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改革开放前经济建设与高粱先生商榷

　　

　　上登载了高粱先生讲座《改革开放前二十九年的经济建设和一些思考》，感觉的思考基本上是错误的。特撰此文，以与商榷。　　

　　

　　首先，以新中国的具体情况政治经济基本上不分家，谈经济必须结合政治，反之亦然。新中国历次政治风波基本上可以认为是经济发展道路之争，而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又可以认为是基本正确的政治路线保驾护航的结果。政治风波不过是政治路线推行时遭遇反抗的表现而已。　　

　　

　　新中国建设的投入只能是人的劳动剩余，而不是资本--这点完全是逼出来的，因为蒋匪逃跑时什么也没剩，再加上国际环境的敌视。（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所谓资本不过是流动的剩余价值而已。）这就要求在政治上充分尊重劳动者，经济上保证一定积累的同时公平分配劳动剩余（这还是政治），生活上限制消费。因此根本就没有什么重工业优先和牺牲农业的问题--实际上高粱先生也说到了农业取得的成绩。至于发展轻工业，除了消费受限以外，轻工业的生产设备、原料能源怎么解决？从国外购买吗？实际上，直到七、八十年代，新中国的重化工业才有一定的原料能源产出，能勉强开始支持轻工业。　　

　　

　　至于当时中国少量的所谓民族资本，一则是少，二则是通过“三反”“五反”，新中国对这些资本逐利的本性有了充分认识，只能放弃这种依靠--因为新中国根本承受不起这种浪费，在当时环境下，坐等这些资本完成原始积累，就是等死。　　

　　

　　由于生产力低下，刚开始的劳动剩余较少，集中使用显然更有效率，计划经济的优势就凸显出来了。然而弊端也出现了，即官僚机构拥有了剩余的处置权。这种情况如果发展下去，计划体制的僵化（即片面追求完成指标，对新事物缺乏应对）将不可避免，同时特权泛滥，劳动者的政治经济地位将下降，最终导致劳动者的积极性下降，劳动者的有效劳动下降，劳动剩余减少，计划体制无以为继，劳动者对政权的认同下降--这就是苏联发生的情形，所以被叫做修正主义。　　

　　

　　新中国一系列的政治风波大都是与计划体制的这个弊端有关。当年“三反”“五反”运动后，计划体制初步建立起来了，官僚机构的力量通过反右扩大化和大跃进浮夸得到了初步展示。虽然反右本质上是无产阶级应对其他社会阶级挑战的举措，然而发展为扩大化却是官僚机构的功劳。同理大跃进发展到浮夸也是指标层层分解，结果层层加码的结果。如果说反右扩大化还只是政治层面的问题，大跃进浮夸风就已经落实在经济层面了。　　

　　

　　总结这些情况理论上的成果就是中苏论战的中共九评，实践上则开始四清，具体微观成果包括鞍钢宪法等。其主旨即要求在政治上巩固劳动者的地位，要求劳动者全面监督和参与经济和社会事务。然而在“四清”运动中，官僚机构再次发挥出强大的力量，把运动方向引向所谓“地富反坏右”，于是全面打到官僚机构的文革就不可避免了。　　

　　

　　文革的情况不赘述，最初两年的混乱反映了两派斗争的激烈。很多所谓文革史家不遗余力地描写造反派如何“凶残”，刻意淡化造反派的对手，好像造反派在与空气斗争。却忘了如果对手很弱，怎么可能混乱如此之久，更不用说坦克大炮都拿出来了，负责的人哪去了呢？实际上这两年不过再次展示了官僚机构的强大而已。值得一提的是文革发展出了反资产阶级法权理论，认为官僚机构对剩余的处置权私有后，即发展成官僚阶层对劳动者的剥削。已经从理论上昭示了后文革时期经济形态的演变。　　

　　

　　总之，新中国取得的建设成果无论怎样褒扬都是不过分的，然而应当看到的是，没有这些政治运动，新中国如何可能仅用了25年时间就走过了西方国家上百年的历程，并初步完成国家的工业化。　　

　　

　　在整个历史时期说限制消费其实也是相对的，由于上述政治运动宗旨都是落实劳动者的政治经济权利，所以新中国劳动者对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参与程度是当代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最高的。也意味作劳动者分享劳动剩余程度也是最高的。具体体现在一方面由于人口的爆发性增长，而人均所得也是不断增长的。另一方面则是劳动者的很多收入不是以货币形式而是以票证形式体现的，伴随着票证增长，实物供应的数量和种类都在增长，这也是事实。　　

　　

　　高粱先生的论述大都是工业方面的，而农业较少。实际上新中国在农业上取得的成绩并不比工业少，至少人口大增长后，保证了人民的温饱，以及城市工业等其他产业人口的增加，而且从现实来看，改革开放才是在牺牲农业。新中国农业发展的诀窍就在高粱先生提到的八字宪法。恰恰是农业集体体制，保证了八字宪法中的大多数因素，这其中包括遍布全国的水利灌溉系统。而社队企业的兴起本身就是合作化农业应有之义，这也是解决农村人口向城市无序流动的发展方向。按社会主义规则，这些社队企业本来应纳入国家管理，只不过这时历史出现了拐点，很多这类企业最后演变成了假冒伪劣的渊薮，成为劣币驱逐良币的典型。　　

　　

　　说到改革开放的动力问题，首先应该是新中国劳动者根据自身经历（上述对劳动者的保护）对政权有较高认同，较易受到来自高层的蒙蔽；其次是计划体制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原始积累没那么重要了，本来应该有一个调整，应当削减积累率，增加劳动者分享程度，重建社会技术和生产力等级提升后相适应的新的计划体制。然而出于某种考虑，高层一方面诱导人民消费，另一方面又没有做好调整的准备。出于对劳动者本能的不信任，调整政策的出发点终于演变到了维护官僚机构和精英阶层的利益上，劳动者和官僚机构合作共治的局面被打破，掠夺开始了。至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过是消解抵抗，取消劳动者组织和工农联盟的举措而已。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为了消解抵抗，文革后开始了秘而不宣的所谓“清理三种人”运动，受到牵连人员远超新中国历次政治运动受牵连人数总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