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自传回忆录

　　

　　逝 者 如 斯

　　

　　戴维堤著

　　

　　 （最新修改版本2007年元月17日）

　　

　　中部 文革风云

　　

　　51）武汉“7•20”事件及其它（下）

　　

　　陈再道司令员在他的“7.20”事件回忆文章中，把自己说成了受害者。这篇经过武汉军区秀才们捉笔的、流芳百世的重要文章说道：“那些楞头楞脑的战士，怀着让人难以揣摩的动机，气呼呼地冲到我们面前，不管三七二十一，冲着我就是一阵拳脚、枪托，以发泄他们心中的愤怒……我没有别的选择，唯一的办法是忍受，任他们踢，任他们打。在我挨打的时侯，王力趁机溜进了房间。

　　

　　“战士们冲进房间，找到了吓坏了的王力。由于王力不肯跟他们走，他们强行把他塞进了汽车，一直拉到军区大院里……”

　　

　　武汉军区的秀才们没有想到，他们的言过其实给陈司令员帮了历史的倒忙。

　　

　　就算陈再道将军说的全是实话，那也够可以的。作为堂堂的上将军、大军区司令员（不是小排长小连长），被自己的战士“用拳脚、枪托乱打一顿”，且“任他们踢，任他们打”——古今中外，恐怕只有陈再道一人。按照陈司令员的描述，不管王力和中央代表团被抓被打与否，也不管旁边不远的“梅岭一号”里住着毛泽东，单凭当兵的这么暴打自己的司令员，就绝对是反叛和反革命行为，如果不是周瑜打黄盖的话。笔者不知道这些暴打陈再道司令员的大逆不道的战士们后来怎么处理的，是枪毙了，复员了，还是升官了？

　　

　　据目击者说，陈再道的确是挨了“战士”几拳，立即被制止了。那个“战士”——“百万雄师”的头头罗得胜把陈再道当成了王力。

　　

　　据扬成武告诉权延赤说，王力根本没有进房间，王力在外面就被抓走了。

　　

　　据王力自己说，他当时听见吵闹，自己走了出来，被人认出，上来就打，并被抓走了。他没料到陈再道的兵这么“勇敢”和厉害。他虽没带过兵，但也是见过世面的，并没有吓坏了。当时，许多人都认为陈再道司令员的“苦肉计”演得十分成功。现在看来，陈司令员的挨打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

　　

　　话说张根成被抓走后，拉到了独立师一间平房里。地上有草垫子，独立师的两个科长看着他。张是现役军人，他的领章、帽徽也被撕掉了。张根成浑身疼痛，最后倒在草垫子上睡着了。

　　

　　咪咪忽忽中，张根成似乎听见有人进来了。来人问：“这是谁？”

　　

　　“王力带来的人。”看守的科长说。

　　

　　“ 那个人怎么样了？”

　　

　　“ 谁？”

　　

　　“来游泳的那个人！”

　　

　　“嘿嘿！……”

　　

　　“嘘！小声点。”

　　

　　……

　　

　　张根成一听，惊出了一身冷汗，睡意全无。他仰装未醒，但下面的对话听不清楚了。

　　

　　笔者后来才知道，进来的人是独立师的政治部主任等人。不管他们是谁，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武汉军区（特别是独立师）的许多人是知道毛泽东在武汉的，而且，这些人中，确实有胆大包天惟恐天下不乱的人物，虽然笔者宁愿相信这是军人们在特殊情况下说的玩笑话……

　　

　　后来，在周总理的命令下，武汉军区独立师的人才把张根成交了出来。

　　

　　张根成是河南人，文革前是部队学习毛著积极分子，团级干部，后上调到中央文革办事组工作。“7.20”事件后的一天，在北京钓鱼台中央文革住地，陈伯达、谢富治等人找他谈话，突然宣布对他拘留审查。谢富治说：“进去以后不要自杀，将来还要为党工作。”陈伯达说：“你主要揭发王力、关锋的问题，不要胡说八道。”出门时，周总理看见了他。周总理急忙赶过来紧紧握着他的手不放，但什么话也没说。告别了总理，几个当兵的突然从屏风后冲了出来，把他押上了汽车，直接送到了秦城监狱，一下子就关了7年半。放出来时，说他犯了严重错误，送回了原部队，不久转了业。

　　

　　张根成现在南方开公司，办工厂，当老板，日子过得很潇洒。多年之后当笔者夫妇去深圳他的家中拜访他时，他语重心长地说：“我能有今天，第一应当感谢秦城监狱，第二应当感谢小平同志。”

　　

　　再说尹聚平被推上卡车以后，据她自己说并没有人太刁难她。卡车上全是“百万雄师”的人，他们可能因抓到了王力，兴高采烈，忘乎所以，把尹聚平忘了；也可能把她当成了自己人，”百万雄师”的女将，不知道她是中央代表团的。尹聚平一看，将计就计，车上的人喊口号，她也跟着喊。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卡车停了一下，她趁车上的人未注意，迅速跳下了车，消失在人群中。

　　

　　感谢”百万雄师”的弟兄们放了尹聚平一条生路。

　　

　　当时，武汉大街上人山人海，乱成了一锅粥。

　　

　　尹聚平对刚才发生的事惊魂未定。街上到处都是“百万雄师”的人，听说抓到了王力，个个欣喜若狂。实事求是地说，王力当时是中央首长，尹聚平挂记着王力的安危，想混进军区大院寻找王力，但她根本进不了军区大院的门，只好又混进了人群中。

　　

　　尹当时刚21岁，没见过大世面，这次真是开了眼界。她只会说标准的普通话，不会湖北腔。她怕再次被抓，便跑到路边一户人家，要了一点水喝，并打听往水利学院怎么走。女主人听她一口北京腔，问她是干什么的，尹说是北京来串联的学生。女主人很热情地给她画了到水院的路线。尹感激地辞别了女主人，到了水院“钢二司”总部，开始只说自己是北京来串联的学生，借电话一用。“钢二司”的人便让她打电话。尹给北航办公室打通了电话，告了武汉发生的情况。水院“钢二司”总部的人一听尹的电话内容，方知她是中央代表团的人，十分高兴，问长问短，立即把她保护起来，随后又向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办公室告了武汉发生的情况。其中一个女同学还把自己的衣服让尹换上。当天晚上，尹在水院望着东湖对岸的灯光，惦念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代表团其他成员的安危，心急如焚。

　　

　　王力等人被抓走后，胡慧娟也追着跑了出去，想去寻找王力。单纯幼稚的她没有想到王力会被拉到军区大院，猜想一定是被拉到“百万雄师”总部去了。于是，素有“北航红旗侠女兼美女”之称的胡慧娟大义凛然，决定只身去闯“百万雄师”总部，“舌战群雄”，救出王力。结果走了半天，问了许多人，才知道王力被拉到军区大院去了，她心里松了一口气。当时的胡慧娟对人民解放军是非常崇拜的，她认为王力到了军区就安全了。于是，她找地方打通了东胡宾馆的电话，井岗山告诉她，总理已紧急回到武汉，并说现在尹聚平可能在水院。胡慧娟高兴极了，步行了很远的路，终于来到了水院，见到了尹聚平，并告诉她周总理已返回武汉，尹聚平的心里才松了一口气。当晚，二人在水院学生的护送下，赶回了东湖宾馆中央代表团驻地。两人一见到总理，立即拉着总理的手哭了起来。

　　

　　接到尹聚平的电话后，北航红旗立即炸了锅。许多红旗战士要上街游行示威，声讨武汉反革命暴乱。韩爱晶召开了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和行动方案。我和头头们都集中在韩爱晶的办公室里，随时关注着武汉的消息，许多人都为井岗山等四名红旗战士的命运担心。

　　

　　“武汉事件”发生后，中南海和钓鱼台立即炸了锅。伟大领袖正在武汉，这还了得？刚回到北京两天的周恩来总理心急如焚，中央立即决定让周恩来带上两飞机“八三四一”部队的“御林军”飞赴武汉“救火”。坐镇北京的林彪、江青等人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决定从全国调动海、陆、空三军包围武汉。同时命戚本禹起草了一封给毛泽东的秘信，劝毛泽东尽快离开武汉去上海。信以江青的名义签发，江青派邱会作带密信立即飞赴武汉，

　　

　　7月20日下午3点多，当周恩来的座机和运送8341部队官兵的两架运输机刚从北京起飞 ，武汉“百万雄师”和独立师便知道了这一绝密情（注：？）。他们立即派出大批人马，强行冲击并占领了周恩来即将降落的空军王家墩机场，扬言“要和周恩来辩论，让周恩来出不了机场”。空军机场领导紧急同北京和空中的周恩来联系，请总理改降空军“山坡”机场。这件很少有人提及的重大历史事实，被周恩来的随身保健医生张佐良证实。张在自己的书中写道：“周恩来的座机在武汉王家墩低空盘旋时，见到机场上黑压压的人群，红旗招展。此时见机长走到周恩来身边说了些什么，飞机又拔高朝另一方向飞去。大约十多分钟后，我们便降落在一个军用机场，后来才知道叫“山坡”机场。飞机着陆时大约（下午）近5点钟，打开仓门，一股热浪扑面而来。（乘坐两架运输机的8341部队的）解放军战士们好象比我们先到达几分钟。他们一个个浑身衣服都湿透了，但仍队列整齐，荷枪实弹地站立着作好战斗准备，只要指挥员一旦下达战斗命令，这些8341部队战士为了保卫毛主席，他们会不避枪林弹雨向前冲去。形势是相当紧张的，晚霞笼罩着寂静的山坡机场。”

　　

　　张医生这一段亲历文字写的很好，充满了真实感和“悲壮的美”。只可惜他写文章往往“画龙”而不“点睛”。他没有说明“谁”威胁着毛泽东的安全，这些8341部队的战士们会冒着“谁”的枪林弹雨向前冲去。

　　

　　就这样，在“百万雄师”们的逼迫下，堂堂大国总理周恩来竟然不能在应该降落的地方降落而被迫改换机场。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张医生只字未提。

　　

　　其实，张医生当时不知道，就在被“百万雄师”和独立师的人马暂时占领、周恩来总理不能降落的王家墩机场附近的专列里，坐着焦躁不安的毛泽东。

　　

　　据张医生说，“周恩来下飞机后便被引进一个临时支起的帐篷里处理紧急事务去了。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全体人员再次登机，又返回了王家墩机场。”这时，占领王家墩机场的“百万雄师”们已经散去了，这点，张医生没有交代。

　　

　　周恩来最担心的是伟大领袖的安危。他立即赶到毛泽东的专列上看望毛泽东，两人一见面，可谓百感交集，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这个历史镜头，中共党史罕见。

　　

　　周总理赶到东湖宾馆后，立即召集谢富治、余立金等人商量对策。井岗山等人听说总理来了，便想去谢富治的房间看望总理，刚走到门口，听见总理、谢富治等人正在打电话从全国调动部队：东海舰队的军舰什么时候到达，某某军乘火车什么时候到达，某某军乘汽车什么时候到达，某某军乘飞机什么时候到达。井岗山等人一听是军事机密，便知趣地走开了。

　　

　　周总理最担心的是毛泽东的安全。他一面命令陈再道、钟汉华寻找被抓走的王力和张根成等人，一面劝毛泽东主席“三十六计，走为上，”赶紧离开武汉这是非之地。

　　

　　在周总理、杨成武、汪东兴、谢富治等人的反复劝说下，毛泽东极不情愿 地离开了武汉。7月21日凌晨2时，毛泽东打破从不坐飞机的惯例，由杨成武、汪东兴等人”护驾”乘专机飞上了天空。他老人家让飞机在武汉上空盘旋了一阵后，才艰难地吐出了三个字——去上海。

　　

　　笔者有感。在中国历史上，作为一把手，在自己分封的“诸侯”地盘上，自己想游个泳都办不到，自己的“钦差大臣”被抓了起来，自己也被逼得东躲西藏，差点成了“阶下之囚”，最后不得不落荒而逃——这点，毛泽东可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有诗为证：

　　

　　武汉三镇起风波。

　　

　　伟大领袖陷“贼窝”。

　　

　　落荒而逃惊回首，

　　

　　万般无奈望“黄鹤”。

　　

　　（注：“贼窝”系毛泽东自语。“黄鹤”，黄鹤楼，在武汉。）

　　

　　伟大领袖毛泽东总算安全地走了。他到上海后，亲自打电话把陈再道骂了一顿：“你是陈司令吗？我告诉你，我毛泽东还活着。我正式命令你和钟汉华同志，无论如何给我把王力找回来，否则，惟你是问！……什么？你也挨打了？百万雄师还敢打你这位堂堂的陈司令吗？不管怎样，我毛泽东向你要人！”

　　

　　在伟大领袖和周总理的追逼下，武汉军区8199部队和空军的官兵巧妙地突破了“百万雄师”和独立师的尾追堵截和一道道防线——这绝对是历史的事实，经过惊心动魄的50多个小时，终于把被打得遍体鳞伤的王力接到了武汉空军司令部。周恩来和谢富治等人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当时周恩来高兴地拍着手笑着说：“谢天谢地，谢天谢地。”

　　

　　周恩来高兴地同中央代表团全体成员一块吃了晚饭，点名让井岗山陪着他出去散散步。井岗山受宠苦惊，很不好意思。他才21岁，没受过如此”恩宠”，他把同伴吴介之拉着，两个人陪着总理一边散步，一连聊天。

　　

　　“武汉发生的事，是我们的家丑，回去要保密，不要乱说，一切听中央的口径。”总理说，“出了这么大的事，我是有责任的。王力同志和谢副总理代表中央嘛！他们的讲话是主席和我同意的嘛！‘百万雄师’是对着中央来的。主席很生气，他老人家没有料到会这样，我们建国以来从未发生这种情况。”

　　

　　总理又询问了北航的一些情况，谈到了武光。井岗山赶紧问武光有问题没有。总理说：“武光好象没有什么问题。我听康老讲，入党时间可能有点问题，记不清了。武光还在你们那里吗？”

　　

　　“在，我们一直保护着他，不让新疆的人抓他。”

　　

　　“噢，你们要保护好武光，有事情给我打电话。”

　　

　　 ……

　　

　　当天晚上，周总理决定带领全体人员到机场看望负伤的王力并返京，并通知刘丰护送王力去机场。

　　

　　要去机场，谈何容易？英雄的“ 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广大官兵已经把武汉三镇控制得水泄不通，到处都是工事、路障。大街上，人山人海，驾着轻、重机枪、端着长矛刺刀的“ 雄师”们乘着大卡车跑来窜去，去飞机场的路上全是“百万雄师”的人，一旦不小心暴露了目标，后果将不堪设想。

　　

　　按照周总理的指示，武汉空军副司令刘丰和政委肖向前经过周密部署后，由刘丰亲自率领全副武装的四辆军车护送王力到达了空军王家墩机场。路上差点被”百万雄师”和独立师的人马拦截，幸亏司机小郭驾驶技术高超，临危不惧，事后受到了部队首长和周总理的表扬。

　　

　　东胡宾馆这边，经过周密慎重地研究，为安全起见，周总理做出了一个英明的、大胆的、令人啼笑皆非的、古今中外历史上罕见的决定——当然也是一个悲哀的决定：冒充“百万雄师”去机场。

　　

　　于是，周总理让大家经过简单地“化妆”，一律穿上空军军装，戴上“百万雄师”的袖标，由武空司令部派出的官兵和军区7212部队的两个连护送，分乘六辆吉普车和几辆大卡车，直奔机场。一路上，卡车上的战士们打着“百万雄师”的大旗，不停地喊着”百万雄师必胜！”的口号，车身上贴着大标语：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

　　

　　这一招果然灵光。一路上，“百万雄师”的人见到车队，欢呼声、掌声不断，一路“绿灯”。车队顺利到达了王家墩机场，此时已是公元1967年7月22日凌晨3点多。

　　

　　周总理一下车，立即问：“王力同志在哪里？王力同志在哪里？”人们扶着70 多岁的总理来到王力的床前，被打伤了腿脚不能下床的王力和总理紧紧地搂抱在一起，两个人都热泪盈眶，周围的人们也都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周总理决定尽快返京。

　　

　　鉴于当时武汉纷乱的局势，回京之前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凌晨5时，周总理率领中央代表团成员乘飞机从王家墩机场又回到了汉口机场。飞机一落地，周总理立即召集武汉军区、空军和8199部队的负责人开会，研究稳定武汉局势和其它重大问题。会上，针对”百万雄师”和独立师某些人可能采取的更加过激行动——包括纷传的对造反派实行大屠杀阴谋，周总理亲自决定马上派空军进驻武汉各高校和武钢厂，保护红卫兵小将和革命造反派。

　　

　　安排好紧迫的工作后，大家稍事休息。当天下午两点，周总理决定立即返京。他和随从人员乘一架飞机，中央代表团乘一驾飞机。周总理还要求中央代表团的飞机先起飞，后降落，在空中多停留一会儿，等他先到北京西郊机场后，再出来迎接，以掩外人之耳目。

　　

　　后来才知，武汉“720”事件已被外电炒得沸沸扬扬。不少外电说王力已被杀害，毛泽东、周恩来已被叛军扣押，中国已大乱……

　　

　　7月22日下午，北京西郊机场上站满了几万人的欢迎大军，这是在京的林彪、江青等人组织的。刚下飞机不久的周总理带领在京的中央、中央文革、有关方面领导人走到刚刚降落停稳的中央代表团的飞机前，热烈欢迎谢富治、王力胜利归来。几万名群众齐声欢呼，那场面够热闹的。我和北航红旗的学生们远远地望见谢富治、王力（被人搀扶着）余立金和井岗山等四位北航红旗战士们走下了飞机。

　　

　　7月25日下午，中央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大会，热烈欢迎谢富治、王力胜利归来，林彪本人亲自出席了大会。井岗山等四名北航红旗战士穿着空军军装同林彪等人在天安门城楼上合了一张影。（注：这张照片尹聚平保留了一张，后来抓“516”时被军管会抄家抄走未还，并成了尹的一大罪状。）

　　

　　数万人机场欢迎和天安门广场百万人大会，使王力顿时成了“红的发紫的大英雄”，这是事实。但这都是林彪、江青等人组织的，也是毛泽东（当时在上海）和周恩来同意的，不是王力自己要求的。

　　

　　随后，中共中央（决不只是林彪、四人帮之流）把武汉“720”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事件。全国立即掀起了声讨”720”事件的高潮，随后不久，全国便掀起了“揪军内一小撮”的狂潮……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和政委钟汉华等人被中央传到北京，受到了中央和军界高层会议的批判和批斗。在京西宾馆的一次批斗会上，陈再道被吴法宪抽了一个大嘴巴……但是，在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文革的保护下，陈再道始终没有交给群众组织批斗，这确实救了陈再道一命，这是历史的事实。

　　

　　以上就是文革中著名的武汉“7。20事件”的全部过程。笔者花费了大量时间，访问了许多当事人，查阅参考了许多真真假假的资料，去伪存真才写成此稿。由于“720事件”太复杂，牵扯的人物太多，流传的版本也很多，所以我很难保证其中每个情节都绝对没有出入。但我认为，我的这个版本是比较符合历史的真相的。至于我的文章中对某些人的版本和言论的评论和批驳，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不戳穿某些人的谎言，历史就永远是一个浑身肮脏的妓女。

　　

　　武汉“720”事件过去40年了，早已成了历史。这个事件随着毛泽东的去世和林彪、“四人帮”的倒台以及文革的全盘否定也已改变了性质，平了反。武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翻天覆地多次，后来的胜利属于“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大批的红卫兵学生和工人造反派最后还是成了反革命分子、坏头头和“三种人”，受到了残酷地镇压和打击。这，就是历史。

　　

　　虽然历史事件的性质随着政局的变换可以任意评价和改变，但历史的事实和情节是没法改变的，也是御用文人们不可能永远掩盖的，何况许多当事人还活着，任何一面之辞都不能作为历史的教科书。笔者始终认为，无论性质如何，“武汉事件”中采取的形式是不可取的。试想，如果现在某个军区、某些群众对中央政策不理解，有意见，就采取这种方式“ 造反”，“打、砸、抢”，动用枪杆子，扣押中央代表，逼得中央总书记亡命逃生，行吗？不枪毙了你才怪呢？如此浅显的道理，路人皆知。至于后来否定之否定，另当别论，此一时彼一时也！

　　

　　但是，笔者认为，除了“形式”上不可取以外，“7。20”事件具有相当深远的意义。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史无前例”，不管出发点如何，事实上搞得天下大乱，人为地把群众分成两大派。中央文革也好，反对中央文革的权力集团（例如各大军区）也好，皆是支一派，打一派（这是历史事实）。对包括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在内的党中央的许多做法（绝不仅仅是中央文革），许多人尤其是穿军装和穿过军装的人十分不理解、不支持甚至反对。文革中，几乎所有的军区支左中都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迫于毛泽东的权威、周恩来的面子和林彪、江青等人的淫威，许多军区都忍了。陈再道的武汉军区和“百万雄师”中不怕死的人们忍无可忍，奋起造反，表面上是对着王力来的，事实上是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敲起的丧钟。毛泽东当时尽管受了奇耻大辱，大发雷霆，但事后他冷静下来后权衡利弊，深知“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 众怒难犯”的道理，在“要王力还是要解放军”这个问题上最后没有糊涂。为了稳住枪杆子，他权衡利害，最后淡化了对武汉事件和陈再道等人的处理，并很快把王力等人抛出来当了替罪羊，以平息军界的不满。这也算毛泽东的伟大英明之处吧！陈再道老将军等人因此占了个大便宜，避免了灭顶之灾，而可悲、可怜的替罪羊王力因此下了15年地狱，并被不明真相的世人唾骂到死后的今天。

　　

　　写到这里，笔者抛开“个人偏见”，由衷地向陈再道老将军和武汉军区敢于造反的官兵们表示崇高的敬意。陈老将军虽出身于张国涛的四方面军（这是他文革中被林彪等人排斥的主要原因），但他一生忠于党和人民，也忠于毛泽东。他战功赫赫，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为人正直，眼里容不得沙子，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是一条钢筋铁骨的好汉。本书仅对他“回忆录”中可以理解的个别失实之处作了评述，决无恶意。对于死去的、可怜的王力，生前曾反复对笔者说过，他没有整陈再道，他对得起陈再道。他一生对党和人民问心无愧。笔者希望陈再道老将军在九泉之下马克思面前不要再和王力打笔墨官司。

　　

　　对于“百万雄师”的头头和弟兄们，笔者佩服。要说文革中真正的造反派的话，惟武汉“百万雄师”是也！什么北京“天派”、“地派”，什么南京“好派”、屁派”，全是小巫见大巫，全是毛泽东文革路线的“保皇派”。“百万雄师”的好汉们为了捍卫自己的真理，不畏权势，不怕杀头，用“革命的打、砸、抢”行动和“武装斗争”的方式，在全国首先向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发起了挑战，敲响了文革的丧钟。他们才是真正的造反派。将来中国如果有人复辟资本主义，相信英雄的武汉军区和“百万雄师”的优秀子孙们一定会发扬优良传统，继续奋起造反的。就算最后坐牢，杀头也是值得的……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事过多年后，文革中的“武汉事件”有了续集。

　　

　　一天，笔者的一位研究文革史的朋友在武汉听到了下面的真实故事。

　　

　　原武汉某厂一工人当年是“百万雄师”某区联络站的小头头，曾经风光过几天。岁月沧桑，天翻地覆，换了人间。如今工厂早已倒闭，他已经下岗失业多年，为生活计，在汉口大街上开了个小卖部倒卖啤酒。一天，一个刑满释放的当年造反派头头杨某某来找他批发啤酒——当然也是为了活命。二人聊了起来，结果——久仰大名，想见恨晚 。

　　

　　一个说：“老弟辛苦了！在里面待了几年？”

　　

　　“不多，整10年。”

　　

　　“现在哪里发财？”

　　

　　“出来就一身病了，老婆早嫁人了。没有工作，在家门口摆了个小摊，卖点烟和啤酒，凑合着活吧！老兄你们应当不错吧？”

　　

　　“不错个屁！我们‘百万雄师’的许多老工人都下岗失业了。早知道如此，老子当年绝对不参加‘百万雄师’。现在看来，当年你们对了，你们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了。如果再搞文革，老子一定跟着你们当造反派。”

　　

　　 ……

　　

　　52）再说王力

　　

　　文革中，王力既然没有发明“揪军内一小撮”，也没有反总理，更没有整刘少奇、邓小平、陈云、薄一波等人，那么他的错误是什么呢？

　　

　　笔者认为，王力在文革中犯有左的路线错误。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他在文革初期积极推行毛泽东的文革路线过程中，说过许多错话，做过许多错事。

　　

　　事实上，据王力自己说，他的错误比“揪军内一小撮”要大得多，严重得多。他自己坦白承认并深刻反省过，是他把毛泽东晚年的许多正式谈话，总结成那段有名的最高指示，成为指导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影响了全党全国。

　　

　　那段最高指示是：

　　

　　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写到这里，笔者饶舌几句。虽然连王力也认为自己总结的毛泽东的这些话错了，但孤陋寡闻的笔者至今认为毛泽东的这段话没有什么大错误。不但如此，历史的实践证明，毛泽东的这段话似乎仍然是真理。正是毛泽东本人早就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按照共产党的老祖宗马克思、列宁的说法，在共产主义到来之前，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始终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不管你承认不承认。至于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是太累了一点，目的是怕人们忘了。但一点不讲，整天蒙头大睡，被人割掉了脑袋再打电话警就晚了一点。试看当今的中国社会，如果有人硬要说没有了阶级和阶级斗争，他恐怕是天外来客，或者借用文革中的一句名言：不是别有用心，就是装糊涂。

　　

　　笔者认为，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是过分地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搞阶级斗争扩大化以及重用和支持林彪、江青等人干坏事造成的，不能说“阶级斗争”、“继续革命”、“走社会主义道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等言论是“洪水猛兽”，正像不能泼洗澡水连孩子也扔了一样。王力为毛泽东总结这几句话我看不构成犯罪，虽然王力本人一个劲地对这个问题反复检讨。

　　

　　“闲话”少说，书归正传。“7.20”事件不久，林彪为打击军内的老帅们和反对派，提出了“带枪的刘、邓路线”，江青在对群众组织的讲话中，提出了“文攻武卫”的口号，中央文革抛出了“揪军内一小撮”内容的社论，全国立即掀起了“揪军内一小撮”的狂潮，军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毛泽东看事不好，怒斥“毁我长城”。伟大领袖发了火，赶紧找替罪羊。康生、江青、陈伯达把责任推到王力、关锋身上，把他们抛了出来。

　　

　　中央文革小组一共那么几个人，领导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可说日理万机，人人忙得要命。正在缺少人手的时候，却不停地从内部清洗人，原因到底是为什么？王力为什么被打倒？直接的导火线当然是“揪军内一小撮”社论问题，但深层和幕后的原因却鲜为人知。

　　

　　笔者认为，虽然王力、关锋（后加戚本禹）等人是被中央文革当作替罪羊”端”出来的，但绝对是毛泽东作同意的。毛泽东这样做，目的是为了稳定军界，丢卒保车。文革这盘棋中，毛泽东一直在玩丢卒保车。在中国，秀才们象卒子一样，很好找，而一个大军区司令员却不能轻易舍弃。毛泽东是用枪杆子打出的江山，他对和他一块从枪林弹雨中里摸爬滚打出来的老帅、将军们怀有很深的感情，只要不背叛他就行。林彪及其死党们若不是想谋害他，他也会手下留情的。而对秀才们，就不一样了，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没有什么可惜的。这就是伟大的政治家的治国之道。文革中的秀才们（上至陈伯达、康生、王力，下至大学里的红卫兵头头们）不懂中国国情，不懂政治，更没有“读懂”毛泽东。他们缺乏自知之明，不知自己吃几碗干饭，认为自己受到了毛泽东的信任和器重，成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于是利令智昏，不知天高地后，只知拉大旗做虎皮，不知道自己随时都可能成为替罪羊和阶下囚，最后必然是爬的越高，摔得越重，甚至死无葬身之地。

　　

　　王力被打倒的另一个原因是书生气太足，得罪了江青、康生等人。

　　

　　王力从1959年以后，思想比较左倾，这是事实，但他究竟是1939年入党的副部长级的老干部，不是造反起家的“小将”。多年来他在中共中央常委的指挥捧下转，毛泽东的话要听，刘少奇、邓小平、周总理的话也要听。他思想上和行为上有左的东西，也有右的东西；有毛泽东的东西，当然占多数，也有刘少奇、邓小平的东西。文革前由于他有权直接请示毛泽东，所以常常同江青产生矛盾。这样时间长了，江青便对他有意见和看法。例如有一次，江青说：“你这个王力，我不找你，你从来不找我！你的眼里只有主席，没有我江青。”当时凡是江青下的指示，中央文革的人都照办，王力不识好歹，问道：“是主席的意见还是你的意见？是主席说的，我们照办。”这就惹火了江青。

　　

　　历史的事实是，1966年5月16日中央文革成立时，本来没有王力。1966年6月20日以后，王力才算中央文革的正式成员。江青说：“留一个王力，不然就清一色了。”因为当时中央主要的秀才（如胡乔木等人）都打倒了，起草文件光靠新手不行，所以把王力留了下来。当时中央专案组由江青负责，是专门整刘、邓等老干部的。江青宣布除王力一个人外，中央文革成员全部参加专案组的工作。这事听起来似乎令人难以相信，但事实确是如此。这事实上帮了王力的忙，王力没有参与整刘少奇、邓小平等同志，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这也是王力最后免于起诉并差点被邓小平重新启用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央文革成立后，王力当了几天办公室主任，发文件时，王力坚持按原来的中央常委名单发放，就是说照样发给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在中央文革小组及肖华、杨成武等人参加的中央常委生活会上，江青、张春桥等人点名要王力发言批评邓小平，王力一言未发，引起了江青的不满。

　　

　　刘少奇被打倒后，王力在毛泽东面前多次建议应把刘、邓分开。江青知道后，指着王力鼻子说：“你为什么总讲邓小平的好话？原来你们是一伙的。”

　　

　　1967年8月，江青让戚本禹和8341部队在中南海里批斗刘、邓、陶夫妇，并动手打了人。王力批评江青，说主席不同意面对面批斗刘、邓、陶，为什么不听主席的话？

　　

　　“武汉事件”后，连谢富治都说：“想不到中央文革里还有你王力这样右的人。”

　　

　　以上所述，说明王力被江青打倒是势在必然。

　　

　　王力说，他同陈伯达熟，关系密切，同江青、康生一直有距离，敬而远之。当为“揪军内一小撮”问题找替罪羊时，江青首先端出了王力。

　　

　　有了替罪羊，还须大作广告，人们才会相信。

　　

　　武汉“百万雄师”的头头们当时就远见卓识：王力是刘、邓安插在中央文革里的黑手。

　　

　　江青说，王力、关锋问题是我们搞出来的。杨、余、傅是王、关、戚的黑后台，“5.16”的黑后台。王、关、戚是刘、邓的黑爪牙，他们是刘、邓安插在我们革命队伍中的钉子，我们把他们端出来，挂起来了。

　　

　　陈伯达说，都是江青同志端出来的。

　　

　　康生说，王力是什么人？他是一个国民党，是苏修特务。他是执行邓小平、王稼祥‘三和一少’路线的积极分子。江青同志先把王力、关锋，后将戚本禹揭露出来，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大功绩，也是中央文革、江青同志的重大功绩。

　　

　　周总理也说，王、关、戚确实是刘、邓司令部主持工作的时候，派他们参加了当时的文革小组。而正是现在的中央文革几位领导人亲自把他们觉察出来，把他们端了出来。

　　

　　江青说，就算王力是无辜的，也要这么定！

　　

　　江青为了让毛泽东同意打倒王力，竟然对毛泽东说：“7.20事件后，王力成了大英雄，自认为了不起了。他认为天下是他王力的了，不是你毛泽东的了。”这话恶毒透顶，但毛泽东最后还是听了老婆的话。

　　

　　1967年8月31日，周总理召开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扬成武、吴法宪等人列席参加。会上，主要是康生发言，给王力罗列了四大罪状：一：反军乱军，毁我长城；二：“八.七”讲话反周总理；三：反对中央文革；四：刘、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的黑干将。江青最后宣布对王力”请假检讨”。散会后叫王力、关锋立即搬家到钓鱼台二号楼，从此失去自由。

　　

　　关于上述王力下台的情节，有人在“大作”中写道，周恩来神色冷峻地说：“宣布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个决定：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把他们抓起来！” 四个卫兵立即把王力、关锋逮捕，押出会议室…… “这样写历史很吸引读者，不亚于武侠小说。

　　

　　一个半月之后，1967年10月16日，陈伯达、张春桥找王力谈话后，又让王力“搬家”。这次把王力交给了卫戍区，送到了西山一座别墅里关了起来。1968年1月26日，王力被囚车（未带手铐）送到了秦城监狱，一直被关到1982年1月18日，差8天整整14年。

　　

　　文革中，秦城监狱里的“房客”几乎全是受迫害的高级干部和“要犯”，一般小偷流氓是无权光顾的。江青、康生等人指使他们的爪牙对秦城监狱的“房客”们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迫害。王力在秦城受过的“礼遇”，是最惨无人道、令人发指的。

　　

　　王力回忆说，被关的头五年，不准放风，最初不给任何带字的东西看。五年睡觉不准翻身，必须对着牢门的小孔，那里有一双眼睛24小时始终盯着你。床是两条凳子支着一块破木板，一条破被子，一条破褥子。白天不准坐在褥子上，只能坐在木板上，要坐一定位置，哨兵从小孔里能看到你才行。饭不给吃饱，更受不了的是只给很少的水喝。窗子用黑布挡起来，使人不知道白天黑夜。24小时用喇叭对着你放一种噪音。不给看病，强迫灌一种药，吃下去使人产生幻觉。最可气可笑的是，有一次，喇叭里模仿毛主席的湖南口音，大声说：“这次运动，除王力一人外，一个不杀。王力是国民党特务兼苏修特务，是现行反革命，立即枪毙！”就这样反复广播，一天宣布数次要枪毙王力。当王力作好了准备要赴刑场时，又突然宣布今天不枪毙了，明天再说。第二天又说后天再说。（读者，你们相信中国的“中央最高监狱”里有这种事吗？是不是王力在胡说八道？）显然，江青等人是要把王力折磨死，或把他的大脑破坏。他们害怕王力知道的事情太多，对他们不利。所以采取这种世界上少有的法西斯野蛮手段对付王力。

　　

　　文革中秦城监狱里的令人发指的黑幕已经披露了不少。王力的遭遇不是个别现象。据当年的6813号”犯人”（原《光明日》总编辑穆欣）描述说：“监狱里夜里反而不那么平静，不时有一些声响冲破漆黑的夜空传来。“犯人”中有些还是孩子，病痛的呻吟、绝望的呼叫令人心悸。顶层有一个广东口音的小姑娘，日夜不停地大声广播，用广播员的口气讲些听不懂的胡言乱语；有一个女子不停地唱歌，总是那几句歌词，昼夜不停地唱。常识告诉人们，她们不堪忍受这里的侮辱和折磨，被迫害得神经失常了……（这里完全是）法西斯式的审查。来这里接管的军人，只会一件事，（就是）不择手段地折磨人、侮辱人，搞点叫人哭笑不得的小动作，丢尽了人民解放军的脸——当然这都是长官意志造成的……”

　　

　　五年以后，1972年2月下旬，刘建章（出狱后曾任铁道部长）的夫人来探监，回去后把秦城监狱不给水喝等情况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很生气，批示道：“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作废。”此后，秦城监狱的日子才稍微好了一些。

　　

　　后来，到了1981年，监狱里才可以发纸和笔，王力便向新的党中央领导人不停地写信，揭发“四人帮”之流的问题，并写了大量宝贵的党内斗争史料，提出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方面的建议，其中不少建议竟然被当局采纳了。

　　

　　身陷囹圄自身不保的王力在那样的处境和条件下，仍“多管闲事”地关心党和国家的命运，不停地为党和人民做点事情，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的。

　　

　　1982年12月，邓小平通过对王力长期、全面地审查后认为：王力（当然是现在的）“立场是正确的，态度是端正的，是有理论水平的，有文字修养的，有能力为党工作的。”在邓小平等同志的过问下，王力终于结束了14年的牢狱生活，离开了秦城监狱，恢复了自由，被安排在中组部招待所。据说，后来中央有人曾让王力探讨一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如何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有人嗤之以鼻，认为是天方夜潭。包括文革史大侠叶永烈先生也认为，王力是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理论的阐述者和拥护者，当年鼓吹文化大革命如何发展了马列主义，今天又研究十一届三中全会如何发展了马列主义，真不知道他的马列主义是什么？对此质问，笔者不敢苟同。真正的马列主义究竟是什么，全中国现在恐怕没有几个人能说清楚，包括笔者和叶先生。不要忘了中国人的名言：浪子回头金不换；宰相肚里能撑船；识时务者为俊杰。想当年的文革中，邓小平同志诚恳检讨，保证”永不翻案”，难道后来翻案就错了吗？试问，中国有几个政治家和上层文人从生下来到死没有改变过政治观点？包括我们的祖宗在内的亿万中国明代百姓和官员在“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淫威下，后来都成了大清国的臣民；中国共产党的元老们当年许多人都信仰三民主义，甚至是晚清秀才、民国旧军人和国民党员，这有什么奇怪的？作为小人物，笔者也曾是文化大革命的狂热拥护者，今天对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七分拥护（还有三分持保留态度），难道不对吗？难道不行吗？世界在变，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包括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认识也在变，这是十分正常的，不值得大惊小怪。当年拥护文革的人为什么现在就不能拥护十一届三中全会？难道王力等人一定要顽固地坚持认为文化大革命万万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背叛马列主义的黑会、邓小平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叛徒、是党内最大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才算英雄好汉吗？

　　

　　王力出狱后得了癌症，仍不停地写东西，向中央提合理化建议。例如，他曾经对中国的农业改革和农民问题致信中央，谈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他甚至对文物政策提出建议，认为文物是全人类的财富，不应当整年锁在黑暗中，应当交流、展览，大部分文物应当允许自由买卖、流通……如今看来，王力的意见绝对没有错误吧！

　　

　　王力忍辱负重，希望以自己的错误教育后人，当然也想为自己开脱某些莫须有的罪名，这是完全正常和可以理解的。但是某些人始终不放过他，始终把他当成“四人帮”之流。就连他拥护邓小平、支持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也成了“讨好权贵”、“别有用心”、“阴谋东山再起”、“文革余孽的反扑”。笔者实难相信，说这种话的究竟是些什么人？懂不懂法律？有没有良心？如果他们是被王力迫害致死的人员家属，有情可原，遗憾的是他们中某些人不见得不是“文革余孽”。文革初他们也积极拥护毛泽东，奋起造反，喊“打倒刘少奇”不比别人少，抄家、斗“黑帮”、打“黑五类”的勾当没有少干。笔者并不认为王力文革中没有错误，也不认为王力是多伟大的马列主义者，但是，请问，如果30多年后对中国严酷的社会现实充耳不闻、视而不见，仍喋喋不休地骂这个是“文革余孽”，那个是“文革余孽”，是不是想逼得“文革余孽”们站出来说两句？是不是惟恐天下不乱？文革中造反派组织起码占全中国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以上，造反派头头和积极分子也不下几百、几千万人，难道都是“文革余孽”？如果是“文革余孽”，那么发动文革的毛泽东和积极拥护毛泽东的大人物们——例如周恩来是什么人？邓小平同志当年主动写的“永不翻案”又怎样解释？某些人不分青红皂白，拿王力这样一个文弱的“秀才”出气算什么本事？有本事把毛泽东的尸体换个地方，把中国共产党这个“幽灵”从地球上消灭，那才是“英雄好汉”！

　　

　　在邓小平、胡耀邦等人的关照下，王力最后被免于起诉（王力从未被正式剥夺过公民权利，也从来不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同案犯），但在陈云、王震、薄一波、习仲勋等人的坚持下，定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被开除了党籍。邓小平权衡利害，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救人没救到底。

　　

　　关于王力拥护邓小平和邓小平保护王力（差点重新启用）这件事，国内外许多人不知内情，甚至有人认为是胡说八道，但这是历史的事实。文革前，中国共产党的反修斗争主要是身为总书记的邓小平和康生具体领导的，王力是中共中央反修论战的主要笔杆子，应当说邓小平对王力还是比较了解和信任的，说王力是刘、邓的人也不算错。文革开始后，用周恩来的话说，是刘、邓派王力进中央文革小组工作的。而江青对王力是不欢迎、不信任的，所以作为中央文革成员，唯有王力一人没有参加整刘、邓的中央专案组。虽然王力文革初彻底”投靠”了毛泽东并有许多极左言论，但他对邓小平始终是同情和说好话的。实事求是地说，他当时能做到这点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作为”中国人民的儿子”的邓小平，在他东山再起之后，不可能把王力当做坏人对待，那样太不够“哥们义气”，就是这么回事。

　　

　　据王力说，在武汉“7.20”事件发生前两天，毛泽东曾对他说过，如果将来林彪身体不行了，中国的事情可能还要邓小平出来收拾局面。从以后毛泽东三次重新启用邓小平——尽管又三次打倒，但始终保留邓小平的党籍看来，王力的话是可信的。

　　

　　王力是个热心人，有时候甚至童心未泯，有点可笑。他在秦城监狱中和出狱后，经常忘了自己的处境和身份，”多管闲事”。有两件事是令人感动的。

　　

　　陈伯达被判18年重刑关押之后，尚关在秦城监狱中的王力自身难保，却多管闲事。他想，尽管江青等人把他王力“端出来”时，作为“揪军内一小撮”社论的批发者陈伯达不但不保他，反而落井投石，但不管怎么说，陈伯达是他多年的领导和上级。王力刚参加革命时，很难看到毛主席的著作，倒是陈伯达的著作能看到，王力把陈伯达视为自己的马列主义启蒙老师。现在老师遭了难，不管怎么说，应当给他说几句好话。于是王力在狱中向中央投书，说陈伯达话不了几年了，他还是干过一些对党对人民有好处的事情的：例如，1964年12月的一天，陈伯达对王力说，主席要整少奇同志了，少奇同志可是一个很纯的共产主义者呀！这如何得了呀！陈伯达偷偷地告诉彭真、陶铸二人，让他们劝少奇同志赶快向主席检讨，刘少奇照办了。结果毛泽东主席推迟了整刘少奇同志的时间。另外，陈伯达开始主持写“5.16”通知时，没有那些严重的话，是主席和康生后来加上去的；上海刚开始一月夺权时，陈伯达反对过，认为不应该夺权，而可以监督；还有，陈伯达起草九大政治告时，主张今后应以生产为中心，结果被主席否了。等等……

　　

　　王力认为，陈伯达的寿命不会很长了，如他不坚持错误，又已经关了十年了，可否让他假释以度苍生？“恩所加，则思无因喜而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笔者注：这话的意思大该是，给他一点小恩，他会因此而高兴、感激；惩罚过头，他会喊冤、发怒而抗议你滥施刑罚。）

　　

　　可能中央考虑了王力的意见 ，陈伯达很快就假释了，中央并把他的儿子调来京照顾他，陈伯达感激涕零。

　　

　　另一件事是向中央建议为黎玉同志平反。

　　

　　黎玉，山西崞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1934年初，黎玉同志领导了开滦煤矿总同盟三万人反帝大罢工。抗日战争时期，他任山东省委书记，八路军山东纵队政委，山东省政府主席。1948年山东进行土地改革时，黎玉同志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被打成“反党野心家”，撤消了一切党政领导职务，从中国革命的战场和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当时王力在山东工作，了解有关情况。当时整黎玉的主要问题是“个人崇拜”、“个人野心”。历史的事实是，当时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在两党代表开会或谈判时，对方挂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何思源的像，我方当然不能挂毛主席的像，只能挂出黎玉的像，这完全是处于当时斗争形势的需要，是完全正常的，并非黎玉同志有“个人野心”。中央领导同志赞同王力实事求是地分析，批准为黎玉同志平了反。

　　

　　黎玉同志蒙冤30多年。如此一位老资格的、功勋卓著的、1926年的共产党人，山东人民的父母官，如果不蒙冤，将为革命作多大的贡献呀！可惜，共产党的党内斗争哲学太厉害了。（注：看来，共产党自己人整自己人——而且往死里整——是有历史传统的。）

　　

　　当时黎玉同志正在病中，可想而知，老病交加的黎玉得知自己终于平反的消息时，心情是多么激动。他感谢中央，也感谢王力。他立即约王力一晤，定于第二天上午见面。

　　

　　不料，王力第二天一早赶到北京医院时，黎玉同志却因过渡兴奋在头天晚上病逝了，二人失之交臂。

　　

　　这就是王力，这就是被“四人帮”关押14年至今仍被世人咒骂的王力。

　　

　　听说王力出狱后得了癌症，我和尹聚平等人去看望他。满头银发、骨瘦如柴但精神很好的王力和夫人王平权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谈及对文革中的错误定性问题，王力没有把中纪委的定案文件和相关证据拿给我们看，只说是犯有严重政治错误，开除党籍，免于起诉，享受局级生活待遇。他反复强调这是小平同志和耀邦同志关照的结果，大有感恩戴德的味道。我当时听后，不禁哑言失笑。

　　

　　我一笑王力太书呆子气；二笑自己也是被定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同王力半斤八两，一路货色。这使我简直有点受宠若惊。看来这个“严重政治错误”的帽子是戴松紧带的，许多人都可以戴。

　　

　　“凭什么开除你的党籍？”我说，“你的错误不过是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当传声筒。就算错误，也是路线错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共产党的一贯政策，凭什么开除你的党籍？你一没有发明‘揪军内一小撮’，二没有反周总理，三没有整刘少奇、邓小平。‘武汉事件’是毛泽东、周恩来自己捅的娄子，拿你当替罪羊。中纪委不是说不追究你的责任吗？怎么最后还是开除你的党籍？”

　　

　　王力说：“我也想不通。我党历史上犯路线错误的很少开除党籍。张国涛是投靠了国民党才开除党籍的。王明的党籍毛主席一直为他保留着。所以文革中开除刘少奇的党籍是错误的，造成被动。无论如何，刘少奇的党籍应当运动最后处理，这是主席的失误。”

　　

　　“当时是谁积极主张开除刘少奇的党籍？”我问。

　　

　　“主要是江青、康生等人。根据就是中央专案组关于刘是叛徒、内奸、工贼的告。主席、林彪、总理也是看了这个告才拍板的。”

　　

　　“对!‘刘贼’这个词就是周总理讲话中第一次使用的。当时我们听了还大吃一惊呢？”

　　

　　王力感慨的说：“刘少奇的材料，都是四人帮专案组逼供信的结果。逼供信那一套，我算尝到滋味了。我一直认为，对于那些国民党战犯和真正的叛徒、特务的口供和证明材料，不能轻信。他们一些人为了保自己，要他们写什么就写什么。”

　　

　　王力谈了自己被打倒的经过，令我们不寒而栗。我们不明白，今天还是好好的革命同志，一下子就宣布是坏人，就抓起来投进监狱。看来“政治斗争残酷无情”，“伴君如伴虎”，这话一点没错。

　　

　　王力谈了自己在秦城监狱里面受得罪，令我们简直不敢相信。笔者半开玩笑地说：“现在中国开始讲法制了。当年审判‘四人帮’ 的罪名中没有对你迫害的一个字。你可否重新以个人名义起诉‘四人帮’和康生之流侵犯人权，违反宪法，诬陷、伤害等罪，并要求把江青、康生之流碎尸万段，赔偿十几年的肉体伤害损失费、精神损失费及误工费一亿元，或者一元钱也可以。若国内不受理，可向国际法庭和联合国申诉，如何？”

　　

　　王力笑着说：“在国外完全可以，在国内就是开玩笑了。文革中错整了那么多人，有的人都整死了，我算死里逃生。要不是小平同志，我也早被折磨死了。我是有错误的，我希望以自己的错误和教训警示后人。”

　　

　　关于“5.16”问题，王力说他在秦城监狱中从来没有人向他提起过，他当时根本不知道他还有个“5.16黑后台”的罪名。我一听，又是哭笑不得。

　　

　　“这就怪了！”我说：“全中国连三岁小孩都知道肖华、杨、余、傅、王、关、戚是‘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黑后台。可是我们去年去看望老同学的父亲肖华时，他也说被关押的几年里从来没有人对他提起过‘5.16’的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四人帮’要整人，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王力说，“‘5.16’就是‘四人帮’凭空捏造出来整人的，‘莫须有’嘛！当时我们这些人早被打倒关起来了，什么屎盆子都可以向我们头上扣。”

　　

　　“可是抓‘5.16’是主席、林彪和总理发的指示。‘5.16反革命阴谋集团”不同于‘犯走资派错误’，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像‘走资派’，有伸缩余地，还有‘犯走资派错误’和‘死不改悔’一说。”

　　

　　“主席晚年有许多失误，文革中就更多了。这个问题，我也是一步一步地认识的。人老了，许多事情全靠汇，偏听偏信的事就难免发生。像贺龙问题、罗瑞卿问题、杨余傅问题，还有我的问题，主要是听信了林彪、江青、康生的话。他老人家一旦形成一个印象，很难更改。文革问题，要不是发生林彪事件，主席是不会认半点错的。我多年在主席手下工作，深知主席的这个性格。”

　　

　　“早知道中央内部是这个样子，当年打死我们也不当红卫兵造反派！”

　　

　　“历史不能假设。斗争和灾难是宝贵财富。文革史无前例，不光对你们，对我们老家伙也是一次难得的锻炼。人的一生还是经历一些斗争和受一点磨炼好。”事到如今，王力的“官话”仍然脱口而出……

　　

　　王力从1968年到1982年1月18日被货真价实地关押了近14年，最后来了个免于起诉。这14年算怎么回事呢？江青、张春桥、王洪文是判的是死刑或无期，死在了监狱里。而陈伯达、姚文元、黄、吴、李、邱等人正式判了重刑的皆比不上王力坐牢时间长。笔者查了一下，文革中，正式关在秦城监狱14年可能是秦城犯人的“吉尼斯”。文革中被迫害、关押、致死的老干部们还有个平反的追悼会，王力最后悄悄地离开了人间。

　　

　　1996年10月21日，王力因喷门癌扩散转移病逝于北京某医院。出席遗体告别仪式的除家属亲友外还有二百多人，其中有知名的不知名的各种人物。许多人对王力的死十分悲痛，悼念王力的花圈、挽联、诗词摆满了医院的地下室，可是，正当遗体告别的时候，有人突然拉掉了电闸，家属只好借来应急灯。这种与死人过不去的作法实属小人之举，令人愤慨。

　　

　　王力究竟是什么人？是人还是鬼？历史的事实应当恢复其真面目。王力是犯了路线错误的同志而不是坏人，充其量是个令国内外反华反共小丑们和右派先生们讨厌的左倾分子。（注：王力至死把“同志”二字看得很重，其实“同志”这两个字现在已经不太值钱了。）秦城监狱14年的关押远远超过了对他错误的惩罚。如果不算政治迫害，没有其它解释。

　　

　　王力是中苏大论战“九评”的主要起草者，中苏论战虽然早已成了过眼烟云，但此一时，彼一时也！笔者至今认为，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为了维护自己的的政权，反对现代修正主义，防止“匈牙利事件”在中国重演，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没有错。

　　

　　顾炎武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一个政党，一个国家，姓“社”还是姓“资”，决不是老百姓不必过问的小事。君不见资产阶级上台之日，罗马尼亚党中央总书记的胸膛上挨了几十发子弹；共产党的省委书记看大门没人要；铁托的故乡南斯拉夫成了北约的耙场；中国的大使馆成了人家的炮弹坑。资本主义复辟之时，挖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祖坟”的人将大有人在，但绝不可能是王力和我等造反派们，而只能是共产党内、外的叛徒、败类和贪官污吏们，还有吃“肯德基” 、“麦当劳”和“日本料理”长大的新生的资产阶级权贵们，或者是那些自命不是“文革余孽”的家伙们。

　　

　　如今，列宁缔造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早已不复存在，苏联和东欧共产党也差点成了“反革命组织”。戈尔巴乔夫、叶利欣之流逆历史潮流而动，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打倒共产党，取消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早已得逞。有人开玩笑说，如果当年苏联也搞过文化大革命，苏联共产党后来绝对垮不了台。这话有没有道理且不论，但历史的血淋淋的事实是，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苏联”被肢解；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毁于一旦；一夜之间，苏联和东欧共产党下了台，成了在野党甚至非法组织；许多老共产党人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儿”，大批的共产党人和革命者被逮捕、关押和判刑，这就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好处”！“苏联”的解体，打乱了东、西方的战略平衡，严重地削弱了世界反霸权主义的力量，使中国暴露于世界反华、反共势力的最前哨。作为中国人，我们面临的威胁和付出的代价将是无法估量的。

　　

　　历史证明，前苏联这步棋，是苏联共产党人自作自受。尽管反共的先生们认为共产党完蛋是大好事，但笔者不敢恭维这种论调，因为它首先不符合中国的国情。毛泽东早在1965年之前就看到了苏联这步棋，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当然也为了巩固以他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永远的统治地位，他搞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他搞了很多极左的东西，但目的是为了中国共产党的红旗不倒，如此而已。可惜，他的文化大革命走向了反面，树敌太多，伤害了大量无辜。在他死后，被别人全盘否定。

　　

　　据苏联解体多年之后的俄罗斯《独立》在一篇社论中说：“当年，正是戈尔巴乔夫造成了苏联的混乱，而混乱毁灭了这个帝国。他在试图消灭极权主义时扼杀了共产主义；他在试图将自由引人国家时扼杀了国家；他在试图使社会习惯于民主时扼杀了民主；他试图在原有的疆界内放松帝国时，既打破了疆界，又葬送了帝国。人们不理解，他到底是缺乏领导能力呢，还是故意要那样做？”很快，戈尔巴乔夫就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不打自招地承认，他从中学时代就想取消苏联共产党，消灭共产主义。

　　

　　不管历史怎样发展，戈尔巴乔夫之流将永远被钉在共产主义历史的耻辱柱上。

　　

　　奇怪的是，现在中国有一股嚣张的妖风邪气，也可能是改革开放的“伟大成绩”吧，谁要是说两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共产党、社会主义的好话，立即被骂为“土老帽” 、“极左派”或“文革余孽”，甚至被罗织罪名投进监狱。而“极左派”和“文革余孽”成了某些人骂人的口头禅。更令人悲哀的是，某些吃过文革苦头的大人物们为了一时痛快，不顾后果，容忍甚至纵容这种妖风邪气，令人可悲。骂人谁都会，整天骂“文革余孽” 的人中不能说没有好人和“精英”，但其中有许多是国民党蒋介石的孝子贤孙、美国佬与日本鬼子的杂交种和数典忘祖的中国人的败类。在当前国际国内反共反华势力猖獗的今天，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者不能无动于衷，不能人云亦云装糊涂，更不能助纣为恶，视共产党的江山和人民大众的利益为儿戏。否则，伊拉克的今天就可能是我们的明天。

　　

　　王力文革初犯了极左的路线错误，但他一没整刘少奇，二没整邓小平，三没整陈云，薄一波、习仲勋等人，他不是中央专案组的成员，他不应该为“中央文革”和毛泽东的文化革命错误负太多的责任。

　　

　　王力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没有丧失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他临死对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邓小平和新一代党中央仍然寄予了无限的深情。他虽然已经被开除出党，但他仍是地地道道的共产主义的忠实信徒。他是中国文革中的悲剧人物之一。

　　

　　“要留清白在人间”，这是王力临终前的遗愿。人生在世，不过百年。有的人活着，如行尸走肉，对别人，对国家，对民族来说可有可无；有的人死了，却仍然被话着的人怀念或议论，因为他对社会的功过影响着后人。王力的骨灰撒进了大地，他的文章、著作和脚印却留在了人间。他的是非功过任凭后人们评说去吧！王力就是王力，他已经听不见了。

　　

　　公元2002年，百万字的《王力反思录》在香港隆重出版。该书的出版引起了轰动，成了畅销书。大陆许多骂了王力多年的大小人物们看了该书后，了解了历史真相，改变了对王力的看法，纷纷向王力的家属表示友好地慰问。该书获得香港地区图书最高奖，成为“达官贵人”送礼的首选之物。王力的在天之灵可以瞑目了。

　　

　　53）回故里看望李青君

　　

　　本章再回到我的人生之路。

　　

　　1967年7月25日上午，穿着军装的井岗山、吴介之、胡慧娟、尹聚平回到了北航，受到了红旗战士们的热烈欢迎。在去食堂吃中午饭的路上，我遇上了尹聚平。听说她在武汉死里逃生，我应当表示一下关心。文革以来，尹为了支持我，走上了造反的道路，成为北航红旗一名能干的女将。我始终感到她应该走另一条路，不应该当造反派。

　　

　　当时，有些话我很想对尹聚平说说，但始终没有机会。今天她又很忙，说吃了饭要去天安门开大会，我把到嘴边的话又咽下去了。

　　

　　尹走了，我心里突然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仿佛失去了什么东西。不好，我这是干什么？我的脸一阵发烧，心跳不止。我突然想起了李青君，我仿佛看见她那双痴情的大眼睛正望着我……

　　

　　如果说作为干部子女的尹聚平是高贵的“小姐”，那李青君则是纯情朴实的村姑；尹若是花园里的牡丹，李则是故乡田野里的苦菜花。而我，一个乡巴佬出身的孤儿，我是沂蒙山下渠河岸边的一棵苦藤。理智和良心使我战胜了时隐时现的梦幻，我必须面对现实，我不能忘记故乡那淳朴、善良的村姑。

　　

　　趁着尹聚平到目前为止什么也没有表示的大好时机，我必须快刀斩乱麻，忍痛断情丝。我要马上回到我的村姑身旁，他等着我，我恋着她，她才是我归航的港湾。

　　

　　于是，就在尹聚平的背影消失之际，我突然决定，立即回山东老家看望老祖母和李青君。于是，就在北航召开批斗彭德怀大会的前夕，我于7月25日下午离开了北京。1967年7月26日上午，（请读者注意，这个时间非常重要，见后述。）我下了火车，赶到了李青君所在的县烟草公司。

　　

　　李青君正在仓库里同工人们搬运烟包。她听说我来了，飞快地跑了出来，用头巾拍打着身上的尘土，来到了我的面前。啊，她瘦了，也晒黑了，还是那双深情的大眼睛，还是那双又粗又长的大辫子。

　　

　　晚饭后我和李青君来到了县城北边的河边。这里是高中初恋时常来的地方，沙滩依旧，树影婆娑，夏日的夕阳映照在宽阔的河面上，泛起耀眼的光，映红了李青君的脸颊。啊！我的美丽的村姑，你知道吗？五年了，我想着你，你等着我。尽管相隔千里，每半年一次的匆匆相会，又匆匆地分离，积下了的太多的思念和万语千言，但我们的心始终未变。我处在繁华的闹市，周围充满了太多的阳光、鲜花和诱惑，可是，五年来我始终回到你的身旁。

　　

　　我们在河边坐了下来，在落日的晚霞中，诉说着那积累了很久的千言万语……

　　

　　我带着心爱的姑娘的嘱托，很快返回了北京，又投入了那紧张而又疯狂的革命中去。

　　

　　在我阴差阳错地返回山东的日子，1967年7月26日，“北航红旗”和地质学院“东方红”按上面指示，在北航南操场联合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批斗彭德怀、张闻天等同志大会，而我，不在现场。

　　

　　54）中央武装北航红旗

　　

　　1967年8月5日，我从山东老家赶回北航后，中央已经武装了北航红旗。

　　

　　“7.20”事件后，陈再道的枪杆子可能把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人吓了一跳。毛泽东指示：要武装左派！周恩来奉命执行。其实，早在7月18 日，毛泽东在武汉就当着周恩来、谢富治、王力、陈再道、钟汉华等人的面说过：“为什么不能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我看要把他们武装起来。”周恩来、谢富治、王力等人贪污了这个“最高指示”，没有向任何方面传达。而陈再道等人早已经领会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百万雄师”的武器大部分来自武汉军区。

　　

　　鉴于“北航红旗”在中国文革中的特殊地位，中央决定，首先武装“北航红旗”。经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北京卫戍区奉命把数千支枪发给了北航。（注：谢天谢地，幸亏中央文革的秀才们无权给北航发枪。）

　　

　　1967年7月27日，北京卫戍区在北京航空学院主楼前举行了隆重的授枪仪式，北京军区第一政委、公安部长、副总理谢富治，代理总参谋长杨成武、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等军界领导人出席了授枪仪式。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同志奉党中央、周恩来总理指示，代表北京卫戍区把二千五百多支苏式冲锋枪、新式半自动步枪和20支“五四”式手枪授于了“北航革委会”。随后，北京卫戍区有关人员如数把武器运到了北航。

　　

　　这事立即轰动了北京市和全国。据我所知，文革中由中央直接发枪的，全国仅北航一家。外地群众组织的枪，有些是部队偷着给的，有些是抢的。

　　

　　关于子弹问题，历史的事实是，当时谢富治、杨成武等人说，“你们还没有经过正式训练，发了有危险，过几天派解放军来军训时再发。”

　　

　　关于给北航发枪一事，据韩爱晶说，他很早就向总理请示过，目的主要是想民兵训练打靶用。当时红卫兵们崇尚毛泽东诗词的一句时髦话—— “不爱红装爱武装”。另外韩本人文革前是北航射击队的队员，爱好射击，有了枪可以组织民兵打靶——既刺激又好玩，这也是北航所有头头和群众的想法。除此之外，决没有任何其它背景，甚至同派性和武斗也联系不上，更不可能像北航某些人后来说的“是为了反党乱军、威胁首都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安全”。至于周总理在武汉“7.20”事件后为什么亲自批准给北航发枪——其中的奥妙笔者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很清楚，如此大事当然是毛泽东、林彪和中央、中央军委同意批准的。

　　

　　现在看来，给群众组织发枪，绝对是神经病，但当时我们却受宠若惊。

　　

　　革委会常委决定，由我和革委会委员刘建华负责武器保管和组建“北航红旗武装部队”问题。于是，我们把保卫部进行了改组和扩大，从全院学生中挑选了三千多人组成了北航基干民兵队伍，对内称“红武连”，对外称“北航红旗武装部队”。我们制定和公布了有关制度和组织纪律，规定：北航红旗武装部队的宗旨和口号是“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注：当时有人提出加上“誓死保卫林副主席”和“誓死保卫中央文革”，我和韩爱晶等人认为有“誓死保卫党中央”就行了。）北航红旗武装部队只执行党中央、北京卫戍区和北航革委会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北航任何个人（包括韩爱晶和我本人）无权调动武装部队到学校以外执行任务。我们还建立了武器库，派可靠的红旗战士昼夜值班看守。我对管武器的学生下了死命令，没有我的批准，任何人（包括常委）不准动用一枪一弹，否则“军法从事”。万没想到，我这个近乎玩笑的命令，由于我和有关人员严格执行，后来管了大用，可说救了我和北航红旗一命。

　　

　　55）大连烟台遇险记

　　

　　中央武装“北航红旗”后，因考虑到我们不是正规军人，没受过正规军事训练，怕出事，暂没有发子弹，说将来派解放军来军训时再发子弹。没有子弹等于烧火棍，就没有威慑力量。于是，常委们决定让我先设法搞一些子弹，一是用于民兵打靶训练，二是头头们可以先过过瘾，但绝对不准出事。

　　

　　我带了几个人，又去了大连。当时大连两派武斗，陆军、海军各支一派，群众组织手里枪支子弹很多，连迫击炮和鱼雷都有。我通过驻军（我支持过的部队）和群众组织老朋友，要了一些子弹（不需要枪支），派人运回了北航。（注：乘船先到天津，刘建华派车去天津接回。）所谓北航革委会派人外出搞子弹一事，就是这么简单。至于后来北航的“历史学家”们在校史中说的北航红旗“先后两次派人到天津、大连等地冲击部队、抢劫武器。”不知谁干的，反正本人没干。

　　

　　对这件事，我始终认为，北航革委会和我本人因中央发了枪没发子弹而带人去大连找朋友要了一些子弹，这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无政府主义性质的错误，我不愿意对自己无限上纲。因为前提是中共中央最高当局已经发了我们数千枝枪。这件事若放在40年后的今天，当然是违法行为，但此一时彼一时。如果拿今天的法律衡量昨天的行为，那么反右运动中迫害整死整残那么多人的共产党的官员和所谓积极分子们（这里面很可能包含北航的某些先生们）是否该枪毙！当时全国两大派群众组织都有大量武器弹药，甚至有坦克、大炮、鱼雷等。这些武器不可能都是群众组织抢来的，经历过文革的“地球人都明白”。

　　

　　后来北航某些人整我时用的标准语言是，“去大连抢劫解放军的军火运到北京，直接威胁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安全。”用笔杆子杀人谁都会，关键看有没有良心。我真不明白，我怎么得罪了我的母校的某些干部老师们，以至于他们这样丧尽天良地陷害我。当时某些“书呆子们”坐在北航享清福，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当时外地群众组织手里枪支子弹多得很，若关系好，一要就给，根本用不着抢；况且解放军的军火如何抢，由于北航的老师们没教过我，本人至今不会。至于威胁伟大领袖安全，这话简直是放屁！枪是伟大领袖愿意发给我们的，目的当然是为了让我们保卫伟大领袖，保卫党中央。一旦右派翻天，我们将跟着伟大领袖上山打游击，没有枪怎么行？领袖既然同意发给我们枪，早晚要发子弹，这是明摆着的事情。北航某些先生们看来很关心和热爱毛泽东，如今可能更热爱毛泽东，这就好。看在伟大领袖毛泽东的面子上，本人笔下留情，不再骂他们，并祝他们健康长寿。恕我直言，当时这些枪支子弹如果不是掌握在北航我戴某人手里，而是发给了其它学校（除北航外的任何一个学校），或者就交给北航某些一贯正确的“书呆子”们，能不能不出一点事，我不敢保证和恭维。说实在的，一个群造反派群众组织，一个普通的大学学生，在文革中那样的环境中，手中掌握着数千枝枪支弹药，始终没有出一点事，最后”完璧归赵”，没要求给我们记功就不错了。

　　

　　书归正传。从大连返回时，发生了一点小小的插曲，差点要了我的小命。

　　

　　我们住的大连警备区前哨文工团是文革中批准搞“四大”的单位。由于我们是拥护和支持大连警备区的，文工团领导又是我们的朋友，所以很安全。那天晚上，大连两派武斗，我们住的楼不知被什么组织包围了。

　　

　　楼下枪声响成一片，我怀疑可能是冲着我们来的。文工团的领导也很担心，大院都被包围了，出不去。

　　

　　前哨文工团是军队现役单位，但都是些书生、美女之类。我怕连累他们，决定带人坚决走。

　　

　　文工团王团长说不行，这样出去很危险，一看你们就是外地学生。他建议我们换上军装走，说罢让人拿来了几套军装。

　　

　　“他们暂时不敢对现役军人动手，你们大摇大摆地出大门，问题不大。出了门往左是警备区，往右走，直到码头，乘船离开就行了。”王团长说。

　　

　　我们立即上楼换军装。这时我和同学小陈往窗外观望，突然挨了一枪。我和小陈急忙趴下，一看，子弹从玻璃窗穿过来，把对面墙打了一个洞，好玄呀！

　　

　　我们换好了军装。忙乱中，我穿了一身战士军服，其他几个同学是军官服，四个口袋的。就是这个失误，后来出了大事。

　　

　　我领着几个同学，告别了文工团领导和朋友们，向大门外走去。

　　

　　门外站了许多端着枪的人，几个同学很害怕。我小声说：“注意军纪！挺起胸来！”便出了大门。

　　

　　数十个端着枪的不知道是哪个群众组织人盯着我们，象“夹道欢送”一样，稍不小心露出破绽，就会被抓甚至打死。谢天谢地，幸亏这身军装，没人敢动手，但一直跟着我们。

　　

　　我头脑一转，没有向右拐，而是向左警备区司令部方向走去。

　　

　　离司令部不远的时候，跟踪的家伙们才撤回去了。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身上出了一身冷汗，对大家喊：“快跑，跟我跑！”

　　

　　谁知女同学小蔡一下子喊起来了：“坏了，我腿抽筋了“。我和一个男同学上去架起她，向码头跑去。

　　

　　总算跑到了码头。“承包”（夺权）了“民主号”客轮的大连群众组织战友们把我们领进了特等仓。

　　

　　“唉呀我的妈呀！”大家一个个象死猪一样倒在了沙发上，地板上。

　　

　　“民主号”除我们几个人外别无他人，成了我们的“专船”，立即启航，向烟台驶去。

　　

　　我来到甲板上，面对浩瀚的大海，高兴地大声唱起了京剧《空城计》。

　　

　　到达烟台港后，我们谢别了“民主号”的战友们，立即赶到了火车站。我让同学们把救命的军装换了下来，以后好还人家前哨文工团。我自己的一身战士军装，仍旧穿着，到北京再说吧！

　　

　　到了山东了，等于到了家了，我知道当地驻军是支持造反派的，心里松了一口气。我去售票窗口买票 ，人家向我要“军人通行证”，我说忘了带，结果不卖给我，只好由已经脱了军装的同学买好了票。

　　

　　火车还有一个小时才开，我到车站广场上转了起来。我把两手插在裤袋里，东张西望，动作随便，根本就没想到我是一个“解放军战士”。

　　

　　这时两个值勤的战士向我走了过来，严肃地说“跟我们走！”

　　

　　“干什么？”我大声地问。

　　

　　“我们首长叫你去一下！”战士回答。

　　

　　不知什么事，去就去。这时我才想起自己穿着军装。

　　

　　当时火车站军管了，战士把我领进了火车站军管会办公室。

　　

　　一个军官让我站好。坏了，我忘了给他敬礼了（没有习惯）。这时我突然发现，两个持枪的战士站在了门口，我心里想，不好，今天可能要出事。

　　

　　“哪个部队的？”军官问。

　　

　　“大连警备区前哨文工团的。”

　　

　　“叫什么名字？”

　　

　　我了真姓大名。

　　

　　“干什么的？”

　　

　　“拉板胡的。”

　　

　　“身上有武器吗？”

　　

　　“我穿着单衣，一看就知。”

　　

　　“你们的团长、政委叫什么名字？”

　　

　　我犹豫了一下，心想，蒙就蒙到底吧！便说：“团长叫王金龙，政委叫李世民。”团长名是假的，政委名也不是真的。

　　

　　这时火车快开了，我提出要上火车。军官说：“你暂时不能走，你没有军人通行证，行动可疑，我们要查一下，查清了再放你走。”

　　

　　事后才知，其他几个同学见我被扣住了，赶紧上了火车走了。他们知道我不会有什么事的，他们走了就对了。

　　

　　军官出去了，交待战士看好我。我心里恼火，但不敢发火，好汉不吃眼前亏。

　　

　　等了半天，听见楼下汽车响，我向窗外的火车站广场一看，只见一卡车头戴钢盔、全副武装的战士跳下了车，立即把大楼包围了起来，十几个荷枪实弹的战士冲上楼，包围了办公室。坏了，事情闹大了。

　　

　　那个军官领着年龄大一些的一个军官闯了进来，二话没说，照我脸上就是一巴掌，并立即撕掉了我的帽徽、领章。

　　

　　“解放军凭什么打人？”我捂着腮帮子大声地喊。

　　

　　“我们不打好人。老实交待，谁派你来的，一共几个人？”老一点的军官问。

　　

　　“我们打电话查问了，大连前哨文工团没有你这个人。”第一个军官说。

　　

　　他妈的前哨文工团这些书生，干好事不干到底，真不够朋友。他们一定认为我出了大事了，一口否认倒也不算什么大错，免得受牵连。

　　

　　“毛主席派我们来的，我们的人多了，你们要干什么？”我说。

　　

　　“我告诉你，我中国人民解放军严阵以待，不管你们从台湾来，从南朝鲜来，一个也跑不了，有来无回。”老军官说。

　　

　　“什么？你们把我当成特务了？这真是天大的笑话。老子是“北航红旗”保卫部长，武装部队司令，不信你打电话问问。”我不得不说实话了。

　　

　　对方一惊，问我有什么证件，我说没带。

　　

　　这时我突然想起，“北航红旗”的学生张长元是烟台人，文革中在烟台参加文化大革命，支持驻军，被烟台革委会选进领导班子。烟台市革委会上了山东省革委会，山东省革委会给北京市革委会和北航革委会来函借调此人，是我经办的。我批示”保留学籍，同意借调。”

　　

　　“你们市革委有个张长元吗？你们问他好了。”我没好气地说。

　　

　　“好好好，你等一会。”军官们走了，一会儿，一个战士给我送了一杯水来。半小时后，车站广场开来一辆小轿车，我一看，果然是张长元来了。

　　

　　张长元一进门就喊：“老戴，老戴！”又对军官们说，“你们怎么搞的？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把我的领导抓起来了。”

　　

　　两位军官赶紧上前同我握手，一个劲地道歉。我笑着说：“是我不对，是我不对，我说晚了。”这时，只见岗哨和全副武装的战士们全撤走了。

　　

　　张长元笑着说：“真玄呀！他们把你当成登陆特务了，看守所都准备好了。”大家哈哈大笑。我给军官们留下了姓名，电话，欢迎他们到北京找我玩，并把”北航红旗”的纪念章和几枚精致的主席象章送给了他们，他们十分感谢。

　　

　　我谢绝了军管会和张长元的挽留，他们送我上了烟台到北京的列车。

　　

　　到北航后，大家正为我着急，我把故事讲给大家一听，大家都乐坏了。

　　

　　后来，工、军宣队进院后，有人给我贴大字，说戴维堤大连搞军火，冒充解放军，差点被打死，这话一点不假，我诚恳接受批评。

　　

　　我带领人马千辛万苦、冒着生命危险搞回了一些子弹，后来又陆续从外出串联的学生手里收缴了一批子弹、枪支、手榴弹等。这些弹药都是真家伙，弄不好要出人命。我自知事关重大，于是采取了严格的管理措施。我挑选了几个绝对可靠的学生管起来，并下了死命令，没有我的批准，谁也不准领一发子弹。我们认为，北航革委会是一级政权，中央授于我们武器，是对我们的信任，如果出了事，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北京卫戍区对我们的信任，所以我们以革委会军事委员会名义下了通令，谁若胆敢私自动用武器、弹药，“北航红旗”武装部队和组织保卫部将按“军法”处治。

　　

　　有了子弹，革委会常委和保卫部组织了两次赴西山打靶，我和许多学生过了枪瘾。

　　

　　有一次，北师大一伙人开着卡车来冲击北航，被我的人拦在了门口，双方在门口打了起来。我让“红武连”紧急出动，开枪把对方的车轮打瘪了，把北师大的人赶跑了。

　　

　　北航是国防院校，教学区有解放军站岗。对导弹等保密仓库和尖端实验室，我增派了学生岗哨，保证万无一失。北航西边几根高压线是保证天安门用电的，每逢重大活动和节日，我就亲自带“红武连”的学生们在电线杆下昼夜轮流站岗。在北航保卫部和“红武连”的保卫下，北航文革中连一块玻璃也未打破，这是连反对北航红旗的人也不得不承认的事实。

　　

　　有人说北航文革中是重灾户，我又同意又不同意。文革中，北航革委会是北航红旗一派掌权，没有对立派组织，这是历史事实。但正是由于北航红旗一派掌权，北航文革中的“灾难”远比其他高校少，这也是历史事实。当时，北京的高校几乎都分两派，许多学校都在武斗。北京工业学院打死了老院长魏思文，清华、北大等许多大学天天武斗，打死打伤了许多人，连大楼都炸毁了。外地更是打得一塌糊涂，死伤无数。假如文革中北航不是“红旗”一派掌权，而是两派整天武斗，炸毁大楼，断水断电，枪声不断，不敢出门，甚至天天死人，象清华、北大那样，某些人可能就高兴了。假如那样，北航红旗后来日子反而要好过得多，某些反对北航红旗的朋友们很可能也会尝尝当“5.16”分子和“三种人”的味道。

　　

　　56）天安门广场武装游行

　　

　　北航红旗武装部队的最大一次行动就是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武装游行。

　　

　　武汉“7.20”事件之后，北京市整天示威游行，声讨武汉军区和“百万雄师”的“反革命暴乱”。作为中央文革的铁拳头，北航红旗自然不甘示弱，加上北航红旗直接有人在“7.20”事件中挨了打，红旗战士们气不打一处来。

　　

　　革委会常委们决定北航红旗持枪武装游行，由我负责领队，要求绝对不能出事。我建议是否向北京卫戍区打个招呼，韩爱晶等人说，打了招呼反而麻烦，决定不打招呼。

　　

　　我严格地挑选了持枪人员，检查了每一枝枪，不准有一发子弹。韩爱晶说，带枪为了吓唬人，若出了事，要你的脑袋。

　　

　　那天，我带领荷枪无弹的数千名北航红旗武装部队战士，后面跟着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很快到达了新街口北口。

　　

　　新街口是北京内外城分界线，进了新街口，就是进了内城了。北京卫戍区的值勤战士和公安干警如临大敌，组成了人墙，阻止游行队伍进城。

　　

　　大队人马被挡住，我很着急，请值勤战士马上放行。战士们不敢作主，要打电话请示上级。一会儿，战士让我去岗哨接电话。

　　

　　因工作原因，我常同卫戍区打交道，我的名字卫戍区许多有关人员都知道。

　　

　　电话里的人我不熟悉，可能是值班首长，他问我是谁？

　　

　　我说：“我是北航红旗武装部队司令戴维堤。”

　　

　　对方哈哈大笑，说：“你们武装游行，谁批准的？”

　　

　　“毛主席批准的。”我随便回答。

　　

　　“我们没接到通知，不能放行。你知道，这是首都，任何人不准带枪进城。”

　　

　　“你们当兵的为什么能带枪？我们也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你快请示傅崇碧司令员和黄作珍政委，耽误了大事你负责。”我口气很硬，有恃无恐。

　　

　　“你等一下。”我等了一会儿。

　　

　　“你们枪里有子弹吗？”口气有缓。

　　

　　“绝对没有，我向你保证，我一支支亲自检查的，一粒子弹也没有。枪是你们发的，一粒子弹也没给，等于烧火棍，你们怕什么？”

　　

　　“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绝对不能出事，否则谁也担当不起。你不能说是我们同意的，你们自己冲吧，我命令值勤战士撤开。”

　　

　　乖乖！很好，够朋友，给面子。我放下电话，赶到队伍前面，大喊：“同志们，冲呀！”这时执勤的战士们全让开了。

　　

　　队伍长驱南下，赶到西单，又遇上了麻烦。只见一排排警察组成多道人墙，不准队伍前进。

　　

　　建国后一直到文革中，除了国庆节阅兵经中央批准，解放军和民兵可以持枪经长安街进天安门广场外，还没有任何群众组织敢持枪进城游行。当时北京市的警察们没有接到任何通知，被我们的持枪队伍吓坏了。有的警察根本不知道中央给北航发了枪，所以他们如临大敌，拉起人墙不准我们通过。没有功夫扯皮了，我用携带的喇叭大喊：“警察同志们闪开，保卫毛主席的请参加我们的队伍，北航红旗武装部队誓死保卫毛主席，谁胆敢阻拦谁就是反革命！同志们，正步——走！”我下了命令。

　　

　　数千名持枪的红旗战士高喊着口号，排着整齐的队伍正步向天安门方向挺进，后面跟着几十万大军的游行队伍，警察们被冲了个落花流水，有的人帽子都掉了。游行大军很快到达了天安门广场。

　　

　　游行的队伍在天安门广场呼喊了一顿口号，许多人的嗓子都喊哑了。那天天气又闷又热，但游行队伍秩序井然，斗志高昂，没有人掉队，没有人开小差。

　　

　　游行结束返回学校后，我让学生们清点了武器，擦得铮亮，入了枪库，没出任何问题。

　　

　　天安门广场的武装游行，锻炼了北航红旗武装部队的学生们。他们服从命令听指挥，不怕苦，不怕累，若打起仗来，一定不怕死。我和韩爱晶等头头们都非常满意。

　　

　　天安门广场武装游行之后，北航红旗又捞取了不少政治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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