾面子是顾不住的，今天顾住了，明天也顾不住。”　　

　　

　　刘xx影射毛泽东更为露骨。1961年，他在家乡和当地农民谈话时，公然说：“根子还在中央”，有人对错误“死而不改”，这次教训很深刻，要子子孙孙传下去，以后再不犯这个错误。他从家乡农民口中得到“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评语后就到处讲，只怕人们不知道“七分人祸”是什么意思。他一再讲大跃进错误“中央负主要责任”，但自己半句自我批评的话也不讲，企图把大跃进失误的责任完全归于毛泽东一人，从而为其篡党夺权制造舆论。　　

　　

　　七千人大会之后，刘邓继续沿着右的道路刮风：即“单干风”、“翻案风”。“单干风”就是借调整人民公社管理体制问题，想把农村集体经济一风吹掉，退到合作化以前。“翻案风”则是在思想政治领域为历次运动受批评或被冲击的人翻案。　　

　　

　　毛泽东看到刘邓鼓吹的“单干风”和“翻案风”，在干部和群众中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也给了党内外资产阶级势力以反扑之机，因此，他用了很大的精力，花费了两年多的时间领导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在“四清”运动中刘xx又推行一条极“左”路线，即主张秘密扎根串联，实行大兵团作战，对基层干部统统不依靠。他认为“四清”与“四不清”是主要矛盾，斗争矛头对的是群众和基层干部，为此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但他仍坚持错误主张，后来“23条”发表，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xx就反对。在激烈的争论中，毛泽东严肃地指出：“忘记十几年来我党这一条基本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基本路线，就会要走到邪路上去。”并指责：中央机关有两个“独立王国”。一个是中央书记处，一个是国家计委。从此，党内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长期斗争开始由量的变化，达到质的变化，由隐蔽到公开的变化。　　

　　

　　王力在反思录中回忆说：“毛泽东很早就发现了，从中央一直到基层支部，很多都是独立王国。你不摸它，一点事也没有，还照常是模范，照常当劳动英雄，照常是人大代表，只要你去摸一下，几乎都有问题，很多是公、侯、伯、子、男的封建统治，使共产党脱离群众。究竟怎么办？这是使毛泽东经常睡不着觉的问题，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他多次说，这到底该怎么办？整党，不行；教育，不行；整风，不行。三反、五反，（对内是三反，对外是五反，三反就是整风）。人也杀了，大老虎也枪毙了，也撤了职，什么办法都用了，还是不行。好多红旗单位一摸几乎都是有问题。土皇帝很多，他们都有天然的经济特权，超经济的政治特权，土皇帝一句话就是法，他一句话就能捉人、放人，反对他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这样下去，共产党就要被人民打倒了。于是才搞四清，大动干戈，还是不行。毛泽东说，我什么办法都用了，最后没有办法了，就来一个自下而上的，把党放在一边，让群众来揭露共产党的黑暗面，就发动了文化大革命。”[27]因为王力在文革中的身份特殊，可能有人对他的回忆表示怀疑，而那个在文革初期曾给江青当过秘书，并声称受其迫害的闫长贵，在最近发表的回忆却对此问题作出了佐证，他说：“毛泽东在1967年2月和5月两次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都谈到了组织批判《海瑞罢官》文章的情况。2月3日接见时，毛泽东说（大意）：多少年来，我们党内斗争是没有公开的。1962年七千人大会，那时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不斗争，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或几十年，我们就可能变颜色。……还搞了一些文化、农村、工厂的斗争，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你们也是知道的，但没有解决问题，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的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所以这次要搞文化大革命”。[28]　　

　　

　　严酷的事实说明，文革前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已经形成。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带领广大工农兵及革命知识分子，与党内走资派进行的公开大决战。　　

　　

　　毛泽东去世不久，走资派们上台后，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强调指出：“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党内根本不存在所谓以刘xx、邓xx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那么到底党内有没有走资派？有没有资产阶级司令部？说实话，当时中国广大善良的老百姓思想上确实并不完全明白。可是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党内走资派高官们，自己却把这个重大问题交代得清清楚楚。　　

　　

　　“2006年3月4日，前中央体改办副主任高尚全，召集张维迎、吴敬琏、贺卫方等人在北京杏林山庄召开‘中国宏观经济改革走向座谈会’（称‘西山会议派’）。这些人肆无忌惮地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攻击，谓：共产党成立没有注册，没有进行法律认定，是非法的，人民代表大会是非法的，胡锦涛的国家主席职务是非法的；还说：共产党的天下是从他人手上夺取的，什么是国有资产流失？公有制变成私有，就是物归原主，人家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他们扬言：我们要的中国，是以美国宪政为基础，以台湾为模式的中国……”[29]　　

　　

　　部级高官杜润生说：“新民主主义社会，也就是新式资本主义社会。”因此，必须认识当代中国的经济结构是新民主主义的结构，社会结构是新民主主义的结构，政治结构也是新民主主义的结构。为了保持政策口号的延续性，回避极左派的“文革”式攻击，我们可以采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等过渡性口号。[30]“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在现阶段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他期望这种新式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今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即“需要几十年上百年”长久发展下去。他说：“要把科学发展观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首先要肯定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上，承认现在不是处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而是处于新式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革命的时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新民主主义社会。我们不必再实行向共产主义的跃进的试验，不必当‘怪物’或‘笨蛋’，而是尊重时代潮流，人心所向和客观规律，坚定地走新民主主义道路”。[31]　　

　　

　　曾任中组部副部长的李锐在为辛子陵写的《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序言中说：“毛泽东过大于功，倒三七开，是伟大的革命家，失败的建设者。”他又说：“《共产党宣言》误导了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这些伟大的使徒，这些伟大的使徒又把《宣言》中的空想和暴力发挥到极端，误导了第三国际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党和人民。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和失败，是因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从根本上就错了。”“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资产阶级和私有制，无论遭到多大误解，怎样被妖魔化，最终都会被人类认同的。……资本家和知识分子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是不能消灭的，消灭了还得请回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将像今日欧洲那样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裕文明、公正和谐的民主社会主义国家”。他还提出：“中国共产党改名为中国社会民主党，参加社会党国际。”　　

　　

　　2000年7月，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王光美、刘源合著的书《你所不知道的刘xx》，书中对中共高层有两个司令部做出公开的宣示：“毛、刘矛盾并非‘四清’始，早在新中国成立不久，毛、刘二人在对中国国情的基本判断上就开始有了根本分歧。……这一根本分歧和矛盾或隐或显地贯穿于此后的各个时期”。[32]王光美、刘源在书中明白无误的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存在一条与毛泽东路线相对立的路线，即“刘邓路线”。王光美刘源认为：“现在，刘xx的面目真正恢复了，刘邓路线被肯定了。”[33]　　

　　

　　上述走资派高官的自白，说出了他们几十年前想说又不敢公开说的实话，他们现在说出来，是认为他们的政权已经巩固，公开变天的时机已经成熟。他们的主要目的有两个：　　

　　

　　首先是在世界范围内否定“十月”革命，否定“十月革命”以来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切成果。他们彻底背叛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换取西方资本主义的欢心，甘愿充当西方列强打入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汉奸，妄图与西方列强内外勾结重新把中国沦为洋鬼子的殖民地，事实上他们早就这样运作了，在中国大陆已经形成了一个靠出卖中华民族利益，看洋人脸色行事的汉奸集团。汉奸文人李慎之不是早就提出让中国给美国当孙子的战略吗？　　

　　

　　其次，他们公开提出把中国共产党改名为中国社会民主党，其目的就是要彻底消灭有七千多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比起当年屠杀共产党的绘子手蒋介石，他们的言行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想完成蒋介石未完成的“反攻大陆”的事业，从根本上推翻共产党政权。蒋介石若是地下有灵，肯定会把他们招收为其忠孝子孙。　　

　　

　　走资派高官的自白，再次证明了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第一张大字，打的何等准确！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号召广大群众起来造走资派的反，是何等必要！　　

　　

　　走资派高官的自白，雄辨地证明了党内走资派们，从民主革命胜利权力到手以后，就千方百计用他们掌握的权力，干扰与破坏毛泽东带领全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想方设法在中国搞资本主义。他们从来就不想更不愿意，让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他们公开讲谁坚持搞社会主义，谁就是“怪物”或“笨蛋”。　　

　　

　　走资派高官的自白，让全国老百姓彻底看清了，他们就是货真价实的，地地道道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初期，他们利用“老党员”、“老革命”的外衣，蒙蔽了一部分善良的老百姓，为保卫他们充当“保皇派”。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总要有一个过程，而且总要有正反两个方面的经历，才会获得更深刻的认识。想当年，善良的人们常常发自内心的疑惑：堂堂的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怎么就会走资本主义道路？如今，严酷的阶级斗争现实，教育了人民；反面教员淋漓尽至地表演，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狂热，他们肆无忌惮、得意洋洋的反革命自白惊醒了人民：资产阶级确实就在共产党内，打倒共产党的不是别人，恰恰就是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想埋葬社会主义事业的正是打着共产党旗号的走资派！可以断言，在未来的革命风暴中，走资派们的欺骗和蒙蔽将更难奏效，人民群众将会在一个崭新的认识高度，去展开一场自觉的人民大革命，团结起来把党内走资派打倒埋葬。　　

美国和平演变的攻势、苏共修正主义的出现、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形成，这一切象滚滚寒流袭击着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新政权；也冲击着肩负巩固新政权重任的毛泽东。这位饱经革命风雨洗礼的人民领袖彻夜难眠，忧虑重重。面对国内外滚滚黑云，为了不使革命先烈的鲜血白流，不让老百姓再受苦受难，无产阶级政权永不变色，宁愿冒着被历史狂涛埋葬自身的风险，在73岁的高龄又高举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大旗，发动了举世震惊的文化大革命。
　　

　　[1]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6、1509页。

　　

　　[2] 杜勒斯：《战争与和平》（1950年）

　　

　　[3] 杜勒斯：《在美国国会的证词》（1953年1月15日）

　　

　　[4] 杜勒斯：《在华盛顿纸编辑协会上的演说》（1953年4月18日）。

　　

　　[5] 杜勒斯：《我们外交政策的目标》（1954年11月29日）。

　　

　　[6] 杜勒斯：《战争与和平》（1950年）。

　　

　　[7] 《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言论和政策》，人民出版社，第47页。

　　

　　[8] 《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言论和政策》，人民出版社，第52～53页。

　　

　　[9] 《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言论和政策》，人民出版社，第59～60页。

　　

　　[10] 同上，第59页。

　　

　　[11] 同上，第63页

　　

　　[12] 同上，第72页。

　　

　　[13] 同上，第89页。

　　

　　[14] 同上，第89页。

　　

　　[15] 同上，第85页。

　　

　　[16] 《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言论和政策》，人民出版社，第13页。

　　

　　[17] 同上，第14页。

　　

　　[18] 《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言论和政策》，人民出版社，第15页。

　　

　　[19] 《毛泽东选集》第5卷，1977年4月，人民出版社，第333～334页。

　　

　　[20] 《王力反思录》第1128页。

　　

　　[21] 《王力反思录》第1156页。

　　

　　[22] 《王力反思录》第1157～1158页。

　　

　　[23] 张小平编：《共和国之战》，第152～154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年9月。

　　

　　[24]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66～167页。

　　

　　[25] 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人民日》1976年11月5日。

　　

　　[26] 刘xx同全国妇联党组的谈话，1958年6月14日。

　　

　　[27] 《王力反思录》第1061～1062页。

　　

　　[28] 《炎黄春秋》2008年第8期，第12页。

　　

　　[29] 《还清白于毛泽东（续）》张宏志著，中化教科文出版社，2006年9月9日，第3页。

　　

　　[30] 《炎黄春秋》2008年第2期，第13～14页。

　　

　　[31] 《炎黄春秋》2008年第2期，第14页。

　　

　　[32] 《你所不知道的刘xx》王光美、刘源著，河南人民出版社，第124页。

　　

　　[33] 同上，1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