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社会运动面临民主挑战

　　

　　原载：大众时代-新国际

　　

　　这些经济政策却加速了国家的贫穷，增大了贫富之间的差距。因此，菲律宾社会运动示威抗议的矛头就不仅仅指向国家的独裁者，还包括被视为第三股支持军事戒严政府力量的技术官僚。其它两股是军队和马可仕政府的亲信密友。因此，抗议者的口号是：打倒美国（或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是世界银行），打倒马可仕独裁政 府，打倒IMF或是世界银行化身的技术官僚…

　　

　　文◎泰莱莎．S．塔德姆 (Teresa S. Encarnacion Tadem)

　　

　　在军事戒严法时期（1972-1986），以菲律宾共产党（CPP）、新人民军(NPA)和统一战线组织「全国民主阵线」(NDF)所组成的左翼菲律宾社会运动，挑战着一贯被马可仕独裁政府所推崇和执行的经济政策，这些政策主要依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推动。

　　

　　新自由主义思想压倒一切

　　

　　世界银行极力支持将以自由化、外国投资、出口导向为主要特色的资本主义发展政策作为经济进步支柱。这种发展轨道的领头代理是政府中的技术官僚。他们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是世界银行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被认为是在决策时有最终决定权的专家菁英。

　　

　　技术官僚的意识形态有一个重要的面向，就是厌恶政治。他们认为政治是非理性的，是与「科学的专家意见」相对立的。因此，这些技术官僚推崇独裁政府，粉碎所有形式的人民政治权利、民事权利，使政府能以「拼经济」为名，尽情不受阻碍地施行政策。

　　

　　然而，这些经济政策却加速了国家的贫穷，增大了贫富之间的差距。因此，菲律宾社会运动示威抗议的矛头就不仅仅指向国家的独裁者，还包括被视为第三股支持军事戒严政府力量的技术官僚。其它两股是军队和马可仕政府的亲信密友。因此，抗议者的口号是：打倒美国（或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是世界银行），打倒马可仕独裁政府，打倒IMF或是世界银行化身的技术官僚。

　　

　　随着1986年的「人民力量」事件的爆发，这些技术官僚、科学专家一下子声名扫地。在后军事戒严法时期，公民社会组织者和社会运动者有望能参与经济发展的决策。1987年菲律宾宪法的第十三章第16节甚至明文规定：「不能剥夺人民及其组织有效而合理地参加各阶层社会、政治、经济决策的权利」。尽管在这样好的一个政治环境中，现今体系仍存在着不少因素，使得社会运动者很难去干涉政府决策，尤其是很难反对全球化带来的不利影响。

　　

　　其中一个因素就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决策者当中，新自由主义思想处于主导地位。和戒严法时期不同，当时的自由市场思想似乎只是技术官僚的专利。随之出现的是，人们执着地坚持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宗旨，志趣相投的理论家、智囊团，以及和政府关系密切的咨询公司，他们意志坚定地培养发展新自由主义思想。甚至菲律宾的政党和国会议员都忠诚地坚信私有化和新自由主义思想。菲律宾政府经济决策的特征是：超越国界。政府对国际经贸组织如IMF、世界银行，和WTO负责，而不是对本国公民负责。

　　

　　不自由的民主

　　

　　这种以「不自由的民主」为特色的，由经济政客继续统治的后戒严法时期，对社会运动者的挑战是：要求政府能够更透明、更具有责任感地进行经济政策，并且寻找各种方法策略以作为因应。总之，这个时期的社会运动成就了一批具备了科学技术能力，知道如何对待特殊科技专家以及对待普遍政府的社会运动者。譬如，非政府的组织「不欠债联盟」(FDC)针对债务在行政和立法方面提出了有效建议，使得政府重新考虑人民的负债问题。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在社会运动中寻求与立法者建立联盟。例如，不欠债联盟就设法与有独立思想的立法者建立密切的联系，他们起草的议案、法律案，为债务政策改革提供了重要战场。

　　

　　对于不具备技术和组织能力的公民社会组织者而言，实现目标的一个途径就是与政府决策者，例如官僚、立法者以及对他们的需要能给予同情的当地政府官员们建立联盟。经营班贵特（Benguet）蔬菜种植的农民们就是这样的，他们与当地政府官员合作，以保护自己在市场中的生存地位，免于受到全球化带来的廉价蔬菜进口贸易的重大冲击。

　　

　　虽然有些立法者在表面上支持新自由主义，但是公众反对一定政策所带来的压力，让他们不得不屈服。政府试图对短讯通信征收税款所引起的风波就是典型的实例。其结果就是引发大批的反对运动，其中还包括海外菲律宾工人运动(OPW)，这些工人都是出身于穷苦家庭，并且由于长途话费昂贵，短讯成为他们与国内家人的主要联系方式。

　　

　　当然在占有重要地位的经济官僚中也有对社会运动者抱持同情心的人。譬如，考虑到国外进口的廉价服装会对国内市场造成重大冲击，来自贸工部(DTI)，劳工就业部(DOLE)以及服装暨纺织品出口委员会(GTEN)的高级官员们，就给予服装工业，特别是纺织工人们相当的支持。

　　

　　反对经济全球化发展模式

　　

　　社会运动的另外一个联盟，就是商业团体成员以及有关的商业部门。就像在军事戒严法时期一样，他们也反对侵犯他们经济利润的自由主义政策。后军事戒严法时期，他们极力反对自由贸易政策，尤其是反对进口国外廉价商品的政策。这样的社会运动者与商业团体的联盟是可以看到的， 例如，2001年就有这样的一个联盟出现在猪肉产业上，社会运动者与菲律宾农业部紧急部门（ASAP）联合，共同抵抗从国外进口廉价猪肉，以免对国内经营者造成严重冲击。

　　

　　最后，社会运动者在国际上得到了同样质疑新自由主义思想人们的大力支持。一个例子是：2003年初，通过国际纺织服装皮革工人联盟(ITGLFW)的努力，菲律宾召开了关于《超越多种纤维协议》的劳工论坛。这次论坛的目的是检验《多种纤维协议》终止给服装工业发展带来的问题，让工人为限额终止做好准备。联盟组织抗议游行、讨论会，还有通过新闻纸、广播、电视等方式进行宣传战，以唤起广大群众的觉悟，反对蹂躏大多数人民生命、生计的政府政策，这些都是有效反对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方法。

　　

　　菲律宾社会运动在民主时期对新自由主义思想挑战的经验揭示了：尽管和镇压性军事戒严法时期不同，民主菁英们所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还是为人民的参与经济决策设置了种种障碍。然而，菲律宾社会中仍然存在着社会运动组织者可资利用的渠道，譬如组成联盟，特别是和关键决策者联盟，以挑战当前主流的经济全球化发展模式。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发展模式正在使菲律宾社会继续恶化，贫困和经济不平等问题日趋严重。

　　

　　（泰莱莎．S．塔德姆 ，Teresa S. Encarnacion Tadem，菲律宾大学社会科学哲学院副教授，第三世界研究中心主任）

　　

　　多数人的暴政以及泰国军事政变

　　

　　泰国政府的民粹主义政策分化了民众运动。宋奇亚（Somkiat Pongpaiboon）是社会运动中的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采取了泰爱泰党（TRT）使用过的方法，通过「直销」来集合贫苦的农民。在执政党「直销」后期，农民已经变得彻底依赖于政府资金和国家首脑了，结果就是农民受到严重的削弱。最后，通过把公民社会的进步部分妖魔化，泰国政府再度唤醒了一些极度保守的势力…

　　

　　文◎查坦拿．邦帕斯曹提(Chantana Banpasirchote）、优陈．切安生(Uchane Cheangsan)

　　

　　2006年9月，泰国的一场军事政变推翻了「塔信体制」，塔信民粹主义和威权领导方式，以及其新自由主义倾向，使该国社会和民主运动动员起来了。

　　

　　塔信政权与社运组织的初期合作

　　

　　自从2005年大选，塔信体制被确立以来，泰国国内的社会政治情形就一直很混乱，并且伴随着民主的倒退。事实上，泰国政权正朝着「威权主义民主」的方向迈进，泰国的总理是整个国家的统治者，由他来制订国家大小事务的规则。但是，塔信独裁所造成的政治紧张是逐渐形成的，政府藉由施予小惠，使自己能民主地当选，尽管它也寻求了一些反民主的措施。譬如，塔信民粹主义的经济政策，即给每个农民家庭30泰铢的医疗补贴，乃至他强硬的禁毒政策，都为他赢得了大部分泰国人的支持。民众很愿意用某些民主价值来换取政府稳定和经济回。这就是「塔信版的」，将国家主义和企业控制相结合的代议制民主的原因。

　　

　　2006年的军事政变给这个商人总理的统治划上了句号。然而这场仓促政变的面目并不是很清晰。该政变的背景是：塔信的反对者和支持者之间的政治关系极为紧张，同时曼谷的中产阶级由于被不断揭发的腐败丑闻激怒而日益不满。塔信以及他的随从自从2001年起就卷入了许多商业丑闻，塔信政府内部的利益冲突也司空见惯，以致于「腐败政治」这个词被专门造出来描述塔信政府的运作方式。

　　

　　塔信的政党泰爱泰党（TRT）是依据1997年宪法赢得民主选举的第一个政党。由于1973年和1976年民主化运动中的前学生战斗分子担任了党内某些重要职位，塔信政府和一些社会运动组织的关系有了比较不错的开端。这些组织中最著名的就是贫民大会（Assembly of the Poor）。这些社会运动组织也因此期望能参与政府的决策，因为，这些运动在泰国政治民主化过程中具有领导作用，也从而使它具有明显的政治参与倾向。

　　

　　出人意料的是，新政府的声望刚刚建立起来–这要感谢它的民粹主义政策──它与社会运动组织的关系就迅速恶化，以致于到了任何谈判都不可能举行的地步。由于有1997年宪法创造出来的政府稳定局势，以及塔信在电信行业的资产以及企业界的壮胆，总理塔信丝毫没有犹豫地操控政治议程。塔信给予选举出的代表最大化的权力，排斥社会运动组织，并使泰国公民变成政治舞台外的被动旁观者。他这种独裁的统治导致了泰国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关系出现了许多严重的后果。

　　

　　NGO成为「贫穷的朝臣」

　　

　　首先，充当社群中间人的非政府组织（NGO）被孤立了，并且被指控缺乏代表人民的合法性。泰爱泰党（TRT）称其为「贫穷的朝臣」。讽刺性的是，这样反而帮助了那些组织和民众网络强化了其独立性。非政府组织和民众组织的关系变得更加清晰了：在运动中，NGO的作用仅仅局限在技术支持方面，他们不参加小区的组织和领导。

　　

　　其次，泰国政府的民粹主义政策分化了民众运动。宋奇亚（Somkiat Pongpaiboon）是社会运动中的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采取了泰爱泰党（TRT）使用过的方法，通过「直销」来集合贫苦的农民。在执政党「直销」后期，农民已经变得彻底依赖于政府资金和国家首脑了，结果就是农民受到严重的削弱。

　　

　　最后，通过把公民社会的进步部分妖魔化，泰国政府再度唤醒了一些极度保守的势力。斯瑞万（Dusir Siriwan）和苏查威（Samak Sutraravei）是与1976年10月6日那场血腥政变有关系的两个人。他们通过媒体，体面地回到了公众舞台。更令人吃惊的是，一个叫做「反对非政府组织俱乐部」（Anti NGO Club）的非正式网络被创造出来，用以诽谤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并要求对其采取更加严厉的限制措施。

　　

　　自从上次游行示威遭到镇压之后，穷人大会（Assembly of the Poor）的成员已经有两年多时间没有参与社会运动。不过，他们建立了一个永久的人民委员会来监督政府政策。他们的策略也发生了变化：他们放弃了过去那种针对曼谷居民组织的大规模游行示威，然而那并没有妨碍他们组织较小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持续下降的政府声望，使这些运动与政府重返谈判桌成为可能。社会运动巧妙地利用这种情形从中获利，迫使内阁发布停止两个大坝的建设工程。

　　

　　反对私有化，反对FTA

　　

　　通过选择与塔信政府谈判，「泰国农民债务网」（The Farmers’ Debt Network of Thailand）也使政府作出了很多让步。泰国农民债务网由负债的农民组成，是一个以施压、游说和谈判等方式与政府直接交涉的团体。他们曾经迫使政府在1999年实行发展基金法案，帮助农民应付债务。2006年9月，该基金以2千万泰铢买断农民所欠商业银行的400项债务。这项措施后来惠及4万5千农民，为其解决了60亿泰铢的债务。

　　

　　私有化问题在2001年就已是大选的主题，泰爱泰党（TRT）一如既往地炒作经济民族主义、劳工权利和消费者利益，但是没有一个选出的代表信守了他的承诺。于是，在两届塔信政府时期，反对私有化问题成为工会运动，特别是国有企业工会的话题主轴。最重要的抗议运动是：控告塔信政府企图将国有企业「泰国国家电力局」私有化，塔信政府不是要提高它的效率，而是要提高它股票的价值。2004年，数千国有企业工人参加大规模游行示威，要求停止公共事业私有化。

　　

　　2005年，由消费者基金会和消费者组织联盟发起的消费者运动接力抗争。该运动的方法和理由与工人运动不同，更能为大众所接受。他们成功地为反对私有化斗争赢得更加广泛的支持。各种社会部门的联合以及公民社会和部分政治团体 - 参议院的合作，最终在2006年的行政管理特别法庭结出了硕果。法庭最终判定泰国国家电力局私有化的过程中存在不规范操作，国家电力局不得不被迫退出股票交易市场。

　　

　　不过，反对自由贸易协议（FTA）的运动才是组织最健全，并且也是最为复杂的。一个名为「FTA监察」的自由贸易监测机构被建立起来，以协调各个组织对贸易和发展影响的研究。这些组织包括艾滋病患者网络、贫民窟居民网络、另类农业网络、北部农民联盟、消费者网络以及众多学生组织。

　　

　　2006年1月10日，在泰国和美国于清迈举行贸易谈判期间，由这些网络组织的游行示威吸引了超过8千人参加，迫使谈判人员中断讨论并离开他们开会的大饭店。此外，议会在2006年2月24日的解散，以及塔信无数次被迫优先解决政治危机，都使得泰国与美国、日本的贸易谈判推迟。

　　

　　把泰国的民主交给了魔鬼

　　

　　
泰国的公民社会发起了很多次重要的立法提案活动，以此来处理在禁毒以及平定南部穆斯林叛乱过程中践踏人权的行为。对人权和媒体的维护，相对来说，是比较近期的事情，但是它从一开始就有了很大的发展。穆斯林法学家协会主席以及泰国法学家协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宋猜(Somchai Neelapaijit)的失踪，让人们更加清楚人权战斗分子的作用以及他们所面临的危险。针对穆斯林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以及某些可疑的离奇失踪的响应，一个名为「正义和平」的非正式工作小组在2006年年初成立，并开始对法律程序进行调查。考虑到泰国民主所面临的威胁，最近调查法律程序和机制的活动堪称民主的巨大进步。曾经不得不默默承受不公平待遇的受害者，现在可以做出反应并进行诉讼。

　　

　　但是成效最显著的运动要算是反对塔信的运动了。塔信把他在信集团（Shin Corp）电信的股份卖给新加坡的淡马锡（Temasek）公司。正是在这一点上，塔信犯了他最严重的错误。这个错误使他所有的敌人都联合了起来。事实上，就是他的错误造就了那场历史性的民主运动，即「人民民主运动」（CPD）。该运动决定加入到由颇受争议的记者桑地林桑库（Sondhi Limthongkul）所领导的，已经进行了好几个月的反塔信斗争。桑地林桑库要求国王介入，罢免塔信。

　　

　　反对塔信运动后产生的「人民民主联盟」（Alliance of People for Democracy），其社会成分比较单一，因为它的成员主要都是曼谷的中产阶级。但是，它的政治成分是相对多元的，因为它把保皇分子和进步分子都聚集到相同的示威活动中。人民民主运动（CPD）和军队的妥协，使得国王不得不介入。紧随其后的政变，导致了民主力量内部关于「途径」和「目的」的新争论。一些声名显赫的民主人士为了期望更好的民主，却选择打破民主秩序，这难道不奇怪吗？

　　

　　2006年9月19日的政变发生在一个塔信拥护者和反对者严重分裂的国家，它把泰国的民主交给了民主的魔鬼。难以想象的事情再次发生，而且更甚于以往。承认并接受泰国政治的复杂性是很必要的。政变、多数人的暴政以及国王身分的困境，也许不会对社会运动的日常活动产生立即的影响，但是它们对将来的影响是巨大的。为了克服混乱和矛盾的局面，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对泰国社会运动的性质、社运团体与泰国政府的关系，以及运动作为实现人民权力愿望的潜力，都必需有一个综合的理解与彻底的分析。（本文 查坦拿．邦帕斯曹提，Chantana Banpasirchote，为泰国Chulalongkorn大学政治科学院国际发展研究计划主任 ；优陈．切安生，Uchane Cheangsan)为泰国Thammasat大学政治科学研究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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