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请你不要当自杀的帮手　　

方略　　

　5月11日　晚，CCTV《新闻1+1》报道了富士康“第七跳”的新闻调查，在结束时报道：今天晚19点30分再现‘第八跳’，死者是一个24岁的女孩，河南人，据说在跳楼前父母已陪伴在身边、、、、、、　　

也许是一种巧合，也许又是一起偶然事件。然而事件就发生在央视讨论“第七跳”之时，也正巧发生在该公司新闻发言人刘坤述说“我们很高兴地（在防范）第七跳（事件发生）我们尽力了”，“我们不知道第八跳会由什么原因产生”的话音刚刚落下之时。　　

央视的本意应该是避免类似事件的再发生，而偏偏却又在同一时间段发生了。请看央视新闻调查是怎样报道此事的:　　

字幕提示：
　2010年1月23日　，凌晨4时许，富士康19岁员工马向前死亡。警方调查，马向前系“生前高坠死亡”。
　2010年3月17日　，富士康龙华园区，新进女员工从3楼宿舍跳下，跌落在一楼受伤。
　2010年3月29日　，龙华厂区，一男性员工从宿舍楼上坠下，当场死亡，23岁。
　2010年4月6日　，观澜C8栋宿舍饶姓女工坠楼，仍在医院治疗，18岁。
　2010年4月7日　，观澜厂区外宿舍，宁姓女员工坠楼身亡，18岁。
　2010年4月7日　，观澜樟阁村，富士康男员工身亡，22岁。
　2010年5月6日　，龙华厂区男工卢新从阳台纵身跳下身亡24岁。
解说：
根据富士康方面的介绍，这几起跳楼事件共同的特征是，死者年龄在18到23岁之间，都入职富士康不久。
在接受采访时富士康的新闻发言人刘坤坦言，管理存在漏洞，但是面对着深圳地区42万员工的庞大数字，对于为何接连发生这样的事故，如何避免类似事情的发生，似乎同样也抱有迷茫。
刘坤：
难道你的防止真的是到位了吗？真的是触及到42万人每一个人的心灵吗？我们作为一个企业，没有本事做到这一点。但是我不知道第八跳会由什么原因产生。
主持人：
就在5月6号事发之后，一些心理专家应邀来到了深圳的富士康公司，其中就包括清华大学心理学系的副主任樊富珉，接下来就我们连线樊主任。
樊主任，我们知道卢新他最后被确认精神上是出了问题的，但是当时公司采取的是一种让朋友陪护他这种方法，而为什么当时不可以把他直接送去医院呢？
樊富珉（清华大学心理学系副主任）：
其实这个问题提的非常好，企业也有企业的难处，按理讲，发生精神障碍以后送医院，谁可以有权利送医院，一般情况下是要亲属同意，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法律，一般只有警察可以有这个权利，一般情况下企业是没有这个权利强行给他送到医院。
主持人：
这个我明白了。还有一个问题给您，因为我们知道在富士康是从今年，进入到今年以来，这已经是第七起了。在短时间内发生这么多起跳楼的事件，如果站在学理这个角度上，发生率算不算高？
樊富珉：
从世界卫生组织关于自杀率的统计是按十万分之多少统计计算的。目前中国的自杀率大概是，按照卫生部统计，是十万分之十几，十六左右。
主持人：
这是在一年的时间内？
樊富珉：
对，富士康我们去了以后感觉到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企业，40多万人。
主持人：
您觉得40多万人的企业发生…
樊富珉：
十万分之二三左右，大学生我们也做过统计，大概十万分之二到三左右。
主持人：
您觉得这是低还是在范围之内的？
樊富珉：
如果从全国的自杀率来比的话，应该还是低。
主持人：
好。
樊富珉：
但是15岁到34岁这样一个年龄段，从统计来看，自杀现在已经成为死因的主要原因。
主持人：
好，谢谢您。岩松你看，刚才樊主任也说了，在正常范围内的一个自杀率，你怎么看？
白岩松（评论员）：
我觉得一个问题要分成两个层面看，首先要看到作为一个企业，富士康的确有它很难的一些地方，第一个它这一个厂区，卢新自杀的这一个厂区就有30多万人，如果加上深圳，他的厂区是40多万人，相当于一个不小的城市。可是它又不如一个不小的城市，因为在一个不小的城市里，是由一个又一个家庭构成的，那种心理抚慰、亲情之间的牵绊和有效那种警觉、观察等等。在城市里头，其实要是由家庭构成的话，要更容易一点，但是在他这儿是一个同治化极其明显的一个厂区。18到23岁之间，80、90后孩子占到他整个员工的80%，30多万人，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
第二个，80后、90后这批新生代到异乡去打工的人，他的抗压能力、吃苦能力不如上一代。因此如果再用上一代的管理方式显然是不合适的。另外这一代人更自尊、更脆弱，压力也更大，梦想也更大，不仅仅是为了解决家里人生存下来，他有自己的梦想，经常容易在这种罐头一样厂区之内被挤压的，梦想被挤压没了，这个时候就容易出现绝望，所以的确有它现实的难处，但是这只是问题的这一个方面。
主持人：
你说公司有了难处之后，相应的责任又在什么地方？
白岩松：
是，我想说作为富士康的硬币的另一方面，他的新闻发言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了这么一句话，面对卢新的自杀，说这一次我们尽力了。第一个我承认他这一次尽力了，因为在卢新出现这种幻觉，包括有人追杀他等等问题的时候，请了心理干预专家，有朋友去陪他，还把他的父母从异乡请过来，还差四个半小时他的父母就到达深圳，但是我觉得起码有两点我们是要提出一点点质疑的。
第一个我个人认为，其实提前告诉卢新他的父母要来，不见得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在他的精神已经出现这样一种幻觉，出现了很大的压力沮丧的时候，是很怕见自己的父母的，所谓无颜见江东父老。父母要到，有可能成为他的一个催化剂和巨大压力产生的点。
第二个，我想一说大家就能够明白。在接连之前，今年已经出现了六起跳楼事件之后，这一次陪他的两个人和他，厂子给他安排住处的楼层是六层，连新闻发言人自己都说，心理专家要给我们更细致的指导，我们是不会把他安排在六层的，哪怕安排在一层或者说地下室，也许这样的悲剧就会推迟上演，所以我觉得这还仅仅是一个表象上的责任，身后的责任我觉得一会儿有时间我们还会再谈。　　

　　

勿庸置疑，央视的初衷是好的。但看看上面的调查分析，细心的人们会发现：该公司新闻发言人已明显预感到会有“第八跳”发生，而心理专家似乎觉得该公司的自杀率还没有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即使发生“第八跳”已属正常。除了白岩松作了一些理性分析，谈了些“表象上的责任”，整个调查未给出让人信服的结论。诸如，类似事件为什么在同一个企业连续发生？个中原因究竟是什么？如何防止类似事件再发生？公司、社会应负起哪些责任和义务？对员工如何进行心理调适？等等，这些实质性内容在调查中并未触及。让人们看到的是，对事件频发的浅层次披露，对事情责任的表象分析，甚至借心理专家之口对企业的坦护其词。作为权威媒体的新闻调查，一旦远离了深度报道的本质，无异于为某件事情开脱罪责，或推波助澜。　　

人们不禁要问：央视，你作为中央新闻媒体，是否起到了你应起的作用？你究竟在扮演怎样的角色？当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在眼前消失的时候，你是否应该意识到在舆论引导上存有某种缺失？还有这位心理专家，你不该如此漠视生命，如此为企业开脱。你看看你在央视面向大众都说了些什么：“从世界卫生组织关于自杀率的统计是按十万分之多少统计计算的。目前中国的自杀率大概是，按照卫生部统计，是十万分之十几，十六左右。”这个自杀率是大众期望的吗？你连概率具体是多少自己都没搞清楚，在央视胡说什么呢？”再看：“富士康我们去了以后感觉到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企业，40多万人。大学生我们也做过统计，大概十万分之二到三左右。如果从全国的自杀率来比的话，应该还是低。”这是作为一个心理专家该说的话吗？这个企业到底还要有多少跳才不算低呢？不知道富士康给了你多少好处，你的社会道义、职业良心哪里去了？　　

诚然，把这些事件的责任归咎到央视、或某个专家头上也是有失公允的。只是作为主流媒体、作为心理专家，在报道和评价类似事件上应扮演好自己的角色，给社会开出良方，对防范此类问题指出明路。如果只是夸夸其谈、王顾左右而言他，不仅起不到应有的作用，还会给社会造成误判、误导，甚至成为自杀的帮手。　　

作为央视主持人和评论员，你们掌握着独特的话语权，应该懂得从人文关怀的角度，从珍爱生命的角度，从社会效果的角度去展开调查分析，而不应就事论事，任由他人信口开河而不加评论。在社会心理严重失衡的今天，你们的作用举足轻重。因为你们是社会最敏感的神经，你们的一言一语都在撞击着脆弱的心灵。　　

作为心理专家，你所承担的是抚慰心灵的重责，应该给失衡的社会心理开良方，而不是为类似事件找托词。一个有良知的专家，为社会多尽一份义务，社会就多一份关爱，人间就多一点温暖，类似事件才会真正降低。　　

还有富士康新闻发言人，你和你们企业的目光不应盯在何时发生“第几跳”上，而应很好反思一下你们应承担的道义和责任。找准原因，对症下药。比如：十二小时的工作制在给企业带来效益的同时，给员工的心理增加了多少压力;基层干部的素质是否有待提高，管理是否应该人性化；作为知名企业是否应该多一点人文关怀，另外在心理疏导方面能否为全社会做出示范。　　

希望央视，也希望有关专家和企业，为我们这个社会尽到应尽的社会责任，为防止这样令人伤痛的事情再发生尽到各自应有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