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出东方 第八章 张太雷出席国际“三大” 张国焘主持中共“一大”(2)

　　

　　 王先金 编著

　　

　　 中共“一大”代表陆续来上海　　

　　

　　 中共“一大”原来预定6月20日召开，因代表们大多是教师、学生，暑期才能到会，加上交通不便，也延误了一些时间，直到7月23日，大多数代表才齐聚上海。　　

　　

　　 北京。接到上海李达写来的信，说最近要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要他们推选两人去参加。张国焘、刘仁静、罗章龙、李梅羹、邓中夏就开会研究，李大钊和陈德荣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会上有人叫邓中夏去上海开会，邓中夏说他不能去，罗章龙也说不能去，于是就决定由张国焘和刘仁静两个人去。　　

　　

　　 本来大家都盼望李大钊能亲自出席中共“一大”，但他因为正值北大学年终结期间，校务纷繁，不能抽身前往。　　

　　

　　 长沙。派出毛泽东和何叔衡出席中共“一大”。　　

　　

　　 毛泽东与张国焘第二次相遇了。作为建党初期的重要创始人之一，张国焘奔走于京沪之间，充当着“南陈北李”的联络员。1920年3月，陈独秀与张国焘谈到建党工作时，特别提到了已在湖南声名卓著的毛泽东他说：“湖南的毛润之，很能干，有见地。他在湖南组织了一个共产主义小组。”这话给张国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1年7月，来自全国各地的13名代表齐聚上海。张国焘一见到风尘仆仆的毛泽东，便高兴地问候道：“毛润之，一路辛苦。”　　

　　

　　 广州。陈独秀召集支部人员在谭植棠家开会。陈独秀说：“接到上海李汉俊的来信，说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派了两们代表到上海，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会，要我回上海，并要广州支部派两个人出席会议，还寄来二百元路费。”　　

　　

　　 陈独秀接着又说：“第一我不能去，至少现在不能去。因为大学预科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我是校长，走了就不好办了。第二可以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个人去出席会议，陈公博是办的，又是宣传员，知道的事情多，纸编辑可由谭植棠代理。包惠僧是湖北党组织的人，开完会就可以回去。其他几个人都忙，离不开。”经陈独秀这么一说，大家都同意了他的意见。　　

　　

　　 日本。日本小组只有两个人，即施存统和周佛海。他们二人互推担任党代表会的代表，最后由周佛海出席，因他已多年未回国了。　　

　　

　　 中共代表从四面八方来到上海。头一个到达上海的是张国焘，大约是在六月下旬来到上海。　　

　　

　　 张国焘路过济南时，在那里逗留了一天。王尽美、邓恩铭约了济南八个党员和他会面，一起在大明湖划船、聚谈。　　

　　

　　 张国焘一到上海，便直奔环龙路渔阳里二号，拜访了李达。李达在张国焘的眼中，是一个学者气味很重、秉性直率的人，有一股湖南人的傲劲，与人谈话一言不合，往往会睁大双目注视对方，似乎怒不可遏的样子。他的简短言词，有时坚硬得像钢铁一样。　　

　　

　　 接着，张国焘来到望志路106号。李汉俊已从三益里迁入这里。张国焘认为，李汉俊也是一位学者型的人物，是个理论家，对于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研究特别有兴趣。他不肯轻易附和人家，爱坦率地表示自己不同的见解，态度雍容，喜怒不形于色。他热诚地欢迎张国焘先期到达，他说：“很多事情通信中说不清楚，你现在先到了，我们可以当面商讨。”　　

　　

　　 张国焘从“二李”那里，迅速地察觉“二李”与马林之间的关系不那么融洽。　　

　　

　　 马林声称他是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要“二李”向他作工作告。李达说：“我们的组织还在萌芽时期，没有什么可告的。”马林说：“那么，把你们的工作计划和预算说一说，共产国际将在经济上给予支持。”　　

　　

　　 李达认为马林的话过于唐突，因此他直率地说：“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正式成立，将来是否加入共产国际也还没有决定；即使中共成立之后而加入了共产国际，它将来与共产国际所派的代表间的关系究竟如何，也待研究；现在根本说不上工作告、计划和预算。共产国际如果支持我们，我们愿意接受；但须由我们按工作实际去自由支配。”　　

　　

　　 李汉俊和李达的意见是一致的，他们二人有几次都差点和马林吵了起来。　　

　　

　　 在张国焘的印象里，马林是个不平凡的人。他这个体格强健的荷兰人，一眼望去有点象个普鲁士军人。说起话来往往表现出他那议员型的雄辩家的天才，有时声色俱厉，目光逼人。他坚持自己主张的那股崛强劲儿，有时好像要与他的反对者决斗一样。　　

　　

　　 张国焘虽然比“二李”小七岁，但他为人圆滑乖巧，他既与马林很谈得来，又与“二李”也很亲密。他成了双方的调停人。中共“一大”的筹备工作，原是由“二李”负责。这么一来，张国焘插了进来，反客为主，把筹备工作的领导权抓在手里。所以，中共“一大”开会时由张国焘主持。　　

　　

　　 北京的另一名代表刘仁静，比张国焘晚些天来到上海。　　

　　

　　 毛泽东和何叔衡是在1921年6月29日午后6时离开长沙，坐船到武汉，再转长江轮船，抵达上海的。　　

　　

　　 国内姗姗来迟的是广州代表。众人都期望陈独秀前来上海。一封封信催，还发去几次电，陈独秀仍然不来。包惠僧从广州坐海船，于7月20日直达上海。陈公博没有与包惠僧同行，他带着新婚的妻子李励庄，于7月14日启程，从广州经香港，7月21日来到上海。　　

　　

　　 周佛海从日本登上海轮，于大会开幕前到达上海。　　

　　

　　　　　　　　　　　　　　　　　　　　　　　　　　　　　　　　　　　　　　　　　　 中共“一大”代表和出席者，以年龄为序排列如下：　　

　　

　　 姓 名 出生年份逝世年份 当时年龄 籍 贯　　

　　

　　 何叔衡 1876.5.27-1935.4.23 45 湖南省宁乡县　　

　　

　　 马 林 1883-1942.4.14 38 荷兰鹿特丹　　

　　

　　董必武 1886-1975.4.2 35 湖北省黄安县　　

　　

　　 尼柯尔斯基 1889-1943 32 俄国　　

　　

　　 李汉俊 1890-1927.12.17 31 湖北省潜江县　　

　　

　　 陈公博 1890.9.30-1946.6.3 31 广东省南海县　　

　　

　　 李 达 1890-1966.8.24 31 湖南省零陵县　　

　　

　　 毛泽东 1893.12.26-1976.9.9 28 湖南省湘潭县　　

　　

　　 包惠僧 1894-1979.7.2 27 湖北省黄岗县　　

　　

　　 周佛海 1897-1948.2.28 24 湖南首沅陵县　　

　　

　　 张国焘 1897-1979.12.3 24 江西省萍乡县　　

　　

　　 王尽美 1898-1925.8.19 23 山东省诸城县　　

　　

　　 邓恩铭 1901.1.5-1931.4.5 20 贵州省荔波县　　

　　

　　 刘仁静 1902-1987.8.5 19 湖北省应城县　　

　　

　　 陈潭秋 1896-1943.9.27 25 　　

　　

　　 代表之中，年纪最大者四十五岁，最小者只有十九岁，平均年龄为二十八.八岁，正好与毛泽东同岁。　　

　　

　　 除了两位共产国际代表之外，十三个中国人当中，湖北籍占五位，湖南籍占四位，“两湖”相加占九位。十三位中共代表中，北京大学学生占五位：陈公博、张国焘、刘仁静，加上曾在北大工作过的毛泽东，及在北大短期学习过的包惠僧。还有“南陈北李”都是北大教授。十三位代表中有四人是留学过日本的。　　

　　

　　 因种种原因应当出席而未出席中共“一大”的人有：　　

　　

　　 陈独秀当然代表；(1879-1942.5.13)　　

　　

　　 李大钊当然代表；(1889-1927.4.28)　　

　　

　　 杨明斋在苏俄出席共产国际“三大”；(1882-1938.5)　　

　　

　　 张太雷在苏俄出席共产国际“三大”；(1898-1927.12.12)　　

　　

　　 陈望道与陈独秀产生分歧而没有出席；(1891-1977.10.29)　　

　　

　　 施存统可以来而没有回国。　　

　　

　　 另外，在法国的张申府、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因路远未联系而没有回国。　　

　　

　　 十三位中共代表有九人，住进了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的博文女校的楼上。楼下女校因为暑假休假，学生教员都回家去了，所以寂静得很。　　

　　

　　 这九位临时寓客便是：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包惠僧、周佛海。　　

　　

　　 张国焘有时也住在博文女校，但他在上海另有住处。李达、李汉俊住在自己家中。陈公博带新婚妻子，住在大东旅社。　　

　　

　　 博文女校校长黄绍兰，她曾在黄兴手下工作过，1917年她担任校长后，聘请黄兴夫人徐宗汉为董事长。黄绍兰的丈夫黄侃是北京大学文学系教授。黄绍兰、黄侃都是湖北人，与李汉俊有同乡之谊。李汉俊的嫂嫂李书城的续弦薛文淑，当时就是博文女校的学生。李书城、李汉俊都与黄绍兰校长相熟。博文女校离望志路李公馆不过一站路。　　

　　

　　 李达的妻子王会悟，当过女校董事长黄兴夫人徐宗汉的秘书，李达也与黄绍兰认识。因此，当王会悟对黄绍兰说：“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要借此住宿，黄绍兰便一口答应下来了。因为他丈夫也在北大工作。 一大代表住所，上海白尔路389号　　

　　

　　 毛泽东在博文女校住了几天后，看样子代表们一下子还到不齐，便到杭州、南京跑了一圈。直到陈公博抵达上海，那九个临时寓客才都住进博文女校。　　

　　

　　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　　

　　

　　 中共“一大”于1921年7月23日晚8时开始了，直到7月31日结束。　　

　　

　　 现在人们以1921年7月1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日来纪念。这是因为随着中共日益壮大，纪念中共诞辰也就提到日程上来。1938年5月，当越来越多的人向当时在延安的两位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和董必武询问党的生日时，毛泽东也记不清是那一天了，他便与董必武商量之后，定下七月一日作为中共诞辰纪念日。　　

　　

　　 1921年春，三十九岁的李书城和十五岁的薛文淑在望志路结婚。婚后不久，李书城带着警卫梁平到湖南去了，在那里主持讨伐湖北军阀王占元的军务。　　

　　

　　 这么一来，望志路上的李公馆内，只剩下李书城的弟弟李汉俊和新婚妻子薛文淑及厨师、女佣人和李书城年幼的女儿李声韵。薛文淑不过十五岁，不懂世事。厨师和女佣人不识字，从不过问李汉俊跟那些穿长衫、西装的朋友们高谈阔论些什么。同时，李书城也交代过年青的妻子，不要过问李汉俊的事。 中共一大会址　　

　　

　　 本来，在博文女校开会，是很方便的。不过两个外国人进出一所女子学校，很容易引起密探的注意。一旦暴露，一网打尽，无处遁逃。　　

　　

　　 “到我家里开会吧。”李汉俊一提议，马上得到李达的支持。确实，李公馆是一个很合适的开会场所。　　

　　

　　 于是，1921年7月23日(星期六)晚，各种穿着、各种身份的人，一个又一个从李公馆后门进入。　　

　　

　　 李公馆楼下餐厅，那张长方大餐桌四周，坐了十五个人。　　

　　

　　 餐厅里的电灯点着了。餐桌上放着一对红色花瓶，插着鲜花，给这次难得的聚会增添了喜庆的气氛。桌子上铺着洁白的台布，上面放着紫铜烟灰缸、白瓷茶具和几份油印文件。　　

　　

　　 桌子四周放着十二只橙黄色的圆凳，加上四把紫色椅子，有了十六个座位。先来的先坐，不讲究座次的排列顺序。　　

　　

　　毛泽东和周佛海担任会议记录，紧挨着大餐桌而坐。　　

　　

　　 在昨日的预备会上被推选为主席的张国焘，已经预先作了些准备。他在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始之后，向大家告了会议的筹备经过。他在告完筹备经过后，提出大会的议题，即制定党的纲领、工作计划和选举中央机构。 张 国 焘　　

　　

　　 张国焘念了陈独秀交给陈公博带来的信，信中谈了四点意见：“一、党员的发展与教育；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运用；三、党的纪律；四、群众路线。”　　

　　

　　 刘仁静坐在马林旁边作翻译，把张国焘的话译成英语，讲给马林听。有时，坐在马林另一旁的李汉俊也翻译几句。　　

　　

　　 张国焘讲了二十来分钟，也就结束了。　　

　　

　　 接着，马林代表共产国际致辞。他说：“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共产国际增添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增添了一个东方战友，希望中国同志努力工作，接受第三国际的指导，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作出自己的应有贡献。”接着马林介绍了共产国际的性质、组织和使命后，非常强调地说：“共产国际不仅仅是世界各国共产党的联盟，而且与各国共产党之间保持领导与被领导的高度统一的上下级关系。共产国际是以世界共产党的形式统一指挥各国无产阶级的战斗行动。各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　　

　　

　　 当刘仁静把这段话译成汉语后，会场的气氛变得静穆紧张。中共的代表们在捉摸、思索马林的这段话。他的话表明，中国共产党要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　　

　　

　　 马林谈及了他和列宁在莫斯科的会见，会场又变得热烈起来。列宁在中国共产党人心中享有崇高的威望。马林说起列宁对中国的关怀，期望着中国建立共产党，期望着世界的东方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中共代表们的眼睛都睁得大的。因马林事先关照过不许鼓掌，以免惊动密探。否则，定然会热烈地鼓起掌来。　　

　　

　　 马林讲起话来，声若洪钟，滔滔不绝。他一口气讲了三、四个小时，一直讲到子夜。　　

　　

　　 他这一席话给毛泽东留下的印象是：“精力充沛，富有口才。”　　

　　

　　 给包惠僧留下的印象是：“口若悬河，有纵横捭阖的辩才。”　　

　　

　　 马林讲完之后，由尼科尔斯基致辞。他说：“我向中国共产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表示热烈的祝贺！”接着他介绍了在伊尔库茨克建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并建议给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发去电，告大会的进程。他还介绍了刚刚成立的红色工会国际的情况，认为中共应当重视工人运动。　　

　　

　　 尼科尔斯基讲完，张国焘便宣布散会。　　

　　

　　 在开幕会议上，代表们具体商讨了大会议程和任务，一致确定先由各地代表向大会告各地区的工作，然后讨论和通过党的纲领，制定今后实际工作计划，最后选举党的中央领导机构。　　

　　

　　 最初商定，每日更改开会的场所，以免被密探盯住。不过，除了李公馆之外，找不出别的恰当的开会场所。无奈，只得继续在李公馆开会。不过，马林和尼科尔斯基这两个外国人不再出席会议，因为两个外国人出进李公馆，太惹人注意了。　　

　　

　　 每日会议毕，由张国焘向马林和尼科尔斯基汇会议情况，听取他们的意见。　　

　　

　　 第二次会议上推选了几个人负责起草中共的纲领和决议。张国焘是会议的主席，当然入选。李汉俊懂四国外语，博览马克思著作，刘仁静有着“小马克思”的雅号，也被选入起草小组。董必武和李达也参加了起草工作。　　

　　

　　 在起草纲领和决议的过程中，激烈的争论展开了。　　

　　

　　 争论的焦点在于，中国共产党应当有什么样的党纲。　　

　　

　　 李汉俊认为，世界上的革命，既有俄国的十月革命，也有德国的社会党的革命。中共要走什么样的路，应首先派人到俄国和欧洲考究和研究后，再作决定。目前应该支持孙中山的革命运动，待这一革命成功之后，中共可以加入议会开展竞选。　　

　　

　　 刘仁静反对李汉俊的见解，他说：“欧洲的议会道路在中国行不通，中国共产党也不应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团体。”他拿出《共产党宣言》来，继续说，“中共应该按照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去做，即以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　　

　　

　　 陈公博部分地同意李汉俊的意见，但刘仁静的看法受到多数代表的支持。李汉俊见他的意见被大多人否定，他也就不坚持了。　　

　　

　　 关于中共的组织原则，早在1921年2月，李汉俊就曾与陈独秀发生争执：陈独秀主张中央集权，李汉俊主张地方分权制。在这次会议上，李汉俊又提出他的观点，又被大多数代表所否决。　　

　　

　　 在关于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上，代表们赞同了李汉俊的意见：即中共可以接受共产国际的理论指导，并采取一致行动，但不必在组织上明确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代表们主张在党纲中写上“联合共产国际”。后来，一年之后，在中共“二大”上，才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的决议案》：“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　　

　　

　　 在讨论党员条件时，党员能否在政府中做“官”？这个问题引起了激烈的辩论。陈公博主张可以，因为他正在广东当“官”，陈独秀也当着不小的“官”。李汉俊也同意他的观点。不过大多数代表以为，中共是无产阶级政党，党员不应在资产阶级政府里当官。两种意见争执不休。最后，这个问题有意识地回避了。允许党员作类似厂长这样的“官”。　　

　　

　　 经过一番又一番的争论，党纲和决议的草稿纸上，画满了蜘蛛网般的修改记号，总算接近定稿了。　　

　　

　　 在屋顶花园，张国焘向马林和尼柯尔斯基讲述着党纲和决议的初稿。马林汉他听到“联合共产国际”时，顿时双眉紧锁。他要求出席大会，他要亲自向代表们说明共产国际“二大”所通过的决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