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主要矛盾和任务应该是平衡资本积累和贫困积累　　

　　

　　——学习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有感 卞山峰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全民所有、政府代理人民共有资本的形式下，因为市场的存在，也一样符合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不同的是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公有制这种形式在根本上保障了最广大民众的分配权，从而从根本上杜绝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危机。然而我们不能说我们是公有制了，就忽略了具体的分配机制问题。如果没有良好的保障民生的分配机制，有效需求不足的经济规律也会复我们自身，一样会因资本的构成机制形成不断集中的资本和相对过剩的人口。当前国际社会增长乏力，我国建立内需消费为主的发展战略，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增长乏力的深层次原因。　　

　　

　　我们在初期工业资本积累过程中缺少足够的市场需求，但我们依靠社会主义体制的优势，依靠自身建立起工业化基础。改革开放以后，内需消费不足以平衡国内的总供给，使我们走上了外向经济的道路。在后金融危机背景下，外需衰退形成了对中国建立内需市场为主要战略的倒逼机制。从我国GDP在国际社会的前列地位和内需不足的现实情况看，供给已经不是问题。当前主要共识之一是内需消费不足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薄弱环节，中共中央十七界五中全会提出要坚持“扩大内需战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消费为主的增长战略”[1]。而在内需消费的建设上，有着不同的态度和模式，这些模式也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主义和民生的未来，决定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一变革的成败。　　

　　

　　一、排斥性增长的根源于对工人阶级的不合理分配　　

　　

　　美国开始挥舞贸易保护主义大棒凸显增长乏力　　

　　

　　内政即外交，美国无力以正常的科技进步和创新方式走出萧条泥潭，无法向其老板和美国民众作出满意的答复，自然的表现出了其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向外转嫁矛盾和危机。搞通货膨胀、穷兵黩武，奥巴马并没有比前辈有何异同。在全球做空美元，做多石油和黄金等大宗商品，肆意抵赖对中国及其它国家的美元债务，以强盗式的逻辑强行开展对自己有利国际贸易（污蔑中国垄断稀土抬高价格，而自己的高科技却以国家安全为由拒绝卖给中国，即使卖也要天价知识产权等附加条款），并以政治、军事、外交全面介入中国南海问题、钓鱼岛问题，搅浑东盟，拆散南亚国家与中国的友好关系。美国恐吓中国、围剿中国的目的，显然也包括了做空中国，打击国际资本对中国的信心，使其流入对于资本最为“安全”的美国。　　

　　

　　增长的排斥性彰显两种基本经济制度的竞争　　

　　

　　后金融危机时代，萧条并伴随着频繁的领土争端和贸易争端。这种争端不单是争霸的野心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彰显力量的博弈，更多的是因为各国增长乏力，货币工具、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等对增长贡献乏力，国家间竞争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的日益激烈。而这种国际社会的竞争中，越来越彰显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发展模式的竞争。反映到我们国内竞争，蒙牛、伊利捏造新闻事件倾轧对手，360和QQ大战，中外洗发水致癌物的口水战，新能源电力与电网承受力的排斥，这些情况都不是以自我改进为成长手段的方式，多数是因为市场空间的有限性而展开了厮杀。市场的有限，足以说明全球需求和我们自身需求的乏力。　　

　　

　　超低分配比例的矿工经济是构成全球需求不足的根源　　

　　

　　尽管全球二十年的繁荣让人们似乎忘记了马克思主义，而这次金融危机和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种种特征，在本质上又一次验证了马克思主义学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无法逃脱固有经济周期。郎咸平提出金矿经济模型，矿主雇佣工人开矿，收益是100，矿工分得10，矿主留下90，而矿工分得的10只能糊口。因为矿工无力购买更多商品，矿主为了继续赚取更多的利润，把90投资于服装、化工、公路、房地产等新项目，但因新的矿工们继续分得那个“10”，这个过程只能不断的累积投资规模和庞大的低收入人口。金矿模型形象的解释了因为生产资料占有和分配问题，造成了投资过剩、需求不足的矛盾。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私有制占有形式，剥夺了工人阶级分配权，造成了贫富两极分化，一方面是大量投资带来生产过剩，一方面广大民众有效需求不足，矛盾不断积累的必然结果必然表现为生产危机或金融危机的大爆发。　　

　　

　　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揭示了全球化的深层次矛盾　　

　　

　　我们党的使命也要求我们从根本上保障公众的公平正义，保障公民的分配。然而由于消费下降造成中国未来发展的担忧，引发了各种思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告诉我们，资本积累的不断增进、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相对过剩人口的不断增多,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一极的财富积累和无产阶级一极的贫困积累,形成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在这一般规律的作用下，无产阶级贫困化就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客观存在。在一个经济时期内，贫困或相对贫困的大众因为无法购买到社会的全部产出，形成生产过剩危机。我国的出口过大、内需不足，也与此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我们需要运用公有制的政治和经济优势，主动做出面向最广大工农群众的收入分配，解决这种资本积累和贫困积累的矛盾。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深刻变革在于面向大众的分配　　

　　

　　核心问题归结到发展，但增长的动力不是“技术”　　

　　

　　当前，总结改革开放三十二年、深圳改革三十年的思潮与实践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既紧迫又长期的主题，这又是一场深刻的变革。改革开放的变革直接指向的是发展生产力，是以科技和市场来解放生产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变革直接指向的是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以保障人民更多分配实现内需消费战略的科学发展。如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仅仅是从要素驱动、资本驱动转移到技术和创新驱动，只能是一个一般的增长模式的技术转变，相对于改革开放的变革意义就不可能再是一场变革，只是改革开放发展方式的延续。无论是粗放向集约型转变，还是要素驱动向技术和创新驱动转变，都未直接考察到人民的分配问题，至于未来是否能分到，分到多少，只是一个画出来的蛋糕。当然，如果将政府占有的资本、资源、土地配置权转移给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确实是一场革命，但这场变革只能是资本主义复辟。只有从根本上转变到真正保障民生分配权益上来，才能真正的成为变革。　　

　　

　　党中央针对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和我们自身发展遇到的矛盾，积极倡导可持续发展观，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建立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诚然，解决各类问题最终要落到发展上，各界的精英、学者、民众纷纷提出各类增长模式，都要求扩大公平正义。核心问题的确需要发展来解决，发展也必然有增长的要求，但新时期谁为增长提供动力呢？在提供新的增长动力或者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到底是面对谁的公平正义，到底是谁能够提供内需增加总需求，不同的声音还很多，影响力也很大。建立内需战略可能还没有成为基本共识，或者内需战略共识下的政策方向争执不下，而我们具体执行党的使命、落实民生都要体现在政策方面，理清思想与政策，有助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际竞争力的构建。　　

　　

　　蛋糕论者认为发展方式转变的核心还是增长　　

　　

　　在内需消费不足的背景下，仍然有很多期望还是要做大“蛋糕”。蛋糕论的持有者如中央党校的韩保江教授提出“我们只有继续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不断把‘蛋糕’做大，进而夯实‘包容’的物质基础。”[2]显然，蛋糕论者认为当前还不具备“包容”的物质基础，没法实现真正的和谐。然而根据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矿工经济模式下只能保持生命延续的分配，怎么可能形成广大民众的有效需求从而增加总需求呢？考察金砖四国的巴西，或许可以给蛋糕论者的热情降降温，车工出身的巴西政治家卢拉通过加大最底层贫困阶层的分配和消费激励了全国的财富积累和经济发展[3]。蛋糕论似乎认为我们三十余年改革开放的经济成果还不够大，所以首要问题不是考虑民生分配，而是建立新的增长，并且也不告诉你未来有多少蛋糕是你的，怎么分给你。　　

　　

　　技术创新驱动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总需求和就业问题　　

　　

　　我们的确需要全民族的自主创新，但自主创新的动力不来自于想当然的以技术和创新驱动，这种方式在逻辑上是以自己推动自己。国务院发展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认为政府掌握太多重要资源配置权力[4]是我们的体制性障碍，提出我们的出路在于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倡导从自然资源的要素驱动和国家资本驱动转向技术创新驱动。因为政府作为资本、资源、土地的持有者具有较低的消费倾向，要分散资本持有的方式可以通过边际消费倾向的扩大来扩大内需。在人民贫困的条件下，这些分散的资本的未来主人显而易见是那些有“经营头脑”的主了。　　

　　

　　他认为《资本论》得出资本主义必然走向灭亡的结论，是因为马克思及其追随者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要建立在资本驱动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基础上，这种资本驱动型增长一方面是需求萎缩的经济危机，一方面是劳动阶级的贫困和尖锐的阶级斗争，是由这两条规律得出的资本主义前途的结论。吴敬琏先生批评马克思主义者们没有看到技术驱动对资本主义长期发展的价值和中产阶级的壮大。　　

　　

　　马克思把由资本的技术构成决定并反映着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称为资本的有机构成。经历手工业和大工业阶段，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从资本的技术构成上看，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提高扩大了生产者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反映在资本的价值构成上，是不变资本的扩大和可变资本的相对减少。这个资本有机构成，就从根本上决定了资本集聚、资本集中的趋势和相对过剩人口的生产。马克思一百五十年后的技术进步，无论是知识经济还是未来从宇宙获得什么经济，都无法改变这一资本的有机构成及其对生产关系的影响趋势。　　

　　

　　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不改变知识、信息、技术的占有方式，随着科技的几步，开发科技需要更大的资本投入，科技也就必然不断强化资本集中趋势，不断强化过剩人口的生产和无产阶的相对贫困。吴敬琏以资本主义百年来通过技术进步赢得了社会发展为例，否定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命运的裁决，这样一个具体的时间跨度论证问题的方法论首先就站不住脚，中产阶级的壮大也扭转不了无产阶级相对贫困的矛盾。全盘否定资本主义必然走向灭亡的规律和企图，要么是徒劳要么是别有用心。　　

　　

　　当前阶段的自由市场化只能是大资本的自由　　

　　

　　市场有不同的方式，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总是强加他们的理念，总是高谈自由市场经济，要素、投资的充分自由和个人的绝对自由，在没有足够的法治、规则和熟悉规则又能为人民服务的干部的条件下，只能是变成资源、土地被强权的大资本掠夺，个人自由的被GDP。当前持市场改革者主张深化市场化改革，变最大资本和土地占有为分散持有，从而获得更高的边际消费倾向，构造内需市场。这仅仅是依靠西方经济学那些无法经实践检验的理论假设得出的政策[5]。美国中产阶级负资产、过度消费也无法扭转美国需求不足和高失业问题。我们制定根本政策，不能依靠简单的西方经济学某个学说、某个在狭窄空间或者仅仅在理论假设的基础上提出的工具，更多的要考察其政策是否能够更好的服务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是否会改变社会主义这一个根本制度。　　

　　

　　我们需要深化公有制为基础的市场运营管理　　

　　

　　对于三十年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的一些形成的行政权力过大、效率低下、资产流失、显失公平等问题，并不能因此否定市场的功能。弊端出自我国采用了萨缪尔森新古典综合学派的政策主张，对国家资源（全民所有）采取了自由放任的政府管制模式，而对于具体的投资行和经济社会为又具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而新古典主义经济政策存在的前提是市场的充分发达和理性人假设，我国建立市场的时间很短，没有相应的市场规则和法律，恰如郎咸平所说灌溉之前要修渠。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胡鞍钢教授、于安教授、巫永平教授在公管院庆十周年演讲之际，分别从不同角度提出来建立强力发展型政府的主张，不断提供市场所需要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完善市场制度缺陷。　　

　　

　　或可从期权费用的角度看待公有制条件下的政府垄断带来的福利损失　　

　　

　　垄断的确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但这是否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里政府拥有太多重要资源配置权力的根本理由吗？在吴敬琏看来，因为政府是大资本、土地和自然资源的最大持有者，也具有最低的消费倾向，所以是政府持有太多重要资源阻碍了内需消费。政府的垄断也破坏了创新，所以这种政府持有重大资源配置权的体制是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的根本的体制障碍。如果按照这个逻辑走下去，把这些大资本、资源、土地按照明治维新的模式半卖半送给资本家、武士等精英阶层，就可以构造全要素自由流动的市场经济，就可以形成技术创新和效率改进了。但同时别忘记了，这种社会再生产的同时，也重构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以后的上层建筑的设计会如何自不用赘述了。　　

　　

　　何新以列宁的“缺点有时恰恰是优点的适当延伸”作为基础逻辑，提出社会主义的三大主要缺点：一是国家权力由此而容易盲目扩张，对一切事情都统管得太僵太死同时，如果官员滥用国家赋予的权力，也易于发生官僚主义，发生特权和腐败的问题。二是如果过于强调集中统一，一旦在最高决策层发生重大错误，其后果也就立刻牵动和贻误全局，如1958和1966年的事情。三是如果不适当地过于强调总体意志，对个人（特别是对知识分子）和创造个性的发展，可能有所牺牲或抑制。这种缺点其实毛泽东在理论上已经注意到，所以他常常强调既要有民主又要有集中，既要有统一意志又要实现生活泼和个人心情舒畅。　　

　　

　　金融投资领域，人们买入或者卖出一项期权，以一个固定的价格锁定自己的损失，而使自己的收益在未来变化中无限大。比如市场上买入一项看涨期权，期权持有者都可以一个固定价格购买相应的标的物，未来因为各类因素的变化，收益可以变得很大。如果市场下跌，期权持有者损失就锁定在购买期权的费用上。我们在看待政府代表公众持有全民所有资本的问题上，也可以把腐败、垄断的福利损失，看做是持有保障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群众分配权益的一项费用。花了这笔费用，我们才能持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看涨期权。如果相反，我们卖出了这项期权，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失去了屏障，我们的国家也因为失去了对自己民众和资源的保护而丧失国际竞争力。　　

　　

　　我们需要的政治体制改革不是要彻底否定公有制，我们可能需要改变政府持有重要资源配置权的体制，但在当前不能保障或者发现其它方式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共有资本持有的安全性、效率性等问题的前提下，我们不能冒然否定这种体制。我们一方面要研究、开拓更好的持有共有资本的方式，大胆的试验、总结，一方面是现在现实领域里开拓政府战略管理、绩效管理和市场运营管理问题，逐步建立既能保障社会主义高效、和谐的发展，又能去除与权力相关的腐败和垄断福利损失。这两个方面的工作，都应指向人民群众的分配。　　

　　

　　三、我们面临的主要矛盾是如何平衡资本积累与贫困积累　　

　　

　　短缺成为历史，主要矛盾假设的基础已变化　　

　　

　　一般的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提高的物质文化社会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我们面临的主要矛盾。在内需消费不足的背景下，我们的主要矛盾还是以“落后生产力”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吗？我们的确曾饱受短缺之苦，也遭遇因需求旺盛而物价飙涨的危机（物价闯关），但目前嘲笑中国是“短缺经济”的时代已成为历史。我们过去主要矛盾的判断是建立在我国“短缺经济”的假设上，而我们现在经常看到产能过剩、淘汰小产能的政策或者呼吁，我们的GDP位列全球三甲，我们大量的产能用于出口而不是用于消费（与美国消费占GDP优势比重正好相反）。我国2009年33.5万亿元人民币的GDP中投资有22.5万亿[6]，一些专家学者呼吁警惕消费占GDP比重的下降。　　

　　

　　我们拥有保障人民收入分配的政治和经济基础　　

　　

　　公有制给了我们调整分配、解决供需矛盾的政治和经济基础，我们需要在新形势下努力构造一个保障人民获得公平分配的机制，并以此驱动未来的长期发展。构建这种保障民生的分配机制，需要认真面对我们面临的主要矛盾。我们已经是社会主义的公有制，那么我们的主要矛盾就是应该在解决了资本积累与贫困积累的体制问题以后，想方设法平衡资本积累和贫困积累的矛盾，积极构建面向大众的、激励全体人民的分配解决机制。在初期工业化阶段，我们只能依靠全国人民的奉献构建保障国家和民生安全的工业化基础，不得不经受短缺阶段的历练。而当前大规模的投资拉动也无法刺激内需消费有效增长（不仅是绝对值指标，还有在经济系统内的地位）。我们面临的主要矛盾显然不应再是落后生产力与人民需求增长的矛盾，而是要平衡资本积累与贫困积累的矛盾，在资本积累过程中注重建立一种平衡的分配机制，通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形成资本累积、生产、分配、消费的可持续增长的和谐发展。　　

　　

　　没有广大民众的分配就没有有效需求市场　　

　　

　　经济学意义的总需求，显然区别于政治家对于民众需求的理解和追求。从追求大同理想和人的发展与科技进步出发，生产力将始终落后于人们的物质文化需求，这是总体的人类的情感与追求。经济学上的需求一般解释为有实际购买力的需求，在宏观层面是总体的具有购买能力的需求。有效需求不足，是由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基础上的分配不公造成的。资本不断集中和需求不足的矛盾不断积累，总是形成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危机。是以，我们就需要通过公有制的优越性，结合经济的、社会的、科学的方法来更好的构建来自于人民消费而不是政府消费、投资需求的有效需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应该是文质彬彬　　

　　

　　过文则贼，过质则野，文质彬彬而后为人。孔子儒家思想里人，是文质彬彬的人，是保持了自然情感、自然属性而又有修养和能帮助他人的人。过文就是整天玩弄思维、斗争或者是穷于书本文字等，丧失了人的质朴情感和人的自然性，就会出离于人。而只懂得吃饭穿衣，没有经过教化的人，又无异于普通的兽，不脱离野蛮不能成为真正的人。整个西方经济学的基础都建立在理性人的假设上，而真正的人是情性和理性并存的人，伦理世界与物质欲望并存的人。吴敬琏在人性论上，持有“正如科斯所说：最能激励创新、激励创造性发挥的诀窍就是，他对社会的贡献和他本人所取得的酬差别越小作用越大。”显然吴敬琏把人的激励简单的看成是酬激励。只能感受物质激励、只能占有物质的行为就像“猪亦能食”一样，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西方经济学理性人假设，一方面是片面的，一方面是对人性的根本否定。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时候，我们不能以各种所谓科学的理由，放弃或者否定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不能再以增长和大蛋糕为理由否定包容相对过剩人口。　　

　　

　　必须捍卫社会主义　　

　　

　　何新提出我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主要是“在由于有很强的宏观调控机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周期可以有所约束，至少可以减弱它的破坏性;社会主义的优点是高度集中，毛泽东称之为统一意志、统一步调、统一行动;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好处，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因为是公有制度，社会主义就可以通过国家权威集中各种社会资源的力量，办对全社会最迫切、最紧要的事情。　　

　　

　　何新警告说[7]，“但一旦放弃社会主义体制，工业后进国在经济政治上就将丧失自我防卫能力，就会轻易地被发达国家利用经济的手段掀翻在地（这种情况我们目前正在东欧一些国家看到），最终他们只能如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一样，成为少数中心发达国家的外围经济依附区域，甚至成为现代世界经济中的债务奴隶。”　　

　　

　　不管是什么制度，不管是什么政权，本质上追求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追求根本权利的平等，才最具有合法性基础。资本主义的三权分立民主只是人类创造历史中的一个具体发现，并不终结人类社会的发展。我国古老的人文思想，民主革命和改革开发的实践，为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和发展文质彬彬的人都提供了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于平等有着深厚的哲学理解和长期实践。而西方的基督教不能发展最完善的人，他们要求信者完全相信万能的他者，只有那个万能的他才能救我，我自己是不能救自己的。基督教义下的平等，也是在上帝以下的众生平等。我们中国佛家、道家、儒家的思想和文化，都主张自救得救，自性成就，都承认大同（齐物），都承认每个人都具有实现自我超越的能力。我国的社会主义应具有更广泛的包容性，在理论和实践上终将战胜资本主义。无论面对多么复杂的政治经济形势，无论面对自身多大的困难，我们都必须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将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治有机统一。　　

　　

　　

　　[1] 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三论牢牢抓住历史机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郑青源，人民网，2010年10月27日

　　

　　[2]韩保江，《“包容性增长”提出哪些新要求》，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副主任、教授，人民日海外版，

　　

　　[3] 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周刊，2010年11月7日

　　

　　[4] 吴敬琏团中国体制性障碍：政府掌握太多重要资源配置权力，转自财经网、源自中新网，2010年10月8日

　　

　　[5]高鸿业，《西方经济学》下册宏观部分，第二十四章，西方经济学与中国，第812页

　　

　　[6] 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国家统计局，2010年2月25日　　

　　

　　[7]《世界经济形势和中国经济问题》，何新，人民日1990年12月11日全文登载年7月2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