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制造纪实：596秘史

　　

　　
：梁东元 分类：纪实文学 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 定价：32元

　　

　　
自上世纪初发现核裂变以来，原子弹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极其深远。冷战时代，世界无不忧心忡忡于原子弹的威慑之下。近几年来国际上出现的一些大事件、大矛盾，几乎都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即核问题紧密相关。甚至可以预言，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将无可避免地再次面对这一既老又新的重大问题。本书全面揭示中国在当年受到封锁、包围和背叛的险恶环境中，是如何制造出自己代号为596的第一颗原子弹的。作品翔实而客观，凭借大量采访调查而来的细节，全面而真实地再现了那一段艰苦而光荣的岁月，为当今人们提供了一个可据以深入思索和参考的话本。

　　

　　
目 录

　　

　　《596秘史》第一部分

　　

　　汽笛响过，威尔逊总统号缓缓驶离港口，开始了去往太平洋彼岸的漫长航程。　　这是1946年8月的上海。在船舷一侧，有几个人聚在一处，久久凝望着他们来时的方向。天空海阔，此去故国千万里，不知道前面等待他们的将是何种处境。海岸线逐渐在视野中消失，水天一色，大陆上的一切反倒愈加清晰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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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蒋介石派出去了八个人(1)
* 1.蒋介石派出去了八个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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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蒋介石派出去了八个人(3)
* 1.蒋介石派出去了八个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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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蒋介石派出去了八个人(5)
* 1.蒋介石派出去了八个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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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蒋介石派出去了八个人(7)
* 2.你千万别给外人讲这件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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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你千万别给外人讲这件事(2)
* 2.你千万别给外人讲这件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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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你千万别给外人讲这件事(4)
* 2.你千万别给外人讲这件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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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一块石头定大事(1)
* 3.一块石头定大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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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一块石头定大事(3)
* 3.一块石头定大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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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赫鲁晓夫密电毛泽东(1)
* 4.赫鲁晓夫密电毛泽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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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赫鲁晓夫密电毛泽东(3)
* 4.赫鲁晓夫密电毛泽东(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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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赫鲁晓夫密电毛泽东(5)
* 5.意外得来一个重大项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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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意外得来一个重大项目(2)
* 5.意外得来一个重大项目(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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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意外得来一个重大项目(4)
* 5.意外得来一个重大项目(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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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毛主席亲自管的事(1)
* 6.毛主席亲自管的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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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毛主席亲自管的事(3)
* 6.毛主席亲自管的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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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毛主席亲自管的事(5)
* 7.马蹄子底下捡了条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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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马蹄子底下捡了条命(2)
* 7.马蹄子底下捡了条命(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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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马蹄子底下捡了条命(4)
* 7.马蹄子底下捡了条命(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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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马蹄子底下捡了条命(6)

　　

　　《596秘史》第二部分

　　

　　苏联专家日特琴科一听，特别生气，一边拍桌子，一边说，既然这个地方不行，为什么还作为一个点让我们去选？　　会场一时僵住了。刘杰说，这个原来是我们的错误，现在跟领导一汇，李富春副总理也提出这个意见，应该说是我们的考虑有欠周全。但是既然出了这样的问题，还是应该由我们来负责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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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我们被“包围”了(1)
* 8.我们被“包围”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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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我们被“包围”了(3)
* 8.我们被“包围”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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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抓住了一群“空降特务”(1)
* 9.抓住了一群“空降特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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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抓住了一群“空降特务”(3)
* 9.抓住了一群“空降特务”(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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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抓住了一群“空降特务”(5)
* 9.抓住了一群“空降特务”(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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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脚步一停就会冻死(1)
* 10.脚步一停就会冻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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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脚步一停就会冻死(3)
* 10.脚步一停就会冻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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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脚步一停就会冻死(5)
* 11.蒙在鼓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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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蒙在鼓里(2)
* 11.蒙在鼓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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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蒙在鼓里(4)
* 11.蒙在鼓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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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半夜来了四五个将军(1)
* 12.半夜来了四五个将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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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半夜来了四五个将军(3)
* 12.半夜来了四五个将军(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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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半夜来了四五个将军(5)
* 13.故意弄坏了飞机的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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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故意弄坏了飞机的腿(2)
* 13.故意弄坏了飞机的腿(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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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故意弄坏了飞机的腿(4)
* 14.不理他们这一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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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不理他们这一套(2)
* 14.不理他们这一套(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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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不理他们这一套(4)
* 14.不理他们这一套(5)

　　

　　《596秘史》第三部分

　　

　　以涅金为首的三人小组来到二机部九局，除了按照两国协议准备落实原子弹样品和资料来华后的相应事宜，他们还计划帮助九局把研制机构建立起来，并且拟定由三人小组中的加夫里诺夫留下来具体指导。在给中国二机部的几位领导讲了一次课之后，他们便分头去京内外的一些工厂和研究所参观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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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搞手榴弹的怎么搞原子弹(1)
* 15.搞手榴弹的怎么搞原子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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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搞手榴弹的怎么搞原子弹(3)
* 15.搞手榴弹的怎么搞原子弹(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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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搞手榴弹的怎么搞原子弹(5)
* 15.搞手榴弹的怎么搞原子弹(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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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一到紧张的时候手就抖(1)
* 16.一到紧张的时候手就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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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一到紧张的时候手就抖(3)
* 16.一到紧张的时候手就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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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一到紧张的时候手就抖(5)
* 16.一到紧张的时候手就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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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苏联人终于摊了牌(1)
* 17.苏联人终于摊了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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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苏联人终于摊了牌(3)
* 17.苏联人终于摊了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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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苏联人终于摊了牌(5)
* 18.叫你来是搞原子弹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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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叫你来是搞原子弹的(2)
* 18.叫你来是搞原子弹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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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龙头舞起来了(1)
* 19.龙头舞起来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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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龙头舞起来了(3)
* 19.龙头舞起来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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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狼爪子伸到了被窝里(1)
* 20.狼爪子伸到了被窝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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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狼爪子伸到了被窝里(3)
* 20.狼爪子伸到了被窝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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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再困难也不能不管(1)
* 21.再困难也不能不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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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再困难也不能不管(3)
* 21.再困难也不能不管(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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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再困难也不能不管(5)
* 21.再困难也不能不管(6)

　　

　　《596秘史》第四部分

　　

　　刘杰说，两年规划制定了以后，当时就考虑第一颗原子弹应该以什么命名。我考虑，赫鲁晓夫从1959年6月毁约停援，还蔑视我们，说离开了他们的援助，中国20年也研制不出原子弹。我们深感民族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就以这个日期——596来作为代号，就是要大家奋发图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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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使原子弹研制至少提前了一年(1)
* 22.使原子弹研制至少提前了一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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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使原子弹研制至少提前了一年(3)
* 23.虚惊一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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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虚惊一场(2)
* 23.虚惊一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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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虚惊一场(4)
* 24.锣鼓点越敲越紧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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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锣鼓点越敲越紧了(2)
* 24.锣鼓点越敲越紧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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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锣鼓点越敲越紧了(4)
* 25.非驴非马是骡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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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非驴非马是骡子(2)
* 25.非驴非马是骡子(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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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一年累秃了头(1)
* 26.一年累秃了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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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一年累秃了头(3)
* 27.为什么代号叫“5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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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为什么代号叫“596”(2)
* 27.为什么代号叫“5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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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为什么代号叫“596”(4)
* 27.为什么代号叫“5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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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蒋介石派出去了八个人(1)

　　得到绝密的史密斯告—— 胡适、梅贻琦策动—— 陈诚、俞大维筹划—— 吴大猷、华罗庚、曾昭抡各选两名助手赴美—— 不甘心空手而归——1台加速器和33箱器材—— 不留美国、不去台湾—— 赵忠尧：本该是第一个获诺贝尔奖的中国人
汽笛响过，威尔逊总统号缓缓驶离港口，开始了去往太平洋彼岸的漫长航程。
这是1946年8月的上海。在船舷一侧，有几个人聚在一处，久久凝望着他们来时的方向。天空海阔，此去故国千万里，不知道前面等待他们的将是何种处境。海岸线逐渐在视野中消失，水天一色，大陆上的一切反倒愈加清晰起来。
和别的乘客不同，这几个人肩负特殊使命，是奉蒋介石派遣，一起去美国考察和学习制造原子弹的。本来，还应该有两个人与他们同行，但曾昭抡此前已先行一步到了美国，吴大猷也因为要到英国开会，下个月才能转赴美国，没能和他们会合。所以，一同在这条船上的几个人是华罗庚、唐敖庆、王瑞駪、孙本旺、朱光亚和李政道，以及吴大猷夫人阮冠世。已在此前留学美国的杨振宁早就为他们在国际学舍预订了房间，做好了接应准备。
朱光亚后来曾回忆说，在他们几个人赴美国的途中，他听到大家兴致勃勃地谈论受蒋介石接见的情景，但他自己对蒋介石却毫无印象。除了由于事隔多年而遗忘之外，一个可能是他没有经过南京，而是直接从云南的西南联大去了上海，与大家相会登船的。另一个可能是他虽然先到了南京，却因为别的什么事情而没有参加这次接见，所以也就无从想起那样的场面了。而杨振宁也曾向别人提起过这件事，他也许是从李政道那里听来的，说蒋介石接见这几个人时，手里还摇了一把大蒲扇。
在当时连辆自行车都造不好的中国，却想制造代表了世界科技最尖端的原子弹，是因为偶然得到了一个可说是从天而降的契机——1945年秋，在战时的陪都重庆，刚到中美联合参谋本部就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美国将军魏德迈，有一次与国民党政府兵工署长、军政部次长俞大维交谈时，曾经透露出美国可以接受中国人学习制造原子弹的意思。俞大维是数学博士，他的曾外公是清末军机大臣曾国藩，从小就有科学济世实业救国的志向。这期间，因为中美是同盟国，美国曾将一册绝密的史密斯告①交给中国，该告详细叙述了美国原子弹的发展经过。所以，和魏德迈告辞回去以后，俞大维越想越觉得良机易失，立即将这一情况告了蒋介石。
在此期间，中国科技教育界要求研制原子弹的呼声甚高。胡适和梅贻琦就曾到处游说上层，张罗人才，邀请胡宁、吴健雄、张文裕、张宗燧、吴大猷、马士俊、袁家骝、钱三强和何泽慧等人，企图实现一项国家大计。胡适还向白崇禧和陈诚写信，请他向蒋介石进言以促成此事。军政部改组为国防部后，也成立了专门主管武器研究开发的第六厅，厅长钱昌祚积极着手筹划铀的提炼。物理学家吴有训、赵忠尧等人也在中央研院准备进行铀矿含量测定的工作。作为地质学家，中央研究院院长兼教育部长朱家骅本人还为此找到了所需的某些设备。
彭桓武说，要搞原子能，包括原子弹，在那个时代，不管老的人新的人，科学界里都有这么个想法，都想要搞的。蒋介石的国防部不是曾经派好几个人到美国去，想学这个嘛，结果人家不教，就都散了。这是说政府派了，其实老百姓和知识分子也都考虑这个问题。我在国外的时候，就收到过张文裕、王承书和胡宁他们三个人写的信。字面上都没说这个东西，都只说要联合着一起干，其实不言自明。后来金星南过80岁生日时，我去看他，问他一个问题，就是他那时在法国是学数学的，为何找钱三强也要到近代物理研究所来。他说就是因为美国在日本投了原子弹，才决心要回来搞这个。我们在国外的时候，说咱们回去一起干，干什么呢？这不言而喻，反正学物理的就得干这个，这个非干不可。在中国，不管你是哪个政府的，不管你是留学哪个国家的，留美的也好、留法的也好、留英的也好，都会想到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大趋势，是时代趋势。

1.蒋介石派出去了八个人(2)

李寿枬当时正在浙江大学物理系读书，虽然年轻，但对于美国用两枚原子弹轰炸日本的事情仍然记忆犹新。李寿枬说，记得当年美国向广岛长崎投放原子弹之后，震动了全世界，也震动了中国的国民党，特别震动了科学界。1946年吴有训曾在中央研究院做过这方面的告，也有过一点想法，蒋介石说吴有训他们搞的计划是秀才造反，三年无成。我们班的同学对这个问题非常有兴趣，想请王淦昌先生给我们讲一讲。有一次，我作为班里的代表找了王淦昌先生，还有一个同学和我一块去的。王先生是教我们原子核物理的，他很高兴，满口答应给我们作告。过了三天，他就给我们作告。我们全班同学，还有物理系的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参加了，其他系也有参加的。他的告做得非常精彩，深入浅出。他在黑板上画了个图，讲了原子弹的历史、原理、威力和预防。他这一讲之后，大家脑子就比较清楚了。只是没想到后来王淦昌先生真的去做原子弹。
此前不久，曾任中央大学校长的电机学家顾毓琇于1946年初去日本与物理学家仁科芳雄及汤川秀树等会面时，就想向日方索取原子能研究设备，作为对中国的战争赔偿。可惜仁科芳雄原本拥有的这些设备，已被美国占领军拆毁沉入海中，顾毓琇失望而归。八月份，他又到美国拜访了加州大学原子能研究所所长E．劳伦斯，谈到了原子武器的事情。劳伦斯参与过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在和顾毓琇见面时表示，愿意协助中国建造加速器，校方也承诺资助研究费用。顾毓琇心里高兴，马上就写信给蒋介石，希望他高瞻远瞩，赐准制造原子试验器，为国家民族树立科学救国、国防救国的百年之基。现在又得到了俞大维的告和建议，蒋介石看到美国人愿意帮忙，并不全是中国一些文人雅士心血来潮的书生作为，自然为之心动。于是便下令由军政部长陈诚和俞大维一起负责，秘密筹划这一重大的国防科学技术计划。
几乎与此同时，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参加英国海战的海军部长陈绍宽也拉上陈诚和钱卓伦，向蒋介石第三次提出建造航空母舰群的计划，在此之前蒋介石曾经答应过陈绍宽造舰60万吨（其中包括3艘航空母舰）的设想。蒋介石明白，没有一支强大的空军和海军，没有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中国很难在这个世界上立足。
既然最高统帅能这么上心，陈诚和俞大维便约见了三位大名鼎鼎的科学家吴大猷、华罗庚和曾昭抡，商议拨一座大礼堂和10万美金制造一颗原子弹。其后，吴大猷和华罗庚两人在所住的海陆空军招待所拟了一个建议书，上书军政部，陈述其培植人才，选送优秀青年出国考察，有人才能有弹的思考。李政道说，蒋介石准备给他们一个大礼堂和十万美元，要他们做一个原子弹。吴先生说原子弹是研究出来的，不能只在一个大礼堂炼一个弹，应该先派人出国考察一下科技。陈诚和俞大维认为吴大猷言之有理，同意拨款培训，并由吴大猷、华罗庚和曾昭抡分别在物理、数学、化学三门学科各选两名学生作为助手，前往美国考察学习。
几个月之后，物理方面，吴大猷选了清华助教朱光亚和大二学生李政道；数学方面，华罗庚选了孙本旺和徐贤修；化学方面，曾昭抡选了王瑞駪和唐敖庆。吴大猷后来写过一篇文章说，1945年，曾昭抡先生忽然来找我，说军政部部长陈辞修先生、次长俞大维先生，想约我和华罗庚谈谈为军政部计划些科学工作事。我和曾虽是同事十年多，华亦六七年，但都无深交。陈、俞二先生，更从未晤面。我所习的物理，亦与实用无关。但想想，去谈谈亦无碍。于是和华去渝，先后见俞、陈二先生。陈、俞二先生想知道怎么计划，以有助国防科学工作的开展。我即想了几日，拟就一建议，以为我国人材缺乏，任何计划，必须从根做起，即：(1)成立研究机构，培植各项基本工作人材，(2)初步可派物理，数学，化学人员外出，研习观察近年来各部门科学进展情形。计划筹建一研究机构，并即时选送优秀青年数人出国，习物理、数学等基本科学。我拟写的建议，陈、俞二先生考虑后，以为可行，即令华和我负责数学及物理二部门。我们并建议请曾昭抡负责化学部门。返昆明后，我告冠世一切经过。谈到推选青年习物理者二人时，冠世和我皆不犹疑地决选李政道。当时在西南联大的研究生及助教中，天赋勤奋未有如李的（杨振宁已考取清华留美；黄昆考取中英庚款留英）。

1.蒋介石派出去了八个人(3)

这五位青年才俊虽然学业优秀，出类拔萃，但原子物理及原子核物理毕竟是一门全然陌生的学科，有必要在赴美前作一定的了解。吴大猷为此专门给他们开了量子力学课，讲解相关的基础知识。吴大猷说，当时一方面给各人加速讲授近代物理，一方面将美国史密斯告（当时尚未正式公布的绝密文件，仅有一册，系美国交给我国军政部，由俞大维次长再交给我们的）分作五份，由李政道、朱光亚、孙本旺、王瑞駪、唐敖庆译成中文，最后由我校阅修改，然后送军政部。后来听说译稿未及出版，即被该部遗失了。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亨利·史密斯曾参与原子弹研制工作，他认为原子弹的应用前景事关重大，今后对这类事情的决策，如果只由少数人作出是极端危险的。为此，早在试验成功之前他就开始动笔，想从学术和研制计划实施两方面为原子弹写一部通史，等到原子弹面世之时即向公众公布。由于涉及军事秘密，军政各方围绕如何控制泄密的问题争论不休，最后，还是经杜鲁门总统批准，在指明不许透露与实际制造原子弹有关的任何内容的前提下，由五角大楼发布了一千份。吴大猷所负责组织翻译的那一份，正是由美国送给中国军政部的。
五个人中，李政道最年少，才19岁，朱光亚次之，21岁。两个人都是聪慧超常，且年纪相仿，天天一起切磋玩闹，交谊至深。
得知要拿着国民政府给的美元，去美国学习考察有关原子弹事宜的时候，朱光亚起初还有些不大情愿。从小他就感受到了山河破碎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痛苦，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为避战乱，他和哥哥们颠沛流离，从武汉挤上船到了重庆，在那里的合川崇敬中学读书，后来又考进了沙坪坝南开中学——校长是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允公允能”就是他定下来的校训。张伯苓力主抗战，时常激励学生发奋国，再加上当时有许多进步人士四处宣传呼号，都给朱光亚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南开中学、西南联大和后来的密歇根大学都和朱光亚同学的佘守宪说，我们在中学的时候就可以经常看到进步书籍，受苏俄和共产党思想的一些影响。那时候学校经常请一些名人去演讲，蒋介石和宋美龄也去，大家还喊蒋委员长万岁。周恩来也去讲过，讲的是抗战必胜的八个理由，我至今印象很深。
后来到了西南联大，这个素有民主堡垒之称的地方更是处处火热，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民族复兴、抗日救国已经成为师生们的共同心声。同时，大家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也都既痛又恨，对国家未来充满担忧。所以，朱光亚对于这次赴美机会自然就有了些疑虑。
临走前，朱光亚先去南京，和在国民党外交部当外交官的大哥见面。兄弟俩分别日久，一见之下，自然是倍感亲热。寒暄了一阵，朱光亚告诉大哥，说他很快就要去美国了，是为蒋介石政府考察原子弹研制的。
看到弟弟皱着眉头的样子，大哥想了想，劝他道：这也没什么关系嘛，你先不要考虑那么多了，因为这其实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再说了，各取所需么，先学的是技术，国家在任何时候都需要，怕什么。
1946年9月，华罗庚师徒几个人带着从国民政府军政部领取来的旅差费支票，在旧金山登岸，踏上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土地。没几天，吴大猷也绕道英国赶了过来，并立即去找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P.F.Bacher博士，与这位曾是同窗学友的美国科学家商谈关于协助中国建立研制原子弹机构的可能性。华罗庚则带着朱光亚等人，一边左顾右盼着这块陌生大陆的异国景致，一边走进普林斯顿大学，与先行而来的曾昭抡先生会合。
但是，从发现原子核裂变到真正制造出用于实战的原子弹，美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此前，虽然法国、德国、英国，包括苏联都在这一领域做了不同程度的探索和研究，但美国毕竟是抢先了一步。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的使用效果，更使美国认识到了其在战后世界新格局中举足轻重的作用。美国政府宣布，一切与研制原子弹有关的研究机构和工厂，都不准外国人进入。为了垄断这一高新技术领域，美国连自己最亲密的盟友英国都给予技术封锁，自然更不会在这方面给中国什么实质性的帮助了。

1.蒋介石派出去了八个人(4)

所以，曾昭抡跟他们一见面，就连连摇头：嗨，在美国学习原子弹技术是不可能了，你们就各奔前程吧。
曾昭抡将他这些日子和美国人交涉联络的情况大致讲了一下，几个人一听也觉得十分无奈。美国人说话不算话，非常气人，可东西是人家的，不给你学你也没办法。
但是，人已经来了，下一步怎么办？总不能就这么空手而归吧？
大家都看到，美国根本不可能帮助中国搞什么原子弹，也没想到中国真的要来美国学这个。此外，由于国民党政府忙于反共打内战，腐败成风，政治局面和经济形势混乱不堪，许多重大的国事要务都无暇顾及，筹建国防科研机构的原定目标早就注定了是水月镜花。
议论了半天，曾昭抡对众人建议说：你们可以选择一下，分别到合适的大学教课，或者选择好的专业学习深造。
虽然断了原先定下的学习原子弹的路子，但好在他们这时还有国民政府资助，先不必为生计太多犯愁，所以，他们就商量好另辟蹊径，分头学习这里先进的科学技术。唐敖庆被推荐留在哥伦比亚大学化学系攻读博士学位，李政道和朱光亚一起选择了老师吴大猷教授的母校密歇根大学，一边作为吴大猷先生的助手做课题，一边攻读博士学位，进行核物理实验的学习。
1946年6月30日，美国计划在太平洋上的比基尼岛上进行一次新的原子弹试验，邀请各个同盟国的有关人士参观，国民党政府派中央大学物理学教授赵忠尧以观察员的身份，会同驻美使馆武官乘坐美国潘敏挪号驱逐舰前往那里。
赵忠尧除了担任中央大学物理系主任，还在中央研究院物理所从事核科学研究。很早的时候，他就觉得国家太穷，所以要工业救国，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后，他又去了英国的实验室，还在德国用仅有的一点钱买了一台铅芯机，回国后就和几个人一起搞了个三星铅笔厂，即后来的中华铅笔厂。后来在昆明西南联大教课，生活非常艰苦，常常自己做肥皂来贴补家用。在美国参观完原子弹爆炸之后，他进行了一些相应的考察，并参加了一些研究工作。他设法回到自己曾于1927年至1930年间攻读博士学位的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加速器设计和制造知识。回旋加速器的发明者劳伦斯是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他聘用了赵忠尧，给他提供条件，接触实验设备和有关图纸。在此期间，南京中央大学校长吴有训和南京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萨本栋秘密筹集了12.5万美元，交给赵忠尧，作为他购买实验设备及个人生活之用。赵忠尧仔细一核算，订购一台普通加速器的价格起码要40万美金，还不能拿到出口许可证，因为美国政府严禁此尖端技术出口。因此，他们商量的办法是赵忠尧到美国后自己设计一台加速器，购置材料和部件，回国再加工组装。
赵忠尧说，1946年夏，美国在太平洋的比基尼岛进行原子弹试验。国民党政府派两个代表前去参观。我受中央研究院的推荐，作为科学家的代表，那时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萨本栋先生筹了五万美金，托我在参观完毕以后，买回一些研究核物理用的器材。因为钱数实在太少，完成这项任务是很难的事。不过，有总比没有好。而且，核物理在那时是一门新兴的基础学科，国家总是需要它的，所以我就答应在指定的财务范围以内，以最经济的办法，购买一些对于学习原子核物理最有用的器材。就当时情况，经济的限制是压倒一切的。全部的财力只有准备用于购买核物理器材的五万美金和以后托管购买其他学科器材的经费七万美金。个人的生活费实实销，谈不上薪给。由于经费紧张，我在吃住方面尽量节省，每年开支仅两千美金。这是很难与当时公派出国人员每年一万美金的生活水平相比的。此外，在个人控制下的就只有回国的航空旅费和头三个月出差费的余数了。开展核物理研究，至少需要一台加速器。而当时订购一台完整的二百万电子伏的静电加速器要四十万美金以上。很明显，在这样的条件下，不可能购买任何完整的设备。经与友人多次商讨，唯一可行的办法是，自行设计一台加速器，购买国内难于买到的部件和其他少量的核物理器材。当然，这是条极为费力费时的路。照这个计划，我首先在麻省理工学院电机系静电加速器实验室学习静电加速器发电部分和加速管的制造。该实验室主任屈润普（Trump）热心而又和气，十分支持我的工作，为我想了好多办法。他让我利用他们的资料，还介绍给我另一位专家，帮我解决问题；又将实验室里准备拆去的一台旧的大气型静电加速器转给我作试验用。后来1986年我国原子能研究院从美国购买的串列式静电加速器就是屈润普教授他们公司供应的。

1.蒋介石派出去了八个人(5)

赵忠尧说，在麻省理工学院加速器实验室呆了半年以后，为了进一步学习离子源的技术，我转去华盛顿卡内基地磁研究所访问半年。那里有两台质子静电加速器和一台回旋加速器在工作，学习的环境也很好。当时，毕德显先生正准备回国，我挽留他多呆半年，一起继续静电加速器的设计，并采购电子学及其他零星器材。毕德显先生为人极为忠厚，工作踏实，又有电子技术方面的实践经验，对加速器的设计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半年以后，为了寻觅厂家定制加速器部件，我重返麻省理工学院的宇宙线研究室。因为我对宇宙线研究有兴趣，该研究室主任罗西（B.Rossi）人又很和气，欢迎我在他那里工作。罗西教授是意大利人，他很了解我的工作。1952年他的第一本专著《高能粒子》中就引用了不少我拍的云雾室照片。我当时联系定做加速器的各种部件，需要打听情况，麻省理工学院附近有好多朋友可以帮忙。由于这些难得的有利因素，我决定暂时留在麻省理工学院，直到结束采购器材的任务。加速器上的机械设备，都是特种型号，每种用量不大，加工精度要求又高，好的工厂很忙，不愿接受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小交易。我为此奔走多日，有时一天要跑十几处地方，最后联系到一个开价较为合理的制造飞机零件的加工厂。这样，加速器运转部分，绝缘柱及电极的制造总算有了着落。与此同时，还替中央大学定制了一个多板云雾室，并且买好了与此配套的照相设备。加上核物理实验及电子学器材，都是用手头那点钱购置的。这段期间，我曾在几个加速器、宇宙线实验室义务工作，以换取学习与咨询的方便。我的义务劳动也换得了一批代制的电子学仪器和其他零星器材，节约了购置设备的开支。
赵忠尧说，制造和购买器材的工件前后花了整整两年时间。1948年冬季，我结束了前中央研究院所委托的购买简单的核物理实验设备的任务，按原来预计即可回国。但那时国内局势剧变，中国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战局的变化很大，感到不如待局势平定之后，回国参加和平建设。再则，那时核物理是战争中崛起的新学科，个人对于加速器上的实验亦没有经验，因此决定在美国再留些时间，多学些必要的实验技术，以备随时回国。十余年前我在加州理工学院攻博士学位，有不少师友，因此与他们相商，在加州理工学院短期从事研究工作。这时，加州理工学院有两台中等大小的静电加速器，具备研究核反应所需要的重粒子和β谱仪，正适合我们初学者作借鉴。我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开洛辐射实验室工作了近两年。一日三餐十分省俭，工作时间常达16小时以上。在将主要精力用于定制设备的同时，我也抓紧时间在宇宙线及质子、α核反应等方面开展了一些科研工作，终因精力有限，收效不大。有些人笑我是“傻瓜”，放着出国后搞研究的大好机会不用，却把时间用在不出成果的事上。好心的人也劝我：“加速器不是你的本行，干什么白白地耗费自己的时间精力呢？”如今我回首往事，固然仍为那几年失去了搞科研的宝贵机会而惋惜，但更为自己的确把精力用在了对祖国科学发展有益的事情上而自慰！一个人干什么事情，都应该首先对国家有用。
利用1949年至1950年初中美之间尚未断绝的通航时期，赵忠尧在一家轮船公司办理了托运手续，想把那批花了几年心血定制的加速器部件及实验器材运回国内。赵忠尧并不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其实早已盯上了他，他们找到船上，打开他的三十多个木箱仔细查验，又去加州理工学院反复盘问。多亏几位教授作证，核实他本人和这些器材并非敏感战略物资，才算是放了一马。
但是，太平洋的风浪其实最不太平，赵忠尧的回国旅途真可谓一波三折。1950年8月29日，他和钱学森夫妇等一起登上美国威尔逊总统号轮船，同船的还有傅鹰、邓稼先、涂光炽、庄逢甘等近百名留美学者。正要启航时，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突然上船搜查。钱学森八百多公斤的书籍和笔记本被扣下来，钱学森本人也被说成是毛的间谍被关到特米那岛上——在那里，看守人员夜晚每隔十分钟就开一次电灯，使钱学森无法休息。赵忠尧也受到了盘查，几十箱东西全被打开。幸好他早在一个月前就已将其中的重要资料和器材托人带回中国了，其余的零部件他又拆散了，随意装箱，也查不出什么来。船放行后，在海上颠簸数日，眼看就要到达祖国了，但谁也没想到，船经日本横滨时，他同另外两名中国学者沈善炯和罗时钧突然遭到了驻日美军的扣留。

1.蒋介石派出去了八个人(6)

罗时钧说，9月12日早晨，船上广播要求我们调整床位。带上行李到了指定房间后，美国中央情局的官员拿着名单警告说，你们看这船上有一百多个中国人，有哈佛的，麻省理工的，为什么偏偏找加州理工的？钱学森，你们都知道的吧。接着就强迫我们到厕所脱了衣服，把我们随身行李中的实验记录等重要东西全部扣留。美国人还威胁我们说，要么回美国去，或者去台湾，要么就在日本坐牢。我们没有选择前两个，就被关进东京下野曾经囚禁日本战犯的巢鸭监狱，剃成光头，身上洒上六六六粉，还都一一编了号，吃了不少苦头。
巢鸭监狱有一个叫做中国犯人部的地方，这里关的都是中国人。牢房共11层，中间空着，便于监视。赵忠尧和沈善炯分别被关押在第二层，罗时钧则关在他们对面。他们在监狱里经过时曾看到了日本战犯，冲着他们喊支那、支那。三个中国人心里非常愤恨，因为这些二战战犯都已经被判了刑，但人家可以打球娱乐，他们却不行。
金荫昌说，我和唐冀雪带着我们6岁多的儿子也一道回国。船到日本横滨时是一个早晨，没靠码头，但停在离岸不远的地方。当时我们刚醒来，听见人声嘈杂，说是赵忠尧、沈善炯和罗时钧被美国联邦调查局随船追踪的人带到船下一个小艇，不知驶向哪里去了。
赵忠尧和沈善炯、罗时钧被关起来后，起初也不审问，每天早晨只给他们指定一个地方，可以出来走走，三个人也可以谈话。平时下午也有放风的时间，三个人就在这些时间里考虑对策。后来他们慢慢知道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进入朝鲜，中国这时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成了敌人。以后在关押赵忠尧的屋子里，还关了一个小偷进去。赵忠尧以前学过英文、德文和法文，和这个小偷关在一起后，他又学了日文。屋子里两边有个木板，一条破毯子，中间放个马桶，每天送饭，完全按犯人的待遇。赵忠尧抗议说为什么关我们？美军说是华盛顿决定的，我们无权处理。有一天把他们三个人关到一间空屋子，让他们面对墙站着，赵忠尧听见宪兵在后面拉枪栓，心想这回悬了，要命了。
这期间，台湾的国民党派人来看他们，叫台湾驻东京使团，团长是何世澧，秘书长为陈延炯。陈延炯找他们谈，向他们提出两条路，一条路是回美国，继续做他们的科学研究工作，另一条路是回台湾，那里一定会给他们最好的待遇，让他们选择。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也发来电，聘他们三人为台湾大学教授，要他们考虑。因为赵忠尧他们都是蒋介石政府出钱派出去的，自然也不希望他们落到共产党手里。
第一次会见时，他们三个人都在一起，到后来才分别谈话。赵忠尧表示，我们回去只是教教书，别的没什么。
赵忠尧在日本被美军扣押的消息，没多久便传回了国内，家里上上下下自是十分着急。他的女儿赵维志刚刚高中毕业，几乎就在赵忠尧被关的同时考取了南京大学，在俄语系学习。赵维志说，年初的时候我父亲就说要回来了，老是写信给我妈，说移民局刁难他，这不行那不行，反正总是阻拦他。8月份拍了个电，说上了威尔逊号海轮回来，大概9月份到上海。可过些日子船到上海以后，一百多个留学生都下来了，却少了三个人，一个是我父亲，一个姓沈，一个姓罗。周恩来代表外交部提出抗议，吴有训联合198名科学家提出抗议，还有人民团体和各界科技人员纷纷提出抗议。我给我爸爸写信：亲爱的爸爸，你回来吧，妈妈等你回来，弟弟妹妹等你回来，全国人民等你回来。没想到，爸爸在日本被关期间，所有的信件都被一封封地检查，看到我的信就发现了问题，说：你女儿写的信，我们麦帅（麦克阿瑟）看了非常生气。因为我在信中骂了美帝。
栾中新说，我当时在中国科学院办公厅做秘书，赵忠尧到日本时被驻日美军扣押了，国内的人都很着急。郭沫若亲自写信给世界和平大会主席约里奥-居里，向美国提出抗议，希望全世界科学家支持赵忠尧及时回国。因为赵忠尧被扣押，和家里的经济关系也断绝了。郭老知道这事以后，找人核定了一下假如赵忠尧回国以后应该给他定什么级别的工资，这样定了以后就把工资的一部分提早给了他的家属，帮助解决生活困难。

1.蒋介石派出去了八个人(7)

9月24日，从海外归来不久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四光致电美国总统，提出严正抗议。9月30日，《人民日》发表了科学家和大学教授的联名抗议书。
在世界舆论包括美国国内科学界的质疑和抗议声中，赵忠尧他们被扣押58天之后，回到了祖国。回家以后，赵忠尧对妻子说，我再也不穿西装了。他找出以前常穿的那个大褂，然后到原来中央研究院门口照了一张全家福。
除了一台电子加速器，赵忠尧还带回来很多金属材料、塑料、釉质、电子学零件、有机材料等等当时国内都还没有的33箱东西。他还带回来一套进行宇宙线研究的多板云雾室，这是他在美国利用人家的多板云雾室仿制的一个，后来交给了王淦昌。
李政道说，赵忠尧先生1929年在加州理工学院就发现了正电子，后来同在加州理工学院做研究的安德逊因为观测宇宙射线中的正电子而获得了诺贝尔奖，其实赵忠尧本该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成为第一个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中国人。

2.你千万别给外人讲这件事(1)

　　钱三强夫妇回国—— 万象更新，人才集中—— 约里奥－居里托杨承宗带话给毛泽东—— 要反对原子弹，必须自己先有原子弹—— 征求竺可桢意见—— 彭总带着浓重的乡音说，一定要把“嘴”（堆，反应堆）列上去—— 到西伯利亚看核爆炸演习—— 当面提出要求，赫鲁晓夫愣了一下
1948年6月，35岁的物理学家钱三强离开巴黎，回到了北平。先前他曾在居里实验室和妻子何泽慧合作，发现了铀核的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使人们对铀核分裂的认识前进了一步。何泽慧与钱三强是清华同学，先前是在德国柏林留学的，所用的钱还是阎锡山给的，因为当年阎锡山有一条规定，凡国立大学毕业的山西籍子弟，都供给三年的出国留学金，每年给一千块大洋。
钱三强的回国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北大校长胡适和清华校长梅贻琦的鼓动，因为在此前的一两年间，胡适为了实现一项所谓国家大计，曾广召人马，邀请了不少有识有为之士要为国家干一番大事，钱三强和何泽慧即在他所邀请之列。等钱三强在北平安顿下来之后，他试图把北平现有的原子核方面的科技力量组织起来，为此他曾找过梅贻琦校长和胡适校长，而此时的他们却不再积极推动了，令钱三强既失望又困惑，后来他只是归因于国内的人们都想各立门户，同时其他方面的条件也不具备。
但实际情形并不是这样的，而是美国此时已经获悉北平有一些科技教育人士正在试图搞原子能，并由钱三强参与其中，他们旋即向中国政府施压，萨本栋便分别通了胡适和梅贻琦，计划就此夭折。而这些内幕情况，钱三强至死都没能了解。
比钱三强先行一步回国的彭桓武是留学英国的，曾先后获得哲学、科学博士学位。他和王大珩路过巴黎时，也和钱三强议论过，相约回国后大干一番。所以，钱三强回国不久，即请彭桓武到刚组建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来工作，同时还请了浙江大学的著名物理学家王淦昌。
后来一直对自己没能做一名木匠而耿耿于怀的彭桓武说，周培源最早是我在清华研究院的导师，日本鬼子1937年打来之后，我们都跑了，我后来考取了出国留学，周培源对我说，你到爱丁堡大学，不要去剑桥大学。因为剑桥大学已经有几位中国人了，大家都在一个地方学不好，应该百花齐放。我去爱丁堡，实际上变成不是留英，而是留德了，因为导师马克思·玻恩是德国犹太人，他是让希特勒给赶出来的。我之后还有好几个在玻恩那里学习，程开甲也在他那里呆过。后来放暑假了，我跟王大珩几个人一块儿去巴黎，然后去柏林玩。我和钱三强就是在巴黎认识的。钱三强和王大珩是同班同学，我比他们高一班。
几个人约定，彭桓武和王大珩他们到柏林之后，只要收到钱三强的电，不管电写的什么内容，那都是要他们赶紧转头回来。到了德国，他们看到纸上发表了德国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协定，就以为和平了，没事了，但想不到却收到了钱三强从巴黎打过来的电，只好赶紧回来。等彭桓武回到伦敦，再坐火车到爱丁堡，英国就开始和德国宣战了。他们如果晚回来一天，火车就不通了。
彭桓武回国后，先在云南大学任教，1949年5月，飞经香港、大沽，回到北平。钱三强和彭桓武一见面，就说他有个建议，要成立近代物理所和应用物理所，可以北平研究院和中央研究院的物理研究所做基础。从清华调了彭桓武去，从浙大调了王淦昌。彭桓武说，近代物理所就是为搞原子能做准备的，那时候公开不能说这个话，也没有资格说这个话，因为条件都不具备，但实际上就是准备干这个事儿的，干核工业，核科学研究。钱三强从各方面寻了一批人来，有一位金星南是留法的，后来还有邓稼先等，这都是从国外回来的。黄祖洽、于敏是原在国内的，他们分别是清华、北大的研究生，由老师推荐过来。大家都没专门学过原子核物理，只能边学边干。钱三强利用新中国成立这个时机，一下子把人集中起来了。

2.你千万别给外人讲这件事(2)

钱三强回到北平不久，南京方面便派人来找他，要他赶紧离开北平，准备一起撤退。钱三强以母亲需要照顾为由没有答应，而走了一条另外的道路。1949年3月，他由中共组织安排，参加由郭沫若率领的代表团去巴黎出席世界人民保卫和平大会。这时，他想到这次去巴黎是个机会，可以通过约里奥-居里先生帮助购买一些仪器和图书。可是，这需要用到外汇，钱三强便把这一想法向组团的联系人丁瓒提了出来，并说数额大约在20万美元上下。事后他还颇有些后悔，因为当时解放战争尚在进行，提出用如此巨款去购买仪器和图书是否适宜？
但出乎他的预料，不久他便接到了要他去中南海怀仁堂面谈的电话通知。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接待了他，并对他说，中央认为你的意见很好，国库还有部分美元，在代表团的费用中可先拨出5万美元使用。这是周恩来在西柏坡批的。后来，由于法国不给中国代表团去巴黎的签证，钱三强没有去成巴黎，便从这笔款项中提出5000美元，设法转交给约里奥-居里先生，并请其转交给中共旅法支部的孟雨，委托不久即将分别由英、法归国的杨澄中和杨承宗代购仪器与图书。
约里奥-居里夫妇的女儿海伦后来到中国访问时曾告诉钱三强说，他父亲收到这些美金之后，特别慎重，包得严严实实的，埋藏在小花园的一棵树下。
等化学家杨承宗拿到这笔钱时，已经过了整整一年。1951年春夏之交，新中国在巴黎的代表李风白找到了杨承宗，告诉他说我们组织带了5000美金来（后来实际交来3000美金），要买些研究原子能的器材。一开始，因为杨承宗还没收到钱三强的信，感到有些奇怪。待他收到钱三强的信，大概是6月初了。信中要他买几个同位素，是何泽慧要的。还要买和研究原子能有关的书籍、仪器、药品，以及一种计数进位器。当时，一般的计数器是二进位，最好的计数器也只有16位。50年代，苏联给中国的计数器为二进位，而法国原子能委员会出品的一种是100进位，杨承宗要买这样比较先进的进位器，必须得到法国原子能委员会主任的特批。当时朝鲜战争已经打起来了，中国是联合国军的敌人，凡是各种军用物资及尖端技术都要得到一个特设机构的批准，才能够运出来，显然是很难办到的。
正在这个时候，有一次布歇士告诉杨承宗说，今天白朗先生要到居里实验室来看约里奥-居里夫人，你想不想去直接找我们这位原子能委员会主任？杨承宗说好啊，你怎么知道的？布歇士笑了笑，因为他和杨承宗的一位同事叫尼斯·白朗，正是原子能委员会主任白朗的儿子，也在居里实验室工作，不过他是搞物理的，布歇士也是搞物理的，所以他跟尼斯·白朗很熟。尼斯·白朗大概告诉了布歇士，说他父亲今天要来。得到这一消息，杨承宗马上等在那里。当白朗先生一来，他也进了约里奥-居里夫人的办公室。
约里奥-居里夫人看到他进去，就笑了。
杨承宗说，对不起，我打断一下你们，我来找找这位白朗先生，您能不能允许？
约里奥-居里夫人说可以。
杨承宗就跟白朗先生说，我想买一台100进位的计数器。
白朗先生还没有答复，约里奥-居里夫人就在旁边说：他们要在医疗方面研究同位素的应用，所以还买点儿同位素，你看嘛，用在医疗方面，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白朗先生说行啊，拿起笔就签了字。
买这一关算是顺利，但运呢？从巴黎运出去容易，可要出法国的海关就很难了。因为购置的许多东西大都是违禁品，是经不起检查的。杨承宗虽然把仪器上面法国原子能委员会COR的招牌拿掉了，但那里头都是法国货，一开箱子可是不得了的事情。大概在8月份，杨承宗临走的时候，布歇士来问他，你一个人行吗？杨承宗想这话中有音啊，便赶紧说，不行啊，你来帮我吧。布歇士便去问约里奥-居里夫人，约里奥-居里夫人正好要出去，对布歇士说，你帮他上船嘛！后来，布歇士就帮杨承宗拎行李。大大小小13个箱子，布歇士人高马大力气也大，最重要的箱子由他来拿，另有个箱子写了杨承宗夫人，一般海关对女士的箱子松一点儿，碰巧Mrs Yang几个字还写在上面。这个箱子是个旧箱子，因为杨承宗没有钱买好箱子。布歇士就这样帮助杨承宗从巴黎到了马赛，在巴黎的候车站有好多人前来送行，其中一位实验室的同事自称是杨承宗的学生，叫帕杰士，几十年后做了居里实验室的主任。还有一个人是周恩来的老同事，叫费志衡，1914年去了那里，算是老法国人了。

2.你千万别给外人讲这件事(3)

在马赛停留了两三个晚上，到上船的时候，布歇士问杨承宗，你哪几个箱子比较重要？杨承宗指着一个箱子说，你把这个箱子替我拿上去就行了。因为他们乘坐的船是法国一家公司的，上船时从两个楼梯上去，法国人有个专门通道，等于绿色通道，非法国人则走另一个通道。至于杨承宗这里，事先已经得到了一张证明信，内容是证明人布歇士——约里奥-居里夫人的助教，证明杨承宗先生所带的行李是他在实验室里自制的仪器、设备。这张纸非常重要，因为旁边还有法国第五区警察局的图章。在船上告别时，他们还拍了张合影。
就这样，杨承宗购买的许多珍贵物品全都顺利带回了国。这些珍贵的物品包括碳酸钡镭标准源。杨承宗当时想，要开发原子能，就要有铀，要有铀就要搞铀矿，要有铀矿就需要知道怎么来，就需要一个标准源。他找到实验室里管镭源的Rgor，说要买点镭。Rgor说行啊，你要多少？拿个瓶子来。杨承宗就拿了个大一点儿的瓶子，Rgor说，那么大啊，你瓶子太大了。杨承宗说你给我多少我就要多少。Rgor拨来拨去，给他拨了一些。杨承宗看了看，说你再给我一点吧。Rgor就又拨了一点。杨承宗看瓶子里面平平的，大约有一厘米厚的一个底，心里清楚已经不少了。Rgor先将镭给了杨承宗以后，才去向约里奥-居里夫人告。约里奥-居里夫人后来问杨承宗，你要了一点碳酸钡镭的标准源？杨承宗说是的。约里奥-居里夫人说你要那么多干吗？杨承宗说还不知道有多少，我没称过。约里奥-居里夫人说有10克左右了，你要那么多干什么？杨承宗说，我们中国大，地方又多，你用一点他用一点，分开来就没有多少了。约里奥-居里夫人笑一笑过去了。
杨承宗还记得，有一次约里奥-居里夫人对杨承宗说，你如果有空的话，去看一看约里奥-居里先生，他一定会很高兴的。杨承宗本来早想去看约里奥-居里先生了，因为他来实验室之后，并没有在里边工作过，但却利用实验室里的稳定加速器做过一些实验。那时候法国只有一台稳定加速器，在欧洲也仅此一家。现在约里奥-居里夫人这么一叮咛，他赶紧点头答应说，好的，我一定去，请您帮我约个时间吧。
约里奥先生的实验室在法兰西学院一个核物理实验室，见到杨承宗后他很客气，也谈了谈杨承宗的工作。约里奥-居里先生说，老居里夫人从钡里分离铀，做了一千多次的实验，而你是从镧里边把锕分离开来，用离子交换法做，一次实验就完成，了不起。
更令人不能忘怀的是杨承宗对当年以下一段重要谈话的回忆——
约里奥-居里先生说：我听说你要回中国去？我说是的。他问什么时候回去？我说8月。他说，这样啊，你回去告诉毛泽东——他说起话来是举左手的——要保卫世界和平，要反对原子弹。你们要反对原子弹呢，就必须自己先要有原子弹。原子弹的原理又不是美国人发明的。你们有自己的科学家嘛。钱——就是钱三强，你呀——他也许不好意思举了钱而没举我，他可能这么想。钱，你啊，还有他的夫人（何泽慧）啊，还有王（汪）啊——我那时候没有弄清楚王（汪）是谁，也不知道是王淦昌呢还是汪德昭，我也不好去问他。
杨承宗归国后，把约里奥-居里先生的这些话只讲给了一个人听，就是钱三强。钱三强也曾在居里试验室工作过，杨承宗去那里是1947年，钱三强第二年就离开了。杨承宗转述完这段话后，钱三强认为很重要，他也了解约里奥-居里先生。约里奥-居里先生也有资格说这样的话，因为最早发现核裂变的第一步就是属于居里家族的。杨承宗在和钱三强谈话间，钱三强说他和毛主席认识，是因为他父亲钱玄同的关系，毛主席比划着说那时见你才这么大，现在这么大。
杨承宗说，既然你见过毛主席，那就给他讲嘛。
钱三强说，你千万别给外人讲这事，要保密。
杨承宗多年来便一直努力想把这事忘掉，直到80年代中期才于无意中和别人提起。他说，我回国向钱三强讲了约里奥-居里先生带给毛主席的那段话之后，龚育之和另一位年轻人曾到我家访问过我，我那时还不便讲，因为钱三强交代过要保密。后来我才知道，龚育之当时在中宣部科学卫生处工作，他本来是学化学的。另一位和他一起来的年轻人是学物理的何祚庥，他们是来找我核实那段话的。

2.你千万别给外人讲这件事(4)

钱三强说，1951年杨承宗回国后对我说过这件事。我当即把杨承宗带回的话转告了科学院办公厅副主任丁瓒，请他向中央反映。
事实上，发展原子能的种种梦想与呼吁不仅在军界和科技教育界发生，就是国家高层，也已经在千头万绪的繁忙工作中，有过一定的考虑与试探。
从1946年起，王亚志就到了延安军委作战局，长期在中央领导人身边工作。50年代初他在朝鲜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当参谋时，接到调令回国，为彭德怀做秘书。因为彭德怀在1952年至1956年期间主抓国防尖端事务，所以王亚志多少也知道一些原子弹的事情。他说，1952年夏天，中国开始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其中有军工部分及军队的五年计划，这时候就已经提到要不要搞原子能的事情。当时这一部分计划的起草人是雷英夫，他是周恩来的军事秘书，雷英夫也不懂，周恩来就指派韦明和雷英夫于3月27日去找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竺可桢说，首先要召集人马，没人不行，并且原子能很费钱，得花大钱，动不动就上亿，我们搞不起。真要搞，最好请苏联援助。雷英夫如实向周恩来汇了竺可桢的意见，周恩来说，这是内行话。1953年，彭德怀在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之后，回到中国就向毛泽东写了个告，这个告是10月28日提交中央讨论的。在此签字前后，彭德怀就曾提请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的高岗考虑发展原子武器的问题。
王亚志还记得：1954年新中国成立5周年时准备隆重庆祝，赫鲁晓夫要率领代表团前来祝贺。“十一”前一天——9月30日，我值班。那天大概是上午吧，彭德怀到我这个房子来了，我们是在西屋他是在北屋，永福堂。来了后他问最近有什么情况没有？我说情况就是9月3日到9月22日炮击金门，中间打了一下子，国民党用飞机来复，我们打下了12架打伤了33架，我说这个也不一定准确。正在这个时候电话响了，我们那时候用的还是手摇磁石机，总机说李富春副总理想找彭总讲话，怎么他办公室没人哪，今天到哪里去了？我说就在我这里。我说，彭总，李富春副总理找你接电话。他说好吧，他就来了，站着接的。我听那个意思是说，我们准备充分一点，准备跟苏联代表团谈判，说那个“嘴”呀，那个“嘴”一定要列上，宁可削减其他的项目也要把它列上。彭总说的是方言，湖南话“堆”（原子反应堆）和“嘴”发音差不多，所以彭总说一定要把原子“嘴”搞出来。二战时美国人不是把两颗原子弹扔到日本了嘛，日本人受辐射的事，我也给彭总汇了一下，我还引用了一个科学家的话，大概是爱因斯坦吧，说一个人问他，第三次世界大战怎么打？他说：这个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第四次世界大战将用石头和木棒来打，意思是说原子武器将毁灭人类。彭总说：哪有这么严重，说得太玄了。钱三强最早也曾向高岗写信，建议搞原子能，但没有下文。后来他又向彭德怀建议搞原子能，这一次时间不长就有了回应。
钱三强曾率领由26名专家组成的代表团于1953年到苏联学习发展科学技术的经验，并就两国在这一领域的合作交换意见。期间，钱三强曾提出参观有关原子能设施的想法，未获同意。从俄罗斯解密了的档案中可以看出，更早的时候，刘少奇在1949年秋天秘密访苏期间也曾提出过同样的要求，被斯大林拒绝了。不过苏联人还是请中共代表团观看了有关核试验的纪录片。因为苏联第一枚原子弹是8月29日爆炸的，而刘少奇此时已离开了，所以后来还有不少人对此提出了置疑。也许，刘少奇虽然没看到原子弹爆炸试验的实况镜头，但苏方给他看一些与此相关的影片，并不是不可能的。这次在参观苏联的研究所时，钱三强试探性地问陪同他的斯柯别里琴院士，苏联能否在回旋加速器和实验性反应堆方面给中国以技术上的援助。斯柯别里琴也曾在居里实验室呆过，和钱三强可以用法语交谈，不用翻译，他回答说，回旋加速器有可能，反应堆则需要研究。钱三强回国后，很快同丁瓒一起向主管国家计划工作的高岗作了汇，谈了中国发展核科学和核事业的想法，以及苏联给予援助的可能性。高岗说，国家经济目前还很困难，发展核事业恐怕一时不好办，但我一定把这个意见反映上去。

2.你千万别给外人讲这件事(5)

1954年8月22日，彭德怀把钱三强请到家里，请他讲解有关原子弹的原理和构造等科学知识。彭德怀是应苏联邀请，将于几天后的9月间率中国军事代表团去参观核爆炸试验的。谈话间，彭德怀问道：中国要研制原子弹应该怎么办？钱三强在回答中强调说，当前最重要的是回旋加速器和实验性反应堆，用它们可以开展科学实验研究，为建设核工业和研制核武器做技术上的准备。对于钱三强的话，彭德怀听得非常认真，遇到不明白的地方还一再提问。国防部长如此关心，这使钱三强感到兴奋，他意识到，国防上的需要可能是促进核事业的重要动力。
去苏联参观核试验的中国军事代表团规格相当高，除了国防部长彭德怀，还有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总参谋长粟裕，总参高级步校校长宋时轮，沈阳军区司令员邓华，空军司令员刘亚楼，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和海军参谋长周希汉，还有哈尔滨工程学院院长陈赓，总共10人。因为当时还没有授军衔，后来按军衔来说就是两位元帅，三员大将，三员上将，两员中将。代表团到苏联的第一天，是由国防部长布尔加宁作告，讲解演习程序，随后就开始了演习。他们是9月13号到达托斯克（托茨科耶）的，安置在离核爆炸区不远的一个营地，那里临时搞了一些建筑，供各国代表团住宿。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波兰、阿尔巴尼亚、匈牙利等几个国家的代表团也在那里参观。苏军参加此次试验演习的有人，当时，张伯恒作为随员，也观看了这次名为雪球的爆炸当量为4万吨的核爆炸军事演习。
张伯恒说，演习的地点叫托斯克，所以，一般就叫托斯克演习。到那之后，几个国家的国防部长都到彭总那儿拜会，因为他们非常崇敬彭总。彭总指挥志愿军抗美援朝，威信非常高，他们都伸大拇指。这是一次带核爆的士兵演习，真刀真枪。我们看的时候，距离可能相当远吧，但蘑菇云都看到了。至于当量多少，因为保密，没告诉我们。核爆炸的冲击波很厉害，引起的狂风把彭总的帽子都给吹掉了。到17号演习结束，讲评，然后开了一个宴会。
在这次宴会上搞了一个仪式，布尔加宁将一把原子弹的启爆钥匙赠给了彭德怀。
1954年国庆期间，毛泽东邀请赫鲁晓夫来北京参加庆祝典礼。10月3日，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等人参加的中国领导人，与以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等人为一方的苏联领导人，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了两国最高级会谈。苏联除了答应撤出旅顺口海军基地、将四个中苏合办的公司移交给中国外，还给中国5.2亿卢布的长期贷款，帮助中国新建15项工程，扩建141项工程。在会谈接近尾声时，赫鲁晓夫说，我看到了，你们取得了非常了不起的成就，苏联人民非常钦佩。苏中两国应该继续团结，互相支持。不知道你们对苏联还有什么要求？毛泽东说，中国现在的国防还很落后，这是事实。现在我们对原子能、核武器有点兴趣。今天我们两家在一起商量商量，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对我们有一点帮助，使我们有所建树。总而言之，我们也打算搞这项工业。担任翻译的费德林把毛泽东的这番话译了过去，赫鲁晓夫一听，愣了一下。赫鲁晓夫回答道，搞原子武器，中国现在的条件恐怕还有困难吧。那个东西太费钱了！社会主义大家庭，有一把核保护伞就行了，不需要大家都搞。如果现在要搞核武器，就是把全中国的电力集中起来都难保证。不过，若中国迫切想搞这个东西，并且是为了科研和培训人员，为将来打基础，那么苏联愿意帮助建设一个小型原子堆，这个一般比较好搞，也不用花太多的钱。

3.一块石头定大事(1)

　　成立专门的办公室—— 高兴得把皮带刮断了—— 在广西找到的第一块铀矿石多次进入中南海——毛主席握着刘杰的手说，“它是决定命运的啊，要好好干！”—— 听专家讲课，观世界风云—— 同苏联签订援助协议—— 在房山荒滩上设点安装
1954年2月28日，从东北地质学院毕业的杨士文被分配到了国家地质部。起初，他是被安排在南京古生物研究所工作的，后来又发生了变化，是什么原因他不知道。当时，地质部人事处长刁仁文并没有透露什么信息，只交给他一封信，信封上的地点是位于北京西城三里河的地质部，收信人叫安桐馥。当杨士文按图索骥，照着信封上的门牌号找到安桐馥时，才知道接头的人是地质部的保卫处长。
杨士文说，找到一楼，这一敲门呢，他自己在屋，他儿子也在屋。后来，他把儿子支出去了，说你出去！出去之后，就把门关上了。他这时就跟我讲，很神秘的样子：我们搞的事啊，是保密的，是搞原子弹原料的……
阜成门外百万庄有国务院统一盖的一大片房子，杨士文被安排在一幢楼的二层。地质部当时成立了一个全国普查委员会，杨士文他们对外叫普查委员会第二办公室，第一办公室主要是普查石油的。杨士文说，第二办公室人少，一开始就安桐馥一个，我一个。没过几天，来了一个白白净净的，高之杕，陕西子长人，说是教授，是技术负责。后来人多了，就跟普查办分开住，我们到了西四羊肉胡同的一个大四合院。
普查第二办公室是副部长刘杰直接领导的一个秘密机构，保卫处长安桐馥和北大一位副教授高之杕任副主任，杨士文和同班同学曾卓荣就在他们手下任技术员。杨士文注意到，很多苏联专家一来，都会向众人介绍，有个大胡子专家干什么却不做介绍。后来他们才慢慢知道，这位专家叫拉祖特金，是搞铀矿的。
薄一波说，有一次在中央召开的国务会上，毛主席讲，现在世界上很多东西我们没有。人家有导弹，有原子弹，我们只有手榴弹。所以现在我们也要向这一方面来努力。有关的事情，成立一个专门机构来管理，由刘杰负责。
第二办公室的人虽有不少是地质系毕业的，但以前没学过与铀相关的知识。杨士文和曾卓荣查阅了国内所有的资料，从中找到了两份有放射性信息的道：一为伪满时期日本人富田达记述的辽宁海城大房身伟晶岩长石矿中发现有铀；一为南延宗、吴磊伯记述的广西富钟县黄羌坪发现有放射性矿物。
这年7月，由高之杕带队，和拉祖特金一起到东北海城去实地查看，杨士文和曾卓荣也跟随工作，加上警卫翻译，大约十来个人，所带的仪器是中科院近代物理所组装的全国第一台放射性探测仪──盖革计数器。
海城大房身这个长石矿，是座大型露天长石矿采场，下采已低于地面百余米。杨士文说，专家领着我们一块去检查这个异常点，这个点在花岗岩里头。拉祖特金年龄比我们大得多，爬上爬下非常辛苦，最后发现有一个最高的地方，一打打出铀矿来了，非常高兴。挖了几块好一些的标本，回到我们住处以后，他高兴得要刮掉自己的胡子。为了鐾刮脸刀，他把皮带拿下来一擦，一下把皮带刮断了，结果就没有裤带系了。哈，弄得大家哄堂大笑。
由于发现了铀矿，在中国也可以说是第一次，拉祖特金非常重视。他和几位年轻人一起圈定这个矿体，计算储量。但最后计算出这个点只有800公斤的铀储量，价值不大。尽管大家非常失望，但对杨士文和曾卓荣他们来讲，从找点到圈定矿体，直至计算储量，这的确是一次很好的实践。
东北海城找铀无望，这条线索一断，就只能指望别的地方了。
两个月之后，已是金秋十月，拉祖特金由高之杕陪同去广西东北富钟县的黄羌坪检查。不久，在同一岩体附近的杉木冲果真找到了云英岩化锡石脉中的铀化矿，而且局部富集，原生矿残体和次生矿发育很好。拉祖特金非常兴奋，一再向高之杕和曾卓荣他们竖大拇指，说是难得的发现。高兴之下，拉祖特金当晚就想上山搞荧光探测，并亲自参加编录、详测，部署揭露工程。拉祖特金叮咛说，这是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要把最好的标本送回北京，作为中国富存铀矿的见证。他认为这个地区是很有找矿希望的。

3.一块石头定大事(2)

他们如获至宝，把铀矿标本从杉木冲带回了北京。情况刚一告上去，上头就让刘杰亲自到中南海向毛泽东和周恩来作详细汇。
刘杰说，哎呀，这块铀矿拿到部里头去了以后，确实让我们都感觉到很突然啊！李四光部长也非常的兴奋，他那时已经60岁了。他说，哎呀这是铀矿！苏联专家库索齐金也大睁着眼睛看了。第二天，我们带着这块矿石到了毛主席那里，毛主席周总理都在座了。我们把铀矿就放在毛主席的桌子上，毛主席亲自拿起来看了看。我说这块矿石是从广西普查来的，仅仅是个次生的铀矿，还不能代表它是不是个矿床，有没有开采的价值。毛主席说你怎么证明它是铀矿啊？我们用带着的盖革计数器一探测，发出嘎嘎的响声。毛主席就很高兴地说，我们发现铀矿了。他紧跟着就讲，现在还没有大规模勘探，我相信我们中国会找出很多的铀矿来，我们国家也要发展原子能。临走的时候，毛主席和总理送我到门口，毛主席握住我的手笑着说：这是决定命运的啊，刘杰，要好好干啊。
自从广西杉木冲那块铀矿石被找到之后，短短两个多月间，就多次进入中南海，成了中国领导人反复谈论的一个对象。1955年1月15日，这块石头又被带进了红墙之内。
在此之前的14日下午，薄一波、李四光、刘杰和钱三强四个人应约来到周恩来办公室，研究中国核科学及铀矿地质资源问题。66岁的李四光因为正患牙病，表情比较痛苦，周恩来便执意要他先讲完后立即去医院治疗。周恩来向钱三强细致询问了反应堆、原子弹的原理和建立原子能事业所需要的条件，在说到人才队伍时，钱三强说，每年只给分配10个大学生太少，要搞原子能，至少要10倍于此的大学生。谈到后来，周恩来说，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要听取这方面的汇，你们准备好矿石和简单的仪器，以便到时作现场演示。
第二天下午，李四光、刘杰、钱三强向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汇了铀矿资源和发展原子能的密切关系，以及勘察发现铀矿石的有关情况。会议选在这个时间召开，是因为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信汇时说，李四光下午三点以前要午睡，晚上他的身体又难以支撑，所以在下午三点以后较为合适。
刘杰说，下午四点之前，我来到菊香书屋会议室时，已经坐了10个人了，他们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彭德怀、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不一会儿，李四光、钱三强先后到了。主持会议的毛主席开口说，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就原子能有关问题，请你们来上课。李四光先讲了铀矿资源与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密切关系，分析了中国有利于铀矿成矿的地质条件，并对中国的铀矿资源作了预测。李四光讲完后，周总理提示要我做些补充。我简要地介绍了在广西发现铀矿的经过情况，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把从广西带回来的铀矿石标本拿出来，打开盖革计数器，让各位领导听放射线通过探测仪器发出的嘎嘎响声。大家感到十分新奇和高兴。接着，钱三强讲了美、苏、英、法等国开发原子能的概况和我们的现状与设想，也谈到了我们希望得到苏联的支持。与会领导同志提了很多问题。
会议气氛热烈，一直开到晚上七点多，大家都对发展原子能事业表示出极大的热情和关注。毛泽东最后说，我们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来。过去一段时间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我们也有一定的基础。但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刘杰说，紧跟着请参加会议的人吃饭，这是我第一次在毛主席那里吃饭。开了两桌，吃湖南豆豉腊肉、丸子和几个青菜。毛主席平时是不喝酒的，这次他拿出葡萄酒，为中国核事业的发展干杯。吃饭时，毛主席问李四光牙痛治好了没有，他还赞扬钱三强的父亲批章太炎，说他有勇气。

3.一块石头定大事(3)

这是毛泽东在导弹原子弹方面所主持的时间最长的一次会议，也是最具决定意义的一次会议。
中国制造原子弹，就在这个时刻拍了板。
促成这次决策的原因，首先是这两年陆续从国外归来了一批各有专长的科学家，科技人才有了一定储备，但却苦于无处施展身手。其次是在国内发现了一定储量的铀矿，这都是最重要的物质条件。此外，当时国际上核竞争十分激烈，美英苏都已相继有了原子弹，世界上在这方面的反响很大，和平利用原子能成了一面旗帜，美苏为此各自做出了姿态。1953年，艾森豪威尔在联合国发表讲话，主张开展国际合作，和平利用原子能。苏联也声明愿意对社会主义国家展开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的援助，这样，从国际背景上来看，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时机也比较成熟了。
几乎就在政治局委员们仔细掂量那块小石头的同时，美国政府和蒋介石签署了美台安全条约。
短短几年间，中国一直面临着巨大的危险：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真刀实枪血战了三年；同年6月，美国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11月，美国将原子弹运到了停泊在朝鲜半岛附近的航空母舰上，并进行了核模拟袭击；11月30日，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声称将采取包括原子弹在内的一切必要措施来应付目前的军事局势。1953年春季，美国把装有原子弹的导弹运到了冲绳岛；1954年9月12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美国直接向中国大陆投掷原子弹；1954年秋季和1955年初，海峡危机再度升级，美国拟定出了向中国全面进攻的计划，双方剑拔弩张，一触即发。
短时期内接踵而至的这一连串危机，使得中国被迫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令美国始料未及的是，如此咄咄逼人的结果，恰恰把中国逼上梁山，逼出了中国自成一体的核力量。本来，中国在1953年即初步提出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以致力于国家经济建设，最后却不得不推迟了两年，个中原因，除了国内的一些问题之外，主要是由于朝鲜战争、印度支那冲突和台湾海峡危机所形成的钳形包围，给中国的生存与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与威胁。由于美国不断威胁要使用核武器，而苏联又不愿明确保证给中国提供核保护，中国便只能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顾不得政权初建困难重重的严峻现实，被迫实施自己的核武器计划。做出这样的决策，不仅取决于国家安全受到的直接威胁，也取决于国家的基本利益。
1955年1月18日，也就是中南海决策后的第三天，赫鲁晓夫公开宣布，将帮助中国和东欧其他四个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的研究。又过了仅仅两天，北京和莫斯科签订了一项秘密协定，主要内容是由两国合营，在中国境内进行铀矿普查勘探。协议规定，对有工业价值的铀矿床，由中国方面组织开采，铀矿石除满足中国自己的需要外，其余由苏联收购。
中苏在尖端领域方面的合作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一方面，苏联本身随着核工业的迅速发展，需要同中国合作从而获得部分铀矿石，另一方面，国际风云变幻莫测，苏联在客观上需要增进同中国的友好关系，巩固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中心地位。西方一些学者分析说，毛泽东1957年中期的反右运动，减小了赫鲁晓夫对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命运的担忧，苏联领导人认为毛泽东是反对在波兰和匈牙利流行的反苏潮流的。此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盟国已开始在核领域进行相关合作，签署了几十个双边协定，苏联亦顺应时代潮流，与自己的几个友好国家进行核能方面的交流。美苏在这方面的竞争中，各自既可以获得经济收益，又可以在政治上捞取好处。苏联认为，加强苏中双边的防御伙伴关系，中国便可以成为莫斯科在东方与美日对抗的一个强大堡垒，有利于壮大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1954年9月29日至10月12日，立足未稳且又受到美国核威胁的赫鲁晓夫对中国进行了首次访问。访问期间，双方就防务问题进行了磋商，其中一个主要话题就是如何通过援助中国来加强苏联的安全。赫鲁晓夫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为了加强中国，最终巩固社会主义阵营，我们同意派遣军事专家，提供火炮、枪支及其他武器。他这时或许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就是如果中国开始涉足一点原子弹，对美国也会形成一种压力，从而使苏联受到的压力有所减轻。

3.一块石头定大事(4)

1955年4月，刘杰和钱三强率代表团赴苏联签订了苏联帮助中国建设研究性重水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的协议，并且参观了一些苏联的核科学研究机构和苏联的第一座实验性核电站。以后又派出有黄祖洽等专家参加的实习团赴苏联学习。
黄祖洽说，有一次钱先生找我去谈话，说国家要发展原子能事业，反应堆理论方面没有人才，希望我转向，从原来基础理论的方向转过来，从事反应堆理论研究。所以1955年我们到苏联接触一堆一器的时候，我已经有了相当的基础。
钱三强组织的实习团中，还有几位是正在苏联学习的研究生。钱皋韵曾在1952年4月准备到苏联学习核物理。因为这个专业在苏联是非常敏感的，以致临走的时候，他还拿不到签证。直到1953年夏天，钱皋韵改学电子物理，这才进了莫斯科大学，研究真空中的高频放电。钱皋韵说，我从小喜欢物理，爱好无线电，起因是中学一位物理老师讲课特别引人入胜。后来考上汪精卫政府的交通大学，可蒋介石回来后，说交大的学生都是伪学生。我便又考了一次大学，读物理系。1955年10月份，我在准备写论文，再过一年就要答辩了，突然大使馆一个电话打给我，是留学生管理处打来的，说钱皋韵，现在国内有个代表团到莫斯科，准备在苏联的一个研究所进行实习，他们点名要把你调过去。那个时候思想非常明确，反正只要祖国需要什么都干，结果第二天就去到。当时代表团住在莫斯科大剧院后面的一个小旅馆，那个旅馆叫十月旅馆，我还记得很清楚，住在那，每天上下班，由实习单位派车来接送。这个实习单位叫热工实验室，其实是个研究所。实际上是研究加速器、反应堆的。所长哈里哈诺夫是很有名的一位院士。当时分工分了几摊，钱三强指定我在反应堆方面工作。后来我才知道，苏联援助我们原子能所的7000千瓦的重水实验堆，就是这个单位设计的。
苏联援助中国的反应堆和加速器选择安装地点前，李富春副总理曾指示：为了保密，要靠近山区，尽量少占良田。如果交通不便，可修铁路。为此，刘杰去找当时的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请这位当年的北京地下工提供地理情况。后来刘杰和钱三强等人又做了许多实地勘察，最后将北京房山一片开阔的荒滩作为安装地点。
核武器与核反应堆的科学原理是一致的，从某种角度讲，反应堆也是不爆炸的原子弹，只不过可以控制能量，让它缓慢地释放，以产生动力。在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看来，这也是中国走向核武器研制的第一步。10月23日，赫鲁晓夫回国后没多久，毛泽东便兴致勃勃地与来访的印度总理尼赫鲁谈起过原子弹，说中国正在开始研究那个东西。

4.赫鲁晓夫密电毛泽东(1)

　　二机部要什么人给什么人—— 李毅带头为科学家服务—— 所有部长都要来听讲座—— 先把大的程序问题解决—— “想不到周总理俄文也好”—— 毛主席在刘杰笔记本上写了一个“氦”字—— 发展原子能工业列入“十大关系”—— 开单子，定提纲——代表团赴苏
当中南海做出发展原子能的决策时，事实上还不知中国到底有多少铀矿。刘杰说，中央决策之后，决定成立三人小组，由陈云、聂荣臻和薄一波组成，陈云主抓，他爱追根究底，管得特别细。薄一波任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兼国务院第三办公室主任，我兼任副主任。为什么让我干？就是因为我在地质部当副部长，找到了铀矿。为了进一步展开工作，陆续调入了佟城、雷荣天、刘伟，以及李毅等人。其中一位是吴际霖，原先是山东铝厂的，他在那里同别人的关系处理得好像不大好。我得知这个人非常有才干，就是脾气暴躁，固执己见，我想不管他有什么毛病，只要他能干事情就行。后来刘少奇也讲了，凡是二机部需要的人、凡是提出来要的人，要无条件地调给二机部。陈毅讲，我们不能议而不决，要谁就应该给谁。薄一波还曾经召集会议，要求有关的部长支援原子能工业事业。我记得黄敬啊，王鹤寿啊，很多负责人都去了。我和一机部部长黄敬比较熟，1937年，我们同在正处于地下状态的北平市委工作，黄敬是书记我是委员，我同时是北京市委农委的书记，抓农村工作。到了晋察冀，他开始是省委书记，我那时候是地委书记，在保定这一带活动。开始我从地质部转头要搞原子能事业时，他还笑着说，哎呀刘杰，你这是时代的象征啊。其实，我那时很茫然，对原子能这个天地究竟有多高多大，都不清楚。
这时候，黄敬调给刘杰三个人，一个是冯麟，后来带队去莫斯科实习，一个是连培生，做原子能所的总工程师，另一个是卢荣光，毕业于西南联大，比李政道和杨振宁还要早。刘杰说，这三个人都是我们要来的，连培生他们都是一机部的尖子啊。
李毅在没调来之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政治部干部部部长。1955年7月，有一天李毅接到总政的电话，说总政首长让他马上来北京一趟，有事面谈。李毅赶到北京，见到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和副主任肖华，他们告诉李毅，现在是原子能时代，中国要搞原子能，向部队调人，我们准备让你去。李毅说，我过去虽然上过大学，但不懂得原子能，我在部队已经17年了，对部队很有感情，不愿意离开部队。后来两位主任说这个任务很重要，原子能事业虽然在地方，和部队的关系还是十分密切的，总政已经决定让你去，希望你能够勇于接受这个任务，到那里主要是做思想政治工作，不是让你搞专业，希望你勇于承担。我说既然领导已经决定了，那我就回去办交接吧。我就回到广州，办了交接，带了家口，8月初就来了。经过国务院三办，调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负责党的工作兼副所长，钱三强是所长。那时候工资差不多降三分之一，警卫员也没有了，生活习惯不同于部队，带着四个孩子，最大的6岁，最小的半岁，很多事情要自己做。后来慢慢地调整过来，也了解了所里的情况，感觉还挺不错。
李毅说，我认真学习了中央关于科学院工作的有关文件，认识到科学院的工作最重要的是团结科学家，是照顾他们的生活，给他们创造好的工作条件，使他们能够更好地投身于社会主义科学事业和国家的建设事业。我也算个知识分子，“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就参加学生运动，从1940年到日寇投降，在115师政治部兼山东军区政治部工作，那时肖华同志当政治部主任，我做过他的主任秘书。和组织部长梁必业、宣传部长杨克、秘书长苏静等同志共事。政治部特别是宣传部有不少知识分子。鬼子投降，肖华主任调到东北，我们二十来个干部跟他去，到那里成立辽东军区司令部，我当司令部的秘书长，常和苏联人联系，和地方的党政军联系。所以我对知识分子并不陌生，我明白自己的职责是要帮助知识分子、帮助科学家的，是要给他们服务的。所以我一来就抱着一个尊重、服务的态度。为了服务得更好，一开始我就带领其他行政人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学习业务，学习专业知识，你不能光说外行话啊。许多科学家们也的确很好，像王老王淦昌先生，就特别客气，一听到别人提点什么意见或者稍微带点批评的意见，他便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他的对不起是口头语。他跟钱三强不同，他始终不离开科研第一线，而三强行政工作和社会活动很多，他充分发挥了组织才能。他这个组织才能和我们党政干部还不一样，他在科学家中间特别能显示组织才能，知人善任，需要什么样的学科，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哪个单位里有这样的人才，他都清楚明白。二机部创业，队伍的组织，人员的调配和大协作，这些方面钱三强的功劳确实是旁人代替不了的，尽管他脾气不好，一说话就磕巴，火气特别旺。

4.赫鲁晓夫密电毛泽东(2)

刘杰调来的另一位干将叫白文治，原名叫梁华锠，抗日战争时期他们就一起工作过。解放战争时，刘杰是察哈尔省委书记，白文治是宣化市委副书记，彼此都比较熟悉。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的第一任所长是吴有训，研究所成立一年后，他的学生钱三强继任所长。到1952年底，研究所已发展到九十多人，其中有后来从事原子弹、氢弹理论研究的邓稼先、于敏、黄祖洽等一批出色的年轻人。
王方定是学化学的，他来的比较早，1953年就调来了。王方定说，钱三强先生特别热衷于化学方面的事，时常过问，王淦昌先生每天上班特别早，一大早就梆梆梆敲门，然后一干就是一整天。没过多久，我们分到杨承宗先生那里。杨先生让我搞铀矿分析，当时的铀矿石是比利时和刚果的，原来解放前的北平研究院就搞来一些。杨先生把法文文献翻译成英文，让我们阅读，并且要看我们的工作笔记，作批注，还经常站在背后看我们做实验。
白文治说，为了加强国防科技工作，国务院设立了第三办公室。我是1955年8月调过去的，任三办下设的原子能小组组长。小组只有我和韦彬、李杭荪三个人，韦彬是1936年北平师范大学化学系毕业生，李杭荪是1950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生，我则在1936年至1938年先后在北京大学和重庆大学化学系读过两年。当时国家建委和三办办公的地方，就在现今核工业公司的一个角上，三层四号是薄一波的办公室。
1955年12月，联合国在日内瓦召开了和平利用原子能会议，共有一千五百多位科学家参加，并向大会提交了一千多份材料。其间，苏联公布了核电站的建造情况，法国发表了提取放射性元素钚的方法，美国展示了核电站的发展计划，从而揭开了许多核技术秘密。但中国却被会议拒之门外。与会的苏联代表主动提出派一个代表团到中国来，介绍日内瓦会议的情况，传达科学成果方面的文件，中国政府表示欢迎，并确定由中国科学院和国务院三办接待。经过协商，决定成立一个接待办公室，由科学院秘书长陈康白任办公室主任，白文治任办公室副主任，分管核学术活动的组织工作。10日下午4点钟左右，苏联物理学教授诺维科夫率9人代表团到达北京。除讲学之外，他们还参观了中国的各个相关研究所。白文治说，这些团员我们都按口分到各个部里，比如说农学家就由农业部来接待，冶金学家由冶金部来接待，医学家由卫生部接待，每个科学家都是挺忙的，安排得挺紧。上午他们作告，下午座谈，晚上还有一些文艺活动。中国方面准备了许多问题，他们都分门别类地做了解答。
在此期间，周恩来批示要请苏联科学家给各部部长们作一次科学讲座，时间安排在12月24日下午。白文治说，那天下午两点二十分左右，我和陈康白陪苏联代表团9个成员到了政协礼堂的后台，在二楼接待室坐下了，准备两点半开讲。这时候，我想赶紧到前台看看会场情况怎么样。匆匆忙忙下楼，正走到楼梯口，碰上了周恩来总理。总理问我到多少人了？我当时也不知道到多少人了，总理旁边当时有国务院的人，说到了多少多少人。总理又问，各部的部长到了没有？有人讲了讲部长到的人数，紧接着又说某几位部长因工作请假。总理就问，为什么不到齐啊，是谁经办的啊？我告诉他经办的人是谁。总理就责备说，为什么不找齐燕铭同志办啊？齐燕铭是一位副秘书长。我一看，不敢再吭声。紧接着总理就说：立即通知部长们，马上到这儿来，都要到这儿来听告，把工作都撂下。
苏联代表团一边讲学介绍，一边看了几个研究部门的状况，刘杰从头至尾陪同诺维科夫活动。苏联人在科学院物理所看了郭挺章和助手在试管里提取重水，看了戴传曾等人研制的又大又笨的盖革计数器之后说，你们这些做研究的人都是很高水平的科学家，但所研究的却都是微量的、小型的实验室工作。诺维科夫承认，中国科学家是一流的，但设备却是初级的。特别是重水，只不过玻璃杯里的几克而已。看了杨承宗的实验室提炼铀的研究，苏联人说，你们的研究太原始，这些东西我们都是可以帮助的。12月14日，诺维科夫对刘杰表态说，我们这次来中国，并不打算看看讲讲就完事，等我们走了，对你们工作却毫无推进。你们要迎头赶上，不要以为非要先坐牛车才能坐汽车，应该一下子坐在汽车上。苏联已经做过的，你们不必再从头做起，像你们研究所搞重水，一年才能提制三克，太不合算。许多仪器苏联都能生产，你们不必费这么大的力气去探索。中国科学家水平并不低，但人数较少，应该集中力量于主要方面，研究最新最迫切最需要的东西，才能迎头赶上。过去你们都很客气，不提出来，现在如果需要重水、石墨等等的话，我们可以帮助。这在苏联都已经是投入工业生产了。

4.赫鲁晓夫密电毛泽东(3)

虽然日内瓦国际原子能会议已将许多包括盖革计数器或铀的提取工艺等核技术秘密公之于众，刘杰听了，心里还是很高兴。不过他此时还不知道苏联这个帮助的底是什么。在交谈当中，中方不断谈到自己的一些设想，但没有提核武器。因为代表团来前周恩来就交代不要轻易向苏联人提及原子弹方面的事，这是鉴于去年毛泽东在赫鲁晓夫面前提出核援助时，赫鲁晓夫只答应在原子能科学基础研究上给予帮助。核燃料有两种，一种是从原子堆里提取钚-239，一种是经浓缩提取出铀-235，中国的科学家设想原子堆时仅仅提出了5万千瓦，当时对铀-235基本上不了解。跟诺维科夫谈的时候也谈到这个问题，他也主张中国搞钚-239就行了。
刘杰说，这些问题一谈，我们就表露了自己的想法，希望苏联提供一定援助。没有想到他很快就把这个消息透露给了他们的上级。第二天诺维科夫找到我，样子很高兴，说刘杰同志我已经告了，向莫斯科告了，回答是苏联准备给中国以巨大援助。今天通电话时，莫斯科告诉我：中国同志不用客气，应该把需要提出来，由中国国务院表示意见，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援助，这个大家就可以积极地谈啊。可见诺维科夫这次来不仅仅是为了原子能的和平利用，他也在看看我们对他有什么要求，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次机遇。我当即向薄一波同志告了这一情况，说我们得赶快提出一个具体的要求，具体的设想。薄一波要我连夜起草告，向总理送。第二天总理接见诺维科夫的时候，就是根据那个材料讲的。
1955年12月24日深夜，刘杰通知白文治说，后天总理接见诺维科夫团长，要白文治和胡济民参加。第二天中午12点左右，刘杰拿了一份规划来，是前些日子与诺维科夫两次谈话的要点，以及中国以后的一些粗略想法。白文治看了以后，吩咐打字员打印出来，当天就呈送给了薄一波、李富春和周恩来。
26日下午，薄一波、李富春、刘杰、胡济民和白文治都提前来到西花厅，苏联大使尤金、文教总顾问马里采夫，以及诺维科夫也都到了，一起等着周恩来。但等了半天，周恩来一直没有露面，直等到晚上6点钟左右才来了。周恩来一进来就连说对不起，当时有个紧急的事情，就是郭沫若从国外访问回来，坐飞机，有信息说是敌人要在半路上袭击他，他就布置空军去保护，所以耽误了这么长时间。
会议开始后，周恩来首先对诺维科夫说，你出了个题目，让我们提出问题，这对我们是一个推动。中共中央最近研究过原子能事业的规划，但没有作决定，因为我国科学家、工程师和中央同志们的知识都不够，现在先请刘杰同志来谈一谈。刘杰将一些设想介绍完之后，周恩来说，这个规划大纲没有什么根据，可能是梦想，请你来发表点意见。
诺维科夫表示了两点看法：一条是用原子堆照射以后的铀棒来提炼钚-239，需要有一个后处理的工厂，这是必需的，计划里没有提到这个问题；另一条是你们提到的这个原子堆为5万千瓦，而我们苏联比这个大得多，原子堆越大越合算。
周恩来问，美国是不是有100万千瓦的啊？
诺维科夫说，各国的原子堆都有，80、90、100万千瓦的都有。
诺维科夫还讲道，原子堆生产钚-239的同时也可以发电。周恩来说，我们不知道在没有摸清楚的条件下，和苏联政府来谈这个问题具备不具备条件？能否谈出个结果？诺维科夫回答说，这是现实的，不是梦想，条件也具备，现在进行谈判是可以的。周恩来说，是苏联先派一个小组来，摸清楚了情况，我们拟定了方案以后跟苏联政府来商谈比较好呢，还是现在就到苏联去谈，谈回来中国政府再讨论，苏联再派人来帮助落实，然后再反过来会商比较好？诺维科夫表示，两种方法都可以，应该把事情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周恩来说，是不是分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先到苏联去商量，我们先派代表团到苏联，大家商量一个方案，然后苏联再派一个小组来中国，看具备不具备执行这个方案的条件，然后将修订的方案再由中苏两国政府商谈。诺维科夫说，这样可以，在莫斯科商量比较方便，因为专家在莫斯科，资料在莫斯科，这样容易得出结果来。周恩来又问，是不是现在可以开始进行工作？诺维科夫说，现在完全可以开始进行工作。周恩来最后说，今天把开展事情的程序先解决了，是一个大收获。

4.赫鲁晓夫密电毛泽东(4)

新中国刚开始进行经济建设时，最困难的是人才不足。就像陈云早就告诉苏联大使罗申的那样，恢复国民经济的一个重大障碍是缺少懂专业而又忠于人民政府的技术干部。中国早期一边倒时，由于缺乏专家，甚至无法提出要求苏联提供经济援助的货物清单，为此，毛泽东提出要求设立中苏共同委员会，请苏联派专家来华，与中方共同商定全部或主要部分货单。所以，虽然中国这时已经下决心要搞原子能了，但究竟怎么搞，连提一些具体的要求都要与被要求方商量。
为这次谈话担任翻译的是清华大学的邢家鲤。白文治说，邢家鲤是个很好的翻译，是我们从蒋南翔那儿借来临时担任翻译的。苏联代表团的每个团员都配了两名翻译，一个是业务翻译，一个是生活翻译。邢家鲤是团长诺维科夫的业务翻译，算是谈判的首席翻译。
12月22号，周总理在紫光阁接见全体团员，在座的中国人也有十来个。邢家鲤翻译得很流利，但在他把周总理的一段话译成俄文时，总理突然当场插话道：我讲的是成为一个问题，不是成为一个困难，请你重新准确地翻过去。
邢家鲤后来说，实际上我的俄文是不行的，这个场面又大，我从来没经历过。我是1951年去苏联的。这次接受翻译任务，我和马列搭配，技术上主要是我译，马列记录。在翻译过程中，总理指出翻错的还不止这一处。我原来不知道总理的俄文也那么好，而且很细心，一字不落地盯着你，纠正过不止一次错误。总理法文好、德文好、英文好，这个大家都知道，他日文也好，因为那些国家他都去过，在那儿生活过，但他俄文好可不知道。一翻错，他马上就给你提溜出来：这个词是错的，你刚才那个音调是错的。另外确实也非常紧张，诺维科夫的话得我译过来，总理的话得我要译过去，来不及反应，这边完了他那边也在说，记都记不住，所以我有时候就请求说得慢一点或者说短一点，因为一说多了记不下来，再翻就麻烦了。还好，在总理面前并没出太大的错误。有一次举办宴会，我在周总理和苏方团长这一桌。当翻译是吃不上饭的。当时，秘书来了三次让总理批文件，他也吃不好。饭后，我还要急着翻译文件，打字，这时总理办公室传下话来，说那个小翻译没吃好饭，让他补一顿。1976年1月8日，总理去世了，我已被错打成现行反革命，在劳改农场正煮猪食。听到喇叭广播，是总理去世，啊呀，人都木了。他怎么能死呢！
苏联代表团是1955年12月10日来华的，一直活动到1956年1月15日才返回苏联，为期一个多月。代表团返回苏联不几天，就有了消息回馈。
1956年2月中旬的一天，刘杰将白文治叫到他办公室，给他看一份已经译成中文的打印信件，是赫鲁晓夫致毛泽东的信，落款日期是2月8日。赫鲁晓夫表示，苏联可以在建立原子能工业方面同中国共享自己的经验，苏联愿意扩大高等学校物理系和化学系接受中国留学生的名额，并且可以派遣苏联教授和教员去中国高等学校讲授有关原子能生产工艺的专门课程。他还建议中国派遣一个全权代表团到莫斯科商谈。赫鲁晓夫之所以如此主动，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他上台后面临不少困难，需要中国的支持。
刘杰和白文治便首先着手研究组团问题，商议参加代表团的成员名单。在此期间，中方整理了一份《供讨论用的提纲》，经中央批准并由毛泽东写信送给赫鲁晓夫。因为3月份刘杰要参加苏联杜伯纳联合核子研究所会议，刘杰提前去了莫斯科，组团名单是经刘杰电话同意，由白文治呈送薄一波审签的。除白文治之外，当时在国务院三办原子能小组工作的韦彬、李杭荪、朱培基、邓佐卿、吴际霖都名列其中，家里只留下一位保密员和两位打字员。薄一波详细询问了名单上每一个人的作用，问道：为什么要去这么多人？白文治答道：刘杰同志在电话里讲，将来要靠这些人工作的。薄一波便在上面加了一句：据刘杰说需要这么多人。代表团由刘杰任团长，团员有刘伟、钱三强、白文治和冯麟，还有二十余人为顾问，除了前面提到的三办几个人，还有王淦昌、胡济民、朱光亚、杨承宗、葛庭燧、刘宝庆，以及冶金部的王金堂、化工部和一机部的技术干部，陈中担任翻译。这一名单最后得到了周恩来的批准。

4.赫鲁晓夫密电毛泽东(5)

1956年3月，毛泽东为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问题，亲自着手做调查，其中重要一项就是逐个听取国务院34个部委的工作汇。刘杰是第33个汇的，在他前面汇的是地质部的何长工，后边是建设工业部的万里。刘杰汇中最主要的就是有关原子能工业的概况，听取汇的除了毛泽东，还有彭真等领导人。刘杰说，毛主席兴趣是很广泛的，谈到我们离地心多深，地心是个什么情况，谈到宇宙的问题，太阳系的问题，太阳能的聚变问题。谈到核爆炸和太阳聚变，就是原子弹是裂变，氢弹是聚变啊。谈到聚变的时候，毛主席就问，太阳和氢弹的核聚变有什么共同性？说聚变的时候，氢就产生氦的释放，因此释放出大量的能量。毛主席就问氦是怎么回事，我说一个气字，底下一个亥。他似乎还没有听清楚氦字怎么写，便亲自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了一个氦字。我当时根据所知道的作了一些回答。毛主席最后讲，你讲得很清楚。他还说，有的人声音很大，但讲不清道理。最后毛主席说你带的什么东西，我说这都是些小册子，毛主席说都给我看看吧。当时彭真同志就拦住了，说不要都给，挑拣两本最重要的。毛主席说，小册子写出来很不容易，对科学造诣不深的人是写不出来的。以后我由周总理批准去苏联谈判，不久以后《论十大关系》就出来了。毛主席那次之所以听许多汇，就是为了进一步考虑各种关系问题。文章把原子能工业也列为十大关系的内容之一，里边有一段谈到，我们现在强，以后还要更强，我们不但要有飞机、大炮，还要有原子弹。是不是想要原子弹，是真想还是假想？真正想要我们就必须减少军费，来搞经济建设，我们才能够发展核武器。这几句话的大约意思是这样，可见在这时候，原子弹的问题已经正式谈到了。
刘杰3月份出发前的一天深夜，周恩来在西花厅听取了他的相关汇，当时薄一波、白文治等人也在场。除了讨论中国参加苏联杜伯纳联合核子研究所会议事项和赴苏谈判原子能工业的问题，还酝酿了领导原子能工业的组织机构，参照苏联模式，讨论成立一个原子能委员会。刘杰在会上提出，请周恩来选择一位原子能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以便主持日常工作。众人议了半天，在几位领导者人选当中，最终决定由宋任穷出任这一职务。
宋任穷当时是解放军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部长是罗荣桓元帅。宋任穷说，1956年毛主席召集34个工业部分头汇，完了说以后要加强地质部的工作。周总理找到我，说毛主席要从军队调一个人出来，调一个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加强地质战线，协助李四光同志和何长工同志工作。何长工、宋英和刘杰一样，当时都是地质部的副部长。我自己考虑了很久，就对周总理说，那就让我去吧。当时刚授军衔，我对穿那一身制服不习惯。总理说你能出来吗？我说总干部部有人。我想，我要去的话，军队里这一套可都要取消了，待遇低了，副官没了，警卫员也没了，只有一个秘书了。但这些都是可以放弃的。这样向主席告了，主席同意我出来，算是毛遂自荐吧。
但没过多久，宋任穷就又被周恩来找去了，跟他谈话，说不去地质部了，让他到原子能委员会当副主任。主任是陈云，刘杰做秘书长。

5.意外得来一个重大项目(1)

　　我们也希望有铀－235 —— 抓住机会，大胆提问 —— 得到关乎全局的意外结果 ——先接受下来再说—— 陈云要算帐，宋任穷担心冒进—— 两个翻译、两位高官—— 降低到能够承受的规模—— 得到当年法国没有得到的东西—— 一鸣惊人，影响深远
莫斯科的春天比北京要晚许多，都已是4月时令了，这里还是白雪皑皑，一片寒冬景象。从1955年4月11日开始至5月14日为止，中国原子能代表团在这里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参观，随后便进入具体谈判阶段。
起初，中国并没有搞铀-235的计划，都认为只搞钚-239就行了，此前诺维科夫也曾说过，中国不需要搞铀-235，搞原子堆就行了。白文治说，对于铀-235我们所知甚少，我们只知道那个东西很贵，工厂很大，用电量很大，投资也很大，要很多钱，当时考虑全北京也没有那么多的电。同时也了解到，美国搞这个东西时就占了美国七分之一的电量。我们真要搞的话，即便是个小工厂，那也得占用多少电量啊！因此我们就不敢考虑铀-235，只敢考虑钚-239了。
那时，从中国自己的专家到苏联专家，都主张上钚-239，前面的一堆（反应堆）一器（加速器）也是按这条路子走的。刘杰说，聂荣臻也说铀-235算了，就上钚-239吧。聂老总主要考虑的是投资问题，给周总理打的告上就提到铀浓缩厂倾向于不搞，太费钱。还有一种意见是推到三五计划以后再说，那从时间上就到了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了——真到那时可就全乱了，原子弹也很可能炸不了了。
很巧，代表团临出发之前，刘杰得到了一个特别简单的情资料，上面提到美国建设一个小规模的、日产5公斤铀-235的铀浓缩厂，投资只需5亿美元。刘杰看了这个材料，心想要真是这样的投资，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搞这个东西？当然，他那时并不完全懂得这个东西搞与不搞的厉害。谈判开始，中国原子能代表团参加的是刘杰、刘伟、钱三强、白文治、冯麟，加上翻译刘允斌，苏联方面由经济联络总局局长郭瓦尔、副局长斯米洛夫、原子能工业部部长斯拉夫斯基等参加。苏方从地质勘探、开采矿山，以及核燃料，介绍一项谈一项，一直谈到钚-239和富集铀-235。刘杰听到铀-235这个话题，马上就记起了来之前看到的那个小资料。他也知道，毛泽东2月29日给赫鲁晓夫复信并附去的那份《供讨论用的提纲》上并没有这个议题，也没有经过中央和周恩来总理批示，但他仍想提出来试一试，所以在会上谈到这个项目的时候，他就说：我们也很希望搞铀-235。
这个谈判项目单子之外的问题一提出来，苏联人感到非常惊讶，说你单子上没有这个项目，不能谈。再说，这个项目需要很大的电力，需要很大的投资，甚至于把你们中国全部的电力用上都不够。
刘杰说，那个时候空气很紧张啊！项目单上没有的东西你们也提出来？我们没有权力来讨论这个问题。那句俄语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到现在都能说得上来——扩散厂不能谈——就是断然拒绝的样子。在这个问题上看来是不行了，可能没有希望了。
铀-235藏身于铀矿石中，铀矿石被开采出并经冶炼提纯后产生天然铀，但这里面能够产生核裂变的铀-235极其稀少，连百分之一都不到，而99%以上是铀-238。铀-235在天然铀中是如此微乎其微，必须经过千辛万苦对其进行精确分离并浓缩到90%以上，才能用作原子弹的裂变材料。从工业上讲，对铀-235的分离只靠实验室是远远不够的，而必须依靠铀浓缩厂来完成。这项技术最早是英国人发明的，但英国后来建设自己的铀浓缩厂时，却也费了很大的劲。建设生产铀-235的铀浓缩厂，在原子能工业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苏联在这方面有所保留，是可以理解的——法国在搞原子弹时，也曾计划和已经掌握了原子弹的英国签署这方面的合作协议，但迫于美国的压力，最终没有实现，由此也能看出这个环节的争取是何等关键。

5.意外得来一个重大项目(2)

引起代表团特别注意的是，在介绍反应堆流程时，苏方说天然铀中铀-235含量为0.714%，经原子堆照射后提炼钚-239，剩下的铀中铀-235的含量是0.67%，这0.67%还可以把它用作铀浓缩厂的原料再提炼富集铀-235。如果你不用它搞铀-235，它还可以做第二次照射，用原子堆再生产一部分钚-239，但是这样一来它总还是废料，铀-235并没有充分利用。所以，如果用它生产钚-239剩下的料，做铀浓缩厂的原料来生产铀-235，就可以用一种原料生产两种产品。中国以前关于富集铀-235的知识很不够，半年前薄一波曾在他办公室里召集刘杰、钱三强和白文治讨论过原子能发展规划，会上钱三强倒是讲过富集铀-235的简单原理，并说搞这个规模很大，设备很多，用电量和投资都很大，但具体情节却所知甚少。而最关键的问题是，他们以前理解发展铀-235与发展钚-239是两条平行的相关不大的路线，而不知道其中还有这样一个循环生产体系。那天苏方介绍了这个情况之后，因为每天晚上中国代表团回来以后都要商量第二天怎么办，所以在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钱三强总有些怀疑，说好像没有听见有这个问题啊。白文治想他当时可能没听清楚，就找出笔记本来和别人对照，证实他所记下来的苏方介绍没有错失，但钱三强还是有些不大相信。白文治就去隔壁房间里把担任翻译的刘允斌找来了。刘允斌又仔细做了一下核对，确认说，当时谈的是这样一个过程。
刘杰说，我一听苏方介绍的反应堆流程就觉得铀－235这个东西有门了。可听的时候，大家还不大理解。晚上讨论的时候，说他今天讲了一种原料两种产品，从流程上是怎么怎么样。三强问，确实是这么讲的吗？他也不大懂这个东西，说赶快找刘允斌来。刘允斌是刘少奇的儿子，他做翻译，问问他是不是这样讲的。刘允斌回忆了一下子，说确实是这样讲的，因为他也是学化学的啊。然后我们议了半天，定下来明天由钱三强再问一遍。
第二天，钱三强找机会再次提到了这个问题，苏方又解释了一番，说一种原料进去怎么样出两种产品。于是，中方代表团马上提出来：既然这样，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有铀-235呢？我们应该有铀-235，这样的话在流程上是最合理最经济的，不然就会浪费原料。当时苏联专家没有做任何表态。但过了两天，苏方负责人便正式表示说，你们要求搞铀-235是合乎逻辑的，从逻辑上讲中国应该建设一个铀浓缩厂来分离铀-235，这是合理的，但你们要考虑生产规模。苏方还进一步讲到了机器的组合。生产铀-235用的最尾部的一种小型机器，刘杰他们是后来才知道苏联已经用上更先进的离心法而不用气体扩散法了，因为离心机比扩散机要省90%的电。苏联人说，如果中国有兴趣，我们可以帮助建设一座气体扩散法富集铀-235的工厂，这个小机器我们现在没有新的，假如你们要新的的话，就得用两年的时间来制造。不过我们眼下有多余的旧机器，是我们拆下来的，经过一点修理之后，是完全可以用的，你们要不要？
中方当时并没有立即答复，只表示还得请示国内，明天再做答复。刘杰说，苏联人实际上谈了两条意思，第一条是他原则上答应帮助我们生产铀－235，第二条是生产铀－235所需的小机器，做新的得两年，旧的现在就可以给。当时我们感觉到真是出乎意料，非常兴奋。可这个问题原来没有列入商谈项目，没有经过领导批准，怎么办？
当天谈判结束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两点钟了，中午饭也没顾上吃，刘杰就和钱三强、刘允斌一起，赶快跑到大使馆去请示，向周总理告说今天出现这么个项目，苏方可以答应，并且还有小机器可以使用，可以加快步子。
周恩来答复得很简单：现在先接受下来，回来再说。
接下来，刘杰让白文治赶紧起草了一份书面告，签名后又让他先行回国，呈给陈云、宋任穷和周恩来。让白文治回去的另一个考虑，是便于周恩来问起情况时，能够做出清楚的回答。

5.意外得来一个重大项目(3)

至此，中国原子能代表团基本上完成了这次出访的使命，除了留下几个人等待苏方起草协定草案外，其余的人员便都陆续返回了国内。7月5日，正在苏联的李富春副总理和原子能代表团团长刘杰应约去见扎维年根和斯拉夫斯基，这两人分别是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和原子能工业部部长。会见中，苏方说协定草案已经得到了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的批准，现在交给中国政府，待中方批准后双方再正式签字。
这一谈判成果的重大意义，是后来才慢慢显现出来的。而刘杰他们当时并不知道，就在这之前不久，法国因为请英国帮助建设一座铀分离工厂，也进行了谈判，但两国代表正要签署协定时，美国却横插一手，明确反对这一合作计划——由于英美间订有保密协定，英国就没办法从出售技术与设备中获利，法国也无法利用英国在这方面的现成技术——法国自己建造的铀浓缩厂直到他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七年之后的1967年才投产。
拿到协定草案后，刘杰马上就动身回国，一路上，翻译姚乃兴和他形影不离。姚乃兴以前其实并没有学过俄语，他是后来才速成的。毕业还没有分配时，姚乃兴和别人一起被挑选去苏联实习重水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走之前是薄一波去送的。实习快要完的时候，刘杰到了莫斯科，挑翻译，挑了好几个人，因为谈判既要懂俄语又要懂技术，最后选中了姚乃兴和刘少奇的长子刘允斌两个人一起工作。
姚乃兴过去是学化工的，当时才21岁。他说，好多翻译看见刘杰都怕，因为刘杰很厉害，你如果工作不好他要训你的。听说我去，其他翻译说这下有你的好看了。还算不错，我给刘杰做翻译他从来没训过我，他说我这人比较机灵。他见我正读一本书，就让我教他，晚上我教他俄文，生活上我也照顾他，所以关系很好。
姚乃兴和刘杰还真有点缘分。在莫斯科时，刘杰有一天突然问姚乃兴，你家在什么地方？姚乃兴回答说，上海浦东，一个小镇上。刘杰说你家那个地方如何如何，姚乃兴觉得有些奇怪，心想你怎么知道我家的呢？刘杰笑了笑说，我是29军的军长。姚乃兴这下想起来了，他家隔壁当年是曾住过一个29军军长，那时候他上大学一年级，家里住了一个警卫班，所以刘杰认出了他。后来姚乃兴回家，父母告诉他，公安部来调查过，把他的日记本都翻了，查祖宗三代，还有周围的亲戚。
谈判的时候，凡是苏联人讲话都由姚乃兴翻译，凡是中国人讲话则让刘允斌翻译。姚乃兴说，谈判到最后，苏联人提供了一份援助我们中国建设核工业的一个条约，绝密的。刘杰告诉我这里面的内容只能三个人知道，一个是刘杰，一个是冯麟，一个是白文治。白文治是他最喜欢的一个局长，很多事都先靠白文治，白文治曾任石家庄市委副书记，上过北大化学系，参加过“一二·九”运动，懂技术，肯钻研，会世界语，近两年还用英文写文章在《中国日》上发表。所以，看得出刘杰是很器重他的。一拿到条约，刘杰马上就要回国，叫冯麟和白文治留在莫斯科，我就和他两个人回来了。我记得飞机上没有几个人，好像是在伊尔库茨克还是在乌兰巴托转机，要休息一晚上，刘杰一个人提着皮包，包里装着那份协议，他跟我一再说，这个包你帮我注意着，万一忘掉了，你要提醒我。他也不让我提，连晚上睡觉也要枕在枕头底下。回北京后的第二天，刘杰叫我到他家里把这个协定草案翻译成中文，他住在百万庄，隔壁是何长工，我在楼上朝北那个小房间里翻译，吃饭都在他家，用了一天也就翻译出来了。我记得翻译的条约和以前的东西不一样，好多都是一句一行，翻译完给刘杰看，他说你漏了一行吧。我一看原稿，还真是漏了一行，把前面一页的最后一行给漏掉了，我脸都红了，他也没有训我。
这天下午两点，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召集陈云、薄一波、宋任穷开会，刘杰、刘伟、钱三强、雷荣天和白文治也都在座，一起研究经过艰苦谈判之后由苏联起草的协定草案。因为当时正值盛夏，国家领导人有许多正在北戴河度假，周恩来便于7月28日将这个协定草案带到了那里，交由中共中央讨论。

5.意外得来一个重大项目(4)

8月初，刘杰对白文治说，中央批准这个协议了，将由李富春在莫斯科代表周总理签字。李富春现在在莫斯科，你和吴际霖两个人再去一趟莫斯科，和冯麟一起向李富春同志汇一下这个协议的内容，请李富春同志来签字。签字之后，你们三个人的任务是，摸清楚签完协议之后我们国内该做些什么准备工作，比如人员的准备，厂址的准备，等等，这样的话好配合。
8月10日，白文治和吴际霖抵达莫斯科，和已经在莫斯科的冯麟立即赶到莫斯科北京饭店，向住在那里的李富春副总理汇。临离开北京时，宋任穷曾特意叮咛白文治：你要详细地把这个协议内容向富春同志告，然后你就说宋任穷问一个问题，这个协定的规模是否冒进？所以，他们汇完协定内容之后，白文治就将宋任穷的问题和盘托出。
李富春问道：总共要多少钱？你每年要用多少钱，你要用多少人力物力？
白文治答不上来。
李富春说，看来，原子能工业究竟有多深多浅，现在我们还不清楚，先签了字，冒进不冒进回北京再研究。
其实，在这之前的5月份，陈云就找他们问过同样的情况。当时刘杰和钱三强他们都已经去了莫斯科，刘伟也不在，家里只有部长助理张献金。这天晚上，张献金叫上高之杕一起去向陈云汇，一进门，陈云就直截了当问道：我找你们没旁的事情，就是要算账，一个是原子弹到底要用多少钱？一个是原子弹要用多少铀？你们给我一个底。这个铀多少钱一公斤，现在国际市场的价格是多少，你们以后要用多少钱？我要算这个账。张献金和高之杕一听，全都答不上来，这到哪儿了解这么多问题呀！那时候，连问的地方都找不着，因为苏联的帮助和许多事情还没有正式启动，究竟要花多少钱，自然是无从算起。而主管国家钱财的陈云对此无法做到心中有数，当然要不满意了。
原子能工业援助协议原则上达成后，刘杰已经在苏联呆了好几个月了，当他最后带着协定回来时，正好是年头年尾。刘杰说，回来没几天1957年就开始了，陈云同志问我搞原子弹究竟要多少钱，整个下来究竟要多少钱。那时苏联也没有给一个正式的盘子。我们在莫斯科谈判时只是要求先把项目抓起来，然后再说，可回来以后，马上就面临个算账问题。算来算去，发现投资特别大，特别是占主导地位的铀浓缩厂的主设备扩散机动辄数千台，价格十分昂贵，是8个工业建设项目中最费钱的，差不多和其他7个项目投资加起来的总和一样多。陈云同志讲，太大了，投资太大了。大家都很伤脑筋，反复考虑怎样形成方案。讨论的结果，最核心的问题还是铀-235工厂，当时的意见很多，有的说我们不要搞铀-235了，干脆就搞矿山，搞钚-239就可以了，以后再搞铀-235。不仅仅是一般的人讲，有的领导同志也讲，干脆别搞这个了，以后再说吧。但不搞大家也不甘心，究竟怎么办呢？
管钱的人要过问费用问题，并不难理解，要知道那时候刚刚建国，处处要花钱，到处都缺钱。后来原子弹爆炸成功，李富春和刘杰说起来的时候，还感叹说好是好，就是贵了点。白文治说，这是大实话。现在回过头来看，花费不仅起始阶段大，后来更费钱，直到现在还要往里填。但当时谁能知道这么深，也想不了这么远。结果一是当时摊子铺得太大，二是军转民措施不力，三是经营不够完善，造成日后某些苦处。
在此之前不久，苏联派了一位原子能总顾问叫扎吉江，于1956年11月应聘来到北京。他是一位有色金属专家，二战后曾被派到德国学习，特别敬业。扎吉江和斯拉夫斯基给中国人的印象有所不同，对于中国原子能工业的援助，斯拉夫斯基的态度属于既不冷也不热，因为援助是两个国家的法定协议，他理应执行，他也希望中国能把原子能工业建设起来，但他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所保留的。刘杰说，这倒不是说他对中国有什么不好，不过他在各方面都留有余地，比如我们在苏联时提出要看铀-235工厂，他拒绝了。关于原子反应堆，我们原先是搞5万千瓦的，20万千瓦的，后来想再大一点，搞60万千瓦的，他就不太同意，说你没有资源，你不能搞大。扎吉江就不同了，作为总顾问，特别尽职尽责，为中国提了好多有益的建议，为此他还受到他们上级的批评，要他不要多管闲事。斯拉夫斯基就开玩笑说他一半是中国人，太热心了。

5.意外得来一个重大项目(5)

扎吉江来中国后，见到宋任穷，传达说苏联将向中国交付铀浓缩厂的全部设备，交付时间在1957年至1959年这三年内。宋任穷此前已经得到过李富春的相关指示，在召集有关人员研究之后，于当月底写信答复斯拉夫斯基，提出这两年投资太集中，中国的财政支付能力很难支持，所以希望1957年先不供应设备，具体时间另行商定。与此同时，吴际霖、张汉周和扎吉江一起，反复研究这个问题，讨论来讨论去，总是不能定下来一个比较周全的方案。这样的研究，一直持续了两三个月，从上到下都非常焦虑。
正当众人犯愁的时候，有人就想，铀浓缩厂投资太大，国家资金不足，可不可以缩小点规模？这样的话投资会不会就小一点？跟总顾问扎吉江一谈，扎吉江说这个方案要调整的话，我还得到苏联去。扎吉江本人是主张搞铀-235工厂的，他给中国同行举了个很简单的例子，说就像你穿衣服一样，有衬衫有裤子，才能成套，你们既然要搞原子能工业，那也要成套，建成一个完整的核工业体系。大家感觉到他这个讲法很好，也就赞成缩减规模，先确定一个小产量的方案。这时候宋任穷又对扎吉江说，是不是可以再减少一点啊？结果是还可以降低。根据这个限量之后的总产量一算，要花多少钱，国家还可以咬牙承受，就可以通过了。这是很重要的一关，因为当时有一种包括部分高级领导人在内的意见就是算了，不搞这个了。刘杰说，终于上铀-235这个决定事后看起来太重要了。这对我们争取时间尽快进入原子能领域，以及后来原子能工业和核电事业的发展，都是极具关键意义的大事。美国第一次在原子弹里装的是钚-239，而我们第一次在原子弹里头装的是铀-235，引起了国际上很大的轰动，说中国了不起，一上马就用铀-235。

6.毛主席亲自管的事(1)

　　两个部长在一排长桌前办公—— “我这个名字不好，穷”—— 宋任穷哭穷，张劲夫荐贤—— 一万多人云集二机部——正考虑下一步怎么办——莫斯科风云突变—— 米高扬到杭州—— 国防新技术援助要求得到支持—— 聂老总交代，准备得越细、要求提得越具体越好
建立原子能工业，牵涉到千头万绪，必须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来组织实施。所以，还在刘杰他们和苏联就原子能援助一事谈判之际，周恩来就开始考虑筹建这样的部门了。当周恩来问到刘杰的时候，刘杰说成立原子能委员会是可以的，但是，为了把工作做得更实一些，还是建立一个职能部为好。根据苏联经验，他们也有一个专门的机构，在苏联部长会议下设原子能利用总局，公开称中型机械制造工业部，也就是斯拉夫斯基领导的这个部门。后来，周恩来又征求了薄一波和科学院张劲夫等人的意见，最终决定成立一个实体的原子能工业部，随后又吸取了公安部苏联保卫专家的意见，即直接用原子能事业部名称太突出，不利于保密，因此就设了个名称叫第三机械工业部，后来又改称二机部。部长由宋任穷担任，刘杰为常务副部长，袁成隆、刘伟、雷荣天和钱三强都是副部长。
宋任穷和刘杰很早以前就熟悉，1948年刘杰任察哈尔省委书记，准备南下时，刘少奇就把他介绍给了宋任穷，因为他原先曾在苏皖一带活动过。现在他们又因为原子弹的事情走到了一起，宋任穷对刘杰说，干脆，我们就在一个办公室工作吧，就这一溜长桌子，既做办公室，又做会议室。宋任穷坐在南边，刘杰坐在北边，两个人在这排长桌子前研究处理了核工业初建时期数不清的问题。
刘杰夫人李宝光说，我们家那时住在百万庄，有一次我给孩子们念古诗，正念“欲穷千里目”，楼道里上来一个人，接着话头念“更上一层楼”。进门后，见他穿着军装，对我说，刘杰和我是一个办公室呀，我们分不开。这才知道他是宋任穷。
在二机部，宋任穷常说，我这个名字不好，穷。解放初期当南京军管会主任、市委书记，南京市说我们来了个穷书记。后来调到云南去当省委书记，云南又说我们来了个穷书记。他走了以后谢富治去了，他说穷的走了富的来了。姚乃兴提起见到宋任穷的第一印象，说宋部长来之前，我想他是将官，上将啊，一看他穿着件绸子的香港衫，一顶巴拿马草帽，一把折扇，像电影里演的广东资本家一样。他平时不大讲话，自己从军队带两个翻译来，但他们从来不发言，只在旁边听着。他有时爱跟人开玩笑，说我们二机部是贫下中农。
二机部的许多事情都需要和科学院联系，科学院的院长是郭沫若。副院长、党组书记张劲夫也是不久前才调去的。他当时搞经济工作，在地方工业部当书记，有一天安子文打电话，点名让他去科学院，说中央常委定了，你工作马上要调动。张劲夫说我不懂科学，不去那个地方不行吗？安子文说不行，党已经定了，你还能讲价钱？马上去吧。张劲夫说去那里找谁？安子文说你先找陈老总。张劲夫便找陈毅到，陈毅说，我已给郭沫若打过电话了，郭老表示欢迎，今晚就在北京饭店召开欢迎会，你得去。他的调动手续是后来拖了很长时间才发的。
张劲夫说，宋任穷一当部长就打电话要来看我，我说哎呀老大哥你怎么来看我，我去看你呀。他说我一定要去看你。他非来看我不行，那我也没办法。那时候我住在北太平庄，一来之后他就说，劲夫啊，你可知道我部的任务？我说我知道，搞原子弹嘛。他说多重要啊，是中央的任务，国家的任务，你要帮忙啊。我说这个事大家都应该尽力嘛，你有什么事情要我办，你讲好了。我说中央已经定了，科学院原子能所全交给你，一个人不留。我们国家这方面的力量最主要的集中在原子能所，所长是钱三强，我全都交给你们。有一些工程师你们管工业部门要吧。他说那个我已经跟他们商量了，想办法，最难的是科学研究，要把没有的东西研究出来。我说数理化学部有个学术秘书叫邓稼先，他在西南联大时和杨振宁他们同学，到美国得了博士，大家喊他娃娃博士。人非常好，品质很好，很少说话，每天上班背个布包放书，步行上班。我可以给你，那可是科学院顶尖的年轻人啊。还有一些人，钱三强比我了解得多，让他提出来，可以都调给你。还有些任务要他们承担，比如讲，当时二机部搞的一些研究工作要用电子显微镜，这钱三强知道，他几次访问苏联，和苏联来来往往都是他出面，科学院有什么人才他知道，让他提。比如他要电子显微镜，全国当时能操作电子显微镜的人很少，李四光副院长的女儿李林能操作，她和她丈夫都是从英国剑桥回来的，她丈夫邹承鲁开始不愿意让她离开物理所，我说我还要做家庭工作。后来钱三强提出来，搞原子能研究需要快速照相，我们有个长春光学研究所还不够，又派一个副所长带一部分人到西安成立分所，专门为你的原子能服务。

6.毛主席亲自管的事(2)

就在宋任穷和张劲夫谈论核工业亟待解决人才问题的时候，钱三强还在苏联进行访问考察。在这期间，科学院受命拟定了一个有关科学发展的十二年规划，有56个项目，对中国多个领域的科学研究提出了一定目标和措施。不久，钱三强从苏联考察回来后接触了这方面的有关文件，当他看到加速科学发展的四项紧急措施中竟没有包含原子能项目，心里便有些着急。因为十二年科技规划是由张劲夫领头制定的，他便找到张劲夫，直截了当说出自己的不满。张劲夫说，钱三强他有书生气啊，我很欣赏他，因为他很直爽，有学者风度，有话就说，很带感情。订规划时钱三强在苏联，回来一见面他就说，张副院长我对你有意见。我说有什么意见？原子能的战略意义如此重大，你怎么搞四项紧急措施没有关于原子能的紧急措施啊？我对你这个有意见。我说三强啊，你知道原子弹是毛主席亲自决策亲自管的事，国家最大的事啊。在这么多人里面，怎么讨论有关原子弹的事情呢。我说这个事要另外秘密地搞，找一部分人另外搞，而我这四项措施都是为原子弹服务的。搞原子武器要保密，你不能向那么多人公开，向全世界说我们搞原子武器。我这一讲，他说我懂了懂了，很好很好，我也没意见了。
从这一时期起，钱三强就一直忙于人才队伍的建设和科学技术的整体管理工作，几乎再没有精力深入到哪个具体的科研项目中去做科学研究了。张振德说，钱三强跟我说过，他和何泽慧先生之间有时候有点看法，主要是因为他是党员，又参加了好多行政性工作以后，科研工作根本顾不上做。顾不上做也行，但后来有时还要批判他。他毕竟是个知识分子，现在看起来那个时候我们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还是有问题，他受了批评、委屈，回来也没有地方说。何泽慧偶尔埋怨他，你当什么部长啊，你像我一样搞科研，几等奖都能得。三强同志就跟我说，其实何先生说的是气话，我能理解。像我们这样的科技人员到了这个程度，不能光想自己出论文，更要为国家做贡献，为事业牺牲自己。你看国际上一些科学家都是这样做的。
中国制造原子弹刚起步时，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调集队伍。二机部组建不久，急需大批管理干部和技术人员，这些只能从各个地方和部门以及应届毕业的大学生中抽调。但是，当时国家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全面展开，到处都需要人才，谁都想首先把自己的队伍建立起来，二机部要从人家那里抽调本来就稀缺宝贵的人员，难度自然很大。刘杰看到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弄不好会误事，便赶紧向薄一波和周恩来反映情况，最后还是由中央专门发了一个通知，要求各个地方和部门坚决执行命令，责成各省市和中央各部门的主要领导负责实现这一抽调任务。这样一来，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便有一万多名各类人员集合到了二机部，使得原子弹制造有了一个最基本的保证。当时，各方对二机部大都是一路绿灯，非常支持，输送了许多优秀人才。不过，既然是这样一件大事情，就难免不发生一些问题，比如二机部在调集人员时，有个别人在外边吹嘘我们是东南亚最大的花园式工厂，宋任穷听到后便告诫大家说，我们不能拿中央的指示吓人。要把困难先跟人家说足，要靠事业吸引人才。
刁仁文那时管人事，中央组织部那两年调干的命令，光他那里记录在案的就有18次。每次少的有二十几个人，上千的有几大批。刁仁文说，人事调动保密非常严厉，叫做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儿女，亲戚朋友就更不用提了。宋部长说，你调人员要给人家讲清楚，二机部许多地方是鬼都不下蛋的地方，很苦，要有艰苦奋斗的准备。
刘杰说，在苏联谈判，回来以后，那个规模大小，投资多少，不是有争论，迟迟定不下来嘛。但是很多人员已经陆续调来了，就在西苑旅社住着。有些人在学习中提出很多意见，到1957年反右派被错划成了右派分子，其中有一名是刚参加工作的大学毕业生，送到牡丹江农场劳动改造，最后死在了那里。另外一件事情是后来在反右倾时，有6名局级干部被批判，造成了不良影响，这些都让人一想起来便心情沉重。

6.毛主席亲自管的事(3)

对于这段经历，刁仁文感触很深，他说当时因为许多基础设施还没有建起来，有不少科技人员调来后，认为把自己耽误了。1956年开始整党，叫大家提意见，党内党外都可以提，大家就提了些意见。性格内向的人，说话比较慎重，性格外向的人，知道什么事拿来就说，结果言多必失。赶到1957年一反右派，后一类人往往成了批判对象。要定右派时,把名单拿到宋部长那，宋部长不同意，不让我们扩大打击面，不过还是错划了43个，后来都平反了。
1957年初夏的一天，担任二机部生产科技局局长的白文治刚上班，宋任穷便找到他，让他一起去聂荣臻办公室。聂荣臻的秘书安东出面接待，赵尔陆和王诤也在场。不多一会儿，聂荣臻走了进来，坐下就谈起了原子能工业建立起来之后再如何进行的事情。聂荣臻说，下一步该怎么搞，核武器和运载工具如何搞都没有明确，要慎重研究一下。几个人讨论了半天，聂荣臻还给李富春打电话，说了很长时间。白文治记得聂荣臻对着电话强调说，按照协议，铀-235和钚-239搞出来之后，再进一步怎么搞法很不明确，我认为要向苏方提出核武器问题，如果他们不给的话，那么打起仗来我们只能小米加步枪了。我建议这个协议要暂缓执行，不然的话，花了那么多钱，还是没有核武器，造成损失。
白文治当时并不明白，为什么聂荣臻想推迟执行费了很大劲才和苏联达成的援助协定，也不敢随便打听这个问题。直到40年之后，他才从当年二机部驻苏商务代表陈征那里了解到，为什么聂荣臻会提出这样的意见。
陈征说，援助协定由中央批准后，周总理让我把那份全权委托书带到莫斯科，交给李富春。8月让我去，说你去的时候要带个批件，富春同志在那儿，马上要签字，你要把这个委托书带去，可不要弄丢了。我说丢不了，要丢连我一起丢。到了苏联，找使馆商务参赞李强，李强开玩笑说，没有国内的通知，我不能接收你。后来二机部的通知到了，他来找我，我就在使馆商赞处住下来了。当时王淦昌、周光召他们不是都在那里嘛，他们老吃俄国面包不行，就找我，说你是我们的领导，给我们做点中国饭吃。我就找李强参赞，在使馆解决这个问题。我说这些专家，你们给弄一点吃的，要钱的话从我工资里扣。王淦昌他们吃了使馆的中餐很高兴。我说，虽然好吃，你们可不能常来啊。到了1957年4月，聂荣臻同志到黄金海岸参加加纳共和国开国典礼，回来经过莫斯科，做短暂停留。他告诉刘晓大使，说我要找苏联原子能工业部的部长谈一谈。刘晓就给二机部驻那里的组长张化东打电话，让他联系一下。张化东就找我。我说那好，马上和苏方联系，约定会见时间。第二天上午刘大使陪聂帅，叫我和翻译参加会见了斯拉夫斯基。聂老总说我这次回国路过这里，有个事情我想谈一谈。现在有关原子能合作的许多事都在进行，下一步有什么问题？意思是想深入一点儿，看搞这些东西干什么。结果斯拉夫斯基说，我是搞民用的，别的我不知道。会见就这样草草结束了。后来才听说，斯拉夫斯基受了批评。
聂荣臻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忧虑，是有现实原因的。苏联援助中国建立原子能工业的协议敲定之后，很快便进入了实际运作阶段。当时正值中国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聂荣臻是分管科学技术工作的副总理，当然要考虑到原子能工业建设的后续问题。
这个问题既是新问题，也是老问题。说是新问题，是中苏协定中没有列入核武器方面的内容，中国自己在工作计划中也没有这方面的安排。说是老问题，是早在两年前刘杰就向薄一波提出，后来又获得周恩来的同意，即考虑到苏联援助的可能性，避免提一些不切实际大而无当的要求。事实上，此前毛泽东曾向赫鲁晓夫提起过核武器的事情，苏联不同意。因此，在一段时期内，争取核武器援助的问题就被有意放到下一步考虑。而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迫在眉睫，亟须对策。

6.毛主席亲自管的事(4)

也就在中方为此颇费思量之际，机遇出现了。
起初，中苏两国政府虽在核科学技术和核工业领域先后签订了几个协定，但在如此敏感的领域，援助总是有限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在核动力和核武器研制方面，苏联一开始不是托辞拒绝就是明确表示反对，他们劝说中国的理由是搞核武器太费钱，大家既然都在一个大家庭里面，有苏联这把核保护伞就足够了，用不着大家都来搞。
1956年，赫鲁晓夫作秘密告，揭露斯大林问题，世界上很快就掀起一股反苏反共的浪潮。中国政府对此无法接受，写了两篇文章进行批评，提出对斯大林“三七开”。赫鲁晓夫这时在国际上面临与西方十分尖锐的矛盾，国内也有很大的反对力量，为了换取中国政府的支持，对中国国防尖端技术援助方面表现出了某种松动。王亚志说，1957年苏共中央开会，11个常委投票，赫鲁晓夫只获得4票支持，有7票要他下台。朱可夫是支持赫鲁晓夫的，这时就说要召集全体中央委员开会来作决定，因为赫鲁晓夫是中央全会选举出来的。
1957年6月，赫鲁晓夫召集苏共中央全会，把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赶下了台。赫鲁晓夫占据上风之后，亟须得到各国共产党尤其是中共的认可和支持。苏联副外长巴托里切夫于7月3日接见了各社会主义国家使节，中央联络部部长安德罗波夫和对外文委主席茹可夫还分别找中国大使陈楚和参赞张映吾，通有关苏共中央六月全会情况。7月5日，赫鲁晓夫又派米高扬前往中国杭州，专程向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详尽介绍苏共中央六月全会的经过，以及赫鲁晓夫同莫洛托夫等人在内外政策方面的分歧，其中包括赫鲁晓夫反对莫洛托夫在对华态度上的一些错误做法。米高扬来中国的意图很明显，就是希望中共能支持赫鲁晓夫。在米高扬来中国的前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其实就已经连夜开过一次会，专门讨论苏联党内斗争问题，定了一个基本方针是：从承认事实，分清两派是非观点出发，支持新的苏共领导机构。同时决定，第二天在《人民日》刊登苏共中央全会的消息和决议。因此，毛泽东听完米高扬的情况通后即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已经决定支持苏共中央的决定。赫鲁晓夫于是投桃李，立即在援助中国发展核武器和导弹方面表现出新姿态。
山不转水转，实际上，早在1956年10月份，随着苏联内外矛盾的加深，苏联对中国的态度就明显地亲热起来了。聂老总的秘书范济生说，在这种情况下，聂总和宋任穷曾联名向总理打电，当时总理在莫斯科，问根据这个情况，可不可以向苏联提原子武器方面的援助，好像苏联还是让从培养干部开始，一个是原来就在苏联学习的，后来转到导弹专业，这是一部分。另外就是我们派出去的，加起来是四百多名，要把这些人用好。到了1957年夏天，聂总根据当时的形势，途经莫斯科时又向总理提出来，能不能再一次向苏联提出国防新技术援助？这时不单提导弹或原子弹，而是一起提国防新技术援助。总理同意，说你去找找阿尔希波夫，就是当时派来中国的经济总顾问。找阿尔希波夫谈一谈，我们再做下一步的打算。聂总就和李强一起找阿尔希波夫。李强这时已是外贸部副部长，但整个谈判，包括以后进货打交道都是通过李强，他在这方面出了大力。阿尔希波夫当时比较认真地听了聂老总的意见，并表示本人同意，等苏联正式答复以后我再告诉你。大概6月份，我们准备到北戴河去，阿尔希波夫通过李强说要见聂总，聂总和李强便又去了。阿尔希波夫的原话是：元帅阁下，您提的这些问题我们苏联政府表示支持。我受命宣布，苏联政府同意中国政府的要求，对中国表示支持，在适当的时候，中国可以派政府代表团去谈判。我当时给聂老总当秘书，那次我也跟着去了。老总跟李强很高兴，回来以后就告了总理。那时我们都在北戴河，就到总理那儿，当面跟总理说。总理说我马上告主席，你就着手组织代表团吧。聂老总就在北戴河向黄克诚同志讲了，由黄克诚同志在北京主持组建代表团。代表团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大体上准备就绪了，主要是研究谈判的项目和细节。老总交代越详细越好，不要跟他笼统谈，他笼统答复你，你什么都拿不到，他说这是我和苏联打交道的经验。比如说要苹果就提苹果，要梨我就说梨，不要跟他笼统地谈水果，那样的话他可能给你个别的东西。老总特别强调我们要力争谈判成功，但是也要做苏联不给我们什么东西、或者更不给我们先进的东西的思想准备。

6.毛主席亲自管的事(5)

1957年7月，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向国内告，说苏联要中国派代表团去谈判有关原子弹和导弹的事项。同时，阿尔希波夫也把这件事正式通知了中国政府。

7.马蹄子底下捡了条命(1)

　　宋任穷谈原子弹—— 陈赓谈导弹—— 刘晓要宋任穷带赫鲁晓夫的口信给毛主席—— 扎吉江为中国着想—— 苏联外交史上第一次—— 下榻克里姆林宫—— 专门给中国代表团放军事记录片—— 中苏联合寻找铀矿—— 周恩来听李四光汇—— 三〇九、五一九、二〇九
1957年8月底，经过多次试探性接触，中国希望就有关生产原子武器、导弹和飞机的援助请求，最终获得了苏联政府同意谈判的照会。中国方面很快便进行了访问谈判的准备，组成了由聂荣臻为团长、宋任穷和陈赓为副团长的一个代表团，刘杰、李强、万毅、钱学森、王诤、张连奎和刘寅等人都以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前往莫斯科。
9月7日，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分乘两架苏联制造的伊尔－18飞机，抵达莫斯科努契科伏机场。简单休息了一天之后，中苏双方便于9月9日开始了谈判。苏联方面主谈的是部长会议副主席别尔乌辛。斯大林死后，别尔乌辛曾误上了马林科夫的船，所以，他算是被赫鲁晓夫开恩留用的。别尔乌辛虽然有所保留，但总体上对中国是比较慷慨的，他甚至在谈判中认为中方提出的有些产品型号性能已经落后了，主动建议提出更新的产品型号。9日下午，聂荣臻拜会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米高扬表示：中国必须掌握原子武器和导弹武器，否则就不能成为真正的大国。苏联将尽量给予中国帮助。
随同代表团一起到苏联的，还有21名专家做谈判顾问，他们按照不同专业，分成几个组，原子能组由刘杰、吴际霖、陈一民和卢荣光组成。卢荣光说，代表团团员很多，有三四十个人，宋任穷把我们都召集起来，说你们各个组之间要互不通气，不要你打听我的我打听你的，大家要互相保密。有一次，聂荣臻和宋任穷、刘杰他们说起张太雷儿子的事情，我们是随员在一旁听，话题是讲这个人学习不刻苦，行为不太好，想把他送回国去。聂荣臻不赞成，说我相信人是可以改造的。和苏联谈判时，我们这个组就直接对他的原子能工业部，部长是斯拉夫斯基，他把援助中国的专家都找来，比我们人多，十来个人，我们就三四个人加上翻译。二机部的专家总顾问扎吉江也回到莫斯科帮助我们出主意。记得有一天，宋部长、刘杰部长、我、陈一民我们几个人在他们招待所一个小别墅的书房里，谈这些项目怎么搞，合适不合适，扎吉江来了。扎吉江说我给你们提供一个好消息，你们中国经济现在还是比较困难的，要想很快地搞，苏联有一个工厂淘汰了，但它的设备很有用——你们用这套设备很快就可以开始了。扩散机的小机组这一部分，有很多台，苏联要把它更新下来，非常便宜。你们同意不同意？我们原先也曾研究过这件事，现在再一讨论，决定接受下来，可以省一大笔钱。后来在“文革”中还有人利用这件事情攻击刘杰，说他把人家的烂设备买回来了，其实不是那么回事。
谈判在一个很大的会议室里进行。苏联人介绍援助中国工厂的情况，说得特别简要。来一个专家，拿一个大图板，讲这大致是什么，大约也就几分钟，然后再换一个专家介绍。讲完之后，斯拉夫斯基让别人都退下去，他单独跟宋任穷和刘杰再谈。
宋任穷说，我和刘杰专门谈原子弹方面的问题。我们9月份去的，谈了个初步结果，派我回来汇。刘晓对我讲，你回去向主席汇，说赫鲁晓夫有困难，想请毛主席去莫斯科，使馆倾向于接受赫鲁晓夫的要求，请主席来。这个时候正好遇到咱们国庆，我一下飞机，连家都没回，毛主席就把我叫到钓鱼台12号楼，周总理、邓小平、李富春等同志都在场。我汇了两个内容：一是谈判的初步成果，二是大使馆的意见。我还谈了搞原子弹，一要找铀矿，二要建反应堆，三要搞铀浓缩厂，这种工厂很费电，苏联明确讲他们有部分用过的铀浓缩厂设备可以卖给我们，四要建铀水冶厂，五要搞从四氟化铀到六氟化铀的转化厂，六还要搞个锂厂，以后搞氢弹需要锂，苏联表示可以给我们一个锂厂。至于导弹方面，是陈赓他们谈的，苏联答应给我们P-2型，我只看了模型。

7.马蹄子底下捡了条命(2)

听了宋任穷有关谈判过程的汇后，毛泽东对代表团的工作表示满意，对代表团所谈下来的结果也表示同意。宋任穷转达了赫鲁晓夫通过刘晓邀请毛泽东去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纪念节活动和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会议的口信。汇结束，离开钓鱼台后，宋任穷即给驻苏使馆打电话，找到聂荣臻说，主席、中央同意我们的意见，可以做签署协议的准备。同时，宋任穷在电话中问道，谈判中许多事情已经基本上定了，我就不用再回去了吧。聂荣臻说，还有一些事情要做，你还是要过这边来。宋任穷便赶紧又飞到了苏联。
在谈判桌上，那时苏联对中国代表团还是比较友好的，别尔乌辛就曾对聂荣臻说，除了单子上所列出的内容，你们还可以考虑提一些新的项目。不过，有时也需要艰苦的谈判，比如对一些有关项目，苏联政府往往给了资料便不给样品，有的是给样品不给资料，原子弹方面起初是光给资料，不给样品，聂荣臻仅就这个问题，便和别尔乌辛谈了好几次。后来苏方经请示他们的最高层同意，答应写进了协定。在宋任穷带上谈判初步结果回国向中央汇之前的9月14日，别尔乌辛代表苏联政府向聂荣臻提交了协定。别尔乌辛对聂荣臻说：这种协定在苏联外交史上还是第一次，因为中国是最可靠、最可信赖的朋友。希望中国政府能早日定案。在等两个中央批准协议的十几天里，聂总分别拜访了几个人，给他们送了一些中国礼品，他们都特别高兴。
总的看来，整个谈判进行得比较顺利，前后历时35天，最后于10月15日在苏联国防部大楼举行协定签字仪式。聂荣臻和别尔乌辛分别代表中国和苏联签署了《新技术协定》，在这个协定中，苏联应允在原子能工业、导弹、火箭武器、航空新技术以及导弹和核试验基地建设诸方面，对中国进行援助。并且，苏联将于1957年至1961年底，为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以及提供P-2导弹样品和有关的技术资料。
这时候，苏联和美国都已爆炸了各自的氢弹，并研制成功了洲际导弹。就在中苏这次谈判期间，苏联于10月14日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轰动了全世界。
这次谈判，虽然苏联为中国提供的都是属于原始阶段的东西，虽然这些承诺还仅仅是写在纸上的东西，虽然苏联拒绝代表团参观核心工厂并拒绝提供核心技术，但对于不久前还在使用大刀长矛、小米加步枪的中国人来说，已经特别知足了。他们也明白，凡属新的、先进的技术，是买不来的，最尖端的东西还得靠自己组织力量开发。
从这时起，中国制造原子弹才算真正得到确定，并逐步展开。
中苏新技术协定签订之后，仅过了十几天，毛泽东便应赫鲁晓夫的邀请，于11月2日率领代表团来到了莫斯科。摄影师侯波说，苏联派来的是一架图-154，大概是最好的飞机，用最好的驾驶员。主席去以前就提出，不要搞欢迎仪式。赫鲁晓夫说，那不行，别的国家我们都搞了欢迎仪式，你这么大一个国家首脑来，不搞是不行的。欢迎仪式结束后，毛泽东被安排下榻在克里姆林宫。主席住在沙皇住的房里，很大，但把什么席梦思都去掉了，完全按照主席的习惯来安排的。
1957年1月，中央办公厅成立了一个俄文翻译组，专门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杨尚昆等人当翻译。阎明复于当年2月调到中办翻译组，开始了为中央领导服务的工作。阎明复说，刚到中办翻译组时，我是给毛主席做翻译，可是毛主席那湖南味很浓的普通话我听不懂。1957年毛主席去莫斯科，主要是参加世界共产党、工人党的代表大会，我们简称莫斯科会议。毛泽东前往苏联时，给苏方带去了不少礼品，我记得有很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一些宏伟的建筑模型，看了令人很激动。莫斯科运动对外维护了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在内部则存在不少原则上的分歧和争论。毛主席的日程排得很紧，他跟西方许多国家的党，包括意共、法共、英共、美共，还有亚洲国家像印度、印尼、日本等国党的领导人，频繁地交换意见。波兰党对苏联意见最大，为了取得一致意见，主席找哥穆尔卡谈了三次。我认为主席在莫斯科会议期间，为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做了大量工作，并在根本问题上坚持和捍卫了原则立场。

7.马蹄子底下捡了条命(3)

11月18日，毛泽东在64个党代表会议上讲话。侯波说，会没有开完以前不让其他人进去的，里面是什么样子我们都不知道，坐在外边等着。会开完了，把门一开，我们就进去了。会议厅很大，一些记者从桌子底下往前面钻，我却钻不进去，心里很着急，完不成拍摄任务可怎么办。正好我的边上是法共代表团的一个同志，他到我们中国来参加过八大，他认识我，他就站起来，让我踩在他的凳子上跳进去了。我这一跳进去，赫鲁晓夫刚好注意到了，他哈哈大笑，主席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因为他正给别人签名。
在克里姆林宫的小礼堂里，苏联专门给毛泽东和中共代表团安排放映了一场军事秘密影片，一共三部，主要内容是原子弹、氢弹爆炸和原子条件下的军事演习。给毛泽东担任翻译的是军委办公厅的外文秘书孙立忠，当时才25岁，他本来是随代表团专门给彭德怀做翻译的，被阎明复临时拉来了，因为电影内容和军事有关，几个翻译中他算是专门搞军事的。电影放映过程中，众人都很安静，全神贯注地看着银幕上新奇而震撼的一系列画面。电影放完用了三个小时，毛泽东一边点燃香烟，一边和彭德怀聊天，说看来这个矛和盾还是同时产生的。彭德怀说，一种新武器出现，总会有对付它的办法。毛泽东说，这次咱们的军事代表团不是也来了嘛，叶剑英同志不是也来了嘛，来了这么多的将军，你们要好好看一看，要好好做一点调查工作，学习苏联的先进技术。接着，毛泽东转身对大家提高了声音说，同志们等一等，今天晚上我们看的电影是苏联军事秘密影片，大家要注意保密，不要到外面随便去说，我们这些人知道就行了，不要扩大范围。
其实，好几年前，毛泽东在建国不久访问苏联时，就看过苏联原子弹爆炸的实况影片了。叶子龙说，1950年2月毛泽东从苏联访问回来以后，有一天，他在自己的房间里突然问我，你说原子弹厉害不厉害呀？我回答说，原子弹的威力真大，确实厉害。毛泽东在那次访苏期间，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等地进行参观游览，还看了不少电影，如《拿破仑》、《彼得大帝》等。其中有一部是苏联进行原子弹试验的纪录片。苏联于1949年8月29日成功进行了首次原子弹爆炸试验。毛泽东说，那次到苏联，开了眼界哩，看来原子弹能吓唬不少人。美国有了，苏联也有了，我们也可以搞一点嘛。
因为铀矿勘探要在全国范围内大面积铺开，所以从各个部门抽调了不少专业技术人员，后来又从多个省市和部门调集了上万人的找矿员，其中包括从朝鲜归国的500名志愿军无线电通信兵。
几乎与此同时，国家主席刘少奇于1955年2月签署了两道调干通知：一道是通知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等四省区，为三○九队选调干部193名，限3月底调齐，在长沙到；另一道是通知山西、河北、四川、陕西、甘肃、新疆等六省区，为五一九队选调干部294人，限3月底调齐，在乌鲁木齐到。
这样大规模的人马调集，是缘于一个多月之前苏联政府向中国提出在中国联合寻找铀矿的建议。苏联希望中国开采的铀矿石除满足本国需要外，还能向苏联提供。而苏联主动提出这样的建议，事出有因。美国在研制出原子弹之后，对于是否研制氢弹曾进行过多年争论，为了独占核优势，防止苏联也拥有原子弹，负责制造美国原子弹的格罗夫斯将军甚至在全世界范围内搜罗购买高品位的铀矿石。但苏联于1949年秋天进行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这便促使杜鲁门总统于1950年1月决定研制氢弹。两年后，美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并且大力投资开发南非的铀矿资源和加拿大新发现的铀矿床。苏联为了和美国一较高下，也于1953年宣布爆炸了一颗氢弹，同时着手扩大核武器生产计划，从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购买铀矿石。但这两个国家的铀矿资源有限，所以苏联就想到了幅员广大的中国。双方将联合找矿的事定下来之后，苏联很快便向中国派遣了数百名铀矿地质专家，要求中国加大人力物力的投入，大规模快速度地展开勘察工作。双方成立了一个中苏委员会，地质部又成立了一个第三局，局长是原公安部经济保卫局长雷荣天，副局长是安桐馥和高之杕。

7.马蹄子底下捡了条命(4)

铀矿地质勘察动作很大，摊子铺得很开，周恩来特别强调要注意保密。雷荣天面临的第一项困难就是抽调人员，组建队伍。这一切又都是秘密进行的，所以即便在本部门内部，事情也不是都摆在明处的。当时地质部的另一名副部长何长工因为分管别的工作，所以也不怎么过问刘杰他们的事情。雷荣天是山西孝义人，他说，为调人的事，我骗了何长工部长一下，骗了他13个技术干部。我们不是叫地质部第三局嘛，他一开始还以为是他的人马呢。我自己这头衔也是保密的，叫了个地质部部长助理，我们这个三局叫地质部第三局，何部长以为这个组织是他那个部里的。我就跟他要了13个技术干部，后来他才知道不是他的。
国家对铀矿地质的重视程度是如此异乎寻常，让下面具体干工作的人既感到光荣，又觉得责任重大。国务院时常召集有关人员开会，许多时候由周恩来亲自主持。刘兴忠说，我们一参加这个工作，一切就都跟外界断绝了。同学都不联系了，一切关系都断绝了，不通信，不联络，就这样。都不知道我干什么去了。那时到国务院来汇地质工作，李四光带着刘杰，带着宋英，宋英也是副部长，原来是成都市委书记。带着我，我去干什么呢？我负责挂图，坐在记录席上挂图。会上人很多，几个副总理都参加了，郭沫若也参加了。李四光汇，汇了一气，总理就打断了他的话。总理说我是故意的啊，希望你休息一下，希望你能坐下来谈。李四光个儿很高啊，一米八，他罗锅个腰来汇工作不行，总理对李四光多么尊重！后来总理一边汇，一边又问刘杰：刘杰来了没有？刘杰赶紧站起来，我来了。刘杰我问你，你们在农田打钻，占了农民的土地，赔偿不赔偿人家青苗啊？刘杰说，赔偿，我们在哪儿打钻，占农民土地都要赔偿的。后来又问宋英，宋英你是哪儿的，他说我是学地质的，后来到成都当这么一段党委书记。汇中间，上了一些点心，总理说大家吃点东西吧。那时候我非常惊奇，上了些什么东西呀，黑面包，素馅包子，粉条，一点儿肉都没有。汇完了，总理留大家吃饭。李四光说咱们走吧，我们赶紧把图纸卷了卷，回到地质部来了。
湖南三○九队和新疆五一九队是最早成立的两支铀矿地质勘察队伍。勘探大队的总工程师和总地质师都由苏联专家担任。三○九队的队长是康日新，五一九队的队长是齐俊德。地质部负责在新疆组建五一九勘探大队的是张献金，当时对干部的要求特别高，处级干部要13级以上，而且年龄也有限制。一开始筹建队伍，等张献金他们赶到乌鲁木齐时，苏联人已经先到了，这让张献金觉得有些意外，也有些措手不及。苏联派来的是由总地质师波波夫率领的专家队伍，有三十多人，还有他们的老婆孩子，是从苏联直接过来的。但中方这时还没做好相应的准备，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书记王恩茂得知这一情况，便批示将一家尚未竣工的招待所给专家做宿舍和办公室。
组建五一九大队，杨士文也被调过来担任技术员。杨士文说，我比张献金去的早，他是4月份去的，主要是考虑尽快把一大批干部调来。1955年初，刚开始叫什么特勘处，也不知最后叫什么名字，就在新疆成立了一个五一九队，中南成立了一个三○九大队。我是3月5号去的，我们13个人，坐第一架飞机。苏联人有总工程师吉林诺夫，总地质师是波波夫，总物探师叫卡列亚金，中方就是佟局长，他是地矿部的副司长，当五一九大队的副总地质师，还有我一个，我底下有一个大学生，叫黄林宾，还有一个陈景和，三个搞地质的，其他是警卫员、司务长等等。那时候坐的是一架小飞机，到兰州停，到西安停，到哈密也停，一路上折腾了几天。在飞机上有几个人不认识，还有一些下象棋的，也不认识，后来到乌鲁木齐办介绍信时才知道，这些都是俺的头儿，各部门的头儿。到了乌鲁木齐，包尔汉主席请吃饭，王恩茂书记都来看望。经佟城联系，新疆派齐俊德来当五一九大队的大队长。齐俊德那时在新疆干校当秘书长。

7.马蹄子底下捡了条命(5)

五一九大队成立后，很快便在全新疆展开铀矿放射性普查。在专家指导下，杨士文他们带上食品，首先对新疆境内的各种矿山、竖井、坑道进行了勘察，包括以前的矿物标本陈列室也不放过。杨士文说，我是检查队的，苏联专家有地质的、有物探的，中国也有自己的技术负责人。我们很多人虽然毕业于地质学院，一般的知识也都学了，可铀矿我们不懂，完全是跟苏联专家学。我们这个队出去得最早，刚开始在天山、乌鲁木齐附近各煤矿，跟苏联专家检查，以后到了阿尔泰地区。那时候，前面有个嘎斯卡车，苏联造的，卡车后面跟个小车，基本上就这么个装备。我坐在司机旁边，卡车上面是找矿员和警卫，都拿着枪，带着仪器。那时候乌斯曼一伙的叛乱刚平息，治安不好。我们后面是苏联专家，还有绘图员，一天大概跑二三百公里。这一带地方很荒凉，没有人烟，车坏了就麻烦了。晚间也没什么旅店，搭个篷子弄个蚊帐，就在野外睡。那地方风特大，得许多人一起弄才能把帐篷支起来，否则谁也甭睡觉。到布尔津，碰到一条河，当地和苏联人贸易都通过那条河。那时大小便都麻烦，蚊子多得要命，两只手老得打，蹲久一点蚊子便糊屁股了。
最早在野外普查，他们把人马分成几个小队，每个小队大约六七个人，各自分头去指定的地域踏勘。杨士文也带领一个小队出去勘察，他们所使用的交通工具是马。有一次途中骑马时，杨士文的马惊了，一抖就把他给甩下来了。杨士文脚上穿了双登山鞋，人掉下来了，可登山鞋的后脚跟还在马镫子上挂着。这马正跑着，一看人这样子就更惊了，不但没停下来，反而更快地往前跑，杨士文大头朝下，脑袋直往石头上撞。其他人赶紧追了上来，最后还是一个找矿员上去把他给救了。杨士文说，那个找矿员是个初中生，叫吴志冕，这小子挺机灵的，他过来把马拽住了，那真是捡条命啊，马蹄子底下捡了条命。这要怪我没经验，你想我老家——辽宁海城是个平原，只养过一头驴，哪骑过马呀。
回到乌鲁木齐，大队人马还没有到齐，杨士文他们先着手搜集资料，只要一发现线索便赶紧去查。有一天，总地质师波波夫把杨士文找去了。因为刚得到一个线索，在精河县有个点叫阿莎勒，乌鲁木齐西边四百多公里，发现铀矿苗。波波夫让杨士文和另外一个搞物探的苏联大学生一起去检查。杨士文说，我只是先前在东北搞物探的时候，学了点俄文，现在让我跟一个苏联人出去，他说话又不像书本上那样，我根本不懂，这不成了硬赶鸭子上架。那时候摊子很多，我们队长姓赵，叫赵志勇，在河北省公安厅当过头，14级干部。别的副队长也是16级干部，其他都是找矿员、技术干部，大家要分头行动，翻译就不够用。车也没有，从新疆地质局借了辆卡车，司机是个转业军人，人挺愣，开到精河县，马上要进山沟了，开不了车就找来一个蒙古族的老头儿。用马来拉人拉东西。过河的时候，马失前蹄，把我和行李都给撂河里去了。到了那个矿点，一检查还要往里头走，走了七八里地吧，前边一片片绿的红的挺好看。书本上讲过，铀的次生矿氧化以后，特别鲜艳，所以我们特别高兴，以为发现铀矿了。到了前边一看，那是石头上的绿苔，衬上些红色东西，根本不是什么铀矿石。又上到山顶上打些标本回来，这时候天就黑了。黑天的时候要回家啊，回精河县还有七十公里，人家都会骑马，我不骑这70公里怎么办啊，就那么硬着头皮弄到家了。咱们小组三个人，我是中国人，大学生是苏联人，那个老带队的是蒙古族，语言也不通。生活习惯也不行，比如吃的，吃个饺子他连酱油都没有，只给你搁咸盐面儿。还老吃羊肉，我们都不习惯，更不用说天气的炎热和寒冷非同一般了。好在那时候年轻啊，就凭这股热情，领导叫干啥就干啥，从干中学吧。我那时候是技术员，每天把勘察的路线分好了，晚上回来，每个人的路线我都再检查检查，算算笔记本，看有什么情况没有。真正的找矿员更要苦啊。他们都是一些抗美援朝归来的战士，那些小伙子挺能干的。　　

7.马蹄子底下捡了条命(6)

杨士文说，新疆刚开始找到的第一个含铀的矿山，就在伊犁。这儿的矿成形，而且是中国第一个矿床。这个矿床最早的情况是人家苏联人来的时候就带来的。在相邻不远苏联那边也有矿床，40年代，那时候苏联有搞铀矿地质工作的，把这情况搞出来了。有个叫明司基的地质学家已经在伊犁的达拉地取过样，发现有万分之五以上含量的铀异常，所以后来根据这一情况成立了勘探队，很快抓到了矿床。苏联刚开始是和我们合营，矿搞出来以后，有一部分要给他，拿来顶他们的工资和仪器设备方面的花费，而且这里离他们近，将来挖出铀矿来运输也方便。但干一干他看不太对劲，不是那么乐观，以后就改成中国自己搞了，由他来当顾问。那时候中南成立了一个三○九，新疆成立了一个五一九，西南又成立了一个二○九大队。二○九大队没有技术头儿，三局调我到那里去，当地质科长。地质科长就是总工程师，是中方技术负责人。我们队上的地质专家叫依格里，大高个儿。专家们都还不赖，在外生活很随便。晚间同我们打扑克，他出主意，谁输了，要把赢的背起来，围绕帐篷转一圈。他个子大，我们中国人小，你背不动，他就笑啊。可一到了乌鲁木齐，他们胡子一刮，领带一系，那就很正规了，他跟我们再见面就跟不认识一样。不过，关系还是挺好。冬训期间，不出队了，波波夫、吉列佐夫就给我们讲课。1955年这一年基本上是苏联专家怎么弄的，咱们就怎么弄。包括佟城，他是中方负责啊，他也不大懂。过了一年，他就有点门了。以后我们就基本上独立进行工作了。

8.我们被“包围”了(1)

　　乌鲁木齐一时间热闹起来—— 想不引人注意都难—— 逢山爬山，遇沟趟沟—— 走黄羊小道，越戈壁大漠——连夜找回丢失的笔记本—— 每人都配了枪——满山遍野都是手电筒的光—— 半边脸变形了—— 苏联专家安慰我：你还是很勇敢的，你没有哭啊！
50年代的乌鲁木齐，远不像一个省级大城市，简陋的街道，简陋的楼房，汽车行人都比较少。而由于五一九大队调集的人马陆续到位，乌鲁木齐一时间便显得热闹起来。黄头发的，黑头发的，中国人，外国人，行踪又特别神秘，想不引人注意也难。去的人所拿的都是中央组织部的介绍信，上面只说是执行特殊任务，别人也不允许多问。因为新疆当时比较乱，所以经罗瑞卿特准，地质队的人员还都配了枪。他们也不穿军装，衣服五花八门，年龄老的老少的少，除了枪，还有一些奇形怪状的设备，时而一走好多天不见，时而又重新出现在了当地，更是显得有几分怪异。
曾卓荣也和杨士文一样，分配到了新疆五一九大队。1955年“五一”国际劳动节过后，他们先从北京坐火车到兰州，同张献金会合，再一起带着一批找矿员、翻译以及其他地质、物探技术人员，乘坐汽车向新疆进发。那时候从兰州到乌鲁木齐的铁路还没有修通。汽车是苏联卖给的那种嘎斯63车，颠起来能把人肠子给颠破了。他们把各自的行李放在车厢上的两边或中间，人坐在行李上，身上再披上大衣。从兰州出发到乌鲁木齐要走七天，每一天走两三百公里不等，要看住宿点碰上在哪里。一路上尽是戈壁沙漠，非常荒凉。一天颠簸下来，到了晚上，找到住宿点就睡觉，第二天一早就得赶紧爬起来。由于干旱缺水，洗脸水都不够用，等他们到乌鲁木齐时，一个个都是蓬头垢面，风尘仆仆，身上穿的皮大衣因为坐在后面一磨一磨的，都磨穿了很大几个洞。
到了乌鲁木齐，稍事休整，就着手分队了，有的往北疆，有的往南疆，曾卓荣被分配到南疆那一片。南疆只有一个队，主要负责天山、昆仑山和帕米尔高原这一广大地域内的勘探调查。和曾卓荣一道的苏联专家叫科什尔尼夫尼科夫，对工作非常专一，但是脾气比较大。按照规划，他们这个小队要从天山的库尔勒以东一段，一直普查到西边的喀什，有几千公里的距离。每天早晨一起来，就坐上汽车赶到天山脚下。戈壁滩上特别广阔，看起来很近，可汽车走一两个钟头才能到达山脚下。随后按一公里一个找矿员把人都放下来，找矿员沿着一条三四公里的线朝北走，按规定须跑完这条线上每一个点，并全部做好记录。当时的找矿员不少是朝鲜战场下来的通信兵，大都是二十一二岁的小伙子。检查时一条线三个人，一个人拿仪器测，一个人是搞地质的，拿着罗盘，找方向，指定路线，还有一个人是警卫，专门背着一挺轻机枪。曾卓荣他们配的是小手枪。当时大家每天出去都挺紧张的，因为新疆乌斯曼武装集团还非常活跃，曾经冲击过地质部的普查队，有一次甚至把女地质员抢走了。苏联专家特别强调说，你这个笔记本上记录了这个线路的放射性情况，是国家秘密，不能丢，丢了就是严重泄密。另外，这个仪器要是碰上特殊情况，你要把它砸烂。因为当时美苏都想垄断核武器，包括垄断核资源与核技术。现在苏联援助中国，铀矿普查技术基本上是无私帮助，有什么说什么，为此在保密上就非常注意，仪器设备可以提供，但不能丢失，不能被别人弄去了。
刚开始因为不懂，所以一点一滴都完全照着苏联专家说的去做，有时不免过于死板。找矿员沿指定路线检查时，碰到高山，再高也得往上攀援，碰到河沟，再深也得下去，从这沟壑里通过再爬上去。所以，看起来三四公里的距离，对于体力的耗费却非常大。有时碰到沟太深了，没有办法，天山里面的深沟比高有四五百米，找矿员便只好在悬崖上平着走，保持原先方向不变，而这个悬崖上的道都是黄羊走的道。曾卓荣曾经亲自走过线，沿着线走的时候往下一看，头直犯晕，不敢看，往上面也不敢抬头，只有在山坡中间沿黄羊道冲着那个测点走。光那么战战兢兢走还不行，必须一边走一边测点，看是否有异常，其艰险可想而知。爬了一天回去以后，人人精疲力竭，还得小结汇，看今天有何情况，有无保密问题，完了才能休息。偏偏有一次就出了这么一档子事，一位找矿员在野外不小心把笔记本给弄丢了，也不知道在哪里丢的，马上就惊动了全队。科什尔尼夫尼科夫平时老提起前面所说的那两条规定，不论谁都不许出丝毫的差错。现在真的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大家谁都顾不上休息了，赶紧连夜组织人员，拿着手电筒，回到走过的线路上去找笔记本。因为人少了不行，便连后勤干部和炊事员都出动，最后还是沿着白天那条线路，把笔记本找了回来。尽管大家花了很大的精力，半夜三四点钟才返回来，没睡好觉，但却得到了一个非常深刻的教训。从此以后，丢笔记本的事就再也没发生过了。

8.我们被“包围”了(2)

在天山找矿，由于有乌斯曼一伙活动，大家晚上都很警惕，要轮流值班。曾卓荣说，有一次在白城北边一个山谷里头宿营，搭起了帐篷，科什尔尼夫尼科夫和他妻子阿尔莎，还有若拉和戈尔巴乔夫，四个苏联专家，加我们一二十人，这个小队也可以说是我们这个队里面的主要骨干，都集中在一块了。所以，当时我们的岗哨就设在那个山坡上，从这里看平地，可以看得很远。睡到晚上12点的时候，哨兵突然发现远处有打手电筒的，以为是来对我们搞侦察的，就先没作反应。等那个人慢慢走近了，他突然喊口令，对方答不上来，哨兵就开了一枪。那个人慌忙从旁边躲着走，手电筒也没有关闭，胳膊一摆动，一时间满山遍野都是手电筒的光。哨兵一看，好像不止一个人。我们一听到枪声，马上都起来了，这个警卫很紧张，以为我们被包围了。我们有两三架手提机枪，赶忙把轻重武器都布置好，并把四个专家给保护起来。我们队长叫宏志全，他在军事上有一些经验，对人家攻过来怎么防卫，怎么撤退，都做了安排，还迅速把资料、文件装了箱，同时派出轻装部队，和岗哨一起对正面来的那个方向进行侦察。我们派出去的人喊话，最后回来两个人，一个是我们的管理员，叫马应仁，还有一个是他带的人，两个人不知道我们规定的口令，他是去筹办别的事，所以知道我们队伍在这个谷里，他走啊走，走到天黑了，还没有到，最后，还是想赶到这个地方来，结果枪响了。
勘察队员们不光要防坏人，防泄密，还要防野兽。天天在野外起早贪黑活动，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面临危险。
新疆人烟稀少，野生动物特别多，人们一旦单独置身野外，就会受到死亡威胁。曾卓荣说，危险是经常能遇到的，我自己就遭遇过狼。那时路线一定下来，就要逢山过山，逢沟过沟，不能够取巧，必须沿着这个方向走。但找矿员这一跑，回来就不容易了。去的时候有很大的劲，想找矿啊，一直找到指定的地点，往回走呢，把仪器关掉，还要顺着原路往回走，因为别的地方你不熟悉呀，你要是想走平道，你走两天也走不回来。上好上，一下来有的地方就下不来了。有的人回不来，晚上就只好在山头上露宿。我们有一个女地质员叫陈淑德，1955年重庆大学毕业的，她那天就回不来，往下走呢，有一个几米高的坎，她没法下，往左走天又暗了，还不敢走。所以，只好在那个山窝子里头呆了下来。晚上我们出动人去找也找不着，第二天早晨才把她接回来。还有一次，一个队员沿着沟里走，跑路线正好跑到树阴下，一下子碰到了熊，遭遇上了。我们那时规定，发现有特别情况就吹哨子。每个人有一个口哨。可队员这一吹哨子，把这头熊惊了，它一蹿上来就两扒拉，把这个队员给扒拉到地上，还用舌头舔了脸。最后住了很长时间的医院，以后这个同志也就不找矿了，现在人还在呢。这张脸我见过，，眼睛没有瞎，因为他紧闭着眼睛，但这一舔啊，把眼皮都给舔坏了，右边额上撕去一大块皮，长了新肉以后这半边脸都变形了。
到了11月份，天气已经很冷，勘察队上到帕米尔高原，发现了巴斯布拉克矿点。当时的一位找矿员叫马振海，他沿着布置的路线一个点一个点地测，慢慢发现仪器上的反应高起来了。马振海兴奋起来，又在左右逐步探测，最后圈出了一个异常矿化点，规模有一两米厚，二十来米长。继续往前追溯，还有一些异常点。回来以后一告，苏联专家很重视，马上组织测量，沿着马振海发现的测点走向，再向两边追溯，最终找出了一条矿带。
这时已经是隆冬季节，天寒地冻了。有些人建议明年再来继续工作，苏联专家说不行，因为这个矿带类型很好，应该继续把它搞清楚，至少要再追溯五六十公里，看看这个区域究竟怎么样。勘察人员便在冰天雪地下继续测图、探测，搞了一个多月。在此期间，北京的领导和专家还都赶到那儿去看，第二年又很快开始组织分队上去，进行更细的研究勘探。这里连平地都有三千多米的海拔，空气稀薄，活动困难，人就住在帐篷里。有个从北京跟着领导一块去看点的人，没有经验，上厕所跑得太快，一下就晕倒了。后来队员们上了点以后，因为没有那么多帐篷，便都挖了地窝子，里面能睡一个人，上面挡挡风雨。

8.我们被“包围”了(3)

来华工作的苏联铀矿地质专家，最多的时候有四百多人，在新疆的专家有一百多人。曾卓荣说，苏联专家来华工作，从1955年到1956年这第一个阶段叫中苏合营，两家合伙干，找到矿以后呢，给他提供矿石，他给我们提供设备、技术和专家。1956年到1960年这一段，是我们为主，他是顾问，继续帮助我们找，所以对中苏双方来说，等于给自己干一样，热情非常高。专家来华也是经过挑选的，所以总的来讲苏联专家的表现都很不错。他们也是形形色色，各有各的特点，有时遇到困难和危险，也特别有意思。比如说我们上昆仑山，先坐汽车，接着再骑马，到昆仑山的脚下要走两天。我们骑的马，后面放行李，人腿叉开，踩不到镫子，骑一天下来，下了马就动不得了，只能就地在那里卧倒。有一次，我们发现库尔勒的一个点上有铀矿化现象，七八个苏联专家，加上我和翻译、保卫，再加上嘎斯63车的司机一共是12个人。本来照我们意思是要走保险的那个路，过去我们小队的车，常来往的。可是我们这个专家头头坚持要走直道，说那条路线太远，三百多公里要走一天。我从图上一看，虽然只有一百多公里，但要走塔里木盆地和天山的接合部，原来曾经标过有这么一条路，可是并没有把握啊。为了保险起见，我们带了一天的干粮，一大桶油就出发了。这一走，进入接合部的时候，发现流水冲得那个沟像搓板一样，汽车在搓板上开不动，一小时才能走出五六公里。可苏联专家爱冒险，还是要往前走，他就不听你的，结果走到天黑了，只走出六十多公里，还有百八十公里呢，怎么办？没有帐篷，干粮已经吃完了，只能呆在一个小河沟子旁边熬夜，好在一米多深两米多宽的河沟里有鱼，我用手电一照，鱼都来了，一下子弄上几十条来，用火烤着，吃得还蛮香。
第二天继续走。
下午，油烧完了，我们顿时陷入了绝境。苏联专家出来时带了双筒猎枪，绝望之中，就把在乌鲁木齐买的新礼帽丢到空中开枪打，叭，把皮夹克也扔起来用枪打。曾卓荣说，我们一看这也不是个事啊，所以我跟警卫和司机商量，让警卫自己带着枪，告诉他地形图，叫他沿着这个方向爬过去，大概十多公里就可以找到我们驻地。我说，你爬也要爬到。他走后，我们在那个地方就呆着了。最后我试着在周围找找看有没有老百姓，正好有两户人家，从那里买了一些鸡蛋回来，新疆那时候鸡蛋很便宜的，一块钱可以买五六十个。我买了两块钱的鸡蛋，煮熟了蘸盐巴吃。苏联专家平常吃一个就够了，那天有吃四个的，有吃五个的。我们年轻，吃得更多，我就吃了二十来个，吃了以后还得等啊。
凌晨大约四点多钟，警卫员好不容易跑到驻地，连夜把车开了出来。救援车还带来了馒头和汽油，最后一起开到驻地，睡觉休息。第二天中午起来，他们发现当地也没有什么青菜，除了鸡蛋还是鸡蛋，那就只好吃吧，好多专家都反胃了，以后见了鸡蛋就想吐。
刘兴忠在三〇九队的一分队当中方地质负责人，跟找矿员一起跑路线。有时茅草很深，把身上划得都是一道一道的血印，碰到河沟，就跳下去找矿，河沟里的水冰凉彻骨。然后又上去，再爬山，逢沟进沟，逢山过山，有茅草进茅草房，没有就露宿野外。刘兴忠说，苏联人说一不二，他们的意见你必须要执行。比如跑这个路线，碰着陡坡你也得爬上去，按这个路线走，你绕着走就不行。那时宋部长要求我们向苏联专家学习，要求我们虚心。领导干部跟苏联专家发生争论的时候，苏联专家的意见往往受到格外的尊重。我们三〇九队有个副大队长叫高功，他和党委书记仝志全，就是因为对苏联专家有点儿不同的看法，被三局领导批评了。三局副局长刘鸿业就讲，你们跟苏联专家发生矛盾的时候，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刘兴忠说，那时的艰苦劲儿真是一言难尽。每天出勤回来，我的工作服里边都有一层白碱，那白碱都是汗碱，说明一天出了多少汗。找矿找矿，出太阳要出去，下雨也要出去，下雨天外头下里头也下，里外都是湿的。在一个地方呆不几天，行李设备都得靠自己拿扁担挑着走。住的地方就更说不上有什么保障了。前面说杨士文在新疆给掉河里了，我在他们之前找矿时，也是骑马过河，也掉到河里头去了。

8.我们被“包围”了(4)

有一天，太阳快落山了，考察队准备安营。他们骑马走到额尔齐斯河边，水哗哗往下流得特别急。刘兴忠对苏联专家建议说，咱们在岸这边扎营睡觉吧。专家说不行，必须过河。刘兴忠说太晚了，明天再过吧。苏联专家还是不同意，非得过河不行。刘兴忠说，那时人家苏联专家说了算啊，那就过河吧。他们先过，骑着大马就过去了，我骑着个小白马不敢过，因为水流得太急了，并且咱也没有骑马过过河啊。后来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过了。走到河中间的时候，那水啊流得特别急，看见水头昏啊。苏联专家在河对岸就喊：你看山，你看山，不要看水，越看水头越昏。我听话，可抬头刚一看山，这马的两条后腿支持不住了，被河水一冲打跌了一下。我就从马背上冲下去顺着水漂走了。哎呀，那水特别的凉啊，彻骨彻骨的凉啊。我一挣扎就沉底了，摸着河床的石头了，后来又起来了，就这么起起伏伏，一直往下漂。我心想，这下可完了，我起不来了。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已经过了河的苏联专家希尼森，一位矿物专家，他沿着河边追我，还没有过河的一个哈萨克马夫，也沿着河的另一边追我，河两边两匹马来追我，我在河当中漂，快追到我的时候，那专家一下子跳进水里把我抓住了。把我拉上来以后，拖到一个小土包上让我空水，吐水，我总算醒过来了。希尼森高兴地安慰我：刘，你还是很勇敢的，你没有哭啊。

9.抓住了一群“空降特务”(1)

　　只有邮箱号码—— 一个初中毕业生和一 个大个头公安的惊人发现—— 打破花岗岩里没有铀矿的定论—— 历史记住了郴州金银寨—— 中国第一个大型铀矿—— 武工队出身的副部长—— “我就是同你讲一讲，让你知道咱两地分居不容易”
因为受严格的保密纪律约束，铀矿勘察人员虽然在各地频繁活动，却又不能表明自己是干什么的，常常就免不了造成许多误会。但当时刘少奇有批示，队伍组建时，只准省委第一书记知道调集这批干部的真实目的。另外，苏联专家也一起参与搞普查，专家平时特别看重工作的保密性，所以，中方负责的人就时常处于一种尴尬境地。平时他们难免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需要找当地政府和领导解决问题，可人家一问，他们往往又不好深谈，显得很不够意思。
有一次，在乌鲁木齐开大会，叫杨士文也参加。他到那里一看，发现都是乌鲁木齐各方面的领导人，还有各个地区的官员，伊犁的、塔城地区的都来了。伊犁的州长是少数民族，对勘察队的人非常不满。他说：我们当州长，这是党对我们的信任嘛。你们五一九队的人找我们，要人给人，要车给车，要什么都支持你们啊，但是我问你们到底搞什么，你们都不告诉我们，我们很有意见，很伤脑筋。
杨士文实在没办法，向上级请示获准后，就在会上把整个情况作了汇，以缓和局面。结果大家都恍然大悟，说原来如此，一定尽最大的力量支持地质队。
由于保密，杨士文老婆去探亲，也不知道杨士文在哪里住，就只知道乌鲁木齐54号信箱。杨士文说，人都说我老婆，你爱人在信箱里头住啊，你去那怎么找啊，她说没办法。千里寻夫。那时候可以坐飞机，但她不坐，带着我几岁的小儿子来乌鲁木齐。两个下了火车就傻眼了，碰巧我们那个司机看着她像东北人，带着孩子左顾右盼的，就上前问她：你是不是杨士文的家属？她说是啊。这就把她接回来了。到了驻地，我什么也没有，就一个洗脸盆，还有一个小箱子，13块钱买的，其余什么东西都没有。因为我们先前从北京走时有限制，一个人只准带13斤重的行李，多了不准拿，其他所有东西都扔下了，上飞机就走。有个姓赵的，叫赵中清，头天晚上定下来，说你明天凌晨4点钟上乌鲁木齐，第二天早上他就坐飞机走了。那时候服从工作分配，讲究组织纪律性，工作确实好做。
五一九队先是在新疆找矿，后来又去东北。东北找矿的难度也是很大的，因为原始森林多，气候极端寒冷。曾卓荣说，我们去辽宁、吉林、黑龙江，另外加上内蒙古东部赤峰这一边。当时已经是10月底，黑龙江很快就要进入冰天雪地的季节了，可我们为了抢进度，给下一年编制计划做准备，仍然集中了一些技术骨干去那里找矿，这个队管技术工作的是李耕，十八子李，耕田的耕。他带领我们冒着白天零下10度到20度的严寒出发。这是1960年冬天，不仅天寒地冻，而且正处困难时期。为了找矿，我们每天要爬一二百米的山，完了再回到据点，要填地质图，填放射性图，每天早去晚归。晚上没有棉帐篷，睡的都是单帐篷。你想想，零下10度20度，这还是白天。晚上要降到零下30度到40度。我以前没有经历过，光听说在哈尔滨，在黑龙江北边天冷得人小便之后要拿个棍子敲，那是笑话了，但这尿在大冷天确实冻得很快。我们晚上睡觉时，下面垫了个皮大衣和棉被挡着寒，上面还是非常冷。单帐篷里生一点柴火，不管用，那时候又不容易弄到煤。所以，大家进了帐篷，都不大敢伸手。有时晚上小便，只能撒在一个铁桶里。第二天早晨一起来它都结成冰了。只有用凿子凿，凿完以后晚上再用。还有这个粮食，那是太缺了，一个人才八两，没有油。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坚持着把工作做完。坚持着怎么把铀矿找出来，使我们第一颗原子弹能够得到充足的铀资源宝藏。
地质勘察人员活动的地方，往往都是一些人迹罕至之处，有时也要在防范甚严的边境地区行动。有一次，在云南和缅甸接壤的国境线上，边防部队扣留了几个地质队员。因为他们头戴耳机，身背步枪，盘查中还拒绝说出到这里来的理由，只说是地质部三局的。边防部门只好打电话，通知三局到云南办理人员交接手续。

9.抓住了一群“空降特务”(2)

三局听说自己的人被边防部队扣住了，反倒放下心来。勘察队员在野外只顾集中精力探矿，有时走着走着发现了国境标记，感觉到事情不妙，正想赶紧往回撤，边防部队早已发现了。边防战士把他们扣起来以后进行审查，问他们带的是什么东西？他们不能说。问他们是来干什么的？这个就更不能讲了。如此一来，人家就不免怀疑了：这真是些奇怪的人，又是小分队，又有话机，又有武装人员，又有这样特别的新式武器（探测器），会不会是台湾派来的空降特务？
当然，任何时候都会有一些不顺当的事情存在。刘杰和雷荣天在向薄一波主任和中央汇关于地质工作的情况告中，就专门谈到了一些问题。比如所调干部中有人不安心工作，还有人逃跑，有人拒收津贴费，准备任分队长的南昌地委工业部长拒绝接受工作，等等。至于一些工作人员以特殊人物自居，不能正确处理同地方政府和群众的关系，甚至产生违法乱纪的情况在一些勘察队也不同程度地发生过。老百姓反映说，这不是地质队，这是野蛮队。这些不顺的事情后来随着事业的发展和有关工作的加强都得到了化解。
在地质部最早成立的铀矿勘探队伍中，三○九队主要负责中南地区的铀矿地质勘察。他们活动的范围大致在湖南、江西、广东和广西一带，和新疆等地还不太一样，这里经济比较发达，交通也比较便利。除了调入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大中专毕业生外，三局还招收了大批初高中毕业生，以满足铀矿勘察的需要。陈金陵就是三○九队在湖南招进的中学生。
1955年7月，陈金陵在长沙市一中读完初中，因为家庭很困难，念不下去了，做木匠的父亲就让他跟着自己学手艺，眼下可以帮着养家糊口，以后也可以凭手艺吃饭。母亲不情愿，觉得儿子会有出息的，想让他继续读书。学校也劝说陈金陵升高中继续学习，可他家里的确十分贫困，姐妹六个，父母要养活八口人，还欠了很多债，实在没什么好办法。这时三○九队正好要招一批人，条件是历史清白，本人表现优秀，学校便推荐了陈金陵。第二天一清早，陈金陵和50个年纪差不多都是十七八岁的学生赶到了三○九队，这一天是8月23日。他记得三○九队的一位副队长在食堂讲了一通话，然后大家一起喝了些酒，第二天便将他们拉到了郴州。
在郴州下了火车又上汽车，陈金陵他们不知道去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这个三○九队到底是干什么的。晕晕糊糊到了宜章县里的一个老汽车站，这里是三○九队的二分队。周围环境非常陌生，怎么在汽车站里住下了？陈金陵心里直犯嘀咕。紧接着，队里就让他们学习探测仪器的性能与使用方法，这种装备是苏制的4M仪器。只学习了一天，就把他们分到小队去了，做找矿员，也叫操作员。陈金陵被分配到了一小队，队长是伍锡祥。
陈金陵说，第一站到妙城，那个地方很苦，正好是10月份下雨天，不到一个星期，我们的脚指头就都被水泡烂了。一块来的年轻人情绪都不高，说这么苦啊，天天爬山，后头还有一个公安跟着。过了些日子，领导发现我们心思不对，就给我们说，公安不是冲你们来的，不是怕你们跑掉。这个机器是苏联的，一架设备相当于是用一车皮鸡蛋换来的。你们学过保密纪律，千万不要把仪器搞坏了。你们不管走到任何地方，都不能和老乡交谈。有时我们碰到老乡，如果看到有人在看这个仪器，公安就会马上过去把他赶走，所以神秘得很。后来到桂东工作了不到一个礼拜，就接到上级命令，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工作。我问到哪里去？他说你跟我们走，到那里你就知道了。后来我们才得知，我们新到的是金银寨地区，那个时候叫15号航测点。
1955年9月，三○九队的航测分队在湖南郴州地区进行测量。一架苏制飞机在郴州以北的粤汉铁路线一带盘旋，在距地面约60米的高度，沿地形超低空飞行。机舱内，航测仪的模拟记录不停地在纸带上打出反映地面放射性强度的曲线。突然，模拟记录纸带上出现了一个又尖又窄的峰形。航空操作员米沙立即兴奋地向机长格里申克告：发现异常！

9.抓住了一群“空降特务”(3)

按照预定程序，飞机抛下了一个石灰包。包内的石灰落地破碎后，在一面山坡上形成了一片白色，以便于地面找矿人员寻找。飞机发现有放射性反应的地方在许家洞附近的一片山上，反应强度大于23伽玛。
三○九队二分队立即派陈金陵所在的小队去马头岭一带进行测量。这天下午刚吃过午饭，分队派来两辆苏制嘎斯，队长带领小队的几个操作员和十几个公安人员，赶到了郴县马头岭的公路旁边。陈金陵他们下车一看，来的人挺多，另几辆车已经将一个棉帐篷和四个军用帆布帐篷以及行军床等物品卸在马路边了。他们这些十七八岁的年轻人看了很好奇，不知怎么回事。陈金陵问组长，这是到哪里去？张万生说，不要问，跟我走。他们背上仪器，又请了一些民工帮着扛东西，沿着条小路一直爬山，走了十来里路才赶到一个山窝里，那里有一间老乡放牛住的茅草小屋。组长张万生招呼大家说到了，把帐篷一支，公安排长派了岗哨后就住下来了。
吃过晚饭，伍锡祥小队长把队员们叫到一起开会，他压低声音说，我们到的这个地方叫金银寨。上级派我们来这里搞强测，是1∶2000的，就是20米一个测线，5米一个点，按照苏联的网格法操作。大家明早就上山，要找这个航测点的具体位置。
湖南郴州许家镇附近有一个小山村，是一个亘古莽荒之地，历史上，韩愈、秦观、苏轼等文人墨客都曾被朝廷流放到这里，几十年前，张学良也曾被蒋介石囚禁在离此不远的苏仙岭。传说公元8世纪末期，农民起义首领黄巢率军南下，就安营在这里。黄巢豪情勃发，宝刀挥处，但见祥云纷飞，有的黄如金塔，有的白似雪莲，无数黄金白银挥洒在群峰之下，这个地方因而叫做金银寨。
金银寨没有金银，却有着比金银还贵重许多的铀。铀是核工业最基本的原料，搞原子弹第一步就要找到铀矿。由于技术手段落后，铀矿勘探初期遇到了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第一条铀矿异常地带的发现，就付出了十几条生命。
1955年10月下旬，三○九队第二分队的一小队赶到了这里，进行地面勘探，以证实金银寨铀矿带的存在。第二天早上，组长张万生吹响哨子，叫大家赶快从行军床上爬起来吃饭，七点半跟他上山。山比较高，大家要克服困难仔细工作。
到了一个山沟口上，张万生对陈金陵说，小陈，这条线路是最苦的，你从这里到前边那个很陡的山头翻过去，你的测线就这么多。陈金陵估计这条线大概有三四公里。张万山之所以给陈金陵分配了一个比较难爬的区域，是因为他是大个子，随同他一起进沟的是公安战士李九斤。陈金陵头戴耳机，左手拿着《野外工作手册》，右手拿着仪器，伸出探管东点点西探探，每20米记一个数值。山沟里有一条小河，水有齐腰深，陈金陵只好把仪器举起来，让李九斤用枪拖着拉过河去。走了一两公里，耳机里突然哗哗响了起来，仪器上的指针升到三档了还打不住，把探管一拿开，机器就不叫了。陈金陵注意一看，眼前有一块很大的石头，陈金陵以为是仪器坏了，忙换个地方探测，一测又正常了，但一接触那块石头，反应值又很高。陈金陵这还是头一次碰到这么高的异常情况，便马上告诉李九斤，不要忘了这块石头，一定要记住这个石头的位置，以后还要找人来看的。
又爬了半个多小时，他们才到了山顶。一看好险，一条长长的硅化带，露头约两百多米长，形成一条屏障，很难爬上去。陈金陵说，公安李九斤个子也挺大，生下来有九斤重，所以取了这么个名字，我们两个互相拉拽，慢慢攀登，人扛人，把我顶上去。爬到大概二十多米的地方，突然发现探管又响起来了，我就说老李啊，到底是刚才把机器搞坏了呢，还是地方找不到了？我说我实在爬不上去了，你上去看一看。结果这次是我硬把他顶上去的。他的劲还是蛮大的，一撑就撑上去了。我当时背着仪器不好上，他上去以后就把那支日本鬼子的三八枪顺下来一截，死死地抓住那条枪带，我就抓住那个枪托拼命地爬上去了。爬上去以后，哎哟，怎么搞的，仪器打开不得，一打开就叫。

9.抓住了一群“空降特务”(4)

陈金陵以为仪器坏了，往远处走了一段，结果走了好远，仪器又正常了。这一下他心里有数了——石头可能是从这个地方滚下去的。陈金陵就往回走，仪器又叫，耳机里的脉冲声响个不停。陈金陵兴奋不已，说，哎呀老李，找到了，我们要找的地方找到了。
测了一会儿，陈金陵取出地质锤，想按地质员的要求敲块石头标本，敲了一气没敲下来。李九斤说，你没劲，让我来打。结果却啪的一下把锤子打断了。陈金陵说，咱们都记着这个地方啊。李九斤一边点头一边说，一点半左右了，吃饭吧。两点左右，陈金陵想到前面看看有没有异常，结果那边下不去，就说今天不早了，回去告诉他们明天再说吧。
下午一回到驻地，陈金陵便直奔张万生住的帐篷，汇了异常点的情况。第二天，他们四个人抬了一筐石灰上了山，陈金陵把众人带到异常点上，张万生亲自背仪器开始听测，万茂勤还画了一张地形地貌素描图。他们交谈了一会儿，叫陈金陵把石灰拿到一块比较平的石头面上，撒了一个直径约5米的圆圈。到了晚上，伍队长把陈金陵和殷俊显等在不同测线发现了异常点的操作员叫到一个帐篷里，并且还在外面站了四个公安战士放哨，怕别人听见。
伍队长悄悄对大家说：我们在这里找到了造原子弹的铀矿。除了我告诉你们的这句话，从现在开始，谁也不准对外人说这件事！
苏联对中国的原子能援助有个前提，就是发展核工业离不开资源，必须等中国勘探提交一定的铀工业储量后，两国再具体谈判苏联援建后续核工厂、实验室等各类项目的建设规模，以及完成设计、交付设备的期限等事宜。当时，铀矿勘探人员已经在全国发现了多处铀矿点，第十分队接下来对金银寨一带铀工业储量的初步揭露表明，这里有着很好的发展前景。
袁成隆当过武工队长，做过地委书记，1956年到二机部担任副部长之前，他在中央书记处二办当局长。现在由于是新组建的一个部，所以他既要管生产，又要兼着搞政治工作，还要处理苏联专家的相应事务，编办部里的纸，并且兼管着劳动、人事这些工作。周恩来说他，你怎么管那么多事啊。袁成隆说我们刚建的新部，有工作就抓吧。他和宋任穷、刘杰都相处得很好，两位部长几次去苏联谈判，一走几个月，家里工作就都由他来担着。袁成隆说，我到二机部第一件任务，就是让我带着专家去看矿。先到广州，那时候是冬天，我们去广州一个花市看了看，然后坐火车到湖南，主要看湖南郴州的金银寨。这个矿为什么重要呢，因为我们在这个矿脉上发现了铀的金属脉，当时世界上的权威，包括西方的，都认为花岗岩不可能有铀矿，但是中国的地质工就在花岗岩里头发现了铀矿。我们的地质队在郴县深山老林里打了一百多米坑道，伽玛反应很高，而且储量还不小，品位比较高，从山顶到山脚有三条这样数百米长的深沟。金银寨完全是花岗岩，我们后来好多试验用的原料都是从金银寨这个矿开采的。苏联专家一开始不相信，他说花岗岩里头不能有铀矿的，所以我带着专家专门去看这个。看了以后，他们信了。我们给了他数据，给他伽玛仪试验，一看那里确实有矿。原来他是不相信的，开始看不起我们的。我们的地质队刚成立不久，但是能从花岗岩里发现铀，这一发现，不仅中国，甚至在国际上都重视了在花岗岩里找铀矿，对以后原子能事业的发展都是有很大影响的。所以，在金银寨呆了几天，苏联专家也很佩服我们，说这是对铀矿发展的一个新的重大发现。金银寨是中国第一个建成的大型铀矿。
1957年2月，刘杰和刘伟到苏联谈判，谈了半年，其中一个争论的焦点就是苏联提出中国建设原子能工业的规模取决于中国有多少铀矿，有多大规模。中方提出一边建设工厂，一边找铀矿，苏联人说，这是冒险的，也不合乎逻辑。苏联过去有过这样的教训：矿山建起来了，储量却只有很少几吨，只好关闭。

9.抓住了一群“空降特务”(5)

苏联人所讲的这些是有道理的。刘杰他们经过研究，当即决定，启动核工业设计工作，一定的铀金属储量由勘探程度较好的金银寨提供；派三局副局长张华率领工作组，坐镇现场，6月底以前必须完成任务。要求张华三天汇一次工作情况。
张华带着有两名苏联地质专家参加的工作组到了金银寨，勘探设计工程正在展开，地表部分每50米一个工段，五层坑道，四层已经开工了。工作组看到，工地上的厨房都没弄好，大家在露天吃饭。张华和工作组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施工地方的石头硬度非常高，虽然专门请了苏联有30年钻探经验的老专家古德耶夫，还是打不进去。因为石头太硬，打进去以后老出卡钻事故，古德耶夫这个老头虽说有经验，但以前是打砂岩，打这种合成岩或变质岩也没什么好的办法。他也很犯愁，干脆人在钻机上不下来了——打不了我不下钻，也不吃饭。
张华一看，这怎么行呢。就去找古德耶夫谈心，劝他慢慢捉摸。一般矿山打钻的钢钎用的是碳素钢。可这种碳素钢钻头在金银寨根本钻不进那种石头，只能用钨合金钎头。但这种钎头有时候也打不进去，打半天只打进去几厘米钎头就坏了。钻进的成本太高，钎头消耗量过大，国家供应的数量也没有那么多。眼看进度太慢，又出现了超支，也没什么解决的办法，金银寨铀矿副矿长刘宽去北京开会的时候，干脆给上头带了几块岩心——金刚石的硬度够厉害了吧，也不过就是划玻璃嘛，好，你们瞧瞧我这个石头硬不硬。
刘宽拿出自己带来的岩心，将石头上带楞角的地方放在玻璃上轻轻一划，就出现了一条沟痕。
果然，用不着再多说，上级答应马上给增加钎头，增加造价，最终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刘兴忠那时候也参加了三局张英的工作组，他说，出于保密的需要，地质部只有刘杰一个人管普查第二办公室的工作，其他人不能过问。后来宋任穷来了，宋部长到苏联去谈判，要求他们帮助设计矿山，苏联提出来说金银寨这个地区必须要有一定的储量，才能进行矿山设计。所以，宋部长很着急，从莫斯科打来电话，打到部里头，告诉我们三局，到1957年底一定要拿出既定的储量来。三〇九队派李凤祥跟我参加工作组下去协助勘查工作。不仅部里去人，苏联还派了保矿部副部长斯密尔诺夫带着五个专家来中国。他来以后，看了几个点的矿床，给金银寨打了4分（5分是满分）。他认为金银寨的成矿条件比较好，远景不错。
地质队员的工作不仅仅是艰苦和危险，还长期背井离乡，一年有时候只回家一次。刘兴忠说，主要是大家有信念，就是为了地质事业，尽早找出矿来，那阵儿顾不上什么个人问题。苏联专家对我们很不理解啊，他有一次跟我讲：刘——他管我叫刘，我很不理解啊，你就这么一个人到这边来，家人也不来，能行吗？我说那有什么不行的。苏联专家都带着家属，他们定期回长沙，跟家属团圆。
在这期间，宋任穷、刘杰和雷荣天几位部长都先后到金银寨检查工作。湖南是宋任穷的家乡。原子能工业建设初期，勘探铀矿的任务最重，宋任穷几乎去过所有勘探铀矿的地方。他说，当时我的年纪还不算大，不到50岁，上山都可以跑着去。不论冬夏都和干部工人一起住帐篷，同吃同住，边吃边聊，并且向他们学习地质找矿知识。对苏联专家尽量照顾，给他们单独砌了小房子住，还单独安排伙食，有时我也陪那么一两次。你不陪他也不恭敬啊。地质找矿工作十分艰苦，经常出没于深山老林，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并且还都是两地分居。有时候走在路上碰到一些人，把我挡住，一谈就是一两个钟头。谈到如何把他们的家属调来，我说这个目前不可能，你看现在我们都一起住帐篷的，你家属能住帐篷吗？我们房子还没有砌起来嘛。他说我也晓得你解决不了我两地分居的问题，我就是要同你讲一讲，让你知道咱们两地分居不容易。

9.抓住了一群“空降特务”(6)

1957年6月，金银寨关于铀工业储量的一份告送到北京。这一勘探结果的重要意义在于，满足了苏联提出的有关援助条件，确保了下半年矿山和水冶厂设计工作的启动。

10.脚步一停就会冻死(1)

　　全民找矿，土法炼铀—— 水碾、木桶、麻布袋—— 宝贵的163吨重铀酸铵—— 苏联专家也一分为二地看待土办法—— 美国学者说，“中国的第一个原子弹是人民炸弹”—— 从洛阳到西安、西宁、四川—— 飞机制造厂让位给铀浓缩厂—— 原子弹联合企业落户玉门
有一首民谣说，船到郴州止，马到郴州死，人到郴州打摆子。从1958年4月29日开始，一支数千人的队伍陆续开进了山里。山沟坪上有一栋房子，原来是湖南省疟疾研究所的旧址。不言而喻，这个地方曾经流行疟疾疫病。这支队伍现在面临的困难是如何安置这2500名矿工的住宿和生活。山里连路都没有，矿工们住在临时搭起的帐篷里，铺盖卷整天都湿漉漉的。许多北方来的人特别不适应这里盛夏的酷热和雨季的潮闷，蚊虫又特别多，矿里只能给每个矿工发三块用作睡觉的窄木板。疾病开始蔓延，有人发牢骚说，要真死在南方，棺材都比北方的小。
中国人终归是能忍的，大多数人都挺了下来。来自河北张家口的侯启，是一名出色的风钻工，由于初期严酷的工作环境和过度劳累，染上了矽肺病。他死后，医生按照他的遗嘱，把他的肺取了出来，看到肺已呈棕褐色，硬得用锤子也敲不烂。矿井里的地下热水流量很大，两个小时就能灌满一个大水池。附近的老百姓后来冲厕所都用上了温泉水。但在热气腾腾的井下施工，人就像进了蒸笼。
1958年，中国急于摆脱贫困落后，进入了一个非常时期，大轰大嗡的群众运动排山倒海，大跃进的浪潮充满了各个角落。全民轰麻雀，全民打苍蝇，全民炼钢铁，全民放卫星，甚至在中南海里都砌了小土炉，冒起了烟火。二机部这时也提出了铀矿勘探和开采要全民来办的方针，并经中央批准后在全国加以推行，历时三年左右。在建设郴县铀矿的前后，有两万多人的地质队伍在全国进行了大面积普查，提供了几个铀矿开采基地。但有意思的是，用于第一颗原子弹的铀竟然不全是出自这几个铀矿，还来自于那些大多搞不清铀元素为何物的农民手中。许多县甚至人民公社都组建了地质队，成千上万的农民投入了找矿工作，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湖南、广东、辽宁等地的农民采矿大军便将近地表层的铀矿几乎扫荡一空。
宋任穷说，那时候都是为了快一点拿到手，早一点能够爆炸。但是这里也有缺点，搞不好容易污染。大家办原子能科学，要求一个省搞一个反应堆和一台加速器，根本不可能。后来看着不行，又改成一个大区搞一堆一器，实际上大区搞也不行。我到了江西，见了邵式平首长，他积极得很，他说你们不搞的话，我们江西来搞一下。我说你们江西搞不了，我说邵式平你搞不了。我们搞都难得很，你一个省是搞不出来的。后来省里、大区都停止了。那个时候我们心急呀，有些想法和做法不切合实际，曾经提出如果苏联的样品交得早，原子弹1962年就可以爆炸，后来证明不行。
由于当时核工业的整个体系尚在初建阶段，正规的铀矿和处理铀矿石的工厂都没有建成，而研究单位又急需两吨二氧化铀做实验，宋任穷便指示三局想办法先生产出制取二氧化铀的原料。三局决定在广东的一个地方搞土法炼铀。
采到铀矿石之后，接下来就是要把它提纯成为含铀60%～80%的化学浓缩物，叫做重铀酸铵或重铀酸纳，俗称黄饼。然后再经过二氧化铀、四氟化铀、六氟化铀以及金属铀等几道工艺过程，生产出核装料。
下庄虽然只是粤北山区中一个仅有几十户农家的小山村，却也是中国第一个花岗岩型铀矿床，被苏联专家列别捷夫命名为希望矿化区。为了在炼铀厂建成之前获取制造第一颗原子弹所需的重铀酸铵，三局副局长佟城首先赶到下庄，组织十一分队实施土法炼铀。很快，不到一个月炼铀厂就建成了，厂房是用树皮、茅草和竹子搭起来的，草棚下并排竖立着几个大木桶，用以代替浸出槽，每个桶中装满了碎矿、硝酸和硫酸，被浸泡着的矿石在桶里发出汩汩的响声，浸出来的溶液从第一个桶里流进第二个、第三个……然后流进地下的容器里，再从容器里倒回到第一个桶中，反复浸泡沉淀。在这里，用布袋豆腐包搞过滤，用铁锅当反应器，接下来，在另一个草棚里，人们用同样简陋的土办法，把溶液慢慢烤干。郴州铀矿炼铀厂的生产条件也是一样，汗流浃背的矿工们用铁锤砸碎放在石臼里的矿石，用筛子筛出粉末，接着加酸浸出，用滤斗过滤，用电炉烤干。十来个人要足足干半个月，才能从几十吨矿石中炼出很少的200克铀来。

10.脚步一停就会冻死(2)

刘兴忠说，大跃进时期全民办矿，国家要土洋并举，加快铀矿的冶炼工作。那时候，宋部长就给三局下了一道命令，要由三局在广东翁源的下庄搞个全民办矿的点儿，让我们三局的副局长佟城，还有温光然他们带着技术干部，到下庄去搞这土法炼铀。因为花岗岩的铀矿是比较容易冶炼的，通过酸浸泡以后，把铀溶解出来，然后再用大锅去熬，就可以慢慢使铀浓缩起来变成重铀酸铵，含铀量20%到50%，不是很高的。到1958年的时候，我们在下庄冶炼成功后，在流沙河又开过一次全民办矿的现场会，流沙河也是全民办矿的点儿，也是花岗岩，但是储量不大，只有百八十吨。为什么又到这里来开现场会？因为下庄是我们三局自己办的，涉及到保密，怕面搞得太大了，来参观的人太多不大好。所以最后确定在湖南宁乡县的流沙河再搞一个更简单的，由宁乡县和流沙河人民公社办，我们只做技术指导。以后就在全国铺开了，搞全民冶炼矿，有117个小厂矿。当时是热火朝天啊，大家都在搞。当然这种土法冶炼老实来讲不够科学，主要是劳动防护上做的不够，容易污染，对人体保护也是很不够的。但当时冶炼出来的重铀酸铵为我们研制原子弹还是提供了条件。所以我们国家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据我了解，跟我们初期提炼重铀酸铵还是有很大关系的。如果要正规开采冶炼的话，恐怕时间就比较长了。原子弹爆炸也可能不是1964年。
全民办矿，土法炼铀，苏联专家对这样一种既热烈又混乱的局面持两种态度。三局总工程师斯切潘诺夫主张按照正规的程序办事，采样、试验、设计、订购设备、建厂都要按程序来运作。中方考虑的是这样时间太长，等不及。不过，水冶专家特拉菲莫夫倒是比较支持中方的主张，他自己原先就是搞炼铀的，说可以搞土法炼铀。按照中国当时的条件，没有不锈钢的器材，也没有塑料，国内工厂水平能力也比较差，件都不够，你要搞的话只能搞土法。土法就是用陶土大缸和大木桶作容器，再用纱布过滤的办法。这种办法对人身体有一定的危害，对环境的污染比正规的厂肯定要大，但为了早日把铀产品搞出来，为了原子弹早一天响肯定要做出牺牲。苏联专家私下跟中方的人讲，苏联开始搞原子弹的时候，铀矿方面也用过土办法。苏联是在美国之后才搞的，卫国战争刚刚胜利，条件比较差，开始也是用木制的器具，因为稀硫酸不腐蚀木制的器具，只有浓硫酸接触木头，才会一下子把木头烧黑了。
苏联专家出了个主意，马上加工20个大木桶，直径要两米，高也要两米，这样每个桶装几吨矿石做渗滤，把硫酸倒进去，从里面把铀浸出来。苏联专家作为技术指导，强调要安全防护，设备条件简陋不等于说就不能安全防护或者不需要安全防护了。比如操作的时候都要戴胶皮手套，要穿上套鞋，穿上工作服，还要围上橡皮围裙，戴口罩，另外，废水一定要经过石灰和木炭处理。
土法炼铀中，有些材料需求量比较大，比如用来过滤的布就特别费。当时因为一般布都要凭布票购买，买多了不行，工人们就轮流去商店，一人买几米回来。到那里买布时还不敢跟人家说要这么多东西干什么。
刘杰说，那个时候苏方将勘探重点放在了新疆，他很早就有资料，认为在新疆是最有希望的，所以派了很重要的力量到新疆。但是我们在湖南郴州发现了铀矿以后，我们就提议转向湖南，因为在湖南更便于开采，能够很快上马。苏方开始还不太愿意，后来经过研究，他们也同意在湖南有重点地搞，这就促使我们很快在金银寨进行勘探和开采，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苏联以前曾经在野外用一种很简便的办法来分析、化验，我们知道了以后，也决定照搬过来。那个时候正是大跃进的开始，人们心情急迫，考虑更多的是怎样使我们的矿产赶上去，一时也顾不了正规的开采方法。当时毛主席专门开会来研究地质工作，朱总司令也特别关心这个地质，他每次下乡回来就带一些矿石，问这个矿石怎么样，有用没用。那时候还普遍提倡群众矿，主要是为了应付第一个五年计划，能不能够有矿产，这是最基础的。因此就产生了一个念头，我们这个铀矿不光你这一个部门搞，也可以大家来办。开采时可以用最简便的办法，用大木桶把矿石放在里边，首先是碾碎，用硫酸来溶解，然后像磨豆腐一样，几十个布袋悬空吊在草棚里，用豆腐包来过滤。那个时候苏联专家也很看不惯，说你们这样子是污染环境的行为。但是当时有一股劲，就是我们现在急需要把铀矿搞出来。差不多经过一年多的工夫，各地方搞出来许多原料，再把它收购起来。我记得那个时候大概收购了一百五十多吨矿，除了广东翁源留了一个典型之外，其他绝大部分都慢慢停止了。当然，这种铀矿太粗糙了，成分只有百分之十几、二十几。后来也有人讲这个东西是得不偿失的，但是这个东西在随后确实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为什么呢，就是当时我们整个工业的发展中，矿山是最难的，我们在衡阳的选矿厂有几十万吨处理能力的厂子，能不能够很快开工，矿山能不能开采出来，是个很大的问题，这是后话了。在当时的情况下，最急需的是铀的原料。

10.脚步一停就会冻死(3)

1958年底，二机部在下庄主持召开了全民办铀矿现场会，推广下庄的土法炼铀经验。在此前后，江西、广东、湖南、云南、贵州等二十多个省区的农民也被动员起来，人人动手，用土法采矿并冶炼。他们从附近采集矿石制成黄饼后，再拿到收购点去。尽管这样的黄饼极其粗糙，但国家当时定出的价钱却超过了黄金，每吨二十来万元。
袁成隆说，土法炼铀，老百姓搞，我听说云南云沧那个地方有农民在炼铀，我就跟部里说了，我说这是个大事情，我得亲自去看看到底怎么样。后来我就去了。沿途一看，到处是小高炉，正在那儿炼呢，跑到云南边境，看了很让人惊奇的，都是些年轻小伙子，一个副专员在那儿主持这个事儿。开采呢，就是用镐刨，那个矿比较富，把那含铀矿刨出来。要碾碎怎么办呢，用碾子，就是老百姓碾粮食的那种碾子，把那铀矿石碾碎。碾碎以后得过滤啊，那就用做豆腐的麻布包过滤，一道一道过滤。最后得到细一点儿的铀沫，也叫初铀。将来拿这个就可以搞二氧化铀、四氟化铀、六氟化铀，一道一道弄下去了。我看这个很好，很感动人啊，这里的人真积极啊。我就把情况告给部里。
老百姓找矿代价很高，不仅浪费了许多铀，消耗了大量选矿原料，而且还由于缺乏环境保护设施和手段，造成了严重的污染。不过，这样的群众运动却也产生了一定的成果：通过全民办铀矿，获得土法冶炼的重铀酸铵163吨，在苏联后来毁约停援而铀矿山和水冶厂又一时建不成的情况下，为国家初期的核燃料生产提供了原料，进而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赢得了时间。对此，美国学者刘易斯和薛理泰说，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是一枚人民炸弹。
勘察铀矿，开采矿石，是为了得到核燃料，而核燃料的最终取得，又必须由专门的厂家进行复杂的生产，才能供给原子能发电与核武器使用。所以，在铀矿勘探紧张进行的同时，也开始了几个核工厂的建设。
1956年底，苏联选厂专家陆续来华后，与中方进行了仔细研究。考虑到核工业建设关系国家安全利益，具有高度机密以及投入生产后又有放射性等特点，参考美国苏联当年选择核设施地址时的办法，双方根据当时国家的战略要求确定了几个原则：安全、隐蔽性好，交通方便，给水排水用电条件好，要考虑核工业将来发展的要求。随后，成立了由中苏双方参加的选厂小组，领队的是二机部部长助理何克希，他曾任华东军区装甲兵司令。成员有铀浓缩厂筹建处主任王介福，以及苏联列宁格勒设计院铀浓缩厂总设计师鲁钦和列宁格勒设计院总工程师斯米尔诺夫等共22人。他们用两个来月时间跑了好几个省区，从东到西，左右比较，踏勘了18个场地。起初，苏联专家想在洛阳找一个地方建铀浓缩厂，后来又提出在西安，都很快就被上头否定了，选厂小组只好继续向西寻找。后来任铀浓缩厂副总工程师的刘宝庆是这个选厂小组的组长，让他参加，是因为苏联专家提出铀浓缩厂用电量很大，将来生产以后还不能断电，中国人没有这方面的专家，就选一个搞电的专家。刘宝庆是重庆大学电机系毕业的，由铁道部保送到莫斯科机械电器工程学院研究生部，学习铁道电器化。当初是想将来回来搞铁道电器化的。但在他回国时，大使馆告诉他，钱三强要抽调他回国搞原子能。
1955年刘宝庆刚回国，三办的李绍州就带他到地质部到，住在招待所。第二天钱三强来找他，刘宝庆说，你知道我的专业是学电的，不是搞物理的，更不是搞原子能的，你为什么要把我吸收到原子能事业里来？钱三强说，将来我们要建原子能电站，你学的就是这方面的东西嘛。刘宝庆一听，放下心来，觉得自己的专业至少有一半能用上了。他对钱三强说，你是专家，我连小学生的资历都不够，你能不能推荐一点这方面的书？钱三强便给了他一本苏联原子能应用方面的书。刘宝庆只知道铀浓缩厂是一方面给原子能电站提供燃料，一方面给军用原子弹提供原料。我回国之后和一个叫连培生的负责整理原子能电站方面的资料。

10.脚步一停就会冻死(4)

1957年，根据中苏协议，由陈一民带队，卢荣光和刘宝庆他们这些人先出去参加选厂普查。普查的时候是按原子能电站的要求进行普查的，首先要有电力供应，因为污染比较大，要求地下水越低越好，交通要方便，便于运输。回来以后，苏联选厂专家也来了，选厂组由苏方和中方各出任一名组长，苏方的鲁钦和中方的刘宝庆被指定担任，在何克希和王介福指导下展开工作。选厂组走了很多地方，苏联专家一路看了下来，总觉得条件都不是太好，比如西宁那边，地方比较小，丘陵比较多，平地少，水流量小。四川虽然有水，但气温又比较高，地下水位也不低，人口比较密集。大家商量了一下，决定往西北再转转。转到兰州，他们发现黄河边上有一块场地，面积很大，水位比较低，条件不错，专家说这个场地很好——铀浓缩厂运行起来发电量比较大，大部分电要变成热能把它排放出去，所以需要大量的水。
找到省里，选厂小组说他们看中了这个离兰州仅40公里的地方。但他们没想到，这已经是别人嘴里的一块肉了，若想要，就得抢了。省里告诉他们，航空部门已经选定了这个地方作飞机厂，你们只有回北京向中央汇。他现在的场址只做了一些勘探工作。你们如果真的想要，人家也许会从大局出发让给你们。
卢荣光也是这个选厂小组的成员，他说，那时候陈一民带队，用的是国家计委的名义，而不用建筑技术局的名义。因为你建筑技术局搞这么多的厂址是什么意思啊，容易被人家怀疑。人家也不容易重视。计委代表全国性，陈一民就是计委一个局的局长，我们都是他底下的工程师。厂址很难选啊，因为我们跑了很多地方，有的是太偏僻了，交通太不方便。有的虽然条件好，但又太暴露。走到兰州，实在找不到，这怎么办，专家就要来了，时间很短促，这么多工厂要建，怎么办呢？一看有一个黄河拐弯的地方，有山没有人，一大片树林子，那边也没人，离兰州也比较远。大家都说这个地方不错，再一看，隐隐约约还有点小房子，地盘很大。就去一问，却说是一个飞机制造厂，正在这筹备，还没建，那几栋房子是筹备人员住的，有人就说，找他们把这块好地方要过来。
王中蕃正是这个飞机制造厂的筹备处主任，听说有人要抢占他的这块风水宝地，立马就急了眼。王中蕃说，当时一告诉我，我就不高兴了。我说这怎么能行，我们工作都做两年多，就要开工了！我们那个时候已经搞了一大批人了，机校、航校、发动机研究院，整个计划是七万多人啊。我在朝鲜的时候，叫敌人的飞机炸惨了，我咬牙说我回国以后什么也不干，就要去搞飞机，搞轰炸机，不然的话，咱这国家太受气了。领空不是我们的那还行啊。随后就找了这么一块地方，当时根本没有路，都是放羊的小道。我们从兰州劈开山，搞了一条路，从西固一下子就进去了。那个时候是很困难的，费老大的劲才把一批房子盖起来，这块地方可以住五六千人，五六万人，马上就能开工。现在人家看中了就要怎么行啊！我想不通，后来听说中央批准了，从大局出发，算了。张连奎跟我说，胳膊拗不过大腿，老王咱们服从了吧。当时他们说原子弹重要，我说好，那就给，赶快点，这个比飞机还重要。没想到，宋任穷跟我谈话，连我本人也想要。我说你们都是将军元帅，我不行，我不干。他说，你呀，我就要你这样的老百姓，我就非调你来不可。我一看不好了，就找老二机部的头赵尔陆，他也是部队上的，也反过来劝我，唉，老王算了吧，咱要从大局出发啊。
原打算建飞机制造厂的地方，就这样一锅端给了原子能工业，宋任穷干脆连飞机制造厂的筹备处主任王中蕃也要了过来，让他做铀浓缩厂的副厂长，厂长是王介福。
王介福说，在青海选厂时，由于海拔高，气压低，大家感到不适应。斯米尔诺夫对我说，你准备一口棺材，我不行了就装起来运回苏联。在甘肃玉门，天寒地冻，一片荒凉，当天晚上，我们安置专家组长鲁钦在县委书记的家里休息，条件好一些嘛。但就这他还嫌屋里生炉子，二氧化碳多，气味大，厕所也在外面，不方便。鲁钦对我开玩笑说，你把工厂选在这里，工人要骂我们一辈子的。我说，工厂是你专家选的，工人要骂也是先骂你。

10.脚步一停就会冻死(5)

姚乃兴也参加了选址小组，仍然担任翻译。他说，我们到了兰州，省里接待得很隆重。那时候兰州还很破烂，甘肃省派了人跟着我们选厂，到了现在铀浓缩厂那个地方，那是苏联专家帮助建的航空部门的机场，我们小组的苏联专家一下就看中了这个地方。回去以后马上向领导告，这地方就拿过来了。二机部很开心啊，人家宿舍都造好了。为什么选那里呢？因为有刘家峡水电站，那里用电大的不得了。铀浓缩厂挑好了，王介福高兴了，我们继续往下走，接着去选原子能联合企业的厂址。从兰州再过去，铁路没有了，那时刚刚在造兰新铁路，通到甘肃跟新疆交界的地方，叫星星峡那个地方。旅客列车没有通，路轨铺好了，但工程车可以走。我们就跳上一趟专列，有一个火车头，一节卧铺车厢，一节餐车，还有两节平板车。没有火车时刻表，苏联专家在路上走，在火车上两边看，看到一个什么地方，如果觉得行，就下去看，看完以后由汽车再上火车，汽车也爬到火车上来了。再往前走来到离酒泉不远的一个地方，专家一看，哈，这地方好极了。因为一路上看没水，快到酒泉的时候发现有山有水了，觉得这地方太难得了，完全符合标准。
斯米尔诺夫特别高兴，说找到了，找到了，有水有电有铁路，太好了，不必再看别的地方了。他对姚乃兴说，美国也挑这样的地方，我们苏联也挑这样的地方。
正在这时，斯米尔诺夫却犯了心脏病，大家十分着急。北京打电话来，叮嘱赶紧把他护送回去。可斯米尔诺夫却不听，说我就是死在这里，也要帮助中国人选好厂址。
斯米尔诺夫当时六十来岁，和吉利也夫都是斯大林奖章获得者。姚乃兴说，和我们一块儿走的有国家计委和甘肃省计委的人，省计委的人都说，选这个地方不行，因为第一，这里是绿洲，戈壁滩上好不容易有个绿洲啊。第二，这个地方在规划当中是建酒泉钢铁厂的。酒泉钢铁厂不能搬家，因为镜铁山的矿山就在旁边，一搬家以后消耗太大了。他说只好你让路。我们想也没什么关系，到里面再看看有没有更合适的地方。于是汽车开进去了。除了苏联专家，我们一人发了一把枪，我说我不会打枪，他们说你拿着，里头说不定有什么坏人呢。我只好背着，但是枪很沉。斯米尔诺夫有冠心病，已经犯过一次，何克希就很紧张，劝他不要去了，他说不行，我一定要去看看。那里的戈壁滩特别松软，汽车不是陷在沙土里就是蹭到底盘，后来只能推着走，人也只好步行。路很难走，净是坑，走路要像下棋一样跳，我和斯米尔诺夫越走越慢，何克希说你就陪斯米尔诺夫吧，他年纪大，走不快。我自己个子小，体力也不好，我就说枪太沉，周围一个人也没有了，枪就不要背了。枪他们也拿去了，我是有枪也不会开，心想这个鬼地方一个人也没有，怕什么呢。走了一气，前面的人越走越远，最后都看不见了，天也黑了下来，远处有一阵阵的狼叫。我心里这个时候可就害怕了，后悔把枪给了人家。要是遇到狼，身上的武器只有照相机和脚上穿的老头鞋了。这时候又冷又怕，我想坐下来休息一会儿，斯米尔诺夫经验多，不让我坐下，说脚步一停就会冻死，再说狼来了你也跑不及啊。不知过了多久，小姚小姚，叫我了。我想回应，嘴巴冻得叫不出来了。我就跟苏联专家讲，你是不是划根火柴或者用打火机打一下。专家本是抽烟的，但他说这个可不能打，如果旁边有坏人，一看到火光马上就会来一枪，把你干掉了。我们俩只好再继续走，一边听远处传来的声音。随后再一听，我放心了。为什么呢，这声音好像不止一个人叫我了，回音小了，近了。那我想他们总会越来越近的，到最后果然找着我们了，他们开着吉普车，动员了酒泉军分区的人来了。大家都高兴的不得了，哎呀，总算是没丢了，真要丢了可怎么交代。一上车之后，我那两个脚好像没有了一样，如果找不回来就冻死了。
为原子能联合企业选厂也有一个专门的小组，由二机部基建局长陈一民、联合企业筹建处主任文功元、设计院总工程师叶德灿、项目设计主任工程师雨吉和苏联专家米哈廖夫等13人组成。经过两个多月的踏勘，他们提出了五个可供选择的场地。最后权衡左右，确定了原子能联合企业的厂址就在玉门附近的一片戈壁滩上建设。它是中国原子能工业中规模最大的工厂，除反应堆外，还有后处理厂、六氟化铀生产厂、核部件生产厂和发电厂等，占地约一百平方公里。虽然这座工厂与兰州的距离有上千公里，但为了保密，通信地址用的仍是兰州市某某信箱，给人一种住在大城市之内的感觉。

11.蒙在鼓里(1)

　　读过大学、会说洋话的少将：李觉—— 造原子弹的一大功臣：吴际霖—— 核武器研制基地设在青海高原—— 再也看不到电影《金银滩》了—— 往西，往西，再往西—— 在玉门关外扎寨—— “八年抗战也没有那么苦”—— 陈赓点将，张蕴钰升账
1957年元月初，刘杰和冶金部部长助理高扬文商定，成立核燃料元件厂选厂小组，去山西、陕西踏勘合适的地方。当时由冶金部负责管理核燃料元件厂，两年后才划归二机部。
选厂小组先是在山西和陕西跑了一段时间，大家都觉得山西大同各方面的条件比较好，适宜建厂。可他们回来向部里汇之后，却不料遭到了否决。刘杰在开会时说，虽然这里交通运输和给排水等建厂条件不错，但这个地方不行，因为离沿海只有300公里，属于国防线里第一道防线的范围之内，安全隐蔽性比较差。
苏联专家日特琴科一听，特别生气，一边拍桌子，一边说，既然这个地方不行，为什么还作为一个点让我们去选？
会场一时僵住了。刘杰说，这个原来是我们的错误，现在跟领导一汇，李富春副总理也提出这个意见，应该说是我们的考虑有欠周全。但是既然出了这样的问题，还是应该由我们来负责调整。
专家听刘部长这样一说，也就不再吭气了。
春节过后，选厂小组重新组织人马出去考察。苏联专家日特琴科被换掉了，新来的是莫斯科设计院的萨果东诺娃。他们先后在甘肃、内蒙古一带看了看，最后发现有个叫万家亨子的地方，在包头北部东河与昆都仑两区之间，交通水电条件都不错。这里位于大青山下，黄河岸边，一马平川，村庄和人都比较少。除此之外，这里还有几个大的厂子，比如包头钢铁厂等等，新的厂子以后可以利用这些工厂的设备。
几个厂子选定后，接下来就是核武器研制基地往哪里建的问题了。
1957年10月，中苏两国签署了国防新技术援助协定，苏联允诺在核武器方面给予中国相应的帮助，之后，二机部即着手组建研制生产原子弹的机构——核武器局，它的代号是九局。经宋任穷推荐，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李觉调任二机部九局局长。
李觉是新中国的第一批少将，并在大学里读过书。他说自己有好鼓捣的特点，做过炮弹和电雷管，能说几句洋话。这在当时的中国将军中并不多见。1954年秋他就发现有心脏病，在高原不适应。1957年李觉回北京治病，准备做手术。在这样的情况下，上级想他再去西藏恐怕身体吃不消，就确定把他调回来。李觉说，我当时也在考虑，是不是到军队哪个地方搞点具体事。那时候，很多等待分配工作的一些领导同志来来往往，都住在帅府园总参的招待所。记得7月份的一天，陈赓到那里去了，一见了面，他那个人是很客气的——哎，老李，你怎么样？我说我回到内地，能吃能喝能睡的，没啥事。他说过几天军队要欢送你，这时候我才知道要我离开军队。我问他干什么事情，到哪里去？他不告诉我，就拄着拐杖笑着走了。第三天宋任穷去找我，说你的工作中央有考虑，现在是和平时期，让你搞工业。你去找赖传珠。我找赖传珠，赖传珠让我到三机部也就是后来的二机部到，没有说具体是干什么。然后出去选场，到11月才回来。回来之后，宋任穷就找我，说你的工作就是要搞核武器，研究原子武器。我说没这个知识，没这个经验哪。他说，在工作当中学习，组织大家干嘛。我当时还是军人，没有办什么转业手续就来干这个了，手续到1958年秋天才办。宋任穷找我谈过后，我一想，这个担子太重了。
李觉到任之前，吴际霖和郭英会两位副局长就已经先来了。吴际霖毕业于华西大学化学专业，曾在山西国民党部队当过军官，为前线将士讲授防化常识。后来经中共地下党介绍到了延安，在陕北公学自然科学研究室任教员并从事军工生产。1955年调到国务院三办原子能小组。吴际霖曾三次到苏联参加谈判，九局成立前任二机部计划局副局长。郭英会则给周恩来当过军事秘书，最早也曾在阎锡山那里干过。李觉说，郭英会是广东人，人很好，他是从山西阎锡山的民族革命大学出来的，然后到了军队，当了团政委，然后到总理那儿去了。那时候我们分工由他负责干部工作、思想政治工作，他后来得了肝癌，已经去世了。吴际霖一开始在山东铝厂，出了个事，人家要斗他，戴手铐戴得手腕都磨破了。陈云知道了，就把他弄来当北京钢铁学院的负责人，就是在有色金属设计的地方做工作。后来把他调到二机部这个系统。那个时候不是去苏联谈判吗，总得有搞化工的，他在四川大学学过化工。后来他经过西安跑到陕北去了，又从陕北到山东军区搞炸弹。因为几次去苏联谈判他都参加了，所以就把他调到九局做副局长，我们三个这样弄在一起，后来又加上一个朱光亚，帮我们做一些方针研究。吴际霖这个人很好，事业心很强，非常直率。十年动乱的时候，抓吴际霖的反革命，我把他弄回北京，他的两个女儿来看我，带来一封信。吴际霖死后我又把信还给他的女儿留做纪念。他母亲在衣柜里上吊自杀，他夫人也精神失常，跳河自杀了。

11.蒙在鼓里(2)

刘西尧说，吴际霖是我们国家制造原子弹的一个大功臣。在草原上的时候，完全是靠吴际霖来支撑维持“文革”引起的那个混乱局面的。说起来，还在“文革”之前，在四清的时候，我还把吴际霖给批了一顿。当时有人批他，我也参加了，我们那时搞四清工作团，左得要命。其实，用现在的眼光来看，那真是有些小题大做，说他家里面的家谱是什么什么，那实际上并不是个什么事。等这个运动过去了，吴际霖也从来不计较。吴际霖后来得了一身的病，我去看他，人病得不像个样子，后来死在教务部旁边的那个医院。
1958年1月21日，吴际霖拟定了九局本年度工作纲要及第一季度工作计划。3月，苏联专家安德烈也夫、卡列尼奇、古多索夫等12人选厂组抵达中国，开始选厂筹备，并先后在四川、甘肃、青海三省选点。
在苏联专家没有来华之前，吴际霖等带领有关专家先对四川、甘肃和宁夏等地进行了考察分析和对比。研究的初步结果倾向于在甘肃张掖地区选厂。因为那里地势开阔，交通方便，移民任务较少，而四川绵阳地区却是山区，移民任务重；宁夏某地也是属于地震区，且风沙很大。1958年5月中旬，局长李觉回西藏处理一些事务，便由吴际霖和郭英会二位副局长率领何广乾总工程师以及张冶那、屠尔勒等4位技术人员，与苏联专家组长安德烈耶夫及其土建、给排水等专家，直接到甘肃张掖地区进行选点。
经实地考察，中苏双方一致认为：张掖地区可以作为一个方案。但缺点是水源不足，有一条公路与场区较近，兰新铁路又从工厂上方通过，对保密不利。另外，如将基地选在这里，就与兰州铀浓缩厂、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都集中在一条线上，于战备不利。
朱少华说，我是1956年12月到二机部的。九局当时加上我总共是5个人，有李觉局长、吴际霖、郭英会，还有从公安部调来的杨冠青，当保卫处长。我们这五个人住在西苑宾馆的一个小楼上，就两个办公室，有什么事大家都一块商量。当时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跟苏联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要搞核武器。其中有四个项目，起步工作都是先要选场。1958年3月份苏联专家来了，专家有安德烈耶夫、卡列尼奇，他们在苏联都是总设计师和总工程师，下面还有搞工程建筑的八九个专家。霍广盛和我做随行翻译。到了张掖，那个地区是戈壁滩，地势很开阔，交通也方便。坐汽车跑来跑去，专家也认为可以。
眼前的这个地方虽然不错，但专家提了一个问题，就是水源如何解决？地下水怎么样？在雨季能不能再搞一个小型水库？众人讨论了半天，说回去以后找水文、地质方面的专家商量。他们在那里还发现了一口很深的枯井，他们把所带的绳子都用尽了才够到底，而且井里面的水也不能饮用。显然，这个问题不太好办，只好再看看其他地区的情况了。
回到兰州，甘肃省委省政府设晚宴请专家们吃饭。席间提起这一段选场遇到的困难，说这里不太理想，看来得换一个地方。在座的青海省委第一书记高峰就接住话头说，二机部的工厂那么多，都摆在一个地方也不好。你们可以考虑一下，看能不能到青海去？我们青海有一个地方，地区很开阔，叫金银滩，你有多少工厂都能放下。
青海原先在选厂的范围之内，主要是考虑那里海拔太高，交通也没有河西走廊方便，大家就说这也好，去那里看一看。当时从兰州到西宁还没有火车，他们就坐飞机到了西宁。由于他们是以国家计委的名义来的，因此青海省计委领导和好多人员都到机场欢迎，然后坐汽车到了海晏县。天色已晚，县长让大家先住下，嘴里直道歉，因为整个县政府也没有几间房子，也没什么好东西招待，选厂组吃饭都是自己带的。
第二天起来，大家赶到了金银滩，见那里四面环山，只有一座庙，附近是劳改农场，没有人烟，就一些羊群。中午吃饭的时候，大家就议论说，从这个地方来看，完全够用了，几个方面的场子都可以放在这里。不过，还有一个产品储存场所怎么办？县长说过了山头有一个很深的沟，要不去那里看看。专家问他，那里的岩石怎么样？光有沟不行，产品最后是一定要进洞的。县长说，都是石头山，打洞估计没问题。郭英会便带专家翻过山头，进到那个大山沟里，发现山沟确实很深，有很多松树，不像金银滩那边，一棵树都找不到，条件要好于金银滩。专家们采集岩石样品做了研究，认为这个山没有问题，可以打洞。

11.蒙在鼓里(3)

剩下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要考虑这里的海拔太高，因为他们上了高原之后，不光是人有反应，连汽车都有反应。以后大批的科技干部到这里来，这样的海拔能不能承受得了？回到西宁，开了几个座谈会，技术人员都说能够适应，到这里总要有一个适应期，过一段可能就会好的。专家又问，大人从内地到高海拔区，经过一段适应可以呆住，那孩子呢？大家说，从内地到青海，孩子也能够适应，环境能够改造人嘛。朱少华说，关于交通问题，专家也基本上认可了。记得郭英会对我说，这次金银滩之行，没有白跑，是个意外收获。回到西宁后就和计委同志谈，因为计委当时是大包大揽，受大跃进的影响嘛，他们打包票说，只要你们建厂，我们就把铁路修到厂区。事后才知道，这谈何容易。专家还提出来说金银滩距大城市太远，交通不便，信息不灵，还说到技术人员研究出来的成果发表问题，因为苏联人很重视这方面的事情，技术人员写文章要发表啊。中方当时只好给他敷衍过去，说这些问题以后都好办，事实上以后都没有解决。返回北京之后，专家组和设计分院一起论证了很长时间，包括基建局陈一民局长他们都参加了论证 ，最后向上告，黄克诚批准了。
实际上，选择青海高原做原子弹的研制基地，中方有人是持反对态度的。比如水质问题、地方病问题、交通问题、高原问题，勘选小组的何广乾等中方人员就提了出来，但尽管他是建工部设计院的总设计师，苏联专家对这些意见仍都不以为然。扎吉江也同意苏联专家的看法，说我们苏联也有高原，开始有的人嫌苦，跑了。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最重要的是工资要提高，生活要搞好。高原有很大的优点，细菌少，吃肉也没有问题。
最终，中央决定，核武器研制基地就在青海草原秘密建设。
1958年12月，苏联向二机部提供了核武器研制基地的初步设计资料。次年2月，基建队伍陆续进入场区施工。来自全国各部队的两千多名转业军人，以及七千多名民工和两千多名建筑工人，顶风冒雪开向了这块西部高原。
与此同时，一部刚拍摄不久的电影也被打入了密室。这部电影叫《金银滩》，里边有一首插曲唱道：高山上跑马啊云里穿，要找凤凰到银滩。核武器研制基地在此定点建设后，这部电影就被悄悄禁映了，原因是保密。
为了适应高原的气候条件，核武器研制基地的警卫战士大多从本地招收入伍。同样出于保密原因，军车拉着新兵兜了三天三夜的圈子，给战士以走向天涯海角的感觉。等退伍后，一些士兵才发现，自己是在离家很近的地方当了几年兵，站了几年岗。
1958年5月，一群身穿便衣的军人悄悄来到敦煌，在古阳关之外的大漠里安营扎寨。当时，彭德怀元帅正好在西北视察，顺便在鸣沙山下接见了这支部队的大队长张志勇和政委常勇。
见到元帅，张志善告说，首长，我们是0673部队的。彭德怀一听便笑了：你们还对我保密啊。0673不就是原子靶场嘛。毛主席说了，要搞一点导弹、原子弹。
此前不久，中央军委决定筹建核试验场（后称核试验基地），由工程兵负责勘察选址、设计与施工；以商丘步兵学校的一部分人员为基础，组建第一支核试验部队。这支部队先参加核试验场的勘察和建设，然后担负核试验任务。根据军委决定，商丘步兵学校被撤消，原班人马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人由校长贾乾瑞带领建设原子弹仓库，另一部分人则由政委常勇和副校长张志善带领建设原子弹靶场。同年5月，以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上将为首的选场委员会，根据苏联专家提供的选场条件，研究了有关资料，先进行图上作业，认为适于建场的有甘肃敦煌以西、新疆罗布泊以北等4个地区，以敦煌以西地区较为合适。最终选定了新疆罗布泊地区。
5月下旬，常勇到北京参加军委扩大会议。会议还没有结束，他就随陈士榘到甘肃敦煌西部地区勘察原子弹靶场场址。一同去的还有四名苏联专家。八九月份的戈壁，地表温度非常高，有时能达到五十多摄氏度。几天下来，选场人员便一个个晒成了紫色，连胶鞋底都让地表给烫得变了形。那里有一种花蚊子特别可怕，抱着团一齐向人进攻，扑上来就咬，打死都不松口。众人只好找个草帽戴上，再用纱布封在上面，就像蒙面人一样。这样一来，全身包裹得严严实实，蚊子一时倒是咬不着了，可是你不能去大便，因为一脱裤子，蚊子早就等着呢，大家只能选择一个有风的地方来避开蚊子。

11.蒙在鼓里(4)

从西北回来后，常勇即给张志善打电话，要他和校长贾乾瑞到北京接受任务。张志善和后勤部副部长乔广林两个先走了一步，随后贾乾瑞也到了北京。常勇给他们简单介绍了一下选场的情况，说那个地方特别艰苦，喝不上水，陈士榘是上将，最后也只好一起喝汽车水箱里的水。
随后，万毅召集开会，交代了第一项任务——组织一个勘探大队，张志善任大队长。张志善和常勇回去以后，拿出名册，集合人员，选了文化程度比较高的110个教员和机关参谋、干事、助理，配了两名医生和护士，带了两辆美制大卡车，要了一辆专列，买了五麻袋盐，浩浩荡荡往西而去。出发前他们做了动员，说我们如今组成的是勘测大队，主要的任务是地质勘测。并且和被选中的人员分别谈话，说这个任务是毛主席交代的特殊任务，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不准通信，不准打电。
专列一路向西，到了郑州往西去，到了西安还往西去，到了天水也不停下来。走了几天，到了兰州站，因为调车，专列暂时停顿下来，队伍以为可能到了。有人就问张志善：还往西去吗？张志善说，还得往西去。又有人问去那里干什么？张志善答复道，去了那里再说。专列又往西开，到第二天早晨，下了火车又上汽车，走了几个小时搓板路，到了敦煌，他们和一周前先行抵达的先遣队会合，这支二十来人的先遣队是在乔广林带领下打前站的。再往里走，呈现在这支队伍眼前的，是一片戈壁荒滩，风沙四起，有些人正在挖坑打井，也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要在这里干什么。
就在这样一种懵懵懂懂当中，大家开始展开工作。许多人一开始虽然不明着议论，但背地里免不了嘀嘀咕咕。有一天收工回来，几个干部就找到张志善，说副校长你和我们都很有感情，怎么现在信不过我们了？张志善其实也知道他们的来意，可他也知道不能讲，就故意反问道，我怎么信不过你们了，没这个事。干部代表们反驳道，那你说我们到底是来干什么的？说是开荒却没有水，搞工业也不像，天天在这么荒凉的地方干，到底干什么？张志善说，你们不要胡思乱想，反正毛主席指到哪儿我们就到哪儿，叫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几个干部更加好奇了，说你不告诉我们，我们这叫打的什么仗，我们都是经过党审查合格的，为什么不能把实情告诉我们？现在大家成天嘀嘀咕咕，一天到晚蒙在鼓里，晕头转向的，这样下去怎么行呢！
显然，干部们反映的问题不容忽视，张志善立即给总政发了一封电，汇了这边的情况，请示究竟该怎么办。很快，总政回了一份电，同意他们在注意保密的前提下，进行必要的说明和动员。8月底，在敦煌刚落成的电影院里，张志善向全体人员交了底：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建一个原子弹、氢弹试验靶场。我们一定要打破核垄断，长我们国家的志气，意义很重大，任务很光荣。大家一听，马上就蹦起来了，说原来是搞这个事情，那我们就是死了也无怨。
白天干活，除了累，让人最难以忍受的就是蚊子。解手要选地点，找风向，速战速决。到了晚上，人就不敢在外面活动了，只能钻到蚊帐里面，说话唱歌写东西都不能出蚊帐。几个领导要听汇了，也要坐在蚊帐里面一边汇一边记录。照明用的是蜡烛，还要尽量节省，谁发言就用电筒照一照，因为在敦煌连蜡烛都没有，要去兰州才能买得到。所以蜡烛也得节约。张志善讲起那时的情景，说八年抗战都没那么苦。比长征呢，也就是缺了敌人在后面追。可战士干部的工作情绪仍然非常高昂。晚上唱歌，哼河南梆子山东小调，吃过饭睡觉还唱两支歌，情绪非常好。过去我们在打仗的时候和战士一块吃一块住，后来到了商丘步校，跟战士感情就差了一些。这次到了戈壁滩，大家又是同吃同住，感情又恢复到了战争年代的那种样子。那时水缺得厉害，一个人一天刷牙、洗脸、吃饭只有半缸子水。但就是这点水也要到远处去拉。新疆鄯善县有一个地方叫底坎，这里有一个水泉，我们战士送水，发现这个水泉以后，大家都跳起来了，说找到水了。可维吾尔族老百姓看到我们，那衣服是破的，棉花露着，就把我们当野人，都吓跑了。

11.蒙在鼓里(5)

勘探大队在敦煌地区工作到10月底时已基本完成任务，陈士榘与苏联专家随后来到现场，视察了试验场各区域位置。当时核试验场的爆心被初步定在敦煌西北方向，直线距离约130公里。这时候需要考虑的一个建场因素就是高空气象的情况。因为当时中国没有当地的气象资料，专家先要回到苏联，经过研究分析和敦煌相邻地区的气象资料，才能做出答复。
就在常勇和张志善率领这支部队去敦煌勘察的时候，第三兵团参谋长张蕴钰在大连也接到了调令。张蕴钰说，1958年8月初，正在北京开会的三兵团副司令员曾绍山给我打电话，说你的工作有变动，电话中不便讲，陈赓叫你来，你赶紧动身，我在北京饭店等你。第二天我就从大连坐火车去了。到了北京，当天晚上曾绍山就领我到灵境胡同去见陈赓。陈赓原是我们兵团的司令，他这个人很简单，一见面就说张蕴钰你来啦。叫你去搞原子弹靶场，这是我推荐的，好好搞可以吧？他是老首长又是那么高级别的领导，我还能说什么？我说服从命令。陈赓接着就说，那好，你去找安东，叫他给你说说情况。
第二天，张蕴钰便去总参装备部见安东。安东和他以前就很熟，对他说，知道你这几天要来。陈士榘司令员组织了一些人和商丘步兵学校政委常勇到西北地区勘察地形，选试验靶场位置，现在到了什么地方，还不知道，你可以先回去交待工作，休息休息。
两个月之后，张蕴钰把家搬到北京，住在广安门志愿军办事处宿舍。这时常勇回来了，找到他介绍了一番情况：国防部组织了选场委员会，由陈士榘、江文、唐凯、李兆邦、常勇和塞风组成，苏联专家安德列也夫等四名专家也参加。经过实地考察，初步认定敦煌城西北约120公里处的后坑适合建场。现在成立了一个勘察大队，张志善任大队长，常勇任政委，史国华任副大队长。
张蕴钰早在12年前就看过原子弹在日本广岛和长崎爆炸的电影。那时他在南京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参谋组工作。1946年9月3日是反法西斯胜利一周年纪念日，代表团租来一部美国电影《女战士》，影片中有原子弹爆炸的情景。他当时只是惊叹原子弹天崩地裂的威力，哪曾想到，十几年之后竟然真的会和原子弹结缘。
10月20日，张蕴钰乘火车一路西行，在红柳园下车，然后再到达敦煌。这里长年干旱少雨，全县只有5万来人，城内街道很狭小，县政府和民房都是土坯建造的。在城南关驻地，张蕴钰见到了常勇和张志善、史国华、卫垒等人，他们都已经在这里辛苦了好几个月了。
初步选定的后坑场区在玉门关之外，玉门关朝西方向有一个豁口，长约二十来米，一米厚的墙，像一个圆形的土围子。显然，这里已经远不是几千年前那座著名的汉代关塞模样了。荒漠上只有一些零星的芨芨草、罗布麻和胡杨树，汽车只要一停下来，蚊子就成群结队围过来。张蕴钰说，常勇和张志善他们给我作了介绍, 说苏联顾问已经勘察过了，陈士榘也来过后坑这儿，并且提了一句说，这个地点只能试验两万吨的原子弹。我听他们这么一讲，心里咯噔一下，心想美国人在比基尼岛已经试验过三百多万吨的氢弹了，我们中国建个核试验场怎么能只搞2万吨的，这恐怕不行吧。最后，该看的都看完了，回来的路上，我就越来越感觉这事情不太对劲。一方面这里离敦煌的直线距离才120公里，太近了，第二个是这里的地质都是大孔土，能搞建筑吗？施工用水从哪里来？回到驻地，我们几个一起议了议，摆了摆这里的试验条件，认为还是另外选场为好。
回到北京，张蕴钰分别向安东、陈士榘和万毅汇了情况，又在陈赓召开的办公会上作了汇。张蕴钰将前面所做的勘察工作讲了一下，最后说，这地方条件不够理想，恐怕做核试验场区不行。陈赓说，那里不好，你们另找一个嘛。有副总长这句话，张蕴钰感觉到事情就好办多了，他赶紧通知了常勇和张志善，自己也在12月15号左右回到敦煌，准备穿越戈壁，向新疆境内另选一个合适的试验场区。

12.半夜来了四五个将军(1)

　　移师罗布泊—— 天造地设的核试验场—— 库巴尿憋得不敢起来—— 马兰草，马兰村—— 共同设计，跟班学习—— 中心问题是争取时间—— 身子成了，尾巴好补救—— 真正把政治和业务结合起来了—— “我们在建设初期也是这样干的”
碰巧，当张蕴钰从敦煌回到北京时，苏方在研究了与中国比邻地区的高空气象资料之后，也于11月21日来了电，认为敦煌地区不适合建场，建议中国考虑把试验场移到新疆罗布泊地区。总参随即决定对罗布泊地区进行选场勘察。
最初在苏联专家提供的作业图上，敦煌以西还有两个方案，最西一个方案就是在罗布泊。12月24日，张蕴钰组织了一支勘察队，带了8辆车，携带了可用10天的饮水、油料、帐篷、粮菜、罐头、木柴和一部电台，经玉门关向西而去。张蕴钰说，我和张志善、史国华，还有总参测绘局的朱处长、上尉杨金岭，等等，大约有二十来人，出了玉门关，过了白龙沙，一直往西找罗布泊。天黑了，我们停下来，就地搭帐篷，埋锅造饭，开罐头煮饼，把电台架起来按时联络，然后在戈壁上打一些红柳根，点着火，大家围在火堆跟前谈话，真是野趣横生。一路上，我们看见到处是枯树根，炊事员以为走之前车上带的许多做饭用的柴禾多余，就把它们全扔了。第二天晚上宿营的时候，到处找不到柴火烧饭，后来把汽车喷灯点着，才热了一锅饼吃。
勘探人员所用的地图还是沙俄所测绘的新疆地形图，从图上看，有一条横贯南北连绵不断的白龙堆。那天中午到了这个地方，横在他们眼前的是绵亘数百里的白沙山，曲折伸展，一眼望不到尽头，堪称人间奇观。随后，他们行进到了雅丹地带，即中国古代所称的龙城，只见地面上由于风蚀而形成了各种形象，如亭如盖，如人如兽，无比壮观。车队无法再向前走了，只好掉头向北，绕道而行。
走了一气，前面打头阵的张志善所乘坐的吉普停了下来，等张蕴钰他们赶上来，就指给他们看：瞧，车辙，解放牌汽车的辙，还是新压出来的。众人下车看了半天，个个喜形于色，总算有希望走出困境了。顺着车辙走出去几公里，在一个转弯处，他们发现前面有几顶帐篷。走近前，才看出这也是当兵的，一个中尉听到汽车响，早就站在帐篷外面等着。中尉看到来了将军，就告说他们是总参测绘大队的一个班组，是为东风导弹基地进行民丰导弹弹着区的测量，在外面已经两个月了。
说话间，从外面回来了一辆车，车上下来一个军官和两个士兵，随身携带着测量设备，风尘仆仆，棉军衣在风吹日晒中全褪成了白色的，才十七八岁的小战士，胡子老长，头发更长。中尉说，他们用的水是从罗布泊取的，离这里大约五十公里。勘察队随后便顺着那条取水的车辙，于太阳快落时到达了罗布泊。在孔雀河入湖口，两岸有许多柳树和芦苇，常常有成群的黄羊到河边来饮水。大家在茫茫荒漠中看到了这么一大片水，都兴奋得大呼小叫，又喝又洗，连汽车都冲洗得一干二净。
第二天，勘察队队伍逆河而上，又向西行进了百十公里，通过目测，可以看出这一片戈壁地域开阔，比较平坦，选了一个点做中心，然后以此分东南、东北、西北、西南方向踏勘地形地貌和水源土质。往远处看，北部的天山博格达峰和南部的阿尔金山都很高大，海拔5000米以上，像似两道巨大的自然屏风。东部为山地和丘陵，再向南是一望无际的沙漠，这个区域内有罗布泊和孔雀河，水源十分丰富，并且方圆300公里内没有人烟。把这里作为核试验场，算得上是天造地设。
1958年12月28日，勘察大队在罗布泊西北一百多公里的地方打下了一根木桩，后来就做了原子弹空爆试验的中心点。
踏勘任务初步有了个结果，勘察队开始返回。按照地图标示，他们的归程是经辛格尔去吐鲁番，可走了很多路都走不通，只好乘车由原路返回，想找到由罗布泊去鄯善那条路。这时，车队在地图上是什么位置他们并不敢确定，连指南针都有点怀疑了，大家都有点着急，这可怎么走呀。杨金岭说好几台车汽油不多了，这更是急上加急。

12.半夜来了四五个将军(2)

顺着地图上标出的一条近道往南疆公路插过去，颠簸了一天，他们发现前面有一个大坡。好在山坡并不算太陡，汽车呼呼开上去，往下面一看，是一条大沟，沟里有水有树还有芦苇，人可以走，但汽车下不去，前面正好有个大石头堵着，车拐不了。
商量半天，张志善对张蕴钰说，这里看来走不通，你先在这儿等着，我把油都抽到我们这个车上，和两个副大队长去找路。三个人开车沿沟往前探路，跑了不多大功夫，发现前面有个地方在冒烟。他们走过去一看，原来这里正是他们头一天进去时宿营过的地方，旁边还有他们那天插下的一面地质旗，当时做饭烧着的一截木头疙瘩还没有烧完，青烟仍在徐徐缭绕。三个人高兴之下赶紧往回走，等他们回去时大家都已经睡着了。他们把张蕴钰喊起来，说路找到了，那个地方就是我们昨天的宿营点，做饭的火儿还冒着烟呢。张蕴钰一听，立即翻身起来说，走，到那边住下来。众人连夜收拾东西，捆上帐蓬赶到了原先那个宿营点。这一带两边是山，中间是个风口子，人钻在单帐篷里面特别冷，大家就都盖上大衣，连脑袋都钻进了被子里头。睡了一夜，到早上起床时，他们发现让被子给冻住了——因为人要呼吸，哈出来的气遇冷成冰，被子和头发全都冻成了一团。正在大家急得直叫唤时，有一个外号叫大麻子的活宝司机，脑子比较灵，说这个好办，你们要揭被子，都要从后边往上掀，这样的话被子是顺着头发的。众人听了，试着一顺，才慢慢和被子分了开来。
回到鄯善，张蕴钰从哈密上飞机返回北京，将此行勘察情况向万毅和陈士榘作了汇。1959年1月下旬，张蕴钰陪同万毅和工程兵设计院院长唐凯飞到新疆，在罗布泊新选场区进行空中观察。飞机临空时，地面燃起了三堆大火作标示。从飞机上看下去，孔雀河至北山六十余公里，东西长100公里，地势平坦，海拔1000米。地质是冲积土，有些地面是戈壁，施工筑路，就地取材很便利。这里长年风向是西风，下风方向，东至敦煌420公里之间无居民，无耕地，无牧场，还未发现有价值的矿藏。在西南方向，有一个叫铁干里克的村庄，但也在120公里之外。万毅和唐凯在飞机上一边听张蕴钰介绍，一边点头说，这里真是个好场子。
春节过后，张志善又带人去罗布泊搞定点测绘。途中他去了一趟敦煌，接应的人对他说，哎呀这里停不得，你赶紧走吧，这里的老百姓都快饿死了，他们要是抓住你不放，你就别想再走了。张志善知道老百姓日子太困难，也没什么办法，只好简单吃了一顿饭，往吐鲁番那里赶。随后，勘探大队和水文地质队进场进行详细的钻探测绘，一直搞到年底了，才将场区的各个点大致确定下来。不久，苏联的场地布置专家也来到了这里。
杨士明那时是国防工程设计院的一名处长，他也和苏联专家一起到罗布泊参加了核武器试验场的勘察任务。杨士明说，我还记着他的名字叫库巴，是个大尉，先是不去，后来跟着去了，又一言不发，不知道怎么了。到了那里，我们住的地方是市委招待所，条件不错，就是房间里没有厕所，厕所在走廊里。他就不高兴了，说假如你们陈司令（陈士榘）来一定不会这样对待的。在戈壁滩，我们都是在帐篷里住，把稻草一铺，就睡在地上，只单独给他带了一张行军床，就是那种钢丝床。可他还是不太满意。后来到什么时候他自己感动了，才没话了。那天晚上，半夜来了四五个将军。陈士榘、张蕴钰、常勇，还有几位。大概有一个上将，几个少将，还有个中将，半夜来了，也都睡地铺。他第二天问翻译，半夜里来什么人了，翻译告诉他说陈司令来了，上将、中将、少将都睡地上。这下可好了，第二天夜里睡觉，他吓得一晚上都不敢起来小便，早上说尿憋得都不敢起来。问他为什么？他说，哎呀我出来脚都得从上将的头上跨过去，我怎么敢啊。他这才觉得对他是特别照顾，因为他一个人睡钢丝床，上将都睡地铺。

12.半夜来了四五个将军(3)

勘察了一年多，总算定了下来，各个点也都依次划定，并且把将来试验部队驻扎的大本营也选好了。张蕴钰带人确定营区该放置在哪里，找了好几个地方，发现有一块平地，水沟里有两三棵马兰草。张蕴钰说可以把部队中心定在这里，就叫马兰村。
矿山勘探过了，几个核工厂和基地也都选定了，虽然出于保密和战备原因，全要建在宋任穷所说的鬼都不下蛋的地方，但按照苏联专家的标准，所有的设计和施工都必须和苏联一样正规。并且，按照以往的常规做法，工程设计都先要在苏联做，中国的设计人员也都要去苏联。
中方提出引进和援助方案定下来之后，请苏联派专家来，跟中国的设计人员一起设计，主要是从培养自己工程设计人员的角度考虑，这一要求引起了一些专家的反对。刘杰说，当时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强调要自力更生，培养我们自己的人迅速掌握技术，因此多次会谈，要求他们同意。开始的时候苏联是不同意的，他说这怎么能行啊，大量的资料都在苏联，设计是以我们为主的，你们来人一起设计，这是正常的，过去也都是这样做的。特别是扩散工厂的专家叫鲁钦，说你到苏联去设计，我们很多的资料都在那边，随时都可以查找资料，向上级请示以及同设备制造厂联系等等都非常方便，还可以减少翻译和打字等方面的工作量，加快设计进度。不然的话从北京到莫斯科老是要乘飞机来来往往，光跑路了，有什么好呢？我们觉得专家的意见不无道理，用心也不能说不好。但我们的目的是既要加快速度，又要有利于学习掌握技术方法。为此，宋部长专门向中型机械工业部部长斯拉夫斯基写信，说明情况，我和刘伟也找扎吉江、索洛维也夫和鲁钦等专家谈话，反复做解释，最后做通了。苏联派出大量的专家，配合我们的设计院进行设计。
欧罗比耶夫是苏联原子弹之父库尔恰托夫的最高级助理，从1957年到1959年一直在中国。欧罗比耶夫说，苏联最高领导人决定向中国传授原子弹技术后，北京很快就建立起原子弹研发中心，相当多的苏联专家都到过那个中心，在很多方面对中国人进行指导，包括核裂变、同位素分离、核反应、核物理、核化学、地质勘探、铀的分离等。扎吉江是苏联中型机械工业部的总工程师，从1956年至1960年，他曾在中国担任顾问，负责指导中国的核反应堆、同位素分离以及中国科研人员的培训。
专家人才越来越集中，铀矿资源看来也前景不错，老大哥又如此愿意帮忙，中国人从上到下都兴高采烈，满怀希望。
1958年，两百多位苏联原子能专家来到中国，与中国的技术人员共同完成原子能工业的施工设计，并且还专门在北京组建了列宁格勒第三工业设计院。
卢荣光当时在二机部设计院担任副院长，他说，那时候有一个很好的，今天想起来还是非常对的做法，就是和苏联人联合设计。苏联派来一个设计院，我们中国也相应地组织设计院跟他对口，联合一处，两个设计院共同来进行设计。联合设计就是说你设计我跟着你设计，等于师傅带徒弟一样来学习，慢慢我就可以掌握了，我也知道为什么了。最初，这是什么、这是怎么回事问得多，以后就问为什么、还有怎么发展的问题。我们和建工部合作，也建立了设计院，中央也调了不少技术人员参加到设计中来，这家中国第三建筑设计院，后来发展到一千多人。苏联来了两百多人，从院长到打字员都来了。我们跟他一对一，他有一个院长，我们也有一个院长。那时候我们设计院没有地方，冯麟是负责人，说先在西苑大旅社设计。苏联人一看西苑大旅社一栋一栋的楼，独立的，说还好。我们的保密人员跟着他一块儿看保密室应该放在哪儿，挑了几个房间，让我们一定要把保密室加固，买保险箱。苏联的保卫人员有很多严格的规定，通行证上打有不同的图案，有的打上飞机，有的打一个三角，有的打一个什么东西。带有飞机的可以进哪一层楼或哪几个房间，带有三角的可以进哪几个房间，就是上班时间也不能互相来往，非常严格。

12.半夜来了四五个将军(4)

中国第二设计院由二机部与建筑工程部合作成立，从院长到设计师都与苏方一一对应。兰州铀浓缩厂的苏方总设计师鲁钦与中方总设计师王仲富坐一张桌子，面对面办公。两国专家白天在一起讨论问题，下午四点钟左右，苏联专家下班回去，中国人则要一直干到深夜，通过自己进一步的理解和消化，把白天专家讲的东西反映在图纸上。王仲富那时生病了，突然大量吐血，他不愿去住院，只是向医生要了药方，在工地吃药打针。
在设计思想以及设计的各个方面，中方和苏联专家都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和争论。刘杰说，过去设计中的一切标准都是苏联的，不但主工艺，其他附属的工艺，以及一些临时的设施甚至于像福利区、生活区，也是按他的样式来设计。这一次，我们坚持一定要符合中国的情况，主工艺是苏联的标准那是毫无疑问的了，但副主工艺、生活区等方面凡是中国能够进行的，就按中国的标准来设计。另外我们正处在大跃进的时期，毛主席提出来要解放思想，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劲头非常足，中心的问题是要争取时间。具体做法上，一天不是8小时，而是10小时12小时，甚至晚上都要加班。可专家他是按照苏联的程序一步一步做的，所以习惯不同，思想上不同，应该说在工作的方法上也不同，因此而引起某些争执也就在所难免。发生这种情况时咱们就用总路线的精神向他们进行宣传，说我们现在应该采取适合中国的办法来争取时间，他们确实也看到中国的科学技术人员日日夜夜地加班加点，对他们也是一个激发，两股劲开始拧成一股劲了。结果，扩散工厂施工设计任务提前半年完成，被认为是奇迹，还有一个工厂的设计大概用了48天，还有一个工厂的设计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完成了。为此，宋任穷部长向苏联专家献锦旗，表彰他们胜利地完成了任务。苏联人也感觉到是自己的荣誉，他们也认为是奇迹，说中国的办法好，真正把政治工作和业务结合起来了。有的苏联专家讲，他们在建设初期也是这样干的。假设当时不采取这个办法，恐怕有好多东西就会延迟，以至于后来整个受到那个年代动乱的影响。话又说回来了，确实有些工作做得比较粗糙，后来有人说设计留下来的尾巴比身子还大。但是尾巴究竟还是尾巴，只要身子成了，尾巴是可以补救的，所以总的看起来，当时比较粗糙，有的还不够周到，设计还不够细腻，有很多漏洞，但是这几个工厂的设计确实争取了时间，在总的方面还是应该肯定的。以后看美国人刘易斯写的那本里边他讲到一句话，说中国人令人惊奇的是在三年困难的情况下来进行原子弹制造的。他的意思是，在通常情况下大跃进象征着失败，象征着这种失败的结果，而我们在大跃进的情况下却基本避免了这种损失，取得了成功。我想顺便说几句，确实我们在大跃进里边也做了许多过火的蠢事，那个时候不分条件提倡什么超声波之类的东西，出现了一些不应该有的混乱现象，但是终究没出大错，没出现致命的损失，致命的破坏。当时宋任穷部长提出，建成学会，苦干三年，基本掌握。那个时候确实是发挥了这种革命的精神和科学的态度，避免了许多破坏性的行为，避免了大跃进的副作用，产生了一些有益的东西。前些时候周光召还说这大跃进确实对解放思想起了很大的作用。
卢荣光说，那时候大跃进，有的地方告亩产几万斤，我们还组织专家参观过徐水。那地方的稻子都是事先布置好了的，有的专家当时就不大相信，说这么密不透风啊。但大跃进的精神鼓舞了我们，也感动了一些苏联专家。有的专家主动提出来说，有些设计我们也要更改更改，以便更适合中国的情况。
为了让苏联专家也感受大跃进那种热火朝天的气氛，中方组织苏联专家到徐水去参观，说徐水的莲花长得有树那么高，稻子一亩地产一万斤，还有一张照片，一个小孩子坐在稻子上面都压不倒，专家看了都摇头。有一次，王仲富正听鲁钦他们讨论问题，突然有人进来通知说要去打麻雀。王仲富不敢不去，对专家说，对不起我去打麻雀了。出去折腾了半天，等他回来之后，鲁钦和其他专家问道：怎么样，你打了几个麻雀？王仲富学着他们的样子，把两只手往外一摊说，一个麻雀都没打着。

12.半夜来了四五个将军(5)

二机部副部长袁成隆那时候有一项分工，就是兼管苏联专家的有关工作，为了争取时间，尽早建立自己的原子能工业，他在中苏两国专家更密切地合作方面，采取了大会表扬，会下谈话的办法，鼓舞两国人员的士气。袁成隆说，我记得我们部里还开了一个动员大会，部党组成员都在场，刘杰在，其他人也都在，我主持的，我还领着呼口号：团结起来，密切合作，坚决完成任务，等等。苏联不习惯这套，我们中国有这习惯。对专家的贡献，在这么大的会上表扬，而且部领导亲自出来接见他们，专家们很高兴。苏联专家给我们帮助很大，我们得表扬他们啊！

13.故意弄坏了飞机的腿(1)

　　真诚帮助、热情友好——夜以继日，争分夺秒——在中苏关系破裂前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能干的厂长、好样的领导——不让分析师参加体力劳动——中国第一个能独立进行扩散理论计算的人成了重点保护对象——“宋任穷在的时候二机部没有乱”——李毅把关，好人平安——钱三强受过委屈
1957年底，二机部派了几个人到列宁格勒实习，由王中蕃和刘宝庆带队，王成孝搞理论计算，华戈旦搞主工艺，陶平搞仪表检修，彭士禄搞机修。他们在列宁格勒认识了很多人，维尔滨当时就是列宁格勒设计院理论计算专家组的组长。铀浓缩厂在核燃料生产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气体扩散行业在政治上十分敏感，中国人去的时候，住在列宁格勒最好也是最大的旅馆阿斯多利亚里头，在基辅广场对面，给了一个办公室，规定只能在这个范围内活动，不能随便走动。中方人员所有的笔记本，包括手稿都是早晨到保密室领出来，晚上再存放入保密室。每天工作结束回旅馆的时候，一张纸片都不能带出来，要求十分苛刻。
设计院总工程师鲁钦对中国人十分友好，经常邀请几位实习人员到家里做客。因为王成孝当时还是单身，鲁钦就对他开起了玩笑，说他夫人有一个侄女，是这个设计院的描图员，长得又漂亮又聪明，你们应该出去跳跳舞。我们苏联两亿多人口，一半是女的，难道挑不到一个你认为好的吗？在苏联搞了几个月之后，根据中方建议，原准备在苏联做的一些设计和审查改在国内进行，王成孝他们和苏联列宁格勒设计院的一批专家便一起来到了中国。30岁就当了教授的流体力学专家卡拉卡立搓夫也从莫斯科来到了北京。
因为当初勘选这个铀浓缩厂时刘宝庆参加了，所以上级就让他也参加设计。在苏联做了三个多月的初步设计，审查完之后，就开始搞施工设计。在当时苏联和中国达成的协议中，其他工厂的生产人员都可以到苏联去实习，但只有铀浓缩厂是个例外。因为铀浓缩工艺是国际上最绝密的一个内容，苏联人连他们的铀浓缩厂在什么地方都不能公开。为了既帮助中国解决铀浓缩问题，又防止泄密，苏联人提出了一个办法，就是派出专家，到中国来专门建一个试验室，也就是建一个小型的试验大厅，培训生产人员，然后再进行大工厂生产。为此，二机部抽调一部分技术人员，在坨里的原子能研究所建了一个615实验室，为中国铀浓缩厂培养最早的技术人员。
到北京不久，卡拉卡立搓夫便了解到，兰州的铀浓缩厂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启动方案，是几位列宁格勒设计院的专家制定的。这批方案计划分17批启动，卡拉卡立搓夫对此颇感疑惑。王成孝说，铀浓缩厂的初步设计工作是在苏联进行的。我们在列宁格勒设计院结合具体资料进行学习和熟悉、掌握有关业务，我负责理论计算组，有四位专家对我进行了辅导。后来卡拉卡立搓夫来了，审查完初步设计之后，一共去过铀浓缩厂三次，我等于是他的助手。原来他还曾经答应过我，说等到兰州铀浓缩厂出了产品以后，希望我还能再回莫斯科去做他的博士研究生，然后再回来。我当时也挺高兴的。平常的时候，卡拉卡立搓夫和夫人住在友谊宾馆里。他夫人在莫斯科教英语，是一位中学老师，来北京时他们带来一个小女孩，当时友谊宾馆的东边不像现在，挺荒凉的，那里有一个小湖，冬天结冰的时候，他让我带着他的女儿去滑冰，他的夫人后来在北京还生了一个儿子，叫京生。卡拉卡立搓夫大概是1959年初来的，实际上是二机部浓缩铀厂的生产顾问。他也管设计院的事情，铀浓缩厂当时的机器很多，所有的机器大大小小有几千台，同时启动是不行的，先要准备好一部分机器，然后再启动一部分机器，叫做分批启动方案。这样的话，相对来说就比较经济了。卡拉卡立搓夫看了初步设计的方案是分17批启动之后回来问我，为什么要分17批启动？为什么不能20批、13批或者10批？我实事求是地说，这个问题同维尔滨、丹娘一起讨论过，我本人也是同意的，至于说为什么这样，我还要做一些分析以后才能告诉你。当时设计是在列宁格勒的第二设计院做的，卡拉卡立搓夫本人是在莫斯科，他那个时候同设计院在行政组织上没有关系，设计院只知道卡拉卡立搓夫是流体力学方面的专家，在业务上并没有什么来往。所以，他并不知道已经有了17批方案，到中国来一看，资料上面有一个17批方案，于是他就提了很多问题，因为我也是参加这个工作的，他就要我回答为什么这样。经过分析，我告诉他说，17批是不是最好，我并没有把握，这要实际运行以后才能知道。我只是告诉他，级数如果分得越多，到工厂之后拿的产品就越多，假如级数分得少，拿的产品自然也就少了。最佳的级数分批要通过理论计算才能得出来。卡拉卡立搓夫是铀浓缩厂负责生产的专家，他为什么对17批启动的方案表示质疑？其中一个原因，是这样一来就需要大量的调节器，而调节器要由苏联按时生产，要短期内交货，就很难保证时间。他在我们二机部三楼12号房间的一个套间办公，他的生活翻译是林棣。我是在三楼15号房间。他听了以后觉得我这个分析是对的，并且问我有多少人能工作？我告诉他计算方面有四五个人，他说，能不能在两三个月之内做做这个工作，看到底是分多少批比较好？那就做吧，我们就在那里搞这个方案，差不多是1959年的6月左右，通过三个月的努力，形成了一个初步的结论。结合现场实际，分17批是有一些毛病，因为分批启动要有很多管道联接，有很多条件限制，设备也很多，操作也十分频繁。操作越多，失误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我查了一下，我们的设备都是从苏联进来的，如果分17批启动，还差20多台调节器。于是教授和我们一起讨论确定出减少批数的方案，然后交给王亮娟等一起计算。经过反复研究，算了很多稳态级联方案，最后提出了一个分9批启动的方案。但是，方案提出后，其他的苏联专家反应很大，因为方案一变，所有的供应管道设备采购甚至包括一些辅助系统都要更改。正好这时候，大概是1959年的5月份，根据协定，苏联派过来一位总工程师，叫布扎也夫，原来是苏联铀浓缩厂的一个总工艺车间主任，还有谢苗诺娃等专家，一共有十几个人，住在设计院，负责施工设计审查。他们看到原先的17批启动方案被改成9批启动，意见很大，维尔滨和丹娘见了我就说，我们是一起工作的，王成孝你怎么能这样，说变就变，也不跟我们商量。我一听，有些不好意思，感到特别为难，我后来找到卡拉卡立搓夫，说你得出面跟他们做做工作，我自己给他们解释也说不清楚。

13.故意弄坏了飞机的腿(2)

气体扩散究竟怎么个启动法，当时确实令人头疼。白文治说，改这个启动问题是在1959年冬天，卡拉卡立搓夫找布扎也夫去谈9批启动方案，叫王成孝汇。布扎也夫一个人不好做主，又找来谢苗诺娃、阿布津和约尼斯基三人一起谈。结果他们都赞成9批启动方案，他们都认为17批启动太繁琐，会给启动带来许多麻烦。接着，卡拉卡立搓夫找维尔滨、萨玛依洛娃和拉马斯基谈，也是叫王成孝汇，萨玛依洛娃当场就跳起来反对，因为施工设计都按17批搞好了，如果改为9批启动就要做大量修改。维尔滨倒是比较尊重卡拉卡立搓夫，表示同意。这之后，卡拉卡立搓夫又找设计院工艺设计师契卡洛夫和尼古拉谈，契卡洛夫不高兴，但维尔滨已经妥协，契卡洛夫也只好同意。
当时，中方并没有过多考虑时间因素，不管是早一点儿还是晚一点儿出产品，关系都不是太大，因为和苏联关系很好，设备也是从苏联来的。王成孝说，产品早出晚出的问题在1959年并没有提到，至少像我这一级的技术员还不知道中苏关系有什么问题。当时在协议中明确六氟化铀由苏联供应，但苏联却迟迟不供应。卡拉卡立搓夫这个人对中国还是比较友好的，他向苏联代表提出赶快把六氟化铀运出来，一方面是615也建成了，急需要六氟化铀，再就是铀浓缩厂也需要六氟化铀，让工人进行操作。直到1959年快过年的时候，刘杰有一次把我找去，问我气体扩散过程中有什么问题没有？我说没有什么问题。他讲了一些鼓励的话，要我好好学习。这时候我还没有意识到有什么问题，王中蕃不是说我不懂政治嘛，看来我确实有这个问题。《真理》在北京有卖的，卡拉卡立搓夫经常研究。等过了年，到了1960年初，刘杰说你要全部掌握这方面的技术，如果苏联专家不教，你告诉我，由我来出面。我说我和苏联专家之间并没有什么问题。他笑了笑说，你不要那么乐观。后来我还真的感觉到卡拉卡立搓夫态度有了些转变。比如说，过去我看到苏联人提供的材料中有很多参考材料，在礼士路100号设计院专门成立的保密室，我也可以去借，后来苏联人告诉我，你不可以去看资料了。开始我陪卡拉卡立搓夫到设计院资料室的时候，林棣是生活翻译，她在我的办公室没什么事，我就借点资料给她看。有一次一个苏联专家看到了，后来借资料的人和维尔滨都受到了批评。1960年3月份，刘杰开会让卡拉卡立搓夫答复好多问题，很快，到6月份的时候，刘部长的秘书告诉我，你马上回兰州。我就告诉卡拉卡立搓夫，要走。他问我为什么要回去？没想到第二天他告诉我，他也要回莫斯科休假，而且带着老婆孩子。他头天说兰州的西瓜很好，你回来要给我带几个，我过几个月才休假。我到兰州以后，王介福告诉我中苏关系有点儿不妙，铀浓缩厂正采取很多措施，向专家学东西。一个对一个，我和刘宝庆分到的对象是哈里东诺夫。哈里东诺夫年轻的时候得过斯大林奖金，布扎也夫原来是车间主任，而哈里东诺夫各方面都要比布扎也夫高一点儿，他来了以后，各方面的关系相处的都很好。那时我们也明确告诉哈里东诺夫，你们要走了，我们就一个对一个地学习。那时刘宝庆是铀浓缩厂的副总工程师、总工艺师，厂里的事情很多，名义上是我和刘宝庆跟着哈里东诺夫，实际上是我天天陪着哈里东诺夫。从机器怎么开始安装，到安装之后有什么问题，向他讨教了许多东西，当然我们对哈里东诺夫招待的也很好。王介福说他找我，就是要尽快出产品，问我有没有办法，我说有办法，提前一点儿是可以的。9批启动，第七批出产品，也就是从第一台机器开始启动，要拿产品就需337天的时间，这是一天都不能少的。他说最好能够提前，越快越好。这时候在时间上已经明显着急了。
兰州铀浓缩厂是核燃料生产中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一个工厂。厂长王介福曾于1955年到苏联考察工业，担任过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政务参赞。1956年底，宋任穷点名把他调来担任铀浓缩厂厂长。王介福身体特别健壮，白文治说他一顿能吃二斤牛肉，头上常戴一顶回民的白布小帽，脚上穿一双秃成白头的黑皮鞋，整天都在施工现场转。新来的人常把他当成食堂的伙计，可一到正式场合，他就会换上外交官的行头。王介福和地方省委市委关系搞得非常好，在饿肚子的那个年代，得到了许多支援。他工作起来既有条理又有魄力，平时关心群众，关心技术人员，给重要岗位上的技术人员发枪支，因为那时候有传言说，特务可能要对技术人员下手。有一次王成孝想要去江西探亲，王介福还专门派保卫人员一路保护。当时政府和组织要求知识分子参加劳动，王介福为此制定了一个土政策，专业技术人员不参加。王介福解释说，分析师就是靠手的敏感来工作，把手磨粗了，感觉不出来了，对工作没好处。大家都拥护他。白文治说，宋任穷点名要他，可以称得上是千里马遇到伯乐了。王介福很有本事，贡献很大。可惜他后来在“文革”中被打得胳膊骨折，80年代患上肺结核，90年代又精神失常，有一次在深圳他儿子那里竟然走丢了！

13.故意弄坏了飞机的腿(3)

王中蕃说，不是让我当这个铀浓缩厂的副厂长嘛，专家的事情我也要管。哈里东诺夫是一心一意帮咱把这个厂启动起来，我们两个特别有交情。我找到他说，你们走了，我们这个厂的启动问题就太大了。他说没有关系，我从头至尾告诉你们怎么做，假如我走了你还不会，可以写信给我，我会告诉你们。嗨，谁能料到后来关系恶化成那样啊。苏联叫哈里东诺夫赶快走，因为他是个关键人物，这个人物不赶快走不行啊，催他走。我们谈了三天三夜，最后，还没有谈完，苏联那个飞机就要带他走，我们就把飞机那个腿给弄坏了，把那个轮子弄出了毛病，飞不起来，又延长了一下，还来谈。这个人太好了。那个时候大西瓜可多了，我们一边吃一边谈。他走的时候恋恋不舍，这是一个好人啊。苏联专家、苏联的人民对我们太好了。但是也有坏的，有一个专家最坏，简直是个特务，硬逼着把材料往外运。
1960年7月前，苏联提供的扩散机已全部到货，并基本安装完毕。当时，在这座工厂工作的苏联专家近五十名，负责人就是王成孝上面提到的哈里东诺夫。哈里东诺夫曾经担任过苏联乌拉尔铀浓缩厂总工程师，他对厂长王介福和王中蕃都一再说，如果厂里需要，他做医生的妻子可以到厂里的医院来，为职工看病，不要任何酬。在这一时期，苏联专家教得实心实意，中方人员学得也尽心尽力，像王成孝就成为中国人中第一个能独立进行扩散理论计算的人。但也正因为这样，苏联专家撤走后，王成孝便成了重点保护对象。1960年11月，王成孝外出，因事情紧急，坐了一辆三轮摩托赶路，途中遇到大雾，看不清，又遇到下雪天气，刹不住车，一下撞到停在路旁的一辆大卡车上，把王成孝的鼻梁撞骨折了。事情到上头，刘杰非常生气，对铀浓缩厂的领导严词训斥，随后便给王成孝配备了警卫人员，加强保护。
刘杰说，王成孝受了伤，他们打电给部里，我一听，很恼火，对王介福说：把你撞死了还可以有人接替，把王成孝撞死了可怎么办？话说得过火，但反映出当时对如何过技术关确实非常着急的心态。
1958年8月底，包头核燃料元件厂副厂长杨朴找来他手下的蒋述善等三位设计人员，给他们布置了一项任务，要求他们在45天之内拿下生产线的施工设计。
这个命令突如其来，把他们吓得目瞪口呆。蒋述善说，我们三个人过去都没有独立承担过工程设计，手头除了几本初步设计书之外，一无所有。可当时的形势很紧，根本就容不得我们说一声不干，也不能说不会干，你只能硬着头皮把任务承担下来。杨朴给我们传达毛主席的批示，要尊重苏联同志，但也要破除迷信。我们白天和苏联专家一起做设计，尽量从他们那里多学些东西，晚上才坐下来画图，每天都要干到半夜以后，一直干了两个来月。
设计任务要求整个提前，一开始苏联专家极力反对，认为这是违背协定的，因为协议上说好是三段设计，时间上大概是8个月到一年，现在你们这样随便提出来，根本不可能，也不符合科学规律。杨朴就找专家谈，说现在全国都是这样大跃进，都在要速度，赶进度，我们这样一个单位不这样也不行，从大局来说，是不是先把这个方案接受下来，再跟大使馆和总顾问去商量？专家一看老这么僵着也不是个办法，说既然是这样，那就做吧。设计过程中日夜加班加点，减少了程序，取消了技术设计，施工图设计当中又简化了图纸，虽然后来在施工过程中老要补充修改，麻烦不断，但元件厂的施工设计最终用48天抢了下来，赢得了时间。因为按照协定，必须先经过初步设计论证，再进行施工设计，原定时间为一年，等设计完成后苏联才提供设备。所以，元件厂施工设计的提前完成，使得中国在双方关系彻底破裂之前拿到了关键设备，保证了生产线的正常运转。
施工设计完成后，接下来更重要的一步是生产技术的掌握。1959年9月，二机部派元件厂杨朴率领蒋述善、计秉贤等14名技术人员紧急赴苏实习。对杨朴他们来说，这是他们第二次去苏联实习了。上一次去苏联是两年前的秋天。杨朴当时是技术组负责人，以总工程师的身份带队去生活实习，一共去了42个人，有技术人员，也有工人。火车一到莫斯科车站，以前和他们一起搞设计的不少苏联老专家都来欢迎，给他们每人送了一束花。中方每个人也都带了一些小礼品送给对方。以往大家在一块，逢年过节都要送点礼物，不管是在哪里，感情都是培养出来的。等到后来双方关系渐渐有些紧张了，国内又派了八个人，由洪景荣带队，去6号车间实习，这个厂子是专门生产原子弹弹壳的。但这时苏联方面已经拒绝中国人进入了，等到他们回到国内，苏联专家也撤了，部里面在清查项目的时候，看到有个6号车间，但是，在所有的设计任务书上都没有这个车间，也没有土建任务，连厂房都没有，显然这是个漏项。上头查了半天，问这个车间究竟是干什么的？杨朴这时候才突然回想起来，有一次他和莫斯科设计院萨玛依洛娃谈的时候，她曾经提起过，要生产一个圆形的壳。部里面就把这个生产圆壳亦即原子弹外壳的任务放到了202厂，把仓库腾出来作厂房。

13.故意弄坏了飞机的腿(4)

1958年前后，正是各种政治运动没完没了的时期，二机部的事情不可避免要受到影响。群众运动往往有一个特点，就是容易互相传染，互相起哄。宋任穷当时算是比较清醒的，他给下面打招呼：要掌握分寸。原子能所的李毅说，我现在回想起来，部里这一点是很明确的，宋部长他们对我们说，你们那里的任务重，整风反右不能影响到基本建设啊。人家苏联专家都在那里干，你这边却停下来了，不行。最早大家鸣放得不少，有时候晚上搞，礼拜六搞，礼拜天也搞。提意见主要集中在这几个问题上，一个是当领导不懂科学的问题，一个是苏军在东北违法乱纪、撤退时拉走机器的问题。到反右时，在这些问题上大鸣大放的人被抓住不放了。但具体到划谁为右派，大家的意见并不一致，后来按我的意见搞，副研究员及其以上和工程师及其以上的专业人员没有一个是划了右派的，只划了101的一个技术员，还有一个基建处的一般技术员。以后拨乱反正的时候我叫组织部赶紧去调查，让他春节以前一定给人家落实政策摘帽子。后来周恩来不是也说过嘛，宋任穷在的时候二机部没乱。实际上，我当时处理这些事时也是非常慎重的，为什么？因为历史上有教训啊。1939年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山东，微山湖西也叫苏鲁豫皖边区，那时曾搞过一个抓托洛茨基匪徒的运动。康生在一本小册子里说，托匪比汉奸特务还坏，然后在各个游击队中反托。湖西部队搞得最凶。四大队是梁兴初在那里，政治部主任王洪民以及组织部长、区党委书记等都到我们这里。来了后审讯人，一审当然就有问题，几天之后就把我们都抓起来了，说是要向上告，其实没有。我们在监狱里向山东分局写信，没想到随后他们连梁兴初都抓起来了，开大会，会后把统战部长和军事部长都枪毙了。统战部长王洪涛还是我的同学。杨得志那个部队也受这个区党委管，也要他们搞。后来这事让罗荣桓知道了，他带人到湖西一了解，认为是扩大化，便把所有关起来的人全放了。湖西运动后期，曾定了七个准托匪，事后问为什么定这个，回答说肃托运动搞得这么大，不定几个人说不过去。我当时算是死里逃生，从中得到的教训就是不能给人随便戴帽子，不能随便给人定罪。后来康生又在延安搞整风，搞抢救运动，山东就没搞，罗荣桓、肖华都比较清醒。这样，到1957年以及后来搞运动时，我都特别小心。钱三强对运动之类的就很谨慎，不大说话。历史已经给了我们多次教训，人命关天，涉及到人的事可得慎重啊。
说钱三强这时比较谨慎，不大说话，也许另有原由。白文治说，1958年原子能所一堆一器落成，发表公时，原稿上写了一句在党中央关怀下，而没写在党中央领导下，部长当场就发了火，特别严厉地批评我和李毅。我当时一言未发，刘杰接过去说他自己党性不强。这其中的一个背景，其实就是在1957年一次党组会上，钱三强曾批评说某某人搞不出原子弹来。
曾经做过钱三强秘书、后来查阅过钱三强全部档案的葛能全说，1958年2月，二机部党组集中批了钱三强三天，主要理由是说钱三强站在科学家一面，不站在党的一面，并且认为党不能领导科学技术，某部长对事物本身性质没有很好理解，用行政办法领导科研工作，部里有衙门作风等等。隔了没几天，又着重对他的所谓一贯骄傲自大情绪批了两天。我跟了钱先生好多年，他就像科学院张劲夫说的，书生气太重，说话太直，有时脾气过于暴躁，不管是在科学家里头还是行政干部中，不管是一开始还是后来，都难免得罪人。1958年那次挨批后，他心中郁闷，无处排解，就对刘允斌讲了，这是在7月份的一天。刘允斌当时没有吭气，只是表情看上去显得有些意外。两个月后，可能因为刘允斌向刘少奇反映了几个问题，也不知道究竟反馈回来了些什么，9月23日二机部党组又开会批判钱三强的所谓心服口不服。到了1961年，甚至还把钱三强在部里的分工也做了调整，基本上不让他接触九所的武器研制工作。这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他在苏联专家撤走以后推荐中国自己的专家如王淦昌、彭桓武、朱光亚他们时，也推荐了何泽慧去九局，当时就被认为是搞非法组织，安插自己的人。“文革”中还有个别高层人士写大字，说他妄图把持核武器研制的领导权，当时九院的人都看到了，如今那份大字的抄件还在。再到后来，又有人说他当年托约里奥－居里帮助购买科学仪器和后来去苏联访问都有里通外国的特务嫌疑，他被挂黑牌子，抄家，关牛棚，这些他都悄悄承受下来了。说到特嫌，这里边其实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钱三强在居里实验室期间，1939年约里奥小组证明了链式反应，因为特别担心有人会利用这种核反应制造原子武器残害人类，所以就将他的实验告封存在法国科学院的保密柜里。到了1944年秋天，中共旅法支部的孟雨介绍钱三强认识了法籍苏联人盖兰夫人，她是从事微生物研究的。这位盖兰夫人在一次交谈中曾暗示，希望钱三强把约里奥－居里做的关于链式反应的实验资料弄到手，提供给苏联驻法使馆。钱三强拒绝了，说他不知道这些资料，自己只是一个搞科学的，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情。孟雨也认为他说得对。他后来在1955年、1967年和1972年都曾多次向组织上和有关领导人作了说明。但他没料到的是，这样一来他自己就不明不白卷入到了政治漩涡里，这件事情也就成为特务嫌疑的现成材料。所以后来细心一点的人就能看出来，原子弹爆炸前后那一阵子，钱三强竟然奇怪地淡出了。

14.不理他们这一套(1)

　　准备接受原子弹模型和技术资料——40天造好仓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三次都没接到——周总理叫刘杰去看苏共中央来信——聂总说，他不给，我们自己干——三年突破，五年掌握，八年适当储备——抓紧向专家请教—— 一个月的任务三天完成
1958年5月，李嘉尧从沈阳一机部的一个设计院调到了二机部。在北京到后，和许多调动的人一样，具体到哪里去他并不知道。除了保密的原因，还因为当时二机部调进了大批各个行当的人，头绪多，许多人并不能得到及时恰当的分配。一开始，李嘉尧是准备去西北一家核工厂搞设计的，并且开始收拾行装，去苏联同专家一起搞初步设计，因为他原来在沈阳就是搞工厂设计的。但是，有一天二机部常务副部长刘杰突然找到李嘉尧，说你不用去苏联了，调你到九局，去担负新的任务。当时九局是个什么样的单位，具体是干什么的，李嘉尧都不清楚。
李嘉尧说，我到二机部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去接受原子弹模型和技术资料。国防新技术协定里面都谈好的，苏联要给我们模型和资料。刘部长问我不去苏联搞设计有什么意见没有？我说去和不去都是组织安排的，我当然服从组织安排。九局比较保密，在部里那座大楼的最高一层。来到九局之后，吴际霖跟我说，你的任务是作为九局的代表，参加六局姜涛接受原子弹模型的小组。那时九局机关没多少人，姜涛是六局局长，搞物资供应的，我们什么都准备好了，只等苏联通知一到，就可以上路了。姜涛告诉我说，你先不要到我这儿来，你在九局呆着，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通知你，结果越等越不来。苏联专家说我们储存条件不够。这倒也是，那么尖端的东西，拿过来也还没一个合适的放处。专家要求盖仓库，仓库的图纸是保密专家画的，前边一个大厂房，有一个吊车一个坑，后边八间房子，这是他画的草图，设计院设计施工图，要求半个月盖起来。李觉找了万里，万里是北京市常务副市长，结果真用几十天抢建起来了。我那时候作为九局的代表，在工地负责这个事情。盖完之后请苏联保密专家来看，专家看了，又说这怎么行，仓库外面没有围墙。原来九所有个大围墙，大围墙里面有个小围墙，我们就按专家的要求，把仓库圈起来，再请他来看。他又说你这地面不行，你是土路怎么行呢，会把这东西给颠簸坏了。我们把地又重新改成水泥地。地改好之后叫他来，他说窗户也不行，普通窗户不行，保密条件不够，要装铁栏杆。等这些都做完了，他说专列快发过来了，那是1958年8月份，可到10月份了还不来。再问他，他说你等着吧，已经装车了，已经到满洲里了。
那时要弄一个原子弹进来，虽然只不过是一个模型，但也是极其敏感的。李觉说，这个放原子弹样品的仓库准备建在铁道干校附近，运来的东西就不进城里了，这样有利于保密。我们在铁道干校的后面要了一块地，造了两幢楼，后来又向铁道干校要了一点房子。九所作为部里规划来说，并不在北京。当时为了保密不能和三机部挂上名字，叫做北京第九研究所。为什么搞九所，就是苏联人的资料在这儿放着，我们要研究和消化，需要搞这么个地方。这里保密要求很严，房子上要有电网，就这样保密，一家外国大使馆还偷听我们的电话。那么要找这样的地方，就需要和北京市说清楚，那时彭真是市长，万里是副市长，万里和我们很熟啊，他不是东平人吗？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在一个分区，平汉战役的时候，他当副政委，我当参谋长。我去找他，他说你搞什么东西，我说我搞什么东西，你知道吗？我得向北京市负责。后来没有东西吃，我去找万里，他说给你们这些人吃，我们高兴。那时候很简单，不过是几桶罐头。
建造存放原子弹模型的厂房，具体工作是让卢荣光负责办理的。卢荣光说，苏联说好要给我们一个原子弹模型，先要有一个合适的厂房，部里着急，限期一个月建成。首先找厂址，看到底建在哪里比较合适。我去找北京市规划局的李子山，他们问我干什么用，我说我请示了，可以给你们说，你们一定要保密，我说我们搞原子弹。他说好，那没问题。他就派了一个同志叫丰国光，他比我年轻，骑着摩托，找到太平庄铁道部一个什么学校，里面有一块儿空地，规划局就让铁道部把这块儿地给了我们。我们就赶快组织施工队，大概设计了十几天的样子，图纸就搞出来了。

14.不理他们这一套(2)

作为接收和消化苏联提供的有关原子弹的技术资料，以及调集、培训技术人员的机构，新成立的北京第九研究所破土动工，李觉和吴际霖、郭英会兼任正、副所长。这里比较僻静，离西直门火车站很近，便于在苏联的原子弹样品运到时，不用经过北京城区而直接运到仓库，这对保密和安全都比较有利。
事实上，聂荣臻在莫斯科签订新技术协定时，苏联人已经答应给中国导弹和原子弹模型，用于初期的教学和训练。在核工业与核武器方面，苏联也确实按照协定，逐步提供相关设备和资料，派出人员给予指导。比如在协定签订之后，苏联就向二机部接连派了两批专家，第一批专家由吴际霖和郭英会配合，到四川、甘肃和青海一带踏勘核武器研制基地，最终选定了青海湖以东200公里的金银滩。几个核工厂与基地选定之后，紧接着就进行了中苏联合初步设计，然后就来了第二批专家。1958年7月，苏联核武器研究院的三位专家到了北京，负责人是37岁的叶夫盖尼·涅金，研究院第一副总设计师，后来晋升为中将。另外两名专家是同为40岁的马斯洛夫和加夫里洛夫。这三位专家最初来华的主要目的，就是察看中国原子弹模型及资料存放的条件是否具备，并帮助二机部规划核武器研究机构。三位专家个人能力都很强，在苏联国内也都是核武器方面的顶尖人物。
刘杰说，1958年7月，苏联派来了以涅金为首的一个三人小组，我们知道这三个专家是他们核武器的主要负责人。为首的这个涅金态度非常随和，看起来也是非常精明的。在谈话当中我们问他许多问题，他答复得非常灵活。随后他了解了我们的一些情况。他估计我们把存放模型和资料的仓库建起来起码得半年时间，结果我们只用了40天就建起来了。然后我就收到了苏联原子能利用总局供应局波里雅可夫的来函，说是鉴于模型及资料贮存室的建筑工程将于1958年10月完工，模型及技术资料将于11月发至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宝贝眼看就要来了，心里特别高兴。咱们是希望他很快地给啊，急得催啊，同时也派人到满洲里去接。但是，我们一接不来，二接还不来。
负责接运原子弹模型和技术资料的人是物资供应局局长姜涛，他从刘杰和刘伟两位副部长那里接受了这一任务。姜涛说，50年代时国家工业基础薄弱，科学技术落后，又面临西方国家的封锁，只有苏联愿意援助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并且，苏联在早期对我们的援助是积极的，有诚意的。当时我们为了争取时间，尽快建成中国第一套原子能工业项目，总希望苏方供货的范围越多越好，苏方的态度则是尽可能利用中国的材料和设备。在谈判设备项目时，中方提出的要求，苏方基本上都可以满足。有时在谈判中也闹点儿笑话，比如兰州铀浓缩厂的工程设备清单中有一项东西，翻译过来是软质细长纤维物质，我们以为是特殊材料，也要求苏方供应，苏联原子能利用总局的总代表索洛维也夫就笑了，对我说，姜涛同志，你们是丝绸之国，中国丝绸是有名的，怎么连绸子布都没有？这是擦不锈钢工艺管道用的清洁布呀，用绸子是因为它柔软不起毛。我们一听都笑了，我说，我还以为是什么特殊材料呢，要是绸子布我们有的是，就划归我们自己供应吧。苏联的援助态度发生变化大约是在1959年初。我当时除了主要抓原子能工业设备和物资供应工作外，还参与了与苏方商谈接收原子弹教学模型和技术资料的过程。1958年8月份，根据两国协定，二机部把仓库建起来后，我约请索洛维也夫共同到现场检查，他看后说要向莫斯科汇。第三天，索洛维也夫告诉我，苏方拟派保密专家来检查后才批准发运。大约过了两个星期，莫斯科派来了一位保密专家，由我和索洛维也夫陪同，去九所现场检查，看他当时的态度还满意，我便问他，你看还有什么不够的地方，我们再加以完善。他表示条件可以，回去汇以后再说。到了12月份，索洛维也夫通知我说，莫斯科发运的模型和资料已经到达了西伯利亚，要我们准备去满洲里接运，他也同我一起去。索洛维也夫说，他带一个助手和翻译，要我也带一个翻译，一共五个人。为了行动保密，火车票都由索洛维也夫安排使馆买好了。一切准备妥当，就在我们动身的前一天夜里，索洛维也夫却通知我，说是西伯利亚气候太冷，不能发运，不去接了。这是第一次接运未成。到了第二年二三月间，索洛维也夫又通知说，莫斯科准备发运，要我们去接，并再次由他负责买火车票。但又是在动身的前一天晚上，他通知说不去了，说是没有发检验证明，不能发运。这是第二次没有接成。又过了两个来月，索洛维也夫紧急通知说，货已到边境，我们的火车票都买好了。当时我与刘杰刘伟他们议论，看样子这次像是真的发运了。我们心里也都很高兴。但等到动身前一天，索洛维也夫打电话说，明天不去了。我问他什么原因，他说，斯拉夫斯基部长感冒病了，无人签字，不能发。这是第三次没接成。后来就石沉大海，什么都没有了。

14.不理他们这一套(3)

1959年初，宋任穷和刘杰同二机部总顾问扎吉江一起开会研究，认为中国核工业建设的速度较快，内蒙古包头核燃料元件厂、甘肃兰州铀浓缩厂、甘肃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等首批主要工程的基础工程和附属工程陆续开工，这时都已取得了很大进展。为争取时间，需要苏联提早于1960年供给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等核燃料工厂建成生产出裂变物质后，即可投入武器的生产，并于1962年进行首次核试验。这时候，扎吉江正好有事回国，宋任穷和刘杰便委托他将中方的要求转告给苏联主管部门。后来得到的答复是，中方提出的意见有道理，也有必要，但因为需要对原先的协议进行补充修改，所以还应由中国政府正式向苏联提出，并由宋任穷部长组团前往苏联谈判，解决相关的问题。6月下旬，中方组织好了一个代表团，以宋任穷为首，正准备启程前往莫斯科，这时莫斯科却先来了一个不妙的消息。
1959年6月底，周恩来总理的秘书马列打电话给刘杰，通知他到总理办公室看一份文件，是什么文件，马列没说。刘杰赶紧要车，去了一看，是一封密级很高的电，电有几百个字，是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函，落款日期为1959年6月20日。这封信于6月26日由苏联驻华大使参赞苏达利柯夫送交给了周恩来总理，信中说，中国二机部部长要求现在就把原子弹的样品和设计炸弹的技术资料转交给中国，这个要求的提出正赶上日内瓦会议在拟定禁止试验核武器的协议，正赶上政府首脑会议即将召开，考虑到西方国家如获悉苏联将核武器的样品和设计的技术资料交给中国，就很有可能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为争取和平与缓和国际局势所做的努力。因此，在目前条件下，只能暂缓向中国提交原子弹的样品和技术资料，将来如何共同行动，以后看局势发展再定。
刘杰说，那封信主要的意思是现在美英苏三国要讨论停止核试验问题，如果给我们原子弹援助的话，就容易暴露秘密，谈判时对我们社会主义阵营会产生不利影响，说现在你们可以先进行核工业的建设，而核工业的建设大概还需要两年的时间，因此暂缓提供原子弹的样品，到那个时候再说。这封信的最后一句话，是说我们的核武器是共享的。接着这个电之后，我们党组就进行研究。很明显，苏方是以和艾森豪威尔他们谈判停止核试验为由，用这个名义来推迟给我们的援助。再联系到那个原子弹模型迟迟不到的事，我们就做了一个估计，看来从这封信开始，苏联对我们援助的可能性就不大了。随后宋部长向聂帅请示，聂总说，他不给，我们自己干。但眼下这个问题怎么处理呢，那是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啊，聂总说这个问题还要请示。那时正开庐山会议，7月中旬，聂总就要宋部长和我还有总后装备部部长万毅，我们一起到庐山。到庐山以后我们反复地研究，要不要复信，复信怎么复，要不要提出反对的意见，应该持什么态度。我们考虑了几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并主张派代表团赴苏就有关问题谈判。聂总说复不复信应由中央来确定。后来宋部长就向总理请示，总理说，中央研究过了，我们不理他们这一套。意思就是我们对他这个信不表态，不复信。总理说他不给，我们就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搞出原子弹。
宋任穷说，我们给聂老总的信是7月4号写的，信中提出了三个对策方案和根据目前情况对原子能工业建设应取的方针和做法。当时中央正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我没有去。聂老总说，等庐山会议结束的时候，让我们到庐山向他和彭老总汇。会议预定7月14日结束，让我们7月14日那天到。可等我们一到庐山，会议却一下从反左转到反右了。彭老总被打倒了，听不成汇了。聂老总听了一下，我对他说我们一方面自己搞，另一方面要说他们不履行合同，应该继续向他们要。当时我还带了一份由刘杰起草的东西，是代中央草拟的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稿。在向总理请示时，总理说不理他们。我们从庐山回来以后就抓紧部署应变工作，并于当年12月制定了原子能事业八年规划纲要，提出三年突破，五年掌握，八年适当储备的奋斗目标，决心完全彻底靠自力更生干成事业。

14.不理他们这一套(4)

对于这段历史，曾经就原子弹研制问题给二机部领导讲过课的涅金后来说，苏联核物理学家在中国工作的时候，阿尔扎马斯－16已经准备进入下一阶段的工作了。在那里一家工厂的铁路线上，停着几辆加上铅封的车辆，还有警卫人员守卫着。其中的一辆装着已经在中国介绍过的原子弹的模型。而在中国的鲍里斯和列杰涅夫请示将这些材料尽快给他，但事情一直拖着。过了半年，中型机械制造部一位领导向该部第一副部长亚历山大·丘林请示，这些车辆怎么办，还要等多长时间？副部长正好外出，于是他只得打电话到苏共中央所在地老广场。党的领导非常愤怒，什么原子弹？运到哪里去？你们怎么啦，都疯了？不要运，快点告诉他们，立即将所有的材料销毁。这样一来，材料全部被烧，车辆开走了，警卫人员也都撤走了。事实上，1958年7月底，赫鲁晓夫在北京和毛泽东之间不顺利的会见已经影响了苏中之间的核合作。苏联驻北京大使馆的代表对核专家们说，赫鲁晓夫走了，你们也收拾行李吧。
赫鲁晓夫在回忆录里说，在关系破裂以前，中国人提出要的东西，我们几乎都给了他们。我们对他们不保守秘密。我们的核专家同他们的正忙于制造第一颗原子弹的工程设计人员进行了合作。我们自己的实验室为他们培养了科学家。我们的专家建议我们给中国人一枚原子弹样品。他们把样品组装起来并装了箱，随时可以运到中国。这时，我们负责核武器的部长向我作了汇。他知道我们同中国的关系已经恶化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我们专门开了一次会，决定该怎么办。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不给中国运去原子弹，中国人一定会指责我们违背协议，撕毁条约，等等。另一方面，他们已经开展了诽谤我们的运动，并且还开始提出各种各样令人难以置信的领土要求。我们不希望他们获得这样的印象，好像我们是他们驯服的奴隶，他们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而不管他们如何侮辱我们。最后，我们决定推迟给他们送去样品的时间。
实际上，赫鲁晓夫不是推迟，而是彻底拒绝了。
刘杰说，从庐山回到北京后，我们感到这个形势的发展非常严峻，虽然对于原子弹援助他当时采取的态度不是断然的不给，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不得不引深了来考虑啊。宋部长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都是我们奈何不得的。但我们得准备一把伞啊，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面临的不仅仅是原子弹的问题，连核工业的问题都有可能停止援助，要做好应急准备。所以就根据这个情况做了全面的部署，考虑怎样来加紧有关工业的建设。那时许多工程正在设计和建设，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建设的速度和苏联设备的供应，苏联供应什么设备，我们自己搞什么设备？我们面临的中心的问题是如何以加紧建设来催促他们的设备，因为他不是有个借口嘛，说你们的建设还早呢，你们的建设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不要着急。第二个问题就是设备，我们一桩桩、一件件催他交付，最紧张的时候，我天天都问满洲里进来了哪几台设备。那时有一个供应局，一个姓金的女同志专门管这件事，天天上班就到我们办公室，告说今天进来了哪套设备，已经到了这个程度。我们在各个施工现场也采取了有力措施，抓建设进度。苏联专家估计我们的建设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期，他也让我们不要着急，而我们实际上是想尽一切办法来加快建设速度，以此来促使苏联设备的及早供应。
在这段时间里，苏共中央即将撕毁协议和中止援助的决定，还没有向下属传达，二机部利用这段时间差，迅速采取了两个行动。一是抢建主工艺厂房，搞好设备安装条件，催促苏方履行合同，交付设备。二是组织科技人员采取同苏联专家一对一或几对一的方式，开展友好活动和对口学习，像挤牛奶一样，千方百计把苏联专家的技术学到手。宋任穷说，与此同时，我们也抓紧开展自己的研究工作，组织朱光亚、邓稼先、陈能宽等科学家，带领一批新毕业分配来的大学生，自己动手，从头摸起，进行自己的理论研究和科学实验工作。另外还组织了一些关键技术的攻关工作，这样就赶在赫鲁晓夫还没有撕破脸皮，把中苏矛盾公开化之前，做好了应变的准备。

14.不理他们这一套(5)

白文治说，我们稍微早几天知道苏联要全部撤专家，心里边当然有点那个。这一撤下边的事究竟办得了办不了？我们拿不拿得起来？没把握。部党组派我和袁成隆马上下去，先到兰州铀浓缩厂，给他们打招呼，让他们先做准备，做我们自己能拿得起来的准备。拐棍撤走了，自力更生往前走，趁着要撤还没撤的工夫，有什么问题尽量把它摸清楚。每个人要根据自己的岗位，承担责任。今后怎样能够承担，每个人都有一大堆的问题，那么就要发动每一个人准备好问题，找自己对口的专家来问，都把它问清楚，还得内紧外松，你表面上还得不那么紧张，实际上很紧张，日日夜夜都琢磨究竟还有些什么问题。也有些东西是苏联资料中没有的，而是在苏联专家的笔记本里头，或者是在他的头脑里头。比如说铀浓缩厂发生流体波怎么处理，流体波发生了以后气流紊乱了，紊乱了以后就会出不来产品，出不了合格的产品，那么怎么处理流体波？这些都要预先想到，请教专家，尽可能心中有底。后来我们发现中国这方面的生产还没有发生过流体波，可能是我们的机器少一点，短一点，没有那么长，或者是我们保养得好，没有漏气现象，等等，所以流体波一直没有发生。但是苏联专家教给我们发生流体波怎么处理，这也是很重要的，是资料上所没有的。他的总工程师哈里东诺夫就曾经表示，你只要按我们说的去办，你们就可以取得合格的产品。
在几个核工厂里，兰州铀浓缩厂最为关键，苏联专家也最多，二机部副部长袁成隆从北京赶到了那里。袁成隆说，在他们走之前，我们得挤出点儿东西来，做做他们的工作，能挤出点儿东西来更好。就算挤不出来，我们也要做好团结他们的工作。我去了铀浓缩厂蹲点，跟厂领导王介福、王中蕃几个同志一起研究确定，第一，别怕花钱，可以买点礼物啊什么的。第二，要对人家友好。车间里头那些技术人员跟专家磨得很熟悉了，都出马了。厂领导也出马了。我们普遍跟专家座谈，个别谈，集体座谈，就说你们帮助我们，很感激你们。很惋惜的一点就是你们现在要回国了，我们的事业怎么办？这肯定要受影响了，是很惋惜的事情。我们的诚挚打动了专家，他们之中大多数是同情我们，愿意把事业完成的。他们认为搞得半拉子就走，心里也不安宁。技术人员他就是有这责任感啊！所以，这就谈到一起去了，有些专家难过得流下泪来，连着几天日夜做工作，有些专家嘱咐我们，一定要继续搞下去，要注意什么什么问题。好多专家都挺留恋的，有的说我们还要回来，我们还要把这事情做完。
王中蕃说，铀浓缩厂的主工艺厂房不是刚盖起来嘛，盖好后就等苏联把几千台机器运来安装了。但苏联专家认为厂房清洁度达不到安装机器的要求。我就去找专家负责人哈里东诺夫。哈里东诺夫这个人很好，一心一意想帮着咱把这个厂启动起来。我们每天都见面的，我说你们走了，我们这个厂启动问题太大了。他说没有关系，我从头至尾告诉你们怎么做，假如我走了你再不会，你可以写信给我，我还会告诉你们。我说，这个清洁度问题你要求多长时间达到标准。他说一个月之内，必须满足这个条件。我笑了笑说，还要那么长的时间吗？不用，至多一个星期，你三天以后来看。他说哈拉索，这是瞎吹牛。他和其他专家那时就住在兰州专家招待所，他们回去等着。他走了以后，我就动员。我请党委副书记刘喆一道召集大家，包括土建、安装队伍开了个会。我说，咱这个工程啊，三天之后必须弄出来。大家听了也有点儿怵，你这不是胡闹嘛，你怎么能说三天之后。我说有办法。他们说有什么办法？我说清洁度不就是把它擦干净而已嘛，墙漆它一下子不就得了吗。众人说，三天哪够啊，咱这些工人擦来擦去，俩月也弄不干净。我说这个东西是人都会做，把男女老少动员起来。结果一千多人出动，分区、分段、分地方进行。我让刘喆来监督。大家连夜赶做，我老伴都知道怎么去擦，所有的地方擦得干干净净的。第三天，我请哈里东诺夫来了，他一边看一边查，一边查一边说哈拉索，合格了，而且还超过他提出的标准。最后，你猜他说什么，他说真是怪呀，我真是不理解，你这不是变戏法吗？到了晚上签字，会餐，专家都来了，他问我，你给说一说，这个在我们那里得一个多月的工程，你怎么用三天就完了，你的方法是什么？我说，很简单。他说简单是什么东西啊？我说大跃进，毛泽东思想路线和群众运动一结合就成功了。他高兴得嗷嗷叫，都喊起来了。第二天，他马上派人到满洲里去催要设备。那个时候，我们追着专家学，开会的时候记，现场检查的时候记，谈话的时候记，速记不了，心记，回来马上追记。

15.搞手榴弹的怎么搞原子弹(1)

　　三人小组给中国人讲课——由朱光亚弄成一个完整的资料——刘杰提出高、小、少、精——兵分六路，齐头并进——涅金认为要有专职总工程师——周总理让舒世俊快去——“我们不需要教师爷，不需要指挥棒”——颐年堂吵架，赫鲁晓夫光火——来了个“哑巴和尚”
时隔38年之后，当初曾经准备帮助九局研制原子弹的叶夫根尼·涅金于1996年回忆说，我和加夫里诺夫、马斯洛夫三人小组是1958年7月到中国的，派遣我们去北京工作的是中型机械制造部的一位局长，他在私下里对我讲，我们与中国的关系非常好。他们想造原子弹，我们应该告诉他们原子弹是怎么造的。苏联方面还决定让中国人了解1951年试验的原子弹的制造过程。在我们看来，1949年苏联根据美国图纸制造的第一颗原子弹已经过时了，但苏联领导人也不允许专家将更先进的制造原子弹的方案告诉中国人……我们三个人曾为中国人讲了一次课，分别讲了原子弹的原理、结构和设计。讲课后，中国专家说他们的记录可能出错，或者理解得不对，我们不得不再将原子弹的材料写给他们看。
涅金所说的这次讲课，实际时间是1958年的7月15日，地点在二机部机关宋任穷和刘杰合用的办公室，参加的人是二机部的6位领导干部，即宋任穷、刘杰、袁成隆、钱三强，以及九局副局长吴际霖和郭英会。李觉因在外地出差，没有参加。刘杰主持了这次活动，并由当时二机部的总顾问扎吉江先对三位专家作了介绍，之后便开始了讲课。对于涅金上面所说的事，宋任穷和刘杰都认为，除了最后一句不准确之外，其余大体都是事实。
宋任穷说，这三个搞核武器的专家来了以后，先到青海看了核武器研制基地的厂址，回北京后在7月15日作了一次告，从教学的角度讲了原子弹的一般原理和大体结构。这次告对我们研制原子弹的初期工作是有益的，使我们在一开始就能从理论、实验、设计和生产几个方面齐头并进地同时展开，起到了引路的作用，加快了研制进程，争取了一些时间。可是他们讲的毕竟只是一种教学概念，不是工程设计，而且有的数据根本不对，我们用了两年左右的时间，经过反复计算才完全弄清楚。后来的研制工作，主要是靠我们自己的科技人员艰苦探索出来的。三位专家那次告之后，我还请他们在北京饭店吃了一顿饭，总顾问扎吉江也参加了。以后又请他们参观了一些机械厂和研究所，他们参观后说，没想到你们的工厂有这样的水平，我们对你们估计低了，你们的机械制造水平相当高，我们苏联有些厂子还不如你们。这些专家对我们还是友好的，他们有的过去当过红军，后来才改学技术的。
当时担任翻译的是二机部九局的陈中和朱少华。因为北京天比较热，三位专家常常汗流浃背，有些不大适应。他们三个人在一个大房间里办公，整天光着膀子，只穿着一条小短裤，背后开了电扇吹着。朱少华说，这三个专家除了马斯诺夫以外，性格都比较开朗，很热情，很愿意说话，对中国人也比较友好。第二天一上班，给他们安排好以后，涅金马上就要我找局领导，我就带他去找吴际霖吴副局长。把他们双方一介绍，涅金就说我是原子能研究院理论部的，学理论物理的，是理论部的负责人。加夫里诺夫是研究所实验物理学家，马斯诺夫是装配厂的总工程师。专家说，我们这次来有两个目的，一个是介绍原子弹模型。尽管模型和资料随后才会运来，但先要给领导一个概念。第二就是要进行核武器研究，当务之急是要确定一个科技负责人，一个总工程师，这两个人缺一不可。希望能够尽快配备。此外他要参观一些研究机构，看看中国的技术水平，也要参观一些军工厂，看看制造水平。吴副局长听了以后，表示欢迎，说这事儿还要向部里请示。涅金非常着急，老是催问准备好了没有，我们三个要来介绍。当确定下来要作原子弹模型介绍的时候，他就提出来要科技负责人和总工程师参加。他在下面也问过我，李觉局长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有什么职称，有什么著作？其他部领导他也挨个问。后来，模型的介绍会议安排在部里的一个会议室进行，涅金一开始就提出来，说不要记录，你们有个大致的概念就行了，因为将来苏联不仅要运来原子弹模型，还要提供有关资料，并派专家来华帮助中国制造原子弹。实际上，这么一个复杂的工程，你叫他们三个人一天都给讲完，是不可能的。只能简单讲讲结构原理什么的。介绍当中，他在黑板上画了一点图，随后就擦了。我因为既要翻译又要画，要想全记下来根本来不及。中间他又提过一次不要记，要记就必须换成保密室发的那种有编码的本子。他这么要求也不是毫无道理，但当时就要找那种有漆加盖印的，一时上哪儿去弄啊。说实在的，最后大家也就不怎么记了，也记不下来。完了之后，专家又提出记录了的，会后一定要收回。宋部长就有些不高兴，说我是二机部的部长，由我负责。扎吉江当时在场，他倒是没说什么。会后，吴际霖找我，说尽快把这些资料都整理出来，特别是画的那些图。我面对这些零散记录，真不知从何下手。因为对会议内容不熟悉，无法追记。硬着头皮整理了一份不像样的材料，交给了保密室。之后，邓稼先和李嘉尧又重新作了整理。其实，做这种翻译，我和陈中都不是行家里手，我是从作战部来的，跟王尚荣当过两任专家的翻译，搞战役训练的，我怎么会懂这些呢？我不懂，专家倒是也很耐心，知道翻译不明白，就给你解释是哪几个俄文字。资料收集起来的时候可有意思呢，除了吴际霖记得比较多外，钱三强没记几个大字，其他的也没记多少（这一点和刘杰下面的回忆有所出入）。

15.搞手榴弹的怎么搞原子弹(2)

刘杰说，涅金他们三个人刚来的时候，并没有准备详细地讲这些问题，他只是先看一看你们准备得怎么样，保管原子弹样品的仓库怎么样，然后准备提供我们原子弹教学样品。这时我们提出请他介绍一下核武器，以便更好地履行新技术协议。他说我找个时间来做一个介绍，你们的负责人参加，人不要多。当时参加的人有我们几个部长，搞技术的钱三强同志和吴际霖、郭英会，才六个人。他讲的时候，我说你最好有个书面资料提供给我们，他说没有，只能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又说讲的时候，不要记录，弄得很紧张的样子。他在黑板上画结构图，讲一些基本的原理，数据是很少的。当时他虽然不让记，实际上我们都记了，特别是钱三强和吴际霖记得更多一些。三位专家在中国期间，关于原子弹研制的讲课仅此一次。听完课以后我们就凑，把专家讲的东西凑起来。当时钱三强同志讲，这些东西跟资本主义国家披露的基本的原理是一样的，只不过详细一些。介绍完了以后，我们再问他问题的时候，他就避而不答了。我问他，你既然帮助我们搞原子弹，那么氢弹你是不是也可以说一说呢？他说这个不着急，以后总会有的。我们就一心一意地盼他能够早给原子弹样品和技术资料。后来我们迟迟接不到这个东西，我们说，他不给我们就自己干。首先把苏联专家讲的东西汇总起来，由朱光亚同志把它添添补补，弄成一个完整的东西。那个时候专家还在，我记得到所里开过两次会，宋任穷部长提出来，他不给我们，我们就自己干，一定要把压力变成动力。对于苏联专家讲的东西，我们可以学习可以参考，但是我们不受他的拘束。当时我在所里也作了告，我提出来四个字：高，小，少，精。就是要求我们搞的原子弹要争取高的，准备低的。标准要高，体积要小，装料要少，再加一个精字，保证它响。苏联专家还在的时候，我们就分头开始了理论物理、试验物理、中子物理、爆炸物理以及弹体和弹道方面的钻研，组织人马，兵分六路，齐头并进。
负责设计存放原子弹样品仓库的李嘉尧说，三个苏联专家给部里领导讲课，朱少华当翻译，我们都不知道，那可是最高秘密啊。我是后来看了他们的笔记才知道的。这三个专家比较友好，听说其中一个回国后给撤职了。记录时，根据各人的水平，有的理解，有的不理解。1959年6月中苏关系正式破裂以后，宋部长来作告，就在原本计划存放原子弹模型的仓库里进行，我们坐在地上，他站着作了告。有一二百个干部听。在这之后我们才真正自力更生。也就在这以后，部领导才想起苏联专家还讲过这么个课。这时，到了1959年的下半年，部里交给朱光亚一个任务，到部里去把那次讲课资料拿来，看看有多少参考价值。我们到部保密室借了资料，然后到朱光亚的办公室整理，根据各人不同的记录，理论计算方面的由邓稼先搞，工程技术方面的我来搞，把大家记的东西尽量系统化，搞完整。因为我们也不懂，他本子上写多少就是多少，他说多少个大气压，你也照抄。后来，理论部验证这些东西是基本符合实际的，朱光亚审查后，加了一个序言，作为一个完整的资料。对于这个资料，我的评价是起到了缩短我们研制时间的作用，起到了引路的作用。
这次讲课之后，三位苏联专家就分头去各地参观。加夫里诺夫留在北京，他希望能看几个研究所，是霍广盛带他去的。涅金和马斯洛夫到了宝鸡，参观了几个炮厂，但宝鸡和太原没参观完，就把他招回来了。朱少华说，回来的时候，我问涅金参观的印象怎么样，他说很好啊，你们的制造技术真不错，这是我们来之前没想到的。对于他们国内让他回去，他也觉得无可奈何，为什么叫我回去啊，我们事儿还没完呢。走之前他还和吴际霖讲，回来以后我们还要商量。还商量什么呀，有时候吴副局长都有点儿烦了。当时涅金和他说到需要一个科学负责人和一个总工程师，对朱光亚来涅金是比较满意的。朱光亚到过美国，尤其是博士、教授啊，外国人对这个比较感兴趣，就觉得这个人可以。说到谁来当总工程师，吴际霖副局长回答说由他兼任。吴际霖原来是山东淄博铝厂厂长，1941年左右参加革命，在延安搞兵工厂，做土炸药。吴际霖的父亲当过县太爷之类的官，出身不是很好，那个单位的党委书记刁难他，他就抬着棺材干了，意思是如果我贪污我进棺材，如果你污蔑我你进棺材，到这种程度。最后证明吴际霖是清白的，后来调到冶金部有色冶金设计总院当副院长，不久他又调到国务院三办，一直没离开这个事业，从北京到草原，一直到死。这个涅金当然不知道这些情况，他只是对我说，吴自己说要当总工程师，这怎么行啊，我不同意。你给我约一下子，我还要找他。以后，涅金确实又找了，说对前一个科学负责人我是满意的，而对于总工程师的人选，他问过吴际霖的经历，当面不好直说，只是说你当着副局长，行政事务就够忙了，这么重的任务，必须有个专职的总工程师。专家还具体提出这个总工程师必须是学机械的，要懂制造。他接下来就说，你这个搞手榴弹的怎么能搞原子弹？他说下次再来还要谈这个问题，来之前要解决，不解决的话下一步工作不好办，并且提出各个研究室的人员也要尽快配备。这些事情将来由加夫里诺夫来办。

15.搞手榴弹的怎么搞原子弹(3)

以涅金为首的三人小组来到二机部九局，除了按照两国协议准备落实原子弹样品和资料来华后的相应事宜，他们还计划帮助九局把研制机构建立起来，并且拟定由三人小组中的加夫里诺夫留下来具体指导。在给中国二机部的几位领导讲了一次课之后，他们便分头去京内外的一些工厂和研究所参观考察。刚刚从原子能研究所过来的留美博士邓稼先和翻译霍广盛陪同加夫里诺夫走了几个地方。
霍广盛说，三位专家除了介绍情况外，还到各个研究所走了走。他们可能是想要了解了解中国的实力，加夫里诺夫开始准备做九局的顾问，他关心的问题就更多一些。邓稼先是7月初来的，在科学院办公厅当学术秘书，我们俩就一起陪着加夫里诺夫跑各个研究所。到力学所的时候，郭永怀是力学所的副所长，所长是钱学森。郭老刚从美国回来，很有爱国热情。当时不是1958年大跃进嘛，他给加夫里诺夫介绍情况时，可能把我们的计划说的超前了些，加夫里诺夫不以为然地笑了一笑，意思是你们还不会走就想跑了？我没有照这个意思翻，只把大体意思说了一下，郭永怀也不爱听。后来加夫里诺夫可能也觉得不大合适，就在汽车里跟我说，我这人比较直，你帮我解释一下。到房山的原子能所，开始接待我们的是彭桓武，后来钱三强出面，专家向钱三强副部长提出，要给九局以科研支援，调进一些有才干的科学工。钱三强想了一下说，有一个青年叫胡仁宇，正在苏联攻读研究生，他原是物理所一个很有希望的人员，目前正在北京休假，如果你们要他就别让他去苏联了。再一个是刚从莫斯科大学毕业的，叫陈小达，是一位首长的儿子，小时候就在莫斯科大学学习，按他的意见，是想搞理论，是否从事九局的事业，我们得征求他本人的意见。陈小达是陈伯达的儿子，小伙子人很实在，我们俩后来经常在一块儿，因为他中国话讲不利索，老是需要我来翻。参加劳动的时候，小达身体比较弱，挑东西经常把肩膀压的红肿红肿的。他性格比较内向，对大跃进有些看法，生活上工作上也不顺心，1962年卧轨自杀了。专家随后又提出想见一见朱光亚的要求，钱三强说今天是礼拜天，朱光亚回城里去了。加夫里洛夫是个办事认真，急性子的犹太血缘的俄罗斯人。他第二天上班，就急匆匆地向吴际霖讲401之行，并提出九局应当调朱光亚来工作的意见。朱光亚当时在原子能所二室做副主任，何泽慧是主任。吴头感到有些意外，问，你怎么知道有一个朱光亚，为什么对调他到九局这么感兴趣？加夫里洛夫解释说，朱光亚同志到过莫斯科，有一次达姆院士接见过他。在我临来北京时，达姆曾向我推荐过他，说你到中国去得找个助手，朱光亚是位年轻有才华的中国科学家。
加夫里洛夫在9月初回国前，曾和邓稼先谈过一次话，说这次是回国休假，一个月后就回来。可惜，这位热情的俄罗斯籍犹太人一去不复返了。在他回去之前，涅金和马斯洛夫在宝鸡参观的时候，就奉大使馆之命，匆匆回了国。什么原因，苏方没作回答。据说是他们三位在华期间说的太多了。郭英会11月到苏联参观期间，曾要求见见加夫里洛夫，苏方回复说，加夫里洛夫正在休假，不准备让他再去中国了，打算换一个人去。
1959年初，来了一位九局的顾问专家，叫列捷涅夫，这就是后来被大家称作哑巴和尚的专家。
三人小组全部被召回国，再也没有回来。为什么要丢下手头特别要紧的工作而如此火速地离开北京，他们自己也是一头雾水。不过，他们隐隐约约能感觉出来，两个兄弟般的国家高层关系出了问题。因为就在他们来华的这段日子里，赫鲁晓夫就苏联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潜艇基地一事，到中国进行了为期四天的秘密访问，时间是7月31日至8月3日。赫鲁晓夫这次来华是临时决定的，因为尤金大使在转达苏联意图时毛泽东发了火，赫鲁晓夫嫌尤金没有把事情说明白，便亲自跑到北京向毛泽东解释。但这次会谈最终还是不欢而散，两国首脑的心里都憋了气。赫鲁晓夫曾回忆说，我记得很清楚，毛泽东是如何断然拒绝了我们要求在军事方面进行合作的努力的。根据一项协定，我们的飞机可以在中国停留和加油。我们的远程潜艇服役以后，需要在中国建立一个无线电台，以便与我们的舰队保持联络，但是他们说不行。

15.搞手榴弹的怎么搞原子弹(4)

舒世俊说，1959年建国十周年国庆，我在天安门城楼上拍摄了半天，是赫鲁晓夫和毛主席在一起说说笑笑的镜头，他们指着底下正接受检阅的部队，表情很轻松。我拍了几个镜头之后，觉得够了，就转到另外一边继续拍摄。但过了没多会儿，周总理叫我，让我快去，我赶紧拿起机器赶过去，见毛主席正和赫鲁晓夫板着脸，两个人非常严肃，我一边拍摄，一边听毛主席大声说，我们不需要教师爷，不需要指挥棒。
丰泽园是中南海西北面一组中国古式建筑，大院里面套着几个小院。颐年堂是丰泽园的主体建筑，毛泽东经常在这里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会见外宾。陈寰说，作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名政治外事记者，我经常出入中南海采访毛泽东主席与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的活动。国庆十周年的第二天下午，毛主席和赫鲁晓夫在颐年堂举行会谈，一直进行到晚上。我记得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陈毅、王稼祥他们都参加了会谈，苏联方面有苏斯洛夫、葛罗米柯和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本来2号晚上安排了两个晚会，招待各国贵宾，一个是文化部在怀仁堂举行的京剧晚会，梅兰芳演《穆桂英挂帅》，另一个是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举行的舞蹈晚会，请苏联国家大剧院芭蕾舞团著名演员乌兰诺娃演出《天鹅湖》。我估计毛主席可能陪同赫鲁晓夫在怀仁堂看京剧，所以很早就在怀仁堂等。可是左等不来，右等还不来，戏也不敢开锣，台上台下都焦急不安。这时，中央警卫局李树槐悄悄告诉我，说主席正在颐年堂和赫鲁晓夫会谈，不来了。说话间台上也开了戏。我心里着急，赶到颐年堂，进了院子一看，里面静悄悄的，休息室里只有一两位服务人员在侍候烟茶。我走过去，轻轻拉开帷幕的缝一瞅，看见客厅里坐满了人。里面谈话的声音时大时小，听不太清，有时一个人说话，有时又有人插话。只听到赫鲁晓夫气急败坏地大声嚷嚷着，而毛主席说话的声音不大，话也简短。我不懂俄文，只能听翻译说些什么。为毛主席翻译的是李越然，为赫鲁晓夫翻译的是阎明复。听了半天，会谈的内容好像是赫鲁晓夫提出要中国释放在朝鲜战争中和后来在我国东北地区俘虏的八个美国空降特务。赫鲁晓夫的声调很生硬，他说，这几个人，你们一定要释放，要释放。毛主席回答的声音不大，但特别干脆，不，不行，不能!我们的国家是有法律的。突然，一个很大的响声把我吓了一跳，仔细一听，是赫鲁晓夫在发脾气。可能是他拍了桌子，同时听到阎明复依照赫鲁晓夫的语气翻译说，如果你们有钱，那，你们就养着他们吧。毛主席说了句什么，我没有听清。当时，我对赫鲁晓夫的蛮横感到惊讶，这哪里是会谈，明明是在吵架。原来，赫鲁晓夫在戴维营向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会谈时，脑子一热就夸下海口，说他能够说服中国释放那八个战俘。没想到毛主席不答应，这一下他丢了面子，所以发那么大的火。毛主席不怕他，他说过，赫鲁晓夫越强硬，我就越顶。
从1958年年中起，中苏两党关系开始恶化，在内政和对外政策上的分歧日益严重。阎明复说，1959年6月20日，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安东诺夫向陈毅提交了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当时中央领导同志大都上庐山参加会议，根据中央的安排陈毅留在北京处理日常工作。苏共中央的信中说，出于对国际形势的考虑，原子弹样品推迟两年再提供。我作为翻译见证了这一转折时刻。当时庐山上正在召开著名的中央会议。赫鲁晓夫停止提供原子弹样品的决定，后来被视为是配合彭德怀等人反对毛主席而施加的压力。当然，这完全是无稽之谈。
在这样一种情形之下，因为双方的不快还没有公开化，苏联大使馆对专家们自然是一言难尽，只能告诉他们，可以收拾行李卷铺盖了。
赫鲁晓夫走了，但这时候尚未彻底撕破脸皮，苏联按照协议派来了另一位专家鲍利斯·列杰涅夫，顶替加夫里诺夫担任九局顾问。列杰涅夫是苏联核武器研究院的，从事过超高压下物质可压缩性的研究，也就是原子弹即将爆炸瞬间内部核部件的状态。他自己的苏联同事说他给人的印象是不好交际，性格内向，工作起来看似不紧不慢，却有解决最困难最复杂问题的能力。人常说外来的和尚好念经，但因为他来了之后常常是沉默寡言，刘杰便把他称为哑巴和尚。

15.搞手榴弹的怎么搞原子弹(5)

列杰涅夫到九所之后，因为有关原子弹制造的许多工作没有正式展开，而又不能让众人天天闲着，便为大家指定了几本经典性基础著作，要求先打好理论基础，下一步究竟如何做，到时候再说。
朱少华说，列杰涅夫来了以后，他也做了一些事，多少介绍了一些情况，比如四大部的组织机构；九院应配备一些什么专业等，当时由王绍丰当他的翻译。但因为有前车之鉴，他只好成天坐在办公室里，不敢多讲。在他来之前，九局应苏联中型机械工业部邀请，去了一个参观团，当时究竟由谁负责，我不太记得了。吴际霖离不开，郭英会去了，去的时候在家里也研究过，就是看看苏方怎么安排。但是，一到了莫斯科机场却发现冷冷清清，苏方没有一个人到机场来迎接。到机场接我们的是商务参赞李强，还有个武官叫什么我忘了，接到大使馆。请我们来，你为什么不接我们，不招待我们，而让我们到大使馆去住？我们当然是莫名其妙了。郭副局长就和我俩叨叨，怎么回事儿？这怎么回事儿？我说那谁知道，你问谁啊。我们住下以后就等吧。等了几天以后，原子能总局来一个人，带我们到莫斯科郊区去参观一个研究所，跟我们现在的九所相类似，不是很现代化。所以，郭副局长一看这个，说这也不咋样嘛，像个旧庙。这个所的领导给我们介绍了一下他们所的任务和组织机构，领我们到几个室转悠转悠，就那么简单地看了一看。看的时候，郭英会没提更多问题，他是从部队来的嘛。当然也不是什么都没问，比如说室一级的领导专业是什么，因为可能考虑到我们将来的配备。苏联人说这些事情嘛，将来会有专家专门给你们讲，帮助你们调配干部。我们就回来了。后来又参观了杜布纳原子能联合研究所，还参观了它的两个军工厂，那确实是走马观花地看一看。万毅对苏联人说，咱们谈一谈吧，他们说看一看就行了，意思就是不愿意谈。郭英会提出想看一下加夫里诺夫，说涅金讲了，他不是将来还要到九局担任科技顾问嘛，我想见见他。对方就说加夫里诺夫不去了，要换一个人。回到我们住地以后，郭副局长说这怎么回事啊，加夫里诺夫怎么不来了？当时还不知道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换就换吧。
朱少华说，接下来我们要到列宁格勒去看几个专家，希望他们能尽快提供四个项目的初步设计。没想到他们竟然答复说让我们自己去。郭副局长一听这个就特别不高兴了，怎么叫我们自己去，他一个人都不去？我说他让我们去就不错了，咱们就自己去吧。苏联不像咱们北京西站一样，你到哪里都到西站，莫斯科有很多火车站，列宁格勒在莫斯科就叫列宁格勒站，去哪儿买票就到那儿，错不了。我到车站买了两张票，过了一夜，早晨到那儿，一下火车，苏方以前到中国来的那些专家大部分都去了，他们都开着自己的车，显得也很热情，但是不见设计院领导一个人。他们领我们到会议室寒暄了几句，郭副局长就问了一下初步设计以及编制的情况。苏联人说，一切按照计划进行，正在编制中。我们提出来能不能尽快交付？他说这个我要请示一下领导，我相信编制好了以后，就会寄往中国。看来没有什么好谈的了。完了以后，中午就在他们的职工食堂，他们几个人请我们吃了饭。吃了就把我们送到他们设计院的招待所，也是那破破烂烂的小楼，我们俩就住下了。他们问我们什么时候回去，郭副局长说我们事儿完了，明天走吧。他们就告诉我们买几点钟的车票，他们来送。走了以后，郭副说，走，咱俩到街上转转，也算是不虚此行嘛。我们到街上转了转，顺便买了车票，晚上我们自己在外头吃了顿饭，看着也很尴尬。第二天他们送完我们就回去了。在莫斯科的时候，还让我们去看苏联的一个试验场，令人奇怪的是他们竟然只派出一个少校来陪同。夜里12点钟乘了一架军用飞机，就坐了我们几个人，飞行了两个多小时，半夜两点多钟到了。到了也没有吃饭，就把我们送到招待所，谁也不理。郭副就把我找去，我们四个人研究，咱们所处的位置在什么地方？飞的是什么方向？这谁能搞清楚啊，半夜三更上了飞机，东南西北都搞不清楚。接下来看试验场，肯定是有原子弹爆炸的地方。但是他有两三个，这到底是哪一个呢？我们只好说算了，明天再说。万毅就叫我要地图，说咱们现在在什么地方？这让我半夜上哪儿去弄这地图啊，我说这时候找谁啊。第二天早上一大早就又坐飞机回来了。在苏联时，我呆得很烦。万毅有女儿在那里，郭副老婆在那里，他们每天都有事，就我孤苦伶仃的。我们这一趟莫斯科跑下来，确实没有什么收获。从这一段就可以看出来，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从上层已经出现问题了。但是什么问题我们还不清楚。

15.搞手榴弹的怎么搞原子弹(6)

1959年初，列杰涅夫来到九局以后，提出他来的目的就是要配备人员，组建队伍，同时还有几条具体的要求：第一，中国的技术人员大都不懂俄语，将来要从苏联来很多专家，甚至包括一般的技术人员和工人，手把手教中国制造原子弹，那么，不会俄语交流起来就很困难，因此要组织已经调来的人学习俄语。第二，已经来的那些大学生要学一本书，叫《流体力学》，是苏联出版的。第三，对于当时已经调来的一部分技术人员，应该重新返回工厂实习。
朱少华说，列杰涅夫和前面的加夫里诺夫几个人相比，不论是态度还是性格，都不太一样，寡言少语的。他提出来让我们的人学外语，读一本书，返回厂子实习，这样一来的话呢，不是人人都有事儿干了嘛。当时还真都照他说的办了。他自己就在屋子里坐着，什么也不干。所以，大家给他一个绰号叫做哑巴和尚。这时候正是大跃进的后期，他不是天天在办公室没事儿干嘛，就叫翻译给念纸，听了这个新闻，那个新闻，他也说三道四的，觉得很好笑。有时他指着大字问我，说这么大的纸，都写些什么？我们那时候正在搞反右倾，开会批判九局的一名党委副书记。有时礼堂一开会，他就凑到窗户上往里瞅，问开什么会，又批判谁了？听了回答后就叹气，这还能干事吗？吴际霖和郭英会都找过我，问这个专家他现在干啥，说得想个办法。他确实也没干啥，当时就那么三个研究室，他想下去也没地方去。这时候宋部长来了，搞活动，就是向已经来了的技术骨干交底。交什么底呢，就是按苏联专家那次讲课内容，分几个部分，你是理论部的，你是实验部的，给你交底，各个室包括组长，由你来研究，承担任务。朱光亚、邓稼先就给他们一个一个交底，就是说你根据自己所承担的任务，找几个问题，从浅到深，从小到大，找专家让他说话。这不逼着哑巴开口嘛，叫挤牙膏。这可把翻译都忙坏了，今天安排你，明天安排他。对列杰涅夫来说，反正你要谈人员谈业务方面的事情，我都说。但你要是具体谈到哪一个核心问题，我不说。我说这个干啥？那些资料都要来了嘛，你现在把外语学好就行了。所以，这一段工作基本上是停滞的。列杰涅夫不像前边选场三个科学家那样抱着一种积极的态度。但从人员配备方面他还是提出了很多意见，要什么专业的人来，包括工人要什么工种，他都说了。记得他谈到要裱糊工时我心里还嘀咕，要裱糊干什么？事后证明确实要裱糊，连裱糊的工人，甚至机器他都提出来，要哪些工人工种他一项项提出来。这些方面问他，他还是回答，也愿意说。至于更重要的核心性的东西他不说也不难理解，苏联来的保密专家就在那里呆着，这个克格勃隔三差五来溜达一趟，他怎么能不小心呢。

16.一到紧张的时候手就抖(1)

　　“要做一个大炮仗”—— 一个最不要引人注目的人物——领到中国绿卡的第一人并没有参加造原子弹——许鹿希为杨振宁和邓稼先拍下最后一张合影——只有10元人民币奖金——不甘心光是看书—— 谁都能充分发表意见—— 就怕老邓拍肩膀
念经和尚不让记，哑巴和尚不念经，前后几批苏联专家的不同态度，让中国人颇感无奈。求人难，难于上青天，而要想不发生类似的尴尬事情，最根本的就是自己要懂，自己会干。
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如此尖端如此现代的科学技术领域，每向前走一步，都不知要付出多少代价。
1958年以前，中苏在核政策方面互相还比较配合，此后双方政策分歧日益扩大，已经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国家间的关系。1958年5月9日，赫鲁晓夫在给艾森豪威尔的一封信中同意了西方的建议，在日内瓦召开专家会议，研究核禁试有关事宜。当月月底赫鲁晓夫又提交了一封信，建议不仅英国和法国科学家可以参加专家会议，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科学家也要参加。赫鲁晓夫还暗示应邀请中国参加会议。8月21日，日内瓦专家会议结束并发表了公，认为建立一个具有一定能力和限度而又可行和有效的监督体系，来侦察违反可能缔结的全世界停止核武器试验协定的行为，在技术上是可能办到的。全世界普遍为此而欢呼。对于赫鲁晓夫来说，这是他长期努力争取东西方结束冷战获得的一点令人欣慰的功绩。但就在此时，中国军队开始炮击金门，赫鲁晓夫虽说对于毛泽东在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问题上大发雷霆尚能容忍一二，但他认为中国领导人一点都不通气，突然采取如此重大的军事举动，中苏军事同盟就形同虚设，他觉得这是对自己的一种藐视。另外，美英刚刚答应签署停止核试验协定，苏联如果向一位我行我素的盟国提供原子弹样品，赫鲁晓夫不能不有所顾忌。这样一来，尽管赫鲁晓夫在台海危机期间一再公开表示将为中国提供核保护伞，除了有尽社会主义阵营盟主责任，向美国示威之意，还有可能是在暗示将以此替换对中国的核援助。
还有一个导致苏联暂停向中国提供核帮助的原因，是台海危机中发生的另一件事情，赫鲁晓夫在后来的回忆中常常提到这件事。他在回忆录中说，9月24日温州地区发生了一场空战，国民党空军发射了几枚美国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当时很先进，其中一枚没有爆炸。苏联军事顾问得知后便告了莫斯科，军方几次索要，中方开始不予理睬，后来又推说正在研究这枚导弹，不能提供。赫鲁晓夫非常气愤，决定拒绝向中国提供本应交付的研制P-12型中程弹道导弹的资料，还通过苏联顾问表示了对中方做法的不满。当中国不得不转交这枚已经拆卸多次的响尾蛇导弹时，已经是几个月之后了，苏方研究人员发现缺少了一个关键部件——红外线弹头传感器。在苏联人看来，这个部件或许已经丢失，或许是中方有意扣留，但无论如何，这件事情使赫鲁晓夫后悔与中国签订了援助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协定，并感到中苏关系已经出现了深深的裂痕。为此，赫鲁晓夫与斯拉夫斯基进行商议后，决定P-12导弹等资料可以提供给中国，但原子弹是否继续提供援助，要看中苏关系的变化。
很清楚，一开始，中国对于核武器从理论到实物的掌握，寄托在苏联的援助上，并且也得到了苏联的允诺。事实上，作为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理论研究部门的九所，最初成立的目的，也正是按照中苏协定，准备接收苏联提供的原子弹样品和资料的。但当中苏两党两国的蜜月逐步结束，关系日趋恶化时，中国也几乎是下意识地开始向核武器的门槛悄悄接近。
九所和九局其实是一回事，李觉兼任九所的所长。九所最早展开原子弹理论研究工作时，负责人是邓稼先。邓稼先也是九所成立后到位的第一位留洋博士。1948年，已经身为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的邓稼先进入美国印地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从事核物理研究。1950年，26岁的邓稼先回到了祖国，不久即被安排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并兼任中国科学院的学术秘书。九所成立伊始，钱三强找到邓稼先，对他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调你去做这项工作怎么样？邓稼先明白，这个大炮仗可不一般，全世界都没几个。

16.一到紧张的时候手就抖(2)

许鹿希说，1958年8月，有一天下午，钱三强先生把邓稼先叫到他的办公室里，说是中国要做一个大炮仗，调你去做这个工作怎么样，邓稼先马上就知道这个大炮仗就是原子弹。他后来告诉我说，他当时心里咯噔一下，我能行吗？他回到家里之后，我发现他有点不对劲，平时吃晚饭时他爱喝一点酒，今天却没有喝酒。那天晚上他根本睡不着觉，就在床上来回折腾。我当时就觉得有事，有什么事情呢？我以为是有点什么不高兴的事，或者有些什么问题，有些科学问题想不清楚。以前他也有过，不过有时他想一会儿就睡了。可这个晚上不行，折腾来折腾去，好晚了还不能将息。后来我忍不住了，也睡不着啊，就问他有什么事，他告诉我说要调动工作。我问他调哪儿去，他说不能说。我说怎么联系，给我什么信箱号，以后好通信呀，他说不行，也不能说。他说我要干一件工作，这个工作如果干好了，我这一辈子就过的很有意义。这句话他说的是很坚决的。再过了一会儿他又说，就是死了也值得。
许鹿希当时一听就哭了，她似乎感觉到了什么，又不明白是什么，眼泪在黑夜中哗哗流了下来。
杨振宁说，抗战开始以前的一年，1936年到1937年，邓稼先和我在北平崇德中学同学一年。后来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大我们又是同学。以后他在美国留学的两年期间我们曾住同屋，50年的友谊，亲如兄弟。稼先是一个最不要引人注目的人物。和他谈话几分钟，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忠厚朴实的人。他真诚坦白，从不骄人。他没有小心眼儿，一生喜欢“纯”字所代表的品格。1964年中国原子弹试爆成功以后，美国章就已经多次提到稼先是此项事业的重要领导人。与此同时，还有一些谣言说1948年3月去中国的寒春曾参与中国原子弹工程。
寒春原名琼·辛顿，曾于40年代初在洛斯阿拉姆斯武器实验室做费米的助手，从事核物理研究并参与投放广岛、长崎原子弹的研制，当黑色蘑菇云升空时，同事慨叹道，这是日本人的骨头和肉。这使寒春陷入沉思，并最终决定放弃自己做一名纯科学家的梦想。1952年，在北京召开了亚洲及太平洋和平会议。当时的寒春已经怀有7个月身孕，她在会议上呼吁人们不要忘记广岛的悲剧，要让科学为和平服务。寒春在北京的这次露面，引起了美国的注意。1953年7月，美国《真相》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将寒春描述为逃跑的原子间谍。文中写到，毫无疑问，一位美国自己的原子弹科学家逃到了红色中国，而且将她自己完全出卖了。1962年，寒春的母亲来中国看望他们，但当她回美国时，美国政府却收走了她的护照，因为那时的美国禁止人们去中国，而她却坚持去了这么一个怪异的国家。1955年，寒春和丈夫阳早带一千多头牛落户西安草滩农场，让贫奶的中国人喝上新鲜牛奶，这是他们对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响应。在此期间，有关部门曾询问寒春，是否愿意继续研制原子弹，寒春摇头拒绝了，说现在中国人缺的不是原子弹，而是牛奶。
2004年8月23日，寒春在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换领了《外国人永久居留证》，成为领到中国绿卡的第一人。
杨振宁说，1971年8月，我在北京看到稼先时，避免问他的工作地点。他自己只是说在外地工作。我曾问他，寒春是不是像美国谣言所说的那样参加了中国原子弹工作。他后来写了一封信给我，说他已经证实了，中国的原子武器工程，除了最早于1959年底以前曾得到苏联的一些援助以外，没有任何外国人参加。
数学家陈省身是杨振宁和邓稼先在西南联大时的老师。陈省身说，四几年我在芝加哥大学做教授时，邓稼先他们就经常到我家来，他那时候在普渡大学，离芝加哥不远。芝加哥是物理学的一个中心，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叫费米，他是意大利的物理学家，原子能反应堆就建在芝加哥大学的操场。邓稼先常到我那里吃饭，我在那里教数学，时常请中国同学在家里吃饭，谈谈天。后来他回国搞原子弹，我就不知道了。在中国搞原子弹的还有我的另一个学生，叫周毓麟，跟邓稼先一起搞。

16.一到紧张的时候手就抖(3)

邓稼先生前，有许多人问过他搞两弹得到多少奖金，邓稼先对此总是笑而不答。1986年6月，邓稼先病危，远在美国的杨振宁赶了回来，到医院看望他，在好友的病床前放上一大束盛开的鲜花。邓稼先当时看看那花说，振宁知道我不行了。许鹿希为这两位有着半个世纪友谊的老朋友照了最后一张合影，由于全身大面积出血，邓稼先的嘴角还残留着来不及擦去的血迹。
就在医院的这次会面中，杨振宁也提到了关于奖金的事情。邓稼先夫人许鹿希回答说，奖金是人民币10元。邓稼先补充说，是原子弹10元，氢弹10元。
杨振宁以为他们在开玩笑。许鹿希说，这是真的，不是开玩笑。1985年颁发原子弹特等奖的奖金总数是1万元，单位里平均分配，人人有份儿。但九院人多，还得垫上十几万元，才按10元、5元、3元这三个等级发下去了。
邓稼先走马上任的时候，九所这一带还是满眼一片高粱，长势正旺，接收原子弹模型的房子也才刚刚动工。作为原子弹理论研究工作的负责人，当时他手下只有两个人可供调遣，后来才又陆续补充了几个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
胡思得说，我们是理论室，等于是我们整个事业的牵头羊，以前说我们这是龙头的三次方。我是1958年从复旦大学毕业的，毕业分配很简单，晚上开个会，党委书记一宣布，某某某到哪儿去，就完了。我们大概有十几个同学到二机部到，可二机部到底是干什么的，都不清楚。到了部里，只知道钱三强是我们的副部长，后来我们就分配到邓稼先那个组里去了。邓稼先开始没说我们是干什么的，只叫我们看书，抽屉里的书有原子爆炸效应，当时我们猜可能是搞核武器。后来邓稼先给我们正式开会，说我们要搞原子弹。当时觉得很兴奋，国家对我们这么信任，我们这些大学生一出来就叫我们搞原子弹，有多高兴啊。当时的北太平庄那里没暖气，又特别潮湿，没礼拜六礼拜天，成天看书，冻得实在不行。对面有个副食商店，有个火炉，大家就围着烤烤手。有一次，邓稼先也来了，他从美国回来，是博士，这么大的专家，也跟我们一起烤火。邓稼先让我们看《超音束流和冲击波》，柯朗著，原版是英文的，翻成俄文，而这本俄文书是钱三强同志从苏联带回来的。全中国就这一本书，而我们这么多同志都学习，怎么办呢？大家就自己刻讲义，找一位同志打字，我们还要画好多图，搞完以后自己印，印完以后人手一份。我被分配搞状态方程，但我不懂铀的状态方程，没有做过。当时国外对铀是保密的，而国内根本没有这个实验条件。形势逼着我们从没办法里面想办法，把铀的状态方程搞出来。如果你没有状态方程，造原子弹就不好算。于是大家成天冥思苦想，怎么搞这个铀的状态方程，什么叫状态方程？别的金属都知道，铀应该放在什么位置？最后有一个参数非常有规律性，我们就这样探索着把线的位置给定出来了。搞出来不久，我们就看到一篇文章，是苏联发表的，他们也用这种办法，跟我们做的基本一样。我们看了以后，那是很高兴啊，你想想，刚毕业的大学生，竟然能想出这种办法来，还跟苏联的基本差不多，我们就给朱光亚主任看，他也非常高兴。后来，我们有试验条件了，证明我们原来搞出的精确度还是可以的。这就给了我们一个启发，不管做什么，你只要钻进去了，你就可以有自己的创造。
虽说邓稼先是留美博士，但关于原子弹的理论知识并不比其他几位年轻人强多少，都要从头学起。他们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核武器方面的知识，根据当时中国最爱采取的一个办法，开始理论研究也是依靠发动群众。胡思得说，邓稼先叫我们看书，他有一个办法就是讨论式的。邓稼先自己核物理比较好，但是对炸药爆轰比较生疏。我们看好多书，讨论的时候他先叫一个同志讲，他有时候自己也讲，但讲着讲着讲不下去了，老邓就问谁能说说？比如朱建士是学力学的，他可能对这个就比较熟悉，上去讲讲，然后接着讨论。谁行谁就上去讲。

16.一到紧张的时候手就抖(4)

朱建士说，那时候一来就宣布，不许说在二机部工作。你说叫我们怎么办？我们同学都不是乡巴佬，你能骗得过去吗？那就硬着头皮撒谎吧。他们说你在什么地方工作，我说在科学院。在科学院哪个所？他就是科学院的人。我说九所。科学院哪有个九所？你胡说八道。我说反正就是九所。大家哈哈一笑，就这么回事吧。当时的保密规定有时简直叫你哭笑不得，你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反正大家也理解，同学也知道，我也不是有意说假话。说两句大家哈哈一笑也就不问了。所以有的时候尽量躲开同学。后来到青海工作，很多关系就都断了。我是学流体力学的，刚来时一点不懂，一般人认为搞原子弹需要搞核物理的，实际上它是好多个学科的综合。当时这个所就只有一栋楼，我们来了以后劳动不少，知识分子比较多，都挑土。老邓每次劳动都带头挑，好多房子的地基都是我们挖的。九所刚建起来，我们住的房子没有暖气，但发了煤炉，由于我们每天晚上11点多才下班，早上很早就上班走了，所以冬天我们基本上没有生炉子，房子外面比屋里暖和。最早我们和建筑工人一起吃饭，洗澡到对面工厂去洗。我们都叫邓稼先老邓。开始我叫他邓先生，他不让叫。我们对核武器怎么搞并不清楚，老邓也不知道。老邓对我们要求很严，带着我们学习苏联专家给的几本书。我们刚来的时候，所里面还没有固定的苏联专家，老听到苏联专家说什么说什么，实际上是二机部的苏联专家来检查我们。专家虽然并不住在所里面，但是他们经常来，管保密。我们不是有个原子弹教学模型厅吗，他说我们模型厅的路没有修好，不给我们运来，说我们条件不具备，所以半夜把我们叫起来修路。后来列杰涅夫来了——他从我们这儿回去以后做了苏联一个研究院的院长，人们说的哑巴和尚就是他，他的很多同事后来我都碰到过，他们的科学家对他都很尊重，说这个人非常好。他们说列杰涅夫对中国的印象很好，净讲中国人的好话。苏联专家最早还是真心帮助我们的，他们一开始介绍的几本书，可都是这个领域的经典著作。我们是1958年毕业的，学校里在搞大跃进，到这里以后，对这么一直学习感到不太习惯。我们俄文不行，大家就一起啃俄文书，先把理论基础打好。一开始是很苦的，但是后来确实受益匪浅，像第二颗核弹就完全是我们自己独立自主设计的，那确实是吃透了，完全搞懂了。如果老是靠外国人帮助的话，说老实话，那进展会慢得多，因为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当时苏联继续援助我们，他给你东西，就算你把原子弹搞出来了，那氢弹他让不让你搞？我们实际上是用了两年零八个月自己搞出来的，假如跟苏联谈判，我估计就算他同意你搞，光是谈判，两年零八个月也谈不下来。所以一开始学东西虽然很苦，但什么事情都必须靠自己搞懂，理论基础确实打得比较牢固了，后面的工作才能出成效。
竺家亨和胡思得、朱建士他们一样，差不多前后脚来九所到，经历了九所最早的草创阶段。竺家亨说，我是1958年9月份来到的，邓稼先和王贻仁来得比较早，大概7月份就到了。当天下午就把我们拉到北太平庄有色金属研究院宿舍，我们大概要了一个单元的房子。我来的时候，人家说这是一个保密单位，将来要到西北去，也不知道要搞什么。邓稼先碰到我，说，竺家亨，早就知道你要来了。因为我的同学胡思得比我先到，比我早大概10天左右，胡思得是复旦大学毕业的，我是南京大学毕业的，我们俩在宁波中学是同学。胡思得在表上看到我的名字，说这是我同学。我们大学至少七八个同学分到了北京，各自工作的单位不同，有时人家在外面碰到了，你还得提前几站下，不能在九所这个地方下车，因为一下车人家就知道你办公楼在哪了。所以，领导规定碰到这种情况就得提前几站或往后几站下车，再走过来，保密很严。我们到了以后，什么条件也没有，当时邓稼先教我们学物理方面的书，刚开始办公室在那儿，宿舍也在那儿。这个时候叫大家去建所，一边学习，一边参加基础劳动。白天老邓带着我们在外面吃早餐，吃过早餐后就去工地，开始当小工。搬砖，和水泥，中午就在工地外面吃饭。老邓经常有些事，拿着饭碗过来，把菜放在地上，跟我们一边吃，一边聊。食堂为了改善生活，养了几只鸡，结果小鸡过来把他的菜给吃了，他一回头，说菜没有了，我们就拨一点儿给他吃。那里只有一个小棚子，只能容炊事员在里面炒点菜，烧点饭，我们都在工地外面吃。经常发生鸡吃我们的饭菜这种事情。

16.一到紧张的时候手就抖(5)

竺家亨说，老邓白白胖胖的，是留学回来的博士，我们挺尊敬他，一般都是叫他老邓老邓，他也习惯我们叫他老邓。他劳动的时候其实不太会，不像我们这些大跃进过来的人，各方面劳动还能干一点儿。他确实不会。他经常跟我抬土，我想把扁担上的筐拉下来一点，他就非要把筐放在中间，我悄悄拉好了，他又把筐放到中间。可是一上肩膀他就不行了，腰也有点儿弯，两只手还得撑着扁担，走起路来歪歪扭扭的样子很可笑。我们就给他起外号，说你又白又胖像个大白熊，大白熊走起路来摇摇晃晃慢慢腾腾的。我们把他当作导师、老师、生活中的同伴，又是好朋友，相处得很好。领导交给他的任务很重，他希望能够早点儿把业务知识熟悉起来。核武器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东西，怎么下手？一点儿都不知道。他希望我们在学习上能够抓紧，晚上劳动回去以后赶紧洗洗，吃点饭，坐下来学习。我们经常是晚上学得很晚，他有时也指导我们，给我们做一些辅导，也很晚。我们当时住在北太平庄宿舍，他要回到北医三院的一套宿舍，得走一条原来是高粱地的高低不平的土路。有时我们晚上加班到一两点，每次都不放心老邓回去，要送送他。他有一部旧自行车，我们送他的时候他就推着车子跟我们一起走。北医的家属院有个规定，晚上十点半以后就关门了。四周没有围墙，都用铁丝网围着，传达室有个老头看门，因为经常加班到一两点，他又不好意思敲门打搅，我们就给他想了一个办法，就是钻铁丝网。我们经常一个人拉着上面的铁丝，一个人拉着下面的铁丝，让他钻过去。他个子又高又胖，所以行动很不方便。有一次，我听到衣服撕破的声音，我说不好了，你别动了，结果一看裤子还是剐了个口子。等他钻过去以后，我们再把自行车从铁丝网上面递过去。有时遇到礼拜天，老邓说大家辛苦了，我带你们出去玩吧。我们说好啊，怎么玩儿？他说看京剧，他也爱看足球。我们十个人左右就到人民剧场，他买票。我们说老邓当然你请客了，你的工资比我们高，他说没问题。看完京剧他说怎么样，肚子饿了吧？就拉我们到西四的砂锅居，他说咱们从猪头吃到猪尾巴。我们说好啊，真就吃了个不亦乐乎。
竺家亨说，开始时工作找不着头绪，我们提醒老邓，你问问苏联专家我们怎么开展工作。他也曾经通过翻译一起到苏联专家那儿去，当时中苏关系大概已经不太好了，反正到苏联专家那儿问，都没有得到什么回答你的。专家总是说你们不要着急，指定你们学几本书，你们把这些书念完以后，再开展工作。当时我们很生气，我们四年大学下来，也是念十几本书，你现在让我们念十几本书，等于又要四五年。老邓就跟我们商量，大家能不能利用自己学到的知识先开展一些与核武器有关的初步研究，比如作一些结构方面的考虑，怎么超临界，中子怎么输送，反应前怎么压缩。能不能在这些方面先有些考虑和准备，这样我们就一边学习，一边开展工作。那时候苏联专家也会来检查的，他们说了好几次了，你们要好好学习，不要考虑怎么做。所以老邓就给我们布置，白天桌子上放一些教科书，把苏联专家指定的那几本书放在桌子上。而笔记本和我们计算出来的一些东西，等苏联专家来的时候赶紧收到抽屉里。学到一定时候就碰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临界质量怎么估算，原子弹设计什么是关键问题？有一次我们提醒老邓，看看专家的书架上有些什么东西，有些什么书，有些什么资料。有一次专家没在办公室，门开着，他就到书架上看有些什么书，回来后赶紧告诉我们。那个时候风气确实比较好，因为碰到的问题都是新的，不论领导还是群众，大家都没有条条框框的限制，不是说哪个领导对这个问题已经很清楚了，他是权威得听他的。老邓经常强调，在学术问题上人人平等，不管你是大学生也好，专家也好，只要有道理就可以说服别人。有时我们为了某个数据到底是对还是错，争得面红耳赤。而邓稼先他就有这个优点，他能把这些人磨合得很好。有时随便走在路上，就把你拉住了，某某你这个问题做得怎么样了？还要努力啊。所以大家都觉得，领导同我们那么融洽，对我们那么好，我们也要卖力，再不卖力也对不起他，他交代什么事情，大家都愿意做。

16.一到紧张的时候手就抖(6)

朱建士说，当时的客观条件也决定你非民主不可。为什么呢，开始谁都不懂，虽然有的水平高有的水平低。所以许多问题讨论的时候，就必然让大家去讲。当时谁都没有干过，真正开始干过的还是下面的人。第一线动手干的人，当然发言权就比较多，所以他就有机会充分地讲。与专家争论印象比较深的，是关于调研弹缩性怎么走向的问题。我和王志孝调研以后是这么走上去，这确实是从国外文献上看到的，不是我们创造的。一讲完以后，底下几乎一致的意见说你怎么往上翘，应该是平的。我当时第一感觉就是咱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处于国内前沿了，因为国内很有名的专家都还是抱固有的看法的。这种看法对于一般的纯粹的弹缩性力学是适用的，但是我们现在面对的是在高压底下，边上没法挤出去的情况下，压挤的过程中间流体力学的作用是主要的，静水压力是主要的，然后那些偏压是加上去的，它应该是往上翘的。经过我们解释后，老专家们至少是没有再说我们是胡说八道的了。再加上这些老科学家确实作风好，像老邓，老周——周光召先生，像彭桓武先生，都很能发挥大家的作用。这是一个学术民主的问题。开始我们正好是1958年搞大跃进出来的人，什么人都不怕，什么人都敢争，不同意都可以争。那时候气氛很好。到后来专家多了以后，后期我们参加汇的机会就很少了。我们谈意见谈的就比较少了，有相当的一段时间只向组长汇，组长再往上一级一级地汇。我个人觉得这也是长期没有解决好的一个问题，很多问题都容易卡在缺乏充分的畅达的沟通上。说到邓稼先，那是一个非常负责非常认真又非常平易近人的人。但要讲帅才，恰巧是他的缺点。他能团结人，但是真正能帅，能把大家的工作指到点子上，周光召、于敏要比他强，这方面不是他的特长。但是他确实能调动你的积极性，真正发挥大家的作用。“文革”期间确实有些人闹情绪不愿意干，他就是拍肩膀劝大家去干。九所的同志说就怕老邓拍肩膀，一拍肩膀就是让你干活，你又不好意思不干。这个不好意思不干，确实不完全因为他是所长，大家觉得他都来求你你能不干吗？他是个好人，并且这个事情也确实是该干的。他特别老实，担子又这么重，所以一到紧张的时候他真的沉不住，压力太大啊。以前有文艺作品把老邓说得如何临危不惧镇静自如，这恰好不是老邓。他是一到紧张的时候就要慌，就手发抖。

17.苏联人终于摊了牌(1)

　　躲在工棚里做出中子源——李觉抓大事，吴际霖细心，郭英会精明—— 朱光亚从两边兼顾到一头扎进九局——233名专家全部撤走，30个核项目有23个没有完成协定义务—— “给了我们，这个帐是很难还的”——爆炸计划推迟到1964年—— 康生嫌太晚，毛主席说，你去当二机部长吧
有一天，王方定出去办事，在大院里走到20号楼门口，正好碰到钱三强出来。钱三强说，来，我跟你说句话，现在有件重要的事情要做，要搞这个东西。事后，王方定才知道钱三强所说的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原子弹里的中子源。钱三强说，我们需要一个搞化学的搞武器，找谁来做这个工作呢？除了你，另外几个都是女同志，所以我们考虑你去比较合适一点，你愿不愿意去？王方定当即就答应了：钱所长说的，没问题，我愿意去。因为在这之前不几天，刘允斌也跟他说起过这件事。钱三强听了很高兴，说我知道你肯定会这么讲的。这样吧，你过几天再到我办公室来。
王方定说，过几天钱先生打电话要我去，拿一张纸写上：吴际霖同志，介绍王方定到九局工作。我就拿着，跑到部大楼到。我分去之后，和王贻仁跟着邓稼先一起跑东安市场，跑旧书店，到处去买专业书。苏联专家不是要我们读那些书嘛。我负责化学方面的书，我们把一些旧书通通搜集起来。中午在王府井吃馄饨。不久胡仁宇回来探亲，也被九局留在北京了，本来他念完就是副博士，可是他没有念完。所以他没有副博士头衔，后来评级还比我低一级。胡仁宇回来以后，我们这边就成立了一个室，把赖祖武从复旦调来了。赖祖武是第一副主任，胡仁宇是副主任，我们就是底下的几个组长。然后分来一些大学生，通通分到原子能所去，说他们都是原子能所的人，不敢说是九局的。连九字都不敢说，更别说原子弹了，怕泄密。钱先生说，你们去作裂变产物的分析。每天早上起来，练一个小时的俄语，还派了一个俄语教师来教，准备接受苏联的援助。后来专家就来了，不久中苏关系开始紧张，但我们还不清楚。苏联专家曾经开过一个单子，做什么做什么，其中化学的开了三四条。我拿回一看，发现有些问题，我跑去问他。因为经常去找他，约了以后就可以问他。我说，你给我们开的这几个项目都是爆炸以后要做的工作，希望你告诉我们，爆炸之前我们化学方面应该做些什么？他说，爆炸之前该做什么，要由你们自己的科学领导人来告诉你们。这就封了口，没法再做下去了。实际上他开这些单子，也是钱先生叫我们爆炸以后做的这些工作。我估计他知道中国科学家的水平，爆炸以后该做什么还是有底的。可爆炸之前化学该干什么？他就是不说。当时我们非常希望有一个中国的科学领导人赶紧来，这样的话咱们就可以把工作做起来了。有一次我回九局去，郭英会看见我，说王方定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朱光亚调来了。那时候朱主任调来，可是秘密得不得了哇，原子能所的人都不知道。
苏联在1959年6月20日写信说无限期推迟提交原先谈好的原子弹样品和技术资料之后，二机部调整了以前的一些部署，立足于自力更生研制原子弹，研究的方向也随之做了一些变动。王方定领导的化学组，研究重点由对爆炸后的烟云样品分析转为研制原子弹的点火装置。
原子弹的点火装置也叫点火中子源。点火中子源是核武器的关键部件之一。核武器爆炸时，需要在裂变材料到达超临界状态的一定时刻注入点火中子，从而引起剧烈的链式反应，也就是使裂变材料燃烧起来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当时有三条研制中子源的技术路线，其中一条路线的带头人是王方定，研制的地点在原子能研究所。王方定说，有许多东西我都是跟杨承宗先生学来的。做试验的时候，做着做着我回头一看，杨先生他在后边看着你做呢。有时候你看文献，看到法文的文献，他就帮你翻成英文，比翻成中文还快。记得我们刚到原子能所时学习陈伯达的讲话，陈伯达在科学院专门给我们这些新分来的人作告，谈到如何正确对待老知识分子，怎么样团结老知识分子。因为我们刚刚经过思想改造，我在学校的时候竟然参与改造我们系里的教授，开会去批判他们。来所之后把这种极左思想扭了过来，这一扭就剩下害怕成分了。不过杨承宗先生挺好，他不怎么训人。老实说我有一点没学到杨先生，我就是爱训人。而且我觉得训人工作进展快。

17.苏联人终于摊了牌(2)

有一次，钱三强把王方定叫到办公室，交给他几个装有一点镭-D的石英瓶子。这是钱三强十几年前从法国居里实验室带回来的。因为镭-D的半衰期是22年，所以瓶子里的镭-D半数以上还存活着，约有几个居里。王方定说，那时候我觉得他办公室好大，那几个石英瓶子，大概像个小梨形的小瓶子，上面是磨口塞盖着的，里边黑乎乎的。他说这东西从法国带回来，做钋的原料，保留很久了，现在终于得到了它最好的用途了。他挺高兴。要做中子源了，所里成立了一个出中子委员会，何泽慧先生是委员，我们在原子能所这几个人就由何先生管。因为保密，其他人不管我们，业务方面经常向何先生汇。在这之前领导交代下来，要我用钋做中子源，原子能所没有这种老式的放射性的东西，我就跑到高能所，从一堆垃圾里面找出来了。等衰变以后，得出钋-210，我在高能所试验室里就把它提出来了，后来钱先生给了这么大的中子源，晚上都发荧光，挺可爱的。但钱先生带回来的这个中子源做最后的东西是不行的，还要到反应堆里去生产。钱先生带回来的只有几个居里，中子源用的要比这个大上百倍，必须在反应堆里做。我刚刚不是说做钋源吗？钱先生给我五瓶，但你不能把它放到炸药里面去，它还有杂质，你必须把它精炼出来做成很小的东西。这是理论设计要用的，在平常的情况下它不能出中子,也不能发生别的化学变化。所以一定要把它保护好，一点不许露出来，而且要把它尽量和出中子的氢金属放在一起。有的同志因为东西泄漏出来，而住了医院，我记得一位从苏联回来的同志，叫郭高平，他曾一不小心把东西泄漏出来。受放射性污染,人送进医院,从苏联回来穿的高级衣服也锁在箱子里，不敢再动了。钱先生说你们要学居里夫人，她就是在一个很破的工棚里面，做出了镭，得了诺贝尔奖。我们做强放射性试验用的工棚是完全按钱先生的思想搭起来的。外头不起眼不要紧，里头要高标准，五面刷油漆，地板铺着橡皮板。我们躲在那个地方做起中子源来了。那时原子能所的化学顾问扎卡卢毕还在，他就问刘允斌，刘允斌后来告诉我的——他说那个扎卡卢毕问我，你们这几个人怎么不在这边待着，成天往那边跑干什么？我就跟他说，甭管他们，不管他们干什么去了，别管。实际上刘允斌已经知道我们在干中子源了，对苏联专家就已经保密了。至于以后为什么拿王方定这个名字来做小组的名字，那完全是为了总结、为了宣传才这么叫的。
1949年6月，朱光亚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在25岁那年获得了物理学博士学位。1950年2月，朱光亚拒绝了美国经济合作总署（ECA）的旅费救济，抢在美国对华实行全面封锁之前，于2月27日踏上了归国路程。许慧君说，我是1948年去的，在国内时受家庭影响，思想倾向于进步，我弟弟就是地下党，在上海坐过牢。到美国后，我也常常参加学生会的活动，也就是在那里和朱光亚谈上了恋爱。朱光亚早就决定要回国了，在他博士学位还没拿到之前，就已经做准备了。我们一起商量，他先回去，因为我还得过一段时间才能拿到学位，稍后再动身。所以，他2月份拿到学位之后，随即就动身了。走之前，他和其他人写了《致全美中国留学生的一封公开信》，当时有52个人签名，我记得是在密歇根大学里边起草边讨论的。这之后，我的学位一到手，也在6月份上船回国，在船上听到朝鲜战争爆发的消息，心想再晚一些，很可能就回不来了。
1950年3月，朱光亚被安排在北京大学物理系教光学兼普通物理。1952年4月，朱光亚穿上志愿军军装，和其他学者专家一起从北京秘密出发，跨过了鸭绿江。一路上，战火纷飞，他们乘坐的苏制敞篷大卡车在沿途要不停地躲避敌机轰炸，这使他又不禁记起了当年在西南联大躲避日寇飞机轰炸的情景，他那时还常常背着自己的师母（吴大猷夫人）跑警，华罗庚教授有一次在城墙根就被轰炸得埋在里面，大家七手八脚才把他扒拉出来。多少年来，中国人被西方列强百般欺凌，挨日本鬼子的枪炮，受美国人的轰炸封锁，朱光亚自己就有亲身体验。在志愿军谈判代表团和美军进行较量的无数个场合，朱光亚作为翻译，亲眼看到了美国人做出的包括使用原子弹的威胁恫吓，也清楚核物理学家王淦昌他们在朝鲜战场上检测美国人是否在此使用了原子武器的情况。也就在与美国人面对面的较量中，他学会了抽烟和吐烟圈儿。

17.苏联人终于摊了牌(3)

1957年，朱光亚秘密调入原子能研究所，从事中子物理和反应堆方面的研究。1959年底，朱光亚调到九所任副所长，担任核武器研究所的技术负责人，开始了真正的原子弹秘密历程。当时，胡干达是九所的秘书，除了为其他几位领导服务，也还要负责朱光亚平时的生活和安全。
胡干达说，我们刚分配到二机部的时候，宋任穷在欢迎会上给我们讲了一个例子，他说我下去检查工作，领导干部给我汇，我不听成绩，就看有什么问题。他有个观点，就是作为一个单位的领导干部，如果连你这个单位出现什么问题你都讲不出来，证明你还没有发现问题。我一想是很有道理的，宋任穷这个人很有政治头脑。后来我分到九局，开始大概几十个人，郭英会给我们讲了讲，他说我过去在中南海工作，给周总理当过军事秘书。我们这个单位保密比中南海还严，但工作性质他没有讲。不过我们从一开始进这个单位，心里就大致知道它的分量。后来明确我当秘书，几个领导都得服务，工作非常紧张。当时人比较少，单位又很重要，领导要求是很严的。郭英会很严，布置工作要限制时间完成，而且他要检查。比如开完会以后，他归纳一下马上要把开会的内容整理成简，他在办公室等着，你就去整理。整理完以后，他拿去看，改完以后你拿去打字，他才回去吃饭。如果需要送到部里的话，还要开车送到部里。郭英会这个人很精干，性子很急，我们两个秘书经常受批评，但在他手下工作确实受锻炼。每天晚上我养成这么一个习惯，脑子里要演一遍电影，回顾一下，有没有疏漏的地方。有一次，郭英会说你把纸和笔拿来，我有个东西你记一下，拿回去整理。我到他办公室，他口述，很详细，连段落标点符号都讲得很清楚，让你回去整理，什么时候交来。时间是很紧的。其中说到按照二机部用人条件，要求各个单位物色合适人选。这“物色”两个字我一时想不起来，就改成了“挑选”。挑选跟物色意思差不多吧，如果是一般的领导干部，也就过去了。但郭英会用红铅笔把“挑选”两个字勾掉，改成“物色”，我一看，感到这个人工作确实很精细。我们还有一个学术秘书，叫张开山。他有一次写了一封介绍信，到外边联系工作，郭英会把落款日期写错都看出来了。平常科研室的人向他汇工作，啰嗦是不行的。
胡干达说，那时九所的行政领导是李觉为核心，吴际霖和郭英会是他的左右手。李觉善于抓大事，吴际霖经常起着一个大管家的作用，特点是细心、谨慎，他不像郭英会那么急躁。郭英会是部队型的，部队团政委下来的，工作抓得有步骤、有检查。吴际霖当时的担子很重，他还是九局的临时党委书记。他侧重抓组织管理，包括机构怎么设置、怎么运行。那时三个机构一块牌子，青海金银滩叫前方，北京九所叫后方。因为金银滩海拔三千二百多米，生活条件恶劣，技术干部调来以后马上去那里是很困难的，所以，在北京西北郊搞了一摊，技术干部来了有一个落脚的地方，可以先做一些科研生产的前期工作，以及技术性的工作，这些具体工作都是吴际霖、郭英会抓。像室主任一级的人调来的时候，吴际霖都要亲自到招待所去看，李觉也去看，这种作用是很好的。包括一些老的技术工人他们也都要去看，干部部门给我们说今天到了多少人，我们要及时汇给领导，领导去看他们大部分是晚上。院里人才济济，王淦昌侧重实验物理，彭桓武侧重抓理论部，郭永怀侧重抓工程，朱光亚是科研方面抓总的一个人，大家协作配合，运转得很好。王淦昌先生说我们在九院这个地方工作，感到科研环境比科学院还要好，对我们很信任。领导干部之间很融洽，大家对李觉很尊重，专家分工也很明确，专家跟党政干部的关系也很融洽，对李觉、吴际霖、郭英会评价都很高，认为这种领导干部，这种精神很难得、很可贵。为了保证科研时间，院领导开完会之后，直接给几个大专家传达。不让他们专门抽出时间读纸，不搞这些形式主义。苏联专家想知道一些情况，院领导亲自出面沟通。

17.苏联人终于摊了牌(4)

胡光达说，朱光亚是1959年底来的。苏联专家来了以后，发现吴际霖是行政干部，就提出我是搞技术的，你要给我挑一个对等的人。这样给刘杰汇以后，通过钱三强推荐了朱光亚。朱光亚当时比较年轻，原子能研究院不愿意放，我听李觉他们议论，可以到九院工作，但是关系先不要转，原子能所方面的工作朱光亚还兼顾一点。按照方案，一家工作三天。为了有连续性，星期一早晨我们派车，把朱光亚接到院里来工作，星期三晚上送回去。朱先生来了以后也是白天黑夜地干，星期三根本回不去，有时候星期五回去，有时候星期六回去，原子能所一看，干脆关系也转过去算了。朱先生刚来的时候，郭英会叫我给他安排好生活，郭英会交代说，你就跟朱先生住在一块。吴际霖把我叫过去，说新到一个领导同志，副所长朱光亚，我说我都安排好了。九院有个好传统，学术思想比较活跃，刚毕业的大学生可以跟大专家争论。那时候经常要讨论问题，天天谈到很晚，有时太晚了，我还得催。每天是朱先生先睡下以后我才能睡。为了不影响他休息，他起来以后我才能起来。他的习惯是睡得很晚，起得也相对晚一点儿，我过去的习惯是早起早睡，现在我只好服从朱先生的生活节奏了。有段时间跟朱先生住在一块儿，因为每天时间很紧张，我给他把洗脸水弄好以后就睡觉，住了相当长的时间没有说过话。后来因为北京经常刮风，有两天我没有擦桌子，朱先生说桌子上怎么有那么多土啊？因为朱先生很爱干净。我就解释了一下，说这两天比较忙。他很和气很婉转地说，擦这个桌子的时间可能还是会有的。所以我后来经常要擦一到两遍。冬天的时候我看见他穿一件志愿军的棉服，我就问，朱先生你是不是到朝鲜参加过志愿军？他就给我讲那段时间的事情。他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停战谈判，主要负责秘书处的英文翻译。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决定自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与此同时，苏联政府在对待中印边境战争问题以及台海紧张局势问题上批评中国，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中国代表团公开进行指责，把中苏两党关系的恶化，扩大到了国家关系上。
中国人明白，所谓兄弟般的关系已经就此结束，而指望别人的施舍来铸造核盾牌如今更无可能。
事实上，撤退专家在苏联的照会未到之前便已开始行动了。在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的苏联专家为数很少，但撤得最早。6月上旬，几位苏联专家同时提出要回国避暑，从此却一去不复返。7月6日，在北京核工程设计院工作的8名专家聘请合同尚未到期，也奉命提前回国。7月8日，正在兰州铀浓缩厂现场负责安装工作的5名专家突然奉命离开。在这个厂工作的设计、安装、生产工艺专家接踵离去，8月3日全部撤完。到8月23日，在核工业系统的233名苏联专家，全部撤走回国。与此同时，设备材料的供应也随即停止。至此，苏联单方面全部撕毁了两国政府间签订的关于援助中国建设原子能工业的协定和合同。
苏联毁约停援，给中国核工业建设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和巨大的困难。按照中苏协定，苏联应援助中国建设30个核工程项目。但是有23个项目（包括全部工业项目）都没有完成协定义务。由于苏联撤走专家，停止设备材料的供应，有9个工业项目被迫停工，成了半拉子工程。其他一些即将建成的工业项目或者缺少某些配套的设备仪表，或者缺少某些图纸资料，推迟了建成投产时间。在工程设计方面，已经完成或基本完成的16个项目中，还存在文件资料不完整、技术存疑、图纸差错等多方面问题。特别是还有14个工程项目的设计完成很少，而中国设计人员对其中许多核心技术尚未掌握，必须从头做起，难度很大。设备、仪表、材料供货方面存在的问题也很多。据统计，在30个项目中，已经供完或基本供完的有13项，只供应了一部分的有16个项目，有一个项目完全未供货。特别是一些关键设备和新技术材料未到货，致使一些工程无法形成生产力，迫使中国不得不组织力量从头研制生产。

17.苏联人终于摊了牌(5)

在兰州铀浓缩厂，总工程师哈里东诺夫于7月27日从北京接受指示后回到工厂，随即召开各组长和各专业专家的会议，当天下午便向王介福提出奉命回国的问题。第二天下午，苏联大使馆经济联络处党委副书记巴特拉舍夫和工作人员莫洛托夫也赶到铀浓缩厂，当晚召开全体专家紧急会议，次日一上班，专家普遍表现沉默，只是各自埋头清理资料，焚烧保密本。
但是，这种沉默并没有保持多久，当天下午至第三天，专家即纷纷下车间告别，把这当作一件不愉快的消息告诉中国同行，普遍表示突然，认为工作没做完，没到期就走，很惋惜，很遗憾。他们也希望继续工作，不愿离开，但没有办法，要听从命令，叫走就走，不像你们，我们不讲群众路线，没有讨论余地。总工程师若尔尼斯基找到主车间工艺组长华戈旦说，我们的上级把我派来，现在又突然把我调回去，好像上帝在安排我一样。但我不相信上帝，很遗憾，不知这是怎么一回事，只有我们的最高领导才知道。过去都是按计划办事，早知道这样，培训工作是可以赶一赶的。现在回去了，但心的一半还在这里。机械师卡夫里京，仪表调整专家米哈依林，生产专家副组长阿布金等人在向工厂讲解了有关问题之后，向大家告别说，我们奉命要走了，但工作还没有完成，走的时候没有来的时候愉快，没有看到机器正式运转就离开，很遗憾。在工厂举行的两次饯别宴会上，大家频频为友谊干杯，在宴会完了送别时，不少专家夫人都流了泪。
刘杰说，苏联毁约撤人，其实我们也早有预料。1960年4月，扎吉江任期满了，他们让他回去，他和我们一起工作生活了三年，出主意，想办法，来来回回奔波忙碌，有情有义，也有功。他夫人是跳芭蕾的，儿子是搞导弹的。扎吉江走时我和陈毅副总理、宋任穷部长都去机场为他送行，我们一再对他表示敬意和谢意，他也很激动，很动感情，对我们说，中国人的格瓦拉（脑袋）是很聪明的，你们很早就有过四大发明，你们一定会成功。只要有人，有科学技术力量，苏联没有援助的东西，你们自己可以搞出来，那些东西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所以，从扎吉江的走我们就感觉到，苏联可能很快就要摊牌了。果然，没过多久，事情就发生了。但是，不管赫鲁晓夫的态度怎么样，这些专家绝大部分对中国都是非常友好的，有的专家日日夜夜人对人地进行指导，他们也认为赫鲁晓夫这种措施是错误的，他们怎么忍心把这个工作弄了半截就走呢。临走的时候我们都依依惜别来欢送他们。当然这里边也有少数专家不大友好，有些本应给我们的资料也不给了，又装进包里带回去了。有的专家讲，这是对你们毁灭性的打击，我们走了以后，你们就处于技术的真空，以后你们就该卖废铜烂铁了。有的说离开我们，估计20年后你们也搞不出原子弹。那个时候带来的问题确实是严重的，绝大部分工厂没一个完整地完成了设计，让人感到摸不着头脑，困难很大。我记得邓小平同志在苏联谈判时说过，我们决不做父子党，父子国，即使你们撤退专家，给我们造成工业建设的困难，外贸上的困难，使得我们必须重新来搞计划，但是我们下决心来吞掉这个后果，我们要用自己的双手来建设我们的国家。苏联公然毁约后，毛主席在北戴河听取了李富春同志汇，主席说，我们的尖端技术要抓紧，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很好，给了我们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所幸的是，由于中国在此之前已经尽力做了一些应变准备，所以后来面对专家撤出和设备停止供应的困难，尚未造成更大的混乱和停顿。但不可避免的是，中国人要想按原先设想的于1962年爆炸原子弹的计划，已无任何实现的可能了。
宋任穷说，1960年初，周总理领着一些部长在广州学习政治经济学。学习结束后，毛主席约见我们几个部长，康生也去了。康生一见我，就谈起了什么时候能够爆炸原子弹的问题。我说，苏联原来答应给我们的原子弹样品和资料现在不给了，我们部党组经过再三研究，估计即使尽到最大努力，爆炸时间也得推迟到1964年。康生听了，摇头说，1964年爆炸太迟了，还是应该1962年爆炸。我当时的心里实际上是有些恼火的，因为他没分管这方面的工作，不了解，也不懂，要放在平时这样随便说说倒也无妨，但你现在偏偏当着毛主席的面说，要是毛主席点头了，就会成为一种决策，但我们实际上又绝对办不到，那该怎么办？所以我就一再坚持说，1962年爆炸是根本不可能的。康生讲了半天，毛主席一直没有表示，最后只讲了一句话：康生，你去当二机部长吧。康生一听势头不对，再也不吭声了。

18.叫你来是搞原子弹的(1)

　　 “就是要有动力，要憋着一口气产生动力” ——“世界上最重的东西，莫过于责任”—— 刘杰接过重担——王淦昌隐姓埋名——杜布纳人心思归—— 曹本熹痛失爱女—— 程开甲出了口气—— 彭桓武“搞不清”自己的角色——大宅门口的石狮子，作用大着哩
苏联人走了，九局原本为苏联原子弹样品所盖的仓库，派了新的用场。1960年初，九所的一百多名干部坐在这间仓库的空地上，听宋任穷部长给他们作自力更生的告。
朱建士说，苏联不帮助我们了，我们就要自己干，领导不是说要发奋图强嘛，把发奋的“奋”改成愤怒的“愤”，这个时候大家都憋着一口气。因为我们是搞流体力学的，那个时候基本上是三班倒，做了一些原子弹总体力学计算的预备工作。有一天晚上宋任穷部长来看我们，他问我们是学什么专业的，我们说是学空气动力学的。宋部长说，是啊，就是要有动力啊，要憋着一口气产生动力。
宋任穷把大家的劲头鼓起来了，他自己也准备彻底甩开洋拐杖，和大家一起搞出中国自己的原子弹来，但就在此时，中央却做出决定，让他离开二机部，去外地任职。
刘杰说，正是在这个时候，宋任穷同志对我讲，他的工作要调动，调到东北局做书记，那时中央重设大区，让他做东北局书记。我一听这话，就觉得非常的突然啊。二机部机关自1956年迁入三里河办公楼，我们俩始终合用2楼4号房间，我们办公在这里，部党组开会也在这里，既是办公室，也是会议室。这么做不是由于办公用房紧张，而是有利于商量、研究工作，有利于我们之间和党组之间的团结合作。另外，我们对面办公也是勤俭办一切事业精神的一个行动。正因为我们长期在一个长桌办公，思想、感情经常沟通，彼此都很熟悉，所以我就对他说，现在这个时候调你走，你是不是可以再说一说不要走啊。
宋任穷说，我那时候其实是不愿离开二机部，不愿到东北局去当那个第一书记的。我走的时候向聂总、贺龙元帅和罗瑞卿同志说，我说我搞那个事情不行，我对这个有感情了，还是干原子能事业吧。他们当时也是希望我不要走。最后我又去书记处找彭真和邓小平，小平同志给我说，毛主席已经定了，不要再提了，我们不能提，你也不要再提了。那时总理问我，你走了以后，这二机部的工作由谁来接替你，是不是还从军队找一个人？我说军队里如果有合适的人的话可以，如果一时找不到合适人选，由刘杰同志接任部长也是可以的。后来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也认为刘杰接替我的工作合适。我回去之后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刘杰，并对他讲，回头周总理还要专门同他谈话的。
刘杰后来见到周恩来的时候，周恩来面容严肃地对他说，现在宋任穷同志要调走，这个原子能事业确实很重要，毛主席也同意让你来担任这个部长，负这个责任。刘杰说，当时我提出来，责任很重大，恰好又是宋部长要调走，苏联停止了援助，这样一个局面牵扯到我们国家的战略利益，这么重大的任务，以我的资历和我的工作能力恐怕是很难胜任的。总理说，对你，中央是了解的，信任的，毛主席已经批准，就这样定了。当时面临苏联撤人毁约，整个原子能事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状况，我们的损失有多大，应该怎么办，确实是摸不着底的，所以心情压力很大。但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就是应该很沉着地来应付这个局面。我们首先起草了一个电，发给所有的厂、矿和研究单位。首先一个意思是说，现在苏联撤退了专家，虽然造成了很大困难，但这反过来对我们也是个很大的促进，我们要自力更生。第二点就是由过去的苏方为主转到了以我们自己为主，假如第一个是认识上的转变，那么第二个就是组织上的转变。就是依靠我们自己的专家，自己当家做主，许多人员的调配组织，都得自己来建设。中心的问题就是充分发挥我们的人力，不要浪费时间，下边再有若干的措施，特别是一些科学技术人员，免去他们的事务性工作，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这个电发下去之后，后来才知道在当时不仅仅是稳定了局面，而且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开始。在这个前提下，有几步工作，第一是摸清情况，站稳脚跟。第二是调集科学技术人员，第三是组织大协作。在这个基础上，紧跟着提出来，我们要自力更生过技术关，质量第一，安全第一。这其中最关键的就是集中人才力量。钱三强同志最大的一个功绩，就是在原子能研究所培养了一批青年人才，在以后推荐人的时候他是最了解情况的。当时就是要集中全国最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前前后后调来一大批的专家，这些专家都有自己的专业和特长，比如王淦昌先生发现了反西格玛粒子，那在世界上是很轰动的。彭桓武是搞理论物理的。我请王淦昌和彭桓武来我的办公室，请他们考虑参加原子弹研制的领导工作。王淦昌停了一下，说愿以身许国，彭桓武也讲，没意见。最后让他们三天之内到。为大力展开协作，我和钱三强、张劲夫商量，专门成立了一个新技术局，有计委，还有科委的人，有刘西尧、范木汉等同志参加，专门管协作。另一方面，我们把工厂一个一个排开，采取了一种特殊的办法，就是让研究所设计一些装置，根据他设计的大体框架把装置做出来，然后在这个装置里进行测试，寻找数据。因为我们这时候没有别的办法，只能依靠自己摸索着去干了。

18.叫你来是搞原子弹的(2)

宋任穷说，到9月份的时候，我要去东北了，临走前刘杰说吃顿饭吧，我说免了。后来，王鹤寿同志个人花钱，在北京饭店请我吃了一顿饭。
宋任穷动身前往东北的时候，邓小平和彭真去给他送行，刘杰也参加了。小平同志在那里对刘杰说，现在宋任穷同志要走了，这个任务就由你来承担，你的责任确实重大，你要勇敢地担当起来。彭真同志也说，你要担当起来，有困难就叫，你这个人不好叫，你要特别注意这一点。当时的情况下，我感觉到压力确实是很大的。但也觉得既然决定了，就义不容辞。我也深深地感觉到，世界上最重的东西，莫过于责任啊。
从1960年春开始，全国为二机部九所选调的科研人员陆续到位。这时候，已经有基本上一直从事核科学研究的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朱光亚、何泽慧、赵忠尧、邓稼先、朱洪元、杨澄中、杨承宗、戴传曾等；有中美日内瓦大使级会谈开始后陆续从美国和西欧归国的张文裕、汪德昭、王承书、李整武、谢家麟等；还有原来分散在各高校工作的朱光亚、胡济民、虞福春、卢鹤绂、程开甲、吴征铠、周光召，以及陈能宽、姜圣阶、曹本熹、汪德熙、陈国珍、黄祖洽、于敏、秦元勋，等等。在这些科学家的带领和培养下，一支比以往强大得多的科研力量正在逐步形成，这一人才资源在不久后的攻关中便日渐显露出巨大的作用来。
王淦昌1934年在德国柏林大学获物理学博士学位，曾与后来的诺贝尔奖得主梅特纳共过事。1956年，他进入杜布纳联合核研究所，从1959年到1960年底返回前，他担任这个所的副所长，并在此期间和另两名同事发现了反西格玛超子，蜚声中外。虽然他的个人志向是研究基本粒子物理学，但国家却需要他转变研究方向，并且要求王淦昌绝对保密，要长期隐姓埋名，不得告诉任何人，包括自己的父母妻子。从1961年4月3日起，王淦昌更名为王京。别人向他老伴打听王淦昌哪里去了，他老伴回答说到信箱里去了，因为她只知道一个信箱代号。
王德基说，我父亲去了哪里我们全家都不知道，也再没见过他，他的名字也改了，叫王京。那时候我和父亲通信，他就是用的这个名字，所以我妈妈说，你爸爸调到信筒里了。
从杜布纳回国的还有周光召、何祚庥、吕敏等人。何祚庥说，1960年9月，钱三强去了莫斯科，作为中方学术的总代表参加杜布纳学术委员会。在钱三强来以前，我们已经多次谈到了中苏关系问题。苏方撤退了专家，看来中国缺人，我们在这搞点粒子物理又怎样呢，只不过是可以写点论文，但这点东西的用处离国家的建设还是比较远的，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回去？我们就起草了一个告，意思是要求回国一起干。告写好搁了一两天，钱三强来开会，就找钱三强说了我们的意思。那时候怕失密，告本身没留底稿，看完就毁掉了。正好晚上刘杰打长途电话给钱三强商量有关的事情，钱三强就在电话里汇了这件事，刘杰说很好，就这样大体定下来了。我和吕敏回去不成问题，因为本来就是核工业部管的。但周光召当时是北京大学的讲师，他能不能从北大调过去是一个问题，再一个更大的问题是，按当时的政治条件，周光召的社会关系非常之复杂，他家里有人在台湾，以前他出国来杜布纳就没通过审查，当时还是钱三强跟彭桓武两个人极力为他争取通过的，因为他只不过是作点粒子物理的研究嘛。现在要调去核武器研制部门，钱三强问我，周光召这个事怎么样？我说这个事情照我看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但是这种事情我们说不上话，我们太年轻了。问周光召的业务能力怎么样？我说极强极好，他点了点头回去了。当时我们就那么点儿人，一开始觉得有这些人就可以开始搞原子弹了。等到真正搞起来才发现，这个摊子规模之大、人员之多，远远超过我们最初的想象。
1963年1月初，曹本熹从石油部来二机部到后，在核工业领域内领导了铀、钚、锂、氘、氚的化学研究和生产试制任务，并且研制成功了用氟将二氧化铀氟化为四氟化铀、将四氟化铀氟化为六氟化铀、将六氟化铀还原为四氟化铀的三个流态化。白文治说，曹本熹的女儿曹瑛在清华大学二年级读书，儿子曹珏在一○一中学初三读书，全家生活安宁稳定。不料到了1963年初冬，他夫人魏娱之告诉我，女儿曹瑛突然病了，住进北医三院，诊断是白血病。我大吃一惊，几乎难以置信，我立即请局里的卫生防护处李毅民处长和李学群大夫同我一起赶到北医三院，首先我们到病房去看曹瑛，看她精神状态还好，我们就下来到医务处，了解一下诊断的情况。他们介绍诊断结果是白血病，我问会不会不是白血病，有没有误诊的可能啊？他们说没有误诊的可能，确实是白血病。我在失望之中，几乎失去控制，只好委托北医三院多予照料。当时曹本熹在北京的技术攻关已全部通过验收，他到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执行生产任务去了。晚上魏娱之也来了，我打电话通知曹本熹回来，叫他交代交代工作，把工作安排好，先回来，需要他回来汇。我没有说他女儿病了。他回来之后，只呆了一个月，又走了，因为那边工作实在离不开他。白血病的医疗费用很大，女儿住进协和医院治疗，后来又重新回到家里。当时的办法就是输血，输了好几次血，而输血是要花钱的。当时清华大学的学生都是自费，曹瑛当然也不能例外。我见到曹本熹跟他讲，准备给他补助。我曾几次同曹本熹说，女儿的医疗费用，公家可以补助。曹本熹答复说，我还有一点积蓄，现在不需要，等到需要时再开口。后来我才得知，他为了给女儿治病，花光了家里多年的积蓄，却仍无法挽救爱女的生命。协和医院医生提出希望能在他女儿去世后，进行尸体解剖，以便对白血病进行研究。曹本熹和夫人魏娱之商量后，流着泪同意了。1965年女儿曹瑛悄悄地离开了人间，曹本熹谁也没有惊动，悄悄地打电话请协和医院来了一辆救护车，把女儿的尸体送到协和医院，贡献给医学科学研究。

18.叫你来是搞原子弹的(3)

为了加强九所核武器研制与试验的力量，从苏联人走后的不长时间里，配备了五个技术副所长，即朱光亚、郭永怀、王淦昌、彭桓武和程开甲。程开甲说，我当年从英国回来，最直接的一个原因就是共产党起来了。当时英国放映他们的军舰紫石英号由于向人民解放军挑衅而在长江上遭到炮击的新闻片，他们的目的当然是为了说明新中国多么野蛮，但我看过后，心里却激动极了。在英国地盘上，看到以往总受欺负的中国人敢于回击，第一次有一种出了口气的感觉。1960年的夏天，我正在南京大学，突然接到一个命令，让我到北京去到，我也不知道去干什么，第二天就走了。到了北京之后我找到二机部，二机部让我去九所，我也不知道找谁，一个人都找不到，没有一个认识的，因为当时是保密的。后来九所知道了我在招待所，他们派车把我接去了。当时南京大学和九所协议，我是两边兼的。南京大学不愿意放，而九所一定要。吴际霖和李觉对我讲，叫你来是搞原子弹，把我任命为九所的副所长，当时来的已经有朱光亚，还有郭永怀。他们把苏联专家讲的一套东西给我介绍了一下，朱光亚把苏联专家讲的原子弹模型给我讲了讲。但原子弹是什么样子我一无所知。我去的时候给我两种工作，一是化学爆炸，再有炸药波传递以后里边状态的变化，因为我懂这方面的状态方程式。但是炸药我一无所知，炸药从来没碰过。当时，张爱萍和郭英会、郭永怀、吴际霖几个人到八达岭，找爆炸试验用的地方，原来是工程兵三所的一个场地，叫17号工地。陈能宽主要管外面的部分，我分管里面的部分。那时并不清楚外面的炸药爆炸对里面核反应的作用。就在这个时候，我却生病了。休息了一些日子，回来以后，王淦昌、彭桓武也来了，彭桓武是研究理论的，研究核爆炸、核反应过程的理论。我对化学方面是不大懂的，所以就把这方面的工作交给了王淦昌。这个过程复杂得很，我用简单的方法来想这个问题。这也是我的一个经验，就是要善于把复杂的问题变成简单的问题。紧接着就开始拼命干了。那时候，虽然饿得人发虚，但大家都通宵达旦地拼命干，说是废寝忘食可真一点不假。记得有一次我忙了半天，从办公室走出来，看到大家正在呼呼大睡，心里就有些恼火，马上找来负责人责问。结果是我自己搞混了时间，错怪了别人。原来早已吃过了午饭，都进入了午休时间。
在九所的几位技术副所长中，彭桓武是唯一搞不清自己角色的一位。彭桓武常说，不管你是总理还是总统，我这人说话都特别随便，所以我第一不会办事，第二搞不清谁管谁。因为不是党员，所以开始他也就根本不知道苏联和中国关系怎样了。苏联专家走了以后，丢下了一个烂摊子，中国自己的专家们便顶了上来，自力更生。彭桓武形容当时的情景，说他们就像大宅门门口那两个石狮子，能辟邪，能震住，先把局面稳住了，再一起往前走。

19.龙头舞起来了(1)

　　一个很重要的数据和苏联人的技术指标不符合——算到九次结果都一样——周光召把紧箍咒摘了——彭桓武大刀阔斧抓主要矛盾——周毓麟越过计算高山——南有任越千，北有秦元勋——搞到概率就想起姜德培——11点通知，2点到——过了24年家里才知道我是搞原子弹的
洋拐杖没了，中国人只好手脚并用，跌跌撞撞往前摸索。原子弹初期的研制工作大致确定了六个大环节，而理论设计就成为这六个环节的龙头，如果原子弹的研究是一条龙的话，那么理论设计就是龙头。这是邓稼先的话。九所当时的一个要紧举措，就是在彭桓武、邓稼先和周光召的领导下，继续原子弹理论及基本结构模型方面的研究。
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是1960年4月开始的。邓稼先领着几个年轻伙伴，在四台半自动的电动计算器上进行特征线法数值计算。二十多天之后，取得了第一次计算结果。由于缺乏经验，差分网格取大了，没有体现出几何形状的特点，从中却发现了一些新的物理现象。大家分析后认为这些新问题出现是合理的，又提出了三种解决方法，为此又进行了三次计算，即第二、三、四次计算。
傅樱说，用特征线方法进行一次物质运动全过程的数值计算，工作量是十分庞大的。以中等粗细的网格来说，从启爆到碰靶，全区要分成上千个网格，每个网格点要计算很多个参量，解很多个方程。其中有三分之一个点需要算两套参数，有些网格点还要进行多次迭代，除此之外，对每个网格点还要计算1至2个检验方程。为了保证计算正确，我们还采用两人对算的做法，因此一次就要算出好几万个数据。如果算到中心，那工作量就更大了。这时，领导看到我们人手实在不够，就又从中子组临时抽调了三位同志支援。苦干了两个来月，三次计算所得结果十分接近，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数据却和苏联人讲的技术指标不符合。经过反复验证和讨论，又提出了三个重要的物理因素，建立了三个数学模型，形成了第五、六、七次计算，结果出来，和前三次的结果一样，这就促使我们进一步怀疑原数据的正确性。清晰的物理图像，多次重复的数据，都说明我们的计算不容置疑，但是我们却缺乏理论上的论证，没有足够的论据来否定苏联专家所讲的那个指标。这就再次引发了我们之间的激烈争论。这时搞方程的同志提供了重要的依据，我们又不厌其烦地进行了第八、九次计算，结果自然一样。1961年中，周光召调来，出任理论部第一副主任，他仔细分析了九次计算结果，利用我们在大学都学过的最大功原理，从理论上证明苏联数据出现的不可能。同时，部分数学专业的同志在周敏麟指导下，编出了第一个反应前的总体程序，进行了九组模拟计算，所得结果都与手算结果很接近，误差在5%左右。一次偶然的机会，在某个时刻的打印纸带上出现了苏联专家曾提到过的数据，我们一下子便明白了：哦，原来如此！这个数据是在用人为粘性处理冲击波时，在振动收敛过程中偶然出现的波峰值，其实是一个应该被略掉的数据。当时我们既诅咒它，但也感谢它，因为它使我们仔细地作了各种分析，搞清了每种反应过程的物理图像，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深化和提高，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假设，一直用在以后的工作中。
朱建士说，开始很顺利，每一步都跟已知的数据对上了，大家就很高兴，都对得上，挺好。最后就是一个数据对不上，对不上时就回过头来找问题。我们看了一些书，做了一些假定，把这些假定去掉再算。算来算去最后的结果都一样，就是跟苏联专家的那个数据对不上。当时我感觉我们的工作做得是相当的细了，但是那个数据不让随便推翻。正好周光召来了，他来了以后把我们的计算结果仔细看了。我们其实也有一些看法，对那个数据也有一些怀疑，但毕竟是大学生，第一次工作，真要推翻那个数据还没有那个能力。周光召对于计算结果很了解，跟我们讨论了很多次，最后他很快就用一个简单的方法证明了那个数据是不可能的，把那个紧箍咒摘掉了。但是真正证明我们算的是对的，还是靠后来的试验。这是我参加的第一个工作，没想到一毕业就碰上了这么个大难题，可以说是整个九所的一个关键问题。我自己感觉也受益匪浅。参加这样的难题对自己是一个锻炼，通过这个工作也确实培养了一批干部，后来许多同志都觉得通过这个工作，对原子弹内部爆炸的力学过程了解得比较细了，因为一个一个点都是手敲出来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我们的很多假定有些是看书得来的，有些假定发现这个数据怎么老不变，算来算去老差不多，后来觉得也可以做成假定。一查书呢，发现书上也讲到了，可以做这种近似。因为当时我们不是书看够了才去做工作，而是在做工作当中发现有些东西回过头再看书，又得到验证。这是我们中国核武器研究历史上比较有名的事件，我是从头一直参加到尾，收获不小。

19.龙头舞起来了(2)

1959年6月，苏共中央来信拒绝了提供原子弹教材和模型之后，中国人下决心自己搞原子弹，逐步调集了不少人。郑绍唐也就是在那个时候调来的，和他一起调来的还有吴翔、孙绍麟和陈乐山。
郑绍唐说，我是搞核物理的，吴翔和陈乐山也是北大金属物理系出来的，孙绍麟是复旦大学毕业的。当时这边是叫九局还是九所，我们也分不清楚。来了以后，知道九局是很保密的，苏联保密的那套跟美国不一样，美国的地址地名是公开的，苏联则不公开。中国学的是苏联的做法，所有的笔记都记在保密本上，保密本用一根绳子穿起来，盖上章，所有草稿纸都要编上号，每一个室都有保密员，经常有保密检查。刚分到原子能研究所时见到彭桓武先生，他说，你以后路上见到我，不要打招呼，这些关系在公开场合不要暴露。我们在工作中是采取交流的方式，参加交流的有邓稼先、王贻仁、胡思得等。他们的地址也是保密的，过去是不让我们知道的。交流是交流，但不说他们在哪儿，所以只能他到我们那里去。我们进城，原子能研究所还有个一部，找一个房间大家讨论。1960年7月我就过来了。当时我们知识面很窄，调过来以后，他们已经把苏联专家讲的原子弹模型传达了，并且知道他们也没有大规模地开展原子弹研究。刚来的时候我们住在南红楼，一个大屋子十几个人，都是双人铺，后来我们四个人住在11平方米的一个小屋子里，四张床刚好放下，只能放一张小桌子。那个时候工作很忙，条件无所谓，每天工作到很晚，只到宿舍睡睡觉。1961年周光召来了，他也住在南红楼，他和他夫人一起来的。1960年刚好是最困难的时期，中午还有点菜，有点海带丝，晚上根本没什么菜。冬天，把菜帮子晒干做点汤，那时候大家喜欢吃窝头，比较耐饿，食堂也改进技术，同样是二两窝头，但看起来比较大。人们浮肿得厉害，后来领导想办法弄了点东西，从东北调来一些黄豆，青海也打了一些猎物拉到北京来，给我们一点儿。我们都参加了原子弹理论方面的计算工作，开始先听彭桓武先生讲课，彭先生的物理概念特别清楚，善于抓住主要矛盾，把次要矛盾先忽略掉，大刀阔斧地进行简化，先做一些近似假设，最后导出一些关系式。这些关系式在一开始的时候，对于指导各方面的工作很有帮助，一直到现在用的一些原子弹反应过程，很多还引用彭先生当初定下的一些名称。他是理论物理学家，但他很注意实际问题。他不上机器，他靠粗估，一些主要的物理量他自己通过粗估计算，就掌握了。所以，他能大致知道你们算的对不对。
彭桓武的粗估方法，就是首先要抓主要矛盾，主要矛盾解决了，再讨论次要矛盾。这个矛盾的次要方面有什么影响，再做个大致的估计，这样就势如破竹，很快进行下去了。胡思得说，我们那时大学刚毕业，经常看到这些专家互相争来争去，有时候争得面红耳赤。黄祖洽同志有一次和我去散步，他当然是高一辈的了。我随便跟他讲起白天专家们争论，他们知识很渊博，看问题很深刻。黄祖洽说，你不能光看到他们学术水平的渊博，你得看到他们那些思维方法。如果你能把这些优点都学到，你就成为了不起的科学家了。他跟我讲，彭公彭先生有个著名的公式，如果有个分子分母，分子是三，分母是零，就可以得无穷大。这是什么意思呢？问题很繁杂，好多个因素，你总要抓住主要的东西。他就把两个因素进行比较，甲比乙，如果乙比较小，小的可以看成零，那不就等于无穷大了嘛。这两个东西，如果甲比乙是等于三的话，也就是说甲的影响比乙的影响大三倍的话，你就可以把乙看成零，暂时不要考虑它，你集中精力先把甲处理好，甲处理好了之后，你再回过头来继续研究乙的影响。我觉得这个概念非常重要。刚开始我们都不会搞原子弹，那时候到处都是问题。比如计算到那里发现不对了，不对以后，后面就没法干下去了。因为你怎么知道你现在算的是对的？如果不对，从现在开始就不对，那再往下算，肯定就不对了。所以我们就想有什么问题，大家来讨论。当时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 程开甲这四大巨头都已经来了，再加上邓稼先、何祚庥、黄祖洽，应该说全国一些著名的物理学家，都集中到我们这儿，大家来攻克这个东西。每个人都从自己所熟悉的业务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到底在什么地方。怎么会差出来啊？为什么别的都对，到最后就不对了？我们更多的总是自己来找原因，因为我们过去不会，总怀疑自己错了，想办法做各种各样的改进，这样先后搞了九次。比如今天有同志提出来，你有一个数没考虑进去，好，就把它考虑进去，算完差不多。大家议论纷纷，在这过程中院里建立了一个非常好的风气，刚毕业的大学生，可以和那些权威平起平坐，因为第一手材料在我们这儿，是我们计算出来的。

19.龙头舞起来了(3)

那个时候风气比较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这些问题都是新的，不论领导还是群众，大家都没有条条框框的限制，不是说哪个领导对这个问题已经很清楚了，他是权威得听他的。竺家亨说，专家和领导们都特别忙，像朱光亚有时还要忙家务，洗衣服做饭，有时我们去他家，他出来和我们握手时手还是湿的，有些不好意思。老邓当时也一再强调，要平等讨论。我们的专家像周光召、黄祖洽等人，调来之前就已有名气，而且各有各的脾气。像黄祖洽脾气就特别大，有一次一个新分来的大学生去向他请教，他指着人家说，这个问题你还来问我吗？你要是我儿子，我两巴掌扇你一边去。而老邓他就能把他们都磨合起来，一起齐心协力攻关。当时大家对这些问题都不清楚，我们搞计算的有具体计算的实际经验，领导因为业务基础比较好，根据我们的计算，他们有分析判断的能力，这个时候就强调在学术讨论会上，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当时为什么要做这么多次计算，是因为每遇到一个问题就要搞懂弄通。比如那个数据问题，就费了很大劲，后来周光召看了我们的结果，提出来一个最大功的原理。他意思是说，你一共装了多少炸药，这些炸药能量全部放出来，而且是根据它哪些部分要往外分散，哪些部分可以往里用，把最大的可以利用的能量，形成爆轰波往里传。经过分析计算，得到的结果是根本不可能达到苏联专家说的那个数据。这样大家就没有话说了，因为你把所有的炸药都用上，你还达不到，那你说这个数据对吗？老周他很有个性的。科研的东西他抓得很牢，当时是60年代初，政治活动很多，一会儿开会一会儿劳动什么的，周光召有时就要发火。他说不行，我们的工作时间都被占了。比方说要组织歌咏比赛，大家晚上老去唱歌，有时他把大家集中起来，有时就下命令不许去唱歌，他很果断。后来“文化大革命”给人家贴大字，说周光召冲击政治。当时政治部门有的人对他很反感，因为好多政治活动要开展他就阻拦。他说不能那么做，我们的时间都给你挤掉了。
32岁的周光召运用大学里面谁都学过的热力学知识，从第一原理出发，用不等式论证出苏联专家的一个数据是错的。不久，中国制造的第一台计算机也用到原子弹的设计上。理论部的副主任、偏微分专家周毓麟带领一批人编写了原子弹爆炸前的总体程序，进行了力学模拟计算，计算结果与先前的九次计算相差不到5%。而且，十分巧合的是，他们在计算过程中，还真出现过苏联人提到的那个数据。有人分析，苏联专家给的这个数据可能是说错了，或者译错了。周毓麟认为，苏联人在计算过程中，对某一瞬间的步长取得不是足够小，因而导致了这个数据的突跳。
周毓麟说，它那个数据是不对的，而且我们也通过计算弄清楚了它为什么不对。在计算过程中你处理不好，就会出这个东西。我是1960年5月份调到九所来的，那时候我在北京大学微分教研室当教员，主管一点儿教研室的事。有一天我上课下来，十一点钟下课，总支书记说找我谈话，我说什么事？他说要调你工作，我听错了，以为要调我的人。我说你要调我什么人？他说不是调你的人，是调你。他说要调你到二机部，搞保密性质的工作，今天下午两点钟到。我说没意见。我要告诉我爱人去，她在讲课还没有下课，我告诉她我调到二机部，很快要到三线去，下午就去到。她知道我要搞的工作是保密的，她不问，我也不说。到了二机部以后，邓稼先他们开始找我谈，谈了半天我也不知道说些什么，因为原子弹这个词始终没出口。直到一个多月后，宋任穷才说，我们是搞原子弹的。1964年原子弹爆炸，到1984年庆祝原子弹爆炸成功20年，我们所里在新影礼堂开庆祝晚会，家属也去了，这个时候才说我们所搞原子弹。所以我老婆回来说，啊，你是搞原子弹的呀？那个时候我到这边已经工作24年了。我说那你以为我是搞什么的？她说我以为你是搞导弹的。来了之后他们分配我搞爆炸力学，我当时也不懂。很快就进行计算，和彭桓武讨论各种办法。美国搞原子弹氢弹的时候，那个泰勒，以后不是叫氢弹之父嘛，他说有一座不可逾越的计算高山，如果这个不解决的话，原子弹氢弹就出不来。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才研制出来每秒1000次的计算机。可我们当时只有104计算机，第一台放在数学研究所，各个单位已经分好了，两年里的时间都排满了。到第二台104出来的时候，东直门外738厂造的这个机器准备给上海，机器已经在北京车站了，二机部知道以后，就求柯庆施，当时他是上海市市长，求他帮帮忙，把这台机器给九所，这样咱们才用上一台104机的主要时间。秦元勋和姜德培都是数学领域这个年龄档次最尖端的人。人家说南边有个任叶千，北边有个秦元勋。姜德培去苏联以前，是北大概率论教研室主任，也是数学研究所概率室主任。他到苏联待了几年回来了，点名要他到九所来。为什么到九所来呢？就是我比他来得早，来了以后，周光召和我们理论部的人看美国的那种解密的科研告，科研告里面有很多数学文章，数学文章里边有百分之六七十的文章，是蒙特卡罗写的。蒙特卡罗是搞概率的，咱们一想搞概率的就是姜德培，让周光召去跟学校说要调姜德培。那个时候的机器和现在还不一样，当时的机器就是手编程序。开始编的时候，你编哪一部分，我编哪一部分，都分好，组长汇总，但怎么也通不过，毛病多得不得了。后来支部下决心一部分一部分通，而且试验不能超过三次，要不你的程序重编。编了程序写好了以后，在里边修改还是怎么样，是不敢随便抄一遍的。抄一遍的话，你要把抄错的东西查出得花一个月，机器才能算出你的错误来。所以这个东西很复杂。当时这个东西是精密仪器，机器程序有好多盘，上海有一个100万次的，叫655。做好了以后规定，不是八级工，不许碰它。磁盘专门有一个空调，老出毛病，刚研制好的时候，进机房脚步重一点儿，它就出毛病了。那时所里的研究环境非常好，最容易出成果。

19.龙头舞起来了(4)

后来的实验都证明，九次计算的结果是正确的。
发愤苦战的岁月，也正是全中国极度饥饿的时候。在所里，有时候干到深夜，忽然见一个同事拿出几个火烧，大家便一哄而上乱抢起来。年纪稍大的邓稼先忍了半天，咽着口水说，你们吃，也给我留一小块吧。饥饿往往使一切身份失态。在当时，抛开信念，仅从生理角度讲，能填饱肚子，便是最大的愿望，也是最大的满足。直到第二天上班，大家还在津津有味地谈论着那几块少得可怜的火烧。似乎虽然不能经常吃到火烧，但仅仅从嘴里多说几遍，便能满足那种饥饿难耐的欲望。
1959年的三八妇女节，食堂只给女同胞会餐。饥肠辘辘的男子汉们闻着食堂飘出的香味，止不住一个劲吞口水。其中一位忍不住感叹道，唉，今天我要是妇女就幸福了！邓稼先一听，说不出话来。临到下班，他对满屋子的男人们说，走，我请客。办公室里顿时一片欢呼。到了城里，邓稼先花了十元钱，众人在饭馆里狼吞虎咽，猛吃了一顿。
1962年9月，九所提交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初步理论设计方案。

20.狼爪子伸到了被窝里(1)

　　炮轰学在中国还是空白—— 做成第一块聚焦元件：坐标一号—— 一个窝头两个人分着吃——“从振兴民族这一点来说也要干好”—— 两个方案的争论—— 事实说话，民主决策——以陈能宽方案为主取得成功—— 王淦昌方案后来也做成了
爆轰物理试验研究，有两个目的，首先是验证原子弹的理论设计，对部件进行动态考核，从理论与实验结合上来完成和完善理论设计；其次是要靠试验来解决原子弹研制中的一些关键问题，摸索产品设计的基本规律和各种参数的设计方法，解决理论计算无法解决的科技问题。
1960年1月，经中央军委批准，九所同当时还在中国的苏联专家列杰涅夫商定，开始在工程兵科学实验场一角建设小型爆轰实验场，代号为17号工地。实验场位于燕山山脉的长城脚下，曾经是一片古战场。4月上旬，当试验场工程正在紧张修建时，为了抢时间，吴永文就领着人马在临时工棚里开始了试验。参与初期爆轰试验的孙维昌说，我那时刚到二机部到，宋任穷从苏联一回国就来看我们，说是苏联靠不住了，中央决定自力更生。我当时任二室副主任，陈能宽任主任。我主要分管炸药成型工艺的研制工作。吴永文副主任先到西安抓雷管研制工作。一开始，我领着二、三组的同志消化苏联设计二分厂各子项的资料，提出了一些疑难问题，请苏联专家答疑。可是，凡涉及到工艺、炸药、材料等方面的技术问题，苏联专家都是一句也不讲。我们当时通过总参借用工程兵的试验场，叫17号工地，在官厅水库那边，加工工房才刚开始建，但上级要求我们五一节前一定要拿出炸药柱，打响第一炮。看样子五一节以前工房还交不了工，我们只好搭起帐篷做工房，在帐篷里搞注装炸药。那时我们国内就两种注装炸药，主要的单质炸药一个是TNT，再一个就是黑索金。容器都必须用铝和铜的，不能用有色金属的。那时候没有啊，我们就到新街口商店去跑，买那些铝盆铝锅铝勺什么的。熔药桶是两层的，夹一层，中间要通蒸气。我们在车间焊接这个熔药桶时没有模具，就想了个笨办法，用牛皮纸把它卷成圆筒，然后把炸药熔化以后装在圆筒里边，成了。4月份的一天，上游又是大风又是大雨，下来一场山洪，把我们的帐篷工号都冲掉了，我们刚焊接好的熔药桶也都给冲到了官厅水库，去找回来一看，全碰坏了。大家心里难受，也不能就这么算了，只好重新搭起帐篷，不分白天晚上，在那从头开始搞。到4月底的时候，我们终于做出了两三发药柱，打响了第一炮。随后，边生产边研制出各种不同规格的炸药零部件，满足了四、五组同志做爆轰试验的需要。在这期间，我们上了混合炸药，要求爆速高、能量高、密度大。这个时候就遇到一个要解决质量上缩孔的问题。药柱不能有缩孔，也不能有裂纹。我们加工车间条件不具备，做不了那个球，因为球模具要求精度很高，特别不好做。我说我回我们厂子去吧，回娘家求援去。回到我们厂子，把情况一说，厂长书记二话不说就给了两套小球模具。我本来跟他们说明白了，我们该交多少钱就交多少钱，但他们一听我们是搞这个东西的，不要钱，白送。
爆轰现象的发现可追溯到1881年。中国是黑火药的发源地，有许多应用进展，但以高能炸药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爆轰学，在中国一直都是空白。当时为爆轰实验提供炸药部件的工程师张寿齐说，爆轰试验开始时，熔炸药用的蒸气锅是在护国寺买的一个普通的茶水炉，熔药桶是从工程兵借助来的，用马粪纸做的药模代替金属药模，用人工搅拌代替机械搅拌。蒸汽熔化的炸药气味刺鼻，毒性大，帐篷里满是雾腾腾的粉尘和蒸汽，让人窒息，但越是这个时候越需要尽快搅拌，只有这样，炸药部件密度才能均匀。靠这些土办法浇铸出了第一批炸药部件。17号工地那里正好是个风口，一刮风，就沙尘呼啸，什么都看不见、听不见，夏天冰雹有乒乓球大，能把羊打死，冬天接雷管启爆线要不断跑到工号去烤手，否则手冻僵了，接不上。

20.狼爪子伸到了被窝里(2)

刘文翰1960年从北大数学力学系毕业后，于9月份到九所到。按那时的规定，新分配来的大学生先要下放劳动一个月，刘文瀚下放的地点是在顺义县。虽然是强度很高的体力劳动，但粮食定量却一下子从36斤减到28斤，有些同学饿得不行，只好到地里捡老百姓摘剩下的豆子，打兔子，挖老鼠洞。挖老鼠洞并不是为了吃老鼠，而是可以从洞里挖出好多粮食来。一个月后，刘文瀚来到了二室主任陈能宽手下，搞爆轰试验。
刘文瀚说，过去有这样的说法是不妥当的，说美国搞原子弹用了多少年，苏英法用多少年，意思是中国用的时间短。美国的洛斯·阿拉莫斯是1943年成立的，到1945年爆炸用了一年七个月，而我们从1960年到1964年用了4年。美国是从无到有，响不响从来不知道，而我们是知道了肯定能响，并且也多少知道一点怎么把它弄响，因为苏联专家讲过一点基本的东西。搞科学就要有科学态度，只凭时间，说明不了什么问题。说到当时搞爆轰试验这个事，爆轰属于流体力学里面的不定长运动，当时国内没有教材，国内专家只有郭永怀一个人，我们刚开始提出的口号是边干边学，干成学会。那个时候我们自背行李，冬天两床被子两床褥子都要背着，打一个很大很大的行李卷，坐公共汽车，中间换一趟车，到西直门火车站，在东华园下车。一下车就发现塞外情况跟关内不一样，黄沙扑面，有时没车接，自己要扛着行李卷迎风走20里地。我们住的地方是一个军营，一共有二三十人在里面住，三张大通铺，每人不到二尺铺位。一天只吃九两饭，还不够我一顿吃的。我们的同事有的能吃二斤炸油饼，长期挨饿，不知道饱饿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要走六里地去试验场。
刘文瀚说，试验场有一个碉堡，山上还有烽火台。我们是搞启爆元件的，原子弹要用炸药来引爆，要实现同步启爆，一块往里压，才能把里面的核材料从亚临界状态压到超临界状态。核武器的原理一般的都知道，两块铀-235都是亚临界的，对在一起就是超临界。两块一对，接触的部分能量非常大，马上就推开了，核反应就马上停止了，你必须把这两块压在一起，让它有足够的反应时间，后边就靠炸药来推，这就叫枪法式，美国投在广岛的原子弹，就是枪法式的。它的结构简单，但是核材料利用率太低了。美国还在长崎扔了一颗内爆压紧型的，核材料利用率就要高得多。必须在一个炸药球面上同时启爆，这是一个比较难的事。完全靠计算算不出来，只好从试验入手，当时我跟陈能宽一起做这个工作。那时只有两台上海出的手摇计算机，我手摇计算机的技术是相当过硬的，后来我练得比电动计算机速度可能还要快一点儿。第一块聚焦元件是陈能宽起的名字，叫坐标一号。这个坐标一号聚焦元件真正是中国自己的，而真正攻关的，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这一代年轻大学生。第一次试验就证明，通过坐标一号聚焦是可行的。不过，当时在我们九院内部也有争论，因为这个问题在国外现成的资料里没有人给出现成的解法来。王淦昌认为这个问题还要探讨一下，陈能宽坚持可以走这条路。结果第一炮做试验就证明这条路是可通的，这是一个跃进。虽然没有达到坐标一号各个部位同时打在球面上，但说明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陈能宽是留美的博士，人特别好，有一次我们晚上算数据算得非常晚，一直算到午夜，他家在这，他也没回家。我倒没关系，因为我住单身宿舍，我可以陪着他算。那时候是饿着肚子算的，到半夜陈能宽感到有点儿疲劳了，我也疲劳了，他打开抽屉拿出一个窝头来，说这个是我晚饭省下的。他拿窝头分给我一半，说吃吧吃吧。我当时还不好意思吃，因为粮食定量那么紧张，人家陈能宽是很有名望的专家。他说不要客气，吃完了咱们还得算呢。结果吃完了以后又算，算完了大概是第二天了。陈能宽说他1947年出国的时候，轮船上所有不文明行为的警句，像不许随地吐痰不许大声喧哗之类的警告，都是用中文写，他挺生气的。那天他想去理发，船上的理发师说没时间，后来别人告诉他其实是不为有色人种服务，可是日本人例外。陈能宽说国破方知人种贱，他说咱们这事儿一定要干好，从振兴民族这一点来说也要干好。

20.狼爪子伸到了被窝里(3)

陈能宽是在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毕业的，原来学的是矿冶系，1947年到美国耶鲁大学，学的是物理冶金系，随后在耶鲁大学念完博士学位，当时他做的毕业论文更多的是偏向金属物理，即所谓金属单晶体的换型形变工作。1950年他本就想回来，但是由于发生了朝鲜战争，中美关系紧张，中国留美学生回来很不容易，所以很多人在那时都没有回来。在美国留美的中国同学组织了一个留美科学工协会，尽量争取得到美国社会上的支持。当时是麦卡锡时代，美国搞了一阵子反共排华，最后还是周恩来在日内瓦谈判，双方交换平民他才回来。
陈能宽说，1950年我拿到博士后，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美国不让中国留学生回来。我在学校和西屋电气公司工作了五年。1955年解禁以后，一大批留学生都回来了，从香港进入深圳，当时那里还是个小村子，但是感觉特别亲切。回到中国后，我先是到了中国科学院的应用物理所，1960年去苏联考察了三个月，回来以后到金属所，没呆多久就到了九所。我家里人都不知道我去哪儿了，科学院也不知道。只知道一些信箱啊什么的，转来转去的。那对我老伴怎么说呢，就只告诉她我现在调到一个保密单位，做什么工作不能跟外面讲。一开始到了九所，他们总要交代工作吧，哈，他不直说，绕弯子，只告诉我是做原子能在国防中的应用，那我自己就猜吧，可能是做这方面的工作。在当时，“原子弹”这三个字儿是不能讲的。本来我的专业是材料方面的，我跟领导说我没搞过，怕干不好。不记得是李觉、朱光亚还是钱三强，当时听我一讲就笑了，说你没搞过，中国谁搞过啊？你现在就主要做爆轰方面的工作。我这时也只好改专业了，国家需要嘛。不懂怎么办？边干边学，能者为师。利用自己过去掌握的一些基础知识，采用一些自然科学的方法，查文献，分析问题，跟大家逐步学习。王老王淦昌当时管我们二室，他非常支持研究和试验，但当时他也对坐标一号这个方案有点儿怀疑。坐标一号只是其中一个方向，而这个方向当时困难还很多，那么，方向是不是对，能不能达到聚焦目的？究竟该选哪一种方案？下这个决心不容易，要说服这些领导拍板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王淦昌来到九所后，分工主管爆轰试验工作。在陈能宽提出坐标一号聚焦方法之后，他提出的是另一种聚焦方法——炸药透镜法，即用高低爆速炸药透镜把分散的球面爆轰波调整为平面波，再使爆轰波从平面变成向心聚焦波。按道理讲，这种方法肯定能够实现爆轰聚焦，没人怀疑。后来经过调研，了解到美国当年投到日本的胖子型原子弹就是这么做的。这里的关键问题是符合要求的高低爆速炸药的及时研制成功。多路探索是原子弹技术攻关时的常规做法。九所领导对两种爆轰聚焦方法都很重视，都给予人力物力上的支持。然而，在技术途径的选择上，专家之间仍然存在分歧，有时争论很大。对此，二机部党组研究后认为：对哪一种主张都不能压，对专家们的分歧要进行疏导，要根据实际科研工作情况，依靠专家集体讨论决定进退和取舍。据此，所领导组织力量对两方面的攻关情况进行了检查，发现启爆元件聚焦研究打一炮有一炮的收获，进展较快；炸药透镜聚焦研究进展也不错，但因高低爆速炸药研究难度比较大，存在不少问题。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61年7月，由九局副局长郭英会主持召开聚焦技术途径决策讨论会，朱光亚、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程开甲、邓稼先、陈能宽、周光召等所领导和科学技术专家以及具体负责研制任务的科研人员参加了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在认识基本一致的基础上确定：产品内爆聚焦方式，以启爆元件聚焦研究为主攻方向，炸药透镜聚焦研究为辅。
1961年下半年，启爆元件聚焦研究继续获得进展的同时，高低爆速炸药工艺的研究也有进展，实现炸药透镜聚焦也有把握。但是，用已掌握的工艺制成的高低爆速炸药透镜比较肥硕，体积大，太笨重，而王淦昌提出的泡沫炸药工艺的研究客观条件比较差，一时难以成功。经过再三研究决定：第一个试验性产品内爆聚焦方式采用启爆元件聚焦。由于决策的科学、民主、周到、稳妥，王淦昌虽然十分惋惜自己提出的方案未被立即采用，但最后还是放弃了炸药透镜聚焦方案，转而和陈能宽一起指导青年科技人员设计、调整启爆元件的工作——王淦昌倡导的泡沫炸药等方案后来在70年代相继研制成功，并在其后的核武器研制中派上了用场。陈常宜说，那时采用了坐标一号方案，是因为我们当时的条件有许多限制，最后权衡利弊之后才这样定的。实际上陈能宽的方案和王淦昌的方案后来都搞成了，都很好。

20.狼爪子伸到了被窝里(4)

做出上述决策后，九所爆轰实验室集中力量开展启爆元件的设计和试验工作，在约一年左右的时间内，打了百余炮，设计调试成功了第一个启爆元件，并通过对爆轰传播规律与驱动规律的研究，于1962年底完成了启爆元件的定型。
谷才伟说，记得当时王淦昌先生想搞炸药聚焦，陈能宽很为难，找吴际霖说他很不好办。吴际霖说，他们有意见，不用管它，你不好谈，我来讲。后来开会拍板，上坐标一号方案。王淦昌后来一直对吴际霖有意见，当然了，这都是工作上的，也很正常，他到1965年还在党委会上说，我有意见，你不支持我搞什么什么。当时也没人吭气。
在17号工地，最紧张的时候一天要打几十炮，有时候还没有水喝。刘文翰说，当地老乡告诉我们，这地方过去经常有狼群。有一天晚上睡觉，我睡得迷迷糊糊，突然发现有一头灰狼进来了，就绕我们那个大通铺转了两圈，猛一下子又把前爪伸到我的被窝里面，吓了我一大跳，大叫一声狼来了，结果把其他人都吓醒了，说刘文翰你怎么回事？我这才知道是刚刚做了一个噩梦。原来是我旁边那位同事叫谢志忠，他冷，脚丫子伸到我被窝里来了。我过去从来没看见过炸药，第一次看到黄色炸药的时候，让我抱着走，非常害怕，好像这炸药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有一次，我跟刘敏一起看着炸药，看别人没有来，又害怕它炸了，我们就把门给锁上了，后来别人取炸药开不了门，只好用锯锯开。炸药工房冬天非常冷，还不能穿皮鞋进屋，怕你把沙子带进去，我们要把皮鞋脱了，光着袜底儿进到里边去安装。有一次王淦昌教授跟我们一起去安装，到里边看了看。哎呀，这里边实在太冷了，怎么这些同志都是光着袜子进来的。赶紧给他们一人买一双棉鞋，专门做工作鞋吧。这王淦昌说了话，我们的工号里头于是就有了棉鞋了。科学家中，一个王淦昌，一个邓稼先，平易近人，从不说违心话，不做违心事，别的人没法跟他们比。在五六十年代那样的气候里，不说违心话是很难生存的。
刘文瀚说，一开始接触雷管的时候更紧张。我们用的雷管是高压雷管，这种雷管对摩擦感一般来说不是太大，摩擦和冲击感都还好一些，但是对于静电的感应是非常灵敏的。咱们身上穿的化纤衣服，碰到那个带着静电就可以把它引爆。这种事故不是没发生过，我们开始接触雷管的时候非常怕。插雷管的时候还好一些，把雷管插下去，房子里边的仪器开动了，人员就撤离，然后就打炮。等启爆仪器按钮按下去，外边炮响了，于是你感觉到一块石头落了地。如果按下去，炮没响，那对不起，谁插的雷管谁拔去。去排哑炮，去拔雷管，这个就更害怕了，因为雷管经过一次冲击，你再拔，弄不好就要响了。所以那时候我们去拔雷管的时候，大家手随时都要接地，接地就是把静电放掉。等把雷管拔出来以后，心里边的一块石头落地了。冬天打炮的时候插雷管，手里有潮气，插雷管的时候就和雷管冻在一起了，磨擦引爆那是非常危险的，李国珍在做试验的时候，这边做试验，没有看到他在沟里捡电缆，差点发生人身伤亡事故。每次做试验的时候还要把我们的装置抬起来，对着那个孔，外边还要堆上沙堆，把药柱放在上面。试验完还要重新铲土，把它堆起来。后来才想起来，做个木支架不就行了？有的发明看起来很简单，但在实践中你要走很长的路。举个例子，17世纪就有眼镜了，但都只是夹在鼻梁上，直到20世纪初才知道还可以做两个腿支在耳朵上。我们曾经做过这样的试验，就是拿塑料棒往衣服上稍微打一下，距离雷管还有很远呢，雷管就响了。所以，插雷管的人不许穿化纤的衣服。在青海的时候，比较干燥，有的人就被炸死了。

21.再困难也不能不管(1)

　　接二连三告急—— 好多东西是不能停的—— 两个大局都得兼顾—— 一万多人离开—— 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乌兰夫说，我们内蒙古再难也不能不管这厂子吃饭—— 干事业就要不怕天南地北地去闯——令人深深怀念的刘允斌
在刚刚起步的原子弹制造领域，苏联专家撤退走人，釜底抽薪，对正急于挺直腰杆站起来说话的中国人而言，不啻于当头一棒，接踵而至的大饥荒，更是雪上加霜，深化了危机。所以，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中国，在国际上的处境就像是大洋中的一叶扁舟，又破又漏，随风飘摇，充满了危险。
1960年11月，国家对国民经济实行大幅度调整，其中一项重要措施便是压缩城乡人民的粮食定量。全国人民要勒紧裤带过日子，核工业战线的职工不能例外。刘杰说，核工业多数单位地处深山、戈壁和高原，自然条件很差。酒泉厂在戈壁滩上，风沙大，气候干燥寒冷，四邻无靠。青海厂在海拔三千多米的高寒草原上，空气稀薄，年无霜期仅40天，常年离不开棉衣。这两个厂的职工在劳动和工作中的体力消耗大，只有不多的粮食和稀少的副食，日子过得非常艰难。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酒泉厂等单位恰恰处在重灾区，所以，最可能、最可怕的就是断炊。1960年12月1日，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接二连三发来告急电，其中一份竟说库存粮只够吃七天的了，后来又说仅剩三天的口粮了。一个拥有三万多人的建设工地，如若断炊，那将是何等可怕的灾难。那是一个孤悬在戈壁荒漠上的单位，倘若驱车数十公里去借贷，同在一个困难地区，人家的仓库存粮也不会多，能拿出多少粮食来借给你？即便借给一二十万斤，也只能凑合三几天。搞代食品，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精神可嘉，但是戈壁滩上无树皮可剥，无野菜可挖，就只有一点稀稀拉拉的骆驼草，那时职工讲笑话，说骆驼草籽还有羊肉味。但以后一化验，骆驼草籽含单宁很多，人吃了不行。这一下连草都没有了，怎么办？这还不算，在粮食供应脱节的同时，燃料煤炭也快用完了。
1961年1月12日，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领导刘昌、周秩等人给刘伟副部长发来特急电说：工地气温零下25.5度，我厂用煤十分紧张，库存煤只能用到13日，外面的煤运不进来。1月2日到11日，从新疆柳树泉车站发出1050吨煤，至今只收到200吨（正常情况2天即可运到）。并且发现玉门东、酒泉、柳树泉车站已卸去我厂235吨煤，其中125吨是根据乌鲁木齐铁路局6日5012号命令卸的，据我厂催运人员反映，乌局管辖的几个车站仍在继续卸车，现在追查中。鉴于以上情况，我们已派出干部沿途查询押运，如不能很快进煤，不仅全厂吃饭、采暖即无煤用，更严重的是仓库里的国外设备有冻坏的危险。请部通过铁道部制止有关铁路局和车站卸车，并协助我厂早运煤进厂。
周秩当年在东北剿匪时，曾缴获了谢文东的战马，1957年7月，他从解放军后勤部宣传部长的职位上调了出来，担任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厂长。周秩说，我们刚到这个戈壁滩创业，脚跟还没站稳呢。那时候风沙很大，我们用的基本上是吉普车，前面的玻璃都打毛了。一刮风都是灰尘。人们说，这里风不多，一年刮一次，一次刮一年。人住在帐篷里，一刮风就得起来拽着帐篷，要吹跑了就连个遮身的篷子都没了。另外喝水也是一大困难，用火车、汽车运，一吨水等于一吨汽油的钱，那真叫滴水贵如油啊。早上用过的水不能倒掉，留着晚上再用。特别是进去以后的第一个冬天，什么都缺。冬天在帐篷里睡觉，要戴上皮帽子，戴上口罩，穿上大衣，再盖上被子，我们叫全副武装睡觉。火炉到半夜灭了，火炉上头的那壶水到早上就结冰了。早晨睁开眼，被子上枕头上都落了一层沙子。1961年冬天，粮食已经很紧张了。当时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在戈壁滩上尤其严重。那时我们职工大概一个月才二十多斤粮食，那算多的了，后来连这点也分不到了，最后只剩了几天的粮食了。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大缸子，我保存了好久，主要是喝稀饭。那时候炊事员的权力也是很大的，他那个勺子舀深一点儿舀浅一点儿都不一样，舀深一点儿你就吃得饱一点儿，舀浅一点儿你就只能喝稀的了。不过能喝稀的也好啊，也能顶点儿饱。到了晚上实在饿得不行了，怎么办呢？我们那时就买些酱油膏，泡一碗酱油膏一喝，再躺倒睡觉。我们全厂的人，包括我在内，全部浮肿了，脸上身上一按就是一个坑，一按就是一个坑。向上级告了之后，从南疆紧急给我们调粮食，我们把全厂50台最好的解放牌新汽车调去运粮，从南疆运到吐鲁番火车站，再运到我们那里。从南疆运到吐鲁番来回一趟3600里，15天才能运一趟。这样陆陆续续运了两百多万斤粮食过来，算是救了几天的急。那时确实特别紧张，几万人在戈壁滩上，周围几十里地没人烟，往外疏散都很难。

21.再困难也不能不管(2)

二机部副部长袁成隆当时在底下蹲点，主要在兰州铀浓缩厂和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这两个厂来回跑。袁成隆说，那个时候啊，正是国家最困难的三年，西北一带那更困难，没粮食吃。中央很着急，很关心我们这俩厂子。中央有的同志提出来，要撤，坚决主张撤，除了一部分留守的，把人赶紧撤出来。其他不要了，人要保证。他这意见也是有道理的，国家到处都是困难，哪儿弄粮食去啊。但这个厂的厂长周秩跟我商量，他说咱们不能撤啊，一撤这厂子就完了，将来就难办了。我同意他的观点。我说咱们是不能撤，原子堆的建设费好大劲啊，好多东西是不能停的。一停，将来就不能再开了。我们向甘肃省委省政府反映，汪锋那时候是甘肃省委第一书记，他到我们的厂子去看了。后来还是地方想办法，挤点粮食给我们，把厂子保下来。
那时人们受处分最多的一个原因，很少会是别的，就是因为一个吃字。一个姓高的医务室主任受到处分，是他到食堂帮厨时多吃了21个馒头。从四川运咸菜的车皮到达车站，保卫科长的妻子听说后，带着几个学生去捡吃已经发臭的咸菜，她的丈夫因此遭到牵连。一位曾两次到苏联实习的技术骨干，也因为将食堂的两个土豆悄悄地装进大衣口袋，而再三受到大会小会指名道姓的批评。
困难时期，厂子里连汽车也停了，人们上下班都是步行，没吃的，就在兜里放两个土豆，走到厂里的时候已经饿的差不多了，只好先吃土豆。粮食没了，土豆眼看也没多少了，周秩就给中央打电话，甘肃省在自己极端困难的处境中，仅用三天时间就给他们弄了一列车土豆。因为是冬天，土豆从外面天寒地冻中拉过来，不敢往暖和一些的地方存放，怕给化掉了，土豆一化就坏了，根本吃不成了，可又不能总放在外面。所以，火车到了以后，就赶紧把土豆给大家分下去。每个人是七天的量，得到各自的一份之后，也没办法保存，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土豆煮熟了。没有锅灶的人便在办公室里砌了个小土炉子，拿洗脸盆洗脚盆当锅用，先把土豆煮熟了，然后再放进旅行包里。
西北的几个厂子连连告急，事情到上头，薄一波找到刘杰，警告说，刘杰你要注意啊，要撤的话就赶紧早撤。西北三天撤不出来，那时还没粮食的话你怎么办？
刘杰说，我一听，更感到问题的严重。聂总知道了，也说刘杰啊，你要照顾大局，尖端武器、核武器是大局，国家困难，粮食缺乏，要求大力精简，也是大局。所以，在那种紧急情况下，我们也适当地减了一些人口，鼓励有门道的人自谋职业。也有很多人不辞而别了。长期营养不足的必然结果是职工体质急剧下降，疾病环生。由于粮食、副食品匮乏，环境恶劣，加以职工与家属长期分居等困难，二机部系统的职工队伍不稳固，自动离职逾假不归的估计有一万余人，其中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和在这里施工的建筑职工有五千来人走了。但不管怎样，我们力求不影响最关键工程的进展。我们提出保人、保机器，大家两只手，左手抓生产，右手抓生活。最后没办法了，发枪发子弹。发枪弹干什么，打黄羊，打野兔子，到附近山上去打野牛，捕鱼，搞生产。有些做法今天看来是很不好的，破坏生态，危及野生动物，但在当时情况下确实顾不了这么多，只能想尽法子把难关渡过去。
苏耀光是九院实验部副主任，他说，我们设计组有一个人，到“文革”时，被人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找我调查，我说，这个人业务很好，责任心强，没听说他反党反社会主义啊。对方说，他骂街。我一听，想起来了，原来是他在困难时期，吃的一个窝头放在桌子上，被人偷吃了，气得在那里骂娘。我就对调查的人说，他并没骂社会主义，也没骂党，他骂的是偷吃窝头的那个人啊。
刁仁文说，最困难的时候，人们实在熬不住了，许多工人从海晏县跑了，有的缺吃少穿，就那样死在路边了。厂里赶紧派人去对这些人进行救治，死了的就地掩埋。这些人大都不是正式的工人，死了也没人知道。

21.再困难也不能不管(3)

西北的厂子难，内地的人们也不好过。北京是首都，比最困难的地方要好一些，但饿得浮肿了一圈的人也不少。刘文翰说，在生活困难的时候，有些同志到部队的厨房捡菜帮子，自己煮着吃。陈常宜是我们的组长，带着我们去老乡地里捡豆子，拿洗脚盆煮一煮吃了。他们到官厅水库去炸鱼，捡回来以后煮着吃，还捡海棠果。到1961年年底，国防科委运来一些黄豆，还打了一批黄羊给我们吃，算是十分难得的了。
说到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国核工业，不能不说刘允斌和他所在的包头核元件厂。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把一批高干子女和烈士遗孤送到苏联去学习。前后出去的有毛泽东的三个子女：毛岸英、毛岸青和李敏，朱德的女儿朱敏，刘少奇的三个子女刘允斌、刘爱琴、刘允若，林伯渠的女儿林莉，林彪的女儿林小林，高岗的儿子高毅，陈伯达的儿子陈小达，李富春的女儿李特特，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张太雷的儿子张芝明，陈昌浩的儿子陈祖涛，李硕勋的儿子李鹏等。1939年，周恩来去中央党校讲课，从马上摔下来，右臂骨折，中央让他去苏联就医，就由他带领一批烈士和高干子女乘蒋介石的私人飞机，从延安出发，经兰州、过迪化(乌鲁木齐)前往苏联，刘允斌就是这批学员中的一员。他最初被送入莫斯科近郊的莫尼诺国际儿童院，后来又搬到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与数百名各国儿童生活在一起。
刘允斌在中学期间连跳两级，后来考进了莫斯科钢铁学院。之后又到莫斯科大学化学专业读研究生，直到副博士，接下来就留在本校任高级研究员。刘允斌的俄罗斯妻子玛拉是他读研究生时的同学，他们有两个孩子：阿廖沙和索尼娅。刘允斌的俄文很好，又有精深的专业学养，他不仅多次出色地完成翻译任务，而且在研制氢弹聚变材料等重大项目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姚乃兴说，刘允斌个子不高，老戴顶礼帽，鼻子尖尖的，看起来像外国人。他太太个子也不高，脸圆圆的。刘允斌在莫斯科大学化学系当高级研究员，一个月大概1800卢布，中国代表团来苏联，他过来做工作，给他开700卢布，他不计较。吃饭常叫他过来吃，他不吃，总是回家吃。我们中国人喜欢灌酒，那时老灌刘允斌酒，他老婆都快哭了，心疼刘允斌。有一次吃东西，她问是什么，我们说是青蛙，她一听马上吐了。还有一次把刘允斌灌醉了，她真的哭了，叫我和他们一起回家。他那个家现在已经变成市区了，过去是莫斯科郊区地铁的最后一站。也像我们这样的宿舍，标准式的一排一排，他家里两室一厅，很小的。家里我唯一认得出来的，就是挂了不大的一张刘少奇照片。他丈母娘跟我说了好多刘允斌多么好的事情。她说这个克里木（刘允斌）没有一点架子，后来他们知道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人物的儿子，好女婿喽。她说他不喝酒，不打老婆，还帮助干家务活，所以她特别喜欢他。刘允斌为人谦和，人要走过那个门，他一定飞快跑过去，把门拉的直直的，让人一个一个走过去，他最后一个走。电梯来了他抢先去按，而不是抢先走。他那时候身份也很高了，是高级研究员，是国家主席的儿子，能老是这样做，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整风反右派不久，刘允斌就到王方定小组来了，跟大家一起搞向党交心运动。王方定说，我们也得交心喽，交到最后，都吃惊不小，说我这个人怎么这么坏呀。1959年的时候，组织上要刘允斌决定，要么老婆来，要么离婚。但他老婆不愿意来中国，说中国太穷，吃草，结果只好离婚。玛拉1998年去世了，两个孩子曾提出要到中国来看看，没有结果。那时候我们对刘允斌的印象好极了。从对刘允斌的印象好，推导到对国家领导人印象好。这刘允斌真是一点儿都不搞特殊，你根本就看不出他是国家主席的儿子。他只是样子长得有点儿像。让他一个人住一间房，他不，他要跟我住一间房。他到中南海去，回来什么东西都不拿。他对自己的要求，比我们还要严格。当时陈伯达的儿子回来后分配到九院。他不会说中国话，就经常跑到我们试验室来，与刘允斌聊天。刘允斌说，首先你要学中文，中国话你都不会说，回来怎么办？后来陈小达到北大中文系去学习。刘允斌到包头核元件厂也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所以我们都把到西北去不当一回事了。

21.再困难也不能不管(4)

冯泽君说，1955年我大学毕业后，先跟苏联专家学习了几年，后来调到新成立的二机部就是后来的核工业部。原来的二机部是搞航空的，后来合到一机部去了，成为一个保密局。我去原子能所到时，研究所正中是四块大草坪，草地上还乱堆着一些石头，四周小树只有一人多高。南面大楼是所长钱三强、副所长王淦昌、彭桓武、赵忠尧和一些职能部门的办公室。北面大楼是图书馆、阅览室、阶梯教室和一些研究室。最初我和刘允斌都在这座大楼里工作。大草坪的东边是电子加速器大楼、西边是重水反应堆实验大楼，每座大楼都有代号，如反应堆大楼叫101，加速器大楼叫201等等，再远一些的建筑物，就是众多的研究室和实验室。我第一次认识刘允斌是很偶然的。那天我和几个同事去食堂吃饭，从草坪旁边的小路走过，有人轻声跟我说，喏，那就是刘少奇的儿子。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看见他和一位戴眼镜的女同志在谈论什么。出于好奇，我们驻足观看。刘允斌和刘少奇长得很相像，只不过是多了一副眼镜、个子略矮一些而已。他衣着相当朴素，而且显得有些陈旧。烟瘾很大，一支接一支地抽。他静静地听那女同志讲话，直到她把话讲完，他才发表意见。刘允斌那时是核化学研究室主任。
朱培基是搞核燃料元素分析的，最早在苏联学习时就和刘允斌在一起。朱培基是跳高运动员，虽然是位女性，但她身体素质很棒，常爱和小伙子们一起踢球。朱培基说，那时候刘允斌烟瘾很大，他说他是从小学会抽烟的。小时候父亲参加革命顾不上他，把他寄托给本家的大伯，他像小长工一样跟着下地劳动，非常之累。以后他看到大人可以坐下来抽袋烟歇歇气，就也学着抽烟，为的是趁机歇一会儿。他还说，冬天天气很冷，还打着赤脚。他甚至跪在田里求老天爷帮他找到父亲，并许愿将来要修一座庙作为答。他很朴实，热情，常常帮我们这些刚来的人向所里交涉事情，为我们作翻译，常常不动声色地去帮助他人。每当中午休息去三楼小吃部喝牛奶加餐时，他总是顺路叫上顾国英。饭后为我和顾国英买两块巧克力，他自己却不吃，说是不喜欢。在苏联我和刘允斌、顾国英学的都是属于保密范围的与铀、钚工艺有关的分析方面的内容；关景素是科学院系统派出去的，和我们在一个研究所里，但学的却是与核工业毫不相干的稀土元素的提取和分离，整天呆在实验室里学不到什么东西，结晶、重结晶，周而复始，于是空下来就常常帮同实验室的工作人员照顾实验。刘允斌知道了情况，就主动去和苏联的所方联系，想把她转到与原子能有关的专业方面来。所方回答说这是中方的意见。他又去找管我们的商务代表陈征同志。几经交涉国内还是回复说不宜参与保密工作，他这才作罢。他为关景素做了许多事情，却从未和关讲过。我们的实验有时需要昼夜连续做。有一次该我值夜班，要把滴在不锈钢小盘上的样品烘干测量。当晚恰巧在列宁山下体育场有足球比赛，刘允斌想去看。他知道我也喜欢看足球，便主动提出要和我换值班，让我去看球赛，我不肯换。于是他帮我弄了个自动收集滴出液的装置。这样，我俩一起去看球赛，散场之后又一起赶回实验室进行测量。我们在实验中用的注射器漏气，我说国内的好用，他马上说，让妈妈帮我们寄几支来。并很快写了信回国，不久我们也就用上了。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他由衷地尊重王光美妈妈，喊起来是那么亲切。而我们工作上需要的东西王光美也能及时地买了寄过来，难为她能把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搞的这么和睦、融洽。他的俄文非常流利，中文就有点忘了，常常是念半边。有一次在给访苏代表团做翻译时，他把乙醇念成乙亨，弄的大家哄堂大笑。他在和家里通信时，常常来问我中文该怎么写。他也常常顺便说一些家务事。他写信给父亲讨论关于玛拉要不要跟他回国的事。他父亲要他尊重玛拉本人的意愿，不要勉强她，尽管他们当初结婚时说好要和刘允斌一起回国的。他遵照父亲的叮嘱，决定只身一人先回国。我们都计划坐火车，为的是途经贝加尔湖区等地，可以领略一下大片苏联东部国土的风光。临行他决定坐飞机，并说，最好是一上飞机就睡觉，一觉醒来就换了人间。结果真的只身一人回国，什么都没有带，连常穿的皮大衣都留给了他的岳父。

21.再困难也不能不管(5)

朱培基说，刘允斌和玛拉一起学习长大。尽管他已是苏共党员，苏联当局仍然劝他俩从心爱的原子能专业退出来，改学化学动力学和表面化学。取得副博士学位之后，他转到中国派出去学习原子能专业的队伍当中，每月的收入减少了许多，这对他有一家六口的开支来说不能没有影响。岳父是老红军，对独生女儿要求很严，但玛拉仍喜欢到克里姆林宫里去看医生。临到要回中国时，她又犹豫起来，不愿离开父母，又考虑中国没有莫斯科大剧院，看不到芭蕾舞。对于这些他并不赞同，但他还是按父亲的教导做了：放下一双可爱的儿女，先行回国。第二年玛拉来北京探亲，当时他还在拿未定级前的100元工资。需要安排陪玛拉到处走走看看，玛拉还想买中国特制的开士米连衣裙，刘允斌没那么多钱，可他宁肯向我们借钱也不肯开口向家里要。后来尽管玛拉对他的接待非常满意，对中国的水蜜桃赞不绝口，但还是回去了，不肯留下来。又过了一阵子，只好经过部领导批准算是离婚了。刘允斌回国后先是在原子能研究所放射化学工艺研究室当主任，大家都反映他没有架子。他曾对我说：你要想让别人做什么事，首先自己去做。譬如打扫卫生、保持实验室清洁，你只要拿起抹布来擦就行了。他喜欢吃辣的，已经辣得嘴上唏哈唏哈的了，还是不停地说，好吃，好吃。1960年困难时期发给他的一点补助油、黄豆什么的，他都拿来让我帮他做了一块吃。当时所里的高干子弟就有家里来汽车接回北京城里去过周末的事，他却总是和大家一起挤班车进城。有一阵子没有油，班车停开，他也和大家一起步行，到良乡去乘火车回家。听他说，困难时期因为孩子多，他家吃的比起别的领导人家里更加紧张。1962年据说要调什么人去包头建立锂材料研究室，人家不太想去，刘允斌主动表示愿意去。我和他谈起此事时，他说：我爸爸总是教导我们好男儿志在四方，要干事业就要不怕天南地北地去闯才行。
刘允斌去了西北，那地方就是张诚当厂长的包头核元件厂。刘允斌到了包头工厂，把原来准备遣送走的、社会关系不好的技术人员都通通留了下来，团结大家一起研究究竟怎么上试验。
核元件厂也已经严重缺粮了，一天，包头市副市长把张诚找去，说仓库里面的粮食只有很少一点了，你赶紧派人把粮食领走吧，不然的话，你们吃饭都不能保证了。当时国家实行粮食计划供应，许多地方和部门就虚人数，有1500人，却往上2000人，不这样的话，上面拨下来的粮食就不够吃。乌兰夫听汇时了解到核元件厂的粮食困难，就表态说，我们内蒙古再困难也不能不管这个厂子的吃饭。乌兰夫当即确定给包头核元件厂40头奶牛，500头羊，500头猪，还叫厂子里搞养鸡厂，确定给他们80%的细粮。另外还给了1200立方米木材供厂子搞基建。
工厂初创时期，周围有很多土地，种了大面积的土豆。因为饿，人们收土豆的时候洗都不洗就啃上了。大食堂里面堆了些土豆，人们打完饭之后，就蹲在那个地方吃。有一次，设计处的董弘琪在土豆堆跟前一边吃饭，一边顺手拿了两个土豆，装进大衣口袋，恰巧让食堂的人看见了，上来就是一顿搜。处长苗志峰得知此事，就开会批评。事情汇到副厂长杨朴那里，杨朴说不要这样，不要批评，不就是拿了两个土豆嘛，又不是什么大事，你老批评不好。
国家困难，很多人饿着肚子，刘允斌自然也一样，饿得脸发青，腿浮肿，前胸贴后背。他父亲虽然贵为国家元首，也同样停止了吃肉，减少了副食。刘允斌不由得想起他那苏联妻子的话——中国人太穷了。
1967年，刘允斌被诬为刘少奇的黑孝子和苏修特务，受到了种种批判与侮辱。
过去一些曾受到刘允斌帮助的老工人和老同事，看到他就把头别在一边。一些平时经常来串门的人，现在充当起打手，有人甚至揪住他的头发，给他坐喷气式飞机，要他揭发刘少奇。1967年11月21日晚上九点来钟，刘允斌被批斗了一整天之后，满身伤痕，一瘸一拐地回到家。他草草洗了把脸，就和衣而卧。第二天，在家属区西北方向的路轨上找到了刘允斌的尸体。

21.再困难也不能不管(6)

好人不见得就有好。刘杰说，刘允斌希望回国工作，但家属孩子怎么办呢？刘晓去找他。他夫人玛拉也是莫斯科大学化学系的副博士，不同意，说中国人吃草，太落后。他老丈人也不同意。我们去选人时征求他的意见，刘允斌说同意。后来他下决心要回国了。在机场时，他样子非常激动，他夫人不停流泪，两个人拥抱亲吻。他自己表示，为了祖国的利益，愿意撇掉一切。张太雷的儿子就不一样了，对回国一事断然拒绝。“文革”中，刘少奇被打倒，刘允斌也遭到迫害，几次到我家，非常想不通，非常反对。当时我也逃来逃去的，他不但到我家里找，还到旅馆找我。可惜这么好的一个人，后来竟然被逼得卧轨自杀了。
刘允斌的儿子阿廖沙、女儿索尼娅和他们的母亲玛拉是事隔20年之后才得知这一不幸消息的。1987年，姑姑刘爱琴费了很大功夫，从到中国探亲访友的莫斯科同学那里打听到了阿廖沙一家的下落，最终取得了联系。阿廖沙说，我对父亲没有很深的记忆，那时我还太小，对父亲的了解是在我成年之后。直到现在我也不相信父亲会自杀。但我们一直思念着父亲，姐姐对父亲的记忆要比我多，她还写过一首感情非常真挚的诗，就叫《怀念父亲》。我外公外婆和母亲都已经去世了，姐姐也嫁给一位美籍俄罗斯人，到美国定居去了。我现在在俄罗斯已经没有几个亲人了，他们都在中国。
阿廖沙先是考上了莫斯科航空学院，后来被分配到苏联国家航天指挥中心工作。中苏关系恶化时期，为了少惹麻烦，阿廖沙从上中学直到进入工作单位，都没在亲属栏中填写过刘少奇、刘允斌的名字。因为他身份的特殊限制，直到2003年4月他退役三年之后，才和妻子第一次踏上了回乡之路。阿廖沙说，我和妻子到了北京，先在王光美奶奶家和刘爱琴姑姑家住了一周，接着又到湖南老家认祖归宗，后来还去了南京雨花台，为何宝珍奶奶献花圈。一切都令我震撼和感到亲切。我看着眼前的一切，时时在想，这就是我的祖国，我的亲人，我的家乡。他们令我自豪和感动。我的感触难以用语言表达。我有两个故乡：中国和俄罗斯。我要尽力做一些有利于两国的事情。

22.使原子弹研制至少提前了一年(1)

　　简法生产，骑驴找马——到株州收黄饼——全民办铀，功不可没——科研告不需要形容词——整体的力量给我信心——越是出问题的时候，越是长见识的时候——“三结合”的能耐胜过一切——转向英文资料，看到崭新天地——提前超额完成两吨二氧化铀
六氟化铀是铀浓缩厂使用的原料，它是由二氧化铀经两次氟化（也称铀转化）而获得。因此，研制生产六氟化铀，必须从研制生产二氧化铀和四氟化铀开始。
1960年春，兰州铀浓缩厂的土建工程已基本完成，可是，为铀浓缩厂提供原料的几个工厂的土建工程尚未完成，特别是应由苏联提供的四氟化铀和六氟化铀生产车间（厂）的主工艺设备，大多未交货，建设速度滞后的局势非常严峻。而铀浓缩厂建成投产一段时间内，所需原料六氟化铀从何而来？请求苏联援助，已经出现了不大可能的苗头，唯一可行的就只有横下一条心，自己组织研制生产了。
白文治说，衡阳铀矿冶厂这时还没建好呢，刘杰只好召集二机部设在北京的五所——铀矿冶研究所领导开会。李魁年是所里的党委书记，他带邓佐卿来参加了。会场上在座的有几位副部长和局长，气氛相当沉重，大家都很忧虑。刘杰要求铀矿冶研究所用简易方法，在最短时间内研制出两吨二氧化铀，然后生产四氟化铀，由原子能所承担六氟化铀的研制生产任务。刘杰把这个做法叫做简法生产，又叫做骑驴找马。刘杰询问铀矿冶研究所有什么困难，李魁年心中无数，不好表态，就叫邓佐卿发言。邓佐卿是工程师，一时也不知说什么好，随口说了句我保证完成任务。
邓佐卿最早在国务院第三办公室时，是三办原子能小组里最年轻的成员，曾师从杨承宗做用乙醚萃取硝酸铀酰和制取二氧化铀的实验，后来又到苏联实习，具备了一定的研制二氧化铀的专业知识和生产经验。
邓佐卿说，杨先生对人特别和气。当时我大学毕业才21岁，他很喜欢我，所以对我的培养、教育可以说是很周到。我看不懂法文资料，他就把法文资料翻成英文供我参考。过去我们每个人有一个大的黑皮本，一共200页，工作、读书都要求记录在上面。实验怎么做的，出现什么结果，有什么现象，都如实作记录，每天交给杨先生看。我做实验的时候，杨先生站在后面，手把手地教。有时做记录，我用一些形容词，他认为科学研究告、科学研究结果不能用形容词。比如说萃取的过程非常好看或者说这个颜色很漂亮，这么说就不行。颜色漂亮是什么漂亮？非常好看怎么个好看？不准确。你得写这个是橘黄色或者是淡黄色，不要加很多这种形容词去描述，科学论文没这个形容词。到了1960年，确定要搞这个简法生产二氧化铀之后，所里叫我做技术总负责，我感到压力很大，之所以敢接下来，是看到我们这二三十个技术干部和一百多个工人构成一个整体，这个整体的生产技术能力是不可限量的。那时候摆在面前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原料，要去调查了解一下，咱们粗制的黄饼是个什么状况，要运回来。我们就派田兆忠到株洲去选运。田兆忠很直爽，山东人性格，长得胖乎乎的，头秃了。他小时候参加儿童团、武工队，解放以后读书，他大概是1958年大学毕业的，毕业过后就分到我们这里。因为他办事比较利索，过去干过很多事情，可以克服很多困难，所以就派他去了。
田兆忠急忙赶到株洲，去找老百姓们用土办法炼出来的重铀酸铵。田兆忠说，株洲是重铀酸铵即俗称黄饼的一个小的集散地。我到那里一看，是有，不过太简陋了。在车站的站台上，就像堆放沙子一样，乱七八糟堆放着那些黄饼，也没有用帆布盖一盖。黄饼都风干了，风干就都成面了。一刮风啊，就呼呼的刮着走，掀起一片黄色。我感到很吃惊。这东西很稀缺，要许多许多矿石才能炼出一点点来，所以比黄金还贵，合二十来万块钱一吨，让风随便吹走了，多可惜，而且它有放射性，让风吹的到处都是，对人对环境危害很大 。我见一家商店，一半卖着生活用品，一半就收购这个黄饼。有些人一边吃着东西，一边操作这种买卖，这太危险了。我除了对当地人宣讲有关知识外，马上发电给所里，所里就派董灵英帮我，找了几个分析人员，对产品进行分析化验后，收购了一车皮运回来。

22.使原子弹研制至少提前了一年(2)

从湖南运回的这批黄饼，保证了初期两吨二氧化铀的生产原料。其后，铀矿选冶研究所简法上马，生产出了中国第一批二氧化铀和四氟化铀。研究所把后面的一座仓库一分为二改建成生产二氧化铀和四氟化铀的简易厂房。工艺流程自己设计，很多设备也自己造。
李志恒说，咱的浓缩物功劳不小啊，当时，要没有这个原料，我们就无法开展工作。但这些东西品位极低，颜色还五花八门，因为它不是一个厂出来的，是全民办铀的产物，有的含磷高，有的含铁高，有的拿来就根本不像黄饼要增加预处理工序。但当时国内资料基本上没有进行预处理的内容，我们也没有从事过这方面纯化的研究，可给我们的任务是，年底就要拿出合格的产品。怎么办？不能按常规走路，只能边实验、边设计、边施工。要现在来看，那是不符合程序的。但当时情势迫使我们不能不这样做，好在大家齐心，老师傅有经验，总算在8月份把流程和设备、管道弄出来了。
搞试验性生产，所里付出了很大代价，酸雾和灰尘充斥四周，用原先的破仓库改建而成的生产工厂光线昏暗，窗户上的玻璃模糊不清，腐蚀严重。人们下班后一拿掉面罩，发现他们都长了一个绿鼻子，连鼻孔里边都是绿的。夏德长说，在生产工艺上有好多问题，设计中处理的对象是纯度较高的原料，可田兆忠从外面收来的却含很多杂质，还要进行前期处理。我负责的是第二阶段的生产。当时设备漏，因为不锈钢焊接不过关，搞了十来次，仍有漏的现象。另外还原也不好，锻烧过程中出来的不是两个氧，而是两个多。但越是生产出问题的时候，就越是长见识的时候。
1959年9月，禄福延从苏联学习回来以后就到了铀矿冶所，先在第四冶金研究室当主任，后来到所里生产科当科长。他刚来的时候还有一批苏联专家，可以跟着专家学习，什么都按着专家说的办。知道苏联靠不住的信息后，突然告诉所里，大家紧张起来，抓紧学习。禄福延说，当时我感觉大家最主要的还是想争一口气。因为我们也听说了，苏联人讲，嘿，你们只能站在我们肩膀头干。意思是我们一撤你们就掉下来了。所以，大家狠下一条心，自力更生，大力协同，什么个人名利都不考虑了。真要全靠苏联的话，可能我们的进度还没这么快。我当时在院里也算不了什么，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干部，但是很关心国家这个事儿。部里的方针是领导、技术人员和工人三结合，我感觉这个方针非常好。不管你有多大的能耐，你没有这个三结合也不行。当时部里抓得很紧，我们就倒排进度，一环扣一环地组织落实。首先搞二氧化铀，生产出来以后，就着手搞四氟化铀。当时最难最担心的活是两个炉子，我们提出要求，部里六局就负责了。他们该找钢铁研究院研究，该找上海什么电炉厂，都不用我们管了。他会给你按进度、按要求解决。我们也想了一些土办法，比如搞萃取，当时搅拌问题没解决，我们就搞了好多木头棒子，人也排好了次序，做好人工搅拌的准备。有些事情自己做不了就请外面协作。当时衡阳矿院来了一批学生和老师，本来人家在这儿是实习的，没有任务。2号厂一弄，正好他们赶上了，就连老师带学生都留下来了。工人也是这样，你指到哪，大家就干到哪，不讲什么条件，我不能干的我也想办法干。有些问题工人他能解决，哪漏啊，哪冒啊，跑、冒、滴、漏，这些问题最后都是他们自行解决的。那时兰州铀浓缩厂的一批工人，也过来支援。可以说是要人有人，要物有物，一路绿灯。我最担心的是什么呢？怕出事故，怕伤人。幸好这一段没有什么大的事故，虽然产品质量中间出现一些问题，但我们从分析化验入手，最后从工艺上解决了。
苏联断绝援助以后，许多技术资料也同样断绝了，铀矿冶所的人只好转向英文资料。郑群英说，这一段时间，整个国家配合得比较好，我印象特别深刻。我每天晚上拼命看英文书。部里得到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出版的一系列文件，也给我们好多帮助。因为，我们对铀标准不是那么清楚，看看美国标准和有关资料受到启发。当时有本书，叫《铀生产工艺学》，写得非常好，把美国原子弹生产、核原料生产解释得非常清楚，我把它看得滚瓜烂熟。当然这就要靠个人的发奋图强了。因为你要克服英文关啊，当时好多人已经把英文放弃了，像我就得重新捡起来。很快大批大批的英文文献需要看，看了以后，自己要去调研，再加上大家凑在一起讨论，一起摸索，就会有点儿创意吧。比如有一个设备，设计图纸就是我们自己弄的，是在摸索中设计出来的，加上不断地改进，结果挺成功。

22.使原子弹研制至少提前了一年(3)

1960年11月，铀矿冶研究所用全民办铀矿时土法生产的重铀酸铵做原料，超额完成了两吨二氧化铀的生产任务。紧接着4号厂又用2号厂生产的二氧化铀做原料，于当年12月生产出了80公斤四氟化铀。几十年后，刘杰对他们的评价是，用简法生产搞出了二氧化铀，使国家研制第一颗原子弹至少提前了一年。

23.虚惊一场(1)

　　简法生产六氟化铀——想法很好,水平不低——铁道部长下令保证运输——磅称显示：3.3公斤——检验结果不合格原来是取样不对——“高级流浪汉”一觉醒来不知在哪个地方——简法并不简单——杀猪庆贺——差点漏掉一个项目
先建铀浓缩厂生产铀-235，后建生产堆和六氟化铀厂，在六氟化铀厂未建成投产之前，铀浓缩厂所需的原料六氟化铀由苏联供应——这一点是当年聂荣臻率领中国代表团与苏联谈判时就明确了的。但过了两年，等到宋任穷和刘杰于1960年3月前往莫斯科，要求苏联原子能工业部长斯拉夫斯基按照协定提供六氟化铀时，斯拉夫斯基却改口说，六氟化铀现在苏联都不够用，难以供应中国。
周恩来听了宋任穷的汇，即于1960年5月23日给赫鲁晓夫写信，请求苏联为中国供应一部分六氟化铀，以保证兰州铀浓缩厂初期投产所用。随后宋任穷也给斯拉夫斯基写信，希望苏联能按照协定供应六氟化铀。但这两封信发出后，都石沉大海，苏联始终没有答复。一个月之后，二机部党组开会研究，认为必须抛弃依赖思想，彻底实行自力更生，抢时间把自己的一线工程建设起来。不久，苏联于1960年8月撤走全部专家之后，二机部考虑到原子能所内设有气体扩散试验室（代号615），拥有氟气电解槽，于是决定在那里简法生产六氟化铀。
黄昌庆说，当时非常紧急，条件也很差。我们也没做过这个工作，领导上征求意见，说你们能不能承担这个任务？我考虑了一下，因为以前对于这个问题有所了解，觉得国家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承担这个任务。局里面有个王世盛，后来当局长了，他就把我的意见告诉了615的总支书记常勇，说黄工程师说可以承担这个任务。常勇很高兴，接着就向所党委去汇，所党委接着向部里汇。那时候刘杰是部长，就把这个任务交给原子能研究所承担，所里就宣布由黄昌庆同志具体组织技术工作。那时候，吴征铠还没有来，组织决定一个月内要把实验室建成，出产品，这个任务很艰巨。我把工艺提出来，其中遇到了一个困难，就是别的设备可以借用，原来有的东西拿来也能用，但反应炉这个东西，原来没有，非做不可。这个反应炉温度比较高，又要耐腐蚀，又要密封性好，不能漏水，漏出来不得了，当时，把研究所所有的仓库都找了，找来找去就找到一根铜管，别的耐腐蚀材料怎么都找不着。
原先苏联设计的生产装置是两层炉子，可以控制三段温度，但615的人费了很大劲，翻箱倒柜才找到一根两米长的无缝铜管，只能根据这仅有的一根管子来设计，所以他们因陋就简，只能设计成一层炉子，控制两段温度。
随后从复旦大学调来负责六氟化铀简法生产的吴征铠教授说，这个简法生产装置，是黄昌庆、李仲芳他们根据初步设计简化了的。本来应该是上下两层炉子，它有三段温度不同，现在简化成两段了。这个设计虽然简单，但想法很好，水平不低，是一个成功的设计。
当时一般工厂只能电镀小的零件，没法在这根长2米、粗30厘米的铜管上镀镍。后来他们打听到山东有个仪器厂，能做这件事，就把铜管送去。那个厂非常重视，想尽办法，解决了镀镍的问题。
黄昌庆说，只要铜管有了，反应炉这个主要材料基本上就有了，就可以具体设计。大机修的老李李仲芳是设计组组长，设备要在他们那里加工，于是就请他做结构上的设计。要求由我来提，具体制图由他们去做，做好了以后，耐腐蚀性还不够，铜还不行，当时也没更好的合金。要的合金那钢铁部门还没有呢，要花10万块钱试制费，得一年以后，可我一个月就要进车间，就要出产品啊，来不及。所以，后来大家商议，盯住镍，镍是很耐腐蚀的。当时参加讨论的人多了，二局的文处长，王世盛，都到我们那儿去，因为这是重中之重啊，都在一起做这个工作，铜管在山东镀镍以后要往回运，但是铁路上规定不允许，后来铁道部部长亲自下令，叫沿途铁路放行，放到客车里运，因为这东西是新的，没放射性也没危害，就下令从客车带回。带回以后，拉到我们实验室，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做了一个大罩，把它罩起来。再把原来615的一些能够用上的容器，全拉来。筹备阶段用了一个月时间。在第一次试用前，钱三强亲自到研究室去，给我们鼓励。我们没有干过，他怕我们没信心，就说，第一次啊，能出一克产品，就算胜利。那时候部长每个星期都找我们去汇，只要有问题，立刻支持解决。生产24小时不能停，我们提出要人，部长立刻就指示工厂，把将来生产的全套人，总工程师、车间主任、工段长、老工人调来615参加工作。所里又从别的研究室抽调骨干技术人员参加。刘允斌是十室主任，他说你们需要什么人，我把最好的同志叫去支援。这些骨干力量业务上非常强，政治上也表现挺好。喂料工作有毒，有放射性，搞不好要死人的，他们不在乎。大家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尽力完成这个任务，为国争光。有的同志，这一班工作完了，见下一班缺人，又连着工作。苏联专家曾经说过，搞这个工作，几年下来人就销了。所以，工厂来的同志心中没底。第一次装料的时候，操作员把料送到设备里去，心里害怕得手发抖。大家都聚精会神地看这次实验行不行，副部长也亲自到实验室来了。管这个产品增加重量的老工人一看，装置底下的大磅称上反映出来了：3.3公斤！这说明有产品。赶快去实验室啊，化验一部分，证明是六氟化铀。这是1960年的10月11日。

23.虚惊一场(2)

黄昌庆说，这次实验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虽然还有问题，但证明我们的路线可行。但是，有人怀疑它的根据和可靠性，说我都不这么干，你干行吗？有不少人，包括有相当地位的负责人，看不起我们的工作。这是中国人自己搞的，你没有抄人家的这个那个就变成了没有根据，阻力相当大啊。一直到最后，生产任务完成了，产品要往兰州运了。一检查，质量不行，说615的产品不合格，不能用。这个事就大了。大家那样的努力，干了这么长时间，出了一个研制原子弹要用的产品，最后却说是质量不合格不能用。部党组对这事很重视，立刻下令，让原子能所检查质量。这一次找到我了，我了解了一下情况，什么不合格？原来做检查的人说镉化合物不合格。那不可能啊，你这样品是怎么取得的一检查，所取的样品不能代表产品。一个容器几百公斤产品，要讲质量合不合格，就要说这几百公斤的产品合不合格。取样怎么取呢，他就取一点，因为这瓶子不能装满，装满不安全，所以，中间有点儿空气，空气里有六氟化铀、氟化氢、氟气等杂质，它们的挥发性整体比六氟化铀高。尤其他在这个空气里取样，一检查就说不合格。很明显，这个取样方法不对。我们商量的结果是要以几百公斤样品做标准，不能以瓶子上面就像汽水瓶上面那点儿汽水作样品。然后就每10公斤取个样，总的一平均，显示产品的杂质比规定的杂质含量低得多，这个问题就算解决了。部里批准，运到铀浓缩厂去，进入下一道工序。
对于这一阶段的试验性生产，刘杰认为，原来习惯讲简法生产，实际上并不简单。我们所从事的并非一般的，而是尖端事业的简法生产。因此，简法生产的困难不但在于没有经验，而且还在于有许多特殊要求，如耐高温、耐低温、耐腐蚀，高真空度、高清洁度以及安全防护和产品质量等都有严格特殊的要求，这些特殊要求尤其是涉及产品质量的特殊要求，并不因简法而降低。所以，说起来是简法，其实里边有特别复杂的问题，都不简单。在当初没有经验的情况下，对产品质量标准要求从严，就必须加强化学分析工作。试验性生产产品质量不稳定，有生产工艺和操作问题，而没有成熟稳定的分析方法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白文治说，当时我们需要一个比较高一点的长于分析检验的专家型领导干部，钱三强推荐了两位。我看了这两位专家的档案，考虑各种因素之后，选中了陈国珍，因为他有教学经验，是英国伦敦大学博士，又有在一个新的领域勇于探索的精神。1962年5月，陈国珍动身到了福州，却碰上当地发大水，闽江水位大涨，铁路桥断，水淹福州，汽车几乎无法开行。刚到省交际处，还没有住下，碰上厦门市长，叫他赶紧一起回厦门，他只好又回去了。到8月份，他赶到了二机部。
陈国珍到部里不几天，刘杰约见了他，在座的还有几位副部长和局长。刘杰对他说，我们争取1963年至1964两年内搞出原子弹，请你来负责杂质元素分析检验。原子弹一定要响，如果不响，首先检查设计有无错误，如果设计有错误，打设计者屁股。如果设计没错，而是杂质元素检验错误，就要打你的屁股。陈国珍说，我一定尽力做好，但指标你要定下来。刘杰告诉他说，指标已经有了，共有二十几个项目。
陈国珍是分析化学总工程师，局里也想让他兼原子能研究所化学分析室的主任，使他有个实际的工作，更方便一些。白文治说，当时是一个星期六天工作日，他在原子能研究所三天，在通县矿冶研究所两天，在部机关一天，所以他到处跑，一天换一个地方睡觉。我们招待所的房子还没有盖起来，他家属又在厦门，所以住在外面。我听说后，马上找到他的助手侯卓，到西郊一个饭店去找他，他那时正在科学院开会，和化学家杨承宗住一个房间，杨承宗跟他开玩笑，说他是个高级流浪汉，坐汽车到处跑，一天换一个地方睡觉，一觉睡起来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也确实是这样，三个地方轮着睡，睡醒了一时弄不清究竟是在什么地方。陈国珍自己也说有一次他到铀矿冶研究所，中午到食堂吃饭，饭后有人领他到一个地方休息，他睡醒之后，怎么都搞不清自己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只好等人来接。

23.虚惊一场(3)

其后，试验阶段暴露出的工艺技术和设备上存在的问题逐一得到了解决，并陆续开始了正式生产。
在615乙取得初步成功后，1960年9月，二机部又在原子能所建了一个六氟化铀科研生产装置，命名为615丙，基本上完成了六氟化铀生产厂试车前的过关任务。这之后，六氟化铀大工厂也试车投产，满足了第一颗原子弹所用原料的要求。
湖南衡阳有一个处理铀矿石第一道关口的水冶厂，无论是工厂规模还是人员的配备，在当地堪称第一，因此也叫湖南一厂。因为在这附近发现了金银寨铀矿和大浦铀矿，水冶厂便建在了这里。
刘坤说，刘杰原来是察哈尔省的省委书记，他那时候对我也知道一点儿。1960年调我到厂子来的时候，苏联专家刚撤走。那个时候厂子很乱，搞运动，厂长书记都撤了，许多中层干部也靠边了。没地方调人，只能靠现有的人工作，该解放的都解放了，后来才上了轨道。刘杰在一次会议期间，把我们厂五个人叫去，把工作交代了一下，说两年试原子弹，必须拿出来。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总参谋长罗瑞卿来了，和出席会议的同志见面。罗瑞卿非常严肃地阐明了完成任务的重要意义和不可动摇性，并指出，谁如果延误了时机，将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我一下子就感觉到重负千钧。我们厂处于龙头地位，必须提前完成任务，才能保证爆炸时间。原子弹要响，就要有燃料，要有燃料就必须去生产，我是第一关，我求谁啊？有十几个人是苏联学习回来的，我就跟他们谈。我那时候身体不行，血压有点儿高。两年拿出产品来，这个压力太大。我怎么办啊，我只有钻啊。
建厂开始很艰苦，当时没办法机械化，主要是靠人力。湖南雨季雨水特别多，工地上特别泥泞，两只脚陷进去很难拔出来。刘敬裘说，当时我们没搞过，根本谈不上什么经验，比如说建设过程中萃取塔的问题，按设计要求，塔与塔之间要有一个垫片，少一个都不行。那你把这个垫片垫上不就行了？并不这么简单。因为垫片有多种，是用橡胶垫片还是用聚氯乙烯垫片？不知道。它里面是硝酸介质，还有一个有机项叫磷酸三磷脂，这些介质到底对这个垫片腐蚀、溶涨的情况如何，都不知道。但是这时候工作正在往前走，安装是不能停下来的。怎么办？赶紧做实验，在实验室模拟生产条件去浸泡材料，浸泡一定时间之后，拿出来再测试它的性能变化情况，然后再下结论，行还是不行。看起来是这么小的一个问题，但也发生了技术争论。北京铀矿冶研究所在1962年上半年试生产的时候，就发现这个聚氯乙烯垫片不行。我们当时因为要抢安装，就认为这种垫片的性能虽然差一点，还是可以用，我们做过试验，有鉴定。这时候刘坤厂长就把我们找去，说任务很紧急，人家说不行，你们说行，到底有没有问题？因为生产一试车就必须成功，如果一开车那个垫片漏了，那就没办法进行了。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连这么个垫片，这样很小的问题我们当时都不清楚，而我们搞的却是最尖端的原子弹燃料啊。
1962年5月初，厂里开始试车，处理从各地运来的黄饼。由于黄饼里面含磷太高，要想办法把磷除掉。当时他们采取的是碱洗办法，加氢氧化钠来洗除。洗完之后要过滤，把固体留下来，把洗掉磷的溶液排掉。当年9月，水冶厂历经千辛万苦，首先建成了处理黄饼的生产线，并生产出了二氧化铀。任务完成了，底下高兴，上头祝贺，厂里一片喜气洋洋，像过年一样。厂长刘坤最高兴，因为他不用把自己的脑袋交出去了。
刘坤说，生产成了，那当然高兴了。在那个年代，你领了任务就是立了军令状，谁敢含糊。我说过，这么大的事，不完成任务，我掉脑袋也不足以谢天下。现在完成了，高兴了，杀头猪吧！那个时候困难啊，吃顿肉就算是最大的犒劳了。平时怎么能想到吃猪肉，杀猪哪儿那么容易。拿出产品来了，那个高兴劲呀。这样才咬咬牙杀了头猪，给大家慰劳慰劳。

23.虚惊一场(4)

北京的铀矿冶研究所和衡阳的铀水冶厂用黄饼生产出了二氧化铀，建在内蒙古包头的核元件厂则为第一颗原子弹生产了一种叫做绿盐的产品，它是制造六氟化铀的原料。原子弹上有一个重要部件，核部件，也是在这里生产的。但最早的时候，他们并不清楚有这么一个项目。
白文治说，1956年我们和苏联谈判中间并没有这个核部件的项目，协议上当然也就更不会提到了。到了1957年，聂荣臻元帅组团去莫斯科谈判的时候，增加了一个项目，在包头那儿增加一个车间，就是核部件的项目。1957年我们要求派人去实习，斯拉夫斯基当时是答应宋任穷和刘杰的，但是正式派人去的时候，他又拒绝了，所以没有人去那儿实习过。1959年补交了一个初步设计，叫6号车间。当时也只搞了一个初步设计，产品只给了个尺寸，看不出它是什么。等到1960年苏联专家撤走了，二机部集中力量来解决存在的问题，把铀-235作为一线，钚-239作为第二线，第二线暂停、缓建，集中力量搞第一线，基本建设是这样，科研攻关也是这样。所以苏联走了以后，我们主要是抓一线的攻关，二线则照顾进行。1960年8月苏联人走，到1961年冬天，我听取包头厂的告的时候，发现没有这个项目，没有什么6号车间，核部件这个项目他们就根本没有列进去，攻关的计划没有。再查，基建计划也没有，设计的计划也没有，也没有施工设计，是一个漏项。所以当时我就交给冶金处处长徐基乾，先到九局来查这个问题。然后徐基乾又查初步设计，查到货情况等等。还好，几台球面车床都到了，磨擦压力机也到了，这两个主要的设备都到了。后来经过各方面商量，利用包头元件厂已经建好的一个仓库做场地，用包头已经建好的冶金炉子，做这个铀的铀锭，把那个磨擦压力机和球面车床装在那里，作为厂房。检验还是用他厂子里原有的检验手段，做这个金属检验。压力加工要用气锤，就用附近一个工厂的气锤做锻压。用人家的大气锤，主要不是为了大的吨位，而是能够容纳大模具的尺寸，这样来摸索。在很冷的天气里摸索压力加工，还有各种铸锭，各种工作都在那儿进行。附近的那个兵工厂在攻关的时候我去过一次。说星期天去，那星期六的晚上就得把模具预热起来，到星期天清早，几辆卡车，带着各种器械，一大堆仪器材料，去了十几个人吧，对方只留一个人。进门的时候，都经过人家的检查。车进去，东西卸下来加工，地面都是铺的铝板，怕沾污了地面，就把它清扫干净，把铝板撤回来。我参加过一次，搞完以后还要打扫清洁，都弄干净了，再撤回来，回来就得下午了。
徐基乾带上刘杰开出的一份介绍信，专门去找了五机部的相关局长，说我们原子弹上面缺一个部件，需要同你们这个坦克厂协作。局长一听，满口答应。但因为两家做的东西不一样，一个是放射性的，一个不是放射性的，就需要采取一定的防护措施。坦克厂的技术负责人叫韩旭冶，正好和徐基乾认识。找了一处仓库作实验室，安了两个球面车床，一间放车床，一间放锻锤。
锻造只能趁人家不干活的空当去，他们礼拜六晚上赶过去，折腾一宿，周围挡上铝板和幔布，把炉子预热好了，派一个班的警卫站上岗。平常加热有10分钟就够了，但安纯祥等人加热了45分钟还不放心。随后，由维修工段的老师傅林福善掌钳，郭振阳开锤。现场的人心情高度紧张，不知道这一锤子下去，会炸还是会飞。
结果，16吨的锻锤一下去，由于高温，金属铀像豆腐一样，特别软，轻轻一压就出来了。

24.锣鼓点越敲越紧了(1)

　　困难太大，主张下马—— 刘少奇说，等调查清楚再定—— 陈老总说，我头发都等白了；没有原子弹，腰杆子就不硬—— 林彪说，用柴火烧也要把它烧响了！——目标定在1964年—— 刘少奇提出中央要设专门委员会—— 毛主席的15字批示—— 强大的15人专委会—— 既是首长（手掌），又是脚掌
中国原子弹研制最初比较具体的计划，是在1962年进行第一次核试验。但制定这一计划的背景比较特殊，时间是1957年，那时苏联答应给予全面援助，并且已经有了具体的实施行动。然而好景不长，后来苏联由暗中到公开停止援助期间，二机部于1959年8月向中央提出了制造原子弹的新的设想：3年突破，5年掌握，8年适当储备。其后在饥饿中经过三年左右的艰苦奋战，中国的原子弹计划在几个重要方面实现了一定突破，终于有了一个可以预见的结果。
但是，原子弹研制最需要加大投入的关口，也正是国家处境最艰难的时候。在国际上，同美国对抗，与苏联交恶，还和印度发生了边境战争；在国内，大跃进等极左思潮泛滥，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各种困难堆积如山。此时，国防尖端技术是上，是缓，还是下？在国防科技系统，甚至在最高决策层也引起了各种议论。
1961年夏天，在北戴河召开的国防工业委员会工作会议上，这两种意见尖锐对立，争论的温度不断升高。反对搞尖端技术的意见，主要是出于对国民经济建设的忧虑，他们认为研制原子弹困难太大，苏联的援助没有了，技术上有很多困难，国家经济困难，当前的整个经济形势不好，我们的工业基础薄弱，原材料无法保证，品种规格不全，新材料研究困难重重，搞两弹花钱太多，拿不出那么多钱来，影响了常规武器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发展，应该暂时下马，等国家经济好转后再上。不能为了一头牛，而饿死一群羊。等等。这样的意见，因为分析得合情合理，也的确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所以得到了多数人的赞同。
7月下旬，主抓两弹的聂荣臻元帅也来到北戴河。当他了解到这样的情况，看出来一种对两弹研制怀疑犹豫的趋势正在扩大，深感不安。范济生当时任聂荣臻办公室主任，对那段时期聂荣臻的焦虑有所了解。范济生说，争论的背景就是，当时国家经济困难，中央各部定出一些条条来，有些需要调整，在这个情况下国防工业在北戴河开会，会上会外有些同志觉得两弹困难太多，集体主张下马。聂老总是7月中旬我和他一起去的，首先听刘西尧汇，以后又找了其他一些同志汇。老总越听越觉得这个问题严重，就又找一些人座谈，一是了解情况，一是做做思想工作。聂总在会上做了一个比较系统的发言，基本内容大体是这样的，第一是自力更生，两弹为主，导弹第一，这是中央确定的方针，不能动摇。争取三五年内突破尖端，这是历史的任务，困难是有的，但我们有能力克服。第二是两弹为主，并没有排除常规武器的发展，我们应该继续两条腿走路，既搞常规，又搞两弹。老总还提出一些措施，一个是缩短战线，他主要提的是科研战线，这样可以少花钱多办事。大家一同来攻关，我相信社会主义优越性就在这里。再一个就是我们困难多，应该理一理，先解决什么，后解决什么，我相信我们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林彪讲军队战时打仗，平时就是要搞装备，搞的话必须形成拳头。两弹为主，导弹第一是林彪提出来的。聂总还说：就是尖端武器不搞，在新型原材料、精密仪器仪表和技术力量分散的情况下，常规武器也上不去。那就只能搞步枪、轻机枪等等，如果这个也搞不出来，那只有靠梭镖了。
毛泽东对这个会议很关心，也注意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意见。在这次会议之前，聂荣臻将一份日本军事工业发展情况的资料送毛泽东。毛泽东当时正在杭州，10天后，毛泽东让秘书从杭州打电话转告聂荣臻：中国的工业技术水平比日本差得很远，我们应取什么方针，值得好好研究一下。并说八月毛泽东要找贺龙、聂荣臻等谈一谈。聂荣臻事后说：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指示，成为解决这一争论的契机。

24.锣鼓点越敲越紧了(2)

刘杰说，1961年春夏的日子多难熬啊！毛主席、周总理的餐桌上几个月不见油水，连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都吃不好饭了，这困难就太大了。在一些领导人的心中，疑问、忧虑随岁月的艰难而增长。不能说这些考虑以及下马的主张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在两种意见相持不下的时候，少奇同志发言了，他说：原子能工业的现状究竟如何，是上好还是不上好，是否把情况摸清楚以后再定。按说当初搞原子弹是毛主席亲自拍板的，是毛主席的决策，但这个时候很特殊，很困难，他也要慎重。所以毛主席表示，同意少奇同志的意见，等调查清楚后再定。
李旭阁说，不要认为主张下马的人就没有道理，那是不对的。当时我们国家老百姓饿死了多少人！饭都没的吃，搞经济的领导人主张等经济稍微恢复以后再上，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聂荣臻身处矛盾中心，十分担心导弹原子弹计划受到冲击。他当即召集出席会议的有关人员开会座谈，分析研究尖端技术的基本情况，认为近程地地导弹已仿制成功，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正在进行研制，原子弹也在探索性研究试验工作的基础上，开始了基本理论和关键技术的攻关。因此，只要齐心协力，加上政策、措施得当，经过艰苦的努力，争取三年或再长一些时间，突破两弹技术是完全可能的。8月20日，他向中央呈送了《导弹、原子弹应坚持攻关的告》。
告虽说送上去了，但聂荣臻心里还是不踏实。因为告里有原子能工厂可争取于1962年至1964年先后投入生产，随后即可制造一般的原子弹这样一段对中央带有保证性的话，非同儿戏。究竟能不能落实？所以，这年10月，中央军委便指派张爱萍、刘西尧，和刘杰一起到二机部的厂、矿、院、所等建设与科研生产第一线进行实地调查。
聂荣臻的秘书周均伦说，1961年7月20日前后，聂帅去了北戴河。8月23日，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从杭州打电话，说聂帅有关日本方面军事动向的告，毛主席已经看了，对日本国内有关企图制造原子武器的争论比较重视，批示要几位老帅考虑，以后再议一下。这个告是甘子玉起草的，甘子玉原先是中山大学的，1949年就已经在广州参加革命了，但由于长江有战事，过来不安全，就转道香港，再经台湾回到大陆。后来有人就这一点质疑甘子玉能不能做聂荣臻的秘书，聂帅说，主要看本人的表现。所以，这个告送上去，毛主席批示过之后，聂帅看了，又分头让几位老帅看了。但是，虽然毛主席支持继续把原子弹搞下去，聂帅不是还有些不放心嘛，就派张爱萍他们下去调查，一个点一个点摸清情况。
刘少奇提出现在不要争原子弹是上马还是下马，先要派人去调查一下，然后再来决定意见，政治局的成员们都表示同意。在中央军委会议上，陈毅和贺龙就让张爱萍牵头去调查。张爱萍有些犹豫，说我从来就只知道山药蛋，根本不知道什么原子弹。陈毅一摆手说，你不知道就学嘛。张爱萍心想，自己只读过初中，对很高深的科学技术懂得的很少，中央和军委既然已经这么决定了，除了坚决执行，没有别的办法。但要开展工作，总得有个人比自己的知识水平高一些的。张爱萍这时想起一个人来，叫刘西尧，读过大学，当时正好在国家科委当副主任，他就请军委同意，和刘西尧一起去各地调查。
调查组每到一个地方，单位领导就着手汇。张爱萍不让他们讲别的，只说我们来是向你们学习的，想问一个问题：在什么情况之下你能把这个东西研究成功，你需要国家帮助你什么？你最早拿出这个东西在哪一年，什么时候？这些单位的领导一看，这倒好了，不用说空话讲大话了，于是就直截了当提出了自己面临的各种困难，将自己实在无法解决的问题提交给上边。调查组在下面转了几个月之后，心里已经基本上有了个数，一回京就写了一份调查告，很快上军委并转给中央。邓小平将这份告批转给了其他领导人，说这个告很好，如果你们没有时间看，只看第一页和第二页半就行了。

24.锣鼓点越敲越紧了(3)

当时曾有一种意见，就是原子弹暂时可以搁置起来，等到国家经济状况稍好一些之后再说，可以推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进行。如果真是这样，那三五计划恰好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了，毫无疑问，历史的面目将会是另外一副样子。
刘杰说，这次调查我记得一共进行了差不多两个月。我陪同张爱萍同志、刘西尧同志首先在北京了解情况，同时再一个厂一个厂走，到西北，一直到矿山，到湖南选矿场，做了一番了解。那个时候整个工程的进展，当然差得还比较多，但是总的来看，在苏联专家撤离以后，经过几年苦干，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进展。张爱萍他实际上不直接管这些经济的问题，他这一次去的时候呢，一面看情况，一面给大家鼓气，鼓劲，他到各地方都是很慷慨激昂的。1962年夏天，中央在北戴河召集工作会议。会上，毛主席曾经讲过一篇话，说到当今的形势，虽然不是一片光明，但也不是一片黑暗。大家要有充足的信心，来更好地完成我们的任务。在这个时候特别提出要处理好自力更生和依靠外援的矛盾。听了毛主席的讲话，我就考虑，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个目标。这个目标以前也提了很多。1959年6月20日，苏联提出拒绝提供原子弹的模型。那是在庐山会议的时候，总理提出，我们自己搞原子弹要8年。那时候部党组研究的意见是争取5年实现原子弹爆炸。8年呢，进行储备。那时说5年，恰好就是1964年。第二次呢，就是1960年8月苏联专家撤走了之后，那时也曾经讨论过，也曾经有预测，说我们争取看1964年是不是有可能实现原子弹爆炸。第三次呢，就是张爱萍同志、刘西尧同志，他们来检查了之后，这是在1961年了，也提出来目标是1964年。这已经是三次谈期限目标了。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考虑，是不是可以正式定出一个目标出来。假如没有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慢慢来了。在散步的时候，遇见陈老总，陈老总一见面就问，刘杰，你什么时候交货啊，我现在等得头发都要白了。他说，我这个外交部长，没有原子弹，腰杆子就不硬啊！要争取时间呐！陈老总临了还叮嘱我：你好好想想。后来陈毅又说，世界各国看中国两件事，一是粮食，一是原子弹。搞不出原子弹，别的都是空的。我一听这话，就感觉到很有分量。再联想到过去总理在开会的时候，多次谈到了这个问题。那时美国不断的推断中国什么时候核爆炸，总理也不止一次在开会的时候笑着说，刘杰啊，什么时候能核实验啊，第一颗核实验什么时候能进行啊？我和张爱萍从下面调查回来之后，去向林彪汇，林彪态度非常坚决，说，原子弹一定要搞下去，一定要响，就是用柴火烧也要把它烧响了。这就让我们认真考虑，现在应该提出一个比较肯定的目标，而不是过去预测性的目标。于是，我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了一封信，在告里讲，原子弹是世界上已经有了的，只是我们没搞过，没有经验而已。中国人有了四大发明，人家已经有了的东西，这规律难道我们不能掌握吗。后边又阐述了一下我们这两年来核工业和核武器进展的情况。告提出，只要能够努力去解决存在的问题，争取1964年或1965年进行第一颗原子弹的试验，是有可能的。这个告送上去以后，薄一波同志后来见到我说，毛主席看了这个告，说很好嘛！
作为二机部部长的秘书，刘正威跟随刘杰，陪同张爱萍一起到底下去做调查。刘正威说，出去的时间是1961年10月9日。那天一到飞机场，我估计是军委派的专机了，我看张爱萍同志穿着一身灰色的衣服，非常潇洒，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然后就陪他们出去了。出去以后先是从东到西，大约是从包头起，然后是登高原跨戈壁。他这么一段大概用了二十多天，二机部主要的厂矿都看过，我的感觉是他越走兴致越高。回来以后稍事休息，就在11月2日，他们到聂总那里作了汇，这次汇我没参加，是刘杰、刘西尧、张爱萍他们去汇的。汇以后，我那时正在办公室坐着，刘杰同志说你代张爱萍、刘西尧他们起草一个这一次行动的调查告吧。当时刘杰倒没作更多的指示，因为沿途刘杰、刘西尧和张爱萍总长他们的讲话精神基本上我都了解了，对部里各个单位的情况比较熟悉，他们出去的思路我也比较清楚，所以我就为他们起草了一个告。给刘杰过目以后就送给张总长了。当时文件比较机密，我是坐车送到张爱萍同志家的。

24.锣鼓点越敲越紧了(4)

这之后，刘少奇主持会议，由罗瑞卿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原子弹研制情况。刘杰也参加了汇。刘少奇说，1964年能爆炸很好，如努力了还不行，1965年也是好的。但不努力就不对了。当汇到原子弹技术的复杂性和高度综合性，靠一个部门很难完成任务，需要全国各方面的配合，中央应有专门机构抓时，刘少奇提出：各方面的配合很重要，中央要搞个委员会，以加强这方面的领导，现在就搞，否则就耽误了。你们提出个方案和名单，中央批准。刘少奇知道这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尖端工作，所以说话留有余地。
会议结束后，罗瑞卿向毛泽东和中央写了告，其中没有提1965年这个后限，而突出说力争在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并且，为了保证实现这一目标，告提出了由周恩来总理任主任的15人中央专门委员会名单。毛泽东看了这份告后，在第一页的空白边沿处批了15个字：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实际上，二机部的一切工作都是按1964年爆炸这个目标做的。刘正威说，罗瑞卿向中央的告上，把最迟1965年爆炸这一句留有余地的话删掉了，只说定在1964年爆炸，这也是聂荣臻的意见。那么毛主席就批示了，很好，照办，这就成为一种决策了。刘杰回来传达时就老讲，锣鼓点越敲越紧了。设立中央专委会，历史证明它的作用的确太大了，周总理亲自挂帅，那可不一般啊。当时罗瑞卿也感觉到了，他的一些话也不是那么太灵了，不是老吵架嘛，所以，专委的成立非常及时。
中央专委除主任由总理周恩来担任外，还有7位副总理和7位部长级领导，即副总理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聂荣臻、罗瑞卿以及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赵尔陆、张爱萍、王鹤寿、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等。专委会第一次开会时，决定设立一个专委办公室，由罗瑞卿兼办公室主任，赵尔陆兼常务副主任，张爱萍、刘杰、郑汉涛兼副主任。专委会下属办公室的几位成员是周恩来亲自和国防工办副主任赵尔陆选定的一些国防工业资深专家，分别是刘柏罗、许淦、赖坚、李光、宋良甫、怀国模、朱科、泉松春、高魁宽、汪祖辉，其中秘书长是郑汉涛，副秘书长是冶金部钢铁司司长刘柏罗。
刘柏罗和吴际霖一样，在延安时就造过手榴弹，现在有机会参与原子弹的研制工程，极富戏剧性。刘柏罗说，那时候国际斗争挺麻烦的。我们正在北京开一个社会主义阵营的钢铁标准会，好多国家都来参加，会上斗争挺尖锐。东欧有些国家对苏联很不满，我们也不好挑他这个东西，还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因为我是冶金工业部的钢铁司司长，所以由我来主持这个会。那天晚上刚开完会，还没吃饭呢，冶金部王鹤寿部长就通知我，让我到他家里去。去了一看，好多副部长都在这儿，吃饭中就讲了，说是中央、总理要调你到国防工办。那时候没说专委要抓一个很重要的国防工业，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只说你明天就得去，明天上午8点到赵尔陆那儿到。他也没有讲具体内容，说完这个没话说了，也不好讲什么，保密保得很厉害。我挺紧张，第二天就到，就这么来了，很简单。中央专委成立后，要组建一个办公室。我们那个时候先调到了四个人，李光、赖坚、宋良甫和我，其他五个暂时还没调来。专委会成立后的第13天，总理开会，是15人专委的第二次会议，这一天是1962年的11月29号。在这第二次专委会议之前，有人曾提出中国应该像印度尼赫鲁那样，成立一个原子能委员会，他的意思也是说这样更利于领导。周总理对此表示不同意，说，我们不搞尼赫鲁式的原子能委员会，我们的专门委员会和他们不同，是权力机构，是政策领导、组织领导机构，负责行政组织、检查工作。在这次专委会上总理首先讲，今天介绍咱们四个专委办公室的干部，新调来的。就把我们一个一个都介绍了。完了就专门对办公室、对我们提出要求了。总理说，你们都是从高级岗位上调来的首长，到了专委办公室工作，既是首长（手掌），又是脚掌，要腿勤手勤口勤。你们过去都是首长了，到这里以后，一方面你们权力很大，因为你们代表的是中央专委，专委会定下来的事儿，你们去执行的时候，权力最大。另一方面，你们的权力也最小，因为你们个人不能决定任何问题。每次开会时，有好多情况，总理要问。我们事先要准备一个专委会议的议题要点。后来，总理就指定我一开会要坐在前面，坐在前面念这个议题要点，我都不大好意思。议题要点包括各部的意见，还有我们对处理这个项目的意见。然后，专委会上就一条一条讨论，很细致的，都是根据各部门的告，特别是二机部的告整理出来的。告很厚一摞，总理在开会以前，他都看。又看了议题要点，他认为可以了，才开会。一般要准备三个月，做比较充分的准备。开会的时候好多问题，一般都能够取得一致，但也经常有争论。一般会前大家都看过文件，了解了各方面的意见和我们的议题要点，有不同意见当时就提出来了，我们就做些补充修改。所以，到正式的会议上效率就比较高了。

25.非驴非马是骡子(1)

　　深不可测的无底洞——让人头疼的冷拳头——“专委会就是有倾向性的会议”——做得最多、说得最少的赵尔陆—— 一要紧，二要稳——倒排顺排，做好规划——刘杰和钱三强有远见——周总理要求：实事求是，循序而进，坚持不懈，戒骄戒躁
中央专委成立之后，在18天之内接连召开了三次会议。周恩来对二机部的人说：我们的专门委员会是权力机构。主要是帮助你们运用辩证法，搞好科研工作，支持你们，解决你们解决不了的困难。
原子弹是当时世界上最尖端的浩大工程，往往要倾一国之力才能进行。在当时中国的经济状况下，原子弹制造所需的投资，无疑是一个深不可测的无底洞。并且，在制造原子弹的过程中，不可预见的因素很多，有些项目事先无法列入计划，常常在事到临头时突然冒了出来。因此，在中央专委的会议上，争论往往在所难免。
刘柏罗说，有一次开会，李先念同志因为是管经济的，对尖端事业老是冷不丁要钱抵挡不住，就提出来，说不要老是打冷拳头，别打冷拳头。因为财政上很困难，他提前部署好了，剩下的经费没多少，你说这要增加经费，好，一下子提上去了，他就措手不及，确实很困难。另外，有的专委会成员说，专委会开的可是有倾向性啊。罗瑞卿就立即站起来了，他说，专委会就是有倾向性的会议，就是专门支持二机部的。不这样的话，他怎么能搞起来！就一个二机部，你让刘杰单独搞出原子弹来，那行吗？大家如果不支持那肯定就搞不成。他这么一讲，大家也没话说。
中央专委会日常事务的主要负责人，是国防工办副主任赵尔陆，他本身也是专委会成员。赵尔陆在建国初期曾担任负责军事工业的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在中国的导弹原子弹研制中，赵尔陆是做得最多说得最少的一位高层领导者。刘柏罗说，赵尔陆工作很认真，很周到细致，作风也很好。他每天都看《毛选》，那么大岁数的人也看《毛选》，而且坚持不懈，天天抽一定的时间看。他不在办公室里看，而在自己家里看。对核工业，他对总理的安排是很重视的。为了方便，为了把工作理顺，好多事儿他都叫我直接找总理，总理也经常直接找我。如果总理找我，我马上就给赵尔陆汇，他说你别找我了，总理怎么说你就赶快怎么办吧，免得耽误时间。那时候时间是非常重要的，两年实现这么大一个任务，确实不简单。有的项目真正要钱，不是每次都到专委会议上要钱，平时一般都在赵尔陆那儿，提上来了，赵尔陆马上就开会，还缺什么东西，就请那个单位的领导商议，把计委的人也请来。赵尔陆主持，提这个问题，跟人家说好话，然后来解决。光靠二机部去跟计委要钱，那也是很困难的。赵尔陆还代表军委、国务院这个关系，很有威望，办起事儿来，经过他就比较痛快。到一定的时候，要认真检查工作，总理就指定赵尔陆，带上我们出去检查落实。有一次，又是为了钱的事情，他跟薄一波两个人对着吵。薄一波说，你们又要钱又要房子，你们就这么干啊？赵尔陆说那怎么办呢？不要钱不要房子，干不起来啊。会议上因为总理在那儿，谁也不好说什么，两个人就在会外对嘴。从西花厅出来有个小桥，会议中间休息的时候他们走到桥上，薄一波说，你下回不能这样，这样来还行啊，老是临时提问题，又要这么多钱啊设备啊。赵尔陆就说，下回还这样，下回还得干啊，新问题不断。他们两个都是山西老乡，争论几句，过后就算了。
刘柏罗说，有时专委会上的争论也很激烈，主要是为钱。一般情况下，会议讨论问题，只要有一个人提出反对意见，总理都不马上拍板，要求大家下去搞清楚，下次会议再讨论。那时候各方面都很困难，开始一上马，核工业没有任何技术，一下子冒出一块投资问题，现在看来那些数字并不大，跟国际上比较也是很小的。但对我们国家来讲，特别是在当时那种情况下，那可就是相当大的一个数字，多少亿多少亿的，动一个项目就是几个亿，可咱们国家这么穷。尤其是有些东西原先并没有计划，突然冒了出来，因为不管是科学家还是管工业的同志，都不知道核工业应该怎么办，有不少项目事先都没有认识到，也没法事先提出来。这样在会上就免不了要争论。比如兰州铀浓缩厂，项目经费不断的追加，因为那是重点保的关键，没有它整个计划就不能实现。专委会非常重视，主要是催他的进度和确保质量。单纯建这一个厂子，其实临时追加的东西并不太多。但其他为这个厂服务的项目多，就要搞好多研究，要实验，要花钱。比如扩散机，本是从苏联进口的设备，专家一撤，什么资料也没有留下来。所以，就先在原子能所研究，在天津也搞一个单位研究，他当然要条件了，这都是临时冒出来的。机器要仿制，仿制了以后，还得自己研制新的更大型的机器。扩散机里头还有分子筛。北京钢铁研究院、上海化研所，都分头研究，要研究，就要原料，要找有色金属……这样一弄就把许多分项目、子项目带了出来，多项目都出来，需要用到的钱自然就多了。所以，我们不敢轻易提什么问题，因为经过我们嘴里一提，就得当大事儿来办，如果搞错了，就会产生很多问题。所以，我们很慎重。

25.非驴非马是骡子(2)

刘柏罗说，专委开第二次会议时，总理审查会议纪要，在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事项上，加了一句话：设置专委机动费××××万元，由专委办公室掌握。具体数字要我去填。有时出现好多没有预见到的科研项目，有了这个钱，马上就可以运作了，这个钱就起大作用了。但由于没经验或者不熟悉专业，也走过一些弯路。比如说，化工部搞氟氢酸，那可是好大的项目啊，他们按二机部提出的质量指标，费老大的劲，花很多的钱，把氟氢酸搞出来了，到二机部的铀浓缩厂一用，发现没问题，但当初把这个产品的标准提得太高了，提的是万分之二，实际上百分之二都能用，使化工部费了很多冤枉劲，花了很多冤枉钱，而二机部说他们没用过，是按国际资料上的最高标准提的要求，化工部也不好说什么话了。还有一次，二机部提出一种化工液体产品，要求也提得特别高，人家也是费了不少劲，给整出来了，但后来二机部才发现，用不着了，不要了。赵尔陆听说这个事儿很着急，说你跟人家提出这么严格的要求，现在又不要了，那哪行。赵尔陆就在会议上正式宣布，不要了，你二机部也要把它收回去。要倒掉，也要在二机部倒掉，不能叫人家研制单位白白承担这个损失。
专委会刚成立，就接二连三研究有关原子弹的一系列事宜，为二机部调集人马，确定协作项目，解决大量的设备设施问题，对刘杰而言，反而感到了一种更沉重的压力。周恩来在专委第四次会议上说：在座各位同志和专委会的委员都负有极大的责任，但主要的责任还在二机部的党组书记、部长和副部长身上。
刘杰说，专委会成立以后，整个原子弹大的方针，以及具体的实施，是由专委会来领导确定的。有许多项目是无法预知的，所以有时在专委会上一提出来，就使主管经费的领导为难。但也没办法，因为我们以前没干过。那时心里没底，骑驴找马，有时布置的头绪多，提的要求也不明确，所以才会发生像白白费劲研制那种化工液体产品的事情，赵尔陆不是说了嘛，倒也倒你二机部去。那时从军工部门调来一批同志，他们是学苏联那些规矩的，所以到二机部一看，就说二机部的管理太不正规了。包括赵尔陆同志也批评过二机部管理不正规的问题。有的人说我们非驴非马，我开玩笑说，非驴非马是骡子，有杂交的优势。其实我也知道问题是存在的，但当时是特殊情况，你正规管却办不了事啊。当然，提意见的人事后证明也没什么不对。这个时候，聂总对有关事情也盯得特别紧，我们通过他的秘书，就是范济生啊，刘长明啊，还有安东，经常向聂总汇。聂总在确定两年计划之后特别提出来，一要紧，二要稳。他主要的精力是从科学技术各个方面来进行支持，并派军队方面支援工程技术人员的生活保障。他曾经给我打电话，一讲就半个小时，给我带来了鼓励，树立了信心。他也曾经批评过我，说刘杰你刀子不快啊。因为在当时人们最困难的时期，确实发生过许多不好的现象，说我处理得不坚决。周总理在中央专委第三次会议上特别强调，为了力争实现既定的计划，二机部必须围绕这个目标，制订出详细、具体的进度计划和措施计划，并认真抓紧，踏踏实实地努力工作，促其实现。按照专委的要求，二机部做了规划，各部门各单位都根据生产建设和科研任务，先倒排年月，也就是按最终完成日期往前面排，借以暴露工作衔接中的矛盾，然后再顺排年月，就是说按工作向前推进的顺序往最终目标排，定任务，定进度，定措施，使这个规划步步落实。在这个基础上，再进行全范围的综合平衡，前后衔接，左右配套，环环紧扣，最终把实现两年规划的各项要求都落到实处。为此，我们成立了一个专门搞规划的办公室。
对于一项大的国家工程，有预见，做出恰当的规划，意义特别重大。于敏说，做好正确的规划是非常重要的。原子弹是这样，随后我们的氢弹更是如此。氢弹是比原子弹更复杂得多的系统，所以领导预见到要早做准备，在原子能研究所找一部分人先从事氢弹原理研究，这时是1960年底了。当时正逢三年困难时期，最困难的还是工作条件。但是大家有爱国主义激情，无私奉献精神。另外主要靠的是我们非常细致、深入、活跃的学术气氛。大家齐心协力一起研究，后来证实，当时发现的一些东西是很重要的，而且基本是正确的，是必不可少的。由此可见，刘杰和钱三强是很有远见的，对我们这么快突破氢弹是英明之举。但是，和过去不同，现在核武器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第一，某些核大国的核战略有了根本性改变，正在由过去的核威慑变为实战。第二，他们正加紧反导系统的研究，使得对方的核武器发生不了效力。而防御了对方的核威慑，就成为新的核垄断。中国当初费了这么大劲研制核武器是因为什么，不就是为了打破核垄断嘛，所以，如果我们丧失了核威慑能力，我们就等于退回到了过去的历史年代。这个事情必须加以重视，当然，我们也不能搞核竞赛，不能被一些经济强国拖垮。可以用创新的方法，打破垄断，保持我们的核威慑力。

25.非驴非马是骡子(3)

1962年12月4日，专委会在西花厅听取关于原子能工业生产、建设情况和原子弹研制两年规划问题。会议厅面积不大，几只沙发椅摆成一圈，周恩来和专委会的成员们围坐在一起，面对的是堆积如山的问题。朱光亚说， 1962年11月，二机部提出研制原子弹的两年规划，过了几天，第三次专委会的主要议题就是审议这一规划。由于它几乎牵动全国各条战线，许多问题需要在会上商定，会议从上午一直开到下午。午饭就在总理那儿吃，餐厅在会议厅背后，摆了两张大圆桌就没有多少空地了。每桌都是一大盆肉丸子炖白菜、豆腐。四周摆几小碟咸菜和烧饼。好几年后，余秋里同志说，这种大盆菜是周总理创导的国务院的传统饭菜，既有营养，又很方便。下午汇完后，中央专委讨论和批准了两年规划，周总理讲了四点：实事求是，循序而进，坚持不懈，戒骄戒躁。要求我们在工作中必须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实事求是，既是思想方法，又是指导原则。要认识客观规律，也不能怕失败。在科学实验中，有时必须经过失败，甚至多次反复，才能成功。要循序而进，想超越阶段跳过去是不行的。还要坚持不懈。做任何事，总是靠突击是不行的，只能在有一定可能性时才能突击。无论成功或失败，都要戒骄戒躁。略有所成就骄傲起来固然不好，急躁也容易犯错误。我们大可在现有的工业基础上，自力更生，立足于全国，搞出一点名堂来。
在原子弹两年规划制订小组中，成员主要是三个人：卢荣光、怀国模和张绍诚。他们多方协商，经过反复的调查研究和计算，编制成了《二机部两年重要工作任务、总进度和措施计划》。这是实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纲领性文件，很快即得到中央专委的批准。
卢荣光说，我当时在设计院，临时被调到部里，要我参与搞两年规划。因为两次去苏联我都参加了，许多设计工作我也都是身在其中，比较熟悉。按照部里交代的几个原则，我们就倒排时间，顺排计划，以基建和设备安装为主，从1964年往前推。怀国模在编制这个规划的时候出了不少力，主要是由他来计算。资料都是由各个厂矿提供的，比较可靠。搞了一段时间，大家心里都有一种早响原子弹的愿望，信心很足，拼命工作。两年规划中有很多文字图片，搞出来后到上头，先到罗瑞卿那里。后来听说，对这个规划也有不同意见。

26.一年累秃了头(1)

　　涉及二十多个省市、九百多个工厂—— 非常严格的保密制度——需要是推动事物前进的轮子——了解了实际才有底——不光是科学技术问题，更多的是组织管理问题——先钻技术，还是先看全局——彭真说，有分辨能力就不错了——老老师和小先生
要爆炸原子弹，就原子能工业本身来讲，从铀矿石开采到精选，一直到生产浓缩铀，是一个很长的过程，牵扯到全国好多个厂矿，需要经过数万人的劳动，经过许多个工厂的加工，并且需要很长的生产周期。要在规定的时间里生产出既定产品，就要上下互相衔接，环环相扣，确实需要一个非常周密的计划。另外，要实现这样一个计划，不光需要原子能工业本身的厂矿研究所能够承担，而要依靠全国的通力协作。所以，制定并实施原子弹爆炸试验的两年规划，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工程。两年规划小组经过复杂详细的调查计算，统计出由全国各个部门提供特殊的原材料，提供专用设备、仪器仪表的，大概分布在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分属二十多个部门，涉及九百多个工厂，而且一定要保质保量，按照规定的时间进度要求来完成，才能实现1964年爆炸原子弹的目标。
怀国模说，两年规划的制订，体现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的结合。我们在编制这个计划的时候，还不知道现在讲的系统工程，当时还没有这个名词，我们也不懂啊，但这是我们在实际工作里面摸索出来的一个办法，现在看起来也是符合系统工程原理的。我是1952年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毕业以后分配在鞍钢，1954年到了北京，到了冶金部钢铁学院，后来又到了南京的化工厂，因为我是学化工的，所以回了本行。1958年的时候到二机部计划局，负责搞综合工作。当时保密要求规定得非常严格，你管矿山的事情，就只能管矿山，不能去了解后面工厂的情况，你管哪个工厂的事情，就只能了解这家工厂的情况，不能了解其他方面的情况。那么，只能有很少数的一两个人是搞综合的。综合就是从头到尾，从科研、设计、基本建设到生产综合平衡。那时候局长是张汉州。但具体的工作，细节上的事情，局长本人也不知道。二机部的领导，特别是刘杰同志提出了一个思想，一个编制计划的办法，叫做倒排暴露矛盾，顺排落实措施。所谓倒排暴露矛盾，是我们目标要求的，比方说，要求1964年底以前，爆炸成功第一颗原子弹，从这最后一关倒着推算：需要提供一些什么条件，特别是最核心的浓缩铀产品，需要提供多少数量的浓缩铀-235，最晚什么时间提供，然后再往前排，需要多少数量的六氟化铀，需要多少数量的四氟化铀、二氧化铀，一直到需要开采多少吨的矿石，这些都要经过周密的计算。根据生产的周期，生产这些东西最少需要多少时间。光是倒排还不行，要再反过来顺排，以便落实措施。比方说，按照矿石开采的周期和水冶厂建设投产的时间，不能满足后面产品生产的进度要求。怎么办呢？我们就把开始搞地质勘探采样挖出来的一些矿石，还有各个地方土法上马搞出来的产品收集起来，提供原材料，提炼铀的精华。又比方生产二氧化铀和六氟化铀原料的工厂建设周期比较长，等不及，我们也是土法上马，先在简陋的实验室里，一方面摸索生产工艺搞科研，一方面也提供了产品。如果不是这样事先周密计算周密考虑，光凭主观意志要什么时间完成，最后还是拿不到产品的。
怀国模说，这个两年规划确实不简单，不是少数人能够独立完成的。当时我们找了很多专家，了解情况，听取意见。部里也对计划、设计和基本建设比较熟悉的同志，比方卢荣光，还有生产技术局的白文治局长，等等，多向他们请教，具体的计算主要是李杭荪和我。从计划本身来讲，有一个不断细化，不断调整，不断完善的过程。最后达到比较成熟的地步，到了毛主席那里就批准了。以后成立中央专委，就是觉得这么大的复杂的事情，光有计划，单靠二机部来办不行，非得要由中央来抓，非得由周总理来抓不可。周总理要求非常严格，他说，这件事情，包括你们自己的家属都不能知道。文件都是直接送给本人签收，里面关键的字，比方说进度：1964年爆炸原子弹，1964这几个数字不能铅印，都是空白，印刷厂印好了以后，我们再一份一份用钢笔填上，然后，密封好了送出去。所有的文件包括底稿，我们个人从来不得保存，每次专委会开完以后，用个牛皮纸口袋，密封起来盖上密封盖，然后存到专委会专门的一个保密室去。谁也不准再开封，再开封的时候必须经过批准。王亚志当时是总理的秘书，军事秘书，张治文也是周总理的秘书，周总理决定什么时候要开会了，他们就通知专委办公室做准备，搞出来文件以后，送到总理那里去。当时还不是一般的通信员送去，都是保密员带着专委办公室的一个工作人员，两个人，必须两个人送去，自己签收。给15个专委委员的文件，也是直接送给本人。我们平时的公文包，就是写计算过程的这些公文包，从来不能放在办公室，放在铁皮柜里也不行，而是专门有一个保密的文件包，每天下班以后装起来，用火漆印封上，送到保密室去。专委每次讨论的议题和文件都是我们写好了以后拿到保密车间去，我们就站在旁边，看着捡字，排版，印刷，不能离开。最后，要把排印中间的打样烧掉，把板拆掉。

26.一年累秃了头(2)

两年规划编写完之后，二机部从部、局领导层到机关及基层人员，起初在认识上也存在一定的分歧。有人批评两年规划没有根据，是主观上排的日期，超过现实可能。有人认为这个规划完不成的可能性大，完成的可能性小，或者说实现1964年原子弹爆炸的目标提前的可能性没有，只有可能后推，过去经验也是如此。有人还顾虑时间订得紧了会出漏子，担心在生产建设上发生质量、安全事故，万一出了大事，两年规划就恐怕不止是两年，而是10年规划了。
刘杰说，部党组虽说原则上同意了，但一到深入的时候，很多人就有不同的考虑了。考虑也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应该这样干，另一种是这样干是不是太冒了。有的说，这是拍脑袋拍出来的。讨论的时候，也是反反复复的。钱三强、雷荣天，以及白文治、李觉他们都发了言，担心这个计划订得不切合实际，完不成的可能性很大。刘伟和袁成隆等同志则从积极的角度，讲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刘伟说，两年规划不是纸上谈兵，不是唱空城计，而是有一定的根据的。我们现在坐在办公室里很着急，但只要我们到基层去，一接触实际信心就增加。袁成隆说，两年规划是经过慎重考虑的，现在不要再说行不行。好多事情要好好研究，但真正解决问题还是通过实践。需要是推动事物前进的轮子。但是，只有需要和现实可能相结合，事情才能成功。
袁成隆说，对1964年原子弹爆炸，我们部里头就有不同的意见，有的认为不行，担心是吹牛。他们一是对苏联专家撤走，可能太担心了。二是不大了解情况，而我们是整天在厂里摸，一个厂一个厂、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摸，我们心里都有数啊。所以，我们党组几个人，敢拍胸脯，说能完成。
在历史档案中，可以查到当时二机部讨论两年规划的记录，上面有白文治、杜文敏、李杭荪、李觉以及刘杰、钱三强、雷荣天、何克希等人的发言内容。
白文治说，那时候我只有百分之六七十的把握，我不能不留点回旋的余地。所以，我当时说，两年规划这个方案有无余地铀浓缩厂是中心环节，原子弹裂变部件加工是薄弱环节，进度是倒排的，1964年实现原子弹爆炸有可能，但很紧，没有余地，按期完成的可能性小，延期的可能性大。因为有一个细小的环节完不成，整个就都完不成，几十个项目，你只要有一个项目出毛病，整个也会拖延。有点希望，但是没有把握，你要让我肯定这个我不敢。所以在会上讨论的时候，我总是说没有一定，最好留点余地，留下半年吧，大体是这个意思。心里没有把握，那就不敢随便答应下来，答应下来，不是军令状也是军令状，我是这样想的，其他的人也是这个意思。你比如说杜文明的发言，也是这个意思，李杭荪也讲，最好多提一个季度，钱三强发言也主张留点余地。最后刘杰发言是争取1964年，留半年余地。留半年就是1965年的上半年，按照刘少奇同志说的。
1962年12月，刘杰召集核燃料工厂的几位厂长开会，讨论有关制订两年规划问题。刘杰说，他们听说后都很激动，表示坚决千方百计完成任务。主管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的彭桓武明确表示，对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是有把握的。他们是生产第一线的指挥员和战斗员，最有资格回答两年规划是否有依据，能否实现这一问题。我以为，我们有的领导同志当时之所以对实现两年规划有些担心，主要是受分工和保密的局限，以致对实际工作了解不全不深不透。当然，核工业建设、原子弹研制中的问题困难还很多，未知因素不少。比如：原子弹的理论设计出来了，但需要大型爆轰实验来检验，聚合爆轰出中子这一最叫人揪心的技术关还没有过。大型爆轰实验只能在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进行，而这个基地的基本建设到1962年底投资仅完成了百分之十几，余下的工程量相当大。那个时候我感觉到压力确实是很大的。那么要承受这个压力，我就只好自我减压。我就这样想，中央决定了1964年，但是少奇同志讲了，总理也讲了，我们原来也讲过，不行的话1965年，还有个缓冲嘛。后来爆炸成功了，张爱萍一见我，几次都拍我肩膀，说，刘杰，怎么样，我说六四年，你说六五年。我只好说，你说得对。那时候提出两年规划时，确实条件不是太具备，有一定风险，所以有不同意见都是正常的。我一再说，我对实现两年规划是有信心的，但不能说有绝对把握。我们说，力争1964年实现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试验，也有可能争不到啊。究竟如何，还得由实践来检验。现在，领导者的责任就是要带领广大群众全身心地投入，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一切经过试验，攻关夺隘，把计划变成现实。因此，我在发言中一再说，如果经过努力，两年规划在1964年未能实现，1965年我们再干半年，留半年的余地。同志们听后，认为言之有理，都表示赞成。曾一度主张推迟第一颗爆炸试验时间表的同志也表示完全同意，这样，认识就统一起来了。经历了这样的事情，我感到在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方面存在着缺陷，主要表现在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制有缺点。我了解各方面的情况比较多，其他同志各管一段、一面，不大了解全面情况，这是造成在两年规划问题上一定时间内认识不一致的一个重要原因。我是班长，我负有主要责任。在讨论两年规划时，我做过自我批评，并在会后采取了改正措施。

26.一年累秃了头(3)

原子弹研制过程中，许多担子都要压到刘杰的头上来，上上下下，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层出不穷，令人劳心费神。有时甚至制造某个设备时要用什么样的钢材，他都要过问。有人讲，刘杰管的太细了。
刘杰说，事后回想，那个时候是不是应该有个总工程师？像真空阀门的事，弹簧箱的事，蒙乃尔金的事，你不好拍板啊。弹簧箱是铀浓缩厂的一种设备，按照苏联的设计，使用寿命是一万次，但我们制造的只能达到几千次，用不用，也要我来拍板。这都是经验教训吧。那时候时间特别紧，工作特别紧，心情特别紧，1962年一年时间，头发就秃了。但实际上，原子弹不光是一个专门的科学性的东西，它更多的还是一个大的工程问题，组织管理问题。你说一个科学技术要用什么办法，用这个办法好，那个办法好，比如爆轰试验到底用谁的方法，那都是个决策问题。而我呢，就是要争取时间，要让原子弹能够很快的构成，定型，我就主要从这方面考虑了。我要是光去区分哪个先进，哪个落后，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当然，这就要在实践当中一边摸索，一边学习了。为了掌握全局，一是向老师学，请专家讲课，二是自己读一些书。记得在那个小楼里，夏天太热，汗流浃背，也顾不上这些，只一股劲要努力多学些，多补充一点基本的东西。只有这样，才能在一些技术决策中，在专家们见解有分歧时正确拍板。两年规划，就是吸取了长期战争中积累起来的战略研究经验，从实践中学来的。说起来，我在地质部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感受了，我一转业，中央让搞地质，那个时候天知道什么是地质啊。我就总结了两条，一条呢，有些同志一进门以后，就钻到技术里边去了。另一条路线，首先是看全局，抓全局，你这里有几种学说，大体上是怎么样形成的，工作里头分几个大的部分，有着什么不同的意见，还考虑各种专家不同的特点，国家的要求怎么样，我们实际怎么样，然后再分门别类地了解。有一次彭真同志去原子能研究所，在汽车上我问彭真同志，搞这个东西我是外行，应该怎么办呢？彭真说了两句话，他说你要成为一个专家是困难的，但是你要学习，有分辨能力就不错了。这两句话恰好也是我在地质部的一些经验，就是说，我们不要急于钻进去，那技术，钻的越深越好，但我们最迫切需要的并不是这个东西，而是要善于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要认真地学习思考，在里边寻找利弊得失。现实的、理想的、近期的、远期的都要想，要善于在这里思考。学习的时候找老师，钱三强，赵忠尧、王淦昌、彭桓武、何泽慧，这是老老师，我们在饭店里请他们讲课，还有小老师，什么邓佐卿啊，朱培基啊，都是我的小老师。还采取个别谈的办法。像谢振羽，那时候我非常佩服她，在化学上遇到问题就找她。个别谈谈的好处是，你有什么想法，他有什么想法，便于交流和分析。我自己没有更多的经验，中心的问题就是靠大家。

27.为什么代号叫“596”(1)

　　病得不是时候——内部人写了一封信——联合工作组来到二机部—— 各查各的，各写各的——周荣鑫说，“努力工作两年，问题就清楚了，何必现在争论！”——三重困难也没压垮二机部——不干事就不会有风险——自尊心受到伤害就要发愤图强
原子弹两年规划确定下来之后，刘杰又向第三次中央专委会汇了原子能工业的生产、建设情况和今后两年的安排计划。到这个时候，他长时间紧张的神经才略微松弛了一些。但此时疾病却乘虚而入，北京医院的内科主任吴洁为刘杰诊断后，认为他是高血压心脏病急性发作，建议好好休息一段时间。
关键时刻犯了病，刘杰心里十分懊恼，觉得自己病的真不是时候。经周恩来和罗瑞卿批准，1962年12月中旬，刘杰离京赴广东从化温泉疗养院治病休养。去疗养院之前，他还曾去上海医院做检查，那里的大夫认为他不是心脏病，而是劳累过度，得的是疲劳综合症，医学上叫疲劳症候群，也主张他离职休养一段。刘杰想起向专委汇时，周总理曾要他订好详细措施，努力抢时间赶进度，力争实现既定目标，现在工作千头万绪，正是要紧时候，却要躺下来，真是既不甘心，又实在无奈。自1955年从事原子能工作以来，这还是他第一次离开岗位。
去疗养院刚刚十来天，从环境到心境刚刚有了一些安静，北京打来的一个电话又使得刘杰坐卧不宁，归心似箭。
刘杰说，两年规划之后，大家都议论纷纷，压力也是蛮大的。你要说这个东西不承担风险，那不是事实，但是总感觉到应该这样做，即使再冒更大的风险。我离开北京后，刘伟到下面抓工作去了，部里的工作由袁成隆主持。那一天，袁成隆打电话过来，告诉我说根据罗总长的指示，国防工业办公室和国防科委联合工作组来部里检查工作，组长是刘西尧，并把与此有关的部计划局一位工作人员给总理、总长的信的内容及总长的批示，向我作了粗略介绍。乍一听，我感到有点突然，这是怎么回事啊？再细一想，上级派人检查下级工作，也是理所应当。当时有一个计划局的同志，向罗瑞卿写了一封信，反映二机部的管理落后，生产率很低，而且提出这个两年规划看起来缺乏根据。类似这样的说法本来就不少，现在又冒出来了。那时我在疗养院住了12天，我说差不多了，可以回去了。临走的时候，罗瑞卿同志恰好也在广东，我去见他，他说没有什么问题，就是了解了解二机部的工作，大家提点意见也有好处嘛。当时我老伴也到广东了，我们一起回去的时候，我就考虑，不管怎么样检查，最要紧的是从头开始。矿山怎么样，两年规划再好，你这个原料出不来总是不行的。我就中途下车了，到了湖南郴州，叫金银寨吧。我在金银寨呆了两天多，看看这个矿山究竟怎么样。恰好那个矿山进展得还可以，但出现了粉尘问题，出现了矽肺病。我到矿山矿井看了看，哎呀，按规定这个打钻是要先开水，再开钻，可是他们为了抢进度，没有开水就开钻，因此粉尘就出来了。这粉尘还不同于一般矿山的粉尘，它是带有放射性的粉尘，对人的危害是很大的。即使你带了口罩，还不能够很好的解决。我立刻召集会议，我说我以部长的名义，限你们三天之内彻底改变这种现象，必须先开水，后开钻，防止矽肺病的发生。果然，三天以后就改变了，大家对那次我去的印象很深刻。那时联合工作组的检查工作已经开始了，他们先是在部里各单位了解情况，然后再下厂，到下边去看。刘西尧把检查组分成三个组，一个组在北京各研究所，一个组看厂子，还有一个组看矿山。
印两年规划是在一个地下室，铅印工厂，有专人监督。怀国模说，写信告刘杰的人是计划局的程鹏，程鹏是监督印刷的，看到了规划中的一些内容，自己觉得有问题，就写了信。他也是出于对国家利益的考虑，完全是出于好心，就是现在看也并没有什么错，因为当时大跃进浮夸风瞎指挥给人教训太深，不能再吃这样的苦头了。

27.为什么代号叫“596”(2)

中央接到程鹏于1962年12月30日午夜写给周总理和罗瑞卿的信，大致内容是反映二机部管理混乱，心中无数，计划编制是拍脑袋臆想，数字游戏。这样的计划用以指挥生产，非瞎指挥不可，以其向上级汇是不自觉地欺骗上级。三天后，罗瑞卿批示说，来信所反映的，尽管具体情节可能有出入，但可能基本上是事实，而且讲得很有道理。我们过去对二机部的工作还不摸底，请由国防口会同国防科委指定得力干部，组成一个工作组，切实检查一下二机部和各职能局的工作。根据这一批示而成立的工作组，由刘西尧任组长，刘柏罗任副组长。
刘西尧说，1963年，刘杰到广东养病，二机部有个程鹏，向中央写信说原子弹两年之内搞不出来。刘杰不在家，刘伟拿不出主张，钱三强也不很肯定，中央就决定组织国防科委、国防工办联合工作组到二机部检查帮助工作，由我当头，刘柏罗、李光、赖坚这几个人参加。这件事情还有一个背景，就是先前我和张爱萍带了几个人曾经作过一个调查，回来以后打了一个告，肯定了原子弹经过两三年的努力，是可以搞出来的。但现在一些人却又有了疑虑，中央不放心，就派我们再去作进一步的检查。我因为已经跑过一趟了，对二机部的情况也有了一定了解，就先在北京了解情况，然后再到底下检查。去外地分了几个小组，先从包头查起，后到兰州。包头的情况看来还不错，但我们到了兰州的时候，接到了检查小组李光从玉门那里打来的电，说是按苏联的绝对工期，两年之内根本不可能实现，他还要我把这个电转呈总理。我本来是准备先到青海的，现在一看是这个情况，在兰州就立即给周总理发了一封电。随后决定先不去青海，先到玉门看看再说。到了玉门，听了他们的汇，也是有不同意见，周秩本人决心很大，认为用两年时间完全可以实现这个规划。我们仔细分析以后，在检查过程中，才慢慢发现，是我们工作组内部的个别同志机械地按苏联专家所说的绝对工期计算，所以向周总理告，说两年规划难以实现。最后检查的结果是能够实现，那当然很高兴了，就发电把这个情况又告了总理。
刘柏罗说，在第三次专委会上，总理就指定刘西尧和我们到二机部的所属单位进行详细的考察，看看两年规划到底能不能实现。那时候大家心里都没底啊。总理也肯定知道，有些人反映了意见，觉着只用两年就爆炸原子弹，而条件这么差，不可能。但在专委会上还没有人提这个问题，都是一致想办法保证规划的实现。因为还没有发现解决不了的问题，凡是提出来的问题，都能够安排下来解决，过早地修改这个两年规划，也没有什么理由。我想总理考虑到了方方面面，他办事是很认真、很严肃的，所以，他要求工作组分别到北京各研究单位和湖南、江西的矿山以及西北的核工业工厂进行调查。果然，到了正在建设中的玉门铀冶炼厂和加工工厂，那个检查小组的小组长李光就发现了问题，而那里有的领导却说检查小组太主观主义了。我们到了玉门，一看，按他们的计划，那确实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摊子铺得很大，包括反应堆，好多化工厂，电力什么的等等，两年全部建成根本不可能。我们认为不能这样干，不能全面开火，必须抓重点，就是集中力量把第一颗原子弹必需的项目全力攻下来。第一颗要保证，别的项目放一放，不要一起都上。有些设备国内搞不成，可以到国外想办法买，争取两手抓。还有青海的核武器研制基地，我们到了那里，一看建设情况，多半还是张纸，显然不可能在一两年内全部建成几十个工号，尤其是关键的精密加工车间，更是遥遥无期。但我和赖坚原来都是搞机械的，我们俩都认为这些问题应该是可以解决的。赖坚还提出来说，关键是能不能检测出来。加工是一回事儿，加工的设备也普遍都有，但是这么高精度不能差一点儿，他没办法检测，因此他不能保证。赖坚想到了401沈阳飞机发动机厂，知道它有这个检测设备，我说那好，就去找他。过几天他那个厂的厂长余侠平来北京开会，我们在延安就是老关系了，非常熟。我就给他讲，总理抓这个事儿，中央在抓，你们那儿有检测设备，能不能承担这个任务？他犹豫了一下，最后，他说好吧，我肯定给你弄到。这个问题算落实了。在专委会上，我们向总理作了汇，在场的三机部部长孙志远很高兴，他说这好啊，我们的工厂只要能承担，我就保证接受任务。他说一个厂不行，西安还有个厂，还有一个发动机厂。他说两个厂都给你安排。后来余侠平在孙志远的支持下，详细研究了原子弹部件的图纸，组织了技术高超的员工，闯过了工艺技术难关，提前完成了原子弹所需的有关加工制造任务。很可惜，这两个人在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不久，就在“文革”中遭受造反派围攻，死了。

27.为什么代号叫“596”(3)

许淦是不久前才从二机部调到国防工办工作的，和刘柏罗一样，都在中央专委下设的办公室工作，并且也参加了这次检查工作。许淦说，刘西尧带领的联合工作组下去后，一开始印发了几期检查简，我看了几期，明显感觉到内容不够实事求是，如果领导上完全信以为真，就有动摇两年规划的危险。我考虑以后，曾找陈一民谈过一次，但听我讲了以后，陈一民完全沉默，没说一句话。我想，既然自己有看法，又身为专委办公室成员，就不应该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为此我决定向罗瑞卿和赵尔陆写一份书面告，反映我对工作组告内容的不同看法。我这个书面告的抬头写的是赵副主任并罗总长，由我亲自送到赵尔陆办公室，当面交给他的。很快，大概只有一天，他就告诉我，说他已看过了，并且已经送给了罗总长。过了两天，罗瑞卿的秘书打电话告诉我，说你的告总长已经看过了。又过了几天，赵尔陆叫我到他的办公室，说领导考虑让我也去参加联合工作组一起进行检查。我提出工作组人数已经不少，我不想再去参加了。他当时就没有肯定。过了几天，赵尔陆又告诉我，领导已经决定要我去青海检查工作。我问还有谁去？他告诉我，只有你自己一个人去，一个人单独检查，检查后，你自己给领导写告。别人去检查，他查他的，你查你的，你写你的告。后来我去了青海，我和刘西尧也不住在一个地方，了解情况也完全分开，因此见面也很少。我在基地住了20天左右，不久就见不到刘西尧了，不知道他住了几天。在青海基地，首先由朱光亚给我介绍了主要情况，其他时间主要是看他们在那里怎么干。
原子弹的研制，除了矿山之外，最主要的，一个是武器的设计，一个是核燃料的生产。在二机部，负责核燃料全面生产的生产局局长是白文治。关于联合工作组下来分头调查的过程，白文治有自己的看法。白文治说，联合工作组是1963年1月来的。这个工作组陈营强大，差不多国防工办的局长们都参加了，但是二机部调出的两位局长，就是陈一民和许淦他们没有参加，我看也可能是回避吧。他们来的时候，刘杰不在家，当时看病去了广东，刚走没几天。在一次会议上，刘西尧当着四五十位二机部的干部说：打电话叫刘杰回来，参加检查。我心里头想，你检查工作嘛，到现场去看，什么都清楚了，为什么你非要让他一个病人回来呢？我就有点奇怪，不大对味，很严峻，气氛很不一般。有一次谈九局的事，因为当时袁成隆在家主持工作，袁成隆让我参加。李觉、吴际霖、朱光亚都来了，他们讲了一通，介绍汇了一些情况，这是个很严肃，很紧张的局面。刘杰当时的处境可真有点岌岌可危的情形。自欺欺人，欺骗党中央，这样的帽子之下，压力可想而知。那时候，我们每个人的压力都非同一般，1964年爆炸之后，我还跟一位同事悄悄说，这真是响了，要不响，还不知怎么处置咱们呢。金湘后来也告诉我，那次刘杰从广东回北京以后，有一天下午五点多钟，快下班了，金湘到刘杰办公室，想问一问有什么交代要办的事。刚进门，金湘还没有开口，却听到刘杰喃喃自语，说了这么一句话：看来咱们这些人不行了。这也许正是当时刘杰流露出来的思想真实。还有一次，刚调来二机部当副部长不久的刘其声给上头不知什么人打电话，在电话中说他们这些人都不怎么懂核工业，需要换几十个局长等等，这事后来让刘杰知道了，颇受打击。所以，对于刘西尧他们检查的情况和一些看法，我和许淦都很生气，因为这是不符合实际的。检查组跑了些日子，搞了两期简发给了我们，后来没发给我们，第四期以后就没发，据说第四期登了我的意见。前两期我看了不是味，把这工作说的一无是处，详细的我就记不得了，反正觉得很不是味。所以我就写了一封信给周总理，我的意思是刘西尧率领的工作组戴着有色眼镜来看，什么都看的是他那个颜色，建议换一个人来检查。我这个人也很直。正好那时候我刚搬到三里河，1963年1月份过春节吧，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和我是连襟，他过年来看看我的新居。我把信写好了，请他看一看后，转给周总理。他看了之后，问了问情况，就说：你说两年有希望，刘西尧说你们的工作不行，那么你现在跟他争论有什么结果呢？争论不出个结果来。不就是两年嘛，你们努力工作两年，把工作抓出结果来，问题不就清楚了嘛，何必现在去争论呢。我一听这个有道理，他就把这个信退给我了，没有交给周总理。1963年2月份，工作组找我谈话，我反映了一个实际问题，就是说，1960年苏联专家撤走了，宋任穷部长也调走了，留下的任务非常繁重，现在刘杰一个人很吃力，最好由中央派一名得力的常务副部长来协助刘杰工作，这样完成任务就比较有把握。刘西尧把这个意见写在简上了。这些都是正常的合法的事情，我从工作需要出发，有向上级提出建议的义务，刘西尧也有义务向中央反映。后来，有人说你“文革”中倒霉，就是因为这封向总理要求调人的信。那时已经有常务副部长了，又来一个常务副部长刘西尧，可能就把别人挤一边了。

27.为什么代号叫“596”(4)

1963年3月21日下午的中央专委第五次会议上，刘西尧汇了工作组对二机部工作的初步看法。
两年规划的提出，根据如何，能不能实现，这是中央最为关心的问题。工作组根据初步调查结果，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们认为：两年规划的提出在几个主要环节上是有根据的，是根据几个主要生产厂的基本建设、过生产技术关和原子弹的研究、设计、试制进度而制定的。从总体上肯定了两年规划。周恩来说，检查二机部的工作，应该指出：第一，苏联专家撤走以后，完全靠自力更生，遇到很多困难；第二，因为工作需要，任穷同志调走了，增加了困难；第三，正在国民经济遇到严重困难的时候，二机部大部分单位又处在最困难的地方，客观上也增加了困难。在这些情况下，二机部在大跃进以来，没有搞乱，没有出乱子。有了规划就有了轨道。要有信心，要相信中国人民的智慧，原子弹一定能够搞出来。
刘杰说，作为一个从战争中过来的人，再从事经济建设，特别是科学领域的工作，我感觉到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全局的问题。先看这个事情的全局怎么样，然后再来讲部分，部分里边要讲环节，看看哪些是关键的环节，在环节里边突出的决定性的又是什么。我搞核工业，开始的时候基本上是一窍不通，就靠过去学习了毛主席的这一套方法论，从战略上考虑全局。同时也注意学习有关的知识，学习基本的理论。这样的话，有哪些环节，哪些问题提出来，究竟这样好还是那样好，究竟怎么样能够下这个决心，才大致有些把握。科学家、技术人员，往往那时候下不了决心。比如在苏联谈判时，他介绍说这个钚-239的加工、处理，有两种办法，一种叫沉淀法，是一个很长的工艺，他说我们就用这个办法。再一个办法就是萃取法，用萃取剂来萃取，就比较先进了。但苏联人说，我们现在这个东西还不成熟。我们回来以后，虽然到专家撤退的时候资料还不全，我们仍延续了沉淀法的原理来进行，我就跟白文治商量，说这个萃取法将来有前途。苏联说他还没有搞，咱们怎么办？好，叫清华去研究。白文治找清华教授汪家鼎，汪家鼎接受了。到1961年，毛主席提出设计革命，我们就提出来，可不可以用萃取法代替沉淀法。但那时萃取法还未成型，大家后来在青岛会议讨论，说萃取法确实是好的，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全部掌握。设计院也有不同意见，说萃取法虽然是好的，但我们一直是按沉淀法设计的，并且现在已经设计好了，那么一大摞的资料啊，怎么办？三番五次地讨论。最后这个决心还要部里下。我们把清华实验的基础跟现在的酒泉厂联合起来，派人一起来进行。这时候又发现有问题，就是大工厂用萃取法，要全部满足原料生产的话，不行。好，我们就决定在酒泉厂设计一个小的。最后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可以省两亿多的资金，省了8000吨不锈钢啊。
刘杰说，苏联停止援助以后，那么多环节，二氧化铀、四氟化铀、六氟化铀，一直到铀-235，铀-235弄完了以后，又还原成金属铀，那么多环节，怎么办？特别是矿山，能不能跟上进度？那个时候原子弹还仅仅是一个理论的设计，所以，回想起来，你说不承担风险，那确实不是事实。但是总感觉应该这样做，不干事就不会有风险，再冒多大的风险都应该。后来有同志讲，假如当时不下两年规划的决心，很有可能会拖延下来。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工作确确实实有很多的未知数。你不要说别的，就青海那么大的工程，后来做实验，要没有两年规划的话，那再拖一年是肯定的，那工程太大了。李觉同志那个时候从平地起家，一下子搞起来了，没有军队的大力支持，没有地方的支持，那是不可能的。就是这一段，可以看出中国领导人的战略决策，以及我们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怎样在一定程度上集中力量，形成局部的优势来突破它。所以，后来那个美国人刘易斯不都讲了嘛，你们在大跃进时期，在三年困难时期把原子弹搞出来了，关键是你们充分地发挥了人才的作用。

27.为什么代号叫“596”(5)

研制原子弹属于国家最高机密，需要有一个代号，以便于保密。1963年5月中旬，在考虑用什么作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代号时，刘杰和核武器研究所的吴际霖、李觉、朱光亚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596这个数字。刘杰说，两年规划制定了以后，当时就考虑第一颗原子弹应该以什么命名。我考虑，赫鲁晓夫从1959年6月毁约停援，还蔑视我们，说离开了他们的援助，中国20年也研制不出原子弹。我们深感民族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就以这个日期——596来作为代号，就是要大家奋发图强啊。你不给我们，看我们能不能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